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平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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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1937年战争爆发后，10岁的余光父母辗转于上海、重庆等地 22岁那年，余光中随家人来到台湾，并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
虽然专业是外文，余光中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
他在诗歌、散文、评论、翻译都有大量著述，而其中成就最杰出的，当属诗歌。
人们评论，他的诗题材广泛，风格屡变，技巧多姿，融汇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笔法。
因此，他被誉为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
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赋诗一首。
写完后，诗人热泪盈眶，沉吟良久。
这，就是后来被海外游子不断传唱的《乡愁》
我的四个假想敌，余光中，赏析
有女长成，为人父者把未来的四个女婿当成了“假想敌”，展开了“爱的战争”。
其中没有烈火硝烟，有的只是父爱和乐趣。
读了之后，我们发现写惯了乡愁忧思的，原来还有一副幽默风趣的笔墨。
本来是“男大当婚，”的寻常事，到了作者笔下却用一种喜剧心态来写，在轻松中让我们体会到为人父者的细腻柔情，令人耳目一新。
假想敌当然并非真的敌人，是“我”想象出来的，作为未来的女婿，这四个“假想敌”要掳掠走四个女儿，“我”“舍不得。
文章开头就摆出了严峻的形势。
在时间的下，四个女儿转眼成了“少女”、“”，对假想敌出现的担心也就变成了现实。
最初没按纳许所言去做，错失战机;继而滩头阵地失守，寇入深矣;稍做反省，才知道寇入久矣;沙场先是信箱然后电话，当敌人进城，占了沙发一角，败局已难扭转。
“我”之“舍不得”主要是出于父爱，出于留恋往昔习惯了的美好生活。
为人父者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虽故作旷达但终究，人种、省籍、学识、相貌等择婿条件不也正是爱心的表达?这真是一场关于父爱的精彩演绎。
本文以幽默风趣为基调，比喻联翩而至，语言笑料不断，以谐寄意，以趣诱人。
作者又以“战斗”作为基本比喻，全文贯穿，用作战的严肃来说儿女细事的家常更显出文字的谐谑之美。
语言口语化，改造运用成语、典故，令人读来意趣盎然，回味无穷。
余光中和席慕容的诗歌特点分别是什么
余光中的诗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 格律诗时期 （1949-1956） 以《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夜市》为代表。
大多数篇章均为二段或三段，每段四行，二、四句押韵。
现代化的酝酿时期 （1957-1958） 以《钟乳石》后半和〈西螺大桥〉为代表。
开始衍出长短错落的句式。
留美的现代化时期 （1958-1959） 以《万圣节》为代表。
爱荷华大学的写作训练与艺术课程启迪了余光中对现代艺术的接触，并普遍吸收了西洋音乐，作品有抽象的趋势。
虚无时期 （1960-1961） 以《天狼星》、《武陵少年》前半为代表。
这个时期的余光中在西化的忧郁苍白里创造英雄的幻觉，无法向传统索取温暖。
作品中时常透露末世一般的追悼，又始终无法自绝于传统，而有“真空的感觉”。
《天狼星》投影的不但是个人或诗坛的无依、空虚，也是一个文化、民族对传统的怀疑和对接受外来冲击的疑惑。
新古典主义时期 （1961-1963） 以《五陵少年》后半、《莲的联想》为代表。
无论在文白的相互浮雕上、单轨句法和双轨句法的对比上、工整的分段和不规则的分行之间的变化上，《莲的联想》都以二元手法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推向另一个高峰。
走回近代中国时期 （1965-1969） 以《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为代表。
自我的剖析、形而上的主题、同一主题的两面探索、性与战争的交相对映，均承载深刻。
技巧及思考到达高峰。
民谣风格时期 （1970-1974） 以《白玉苦瓜》为代表。
作品吸收摇滚乐的浪漫精神，以回归故土的民族意识面对眼前的现实。
这个阶段的余光中也挣脱了“我是谁”的迷惘，以“守夜人”自许，期待自己经由生命的苦楚而臻于永恒的诗艺。
历史文化的探索时期 （1974-1981） 以《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为代表，诗作的知性渐渐多于感性，也较不刻意锻字炼句，而趋于任其自然。
写实伤今、印证生命的秋收时期 （1981以后） 以《五行无阻》、《高楼对海》等为代表。
这段期间余光中既歌咏亲情伦理、讽诵汉魂唐魄、参透生死玄想，也把地理的乡愁乘以文化的沧桑，由早年浪漫怀古转为写实伤今，成了低回的吟咏。
席慕容的写作笔法擅长运用重覆的句型，使她的文章呈现舒缓的音乐风格而充满了田园式的牧歌情调，在句法的经营上，除了着重整体的效果外，也追求词藻的华美。
她的文章都以人物作中心，在浅白的诉说里，很容易看出她的真诚，具有冲澹型散文的特点。
可能是同时身为诗人的关系，席慕蓉的散文会有意或无意的出现诗中才有的‘跳跃感’，将散文中所需的连接词省略，或使用字句的排列，将诗感融入散文之中，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在席慕容的作品中‘问句的使用’是一大特色，无论是在文中或文末出现，事实上，她想要表达出的可能是一种模糊、不确定的心态，她不仅在自问同时也在向读者发问。
尤其，当席慕蓉在使用问句时，通常不会只使用一次，常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覆运用，连接而下，营造出一股沉重的气氛将全文笼罩。
席慕容是抒情的，而作品中所运用的技巧更是表达出此一讯息，重覆的句型、问句的使用，文中充满跳跃感，在不经意中仍有奇句，文体虽是散文，但诗的意味浓厚，这也是席慕蓉散文之作异于其它散文作家的。
‘花’对于席慕容而言，不单单只花而已，而是已经被拟人化再出现作品之中，当它只是个静物时，殊不知其实他是个旁观者，当席慕蓉画它时、写它时，它像是她的知心好友，也从它身上得到回应‘看花不是花’应该是席慕蓉的另类特色。
亲爱的安德烈简介
1、简介 《亲爱的安德烈》是著名作家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用三年时间互通书信的结集。
36封家书呈现了母子两代人心灵的碰撞以及中西不同文化对个体思想意识的影响。
在信中，安德烈“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认真”；龙应台“有八分认真，二分知性怀疑”。
安德烈对龙应台“嘲笑有加”；龙应台对安德烈“认真研究”。
2、原文简析 母子通信涉及道德伦理、文化差异、普世价值、国际政治等，文笔生动，话题广泛，探究执着，情感深邃，令人感动。
书中有母亲对儿子的告诫：崇高的理想主义者想要得到认可，须看看他在执掌权力时的考验。
书中还有母子的趣谈，儿子问“你恨不得狠狠揍我—顿，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母亲说“对不起，你每一次抽烟，我都这么想。
”在信中，儿子安德烈诉说成长烦恼与代沟隔阂，而所思所想与片言只语全都显示了他从小接受的慈母关爱及知性训练。
坦诚地敞开心扉，对人间沧桑的敏锐“辨别率”，不也见证母亲精神底蕴的长期熏染?譬如，安德烈在香港兰桂坊及湾仔酒吧里，听别人翻来覆去说“乐队不烂”、“我喜欢女人”等，立即发现谈者“有语言，但无交流”。
安德烈的人生观也颇有见地，认为流浪汉与牛仔的生活虽有诸多缺憾，但“全世界却在眼前大大敞开”。
3、作者简介 龙应台，女，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
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
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
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
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
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
定居德国法兰克福。
中西文学中存在的差异
题目： 中西文学之比较作者： 余光中出处： 《比较文学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动态》编辑组 1982.6 52—72研究类型：平行研究思维梳理：造成中西文学相异的因素，可内在的和外在的。
内在的属于思想，属于文化背景，外在的属于语言和文字。
（一）思想：西方文化的三大因素—希腊神话，基督教义，近代科学，前二者决定了欧洲的古典文学。
无论是古典神话或是中世纪的宗教，都令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宇宙的地位，与神的关系、身后的出处等。
相形之下，中国文学欠缺神话或宗教的背景，从本质上说是人间的文学。
当然中国文字里也有神话成分，例如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共神触地等。
但由于这些传说大半东零西碎，不成格局，亦不是互有关联的神话，加上这些传说散漫的传说在故事情节方面过于简单，中国正统的古典文学—诗和散文，始终未曾好好利用神话。
至于宗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更没有什么地位。
西方的诱惑，谴罚，拯救等观念并不存于中国想象之中。
西方文学中的伟大冲突往往是人性中魔鬼与神的斗争，中国文学中人物冲突往往只是人伦的。
由此，中国文学似乎敏于观察，富于感情。
西方文学则强于驰骋想象，运用思想，是以中国古典文学长于短篇抒情诗和小品文，文学批评则散漫而无系统，戏剧的创造也比西方迟了几乎两千年。
（二）文字语言：中国的文字富于弹性与持久性。
原因在于虽历经变迁但由于素来比近邻各国文化高，外来语成分极小。
欧洲文化交流频繁，因此各国文字很难保持纯粹性。
其次，中国文字在文法上弹性也非常大，绝少因为文法而引起字形变化。
不像西方的文法过分繁琐。
又因为中文不是拼音文字，所以发音的变化并不影响字形而英文则因为发音的变化影响到拼法，而大大改变了。
中国文法的弹性在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表现得最为明显。
英文文法中不可或缺的主词与动词，在中国古典诗中往往可以省去。
中国诗的节奏形成是由于平仄的交错和句法的对照。
西洋诗则依赖重音或长短音又或是定量之音节。
中国的单音方块字天造地设宜于对仗，虽然英文也有讲究对称的，但天衣无缝的对仗任是西洋文字无能为力的。
中国古典诗有一种圆融浑成，超乎时空的存在。
评价：中西文学浩瀚如烟，任取一端，即便穷尽毕身精力，也不过略窥梗概而已。
要将这么悠久而繁复的精神领域提纲挈领，谈何容易
要作一个简明的比较，在精神上必然牵涉到中西全面的文化背景，在形式上也不能不牵涉到中西各殊的语文特质，怎不令人望洋兴叹
作者余光中凭借诗人的直觉和学者的分析，将这么一个重大问题作了一个综合性陈述。
他认为造成中西文学相异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其文化背景，作者重点从神话、宗教两个角度分析了中西文学的不同之处。
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二是因为语言文字，作者强调了中国文字的弹性和文法的弹性。
因为作者是诗人，所以他就文学类型中的诗歌，举例论证，充分说明中西诗文在音律、对称、节奏等方面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