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部小说名 男主角重生到恢复高考时期，是个知青。
在他的带领下，周围的人都努力复习。
他自己考上了北
之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个好像跟你说的差不多，更好看明，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双士，军中科技翘楚，因为一场空难来到1972年，然后成了一位北大荒的知青。
生活的苦难并不能压跨他，苦中作乐给了他坚毅又随遇而安的性格，不经意间，他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以《班主任》为例谈谈伤痕小说的特点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
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
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
围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
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
1979年1月陈恭敏在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
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
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
“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
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
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
“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叶辛、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
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
“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
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缺失人性人性是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也是对理想的追求、道德的衡量、价值的判断等精神取向。
正面描写人性，反映人性，歌颂优美健康的人性，批判丑陋的人性、呼唤美好的亲情、爱情等，是文学关怀人的体现，也是文学的本质内容，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应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
在阶级斗争纲领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里，在公开的话语环境里，人性成了作家们最忌讳的话题，失落于优美的文学家园。
人性淡出了政治话语环境，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雷区”，受到教条主义化的待遇，当时几乎所有的“文革文学”作品都不再正面描写人性。
直接表现“文革”中的人性的作品，存在严重“缺席”状况。
如一度风靡全国、独领风骚近十年的革命样板戏，几乎都没有涉及真实人性的内容。
人们谈“人性”色变，视人性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惹火烧身，而没有认识到人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题中应有之意。
人性完全处于被践踏遭毁灭的境地，成为禁语，陷入“文革”的空前灾难中。
既然人性等被扭曲成为可怕的妖魔鬼怪，不能得到健康发展，那么，也就只剩下“阶级性”的生存发展空间了。
漠视人性，压抑人性，唯政治是从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特别是“四人帮”制定的“三突出原则”创作模式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后，人性更是被完全从文学题材中排斥出去，被湮没于阶级话语情境中，遭遇坎坷。
一切禁忌似乎要把人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六亲不认、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仙人，抑或同时睁着孙悟空似的火眼金睛，把一切隐藏的人性揪出批斗，类同万恶不赦的特务、“封资修”等阶级敌人。
即使是亲生爹妈，也要大义灭亲，而要服从于“阶级爹妈”。
从这个角度说，的主人公王晓华的情感取向、价值判断标准也似乎合情合理。
尽管此前王晓华和妈妈的感情很好，母女情深。
但当妈妈成为“叛徒”、“特务”的最困难时刻，她却和妈妈断绝关系，泯灭了人性。
缺乏自我认识“文革”是罪恶的，给党和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给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把一切问题一切苦难都归咎于“文革”是不全面的，是推卸责任，掩盖个体生命的自我人性缺陷，有一刀切、大而化之之嫌，应客观地历史地来看。
如果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认识到人的尊严，有着优美健康健全独立的人性，或许，“文革”不会持续那么久，灾难不会那么严重。
的主人公王晓华妈妈被定为“叛徒”后，她就抛弃了对妈妈的崇敬和深厚的母女之情，“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并拒收寄自妈妈的任何物品包括信件，希望借此可与妈妈彻底决裂；而1978年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却急切地想要与妈妈团聚。
当她最终找到妈妈时，妈妈已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因此，给她留下了难以抹平的心灵创伤。
实际上，真正受到情感伤害、留有内心伤痕的是“革命多年的妈妈”：不但受到天大的冤屈，连亲生的女儿都翻脸不认人，不给她以任何的安慰，在她的心灵伤口上撒盐。
而王晓华，如果说她也是一个受害者的话，那么，她只是一个自身愚昧的受害者，并非全部受害于“文革”。
作为“文革”大时代背景下弱小的生命个体，普通个人固然无法扭转和决定时代发展方向。
但毕竟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在其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不应该随波逐流如浮萍。
王晓华虽不能改变妈妈被判为“叛徒”这个时代错误，无法扭转妈妈的命运，但她可以选择信任妈妈、支持妈妈，和妈妈共度难关这条路，可她却选择了反面，使妈妈的命运雪上加霜，也给自己留下了终生隐痛。
——“文革”是一个政治灾难，然而，残缺不健全的人性又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场政治灾难，给这场灾难推波助澜。
与其说是“文革”给她留下“心上的伤痕”，还不如说是良心的谴责在折磨她。
因此，《伤痕》其实是暴露了“文革”中个体人性的自私势利和丑恶偏狭、残缺不全的一面：只因王晓华是“叛徒”的女儿，不论她如何努力，都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入不了团，成为势利冷漠的时代丑恶人性的受害者；而王晓华本人也由于人性意识的缺失，“阶级性”的扼杀，失去了判断是非真假的能力，成为人性势利的一员，反过来又伤害他人，成为他人的扼杀者：为了所谓的前途，妈妈被打成“叛徒”了，她便信以为真想当然地冷酷地和妈妈决裂，将最起码的亲情抛置九霄云外，给妈妈精神致命的一击；而一旦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又急切地想要与妈妈团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但这正反映了“文革”中人性真实的一面：愚昧、任性、自私、冷酷、恶劣、势利、盲从、缺乏自我认识和判断。
还以《伤痕》为例，分析王晓华对妈妈的绝情。
尽管是通过梦境反映的，但梦是现实的影子。
当梦见回到家后，看到妈妈“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
’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
’转身便往外走。
”当妈妈想拦住她时，她却言语恶劣，冷若冰霜：“你管不着!”而且，就是在得到妈妈被平冤昭雪的信时，她还“有些犹豫不决”，担心昭雪不是真的，不能给她带来好运，连累她，不知道是否该回去见母亲。
为了政治，为了个人所谓的发展前途，连有着血浓于水的母女亲情都退居一边，可见“文革”中的人性是何等自私、冷酷、恶劣、势利，血缘亲情的分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相当一部分“伤痕小说”，特别是以知青为主题的“伤痕小说”都反映了“文革”中的这类人性。
他们或是控诉，或是反省自身在狂热理念的煽动下，看不到他人生命价值，践踏他人的生命和尊严。
竹林，更注意到了女主人公谭娟娟个人纤弱虽性格的人性因素，深刻地揭示了谭娟娟从单纯到复杂以致最后不能自拔的整个演变过程。
另外，老鬼的也深入到人性深处。
至于苏童在其“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所塑造的“香椿树街少年”系列，更是邪恶人性的展现，几乎看不到人性的一点亮色。
迷茫黯淡人性“文革”中这类人性的表现，主要是反映在王晓华的妈妈身上。
这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例子。
由于时代局限性，也由于认识不到个体生命的价值，虽然“革命多年”，当冤屈来临时，也不敢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不敢与人沟通，因此有冤无处伸，也不敢伸，只得小心翼翼做人。
甚至在自己辛辛苦苦抚养起来的女儿面前，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
仅仅因为女儿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交代，而“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还掩饰“没，没写什么。
”这是令人辛酸的人性悲剧。
这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革”。
由于“文革”期间的高压政治环境，存在于个人身上的黯淡人性发不出民主、独立的光辉，战战兢兢做人，失去了蓬勃强健独立自主的人性意识，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状态，如冯骥才中谨小慎微的科研人员吴仲义等。
优美温馨人性“文革”只是一个时代背景，是外因，是一个冶炼人性真金的时代大熔炉。
由于缺少价值的自我判断，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认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等人性缺陷，因此通过“文革”而变本加厉。
缺少忏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丑陋，因“文革”而找到了契机。
就是“文革”不曾在历史上存在的话，只要人性存在缺陷，也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只是不同时代表现不同罢了。
即使在“文革”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大环境下，也仍然有优美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正所谓“时穷节乃见，危难见英雄”。
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从湖南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中，我们看到了坚强党性和美好人性和谐的统一：毕兰大婶。
她不仅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形象出现的，也是慈善的母亲，她的母爱不仅施于女儿，而且温暖着全寨人的心。
周克芹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尽管历尽艰辛坎坷，却始终保持美好的人性，淳朴善良，坚韧顽强，深沉地爱着姐夫（姐姐已死）金东水和姐姐的两个孩子；虽迫不得已嫁给流氓恶棍郑百如，但始终未从心底屈服，而是反抗。
”因此，当人们冷静下来后，不应该仅仅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反省文化专制对人性的摧残，控诉非人道的灭绝人性；也应该从“伤痕小说”中寻找人们自身的人性因素，反省人性的不完善，堵塞人性上的“黑洞”。
惟其如此，才能在批判和控诉中建设美好的人性，找回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
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
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
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
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
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
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
－－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
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
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
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
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
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
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
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
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
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
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
》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怎样给自己博文分类
五十年代的人 50年代的人，忠厚善良，责任心强，性格有点倔强。
能吃苦耐劳，孝敬父母。
为国担忧，不干违法乱纪之事。
五十年代的人,天天接受教育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自己身边净是特务,间谍,地富反坏右,天天要三反,五反,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他们的童年时代,中国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人们的精神面貌换然一新.我们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浆>>的歌,渐渐长大,度过了幸福\\\\快乐的童年. 他们的少年时代,中国正处于多运动时期.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的精神处于紧张状态,生活正处于困难时期.但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们无怨无恨.而那时的他们,还不理解人生.只知道从小努力学习,长大报效祖国.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曲,度过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少年时代. 他们的青年时代,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在这花样年华,他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搞大串联.紧接着就下到广阔天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的称呼也由学生改为红卫兵,再改为知识青年.知青的生活苦不堪言.在那艰苦的环境里,我们依然唱着<<敬爱的毛主席>>和革命样板戏度过了难关. 他们的中年时代,正赶上知识爆炸和改革开放.我们在单位是骨干\\\\在家庭又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而夜余时间还要学文化,考自修大学.这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是何等的不易.经过多年不懈地努力,他们终于有了业绩.入党\\\\提干\\\\文凭到手\\\\评定了职称.到了大展宏图之时,偏偏又赶上了假退,退养,退二线和提前退休. 50年代出生的人,活的太苦太累了.他们虽然未经过战争,未受过剥削.但是,超负荷的精神负担,压的们他透不过气来他们一路小跑,想跟上时代的步伐,但还是掉队了.还未到夕阳红的年令,就已是筋疲力尽了.而我们很多人还是能乐观向上,唱着<<最美不过夕阳红>>等老歌,提前步入老年行列。
他们至今仍喜欢听这些歌： 敖包相会、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刘三姐、牧羊曲、迎宾曲、蝴蝶泉边、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泉水叮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洪湖水浪打浪、让我们荡起。
那个时候的人，受红色精神的熏陶，崇拜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还有都比较笃信毛主席。
喜欢看红色经典电影。
六十年代的人 谁在滚石山上，传承着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血脉
谁为脊梁，背负着中兴民族的重任
谁是这个时代硕果仅存的麦田守望者
在中国，责任、理想、英雄、革命……这些词极其他们所代表的精神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另类。
如果说在50年代生活的人之后，谁还在滚石山上，传承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血脉的话，那就是60年代出生的人。
60年代的人是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分水岭，这注定他们比任何一代人的内心都复杂，他们在选择人生的时候都经历内心的巨大考验，因为社会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而在全球范围来看，六十年代的思想也是前所未有的。
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承载了过去年代人的部分苦难，又幸运地迎来改革开放。
对于大多数来说，可以用“689”这个概念来概括他们：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90年代登上社会舞台的正中央。
美国NBC记者汤姆.布罗考在他的《最伟大的一代》中将那些在1920年繁荣期出生，在少年时代经历大萧条，在青年时代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美国人称为“最伟大的一代人”。
这些人经历过阳光灿烂的童年，感受过繁华和灾难，承担过压力和责任。
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较之其他年代的美国人对于责任、理想、勇气、尊严有着更彻骨的认识。
这一批生于六十年代的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的成功和对财富的拥有不是偶然的。
每一个用心阅读的人都可以从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态度、思维理念、个性追求、处事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看出这种成功的必然。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骨子里有一种共同的气质。
我所归纳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在词面上看来似乎有些崇高，实际上这些精神影响伴随着我们成长，已经浸入骨髓。
我们就像“红旗下的蛋，”在红旗下孵化，出生时思想上已经打上了红色的烙印。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崔健的歌词非常感性地描述出我们的真实感受。
虽然生于这个时代的人经历了很多磨难，大多数的人还保留着一种也许是傻呵呵的幸福感。
摘自《向与六十年代势力致敬》 七十年代的人 是最后一拨儿对这句话耳熟能详的人----“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 是最后一拨儿受过品质最佳的国产动画片的人----《九色鹿》我们看一回感动一回。
《大闹天宫》让我们初具审美情趣，《没头脑和不高兴》寓教育乐，《哪吒闹海》豪气冲天。
是最后一拨儿男女生明明互有好感，却故作嫌恶状，在课桌上刻上“三八线”的人 最后一拨儿学校开会冷场有事没事就开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人 是最后一拨儿在接受计算机启蒙教育时，还见过BASIC语言的人 是最后一拨儿有过小时侯要到别人家看电视，死活赖着不肯回家的 是最后一拨儿过六一儿童节还必须穿白衬衣.蓝长库.白球鞋的人 是最后一拨儿和泥巴.过家家.弹弹子.拍画片.背着军用水壶，揣着茶叶蛋春游的人 是最后一拨儿在小学劳动课上还去打扫.捉苍蝇老鼠的人 是最后一拨儿用过粮票.布票.油票.拎着瓶子打过酱油，自己生火烤过地瓜集烟纸，拿报纸做过风筝的人 是最后一拨儿看过黑白小人书《岳飞》.《丁丁历险记》.《烈火金刚》，看过五遍以上哦《少林寺》的人 是最后一拨儿记得花仙子.蓝精灵《大西洋底来的人》，《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唱过“七大马力十大神力啦啦啦啦铁臂阿童木”的人 是最后一拨儿地推铁圈.吃小豆冰棍.看五分钱一场电影的人 是最后一拨儿学过女排“拼搏精神”在笔记本上写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喜欢过程琳的《酒干倘卖无》.朱晓琳的《那一年我十七岁》的人 是最后一拨儿读过金庸.古龙.三毛.席慕容.北岛.汪国真.王朔.钱钟书.张爱玲的人 有人说，70年代出生的人天生有股农民气质，那是因为70年代人骨子里的传统观念包括幼时教育传统文化理念的灌输，就决定了他的踏实勤劳肯负责的这种特质。
想想我们小学时候的最大目标就是奔向2000年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多么的单纯和朴实。
那个时候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评判你是否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最大的因素就是看是否有责任心、踏实和稳重。
这种特质基本上形成了一股潜规则，让这个时代的孩子愿意去踏踏实实耕耘，急功近利是被摒弃的，对家庭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思维。
有人说，70年代出生的人很容易怀旧，那是因为那个时代人的童年和现在孩子的环境简直是天翻地覆，70年代人的童年简单的只能用几部热销的电视剧来概括，而玩具基本都是自己制作自己玩，那有现在的这样多姿多彩。
而70年代人现在基本上刚刚或者才为人父或者人母，看到后代的这种童年环境，常常“讲那过去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
有人说，70年代出生的人是幸运的一代，那是因为70年代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年代，相对于50年代出生的人，是没有被耽误的一代；相对于60年代的人，理想和目标更务实一些。
因为很多人不是独生子，所以70年代的人有理想，也比较容易吃苦，懂得处理各种关系，最关键的是有理想，但是不空想，有时候还有些灵活性。
70年代人的经历是特殊的，际遇是幸运的。
生于70年代，听起来有点像隆隆驶过的火车，又像是呼啸而过的炮弹，声音越听越远。
70年代，中国翻天覆地，发生了太多的巨变；从70年代开始，中国人热情高涨，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生于70年代的人的青少年时代，物质生活可能比较匮乏，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
强烈的目标感和成功的渴望，以及能够容忍很多种的生活方式，让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成为出生于70年代人的一个典型特征。
1980的孩子最现实。
目的很明确，很少抱什么幻想。
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知道大智若愚， 宁愿别人把自己看得很扁，心里只是想“我没有时间去说服你们，我走自己的路。
” 别被他们表面现象迷惑，这代孩子是人精。
从小看着人们勾心斗角，辨别着各式各样的谎言。
大脑里不断地吸收新的伦理道德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由前辈们提供的。
80年代的特点： 1、崇尚自由、快乐、平等（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 2、讲究情调，品位，审美水平高（有城市特征）； 3、自我中心，行为果敢（独生子女特性）； 4、爱好交友，不以外表判断人； 5、藐视权威和领袖； 6、不关心历史和政治； 7、情绪化； 8、追逐时尚，理智消费（重视风格）； 9、以兴趣爱好选择职业（喜欢就好）； 10、挣的钱与花的钱有较大差距； 11、独立性差，依赖家庭和朋友（独生子女通病）； 12、说话直爽、无禁忌（但说到不一定做到啊
）； 13、无忧患意识，自我保护能力弱； 14、厌恶一切形式上的东西（开会，典礼，作业，汇报…）； 15、追究自然朴素的生活状态（自己却被现代化的电器包围着）； 16、乐于尝试，挑战自我（极限运动的先锋）； 17、关注一切媒体舆论（报刊，杂志，网络，电视…）； 18、通吃物质和精神快餐（漫画，杂志，网络；肯德基，麦当劳…）； 19、爱动物甚于爱人，爱电脑甚于爱书； 20、乐于欠债（贷款自己还）； 21、总觉得缺钱（你满足了吗
）
马蔚华的成长路
如何评价中国过十年的改放
改革开放如何更好行下去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了贪污腐败、信用缺失等社会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吗
可以通过继续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中国在百年多的现代化历程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哪些事情上做对了
中国目前有哪些挑战和问题
如何平衡中国自己的传统特色与世界文明的融合
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经济失衡、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并如何解决
中国该如何发展市场经济
中国需要怎样的思想市场
对中国未来的建议是什么
\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大事。
亿万中国农民藉此摆脱了极度贫困，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从激进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一个古老的人类文明从此走上复兴之路。
中国市场改革的经验也启发全球其他国家拥抱市场经济，积极地领悟并探索市场的仁慈和创造力。
而且，这个非同寻常的经济大转型完全出人意料。
1976年去世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在短短的30年间，中国这个世界上贫穷落后，与世隔离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将自己改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
而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把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在《HowChinaBecameCapitalist》一书中，我们试图解释这个大转型的来龙去脉。
后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阶级斗争，把精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但他们当时对市场经济的了解颇为有限，而且他们有限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此前轰轰烈烈的政策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中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双双大倒退。
中国不仅把自己孤立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之外，而且也切断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精神依托。
除社会主义之外，中国对其他道路知之甚少，唯有从社会主义实验的废墟中重建自身。
同时，的逝世和他的激进主义的破产为思想解放创造了空间。
在1978年初中国爆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辩论，进一步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了激进意识形态的束缚。
中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实事求是也得以复苏。
虽然他们手中没有任何绘好的蓝图，但中国领导人胸襟开阔，立志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后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拉开了它的序幕。
\ 随之而来的中国经济大转型是由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改革共同推动完成的。
一个由北京精心策划；其目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得一清二楚，那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个由国家主导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因为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该战略是要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包含了放权和让利改革前，国有企业严格由政府管理，而且必须把他们的所有利润都交给国家。
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自由企业在时代根本不存在。
可以理解，一心要挽救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把它们的努力放在国有企业身上。
\ 另一个改革我们称之为边缘革命，它是一系列草根运动和地方基层相结合的改革措施。
不同于国家主导的改革，其重点是强化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边缘革命一步步把私有企业和市场带回中国，为中国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
当农业单干户还被北京禁止的时候，四川、安徽、贵州和许多其他省份食不果腹的农民已经偷着干了。
国家计划外的乡镇企业给农民带来了非农就业岗位；这不仅导致农村工业化，而且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在改革的前20年，乡镇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高达40％。
\ 当家庭农业和乡镇企业在中国农村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城市也见证了自己的边缘革命。
的去世终结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再教育的运动。
数千万知青突然从农村返城，但大多数找不到工作。
为了解决这些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北京被迫允许他们自谋职业。
由此，私营经济在城市迅速崛起；国有企业不再垄断中国的城市经济。
\ 在边缘革命中，经济特区有些特殊。
虽然这是广东省地方当局提出的想法，直接由北京拍板，但即使这个特殊的例子也有助于说明其边缘性。
当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被指定为经济特区，其他沿海城市如上海、青岛和大连等均被排斥在外。
这是因为后面的这些城市，尤其是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工业中心。
经济特区是一项迫不得已的实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后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上有深刻的变化。
在他们的领导下，北京坦然承认自己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缺乏经验和专业知识。
在改革方面，北京开始允许地方释放积极性和主动性，随后，大力鼓励地方在政策试验中发挥带头作用。
虽然北京当时仍被社会主义理论缠住手脚，地方政府和老百姓较少受意识形态的束缚。
他们在国家计划之外探索新的途径来振兴当地经济。
北京一方面继续垄断政治权力，但在经济事务方面，北京不再是八面威风的中央规划者，它更像是一个门卫。
由于各省、市、县经济发展的竞争，中国成为区域竞争的一个巨大实验室。
这个过程如何在不经意间引发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市场转型，在我们的书中有详细的交代。
二和俄罗斯及其他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不同，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从未放弃过社会主义。
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社会主义需要公有制为基础以确保共同富裕。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才允许国有企业私有化。
尽管如此，他们并未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制。
一些关键行业（包括银行、能源、通信和教育）保持了国家垄断。
因此，很多人将中国经济定性为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
但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继续存在并不证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是中国改革的功臣。
中国经济的崛起靠的是边缘革命和区域竞争。
国家垄断并非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
恰恰相反，在未完成的改革议程中，国家垄断行业高居首位。
与中国领导人的良好愿望相反，国有企业并不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反而加剧了不平等，滋生政治腐败。
\ 中国对公有制的顽强信念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
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一言九鼎，乃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
在近代，拜康有为和孙中山之赐，天下为公的思想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他们二人都把天下为公奉为公有制的先声。
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国人对公有制的崇拜情结进一步固化，也愈发复杂。
在和大多数他那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私有财产是中国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的根源，而视公有制为灵丹妙药。
在近30年的社会主义实验和30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恍然大悟。
在改革中，设备简陋，饱受歧视但顽强拼搏的民营企业把养尊处优的国有企业抛到脑后。
即使国有企业日进千金，它们也往往并不为公众利益服务。
天下为公其实有另一种解读。
就从字面上看，它告诫公共事务管理人员要公正不阿，不偏不倚。
这正体现了亚当·斯密所谓的公正的旁观者的精神。
这种解读和孔子另一则微言大义，政者正也，不谋而合。
\ 贫富不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
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在结构层面上，经济增长从来都是非均匀的。
即使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中，也始终存在着停滞和萎缩的行业。
即使在一个快速增长经济中的领头行业，也有为生存而挣扎甚至歇业的企业。
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和熊彼特称为的创造性破坏有关；创新产品取代原有产品，迫使旧产品的生产厂家改行。
其实，所有企业在决定生产什么的时候都是一种赌博，有赢必有输。
企业，行业间相互竞争合作，时而齐头并进，时而交错上下，更不用说中国区域间的巨大差异。
另外，就个人层面而言，技能、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人际差异不可忽视。
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幻觉；甚至领导下的中国也充斥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特权。
\ 幸运的是，重要的不是贫富不均本身，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富不均。
如果贫富不均是公平竞争的结果，人们会广泛接受；在众人眼里，成功者是他们的英雄和榜样。
只有当贫富不均是贪污腐败的结果时，它才会煽动嫉富、仇富和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和敌意。
孔子的教导不患寡而患不均经常被引述。
但是，很少有人谈及孔子这句名言的下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
在当今中国，贫富不均之所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在于贫富不均自身，而是它背后的制度原因，市场扭曲和缺乏公正。
\ 自由市场无法消除静态的不平等，但它给每个人机会，去努力尝试，拼拼自己的运气。
于是，整个社会尽可能接近动态的平等。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能明天会发现自己的产品已经过时，被消费者淘汰；一个身无分文的民工如果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也许他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工厂。
从长久来说，一个没有歧视，消除特权的自由开放市场是让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最有效也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 可以理解，一个负责任、关心大众福祉的政府会积极制定政策，以求减轻贫富不均的不良影响。
在许多国家，教育政策是减少贫富不均的有力武器。
然而，在中国，教育实际上加剧了代际间的不平等。
好的教育留给了经济条件较好的人群，农村儿童受教育的条件每况愈下，师资雄厚的中学、大学都集中在大城市。
所谓的三公消费（政府在商务宴请、旅游和车辆上的支出）竟然和国家的教育预算不相上下。
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远高于国家对贫穷人口的资助。
一个积极干预经济的政府带来的贫富不均远比自由市场产生的不平等更糟糕。
\ 中国的经济转型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刚登上历史大舞台。
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经济一定以我们今天无法预测的方式继续发展和演变。
那些批评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不可持续的人瞄错了靶子。
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开放社会不断实验和自我完善的起跑线。
新知识的增长在这个进化过程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
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长远挑战才刚刚开始。
三我们中的长者（科斯）从未到过中国。
还在孩提时代，他读到了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
他和6个世纪前的马可·波罗一样惊讶。
中国文明在陷入停滞之前，创造过一个灿烂辉煌的历史，令当时的欧洲望尘莫及。
这个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摈弃了激进的意识形态而迈上改革之路，他越发关注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个伟大的古老文明也许要重新腾飞，实现它的潜力了。
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对中国的未来依然乐观。
中国经济的活力有广泛的基础，私人企业家勤苦创业，坚韧顽强，中国社会日益开放，积极参与全球事务。
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一个致命伤，缺乏自由宽容的思想市场。
\ 有别于过去的人类社会，现代社会最关键的特征是对思想市场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和欣赏。
简而言之，思想市场能让我们更好更快地试错和学习。
动物和植物通过生物演化适应环境，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思想和理性给人类很大的优势。
尽管如此，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大多过着贫穷、短寿和危险的生活。
他们深受知识极度匮乏之苦，生活在迷信和愚昧之中。
他们发现知识的过程缓慢；即使少数偶然得到的知识也常常被遗忘。
一个发现、测试、实施和完善知识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存在。
事实上，在过去的大多数社会中，知识被奉为神灵，与芸芸众生截然隔离，接受知识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放教育，官学（或神学）平民化的国家。
中华民族在西方崛起之前能够屹立东方，独领风骚，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并非偶然。
在西方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宗教自由、人人平等、国家独立和公民权利的斗争意外但稳步地创建了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在那里，知识的增长逐渐系统化和制度化。
如今，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基础学校教育是强制性的；高等专业教育也成行成市。
在通信和运输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知识的增长更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 思想市场是知识增长的必要前提，而后者是任何创新性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
但是，几乎没有多少西方消费者能记住任何中国品牌。
两个世纪前的英国工业革命推出许多新产品并创造了新的产业；令人奇怪和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工业革命远远不够创新。
在中国过去30年间，创新的缺乏和快速的工业化步伐可能看上去自相矛盾。
这都和中国思想市场的缺乏息息相关。
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和西方在知识上有巨大差距；一旦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得到解放，他们可以迎头猛追。
这种后发者的优势经过区域竞争转化成快速工业化。
在一段时间内，这缓解了中国发展自己创新能力的压力。
但是，如果中国想要提高技术的含量，让经济在长期内持续、高效地发展，别无他法，只能拥抱自由思想市场。
幸运的是，经过30年的经济增长，13亿中国人民早就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要施展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国际舞台上一显身手。
\ 思想市场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础和智力保障。
像所有的社会制度一样，思想市场不是万能的。
没有什么可以把人类从无知和谬误中一次性地彻底解放出来。
我们也不能摆脱自己的偏见和成见。
鉴于人性的脆弱，我们都免不了刚愎自用和自我中心。
但是，活跃的思想市场广开言路，接纳不同的意见，让相互竞争的思想和观点反复交流、碰撞，以及相互批评。
这个过程不仅是我们寻找真理的唯一途径，也能够培养互相尊重、信任和容忍，这是对付偏见和自负最有效的解毒剂。
一个社会有了公开的思想市场，虚假的教义和卑鄙的谎言仍然会出现，但它们很少有机会持续下来，或能蛊惑人心，也很少能威胁到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
\ 思想市场不仅是我们通向未来的桥梁，也照亮我们的过去，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毋需赘言，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为中国的复兴提供了丰厚而潜在的文化和智力资源。
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现在一方面在世界各地资助孔子学院，但另一方面，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却容不下一尊孔子雕像。
正视过去需要道德勇气和政治责任感，对个人如此，对一个政党和一个民族更是这样。
没有人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
在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人独立于天地之间，是思维和理性把我们从万物中区别开来。
只有我们人类可以回顾历史，反思自己的经验并不断提高自己追求真理、正义和幸福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回避或曲解过去，我们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放弃了从过去的错误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机会。
四19世纪末，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为现代化的对立面。
这个反传统主义的思潮导致很多中国人把自己的文化遗产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当时，各种西方思潮和学派，包括现代科学技术，首次传入中国，很快在中国青年中引起广泛共鸣。
尽管当时政局混乱，20世纪初的中国却看到了一个刚刚起步的思想市场；思想之间的互相磋磨和竞争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
痛心的是，自20世纪中叶以降，在战争年代顽强生存下来的思想市场却在和平年代被破坏殆尽。
\ 在过去35年来，中国自身的传统对其市场转型多有提携。
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大义，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班固。
放眼未来，中国在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漫漫征途上，会不可避免地返本开源，从其泱泱文化传统中汲取灵感。
例如，传统中国的政治智慧强调制度和人事在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上同等重要。
一方面，没有任何制度点滴不漏，万无一失。
制度的绩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应的人事安排，尤其是人才的道德品质和智力素质。
这种洞察导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德治的强调，同时，科举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配备官场职位的机制也是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制度发明。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特别是权利和责任的划分，《商君书》预言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即使像尧和舜这样的人也将变得不正直，而作奸犯科。
今天的中国为商君颠扑不破的洞见平添了无数令人扼腕痛惜的注脚。
\ 但在传统的中国，受皇权天授的影响，德治时有退化成人治的风险，系天下为公的千钧政治理想于一发。
在明清时，中国政治误入歧途，转向了极权。
天下为公已不再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文字狱频繁发生，自由思想遭受扼杀。
正当西方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并开始跻身现代的时刻，中国政治大打退堂鼓，陷于专权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
开始于晚唐并在宋代得到长足进展，渐入佳境的文化和经济自由化也随之夭折。
随后，政治越来越为私欲所左右，离天下为公的理念渐行渐远。
思想上逐步闭关自守，画地为牢，引发进一步的政治倒退。
这种恶性循环使中国在19世纪末一蹶不振。
\ 在过去35年中，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密不可分，携手并肩一起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大转型。
今天，中国经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大国更加开放。
上海更是全球化的最好橱窗。
前NBA全明星球员斯蒂芬·马布里最近率领北京队获得CBA总冠军，圆了他的冠军梦。
世界从未在经济、文化和技术上如此全球相连。
全球化给不同思想交流，不同文化融合的机会加倍，从而孕育了多样性。
如果强迫一致性或同质化，没有一项全球化运动可以持久。
\ 多样性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思想的自由流动和交换碰撞出更好的思想。
同时，多样性也带来自己的挑战。
如何应对分歧并保持和平成为历久不衰的生存考验。
思想市场能有效地曝光错误，争端可以不诉诸暴力而得到解决。
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天下为公的中国智慧迎来了新的紧迫性。
全球化令世界的思想，不论其起源，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共同财富。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
对思想做出种种人为的划分，不管是基于种族（中外），地域（东西），或政治（左右），都是武断的。
\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被广泛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受到了前所少有的强调。
但是，没有自由的思想市场，如何能解放思想
这样我们就毫不奇怪地发现在30多年后思想解放仍然是中国的战斗口号。
这不是因为解放思想需要天才之作。
思想市场所传递的既不是最终的真理，也不是绝对的权威。
在知识的追求上，没有真理是最终的，也没有权威是绝对的。
只要我们宽容错误，鼓励自由，开放的争论，思想中的瑕疵很快被暴露而得到纠正，新的观点层出不穷。
而错误观点的作者和辩论的败方不会因言获罪。
只有不断地批驳和纠正错误思想，我们才能一步步趋近真理。
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 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是真理的试金石、创新的温床，更是精神的唯一家园。
\ 在过去35年的经济改革中，开放的产品市场让中国人脱贫致富。
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空前丰富，但由于缺乏思想市场，中国社会躁动不安。
经济危机四伏，而政治方面，即使中国领导人都不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一个更加开放的思想市场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制度保障，富之教之是孔子治国安民的箴言。
没有什么能比思想市场更好地教人育才，甄别真伪。
求下联∶阴阳调和日月轮光走十二时众生兴旺。
比较难，我打个油吧，抛砖引玉：上联：阴阳调和日月轮光走十二时众生兴旺下联：南北通透东西宽敞度廿四节全家安康飘过~~
伤痕文学是什么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
“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
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
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编辑本段]艺术评价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
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
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
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
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
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
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
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
“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
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
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
“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
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
“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
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
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
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
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 ，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
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
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
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
－－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
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
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
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
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
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 夜，是静静的。
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
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
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
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
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
》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班主任》\\\/刘心武 《伤痕》\\\/卢新华 《灵与肉》\\\/张贤亮 《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 《思念你，桦林
》袭巧明 《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 《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 《我是谁》\\\/宗璞 《啊!》\\\/冯骥才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将军吟》莫应丰 《芙蓉镇》古华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走出迷惘》辛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