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主要讲了什么
该书是由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
在此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江村经济读后感
[江村经济读后感]全书分为十六章，可划分为四个部分，江村经济读后感。
第一部分是第一章，本章是全书内容的引子也是对全书内容的总括。
作者用一句话揭示了全书的主旨，即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第二部分是第二章，本章从地理状况、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概括了调查地区的情况，并阐述了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原因。
第三部分是第三章到第十五章，分别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生活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描述了该村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第四部分是第十六章，作者根据上文描述，指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饥饿问题。
作者认为，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
作者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一是改进技术；二是社会再组织；三是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
1 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界定作者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位于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由于气候适宜,水源充足,自然条件优越,适宜于水稻的种植和桑蚕的饲养,因此,一直以来水稻就成为当地人们的主要作物,又因为便利的水路交通,蚕丝业也成为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且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作者以事实证明了中国农村混合型的经济结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决了一般人认为中国仅是农业大国的说法,从当时农村看来,中国是农工业大国,只是农村工业是分散型的,未能使人易于觉察。
2 造成农村经济萧条的根源一般认为,农村经济萧条是源于内外交困和阶级的压迫,但作者却有独到见解: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饥饿问题。
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
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同过去等量的纸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作者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了外来因素西方工业扩张，挤压了中国农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导致中国乡土工业的衰退,造成农村经济萧条。
3 中国农村怎么走出困境中国农村走出困境要经过两个阶段：一 社会再组织问题。
作者赞成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认为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
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对国家进行重组的问题，有了这个前提，才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工业发展。
二是恢复农村企业、发展中国式工业。
作者把前者看成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最根本的措施,而后者对前者的有效组织和发展壮大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且作者把当时合作社的实验看成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将对中国乡村工业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读后感《江村经济读后感》。
作者通过对江南小村开弦弓村的描述,阐明了乡村经济存在的状态、发展模式及崩溃衰败的根源,并指出乡村经济发展的途径、方法与出路。
书中的一些观点理论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许就是这本书已经写作出版了70年，仍被当代学者反复阅读、提起的一个原因吧。
《江村经济》是费老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后写成的。
这本书给费老带来了终身的荣誉，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之路。
读罢此书，眼前浮现出一副鲜活的江南农村社会生活的景像，文章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没有太多的主观评论，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力求客观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及强烈的人文关怀，不得不让人产生由衷的敬佩。
笔者打算从两方面来论此书:一是从文章内容来说，另一则是从文章的方法论来讲。
一、首先来说文章的内容，《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通过对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生活过程的调查来探讨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的应付之道。
全书的最主要论点或可概述如下：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换言之，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更不可能养得起一整个地主阶级并支撑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
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乃靠乡土工业之补充。
因此，一旦乡土工业崩溃，中国社会的各种潜在矛盾必然不可收拾。
这一基本论点乃是中国社会学派以后分析中国问题的全部出发点所在，从而贯穿于以后的一系列著述中。
在一九四八年《乡土重建》中，这一命题表述如下：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
可是传统的工业都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
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
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
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是中国农民们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正是乡土工业的崩溃，而乡土工业的崩溃则是因为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中国使乡土工业无力与之竞争：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
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传统经济里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因为中国的租佃制度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所以乡土工业的崩溃实在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
一方面，地主并没有丧失他收租的权利，相反的，因为西洋舶来品的刺激，更提高了他们的享受，消费增加，依赖于地租的收入也更不能放松。
但另一方面，佃户们眼里的收租者却变了，成了来要他最后一颗谷的催命鬼。
中国社会的阶级冲突空前激化。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不是别的，乃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所激发的反抗。
由此，解决中国问题最紧迫而必须的第一步是土改、减租、平均地权。
但这仅仅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如前所言，中国农民单靠种地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乃在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但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
中国乡土工业的转化这一社会重组过程不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而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
二、就文章的方法论而言，显然作者受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采用了文化的功能论和系统论的思想，费老先生把江村社会生活看成一个整体，考察了其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
如，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综合体。
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
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文化。
一个人如果要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获得一件新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更加适用。
又如，对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变革，自然会引起其他诸方面的变化。
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便会继续下去，直到整个系统完全重新开始为止。
这些都反映了系统论、功能论的观点。
读完费老的文章，使我不得不反思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应该走何种发展道路
目前有很多人提出遵循西方国家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之路。
笔者认为其实费老提出的重建和发展农村乡土工业的主张在当时不仅具有预见性，而且对现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江村经济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的观点
费孝通（1910~2005年）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江苏吴江人。
著作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费孝通社会学研究的观点是，从不说“你该怎么做”，他认为，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
另外，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孝通选择后者。
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
通过调查研究，费孝通提出了“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理论。
1、发展农业企业，农工相辅。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
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他认为，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并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
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2、促进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
他不断进行农村调查。
他又回到1936年调查蚕农合作社和丝厂情况的那个村庄，再三再四地去观察、记录那里的历史变化，并写文章揭示农村恢复家庭副业和兴办集体小工厂的重大意义。
他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尽量分散到广大农村中去。
这样可使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
这是费孝通40年代在《乡土重建》中表达过的观点在80年代初期的重申，为此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及时的理论支持。
3、提出发展小城镇。
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中国农村出现的可喜变化，费孝通又敏锐地提出了研究小城镇的课题，并亲自带队进行专题调查。
他在大量而深入的调查基础上写出的《小城镇，大问题》等系列文章，受到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学术界和高层决策人士的普遍重视。
10年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小城镇建设形成高潮。
4、加强区域发展。
从80年代后期，费孝通的实地调查课题由农村、小城镇扩大到区域发展。
1987年，他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1988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此后的十余年中，他把盟务、国务、教务和学术研究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为改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局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智力支持。
诗词 菩萨蛮黄鹤楼
菩萨蛮·黄鹤楼 （）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注释 〔黄鹤楼〕旧址在湖北省武昌市区之西长江岸边的黄鹤矶(一作黄鹄矶)上，即今武汉长江大桥南端西侧。
楼在历史上曾几经毁坏修复，一九五五年修建大桥时拆去遗留建筑物，一九八五年六月在重新扩建后开放。
《南齐书·州郡志》说有个叫子安的仙人，曾骑黄鹄(即鹤，古“鹄”、“鹤”二字通)经过黄鹄矶。
《太平寰宇记》说骑鹤仙人叫费文袆(huī灰)，一作费祎(yī衣)，每乘黄鹤到此楼休息。
楼因此得名。
许多文人曾题诗抒慨，唐崔颢的名句“黄鹤一去不复返”，尤为历代传诵。
作者借这个题目，抒发了革命家的截然不同的感慨。
〔九派〕派，水的支流。
相传在长江中游一带有九条支流同长江汇合，所以称“九派”。
鲍照《登黄鹤矶》诗：“九派引沧流。
” 〔中国〕指中国的中部地区。
〔一线〕指当时长江以南的粤汉铁路和以北的京汉铁路。
一九五七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两条铁路已接通，改名京广铁路。
〔龟蛇锁大江〕龟蛇指龟山和蛇山，蛇山在武昌城西长江边，龟山在它对岸的汉阳，隔江对峙，好像要把长江锁住一样。
〔把酒酹(lèi泪)滔滔〕酹是古代用酒浇在地上祭奠鬼神或对自然界事物设誓的一种习俗。
这里是对滔滔的长江表示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心潮〕作者自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
文物古迹
硇洲灯塔 位于东海岛硇洲镇孟岗管理区石岭村高岗公坡，是世界著名的石灯塔之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899年由广州湾法国公使署建造，1945年收归中国管理。
灯塔分底座、塔腔、灯具室三部分，通高21.5米，石砌。
底座作方形，塔腔为圆锥形，石凿预构件叠砌成环柱，壁内螺旋折上式。
灯具室作穹顶形，周围设回廊，内置直径1.84米、以三棱水晶片组成的圆形灯具，用水银2.5吨作旋转润滑剂。
原来靠发条带转，1984年改用马达起动转速箱带转，旋转一周需时5秒。
光源为1000瓦水银灯泡，射程达26海里。
灯塔处于硇洲岛最高点，海拔72米，为国际航线的重要航标。
登塔远眺，南海浪涛，硇洲秀色，尽收眼底。
雷祖祠 在雷州市白沙镇英榜山，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唐，五代后梁迁建于今址。
祀唐代雷州首任刺史、雷州人陈文玉（俗称雷祖，意即雷州之祖）。
历代均有修茸。
祠共三进，自成院落。
主殿面宽进深各3间，墙体厚达1米，硬山顶，四柱穿斗式梁架结构，举架极为平缓，前廊出檐达11步之多，形制结构古朴，有宫殿气魄。
配殿祀李广，后殿祀陈文玉之父。
祠内文物众多，有五代后梁时塑的石人跪像4座，作当地少数民族形象；有宋元明清碑刻30余通，记雷祠沿革修茸；有石刻陈文玉像。
祠枕山岗，向平畴，古树参天，不愧雷州名胜。
现正进一步修复之中。
贵生书院 在徐闻县徐城镇旧城内。
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贬任徐闻典史时，有感于当地士子轻生，因而倡建此书院，清代经多次修建，1984年重建。
书院前有明代石道，全长732米，宽4.6米，东西走向，路面有牛车车轮辗成轨迹2道，深达13厘米。
沿石道西走300米有学宫，建于明，仅存大成殿，1986年重修，现完好。
书院和石道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张炎故居 在吴川市塘缀镇樟山村。
张炎（1902～1945年），字光中，吴川市人，原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师长，参加“淞沪抗战”，1939年任广东省第十一战区统率委员会主任，组织十九路军旧部与中共南路地方组织合作抗日，1945年1月13日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高雷民众抗日军，任军长，4月，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于广西玉林。
故居建于民国，红砖水泥2层楼房，面积324.4平方米，是他发动抗日起义的决策场所，1989年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罗州故域遗址 在廉江市河唇镇龙湖村。
罗州城，原在今化州市，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迁至此，宋开宝五年（972年）废。
城址面积6万平方米，主城平面正方形，面积1万平方米，全城平面布局与唐长安城大致相仿，是广东现存最完整的唐代州城遗址，仍存夯土城墙、护城河遗迹，城内采集到莲花瓦当、板瓦、实足碗、圜底碟等器物。
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遂溪人民抗法斗争上林寺音师旧址 在霞山区海头乡南山村。
1898年4月，法国军队入侵广州湾，在遂溪县海头汛登陆。
7月，海头乡数百群众聚于上林寺前誓师抗法，坚决保卫乡土。
旧址上林寺，为二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
建于清代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重修，民国16年（1927年）又修，1983年维修前座。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遂溪团练麻章营部旧址 在市郊麻章镇麻章圩，1899年，遂溪团练麻章营义勇250人在其他5营和当地群众支持下，多次打击入侵的法国军队，尤以11月5日“东菊之战”最有名。
营部旧址武帝庙，清代建筑，四合院式布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899年遂溪团练总部旧址 在遂溪县黄略镇黄略村。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法国开始侵占广州湾，不断扩大占地。
1899年，遂溪县代知县李钟钰顺应民意，组织团练6个营共1500人，以麻章人冯绍琮为团总，抗法守土。
团练总部原为清代建筑的书院，1966年毁，现存基地、旗杆石，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遂溪人民抗法纪念碑 位于遂溪县黄略镇黄略村，为了纪念1898～1899年遂溪人民抗法斗争中阵亡义勇、百姓而建。
原名为“抗法纪念碑”，1976年在原基础上重建并改今名。
钢筋水泥构成，三级方平座，匕首形碑身，通高12米。
1985年改写碑文记抗法斗争过程。
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寸金桥 坐落在赤坎区西侧。
1925年遂溪麻章区绅民所建，1959年重修。
桥名含中华国土寸土寸金，不容外敌侵占之意，以纪念1898年当地人民的抗法斗争。
重修后的寸金桥，为水泥铺面单孔石桥，长19米，宽12米，两侧各立栏柱18根，桥西头竖碑1方，记抗法斗争事迹始未。
1964年2月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来湛，为桥题诗：“不甘俯首所瓜分，抗法人民组义军。
黄略麻章皆创敌，寸金桥隔自由云”。
郭沫若也有“一寸河山一寸金”的诗句。
1986年7月，市人民政府再修寸金桥，桥宽扩至22米，伸长24米，为水泥钢筋结构。
为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广济桥 在市郊湖光镇新坡村。
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
石桥，桥板桥柱樟铆、叉顶结构合理，有很高的建筑艺术。
桥宽5米，长47米，20柱19孔，俗称“十九孔桥”。
已公布为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 在霞山区海滨路。
1903年建楼，水泥钢筋，二层楼房，窗仿哥特式，有地下室。
建立后至1945年，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公使署均设于此。
1946～1949年湛江市政府、1950～1954年湛江市人民政府亦设于此。
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南路特委录塘交通站旧址 霞山录塘村内。
1939年，中共南路特委于此建立地下交通站。
旧址林氏宗祠（世基小学），面宽进深各3间，中共广州湾支部亦设于内。
1985年重修，并在旧址左前方新建烈士陵园以兹纪念。
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神堂记忆怎么样
这两天，细心看完了景军老师的博士论文《神堂记忆》，收获不小，尤其是对记忆在社会历史和传统复兴中的使用颇感兴趣。
《神堂记忆》，是一有关社会记忆研究的论著，文中所述调查地点位于甘肃兰州地区，调查内容为当地一孔姓村落中一孔庙的重建——毁坏——再重建，全文架构清晰，内容分九大部分：导言——慎终追远的记忆——革命恐怖的记忆——社区苦难的记忆——地方仇恨的记忆——族谱保存的记忆——文化象征的记忆——寻访记忆到陇中；观点论证严谨，文章在对每一种社会记忆评述之前，都有严谨的理论阐述，同时在作者自己的述说过程中也不乏可以看出其理论功底之深；资料搜集翔实，从作者对大川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资料以及口述资料搜集之详细，尤其在其对孔庙仪式的描述中，每一种食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每一副字画等都描写的十分详细，由此可见作者心之细；思考深入且全面，作者在考察孔庙复建的过程时，清楚区分了哪些是根据历史而来的，哪些是庙管们自己发明创造的，并且作者还分别考察了来自底层百姓的记忆和来自上层政治的记忆对孔庙复建的影响；最后是文笔流畅，作者对全文的书写，让人读来不仅感觉顺畅自然，而且颇为其中情节所吸引。
通过全文之后，尤对其中所述的“简繁两种文字书写和表达方式”感兴趣。
基本上，在农村社会中，平时用来交流的都是简体字，但是那些庙宇建筑中，我们能看到的却都是一些用繁体字来书写的字句。
作者对此解释到：在宗教仪式中，传统的书写和表达方式的运用，以及对日常语言的摒弃，是为了赋予仪式表演以神圣性，从而让仪式受到众人更多的尊重；同时对那些仪式操持者来说，对古文的使用也是他们受过教育、有学问的证明，是他们在村庄内保持地位和权威的有力工具，而村庄中的其他年轻人若想像仪式操持者那样在当地的一些大事中占有高位，就必须首先付出代价，要站在他们长辈的后面，观察他们的长辈，向他们的长辈学习。
此外，这也说明文言文和诸如宗教等特定的表达结合在一起后，不仅成为了合法化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文化工具，鼓励人们相信宗教仪式和文本的权威性…… 此外，全文中还为我所感兴趣的内容是有关修谱一事的述说。
作者认为，修谱事业是一种精致化的形式，是为了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目的而运用过去的方式。
它可以创造血缘群体、形成人际网络、加强家族的统一性和特权、建立同胞联系和政治联盟、寻求官僚体系保护、建立一种历史感…… 总之呢，如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传统的复兴似已成大势，可这些复兴的传统绝不是对历史的重构，其中更多的只是一种建构。
对此，不禁让我联想到了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一书……或许，历史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