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的读后感
一年前，“非典”的时候我拿了好多书放在床头准备看。
结果一直都没有看，那些书被我找了一个纸箱子放起来了。
前段时间一直在看郭敬明的书，这两天很想看小说。
本想好好地构思一下我写的那个故事，可它已经向悲剧发展了，我写不下去了
打开箱子，全是纯文学的书，我还算是最喜欢看巴金的小说，箱子里有一本巴金的《寒夜》。
《寒夜》的诞生，标志着巴金在现实主义艺术探索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于是拿出《寒夜》来看，二百来页。
中午值班是看了一百来页，晚上下班后倒头变睡着了，8点多醒来继续看，快十点时就看完了。
不知什么时候，眼泪和鼻涕已经一起流了下来…… 虽然穿着露胳膊露腿的单薄裙子，但身体上却不曾感觉到夜晚的冷，可心里却似乎已悲凉得不知怎么形容
巴金写《寒夜》是为了“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是为了“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
写小公务员旺文宣的喝酒、生病以及母亲和妻子的吵架，最后这个可怜、懦弱、多病、善良而无能的小公务员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默默地死去。
这一切虽然是发生在八年抗战时期的事，可我看着他却如此真切，仿佛是现实生活中，身边发生的事情一样。
只是我们现在再也不会有人隐患肺病、霍乱、痨病而死去了，现在社会的医学已经很发达了。
可仍然会有一些人因贫穷，因善良，因无能而向汪文轩一样，妻离子散，最终走向毁灭。
至少，我就觉得我和汪文宣一样
一样的彷徨、一样的无助、一样的懦弱、一样的会忍耐…… 心，真得很冷，很冷
想想我才21岁呀，我却感到了如同汪文宣的那种无奈和无助，甚至是认命
他的明天是死亡，而我的明天肯定不会是死亡，那会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是如此的茫然…… 记得四年前，我才17岁，大专刚毕业。
在交大幼儿园实习时，我是那么的出色，至今仍对指导老师的话记忆犹新。
她劝我改行，利用假期重新学个什么东西，只是千万、千万不要到幼儿园工作。
她们都说如果我不听劝告，以后会后悔的
我很喜欢小孩子，所以我当时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幼儿园工作。
那时的我，感觉前途是一片光明
可上班后，我便再也不知道，什么是理想
什么是前途
我再也没有接触过光明了
现在的我，更是不知道光明是什么
记得刚刚工作时，我便慢慢地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可能是那光芒太刺眼了吧，但我自己却没有察觉到。
所以，我便遭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排挤，那更是一种刺骨的寒冷啊
我向指导老师求助时，她告诉我：“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
”现在，的确是变好了，我对工作本身丧失了热情
但是由于我是发自内心的、一如既往地喜欢小孩子，所以我现在还在幼儿园工作。
我总觉得，我会很快离开这里，在我失去所有热情和激情的那一天
曾有很多次，为自己的人生规划未来时，徘徊着，徘徊着。
上班后整整一年的时候，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就决定日后考公务员。
听说考公务员必须有计算机2级证和英语4级证，于是，开始为计算机2级证奋战，可考试时间却和单位最忙的时间冲突了。
我只好放弃了考试，结果到现在也没有拿到这两个证。
紧接着，便是妈妈让我考本科，选来选去，觉得还是自考可以学到一点点东西。
而且自考的文凭会有二十多个国外的大学承认，便想早一点考完自考，然后出国继续深造。
可每年单位最忙、事最多的时间便是4月和10月，很多活动同时展开；而我的自考时间正好是每年4月和10月的第三个周末。
于是，又常常为工作让步，以致于出国一事连想也不敢想了。
终于在今年4月初受到老猫哥哥的影响，决定考完本科后考研。
可本科对我而言，其实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
我的思想已乱了，不知道一天想什么，我知道这是与学习很远、很远的。
正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初三时的政治老师，如今他已退休。
他告诉我，工作一定不能马虎，要认真对待。
但是应把自己的学习深造放在首位，单位的那些奖项拿得再多也不如在社会上获一纸小奖
他的话更加坚定了我日后考研的决心，可现在呢
我却仍然不知所措…… 我深深地清楚，如果我再这样消沉下去的话，我便会和汪文宣一样，走向死亡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他也比我幸运。
他至少还有过一个深深爱着的人，他们曾经还有过追求，追求爱情与理想的统一；他们曾经还对生活充满着信心与勇气
而我呢，我还不曾留下一点时间给过爱情
此刻，我只想到一个词，那便是：despair(绝望)
也许，真的有一天，我会疯掉
我的心会冷到冻结起来……。
哲学的贫困 读后感
《哲学的贫困》读后感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成的一部论论战性著作，以法文写成于1847年上半年，并于同年7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
在此之前，即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该著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全面阐述他们的新世界观及其与德国哲学传统的划界，但当时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发表。
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而发表《哲学的贫困》，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精练的表述首次问世。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着力于批判整个德国思想的思辨传统、并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境域，那么，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的重点就是，用已经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理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历，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历史根据和正确方向。
该书的叙述固然始终针对着蒲鲁东原书的一系列说法而展开，但是，由于蒲鲁东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这就使得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必须以针对黑格尔主义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境域。
因此，该著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具有经典的重要性。
该著分为两个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
第一章的讨论针对蒲鲁东为“工资平等”的社会主义所作的经济学论证，揭示这种论证尚未达到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水准。
第二章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展开这一批判的同时，精辟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人类经济想象的历史科学方向。
由于第二章中最重要的思想内容表述在该章的第1、2节中， 我们在此就选录这两节。
蒲鲁东以实现“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方案，是从西方近代哲学的抽象理智主义中产生的。
他用对经济范畴的逻辑联系的说明来代替对形成资本的历史运动的把握，其结果是企图通过“经济学理性”来消除资本运动的坏的方面、保留其好的一面，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而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
《哲学的贫困》就是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最彻底的哲学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错误根源于：（1）不理解资本关系起源于劳动力转变为可用货币购得的商品这一在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运动，以及由于这一运动所必然导致的货币的资本化，（2）不理解货币资本化本身即是一种以“资本主义”来命名的现代人类的生存条件，这种生存条件的本质是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感性活劳动的统治；通过这种统治，人类感性力量和感性财富的发展以劳动抽象化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经济学理性所设计的方案来加以克服的偶然错误。
资本对现代人类的统治，是不可能在不消除抽象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情况下被克服掉的，这也就是说，资本是无法通过工资的平等化---即把抽象劳动的权力平均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而被消灭的。
事实上，只要劳动的抽象化及其积累作为一种脱离个人的一般社会力量继续存在，价值规律就必定发生作用，并且，正是从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必然形成使剩余价值规律得以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即不断产生出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对于具体活劳动的统治权。
所以，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幻想一个没有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社会。
马克思在1846年年底读到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时，即决定对该书进行批判。
当时他给俄国的帕.瓦。
安年科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阐述了对蒲鲁东展开批判的要点，成为后来写作《哲学的贫困》的基础。
马克思在该信中指出：“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点到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
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的根本之点，是抓住他的黑格尔主义出发点。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一开始就这样写道“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
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
这就是说，英国经济学使人成为经济范畴，而德国哲学则把经济范畴追溯到它们在神秘的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中的起源。
这个幽默的比喻，直截要领地揭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共同前提，即以范畴的逻辑先在性遮蔽处在历史运动的现实个人之创生和改变其原初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感性交往（即生产力）。
与黑格尔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正是在于取出这种对于人们的实践生活的思辨遮蔽。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
......经济学家们想我们揭示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
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而是人们生产出来的。
这些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
” 只有清除掉传统哲学对现实个人之生产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所形成的思辨的遮蔽，才能从根本上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导向的“历史科学”的对象与任务。
“历史科学”与理智主义的经济学不同，它不是从范畴层面上描述给定的生产关系，而是要描述产生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即，描述那些确实在客观上限定着现实个人的生产关系本身，如何从现实个人的感性交往中必然地产生出来。
马克思说得很分明：“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
而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懂得这一点，即懂得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哲学的贫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依赖的诸种理智主义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
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指出的历史必然性，不是关于各种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逻辑必然性，而是从现实个人的活动的历史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必然性。
由此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
如果说今天的各种社会科学仍然主要地还是在对现存的事实世界进行范畴的把握中存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在其根基除就隐藏着危机，而这种危机，只有通过它们从根本上承认和理解自身前提的历史性质，才能被克服掉。
当然，对克服这种危机的普遍需要本身，还有待于历史运动将其产生出来，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历史的演进必将带来这一切。
当历史的条件成熟之时，真正的“历史科学”就能够生长出来。
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化来说就是，这时候人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
......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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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宝会说话观后感200字
“叮
您有一条来自国留言，请注意查收。
”近期大热的电视《如果国国宝会说话开场白。
这部由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制作的百集纪录片，每集重点讲述一件文武。
不同于博物馆的平面展示，这档节目深入挖掘蕴藏在文武背后的深邃历史与精彩故事，用既专业严肃又不是活泼的解说词将一个个“大国重器”浓缩在五分钟的视频里。
当下，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时间越来越碎片化，很难有人可以坐在电视机前静下心来看较长的纪录片。
5分钟一集的《如果国宝会说话》就像打开了一条细细的门缝，让人能通过活泼生动的电视语言，利用哪怕乘公交车、坐地铁的闲暇片刻来一览文物的精彩，感受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创造。
可谓是“是充电五分钟，穿越8000年”。
赞美改变你读后感
赞美，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赞美能点燃正能量，只有心灵之间有了沟通，才会产生友情。
我们生活不是称赞别人，就是被别人称赞的世界里。
赞美好似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赞美改变你》就是一本教你如何赞美别人的一本书。
《赞美改变你》主要讲了：毒舌女崔玉婷因为讨厌一天到晚嘴上抹蜜的梦瑶而不想上学。
她不明白为什么梦瑶整天不是夸奖这个，就是赞美那个。
而让崔玉婷最生气的是梦瑶身边有许多朋友。
直到有一天，梦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在地，住进了医院。
班长让每个人都写一封祝梦瑶快点康复的信，玉婷在纸上随便写了一句，结果梦瑶在病中给玉婷写来长信，并且告诉了玉婷学会赞美的七个彩虹秘方。
玉婷照着彩虹秘方做了以后也学会了赞美，并与梦瑶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毒舌女崔玉婷的外号变成了感叹号。
梦瑶的七个彩虹秘方分别是：一，从称赞自己开始。
二，关心对方。
三，从小事开始称赞。
四，凡事多往好处想。
五，由衷地感谢。
六，好好倾听对方的话。
七，我会心想事成。
这七个彩虹秘密让我也懂得了不少。
在生活中我有点腼腆，更不会赞美别人，我也要像崔玉婷一样，从现在开始实践七个彩虹秘方。
《赞美改变你》使我懂得了：称赞别人真的能改变自己。
只有会赞美别人才能会获得真正的友情。
也只会关心别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友情。
也只有关心别人才能引发更多关心，不关心引发更不关心。
不断地自我鼓励会帮助我们开辟未来的梦想锁住门。
真心的称赞中藏着关心和爱。
就像这本书的作者金夏妮说的：称赞的种子，在关心的浇灌下开始萌芽，种子萌芽后会成一棵大树，还会结出饱满的果实。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把称赞的种子埋在土里，用我们的关心让它结出饱满的果实吧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读后感
托尔斯泰读后感（一） 榜样是无比强大的力量源泉。
我虽然没有看过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但我看过他写的‘童话和寓言’，我听爷爷讲过，他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一口气地读完了《托尔斯泰的故事》，分析了他的童年，幼小时父母双亡，喜欢幻想，从小坚持写日记，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
托尔斯泰的童年告诉我，他从小失去了父母，反而促使他们早熟，促使他们坚强自理。
留守儿啊
不要自卑，父母远离，虽然有欠缺，但也是锻练自强自力的好机会啊
我要学习托尔斯泰从小记日记的习惯，但坚持真难啊
羡慕托尔斯泰有那么优秀的哥哥和妹妹，这是独生子永远的欠缺啊
托尔斯泰的青年是在军队里度过的，他参加过激烈战斗，几次死里逃生。
我想正是这种丰富的生活经历，生与死的体会才使他写成了不朽的《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关心儿童，开办农奴子弟学校，为儿童写课本，关心贫民，深入农村，把自己的所有财产施舍给农民，为农民写作，为灾区人民捐款。
比尔。
盖茨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给了慈善事业，诺贝尔把自己所有的遗产献给了有贡献的科学家。
每一个伟大的人都充满一颗博爱的心，所以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托尔斯泰终身学习，42岁还学希腊语，50岁专注学习老子、孔子、孟子的学说，直到暮年。
他一辈子都在读书学习，而我学习总是不自觉，爷爷叫一叫，我学一学，爷爷不叫，我就开溜了，与托尔斯泰爷爷比，我真惭愧呀
托尔斯泰吃苦耐劳，他下田干活，穿着朴素的衣服，他徒步朝圣，我相信是劳动，使他健康，使他活到了82岁。
我除了帮奶奶提东西，卖东西外，很少家务劳动，今后我要热爱劳动，多加家务活，自己的事自己做。
托而斯泰爷爷，我会永远记住你的话：“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结果是使自己什么也不会创造，那他的一生永远是模仿和抄袭。
”“不知道并不可怕和有害，任何人都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可怕的和有害的是不知道而假装知道。
”
读者父亲给我的三封信的读后感600字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早已不存在了，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它们是永远存在的。
1943年夏，我由昆明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1945年1月我又回到昆明，这中间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就是在这一年半中，父亲给我写了三封信，只有三封。
在谈这三封信之前，要交代一下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南开中学念书。
1941 年夏，我进入西南联大附中，1943 年我读初二，我和几个同学对当时童子军教官的专制作风很不满意，加之我们偷偷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对陕北颇为向往。
于是我们五个人：我、余绳荪、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决定去延安看看。
我们没有路费，就分别偷了家里的金子，卖了作为路费。
我们由昆明先到贵阳，准备由贵阳去重庆，再去西安，由西安去延安。
到贵阳后，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吃过晚饭，刚准备睡觉，忽然来了几个大汉，说要我们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去一趟。
到那儿后，他就把我们几个人关在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内的小房间里。
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
特别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还带了一本《西行漫记》，因而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
不记得是谁忽然发现，屋子的地板有缝，于是把书撕了，一张一张由地板缝塞了下去。
我们又共同编了一套谎话，说我们要去重庆念书，并且各自还找到一两位在重庆的亲友作为护身符。
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警告我们不要听信什么谣言，对带领我们的余绳荪还加以恐吓说：“不要以为不会把你枪毙。
”我们几个一口咬定，都说要到重庆念书。
没有问出我们什么来，他们就把我们关在侦缉队旁边那间小房子里。
关了大约一周，西南联大附中派教务长来接我们回昆明。
警备司令部还派了人随同押送。
回到昆明，父亲并没有责骂我，反而把我们几个出走的孩子的家长给西南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的信给我看，信中对西南联大附中的教育进行了批评。
这样我们都不愿再回附中读书了。
正好我有一个堂姐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于是我就 决定去南开中学了。
那时，由昆明去重庆的机票非常难买， 给我这样一个15岁的孩子买机票更是难上加难，我父亲带着我跑了好几趟航空公司也无结果。
这时我真有点心疼我父亲。
父亲由于撰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1931年至 1937 年几乎每晚到一两点才睡觉，这对他的身体有很大影响，他不仅患有高血压，心脏也很不好。
后来实在无法，父亲只得去找毛子水教授帮忙， 因为据说毛先生曾是军统头子戴笠的老师。
这样我才得到了一张去重庆的机票。
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了一年半，于 1945 年1月又回到昆明。
这期间父亲一共只给我写了三封信，而母亲给我的信更多一些。
以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不知道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生活更加艰难。
在南开中学，所有的学生都住校，吃集体伙食，菜很少，我们吃完第一碗饭，菜就没有了。
有些同学家在重庆，往往带点私菜，或者带点加盐的猪油来拌饭吃，而我则没有这种可能。
因此，我就写了封信给父亲抱怨生活太苦。
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抗战期间大家生活都苦，不应该对此有什么抱怨。
他还说，他在清华读书时，由于祖母不给他车费，每星期六回家要走几十里路，也并没有抱怨。
他还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抄给我，并且说：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这样你才能在后方读书。
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多想想比你更困难的人， 要像杜甫那样，在艰难的生活中，想到的仍然是“大庇天下寒士”。
父亲的信虽是这样写的，但他同时又多寄了一点钱 给我堂姐，让她买点猪油给我拌饭。
后来我知道，我们家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父亲的薪水本来就不够用，加上我妹妹患了肾炎，治病要花不少钱， 而我母亲由北平带到昆明的衣物和首饰渐渐都卖光了。
父亲的信和他的所作所为，对我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每当我想起他的这封信和他让堂姐给我买猪油，我都不能平静，感谢父亲对我的爱和关怀。
我比起父亲来在学术上没有他那么大的成就，但我不敢苟且偷安，总是希望能对得起他，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
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期间，我的大妹汤一平患肾炎不治而离开了人世，她那时只有14岁。
起初，我父母都没告诉我，我是后来从我堂姐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
大妹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她和我只相差一岁半，感情也最好，在我写的《生死》里记述了大妹的死。
当我知道了大妹病死后，写了一封信给我父母，述说我的哀恸，并问“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只有二三百字的信，信中引了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
”并且说：“对于生死、富贵等，不是人应去追求的，学问和道德才是人应该追求的。
”他要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
从父亲这封短信看，他确如钱穆先生所说，是一位“纯儒”。
近读《吴宓日记》， 其中也记有父亲在一次演讲中说“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
”那时，父亲正好50岁，是否“知天命”了，我不敢说，但他要求我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这无疑是儒家对做人的要求。
而我在50岁时（1977年）才像孔子15 岁那样始“有志于学”吧
大概到我60岁时也才如孔子40 岁时那样进入“不惑”之年。
父亲立身行事所依据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在我身上有所体现。
重庆南开中学无疑是当时大后方最好的中学之一，我能进入是得益于我的堂姐在那里教书， 当然也和我父亲于1927年至1928年在南开大学教过书有关。
我在联大附中只读到初二，没有读初三，而到南开中学直接进入高一，功课的压力自然很大。
开始我还可以勉强跟上，可越来越感到困难，因而学下去的信心动摇了。
于是我写信给父亲说我不想学了，想回昆明。
父亲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说：“读书、求学就像爬山一样，开始比较容易，越往上越困难，这就看你是否能坚持，只有有志气的人才能爬上去。
爬得越高 ， 看得越远 ， 眼界越开阔。
”他还举出一些古今学人坚持为学的例子来鼓励我。
父亲的这番话，不仅使我坚持在南开中学学下去，而且对我一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虽无大成就，但总力求日进而有所贡献。
这大概是和父亲对我的鼓励和教导分不开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