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一句话感想怎么写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时时都在接受挑战，钢铁企业尤为明显，金融危机以后形成的高产量、高库存、高成本和低需求、低出口、低价位、低效益的“三高四低”现状始终“套牢”着钢材市场，南钢和众多钢企一样，都面临着订单、成本、效益、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转型等多方面的压力。
在如此激烈的的竞争环境中，南钢员工也明显感觉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了，工作标准越来越高了，工作任务越来越多了，加之物价的上涨、生活的压力等，员工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这些压力如不能得到有效释放，很容易累积成消极、抵触等不良心理情绪，危害员工的身心健康，个别的甚至会造成工作上的重大失误，影响企业的整体工作绩效。
为了更好地实现构建和谐企业的目标，笔者对南钢员工心理压力形成的原因、减轻心理压力的疏导机制、提升员工幸福感等方面进行了初浅的探讨。
一、心理压力过大的危害 没有压力，人则会懈怠，适当的压力，才会使人保持较高的工作积极性，产生较高的工作绩效，但是长期的过高压力，负面影响比较多。
长期处于职业倦怠或心情压抑，将破坏员工的精神和身心健康，引起相应的肌体反应（如内分泌失调、失眠等），引发心理问题甚至身心疾病，给工作、学习和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企业员工“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占37.6%，“疑虑重重”占33.1%，“挫折感强”占28.6%，“悲观失望”占16.5%。
另外，员工的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以及对企业造成的影响日渐受到广泛关注。
更严重的是，近年，高校教授猝死、高薪白领早逝、富士康跳楼事件、华为员工自杀事件等报道屡见报端，令人扼腕。
笔者近期也对身边的销售员工进行了专门的调研，有86%的员工“感到工作压力大”，89%的员工表示“工作感到疲惫”，92%的员工“常觉得时间不够用”，瞬息万变的市场、复杂的人际关系、买方市场的强势、难以顺利达成的指标、家庭生活的压力、出差频繁、缺乏关怀等，都使得员工的心理压力很大，一些员工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一些员工的不良情绪影响了工作绩效；还有一些员工家中甚至出现了离婚危机等。
因为压力得不到排解和疏导，损害的不仅仅是个体，而且会破坏组织的健康，比如职业枯竭高发、离职率增加、工作效率低下、焦虑症。
员工的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以及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受到长期关注，由于心理压力而怠工、缺勤、跳槽或转行都会给企业带来损失。
只有幸福感强的员工，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创造好的工作业绩，实现“员工快乐、企业快乐、用户快乐”。
来自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员工满意度提高5％，会连带提升11.9％的外部客户满意度，同时也可以使企业效益提升2.5％。
可见，企业若能有效提高员工的职业幸福感，就能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更好地保持企业的快速、健康、和谐发展。
二、职业幸福感与员工心理援助计划概述 中国已有一部分优秀企业已经意识到压力与情绪管理的重要性，一些企业也正逐渐迈开员工援助计划的脚步，帮助员工提升职业幸福感。
EAP是“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三个单词首字母的缩写，通常翻译为“员工帮助计划”或“员工心理援助计划”。
EAP是由企业通过专业人员为员工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心理援助，利用心理学的知识，改变人们的心理认知、情绪、行为和意志，达到消除症状、治疗心理疾病。
EAP心理疏导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内心不和谐的因素，解决员工心理和行为问题，达到提高员工工作绩效，改善企业管理的目的。
EAP也是许多企业借此向员工表示企业对员工的关心，提高企业公众形象的重要手段。
EAP最早起源于19世纪末西方；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为二战老兵实施EAP；20世纪60年代，EAP转变为劳动力提升项目，开始被企业广泛采用，并逐步走向成熟；20世纪80年代以来，EAP 开始在全世界范围迅速推广。
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有90％以上的企业引进了EAP。
有众多调查表明，实施EAP项目不仅可以改善员工心理素质和健康，而且还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方面的效益。
美国哈佛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研究专家对全美国大中型企业实施EAP效应调查发现，实施EAP项目可以为企业节省大量费用支出。
大约每1美元EAP费用支出可以节省5-16美元开支。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EAP计划实施后，每年为公司节约37000万美元开支，平均每名员工节省3700美元费用。
美国一家拥有7万员工的信托银行引进EAP之后，仅仅一年，它们在病假的花费上就节约了739,870 美元的成本。
Marsh & McLennon 公司对50家企业做过调查，在引进EAP之后，员工的缺勤率降低了21%，工作的事故率降低了17%，而生产率提高了14%。
Motorola日本公司在引进EAP之后，平均降低了40%的病假率。
2001年3月，EAP正式进入中国，诞生了第一个完整的EAP项目——联想客户服务部的员工援助计划，该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博士张西超主持。
首先对员工进行了心理状况调查、研究和诊断，对员工心理进行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并提出了相应的组织管理建议。
随后开展大量的宣传活动以及咨询式培训、各种专题小组咨询，引起管理者和员工很大反响。
这之后，EAP项目开始在国内机构中迅速发展起来，现在的中国移动也是较为领先的。
应该说，EAP对员工有明显的益处，它使得员工工作情绪优化，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增强了自信心， 减少了工作事故，降低了缺勤，克服抽烟、酗酒等不良嗜好。
EAP对于企业的益处更是重要，具体表现为：提高组织的公众形象、树立组织关心员工的形象、提高组织绩效、管理意外事件的风险、吸引及保留员工、减少员工抱怨、节省招聘费用、节省培训开支、 减少医疗费用支出、降低管理人员负担、 提高员工士气、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提升工作间的合作关系等多方面。
三、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幸福是人们对于生活和职业的主观体验，是依人们自己的主观感觉而转移的。
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
人们的幸福感主要与人们需求和期望值有关，幸福感会随着人们的需求变化而不断变化，例如，在饥饿时，能让他吃上饱饭，他就会感到幸福；在贫穷时，钱够花，就会感到幸福；当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即使再如何增加经济收入，他也不会感到幸福，这时就需要实现价值，需要成就感。
现在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五个方面： 一是工作岗位的变化。
企业改革、战略转型、技术改革、岗位调整、人员分流等均会带来工作岗位和职责的变化，大家对工作能否适应、能否胜任和驾驭，这些直接影响职工的心情。
有些员工会面临新岗位、新工种、新技能、新的人际关系的挑战，因而感受到了岗位竞争的压力，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紧迫感、压力感和危机感。
二是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应用。
现代企业技术更新十分快，日新月异，新技术新设备应用对各项技术标准和规章制度的科学性、严密性、系统性、对生产组织模式、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要求都达到极高的程度。
为适应新要求，各岗位人员必须接受培训，在短时期内强化业务素质、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这一切对员工来讲，无疑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三是高速度、快节奏带来的压力。
现代企业生产环节紧密衔接，工作流程紧凑，稍有疏漏就可能酿成大祸。
一些岗位不能有一点点分神，不得有丝毫疏忽，如南钢的冶炼轧钢操作工、生产调度指挥人员，关键岗位的作业人员的精神紧张和疲劳程度，都是非常大的。
同时，为了完成任务，大家都是在加班加点，早来迟走和双休日也上班已是普遍现象，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也使得员工焦躁和烦闷。
四是职业发展的压力。
现在个人发展、薪酬待遇与业绩全部挂钩，同岗可以不同酬，各岗位之间竞争的压力，渴望升迁或是提高待遇都需要具备更多的优势，要能保持在同事中的出类拔萃，这些都是无形的压力。
五是家庭幸福也会影响到工作上的情绪。
家庭生活和谐美满，工作自然也是好心情，家庭如有婚姻、恋爱等方面的挫折和问题，便会格外感觉悲观失望，情绪低落。
目前消费品物价上涨过快、房价高位、子女就业艰难等让很多员工感到家庭经济生活压力偏大。
四、实施员工心理援助计划的方法和步骤 将心理帮扶工作纳入思想政治工作范畴。
把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贯穿、渗透、体现于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企业的工会工作者和其它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由政治宣传员向心理咨询师角色转变，工作内容要由“教育人”向“服务人”转变。
过去，员工往往是处于被教育者的位置上，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无条件服从，现在我们必须服务于人的基本需要，从了解需要、激发动机入手，及时主动地给有心理困惑、心理障碍的员工以必要的援助，帮助员工正视心理压力，挑战心理压力并有效地缓解心理压力。
对每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进行心理辅导培训，邀请专家传授心理辅导技巧和沟通方法，学习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学、公共关系学等知识，让大家知道在员工遇到一系列困惑时，知道如何去疏导和交心谈话。
目前宝钢半数党支部书记已通过考核，成为心理辅导师，他们还汇编了《员工心理疏导案例集》，相互交流。
一般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主要是七种方法，一是回避法——帮助员工转移注意力，尽可能躲开导致心理困境的外部刺激；二是变通法——变恶性刺激为良性刺激，运用酸葡萄与甜柠檬效应。
三是转视法——帮助员工换个角度看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从而使消极情绪体验转化为积极情绪体验，走出心理困境；四是换脑法——换一种认知解释事物，更新观念，重新解释外部环境信息，减少或消除心理认知与心理体验的矛盾冲突；五是升华法——让员工积极的心理认知固着，把挫折变成财富。
改变消极的心理状态；六是补偿法——改弦易辙不变初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七是求实法——帮助员工切合实际调整目标，修正目标。
从企业文化建设着手，营造宽松活跃、富有激情的工作氛围。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一个相互帮助、相互理解、相互激励、相互关心的工作氛围，将大大的提高员工的愉悦度。
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和引导，帮助员工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广阔的胸襟和洒脱的人生态度，将员工从锱珠必究的恶劣情绪中解救出来。
沟通与理解是每个人内心的渴望，每月召开管理者见面会，了解员工的不满情绪，管理者直接关注、关心员工的状态，多一点微笑，多一点倾听，多一点理解。
每个人都有希望得到赞赏的心理，我们不完全依赖于经济激励，有时非经济激励也能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及时的表扬和鼓励、免费的体检疗养，带薪休假、意外的礼物等等，都增强了员工的收获感和自信心。
同时，工会组织也可以时常组织一些联欢活动、磨炼意志的团队训练活动、读书活动、技术练兵活动、集体郊游、社团活动等，让员工充分陶冶情操、展现自我、愉悦身心，减轻来自各方面的心理压力。
创建公平公开的企业环境，员工感到平等和自由。
员工援助计划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行动上的帮助，要求企业给员工创造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把员工“知道率”、“满意率”和“参与率”作为检验业绩的标准之一。
设计与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一方面是改善工作硬环境——物理环境，工作场所的面积、形状、陈设、通风、采光、温度、湿度等与员工工作心理感受有密切关系的环境进行改善，提高员工工作安全和健康条件。
另一方面是通过领导力培训、团队建设、工作轮换、职业生涯规划等手段改善工作的软环境，在企业内部建立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丰富员工的工作内容，指明员工的发展方向，消除问题的诱因。
要继续做好厂务公工作，最大限度地公平对待每一位员工，从制定政策到具体操作，从全局平衡到局部调整，都应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在重大决策上公开意图、在具体操作中公开过程、在选人用人上公开招聘，在薪酬福利上公开方案，使得考核评价体系，培训发展体系，薪酬福利体系公开透明，员工得以安心、快乐的工作。
建立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使员工看到未来。
自从传统的“铁饭碗”的终身雇佣关系被打破后，员工生存的唯一之道就是不断地发展、提升。
因此，员工在赚取收入的同时，能否发展提高，成为最为关注的问题。
要让员工工作得更快乐，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我的未来在哪里”，有无良好职业发展前景是员工能否快乐工作的关键因素之一。
企业应为员工搭建一个公平、合理、公正的发展平台，建立员工职业发展通道，明确晋升标准和胜任模型，牵引员工不断的努力提高。
同时，在企业内部为员工提供课程、导师、轮岗等多种发展所需的资源，建立职业规划体系，设立技术、专家、行政等多通道发展路径。
做好员工的期望值管理。
高期望值对幸福感是一个主要的威胁。
期望值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异也会影响人们的职业幸福感，高期望值与个人实际差距过大会使人丧失信心和勇气；期望值过低则会使人厌烦，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合理的期望值。
根据美国行为科学家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我们知道在企业中存在着令员工满意和不满意的两种因素，分别是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
那些使员工感到满意的因素主要与工作内容相联系，称为激励因子，如成就、赏识、挑战性的工作、增加的工作责任，以及成长和发展的机会等，当它充分时能激励员工产生满足；那些使员工对工作感到不满意的因素主要与工作环境相联系，称为保健因子，如人际关系、工作环境、公司政策、管理措施、工资、福利等，它不充分时将使员工不满意。
这里面的因素，有些是企业需要改进的，有些是需要引导员工的。
如员工的职业晋升机会是人人都想得到的，都想向高岗位级别发展，但企业合理的组织结构是金字塔型或橄榄形，所以不可能所有人都处于高岗位级别，况且人与人的能力客观上是有差异的。
因此，需做好员工期望值的管理，引导员工制定合理的期望值。
理想和现实之间总归会有所差距，有差距才有未来，在GE的EVP项目中， “轻松工作”“放眼未来”就是关键词。
提高员工的自我情绪管理能力。
可以开通员工QQ谈心室、西祠讨论版、领导邮箱、心理咨询电话和心理咨询邮箱等多条沟通渠道，为受心理问题困扰的员工提供多条帮助路线，并且保障了员工的私密性。
时常为员工发放“心理保健卡”，加大心理知识的普及和宣传，让员工了解自身心理发生变化的规律以及心理调适方法，在遇到心理压力时能恰当地进行自我调适，通过情绪转移、自我宣泄、改变认知、寻求支持等方式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定期对员工进行心理疏导、心理行为训练，引导员工实事求是、讲究理性的科学思维方式，以理性驾驭情感，矫正情绪化、非理性的思维习惯；引导员工运用基于平等心、利他心的换位思考，矫正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多沟通，消除误会等等。
帮助员工树立积极向上的心态，提高快乐指数。
境由心造，奥格·曼迪罗在《羊皮卷》中指出：我们生活中有90%的事是正确的，有10%是错误的。
要想幸福，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90%的事上。
快乐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化繁为简的要诀是减少无端的联想和后悔心理，就事论事；心理制衡的重点是不能不对比，也不能泛对比。
“将啼饥者比，则得饱者自乐；将号寒者比，则得暖者自乐；将疾病者比，则康健者自乐。
”如此一比，则越比越快乐。
这与我们的谚语“知足者常乐”是一个道理。
因此，要引导员工在追求职业目标的过程中，要有“过程第一、结果第二”的积极心态，享受追求目标的过程，不要对结果过于执著。
有效的进行职业幸福感的管理，不仅能使个人更快乐，而且能使企业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进行更理性、更科学的管理和决策，使员工“工作，快乐，并幸福着”，最大限度地提升员工的职业幸福。
进行员工进行满意度调查和幸福指数调查，了解员工心理焦虑和烦闷的主要原因。
五、南钢实施EAP的建议 一是在研发、销售、主要一线等压力大的岗位开展试点，总结和提炼经验并逐步推广。
二是采用两种模式相结合。
内部式，即企业雇佣专员或团队负责EAP；外部式，即以签署协议方式外包专业EAP公司服务；内外部结合式，就是内部专员处理日常事宜，如有阶段性大项目则外包专业公司处理。
快速培养自身的心理咨询师，并深入学习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经验。
三是进行员工进行满意度调查和幸福指数调查，了解员工心理焦虑和烦闷的主要原因。
调查可以采取电话、问卷等方式，并做好保密措施。
四是实践以上所提的八条建议，也可以不断创新和丰富内容。
五是在理念和标识上也要提倡快乐工作、快乐生活。
工作场所去掉一些警戒性的口号，改用温馨和善意的标识。
六是对项目中的重要样本进行长期跟踪式心理辅导。
看上去员工援助计划大部分的服务属于日常工作和生活范畴的援助，事实上，在正常社会、自然环境下，员工心理健康同样是关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大事。
企业给员工以幸福的满足，员工回报企业以敬业和奉献，这是人企关系理想的良性互动。
因此，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应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重要目标和神圣职责。
《好习惯成就最优秀的孩子》读后感
《习惯决定孩子一生》读后感 我读了教育学家孙云晓的《习惯决定孩子一生》一书，感受颇深。
好的习惯是一种财富，它能成就孩子一生。
在人生中，有很多时候，一个好的习惯和性格，能为你带来莫大的好处。
这种习惯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点一滴长时间积累和培养起来的。
孙云晓说“如果你养成了好习惯，你一辈子都享受不尽它的利息；如果你养成了坏的习惯，你一辈子都偿还不尽它的债务；坏习惯能以它不断增长的利息让你最好的计划破产。
” 是的，幸福人生的基础是源自良好的习惯，不管是美好的品德，还是较强的学习能力，都是儿时养成的良好习惯。
有了好的习惯，才会有幸福的人生。
每一个孩子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各种各样的习惯，单从表面来看，它是一件小事，不引人注意，但是很多人的失败就败在不良习惯上。
“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
”习惯是人生之基,而基础水平决定人的发展水平.书中的大量事实证明了一个道理：习惯决定一个人的成败。
让孩子从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它将伴随着他们的一生，无论学习还是生活，做人还是处世。
这些好的习惯都将以一种无比顽强的姿态干预着他们生活。
红岩第一章体会80字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 儿子成长了，本来就和母亲渐行渐远，他有他的思考，有他对这个世界的抱负，有他的朋友圈——那是任何父母都无法跨越进去的圈子。
于是，和家人之间的感情也就渐渐平淡。
龙应台慌了，她不晓得该如何掌握住她与儿子之间的联系。
于是，她邀儿子安德烈以通信方式与她合写一个专栏，一方面她可以透过书信来了解儿子的想法、内心到底在做什么打算，以及为人母亲最渴求知道的——过的好还是不好
这36封信就是如此产生出来的。
龙应台出生于台湾上世纪50年代，来自一个渔村。
她的儿子80后，台湾和德国混血，生活在德国。
龙应台的18岁，1969、1970年，住在人车杂踏、鸡鸭争道，只有一条窄马路的海边渔村（当时台湾也属“第三世界”）。
白衣黑裙，准备考大学，对阿波罗登月、中国文革一知半解，外边的世界不存在。
安德烈的18岁，踢足球，和朋友酒吧聊天、讨论《华氏911》和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准备考驾照、去旅游和学中文。
音乐和美术对龙应台来说是知识，不属于内在涵养，自觉有美的贫乏和对生活艺术的笨拙。
而安德烈一代人，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长大（龙应台和安父亲都是博士），网络使其拥有广泛的知识，艺术和美的熏陶唾手可得。
如此不同的两代人进行对话，他们讨论的话题涉及面很广，比如：族群问题和身份认同、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民主自由和个体权利、价值取向和职业规划、流行文化和艺术鉴赏、生活习惯、个性发展、衰老、死亡以及恋爱问题等等，母子俩都在思考、解剖，贯穿其中的是坦诚和爱。
从他们的对话里，我看到的龙应台，是一个爱儿子的普通母亲，她在认真地了解、认识儿子，同时也在努力解释自己，三年的对话是成功的，母子收获了巨大的幸福。
在我看来，龙应台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反台独、反独裁、反强权，追求民主、关心民生，厌恶作秀的政治人物，呼唤公平正义。
在给儿子的信里，她对“贫乏”、“愚昧”的渔村娓娓道来（“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她对故土台湾爱的深沉。
在一些话题的讨论中，她多次提到大陆见闻，关于将来，说在西安的一家回民饭馆里，16岁的从甘肃山沟小村里出来的女孩，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父母，安德烈说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龙应台就问：“安德烈，那16岁的女孩，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回想自己，龙应台说：“18岁的我，不知道高速公路，不知道下水道，没进过音乐厅和美术馆，不知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龙应台对安德烈说：“我对于享受和物质，带有几分怀疑的距离”，爬黄山的时候，她看到挑90斤重的少年挑夫，一边水泥、一边食品，早晨4点出门，黄昏爬到山顶，回到家深夜，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一天挣30块钱。
她说：“安德烈，30块钱不到3欧元，不够你买3球冰淇淋，山顶咖啡一杯20元，我不太敢喝，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她讲黄山少年，我很激动，不知道安德烈是否也动容了。
从安德烈的信件中，我看到的更多是中西之间的差异，教育、意识，很多方面。
比如，他们长于理性思考，而我们重情感抒发，他们会积极参与、干预现实，而我们更多是旁观。
18岁的安德烈和他朋友讨论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是不用讨论的，没什么好讨论或者讨论不出什么，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接受，而不是思考，我们不会思考，也不会想去思考。
我们依赖长辈、领导，我们相信权威，我们从众、附庸。
就香港选举时间表出台问题，安德烈置疑香港游行人数的少，在他看来，争取小小的本该的权利，为什么不发出声音呢
龙应台是呼唤民主的，她在游行之列。
当然，一些问题上，安德烈跟我们一样顾虑、烦恼。
“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我几乎确定不太可能有你们的成就，你会失望吗
”龙应台说：“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要你和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 我完全赞成龙应台，但事实上只有少数的人不是被迫谋生。
以龙应台的这一段文字来看，我认为，她衷心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快乐的。
所有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快乐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为什么世上还是有这么多的父母把自己的期望压在孩子的身上呢
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顶尖中的精英，不断的期许孩子的成就能超越自己，这或许就是变相的施压吧。
但……就放任着他一事无成、游手好闲
不
所有的母亲都会担心，会紧张。
如何拿捏其中的尺寸，正是母亲的为难之处。
陆游、唐婉的《钗头凤》原文及赏析
原文：红酥黄籘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年离索。
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
瞒，瞒，瞒
【赏析】 陆游与表妹唐婉本恩爱夫妻，感情甚笃。
但因陆母卜喜欢唐婉，终被迫休离。
后二人各自婚娶。
十年后的一个春日，陆游独游沈园与唐婉邂逅。
唐婉以酒肴款待，陆游感伤万分，惆怅不已，随即在园壁上题下此词，抒发了自己内心的眷恋相思之情和无尽的追悔悲愤。
唐婉读后百感交集，含泪和词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浑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
瞒、瞒、瞒。
此后郁郁寡欢，怏怏而卒。
二词绝望凄楚，缠绵悱恻，感人至深，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唐词尤甚。
四十年后，陆游沈园重游，含泪写下《沈园》，以纪念唐婉：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中不乏刻骨铭心的眷恋与相思，也充满不堪回首的无奈与绝望，真是荡气回肠，震烁人心。
【望采纳】
《我们仨》里面的客栈为什么定那么多规定
为什么不许她问呢
世上著名的小说，很多带有自传性质，作家将自己经历的血泪与欢笑扔进思想的潭中发酵，最终酿成芬芳的美酒，供人品尝回味。
读者顺着小说可以推想作家的生活，好比摸瓜顺着藤就比较省心。
“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钱钟书的名言悲观地诠释着婚姻生活。
看完《我们仨》，我第一个感觉是：事情有例外，由《围城》推论钱先生的婚姻状况一点行不通。
《我们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现实中，钱钟书与杨绛1935年结婚，并共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爱称“ 圆圆”），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他们在自己的“围城”中平静幸福地过日子。
杨绛在书中坦陈：“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
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 《我们仨》中描绘的钱家的确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三个人制造的幸福之家。
幸福的他们仨，来自于他们的单纯和快乐。
这快乐首先是从厨房开始制造的。
他们夫妇俩起初不懂得柴米油盐，杨绛原是苏州的小姐，钱钟书是无锡的“大阿官”，来到伦敦后他们就在房东家吃现成饭。
但最终，他们决定开拓新的生活，于是一起学做饭，学炒蔬菜，学烧红烧肉，学剪虾上的胡须，他们发现吃饱之后甚至不羡慕神仙日子了。
妻子生孩子出院时，钱先生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杨绛感动着想象着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其实每个人都深藏潜力，很简单，只要有心总能超越，总能制造无穷快乐与惊喜。
那个“大阿官”学会做早饭后，早饭总由他承包。
他烧开水，泡上浓香的红茶，热了牛奶，做成牛奶红茶，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拿出黄油、果酱放在桌上，等待家人起床一起用早餐，或者干脆用一只带脚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杨绛的床前，让她禁不住在酣睡中跳起来享用早饭。
钱先生的体贴也许会让我们也有了一个冲动：为自己的家人泡上一壶牛奶红茶，但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单纯地坚持呢
所以，这快乐最让人动心的，是那持久的爱心和不断送出的温暖，那点滴累积而坚固不化的情感。
这单纯的幸福也可以理解为他们仨都带着一颗童真般的心，在一起做很多有意思的事。
在《我们仨》中我常常感觉到大作家钱钟书、杨绛以及他们当教授的女儿有很多童心未泯的开心时刻，像三个孩子般天真乐观地生活着。
钱先生常常不小心做坏事，有时打翻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有时把台灯砸了；有时是把门轴弄坏了，之后就苦着脸告诉杨绛，杨绛就告诉他“不要紧”，她会弄好的，他就放心了，很像做错事的孩子无奈地求助妈妈一样。
杨绛也果真全都修好了他弄坏的东西，像孩子更加信赖妈妈一样，他更加相信杨绛，彼此之间也因为这些温馨的细节累积起了牢固的信任感。
凡夫俗子每天疲于奔命，忘却了生活中简单天真的快乐，以“忙”为借口，甚至与家人也若即若离。
他们仨却天天在早饭后晚饭前并肩出门散步，有趣的是他们把散步当作“探险”，因为他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看到不同类型的房子，一起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中的人流，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猜测各人的身份。
他们仨去吃馆子，不仅吃饭吃菜，还会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当作娱乐，以观赏和超然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因而三个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乐趣。
这样简单快乐的幸福，不能不说也蕴含着生活的大智慧。
我常常认为爸爸偏爱女儿始终如一，女儿也偏爱爸爸，但女儿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爱人，留给爸爸的爱容易悄悄溜走。
但钱钟书和钱瑗是不管多大都能“最哥们”地玩在一起的父女。
钱先生在女儿出生时用了这样的欢迎词：“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
”看到这句话时，我心里也毛茸茸的感到很温暖。
父女俩会玩得很酣畅，三个人忍不住都要笑，笑到隔着肚皮，也能看到彼此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父女俩一同淘气，是玩耍的伴儿。
他们甚至探讨谁先认识杨绛妈妈的，女儿觉得自己是一生出来就认识妈妈了，而爸爸是长大以后才认识的。
杨绛一天又一天地为这对感情这么好的父女寻找共同点并为此惊叹不已。
比如，她肥嫩的小手小脚，骨骼造型和钟书的手脚一样。
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钟书。
她翻书翻得很快，用两个指头摘着书页，和钟书翻书一个式样。
她观察仔细，归纳的结论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正确，钟书也喜欢“格物致知”，常常在探险中能有所发现。
钟书在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圆圆看书看到可悲处就痛哭。
钟书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
钟书拙手笨脚，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
圆圆像钟书一样带三分呆气。
钟书不怕鬼，圆圆有乃父之风，黑地里不知惧怕。
我又想起杨绛说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他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他们是尘世中一个奇妙的完美组合，他们幸福，因为他们还有着同样的志趣爱好，都爱惜时间好读书治学，将这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
他们仨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学家，大学者。
杨绛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从容自在地阅读满室满架的文学经典，有时客人的来访不免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她会为此在心里叫苦。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钱先生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
他们一起谈诗论诗，一同背诗。
钱先生后来由伦敦大学转入巴黎大学读书，这期间，他爱书如命，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他读中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从十五世纪一家一家读到十九世纪。
他们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
女儿十一周岁已读过《水浒》《西游记》等小说，在教导下还读文言小说，到哪儿都找书看，被她爷爷认为“吾家读书种子也”。
工作后女儿床头枕上总垒着高高一大叠辞典，沿着枕头横放着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
即便这样严谨治学，杨绛还是觉得女儿有点可惜，“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
”幸福就要彼此尊重，意味着给对方更多的心灵空间和自由，哪怕是天衣无缝的组合，否则就会自寻烦恼，与快乐无缘甚至鸡犬不宁。
作为夫妻，钱钟书与杨绛也吵过架，在出国的轮船上因为法文读音而吵架，结果输的人觉得很无聊，赢的人也觉得无趣，他们从此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
但他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商量，觉得没有争吵的必要。
回国后，对于钱先生的出路问题，杨绛陈说她的看法，并不干预，也不勉强。
他们平静，所以幸福。
幸福的他们仨常常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巴黎时期，杨绛得知自己的母亲去世，“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杨绛觉得没来得及报娘恩，恸哭个没完，钱先生百计劝慰，悲苦中让杨绛感觉到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钱先生有些害怕的时候，女儿用顺口溜安慰：“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
”妈妈焦虑的时候，女儿为其解惑，让其别胡思乱想。
父母病病歪歪的时候，女儿费尽心思做出好吃的菜，哄他们多吃两口。
晚年为了能让钱先生病愈，杨绛陪住医院护理，自己情愿脚软头晕，成为风吹能倒的人。
就像杨绛写的那样，“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他们仨看起来平凡朴素单纯，实则善良智慧豁达。
他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
当然，他们待人是尽可能的像读书般读。
他们曾经饱经忧患，见到世态炎凉，他们却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浅斟低酌，从忧患中孕育出智慧，读通许多人许多事。
他们从来不唱爱国调，却在等待解放的日子里不愿逃跑，不愿去父母之邦，认为是文化人，就会爱祖国的文化祖国的文字祖国的语言，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63年间这个家庭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
战火、疾病、政治风暴……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一家人最安全的庇护所。
家的意义在《我们仨》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
三个人互相陪伴着心上有依傍，觉得安顿。
“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只要是合家团聚。
他们仨因为工作而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离家的那个会写信很勤，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把心上的委屈都告诉对方，回来时也会把遇到的琐琐碎碎都搬回家。
他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牵心挂肚肠的离别，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发愿说：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他们仨三位一体，活得那么充实而有生命的价值。
我读《我们仨》，最感动的是这个家庭中荡漾着的那种亲情。
杨绛把最温馨的部分名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所写的却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
我能够想象她遥想当年时露出的少女的甜美微笑，幸福的记忆诱发的思念的眼泪。
然而生活不会像童话故事一样美满，以王子和公主永远幸福地在一起结束。
“我们仨失散了”，一个欢乐的家庭走上了“古驿道”。
“古驿道”是一个象征。
这是古往今来人人必经的人生的最后旅程，只是他们三人在“古驿道”上往返奔波，格外的辛苦，格外的漫长。
杨绛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一家三人的生离死别，作者的心声拨动我的心弦，我目睹了那些艰难岁月中他们仨身受的种种苦难。
钱先生病情日趋严重，身体逐渐虚弱。
起先杨先生去探望，两人见面总说说话；后来钱先生没有力气说话，就捏捏杨先生的手回答问候；再后来，只能用睁眼来招待杨先生的到来了，相互以眼神进行无言的交流。
“阿圆住到了医院去……我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梦……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人世间没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世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
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
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
我们仨人就此失散了。
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现在，只剩下我一人。
”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还在寻觅归途。
”三个人幸福的“围城”变成了一个人的孤独“客栈”。
“就剩我一个人住客栈了。
我往常自以为很独立，这时才觉得自己像一枝爬藤草。
” 以前屋子虽然冷，感觉到的却是温暖。
如今，在一个人孤凄的客栈中，没有老伴精心准备的牛奶红茶，没有笑浪，心上缺少了依傍，感到满屋子的冷。
“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
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的生活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这是杨绛的《我们仨》。
我想象着，夫逝女亡，一个人的客栈，一个92岁的老人，回忆着，记录着，觉得杨绛是一个坚强的人。
文笔好的言情小说，长一点。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家、思想家，19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19世纪俄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
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他的作品《七颗钻石》《跳水》《穷人》已被收入人教版和冀教版小学语文书。
生平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俄历9月9日（阳历8月28日）生于图拉省晓金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
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
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是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
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
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
期中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
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
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
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
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
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
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
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
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
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
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
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
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
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
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
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
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托尔斯泰和妻子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
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
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
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
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的清晰认识。
对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
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
但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
他非常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
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
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
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
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
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但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
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
不久他关闭了学校。
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
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
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
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
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作品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
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
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
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
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
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
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
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
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
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
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
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
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
书房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
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
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
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
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
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
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 托尔斯泰 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
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
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
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
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
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
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
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
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
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
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小绿棒的故事。
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
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
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
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
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
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
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
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
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
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
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
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
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
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
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
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
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
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
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
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
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
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
人物形象： 他生就一副多毛的脸庞，植被多于空地，浓密的胡髭使人难以看清他的内心世界。
长髯覆盖了两颊，遮住了嘴唇，遮住了皱似树皮的黝黑脸膛，一根根迎风飘动，颇有长者风度。
宽约一指的眉毛像纠缠不清的树根，朝上倒竖。
一绺绺灰白的鬈发像泡沫一样堆在额头上。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你都能见到热带森林般茂密的须发。
像米开朗琪罗画的摩西一样，托尔斯泰给人留下的难忘形象，来源于他那天父般的犹如卷起的滔滔白浪的大胡子。
（节选自茨威格《列夫托尔斯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