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元帅叫什么名字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
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
“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
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
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
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
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
他也是为“文化”而死。
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
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
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
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
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
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
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
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
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
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
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
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
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
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 二为“逼债”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
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
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
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
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
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
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
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
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50% （0） 50% （0） 其他回答 共 2 条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
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
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
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
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
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
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
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
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
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
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
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
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
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
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
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
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
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
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
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
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
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
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
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
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
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
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
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 二为“逼债”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
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
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
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
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
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
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
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
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1999.3.15.）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
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
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
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
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
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 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辛疾弃号什么啊
最大成就有两点：1、他宣扬了民主共和的思想，为的早期启蒙起到巨用。
这一点他功不可没，值得肯定。
2、他窃取了‘国父’之名。
其实他根本没参加过真正的革命，却通过自己的舆论优势浪得虚名，这一点他不光彩。
最后纠正：他不叫孙中山，他叫孙文。
他的日本名叫‘中山.樵’，所以后来称他孙中山，实际是在骂他亲日。
关于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一文，是否有很多佛家思想
能不能具体说说梁启超这个人
梁启超（1873年～1929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汉族，生于广东新会，清光绪举人。
[1]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2] 人物关系纠错中文名梁启超外文名Liang Qichao别 名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哀时客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广东新会出生日期1873年2月23日（癸酉年）逝世日期1929年1月19日职 业思想家信 仰中国进步党主要成就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代表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目录1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 逃亡海外▪ 退出政坛▪ 生病逝世2个人作品3学术成就▪ 赋税思想▪ 目录学贡献4家庭成员5人物评价6轶事典故7后世纪念8影视形象1人物生平编辑早年求学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
1889年广东乡试中举人。
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同年与其妻李蕙仙结婚。
公车上书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3]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
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
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
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3] 戊戌变法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他在学堂中极力宣扬变法救亡的思想，还不时发表斥责专制、赞誉民权的言论，引起了旧势力的攻击。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给六品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
梁参与了康有为策动袁世凯推翻慈禧太后的密谋，但被袁出卖。
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再出“训政”，随即捕杀维新志士，变法失败。
梁启超在当日避入日本公使馆，次日化装到天津，东渡日本。
[4] 是年冬，梁启超曾代表康有为与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陈少白等在东京商谈合作救国，梁十分赞成兴中会的革命主张，终因康有为的反对，合作未成。
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却仍鼓吹“斥后保皇”。
[4]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秋间，梁启超与孙中山往还甚密，一致主张革命排满，有孙、梁两派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
梁遂草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由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康门弟子13人署名，略谓非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劝康有为退休，由梁启超等继往开来。
康有为阅后大怒，勒令梁速离日本，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
行前，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介绍梁抵美后找孙的哥哥孙眉。
檀香山华侨久闻其名，所到之处无不热烈欢迎，踊跃捐助，共筹得“勤王”军费八九万元。
[4]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梁启超回国，准备就近指挥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勤王起义，但刚抵上海，即闻唐才常等遇害，起义失败。
他在上海停留10日后，南下香港，与陈少白商谈合作，意见比较一致，随后，往新加坡会晤康有为。
康痛骂他竟背叛光绪帝，倾向革命，梁被迫跪下认罪。
[4] 逃亡海外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02年11月《新小说》创刊。
1913年，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退出政坛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生病逝世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
因不愿增 梁启超（1899年）梁启超（1899年）(2张)家人之累，秘不告人。
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
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
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
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
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
后发现由于实习医生之误，为误将健康右肾切除。
经名中医唐天如医治，渐康复。
1927年由于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梁启超遭受严重打击，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
由于他知名度高，当时主要报纸《申报》对他的病情给予了高度关注。
1929.01.18《申报》快讯《北平》第7版云：梁启超今日病状弥笃，医生诊断为重病，殆无生望云，（十七日）梁启超病势埀危。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日《申报》第4版刊载《梁启超昨在平病故》一文：北平 梁启超今午后二时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五十六，遗骸运广惠寺。
梁启超病逝后，京沪之间悼念他的人很多。
[5] 2个人作品编辑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6]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像梁启超像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
《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
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
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
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主要作品：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曾国藩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3学术成就编辑赋税思想梁启超塑像梁启超塑像(15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
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
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
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
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
”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
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
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目录学贡献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
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
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为学无所不窥，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
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
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
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
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
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
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
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7] 4家庭成员编辑梁启超梁启超先祖及父母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熊子乡茶坑村。
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
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
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
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婚恋传奇梁启超的生活中，主要有李蕙仙、何蕙珍和王桂荃等几位女性。
闺中良友李惠仙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17岁。
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4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
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
惠仙比梁启超长4岁。
两年后，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南归故里。
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梁启超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
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适应。
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
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
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
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
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
文曰：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天涯知己何蕙珍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
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
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
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
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
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
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
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
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了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
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
” 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
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
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
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
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
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
我之心惟有先生懂”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
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
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
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
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著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