风雨天一阁的读后感100字
许是对传统文化的仰慕，也许自内心的书生意气我读完余秋雨先生的《风雨天一阁》后，分明感到那源于历史深处的思索，如袅袅茶韵，飘然溢于纸外。
一座普通的藏书楼，却成了“一钟极端艰难，而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天一阁，确实承载了太多，太多。
天一阁，建于明中叶，由其主范钦历终身觅书建楼，延续数百年岿然不动。
其藏书楼之珍，保存之善，世所罕见。
几百年的风雨，范氏家族始终恪守着近于苛刻的祖训，甚至只有大学者黄宗羲才成为数百年来登临此楼的唯一一人。
然而当近代的兵燹来临，这座没有在大火中焚毁，没有在岁月中流散的古楼却如那饱经风霜的古书，那么轻易就焚毁了。
印着大学者诚惶诚恐脚印的楼板，只留下偷儿日夜窃书遗下的枣核……我不禁发问：为什么保存了几百年的古籍在近代烽火中显得如此脆弱
为什么，为什么偌大一个中华，终容不下一座小小的藏书楼
作为书生，我们是否也算作范钦的后人
但我读到范钦伟他的天一阁定下的条条铁律时，我不禁苦笑：在偷儿和强盗面前，书生的人格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创造了象形文字，创造了纸帛，又创造了印刷术的民族，将文化的传承寄予这小小的藏书楼，本身便是一种无奈，一种悲剧。
“血战前行的历史”战火一次次焚烧着脆薄的纸页，黑暗一次次吞噬着智慧和光明，然而范钦冷峻的理性，为何要倾注于这小小的一隅
为什么不让文明的星火撒向更广阔的领域
我们作为中华民族未来的思想者，不该扪心自问马
掩卷沉思，浩瀚乾坤，千古苍桑皆抑于此。
五千年的一个黄昏，一群茹毛饮血的的人来到一片荒原，发现这里可以耕种粟谷，无须为狩猎而奔波，于是华夏的始祖就这样默默定居下来……功于马背的秦始皇“余威振于殊俗”，“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
他扬鞭一指，苍茫燕山便出现了一条蜿蜒万里得长城。
胡骑锋镝，从此便越不过燕赵，攻不入中原，于是修长城便成了历代帝王的大事。
从秦一直延续到两千多年后的明末。
终于不见了狼烟四起，终于中原的王侯已安于“长乐未央”，然而不幸的是，地理上的围障却又将另一堵“长城”植入这古老民族的血液之中。
于是，有了“梅妻鹤子”终老沧州的隐士之风；有了钟情山水﹑俯视笔墨间的文人气质；有了埋首圣贤之言﹑探究修身之道的理学之派。
“长城将这个民族渐渐封闭，因封闭而自矜，因自矜而更加封闭。
从此，没有了马背上的狂奔，没有了面对大海的遐想，大漠的驼铃终化成历史的空灵，远航的船队终在一片”耀武异域，劳民伤财“声中归于泯灭。
于是便有了”乾嘉学派“，又了这孑然一身的风雨天一阁。
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对于一个从来无需长途迁徙﹑﹑四海为家的民族；对于一个无需苦斗于马背﹑大海的民族，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的视线投向更无垠的大地和天空呢
又是一个黄昏降临，残阳如血，衰草连天，当这斑驳的古楼映着欲坠的夕阳，多少悲怆尽在一片如死的寂静中。
天一阁，是否是一部浓缩的历史
是否是一个时代痛苦悲凉的结束
满楼黄纸，诉不尽满腔悲怆；千古兴衰，皆溢于尘埃之上。
天一阁的悲凉早已如远去的流水，一去不返，但余秋雨先生深沉的行文是否在告诉
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全文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
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
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
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
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
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
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
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
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
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
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
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
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
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
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
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播扬翻腾。
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
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
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
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
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
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
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
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
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
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
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
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
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
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
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
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
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
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
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
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
”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
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
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
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
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
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起来。
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
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
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
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
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
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
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
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
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
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
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
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
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
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
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
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
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
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
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
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
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
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
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
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
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
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
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
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
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
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
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
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
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
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
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
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
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学和历史学家。
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
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
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
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
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
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
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
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
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
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
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
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存目。
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
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
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
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
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
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
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
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
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
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
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
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
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
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
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
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
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
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
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
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
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
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文化苦旅中的风雨天一阁的读后感100字
在这篇万字散文中，作者叙述和表现的，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抱有坚定执着信念的终极追寻式的人物以及故事，我视之为文化精神品格的榜样，并以此为骄傲。
当我们被世俗文化骚扰甚至迷惑的今天，能读到他这篇散文，让我更感到了一种惊喜与难能可贵。
他在许多作品里几乎倾注了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追随历史人物的精神品格，试图在他们的故事和传奇中发现对今天和未来有所启迪的东西，为人类留下真实和道义的作品。
文章从《易经》、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一直追索到建国后的80年代，期间提到了创建和保护天一阁的范钦、范大冲父子，想看天一阁藏书而不得的钱绣芸姑娘，被破例允许参观天一阁的黄宗羲，提倡编写《四库全书》的皇帝乾隆，保护流散藏书、创建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等众多历史人物。
全文生动有趣，阅读完毕，读者不仅获取了大量的历史知识，而且不需要理论说教，就会自发地从这些故事和人物的言语行为中领会对传统文化的感悟。
在这一点上，余秋雨成功地做到了找传统文化之根，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写作心愿。
文章里充满了对民族精神根源的召唤和对国人善于遗忘的不满：“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想要改进现有的中国文化就需要从改变中国人的人格开始，而目的是为了塑造健康完满的人生。
在《风雨天一阁》里，作者看重的是一种“健全人格”的精神，由此，作者才写道：“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文中的这段文字，“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对我有极大的震动。
作者这样一个饱读诗书之人，我辈要不感到渺小与浅薄那才是一种耻辱。
古语有云“穷则变，变则通”，只有当一个人可以产生思考的时候，这个人的思想才能得到解放，得到发展。
面对选择，我们谁也很难立刻就能做出无悔的抉择；而历史中的抉择就更是难了
而范钦父子就不能不让我们钦佩了。
范钦不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智者，而且还是一个人格健全之人，是他将我们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攒聚起来，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精神的家园，虽然，不是很大，但已经足够了
在历史中，他能轻常人之所重，而重常人之所轻，在别人迷恋仕途之时，而他却在那个年龄将搜罗藏书融进了生命。
这不正是一种向上的文化品格么
他的长子范大冲面对万两黄金与藏书楼的抉择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承父业，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这种担当需要勇气，更需要一定的健全人格与人生的终极价值观作为支撑，否则，谁又不爱黄金而选择仍需长久开销的藏书楼呢
秋雨先生正是通过这一艰难的历程，为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展示了一个文化贵族家庭的持久魅力与人格底蕴，并为今天的大学生提出了一个构建健康的、有益他人和世界的人生价值观的最佳参照，为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此番风雨正当时，我辈岂能后古人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清朝的顶点——康熙 （读《一个王朝的背影》有感） 历史的长河滚滚而去，封建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
面对一代盛世的君主康熙，我的感情总是复杂的，仿佛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一点，像是缠作一团的丝线，总也理不清。
康熙的父辈给他了一个好摊子，他或许能坐享其成。
但有勇有谋、满腔抱负的康熙怎能容得下鳌拜的大权在握、吴三桂的割据一方，终于他开战了，十六岁干净利落的除掉鳌拜集团，二十岁又花八年时间打败吴三桂，他由稚气未脱变得成熟自信了。
他个才能远不止如此，当蔡元提出修筑长城时，他断然拒绝，答复是：“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
民心乐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可谓众志成城者也。
”这一句回答体现了他远见卓识、一代明君的风范。
对待外族，他一方面设立木兰围场，进行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他又每年在避暑山庄会见北方少数民族首领，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
用一个木兰围场和一个避暑山庄代替了连绵千里的长城和数以万计守军，岂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提到木兰围场就不得不提到康熙的涉猎，据记载，他一日之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可见他强健的体格。
身体的强健，与心理的强健往往联系在一起，这使他有足够的精力去处理各种复杂的事务。
更令我折服的是，康熙作为夷人，对汉学的研究不比哪个汉族知识分子差，尤其是朱熹哲学，到了专家的程度。
同时他对西学颇有研究，可以想象，紫禁城的朗朗夜空，康熙站在玉砌栏杆边，托着西方的望远景，遥望灿烂的星河，以及大清王朝的未来。
康熙也犯过错，尤其到晚年，文字狱，继位的纠葛，对西方传教士的不信任。
清朝开始落后于西方大国，空前的繁荣也带来了闭关锁国的自大。
在封建制度逐渐没落的背景下，康乾盛世犹如晚春的绽放的花朵，虽一时充满生机，但早已落后于季节的变更，随时可能凋零。
康熙的生命热情最终没有点亮中国的前进之路，但他的背影依然伟岸高大。
余秋雨的作品
余秋雨的作品： 1995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1年： 2004年： 2008年： 2008年： 2010年： 2010年：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
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
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2011年被授予甘肃联合大学荣誉教授。
2010年起担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余秋雨的腊梅读后感
曾经肤浅的以为，散文都是些精巧玲珑之作，清新、淡雅、休闲。
但自读了的，对散文又有了别样的认识。
我从这些被称做大散文的作品中读出了黄钟大吕之响和惊涛裂岸之势，更读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历史感与沧桑感。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残阳废垒，西风古道，在他的笔下都变的雍容大气且富于智慧。
仿佛成了历史的浓缩与见证，在世纪轮回中散发着不灭的穿透力。
篇篇语言精美气势恢弘的作品，就象一位无声的导游，在历史的交汇点我循着他的足迹推开了一座神圣殿堂的大门。
一篇读的我心中隐隐做痛，为敦煌叫屈，为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痛惜。
慌若又看见那些贪婪的外国学者正从窟中毫无顾忌的搬运经卷，抢掠文物，一批批的珍贵文化遗产就这样被洗劫、瓜分，以至沦落他乡，流失在外。
真想大喝一声“住手”，可声音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最终化为一声悲叹。
然而历史的悲剧不是一声叹息就能挽回的。
那凝重的语气悲沧的笔调、掷地有声的分量，都源于作者内心深处那份最神圣的情感。
翻过屈辱的一页静静矗立，神秘又安详。
秋雨那颇具感染力的文字让我仿佛身临其境。
不是在读而是用心在欣赏品析。
窟中墙壁上那精美绝伦的壁画让我惊叹。
色彩绚丽、畅快柔美的线条汇聚了五代的纷争隋唐的兴衰以及宋室的沦亡。
我不得不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精湛技艺所折服。
正如作者所言：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或了一千年的生命。
随着书页的往下翻转，我的视野更开阔了，思维也变的灵动跳跃，充满了幻想力。
的凄美、的静谧、的幽邃、的雄伟、、、我就象一片空灵的云，沿着秋雨的足迹飘过一座座名山大川。
飞过“重岩叠嶂，“的三峡，游逸了“隐匿着无数似真私幻美妙传说的，不需任何轻悄琐碎的雕饰，没有美语华词的堆砌。
纯然的思绪，倾心的面对。
心灵在这里得到净化，激起了内心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
笔锋一转，一叶轻舟又载着我驶入了《江南小镇》的清丽深婉之中。
碧水悠悠，炊烟袅袅，让人疑惑是误入了桃化仙境。
细腻的勾勒与前面的慷慨豪迈形成了力与美的重塑，刚柔相济。
大散文的壮阔手笔与审美灵性被诠释的淋漓尽致。
《废墟》一文再次把镜头拉长，深入到一个批判与再筑的高度，历史的沉郁与伤痛，现实的彷徨与波动，对文明的惋叹，对生命的珍爱，汇聚成一种冷冽的忧患意识。
读罢，就象开窗做了依次深呼吸，清凉的空气沁人心脾，顿觉清醒了许多。
《夜雨诗意》萧萧雨歇，《腊梅》飘香，花开几度。
一副真善美的画卷展现在我的眼前，同时也给这本波澜壮阔的散文集添上了温馨的一笔，让人回味无穷。
读秋雨的散文，就象在欣赏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徜徉在人文景观与历史长河的氛围中，情景交融，实乃“此时无声胜有声”，每读一篇就有新的领悟。
它不动声色却拥有内里乾坤，波涛澎湃却不失骄矜；它天马行空般翱翔于无限时空，回眸一顾却尽现生命的沉重。
它是散文却又超越了一般散文，在这样的大境界面前我永远是一个蹒跚学步的稚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