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读后感 可以给感受和自己的一些思想,越长越好,急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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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读书笔记
形而上学主条目：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定义形而上学为“非物质存在”或“最高程度抽象的存在”的知识。
他把形而上学和神学一起称为“第一哲学”。
[编辑] 实体、潜能性、和实际性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检验了“实体”（ousia）的概念，他指出一个特定事物的实体是来自于形式和质料两者的结合。
在第八卷中他总结道实体的“质料”是来自于构成它的结构或材质，例如构成房屋的质料便是砖块、石头、木材等等，或者任何可能用于建构房屋的材料。
而“形式”指的则是真正的一栋房屋，亦即一栋可以用于“遮掩身体和家当”的建筑，或是其他任何带有同样含意的事物。
组成这栋房屋的成分是属于“质料”的部分，而这栋房屋本身则是属于“形式”的部分。
考虑到事物的改变（kinesis）以及其原因关系，亚里士多德将改变的种类分为：(1) 成长或缩小，有关数量的变动、(2) 运动，有关空间的变动、(3) 改变，整体质量的变化。
配合形式与质量的假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了“潜在性”（dynamis）和“现实性”（entelecheia）的概念，所谓“潜在性”指的是特定事物有能力达成的改变，假设在没有遭到任何外力阻挠的情况下。
举例而言，一粒埋在田地土壤里的种子是潜在的（dynamei）农作物，假设它不被其他事物干扰，它就会顺利生成农作物。
潜在的事物可以是“行动的”（poiein）或是“被行动的”（paschein），其潜在性也可以是与生俱来的、或经由行动或学习而达成的。
举例而言，眼睛带有看见事物的潜在性（与生俱来的、被行动的），而演奏长笛的能力则是透过学习而来的（练习、行动的）。
所谓“现实性”指的则是潜在性被发挥后的成果，成果（telos）是所有事物改变的基本原则，潜在性也是为了要达成结果才存在的，因此现实性本身就是成果。
回到上述的田地例子，种子开花结果出的农作物便是其“现实性”。
总而言之，一栋房屋的“质料”是其“潜在性”，而房屋的“形式”则是其“现实性”。
提出房屋设计图的形式因（aitia）、以及将潜在性建构为真实一栋房屋的则是房屋建造者的理性（logos），而建构完成的房屋本身则是原因关系的结尾—“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总结指出现实性在公式上是比潜在性更早存在的，在时间上和实体上都是如此。
在定义了特定实体（形式和质料）之后，亚里士多德试着研究事物为何构成的问题：例如是什么东西构成了人类
如果依据柏拉图的概念，这个问题只会得到两个解答：动物和两只脚，但这并不能让人构成一体。
然而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潜在的事物（质料）以及真实的事物（形式）其实是同一样东西，两者是合为一体的。
(Metaphysics VIII 1045a-b)
柏拉图伊安篇 读后感
读柏拉图的《伊安篇》的心得 这个周末，只有一天，没有看法律书籍。
翻看了《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中的《莎士比亚的凯撒计划》，大致翻看完毕 王双洪 对 柏拉图的《伊翁篇》（或者译为《伊安篇》，以下统一称为 “伊安”）的义疏部分。
其实朱光潜先生的翻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的《伊安篇》不过16页，朱先生取的 副标题 也是“论诗歌的灵感”，对话集的题解和译后记对于《伊安篇》的分析也主要针对 文中苏格拉底的那个最长的谈论灵感的讲词。
.但是难再发现深意。
我在2011年一月有仔细看过 朱光潜先生 《伊安篇》的正文，似乎处处看得到 苏格拉底对于诵诗人伊安 的调侃 ， 他似乎不像那些有具体 分工 的手艺人能干。
似乎有百无一用是书生 的调子。
此外，我发现不了新内容。
但是呢，王双洪的注疏就绵细很多，王的注疏本，除去开头结尾和国外专门论文，第一部分正文加上精密注释，第二部分为义疏部分，再对正文逐段疏解。
对于很多细节的点拨很到位，从荷马史诗到 当代布鲁姆等人的注释，要言不烦，引用恰当。
比如这个对话刚刚开头提到的伊安 穿越本邦 参加外邦 的对于医神 埃斯库勒普 的祭典 的诵诗活动获奖，就做了仔细的注疏。
这些行吟诗人居无定所，仿佛 走穴歌手，择水草而居，相对应的，苏格拉底在《克利同篇》中，就表明自己既然选择在雅典这个城邦生活，无意间因为自己的信仰和言论触犯了城邦大多数人 ，他就甘愿留在这个城邦受死。
对医神 埃斯库勒普 的祭典，说明了旧的城邦信仰的解体，由关注公共生活 和灵魂的平安转向为关注 个体和肉身的健康。
关注个体在更早期的城邦生活中，是自私的受到鄙弃的。
正如亚里士多德 的名言“离开城邦而生活的人，非神即兽”同样个体 的词根id 在英文中 有个贬义词 idiot，在古希腊的词源中这两个词 是一体的。
其余正文部分的注疏，还是推荐看王的书好了。
诗歌的创作和朗诵，是那个时代的城邦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格拉底的一系列诘难，将 诗人以及诵诗人的事业 与 具体细化的普通的手艺或者劳动区别开，但是 伊安 显然 缺乏对于自己事业的理解，他更多时候，只是擅长背诵 荷马的诗句，对于 其他诗人的作品感到乏味、打瞌睡，比如赫西俄德的。
在舞台上面，他关注 各位听众的 表情变化，适时调整自己 的表演技巧，他虽然偶尔被 诗歌内容打动，但是更多时候，关注的是如何迎合观众需求，如何让他们满意地掏出银子。
如此，苏格拉底认为的诵诗人的理想的 自上而下的教化 作用，在伊安那里转变为 卑躬屈膝的迎合。
这种 剧场政体的模式，让苏格拉底非常反感，他认为这是 城邦德性败坏的征兆，在《理想国》（或称《王制篇》）还有《法律篇》（或称《法义篇》），苏格拉底更加旗帜鲜明地 举例要对 荷马史诗 的某些不适宜内容进行删节，要限制某些诗人进入城邦，甚至要驱逐一些诗人出城邦。
这类 举动，不免有 现代 警察国家的言论管制嫌疑，但是 语境却是完全 不同的。
那么诗人的作用，诵诗人的作用是什么
仅仅是 在迷狂状态下，在灵感的鼓动下，成为神意的传达者和再传达者
伊安在某个时候难得悟出诵诗人“会知道男人和女人，自由人和奴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怎样的身份，该说怎样话”，这样的表述，难得和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契合。
但是很快，这个难得的顿悟又被 苏格拉底的调侃淹没。
ps：虽然《伊安篇》记录的场景发生在公元前400多年，但是也的确 和当下的环境很类似。
我们的教育、工作越来越注意细化的分工，越来越具体化、技术化，国外精英大学的前2年会引导学生阅读 经典作品，塑造某种 共同体意识，不管学生 以后选择什么专业从事哪种工作。
教化城邦的职责，在东方，很早就由 学者-教师转向帝王。
难得眼下有了市场的空间，培育 更多的人，只能像伊安那样 懂得表演，却忘记了 诵诗人的另一个 职责--解释、教化。
我自己也深深感慨自己因为 工作上面如果要尽快摆脱现状，必须 尽快通过技术化的考试，但是眼界也逐步压缩受限。
亚里士多德的故事
伽利略是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科学革命的先驱。
历史上他首先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三门知识，扩大、加深并改变了人类对物质运动和宇宙的认识。
为了证实和传播N.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献出了毕生精力。
由此，他晚年受到教会迫害，并被终身监禁。
他以系统的实验和观察推翻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纯属思辨的传统的自然观，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
因此，他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
他的工作，为I.牛顿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伽利略凡事不但喜欢多想一想，还要去试一试。
他在比萨母校任数学教授时，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照宣亚里士多德的教条，而是大力提倡观察和实验。
这在当时看来，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1590年，25岁的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经典理论：如果把两件东西从空中扔下，必定是重的先落地，轻的后落地提出了怀疑。
伽利略认为不管是轻的还是重的，他们从高空落下时，都同时落地。
当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奉为金科玉律，自然没有人相信伽利略的话，于是伽利略决心搞一次实验，让人们亲眼看看。
这天，年轻的伽利略宣布要在比萨斜塔上进行一次试验，一些教授大为不满，便一起到校长面前告状。
校长听了也很生气，但转念一想，这样也好，让他当众出出丑，也好杀杀他的傲气。
当伽利略左手拿一个铁球，右手拿要重十倍的另一个铁球爬上斜塔七层的阳台时，塔下已是人头攒动，比萨大学的校长、教授、学生，还有许许多多看热闹的市民。
就在这时，还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伽利略会是对的。
伽利略将身子从阳台上探出，当他两手同时撒开时，只见两只球从空中落下，齐头并进，眨眼之间，咣当一声，同时落地。
塔下的人，一下子都懵了。
先是寂静了片刻，接着便嗡嗡地嚷作一团。
这时，伽利略从塔上走下来。
校长和几个老教授立即将他围住说：你一定是施了什么魔术，让两个球同时落地，亚里士多德是绝对不会错的。
伽利略说：不信，我还可以上去重做一遍，这回你们可要注重看着。
校长说：不必做了，亚里士多德是*道理服人的。
重东西当然比轻东西落得快。
这是公认的道理。
就算你的实验是真的，但它不符合道理，也是不能承认的。
伽利略说：好吧，既然你们不相信事实，一定要讲道理，我也可以来讲一讲。
就算重物下落比轻物快吧，我现在把两个球绑在一起，从空中扔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道理，你们说说看，它落下时比重球快呢还是比重球慢
校长不屑一答地说道：当然比重球要快
因为它是重球加轻球，自然更重了。
这时一个老教授忙将校长的衣袖扯了一下，挤上前来说：当然比重球要慢。
它是重球加轻球，轻球接拉它，所以下落速度应是两球的平均值，介乎重球和轻球之间。
伽利略不慌不忙地说道：可是世上只有一个亚里士多德啊，按照他的理论，怎么会得出两个不同的结果呢
校长和教授们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
一会儿才突然醒悟到，他们本是一起来对付伽利略的，怎么能在伽利略面前互相对立起来呢
校长的脸一下红到脖根，气急败坏地喊道：你这是强辩，放肆
这时围观的学生轰地一声大笑起来。
伽利略还是不动火，慢条斯理地说：看来还是亚里士多德错了
物体从空中自由落下时不管轻重，都是同时落地。
听了伽利略的这几句话，校长和那些教授再想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于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就这样轻易地被这个初生牛犊推翻了。
生平和学术生涯 早年活动 伽利略1564年2月15日生于比萨,父亲芬琴齐奥·伽利莱精通音乐理论和声学，著有《音乐对话》一书。
1574年全家迁往佛罗伦萨。
伽利略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音乐、诗歌、绘画以及机械兴趣极浓；也像他父亲一样，不迷信权威。
17岁时遵从父命进比萨大学学医，可是对医学他感到枯燥无味，而在课外听世交、著名学者O.里奇讲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基米德静力学，感到浓厚兴趣。
1583年，伽利略在比萨教堂里注意到一盏悬灯的摆动，随后用线悬铜球作模拟(单摆)实验，确证了微小摆动的等时性以及摆长对周期的影响，由此创制出脉搏计用来测量短时间间隔。
1585年因家贫退学，担任家庭教师，但仍奋力自学。
1586年，他发明了浮力天平，并写出论文《小天平》。
1587年他带着关于固体重心计算法的论文到罗马大学学求见著名数学家和历法家C.克拉维乌斯教授，大受称赞和鼓励。
克拉维乌斯回赠他罗马大学教授P.瓦拉的逻辑学讲义与自然哲学讲义，这对于他以后的工作大有帮助。
1588年他在佛罗伦萨研究院做了关于A.但丁《神曲》中炼狱图形构想的学术演讲，其文学与数学才华大受人们赞扬。
次年发表了关于几种固体重心计算法的论文，其中包括若干静力学新定理。
由于有这些成就，当年比萨大学便聘请他任教，讲授几何学与天文学。
第二年他发现了摆线。
当时比萨大学教材均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所撰，书中充斥着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教条。
伽利略经常发表辛辣的反对意见,由此受到校内该学派的歧视和排挤。
1591年其父病逝，家庭负担加重，他便决定离开比萨。
帕多瓦时期 1592年伽利略转到帕多瓦大学任教。
帕多瓦属于威尼斯公国，远离罗马，不受教廷直接控制，学术思想比较自由。
在此良好气氛中，他经常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与具有各种思想观点的同事论辩。
此时他一面吸取前辈如N.F.塔尔塔利亚、G.B.贝内代蒂、F.科门迪诺等人的数学与力学研究成果，一面经常考察工厂、作坊、矿井和各项军用民用工程，广泛结交各行业的技术员工，帮他们解决技术难题，从中吸取生产技术知识和各种新经验，并得到启发。
在此时期，他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落体运动、抛射体运动、静力学、水力学以及一些土木建筑和军事建筑等；发现了惯性原理，研制了温度计和望远镜。
1597年，他收到J.开普勒赠阅的《神秘的宇宙》一书，开始相信日心说，承认地球有公转和自转两种运动。
但这时他对柏拉图的圆运动最自然最完善的思想印象太深，以致对开普勒的行星椭圆轨道理论不感兴趣。
1604年天空出现超新星，亮光持续18个月之久。
他便趁机在威尼斯作几次科普演讲，宣传哥白尼学说。
由于讲得精采动听，听众逐次增多，最后达千余人。
1609年7月,盛传一荷兰眼镜工人发明了供人玩赏的望远镜。
他未见到实物，思考竟日后，用风琴管和凸凹透镜各一片制成一具望远镜,倍率为3,后又提高到9。
他邀请威尼斯参议员到塔楼顶层用望远镜观看远景，观者无不惊喜万分。
参议院随后决定他为帕多瓦大学的终身教授。
1610年初，他又将望远镜放大率提高到33，用来观察日月星辰，新发现甚多，如月球表面高低不平，月球与其他行星所发的光都是太阳的反射光,水星有4颗卫星，银河原是无数发光体的总汇，土星有多变的椭圆外形等等，开辟了天文学的新天地。
是年3月,出版了他的《星空信使》一书，震撼全欧。
随后又发现金星盈亏与大小变化，这对日心说是一强有力的支持。
伽利略日后回顾在帕多瓦的18年时，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工作最开展、精神最舒畅的时期。
事实上，这也是他一生中学术成就最多的时期。
托斯卡纳时期 20年来伽利略在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上的丰硕成果，激起了他学术上的更大企求。
为了取得充裕时间致力于科学研究，1610年春，他辞去大学教职，接受托斯卡纳公国大公聘请，担任宫廷首席数学家和哲学家的闲职与比萨大学首席数学教授的荣誉职位。
为了使科学免受教会干预，伽利略曾多次去罗马活动。
1611年他第二次去罗马，目的在于赢得宗教、政治与学术界认可他在天文学上的发现。
他在罗马受到包括教皇保罗五世和若干高级主教在内的上层人物的热情接待，并被林赛研究院接纳为院士。
当时耶稣会的神父们承认他的观测事实，只是不同意他的解释。
这年5月,在罗马大学的大会上，几个高职位的神父公开宣布了伽利略的天文学成就。
同年，他观察到太阳黑子及其运动，对比黑子的运动规律和圆运动的投影原理，论证了太阳黑子是在太阳表面上;他还发现了太阳有自转。
1613年他发表了3篇讨论太阳黑子问题的通信稿。
另外,1612年他又出版了《水中浮体对话集》一书。
1615年，一诡诈的教士集团和教会中许多与伽利略敌对的人联合攻击伽利略为哥白尼学说辩护的论点，控告他违反基督教义。
他闻讯后，于是年冬第三次去罗马，力图挽回自己的声誉，企求教廷不因自己保持哥白尼观点而受到惩处，也不公开压制他宣传哥白尼学说，教廷默认了前一要求，但拒绝了后者。
教皇保罗五世在1616年下达了著名的“1616年禁令”，禁止他以口头的或文字的形式保持、传授或捍卫日心说。
1624年，他第四次去罗马，希望故友新任教皇乌尔邦八世能够同情并理解他的意愿，以维护新兴科学的生机。
他先后谒见6次,力图说明日心说可以与基督教教义相协调，说“圣经是教人如何进天国，而不是教人知道天体是如何运转的”;并且试图以此说服一些大主教,但毫无效果。
乌尔邦八世坚持“1616年禁令”不变；只允许他写一部同时介绍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书，但对两种学说的态度不得有所偏倚，而且都要写成数学假设性的。
在这辛勤奔波的一年里，他研制成了一台显微镜，“可将苍蝇放大成母鸡一般。
” 此后6年间,他撰写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一书，1630年他第5次到罗马,取得了此书的“出版许可证”。
此书终于在1632年出版了。
此书在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却为哥白尼体系辩护，并多处对教皇和主教隐含嘲讽，远远超出了仅以数学假设进行讨论的范围。
全书笔调诙谐，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列为文学名著。
教廷的迫害和晚年生活 《对话》出版后6个月,罗马教廷便勒令停止出售，认为作者公然违背“1616年禁令”，问题严重，亟待审查。
原来有人在教皇乌尔邦八世面前挑拨说伽利略在《对话》中，借头脑简单、思想守旧的辛普利邱之口以教皇惯用辞句，发表了一些可笑的错误言论，使他大为震怒。
曾支持他当上教皇的集团激烈地主张要严惩伽利略，而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国认为如纵容伽利略会对各国国内的异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提出联合警告。
在这些内外压力和挑拨下，教皇便不顾旧交，于这年秋发出了伽利略到罗马宗教裁判所受审的指令。
年近七旬而又体弱多病的伽利略被迫在寒冬季节抱病前往罗马，在严刑威胁下被审讯了三次，根本不容申辩。
几经折磨，终于在 1633年6月22日在圣玛丽亚修女院的大厅上由10名枢机主教联席宣判，主要罪名是违背“1616年禁令”和圣经教义。
伽利略被迫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在教廷已写好的“悔过书”上签字。
主审官宣布：判处伽利略终身监禁；《对话》必须焚绝，并且禁止出版或重印他的其他著作。
此判决书立即通报整个天主教世界，凡是设有大学的城市均须聚众宣读，借此以一儆百。
伽利略既是勤奋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深信科学家的任务是探索自然规律，而教会的职能是管理人们的灵魂，不应互相侵犯。
所以他受审之前不想逃脱，受审之时也不公开反抗，而是始终服从教廷的处置。
他认为教廷在神学范围之外行使权力极不明智，但只能私下有所不满。
显然，G.布鲁诺的被处火刑和T.康帕内拉的被长期打入死牢，这两位意大利杰出的哲学家的遭遇，给他精神上投下了可怕的阴影。
宗教裁判所的判决随后又改为在家软禁，指定由他的学生和故友A.皮柯罗米尼大主教在锡耶纳的私宅中看管他，规定禁止会客，每天书写材料均需上缴等。
在皮柯罗米尼的精心护理和鼓励下,伽利略重行振作起来,接受皮柯罗米尼的建议继续研究无争议的物理学问题。
于是他仍用《对话》中的三个对话人物，以对话体裁，和较朴素的文笔，将他最成熟的科学思想和科研成果撰写成《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
两门新科学是指材料力学（见弹性力学）和动力学。
这部书稿1636年就已完成,由于教会禁止出版他的任何著作,他只好托一位威尼斯友人秘密携出国境，1638年在荷兰莱顿出版。
伽利略在皮柯罗米尼家中刚过了5个月,便有人写匿名信向教廷控告皮柯罗米尼厚待伽利略。
教廷乃勒令伽利略于当年12月迁往佛罗伦萨附近的阿切特里他自已的故居，由他的大女儿维姬尼亚照料，禁例依旧。
她对父亲照料妥贴，但4个月后竟先于父亲病故。
伽利略多次要求外出治病，均未获准。
1637年双目失明。
次年才获准住在其子家中。
在这期间探望他的除托斯卡纳大公外，还有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J.弥尔顿和法国科学家、哲学家P.伽桑迪。
他的学生和老友B.卡斯泰里还和他讨论过利用木卫星计算地面经度的问题。
这时教廷对他的限制和监视已明显放松了。
1639年夏，伽利略获准接受聪慧好学的18岁青年V.维维亚尼为他的最后一名学生，并可在他身边照料，这位青年使他非常满意。
1641年10月卡斯泰里又介绍自己的学生和过去的秘书E.托里拆利前往陪伴。
他们和这位双目失明的老科学家共同讨论如何应用摆的等时性设计机械钟，还讨论过碰撞理论、月球的天平动、大气压下矿井水柱高度等问题，因此，直到临终前他仍在从事科学研究。
伽利略于1642年1月8日病逝，葬仪草率简陋，直到下一世纪，遗骨才迁到家乡的大教堂。
学 术 成 就 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方法 在伽利略的研究成果得到公认之前，物理学以至整个自然科学只不过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没有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
当时，哲学家们束缚在神学和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框框里，他们苦思巧辩，得不出符合实际的客观规律。
伽利略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思想挑战，不是先臆测事物发生的原因，而是先观察自然现象，由此发现自然规律。
他摒弃神学的宇宙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有秩序地服从简单规律的整体，要了解大自然，就必须进行系统的实验定量观测，找出它的精确的数量关系。
基于这样的新的科学思想，伽利略倡导了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他在科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源泉，也是他对近代科学的最重要贡献。
用数学方法研究物理问题，原非伽利略首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阿基米德,14世纪的牛津学派和巴黎学派以及15、16世纪的意大利学术界，在这方面都有一定成就，但他们并未将实验方法放在首位，因而在思想上未能有所突破。
伽利略重视实验的思想可见于1615年他写给克利斯廷娜公爵夫人的一封信上的话：“我要请求这些聪明细心的神父们认真考虑一下臆测性的原理和由实验证实了的原理二者之间的区别。
要知道，做实验工作的教授们的主张并不是只凭主观愿望来决定的。
” 伽利略的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分三个步骤：①先提取出从现象中获得的直观认识的主要部分，用最简单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以建立量的概念；②再由此式用数学方法导出另一易于实验证实的数量关系；③然后通过实验证实这种数量关系。
由此可见，伽利略进行科学实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检验一个科学假设是否正确,而不是盲目地收集资料,归纳事实。
物理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 惯性原理和力与加速度的新概念 推动重物时需要的力大，而推动轻物时需要的力小，是人们的直觉经验。
亚里士多德据此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一切物体均有保持静止或所谓寻找其“天然去处”的本性，认为“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必然有推动者”，并用比例定律把动力与速度联系起来。
伽利略则得出新的概念，他观察到一个沿着光滑斜面向上滑动的物体，因斜面的斜角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减速，斜角越小，减速越小。
如在无阻力的水平面上滑动，则应保持原速度永远滑动。
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运动的物体，假如有了某种速度以后，只要没有增加或减小速度的外部原因，便会始终保持这种速度——这个条件只有在水平的平面上才有可能,因为在斜面的情况下,朝下的斜面提供了加速的起因，而朝上的斜面提供了减速的起因；由此可知，只有在水平面上运动才是不变的”（《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第三天，问题9,假设23注）。
这样,伽利略便第一次提出了惯性概念,并第一次把外力和“引起加速或减速的外部原因”即运动的改变联系起来。
与前述的匀加速运动实验结合在一起，伽利略提出了惯性和加速度这个全新的概念，以及在重力作用下物体作匀加速运动的全新的运动规律，为牛顿力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种新的惯性概念，推翻了1000多年以来亚里士多德学派认为物体运动*精灵或外界迂回空气推动的说法，也澄清了中世纪含糊的“冲力”说。
这是人类长期以来研究机械运动的理论成果，并且得到了当时地动说支持者们的拥护。
伽利略虽然没有明确地写出惯性原理，可是表明了这是属于物体的本性的客观规律,在研究其他物理问题时,他熟练地运用了它。
然而他未能摆脱柏拉图关于行星作圆运动的观点，相信“圆惯性”的存在，因此未能将惯性运动概念推广到一切物体运动上。
完整的惯性原理是在伽利略逝世后两年由R.笛卡儿表述的。
伽利略把物体速度的大小和方向的改变或加速度的产生归诸力的作用，这是对力的性质的客观认识，也是牛顿第二定律的雏形。
惯性原理的发现破除了力是运动原因的旧概念，而认为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高度评价伽利略对第一、第二两运动定律所作的开创性工作（见牛顿运动定律）。
运动独立性原理和运动的合成、分解定律 在弹道的研究中，伽利略发现水平与垂直两方向的运动各具有独立性，互不干涉，但通过平行四边形法则又可合成实际的运动径迹。
他从垂直于地面的匀加速运动和水平方向的匀速运动，完整地解释了弹道的抛物线性质，这是运动的合成研究的重大收获，并具有实用意义。
惯性参照系概念 伽利略用物理学原理为哥白尼地动学说进行辩解时，应用运动独立性原理通俗地说明了石子从桅杆顶上掉落到桅杆脚下而不向船尾偏移的道路。
他又进一步以作匀速直线运动的船舱中物体运动规律不变的著名论述，第一次提出惯性参照系的概念。
这一原理被A.爱因斯坦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是狭义相对论的先导。
单摆周期性质的发现 伽利略由观察到教堂悬灯的摆动对摆进行实验研究，发现单摆的周期与摆长的平方根成正比，而与振幅大小和摆锤重量无关。
这个规律的发现为此后的振动理论和机械计时器件的设计方案建立了基础。
光速有限及其测量 前人对于光速是否有限从来没有明确的认识。
伽利略观察了闪电现象，认为光速是有限的，并设计了测量光速的掩灯方案。
但限于当时的实验条件，用这种测量方法实际测到的主要只是实验者的反应和人手的动作时间,而不是光的行进时间。
然而,如果有了明暗变化有规律的光源或高速机械控制的器件代替人手动作，是可以测量到真正的光速的，后来木卫星食法、转动齿轮法、转镜法、克尔盒法、变频闪光法等光速测量方法都借鉴于掩灯方案。
几种基本物理实验仪器的研制 伽利略不但亲自设计和演示过许多实验，而且亲自研制出不少实验仪器。
他的工艺知识丰富，制作技术精湛，他所创制的许多实验仪器在当时及对后世都很有影响，下面举出几项： 浮力天平 这是利用浮力原理快速测定金银器皿首饰中金银含量比例的直读仪器。
这种仪器当时已用于金银首饰器皿的交易中。
温度计 伽利略首创的温度计是一种开放式的液体温度计，玻璃管内盛有着色的水和酒精，液面与大气相通(见彩图伽利略的温度计)。
这实际上是温度计与大气压力计的混合体，这是由于当时他对大气压力的变化还没有明确的认识。
尽管如此，其学术价值仍很大，温度从此成为客观的物理量，不再是不确定的主观感觉。
望远镜 伽利略制成的望远镜，可以观察到物体的正像。
经过改进后,其倍率由3逐步增大到33；不但指向星空，还可应用于船舰要塞，取得空前丰硕的发现成果。
这种望远镜结构简单，而其倍率和分辨本领受球差和色差的限制较大。
彻底推翻亚里士多德的物质观 欧洲中世纪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自然观，是经过神学改装了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它成为封建神权统治者统制民众思想的工具。
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和地上万物都由气、火、水、土四种元素所组成，都是丑陋、不洁、不完美的，有变化和有生灭的。
火和气组成向上流动的轻物，水和土组成向下掉落的重物。
而天体则是由“以太”所组成的纯洁、完美、永恒的物体。
又因为“上帝厌恶真空”，所以真空不可能存在。
然而伽利略从望远镜发现月亮表面有山峰和洼地，高低不平，并不是完美无缺，金星也有盈亏变化；太阳表面还有活动不已的黑子；肉眼就能直接看到超新星的爆发及其渐渐暗淡和消失。
这些都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天尊地卑，天体和地上物质的性质悬殊的思想。
伽利略通过流体静力学对浮体的研究，得知所有物体都是重物，没有绝对的轻物。
天体和地球以及地上万物在物质结构上是统一的。
真空也可能存在和产生，而且只有在真空中才能研究物体运动的真正性质。
这就彻底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凭借主观臆测的物质观，从而也根本动摇了封建神权的思想统治。
科学革命的先驱 伽利略在人类思想解放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争取不受权势和旧传统压制的学术自由，为近代科学的生长，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并向全世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因此，他是科学革命的先驱，也可以说是“近代科学之父”。
虽然他晚年终于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但他开创新科学的意志并未动摇。
他的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和成果，永远为后代所景仰。
1979年，梵蒂冈教皇J.保罗二世代表罗马教廷为伽利略公开平反昭雪,认为教廷在300多年前迫害他是严重的错误。
这表明教廷最终承认了伽利略的主张——宗教不应该干预科学。
红星照耀中国第一章读后感
《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当时因为便于在“白色中国”发行才译成“西行漫记”。
坦率地讲，我更喜欢“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名字，觉得更有中国革命的特色，更有力度，更有影响力和冲击力。
在没有读这本书之前，我对斯诺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高中历史课本上——“1970年秋天，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惠勒。
斯诺一起来到中国，并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亲切交谈”。
那个时候我总觉得这个洋鬼子不就是来过几次中国，至于这么大肆报道他吗
等真正读了这本书，才发现斯诺和历史书上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是一个发自内心尊敬、热爱红军的国际友人。
斯诺站在一个“老外”的角度，深入延安，深入根据地，深入这片西方媒体眼中“土匪聚集的地方”，去真正了解一下“土匪”们的革命精神，去了解一下是什么让他们战无不胜，是什么让他们奋不顾身。
告诉读者们“土匪”们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又红又专”，为世人呈现一个较全面也较客观的“中国红区”。
很多人看完《红星照耀中国》，会常用这样几个字眼来评价：“热情”、“魅力”、“气质”、“青春”、“活力”等等。
作文斯诺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有趣的太多，在这我并不想详述全部。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红小鬼的话。
当红小鬼给斯诺端来水，斯诺更正之前的“喂”的称呼，改称“同志”道谢，“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要知道，这些孩子当时只有大概十二三岁。
可以看出，即使在那段艰苦的时间里，人们虽然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是精神上却有着极高的信仰和信念，这些青年人作为长征中的特殊群体，用自己的青春视角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征程。
我想红军长征能够胜利很大部分跟这股“青春力量”不可分割，因为有数据显示，长征时红军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
“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
曾经在《时代》上看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对中国“80后，90后”的批判，认为中国“80后，90后”是“自我一代”，既是追求个人发展，不关心公共事务。
其实我想，在中国，并不只是单独的一个特定群体“80后或者90后”不关心政治。
我所说的“关心政治”并不是指关心某领导人最近又亲切接见谁了，或者某美女到底与某领导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记得我大家在写思想汇报时，常写到“我很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某台某报”。
其实我想，你那不是关心政治，是关心宣传。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与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人性。
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
在今天，这种天然的、自发的关心政治的人类本能成为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
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
中国青年与美国青年在政治上所表现不同程度的关心，我想并不能归结为“个人觉悟”，政治环境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它能够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一个“无形保障”。
我想，红军长征期间，能够大量涌向这样一批的被后人所赞赏的青年，不仅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当时的政治环境也造就了他们这样坚韧的性格。
斯诺的语言诙谐幽默，读来生气盎然。
比如他形容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在刀口上跳舞，稍有差迟，便会遍尝天下所有的酷刑，最后脑袋搬家，葬身荒野。
但他居然那样谈笑风声，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
他说贺龙是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
对周恩来的描写就相对的中规中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黑又长，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
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
他讲英语有些迟缓，但相当准确。
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然而，对于，斯诺则是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故事。
在斯诺的笔下，被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缺点，有个性的一个人。
当我想象着把湖南不是说成“Hunan”，而是说成“Funan”时不仅黯然失笑。
我们不对不承认，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以及其历史地位，尽管其在这过程中犯下过缺点。
或许的一生都跟其性格有着极大的联系。
少年的很有个性，离家出走，甚至自杀。
大约18岁的时候，他退学但是拟定了一个自修计划，并且非常认真严格执行，持之以恒。
其实想想，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上课时候都很难坚持去上，经常逃课了，更别说，如果退学后还能坚持按自己的想法持之以恒去学习。
青年的是一个热血的青年。
他和他的伙伴们，“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
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
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
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喊，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
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
”种种的描述，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被官方神化了的挂在城楼上的偶像，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伟大也不乏缺点的人。
一个浪漫的诗人，一个有着女人为他生，为他死的男人。
我想在是属于中国的，他的每根毛发和血管都刻着中国印记。
他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虽然他也曾希望通过一种来自西方的方式来改变中国，但是他发现，中国不是西方，中国是独特的，无法复制他人的，所以他还是要回归他所激烈批判过的传统，他的一生就是从反抗传统到回归传统，体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就是历史的重复。
作为半个知识分子，他具有敢于行动和实践的胆量。
我很欣慰地看到作者没有把这本书的任何人写成具有神性的人，而是写出了许多个终身为了中国革命而兢兢业业，准备奉献自己一身的人。
我觉得这种本书其实完全可以当成一本游记来看，虽然是60年前写的书，但是美国人的那股满不在乎的洒脱劲变成文字后真的很有魅力。
斯诺以他充满热情和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一点一滴。
大到对抗日战争的著名论断、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小到党员和民众的言语神态，斯诺以他出色的纪实文学技巧记录了正在成长中的陕北苏区的一副立体而丰富的影像，让阅读者无不身临其境般的为之动容。
虽然我们很想拿现在的共产党和以前的共产党来比较，但是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可比之处的，毕竟很多时空限制太多。
但是我仍然觉得那个时代的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他们有些孤独，或者是非常孤独，但却在幽暗的历史隧道中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