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简介，有哪些著作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他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个人简介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
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
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监督（即校长），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
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
“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
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
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 民国四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之发起人，因之名声失坠，一落千丈；至1920年赴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殁于福建，终年68岁。
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
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目前严复的故居，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郎官巷中。
著述名录 天演论序 《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 ，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严几道诗文钞》 《愈野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
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提出的救亡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就产生的。
早在1877—1879年留学英国期间，严复就广泛研读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考察了英、法的社会实际，为其维新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接连失利，在民族危亡的时势刺激下，严复接连发表政论，提出变法救国理论。
1895年3月上旬， 清军在辽宁前线一败涂地。
严复于天津《直报》（一家由德国人汉纳根所办的中文报纸）发表《原强》；3月中旬， 日本逼迫清廷派遣李鸿章赴日谈判，严复发表《辟韩》；5—6月间，清廷被迫签约，举国哗然，严复又陆续发表《救亡决论》。
在这几篇文章中，严复首次提出了要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自强之本。
严复说：“生民之大要三：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西方政治学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定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注：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轼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
） 由是严复考察了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状况，得出一个基本的评价：“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
”（注：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5页。
）进而大声疾呼：“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具治标则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
”（注：同④，第27页。
）“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
”（注：同⑤，第15页。
） 严复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并做了具体的阐发。
首先，严复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富的标准在于“三民”：“国之强富贫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上而后政法从之。
”（注：同④，第25页。
）反之，如果“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注：同④，第26页。
）则富强难行，甚至导向亡国亡种的境地。
严复说：“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被外族“奴使而虏用”、“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
（注：同⑤，第12页。
）那么，距“无以自存、无以遗种”的境地也就相差无几了。
其次，就中国的情势而言，谋国救时的根本在于“三民”。
严复指出，“民力、民智、民德”是“自强之本也”，（注：同④，第32页。
）图强必须标本并治，“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
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表，而表将自立。
”（注：同⑤，第14页。
）“表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
”“表必不能徒立也。
使其本大坏，则表非所附，虽力治表，亦终无功。
”（注：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5页。
） 那么，“三民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严复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主张：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缠足，使人民体质增强，有强健的体魄，作为提高民智和民德的基础； 所谓开民智，主要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使人民打开眼界，扫除蔽障，启迪新知； 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创立议院，各级官吏由公民选举，以改变封建专制，使人民养成爱国公德，“合天下之私以为公”。
（注：同④，第31页。
） 由此可见，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志趣不同，严复从一开始就将着眼点放在“民力、民智、民德”这些国民主体的革新上面，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救亡问题，其根本在于国民主体的程度的提高。
从这一点出发，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主张，是一种貌似缓进、实则坚实的独到之见。
这一思想，同时也决定了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具体表现，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当其他维新志士致力于政治活动和制度变革时，严复却以发表政论、提供思想为己任，并且他的思想比康、梁等人的政治活动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力。
二 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思想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包括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和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严复在各方面都趋于保守，从批判封建专制转向反对共和，从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回到封建主义旧学。
但是，在这种表象的背后，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其对“三民”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戊戌变法过程中。
严复并未参加比较重要的政治活动，仅蒙光绪帝召见一次，略陈变法对策。
事后应光绪帝之命，缮抄《拟上皇帝书》准备呈进，但尚未完成而政变已经发生。
变法失败后，严复感慨“临河鸣犊叹，莫谴寸心灰”，（注：严复：《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4页。
）幸而与康梁关系不甚密切，免于株连。
但严复自此更为远离政治旋涡，潜心于教书、译书、著书，继续为实现中国的富强做奠基的工作。
1900年义和团之役后，严复避居上海，脱离水师学堂和海军界，专心译书。
在清末的最后几年，严复先后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说》和《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甑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社会政治学术著作，并写下了许多精辟按语。
1906年，自著《政治讲义》。
在这些著作中，严复进一步表述了他的“三民”思想。
严复继续强调，要使国家得到真正的治理，仍要从“三民”入手：“所恃以救国者民，而民之智、德、力皆窳，即有一二，而少数之不足以胜多数，又昭昭也。
”（注：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8页。
）“夫民德不丞，虽有尧舜为之君， 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则
一治之余，犹可以乱也。
”（注：同①⑥，第969页。
）严复还深入阐明了“三民”与民主的关系。
严复承认，民主是“治制之极盛也”，（注：同①⑥， 第957页。
）但民主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
（注：严复：《〈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891页。
）因为“斯民之智德力，常不逮此制也”。
民主的第一要求是平等，而“平等必有所以为平者，非可强而平之也。
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如果做到了这三点，那末，“郅治之民主至矣”。
（注：同①⑥，第957页。
）“未见民智既开、民德既蒸之国，其治犹可为专制者也。
”（注：同①⑥，第986页。
） 为了提高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程度，严复将眼光投向了教育。
190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提出中国三大患在愚、贫、弱，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
（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
）1905年，严复因开平矿务局讼事赴伦敦，孙中山此时也恰好在英国，特意前来拜访。
这是两种救国方案的一次颇具象征意义的会面，严复不能赞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为之不懈努力的革命救国方案，而坚持自己的“三民思想”，坚持教育救国。
严复告以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
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严复自己也投身于教育救国的事业之中，大量西方政治学术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后辈青年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
然而历史的发展正如严复所预料的两难：“民智未开，则不免于外侮，民智既开，则旧制有不可行，行则内乱将作。
此不易之道也。
”（注：同①⑥，第979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室， 建立了民国。
对于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严复是怎样看待的呢
耐人寻味的是，严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均不以为然。
严复很早就“以革命为深忧”。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0页。
）在严复看来，所谓革命风潮， 导致各种魔怪“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注：严复：《〈古文辞类纂〉评语》，《严复集》第4册，第1218页。
）只会破坏秩序，带来灾难。
严复是反对这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的，认为“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32—633页。
）武昌起义一爆发，严复就警觉到“吾国于今已陷危地”，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
”（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
）他还致书英国记者莫理循，指出如果革命党人“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
”（注：络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姆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 784页。
） 严复认为共和国体不适合于中国。
严复对世界政治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共和政体在欧美诸邦也是不得已之制度，从效果来看，“乱弱其常，治强其偶”，（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 册，第662页。
）就中国来说，地大民众，尤其不适宜采共和政体。
他坚决不相信“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44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严复曾“直接了当地说，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象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
（注：同②⑨。
）甚至在共和告成已久，他还设想，“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
（注：同③⑩。
） 正因为如此，严复在后期的著述里，对辛亥革命颇多微词，反复强调辛亥革命是一场错误，对革命党人也屡屡表示了切齿之痛，斥之为“乳臭夷奴”（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08页。
）、“四万万众之罪人”，（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1页。
）是“以什百狂少年，掀腾鼓吹革命之变”。
（注：同③⑤。
）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带来的决非福祉，而是灾难。
革命使“世事江河日下”，“恐后之视今，有不及今此视昔也”。
（注：同③⑤。
）一言蔽之，“革命共和其大效今日可见，群然苦之”。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3页。
）当然，令严复更伤感的是，他孜孜以求的强国根本——教育，在革命以后，“不特弹无，听亦无矣”。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4页。
） 三 这便形成了近代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
严复年轻时留学英国，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致力于西学救国，曾是中国思想界最先进的一分子。
他的牛马体用之喻对打破中体西用论起到了振聋发愦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全盘西化论者。
他的思想曾经一度超前于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可能，有论者指出，当严复提倡民主立宪的民治主义时，“似乎除了少数人以外，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注：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
）然而时过境迁， 当历史的潮流已经选择了共和革命时，严复却成了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度的保守人物。
但是，严复晚年政治观念趋于保守，包括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和封建顽固派是截然不同的。
严复不是从祖宗之义、圣贤之训来反对革命和共和，其政治态度变迁的思想根源，就是他的“三民”思想。
严复对戊戌变法做了深刻的反思。
诚然，他对于变法的夭折深以为痛，但同时也认识到，没有民力、民智、民德的进步，这种缺乏基础的变法是难以奏效的。
严复说：“民智未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中国的前途，必须寄托在培养一批了解中西社会情形的智慧之士之上。
如果洞识中西实情的人士日益增多，则中国“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25页。
）“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
（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39页。
） 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自然远远超越了维新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严复对其“三民思想”的坚持。
辛亥革命发生后，严复把社会的进步仍然首先归结为“国民程度”的进步。
这个国民程度，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民力、民智、民德”。
严复说，国家和社会的命运，“以民德为之因”，“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1页。
）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共和，也只会是民主其表，专制其真，“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职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
”（注：同②③，第1551页。
） 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民程度有没有真正的提高呢
在严复看来，没有。
他痛感中国人的程度是“真不足”，（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
）“真无足言也”。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66页。
）或是“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平日爱国主义不知何往”（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0页。
）或是“看事最为肤浅，且处处不是感情之奴隶，即是金钱之傀儡。
”（注：同④⑥。
）这种程度的人民，是不适宜于民主共和的。
严复以革命为深忧的道理即在于此，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他还亲赴武昌，以国民程度不合于共和民主来劝说革命党人。
严复早就认为，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只能渐变，不能骤变，在一切外缘内因皆不具备的条件下，“骤用新制，无异驱电车以行于蚕丛ｄｉé＠①ｎｉè＠②之区”。
（注：严复：《说党》，《严复集》第2册，第299页。
）他在致莫理循的一封长信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
”（注：同②⑨，第785页。
）所以严复所追求的， 是要创造一个安定的秩序，切实提高国民程度，继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但愿自今以往，稍得宁谧，俾以休养苏醒，渐企高等程度之民，则如天之福也。
”（注：同④③。
） 不过，反对共和，与拥护封建专制应当明确地区分开来。
确实，严复也说过“天下仍须定于专制”（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
）的话，（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
）但这仅仅是从专制有“恢复秩序”的功能而言，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
严复希望渐变，却不是不变，而是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把封建专制渐渐引导向立宪政体。
在武昌起义后大局未定的情况下，严复曾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提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
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
”（注：同②⑨，第785页。
）1915年袁世凯称帝，严复不以为然， 虽被列名“筹安会”中，却没有多少实际的赞助。
1917年张勋复辟时，严复曾抱有一丝希望，指出复辟后“刻不容缓者，实立宪而已”，“首改宪法，次集国会”，除了皇位统于一尊之外，其余“则于共和国体等耳”。
（注：严复：《与陈宝琛书》，《严复集》第3册，第504页。
）。
可见，对于共和的一些本质内容，他是赞成的，只是考虑到国民程度，于避免引起破坏性的社会动荡，严复不赞成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也不赞成废除帝制。
从这些可以看出，严复反对辛亥革命，与封建顽固遗老是存在本质的不同的。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其救国主张的一个基点。
为挽救民族危亡，近代各个阶级的代表、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士都提出了各自的救国主张，与康梁、孙黄等政治活动家不同，严复的“三民思想”代表了近代救国主张的另一路径。
晚年严复政治上趋于保守，以“三民思想”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种明显的失策。
这反映了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判断已经远远落在了时代潮流的后面。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提出了革命的要求，使得以激进方式展开的革命救国方案具备了历史必然性，这已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回避、放弃、遏制或告别得了的了。
在这种形势下，严复株守“缓进”之见，以“民力、民智、民德”的不足作为反对革命、反对社会进步潮流的理由，因此，作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启蒙者，在晚年被自己所参与启蒙的进步潮流所抛弃，就严复而言，是一场个人的悲剧；就整个时代而言，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历史现象，尽管这一现象不仅仅表现在严复一人身上。
然而另一方面，严复的“三民思想”同样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它提出了各种革命救国方案所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国民程度的提高，或者说正是严复主张的“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
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长期斗争，最终以激进的方式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
但“重武轻文”一直是革命派救国方案中的致命弱点，也严重影响了革命成果的巩固。
严复的“三民思想”，正是革命派所忽视的方面，反映了严复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比革命派要更为深刻。
遗憾的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两种救国路径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机的结合。
出现在历史前台的纵然是革命潮流，接连取得了政治上的不断进步，但却缺乏国民程度提高的基础性支撑。
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及其以后出现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潮，只能处于历史潜流的地位，没有充分发挥为中国现代化奠基的作用。
严复的“三民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它对于21世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走向，具有开启性的意义。
有论者列举现代中国思想与严复思想变动相合之处，有五四以后的全盘西化、国民党的训政思想、30年代本位文化建设、专制政治主张，等等，（注：同④⑩，第2－7页。
）虽未为至论，确也是有的放矢。
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制度方面取得种种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现阶段“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重视教育和科技，为21世纪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就是今天我们深入研究严复思想的现实意义。
严复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1、主要思 严复主法维新,救亡图存,并译著《天演论》,宣传生物进点和社会进步理论,引国人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在封建末世,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魏源、严复等人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主张向西方学习,这种励志图强,勇于探索、革新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人物简介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
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的天演论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光明国学版2007年10月11日《严复与〈天演论〉文认为，严复“从1896年1908年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译《天演论》)……1894年，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发表了《进化论与伦理学》……”其中，《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出版时间有误，不是1894年，应是1891年;而《天演论》的始译时间与出版时间有待商榷。
《天演论》的始译时间不易确定，但出版时间至少可以确定，一般按首次出版时间认定。
国内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认为“严复于1879年回到中国，仅一年过后，使他闻名于世的译著，即基于托马斯?赫胥黎(T.H.Huxley)的《进化与道德》翻译而成的《天演论》出版了。
”(《中国翻译》2006年第1期第6页)又如王宏志在专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中明确写道:“严复的翻译活动开始于1892年，最早译出来的是宓克(A.Michie)的《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inChina)，……1897年，严复翻译及出版了赫胥黎(T.H.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中《序论》及《本论》两篇，名为《天演论》。
”再如刘梦溪认为“严复的译事开始于1898年，他以精熟的海军战术和炮台学的留英学生的身份，而去译介西方的人文学术思想著作，这本身就值得注意”。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页)其实，严复最早的翻译活动始于他留学伦敦的1878年11月，时年24岁，译蒲日耳著《游历日记》，又译《泰晤士报》报道文章《中国初次遣派驻英钦差大臣将启程离英》，送呈驻伦敦中国公使郭嵩焘。
1879年回国，并没有马上投入翻译事业，但不至于晚到1898年。
而《天演论》译出的时间也不是1780年和1897年。
《天演论》到底译自何年?这与甲午战争的进展密切相关。
1894年7月25日，日本对驻朝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这年干支为甲午，史称“甲午战争”，直至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甲午战争结束。
1894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朝鲜境内的陆战，9月下旬同时爆发了黄海海战。
战争结果如何，似乎也难以预测，这时严复动笔译《天演论》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阶段，1894年10月26日，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清军全线崩溃。
同一天，在军舰掩护下日军在旅顺花园口登陆，11月22日，日军攻陷旅顺口。
清军节节败退，不可收拾，陆海两条战线均显败绩，严复应该受到当头棒喝，此间可能萌发翻译的念头。
第三阶段，1894年12月-1895年3月，清军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全面溃败。
1895年2月17日，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覆灭。
此间，尤其是1894年12月-1895年1月，严复最有可能翻译《天演论》。
甲午战争还未结束，严译《天演论》1895年3月就问世了，可见严复受国运刺激之深，译书反应之快。
北洋舰队的覆灭，应该是严复最大的痛。
北洋水师学堂为海军培养人才，北洋舰队大小将领有的是严复的同学，更多的是他的学生。
更为重要的是，同样是向西方学习军事，创建海军，中国败给了日本，这不得不促其反思。
痛定思痛，得寻找战败国衰的根源，要从思想上寻求出路。
上述是从国运时势与翻译的关系的推算，下面试从出版方面推算。
现今发现《天演论》最早的译本是1895年3月陕西味经售书处刊印的《天演论》，无自序和吴汝纶序，无译例言，且文字与后来译本有较大出入。
这表明:第一，一部五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严复独译，毛笔书写甚至是誊抄，大约需要两个月。
译稿从天津传至陕西，加上刻版、校对、印刷、装帧等，大约需要一个月。
从译到印，前后至少得三个月。
从1895年3月往回推算，起译时间也应在1894年底至1895年初;第二，该印本无自序和吴序，表明是初稿，或是他急于让人印出以传播，或是有人一睹为快，欲印之以传播，来不及做这些次要的工作;第三，文字粗糙，与后来的版本有出入，正说明初译不完善，也来不及完善，却反证是应急之译，情急之译。
甲午战败是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外因，严译《天演论》起笔于1894年冬或1895年早春，初稿落笔于1895年春，1895年3月由陕西味经售书处初印，1898年6月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私自木刻印行问世，为第一个通行本;1898年12月由天津侯官嗜奇精舍石印发行，是刻印质量最好的版本之一。
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由于1895年的版本后来才被发现，现在也不易找到，认定《天演论》正式出版于1898年，则是学界的共识。
严复的资料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名体干，初名传初，改光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野老人，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福州市）人。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
他的译著在当时影响巨大，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
严复的翻译考究、严谨，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详情参考这里：
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的提出者是谁
学术贡献，就是指某人在自己熟悉的某一领域，深入钻研，深入探讨，对某一科学难题给出了正确解答，解决了难题，或对某一个课题，有重大发现，或者重大推进，有了公认的重大理论，或实践的发现与贡献。
使自己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就是学术贡献。
求对严复的错误和评价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个人简介 严复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
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
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监督（即校长），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
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
“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
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 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
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 民国四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之发起人，因之名声失坠，一落千丈；至1920年赴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殁于福建，终年68岁。
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
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目前严复的故居，位于福州三坊七巷 郎官巷中 编辑本段教育思想 力主复法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
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 严复故居 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
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
”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
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
”“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呼吁变法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
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
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 严复故居(9张)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
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
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
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
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
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
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
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
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
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
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
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
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
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提倡西学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他曾多次将中学与 严复译著 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
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
”“古之必敝。
”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
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
”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
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
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
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
”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
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
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
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
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
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 严复作品及评传(5张)宗师。
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任。
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
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
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
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
虽然研究严复的论着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编辑本段严复之墓 严复墓在福建省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
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仅200多平方米。
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 严复墓 生之寿域”。
墓柱为金瓜顶，飞龙盘柱。
两侧立卷书石围屏，上刻有梅、雀、松鹤等图案，形态逼真。
坟周以花岗岩石砌护坡。
墓系清宣统二年(1910年)，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令长子严伯玉监造，严复自书墓碑及“惟适之安”横屏。
民国10年(1921年)严复病逝后葬于此。
陈宝琛为其撰墓志铭，曰：“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此钟。
绛新籀古析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千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
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
氏见犹阅世君非蒙，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
”196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0年代，墓周围环境严重破坏。
1984～1988年，由福建省文物行政部门拨款和旅美严复长孙女严倚云，汇款，在上岐村民委员会支持下重新修复以原墓为中心，保持原状不变，在墓的两侧及后侧建一堵高2.3米的砖墙，在墓前砌建长40米、高2米多的石墙，扩展二层墓埕，墓园面宽40米，纵深42米。
并在墓园内种植白玉兰树。
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州市区乘坐6、18、24、726、727、950路公交车可到严复墓。
编辑本段翻译理论 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严复 严复铜像(7张)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
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编辑本段赋税思想 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
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
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
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
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
”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
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严复与清朝海军 严复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因专业成绩优异而被遴选为教习,1880年奉调天津水师学 历史上的严复(5张)堂,并长期担任“总教习”。
近年,随着严复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常识似乎成了问题。
学术界晚近挖掘出来的《北洋纪事》、李鸿章1884年请奖折清单、严复履历单等档案。
严复一直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
其间他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等，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在天津度过的20年，成为严复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之后因工作关系，严复又多次来天津，因此他自称是“三十年的老天津”。
严复给学堂带来了现代海军思想 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
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
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
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
置之不足道也。
”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
针对此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
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
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
”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北洋水师学堂培养了很多人才 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
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直隶咨议局议长)、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倒是严复自己，对弟子们的评价可以说有些苛刻：“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
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
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
这给了严复以极大的思想打击，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
编辑本段纪念 严复墓在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
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
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
墓系清宣统二年(1910年)，严复夫妇合葬于此，1970年代严复墓曾遭破坏；1984年～1988年，得到福建省行政部门的拨款和严复长孙女严倚云的捐款，严复墓得以修复。
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严复故居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建筑融合了中国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风格，2003年故居修缮完毕对游人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