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的国度》读后感
以色列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国度。
它拥有悠久、曲折和顿挫的历史。
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人的生存环境十分险恶。
土地多为荒漠，十分贫瘠，严重缺水；加上同巴勒斯坦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流血冲突从未停止，都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但是，以色列在这种处境中仍能迅速崛起，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人均产值达17500美元。
不到3％的农业人口不但使农产品全国自给，还能大量出口欧洲国家。
以色列的信息、通讯、电子、化工、生物技术、医疗设备、精细加工不但达到国际水平，在一些高科技领域还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以色列军事工业相当发达，武器出口已居世界第五位。
由于以色列地域狭小，只有675万人，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也称“袖珍超级大国”。
以色列的崛起固然有美国的扶植，但最重要的还是内在因素。
探索其中的原由，也许对我们不无裨益。
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以色列国家发展永不枯竭的原动力。
犹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历史上数次大迁徙、大流散，犹太人惨遭奴役、驱逐和杀戮。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600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杀害。
“逆境生人”，这些历史遭遇没有使犹太人灭绝，也没有使之屈服，相反却锤炼了犹太民族高度的爱国主义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世界上犹太人大约有1200万人，其中一半生活在以色列，一半散居国外。
犹太人无论在哪里，都时时刻刻牵挂着自己的祖国，尽一切可能帮助和支持自己的国家。
凡犹太人居住地都有犹太社团，他们千方百计地设法影响驻在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其中以美国的犹太集团为最大，对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影响也最大。
散居国外的富有犹太人不但回国投资，也大笔大笔地捐款给学校、研究机构和慈善事业。
犹太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勇于创新的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犹太民族哺育出众多杰出的历史人物。
被称为改变世界历史的伟人马克思就是犹太人，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
据统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30％以上是犹太人。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犹太民族变荒漠为良田，变贫穷为富裕，变积弱为强盛。
这种精神，有改天换地的力量。
二、重视教育，把知识教育和传统教育结合起来，提高民族的综合素质。
以色列重视教育，把教育看作是开创未来的关键。
其主要做法，一是对教育的投入一直很高，始终保持在占GDP的9—12％。
政府为每个小学生每年花费3938美元，为每个大学生花费11036美元，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以色列犹太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38％，受过中等教育的占70％，这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
二是将教育置于法律的基础上，成为教育法制化国家。
“义务教育法”规定5—17岁孩子必须接受免费义务教育，18岁未学完国家规定课程的成年人要学完高中课程。
此外，还有“国家教育法”、“高等教育委员会法”、“学校督导法”、“特殊教育法”，从教学内容到具体管理，从一般培养到特殊教育，甚至对学生的课时都做了规定。
三是注重启发式教育。
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教学都比较宽松。
但对中小学课时做了规定，学校教育每周4天，每天不得少于8小时，周末学习一天不得少于5小时，星期五不得少于4小时。
这些规定是要学生把课程主要消化在学校里和课堂上，减轻学生负担，没有繁杂的家庭作业。
四是注重课外教育。
参观展示二战期间犹太人悲惨遭遇的“大屠杀博物馆”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
学校还组织学生参观众多的博物馆、展览馆、农产品展览、花卉展览等，使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广博的课外知识。
五是部队教育作为青年人成长教育的重要一环。
凡满18—26岁的犹太人，男子服兵役三年，女子一年半。
这实际是学校教育的继续。
在军队青年人接触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培养了必备的各种技能，同时培养团队精神，团结协作，互相支持。
这都为今后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科技立国，科技兴国，使以色列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出奇制胜。
以色列前副总理兼外长西蒙·佩雷斯曾说过，在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不靠天、不靠地、就是靠科技。
以色列年均降雨量200毫米，水资源严重缺乏，荒漠化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60％。
多年来以色列在农业科技的研发、治理荒漠化土地、节水农业、工厂化农业、作物品种的改良和推广、生态农业、植物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农业人口由当初占全国人口的70％减少到现在的3％，小麦、花卉、水果、棉花等农产品不但自给有余，还大量出口。
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信息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新兴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高新技术出口占全部出口收入的70％。
电子产品出口占全部工业品出口的40％。
软件产业成为国际软件业的一支主要力量，是国际认可的软件设计中心。
近年来，以色列在卫星图像、纳米技术、反导系统、农业新技术开发、太阳能发电、生物技术等领域都取得显著的成果。
以色列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以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为后盾。
以色列从事高技术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
据1999年统计，每1万人中有145人，而美国是85人，日本是70多人，德国不到60人。
以色列25％的劳动力在技术行业工作，这个比例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按人口平均，以色列科学技术出版物数量也是世界第一。
二是有关法律及配套的政策规定，为高科技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科技方面的立法主要有“工业研发鼓励法”和“投资鼓励法”。
前者规定政府向企业的研发项目提供一定比例的无息贷款，政府和企业共担风险，鼓励企业向高技术研发投资，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后者规定政府向具有一定条件的工业、旅游业及农业领域的投资项目提供一定比例的投资补贴以及减免税等优惠条件，吸引投资。
以色列一向重视科技研发投入。
2000年，研发投入占GDP的3．5％，在世界上属第三位。
以色列还鼓励国防技术转移到民用，把整个高技术产业提高到一个新台阶。
三是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
以色列把研发出来的科技成果作为资源，生产和出售知识产品，扩大在国际市场的占有份额，并通过科技合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
以色列科技合作重点是美、欧和远东地区。
最大合作伙伴是美国，其次是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有双边合作协议。
以色列同我国也签有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以色列和一些国家及地区设立了工业开发合作基金，和美国合作的基金达1亿多美元。
以色列科学家发表在国外杂志的科学论文有1／3是同外国科学家合作的。
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在国内开始研究工作之前，都要到国外一流科研机构工作1—2年。
以色列大学的知名教授大多在美国及西欧的著名大学兼作客座教授，美国和西欧的知名教授也常到以色列大学授课。
这都有利于以色列学者同国外的沟通，以便掌握世界最新的科技动态。
四是发展科技有超前意识。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头”。
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便开始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在信息产业居领先地位之后，又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到生物技术的开发，以争得21世纪科技竞争的有利地位。
为适应全球化，以色列开始酝酿新的科技政策，重点是减轻高科技公司的税收负担，减少高科技公司外流，培育高科技跨国公司。
以色列千方百计捕捉未来高科技发展新动向，力图着鞭在先，夺取科技领域制高点。
四、以色列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以色列要保障其国家存在和民族生存，必须着力发展国防工业。
军事技术的发展并转化为民用产品，也带动了民用工业的发展。
在这块狭小而贫瘠的土地上，只有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生化农业，才能走出以色列富强之路。
从国家发展战略决策机制看，以色列国家机构极力保障决策科学化，把国家的经营管理置于法律基础之上。
在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都有参与制定政策的首席科学家。
每项法律提案都必须在议会三读通过，这虽然有些弊病，但可避免重大失误。
以色列最大、最头痛的问题是同巴勒斯坦的关系。
领土问题、耶路撒冷问题和难民问题几乎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
以巴冲突“剪不断，理还乱”，困扰着以色列，也阻滞着它的发展。
以色列将在长期的困扰和忧患中不断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
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崛起?
《创业的》读后感 某在图书馆看到了这本书《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启示录》，吸引力法则又一次被印证。
对犹太人的成功原因更加好奇，我觉得犹太人的成功，除了由于他们拥有聪明的智商、强烈的危机意识外；肯定还有其他因素。
这本书首先对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公司的成就进行一番描述：以色列的人均风险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倍，中国的80倍。
很多美国高科技企业的重要研发成果都出自以色列的研发中心：如intel、microsoft、google。
以下是总结出的一些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人的特点： 1、“肆无忌惮”的沟通方式，预备兵役制以及这个民族的传统，使得学生能勇敢挑战教授、下属能勇敢挑战上级。
2、对失败的包容：只要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实验，就没有失败，因为你能从失败中获得经验。
3、忧患意识：以色列战争连连，他们长期受到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围攻。
即使在外国生活的犹太人，他们也必须在自己的领域冒尖，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低，总受到排斥，只有努力争先，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4、“扁平式”的管理模式，使得以色列人不唯上、不唯权、唯科学、唯真理。
这为以色列人极大的充分的发挥创造性思维提供了空间。
5、长年的战争和义务兵役制，也使每个以色列人都受到了严格的军事化训练，培养了他们果断、勇敢的品质。
“如果一个以色列男人想与某个女人约会，他当晚就会约她出来；如果一个以色列企业家在生意场上有某个想法，他本周就会付诸行动。
一个人在冒险之前应该先积累经验的道理根本不存在，虽然这在生意场上或许真有些用处。
过多的时间和经验只能教给你现存或即将发生的问题，不会教会你创新和改革的能力。
” 看了这本书，我才了解原来以色列是那么个富有韧性的国家，才了解通过复国建立起的政权，她的人民是那么的坚强、那么的努力和那么的团结
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多的是漫漫黄沙，干旱少雨，但是却在这种境况下开拓出唯一一个沙漠森林；没有自己的武器、航空工业和风险投资，但是目前几乎全世界都在使用他们制作出来的芯片和机器，引来众多风险投资家的目光；没有多少人口，但是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吵过全欧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的总和。
在做这些的同时，她还要在众多敌对国家中求得生存。
是什么促使这个民族走向繁荣
是危难，正是时时刻刻处在危机之中，所以只有变强，变得敏感，才会得以生存。
古语有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出现，我认为正是她独特的处境，以及自身和外界不断的争斗中得来的。
只有做到最好，才有出路，才有被人瞧上一眼的可能。
不在寻找出路中爆发，就在寻找出路总灭亡。
以色列的爆发了，浑身的血液沸腾着，在一小片土地上创造的奇迹让世界刮目相看
她独有的体系其他国家难以复制，通过国防工业，而衍生或将技艺运用到其他产业上，她的人们通过军队的磨练，甚至经过生与死的考验，再加上堪称完美的执行力，和坚强的韧性，敏锐的思维，自成体系，并且相互之间的团结，使得与生俱来民族独有的质疑精神也在平常的工作中得以充分发挥。
良好的循环使得整个经济运行走上完美轨道
《创业的国度》这本书回答了一个价值数亿美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以色列——一个仅有710万人口、笼罩着战争阴影、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产生了如此多的新兴公司，甚至比加拿大、日本、中国、印度、英国等大国都多
外交政策专家丹·塞诺和索尔·辛格深入考察了以色列社会环境，揭开了以色列经济奇迹背后的秘密。
透过以色列最杰出的投资人士、创意人士和外交政策拟定者，作者为读者逐一揭示了以色列如何将外部不利的环境加以转化，结合自身特有的“无惧权威、扁平式领导”的民族风格及政府政策，打造出一个拥有高度创意与企业家精神的社会。
“以色列人口少，国土面积狭小，而它却是世界高科技新兴企业密度最高、最繁荣兴盛的国家，甚至超越了日本、加拿大、中国、印度等国家。
” 这不禁让人悚然起敬，这么一个人少，国小的国家，竟然发展成为繁荣兴盛的大国，在他们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推动经济呢
这又让人产生了遐想。
以色列有着最杰出的投资人士，创意人士和外交政策拟定者，也许就是他们这些人，把以色列的经济推向发展的高端吧，才得以有今日繁荣的局面。
以色列人，他们有着敏捷的头脑，更有超强的经商能力，我认为在当时，只有710万人口并到处笼罩战争烟味的小国，他们是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结合着聪明的大脑思维才能摆脱困境，才能从困窘的环境下强壮起来。
“他们是团结奋斗的，团结就是力量。
” 回想我们中国的过去，日本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侵略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口又多，完全有力量去抵抗他们，但因为中国腐败的政治还有国民散沙一盘，中国政府屡屡签下不平等的条约，所以才有悲剧的南京大屠杀，直到后来，国民开始觉悟，他们终于知道团结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才有了战争的胜利。
可以色列人在好多年前就已经明白这么一个真理，我们真是竖起大拇指，夸奖他们。
“在成功的背后，少不了一群精明的政治家。
” 通过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仅是因为有众多人口，而是有一些出色的人。
以色列人具备了这么一点，英明的决策将带离国人脱离困境。
相同，中国的过去，就是缺少了这样一些人，那些政治家太过于愚昧无知，只知道从国人那里汲取利益，久而久之，国人开始反抗，国家开始走向灭完。
“创新，将会是国家迅猛壮大的原因。
”一个国家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一个国民，他没有创新意识，只懂得搬照前人的知识，那么他只能停滞不前。
日本是一个小国，他们之所能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靠的就是创新，以色列人不缺乏创新人才，所以国家经济才得以发展。
“创业的国度、盛世的中国” 中国，具备创业国度的人文基础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另外从制度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创业板的大幕已经拉开，中国的中小板块，过去的话每一年上市不到100家，现在国内就上了300家，香港也有200多家，接近500家，美国最早是1982年，美国的90年代的加速是500家左右，而2000年之后是100家左右，这个数据很关键，估计80年代也有500家左右美国后面超越日本的加速度，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加速度，还是资本市场合力的结果，有50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发现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看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面对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的趋势，中国一枝独秀，应该说是非常有潜力，中国的经济转型，我们有这样的观点，中国下一年的发展靠什么呢
宏观角度来讲，应该靠国家的投资，国家在开明年的投资会，是积极的投资政策，第二个是出口，中国的出口是不错的，这两个是不能长期依赖的，最主要靠的是消费，主要靠的是老百姓的消费，老百姓的消费靠什么，老百姓主要是在中小企业里面，中小企业掌握中国消费者的空间，也就是中小企业掌握中国经济的命脉，一个要做消费的主体，一个是要做转型，还要做主体，我们决定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创业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
也就是说有这种创业精神，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业精神，国家的创业精神才是真正的民族精神。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以色列才710万的人口，它的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比英国、法国、日本的上市公司都多，中国有13亿人，即便有2、3亿都变成创业者，人类史上下一个奇迹一定能发生，中国的盛世就是世界的盛世。
短短的几天，忙碌的功课，怎么可能读完这本书呢
实话实说，我压根没有时间去搜寻此书，在最后上交作业的日子，我借助互联网这个超级有用的工具，看了一下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轻描淡写写了一下感想。
《创业的国度》这本书回答了一个价值数亿美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以色列——一个仅有710万人口、笼罩着战争阴影、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产生了如此多的新兴公司，甚至比加拿大、日本、中国、印度、英国等大国都多
外交政策专家丹·塞诺和索尔·辛格深入考察了以色列社会环境，揭开了以色列经济奇迹背后的秘密。
透过以色列最杰出的投资人士、创意人士和外交政策拟定者，作者为读者逐一揭示了以色列如何将外部不利的环境加以转化，结合自身特有的“无惧权威、扁平式领导”的民族风格及政府政策，打造出一个拥有高度创意与企业家精神的社会。
“以色列人口少，国土面积狭小，而它却是世界高科技新兴企业密度最高、最繁荣兴盛的国家， 甚至超越了日本、加拿大、中国、印度等国家。
”这不禁让人悚然起敬，这么一个人少，国小的国家，竟然发展成为繁荣兴盛的大国，在他们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推动经济呢
这又让人产生了遐想。
以色列有着最杰出的投资人士，创意人士和外交政策拟定者，也许就是他们这些人，把以色列的经济推向发展的高端吧，才得以有今日繁荣的局面。
以色列人，他们有着敏捷的头脑，更有超强的经商能力，我认为在当时，只有710万人口并到处笼罩战争烟味的小国，他们是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结合着聪明的大脑思维才能摆脱困境，才能从困窘的环境下强壮起来。
“他们是团结奋斗的，团结就是力量。
”回想我们中国的过去，日本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侵略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口又多，完全有力量去抵抗他们，但因为中国腐败的政治还有国民散沙一盘，中国政府屡屡签下不平等的条约，所以才有悲剧的南京大屠杀，直到后来，国民开始觉悟，他们终于知道团结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才有了战争的胜利。
可以色列人在好多年前就已经明白这么一个真理，我们真是竖起大拇指，夸奖他们。
“在成功的背后，少不了一群精明的政治家。
”通过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仅是因为有众多人口，而是有一些出色的人。
以色列人具备了这么一点，英明的决策将带离国人脱离困境。
相同，中国的过去，就是缺少了这样一些人，那些政治家太过于愚昧无知，只知道从国人那里汲取利益，久而久之，国人开始反抗，国家开始人向灭完。
“创新，将会是国家迅猛壮大的原因。
”一个国家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一个国民，他没有创新意识，只懂得搬照前人的知识，那么他只能停滞不前。
日本是一个小国，他们之所能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靠的就是创新，以色列人不缺乏创新人才，所以国家经济才得以发展。
德军为什么要屠杀犹太人
以色列人使原本干旱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富饶的现代化工业国家，这样无视“自然法则”的以色列人究竟长成怎样的呢
人们用“萨布拉斯”来形容以色列人。
“萨布拉斯”即仙人掌果的意思，用这种外表坚硬带刺，但内心相当甜蜜的仙人掌果来形容以色列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带你看看 “萨布拉斯”的成长历程：从书上的那抹蜂蜜开始：看书的犹太儿童犹太人在小孩上学的第一天，要把蜂蜜抹在《圣经》的字母上，告诉孩子们“书是甜的”，还要给孩子们鸡蛋和蛋糕吃，到河边去，告诉孩子们《圣经》像河一样无止境。
犹太父母想方设法用各种感性方法来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不仅传授知识给孩子们，还传授更多的慈善和爱，通过象征性的东西让孩子们知道历史，至少要引导孩子提出4个问题，常常将to come with new ideas, to ask questions挂在嘴边。
大街小巷中脸上阳光灿烂的孩子如果不是远道开车送，一般的孩子都是自己走的，没有大批爷爷奶奶在校园外护送以色列人教育小孩，Yes会带你走向死亡，Why才会带你走向新生。
要养成问问题的习惯，在任何时点都问出一个问题，这样创新就自然呈现了。
小女孩与哭墙（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很有可能被当成天才：学校里的以色列小朋友天才的孩子叫Soup，每一年在以色列只有10个，全以色列现在总共有12538个学生是天才儿童，这些孩子都是通过层层的考试选拔出来的，针对12－15岁孩子们的学习，他们有几套不同的教育方案，设有杰出班、正常班和缺陷班。
十三岁的庆典：成人礼的男孩要换下普通衣服，换上标准服饰，这个仪式要在犹太人的哭墙举行高中毕业后服兵役3年：服完兵役，周游世界12个国家，再读大学当个女兵美美地上战岗：以色列是世界上惟一对妇女普遍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
以色列的女兵们在训练强度和训练方法上与男兵差别不大，向人们展示了纤柔女性刚强的一面当完兵去创业，莫愁前路无知己：《以色列国土报》(2013年)公布一份调查报告，36%的以国高科技新创企业家，曾服役于以军科技部门；另有29%的高科技员工也出身类似的科技单位；其中曾有10%在情报单位8200部队服役过。
以色列创业签署中心的拥抱若应征者的学历、表现相差不远，企业主会更看重其部队的资历和表现。
奇克软件开发(Zikk software)和创办人高飞(Ariel Gottfeld)说，若出身特种部队，业者会认定:“这家伙够强悍、能够抗压，还有性格够硬。
”以色列创业者们的workshop“相同部队单位出身的人，会形成绵密的网络关系，”吉利洛(Glilot)资本创投合伙人克莱斯坦(Arik Kleistein)表示，军中相似背景的人，清楚了解该单位的口碑，和士官兵拥有的技术和能力，“想找人找资源，只要打电话，要不就写E-mail问军中同胞，就可以搞定了。
”乐观迎接生活的挑战：强调积极面，向上精神，“有办法”的态度浸透到以色列生活的各个方面。
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必须学会并拥有应付各种困难和在逆境中生活的能力。
紧张的生活节奏，大批移民给生活带来的暂时困难，以及致命的由于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带来的不安全感，这些都要求每一个以色列人必须学会如何保持心理平衡，并通过勤奋工作等有效行动去改善这一切。
特拉维夫沙滩边的帅哥耶路撒冷街道专心下棋的老人保持乐观主义精神是每一个以色列人所必须的。
劳累了一天的以色列人回到家里，换上以色列拖鞋，坐在沙发上，把当日的报纸放在腿上，一边吃着各种瓜果，一边看报，使紧张的神经放松，悠闲自在。
度过一个疾病不缠的晚年：以色列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医疗器械供应国。
医疗器械创新技术让很多病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和提高，不得不说以色列人在医疗器械领域创造了人类的未来。
甚至可以说为人类疾病不缠的晚年做出深刻的贡献。
可帮助失去下肢者行动自如的新型助步器械类装置——ReWalk。
瘫痪者在安装了这种新颖器械后不仅能像正常人那样步行，一旦走累了还可坐在附设的电动轮椅上继续行走我想说：当我们羡慕以色列人在上帝指派的应许之地上惊奇的创造力和生存力时，他们会说“ma yesh”（本来就是这样），对未来永远的乐观。
是的，“yeheye beseder”(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急求一篇 高德拉特《目标》一书的读后感，5000字，最好原创，当然可以参考网上的资料，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的
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