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宪法,对它的认识,,怎样学宪法
宪法(constitution)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
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对宪法的发展变化起着直接作用,国际关系也对宪法发展趋势有所影响。
第一,学习宪法学有助于学习其他法学学科或课程。
从宪法的地位来看,它是国家根本法,其它一切法律都必须依据宪法而制定。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这就决定宪法学在一定意义上带有法学基础课的性质,学好这门课。
对于学好其他法学课程是很有帮助的。
第二,学习宪法学是为了推进宪法学的实施及其理论的发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已明确载人宪法,宪法的充分实施,将会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但也应看到,宪法学本身要适应客观的要求,就必须要发展和创新,只有大家努力学习宪法,研究宪法中的各种问题,发展理论,推进实践,就能使宪法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第三,学习宪法学有助于推进国家各项改革。
改革就是在宪法的指引和保障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宪法为改革和开放提供根本法的依据,改革又使宪法获得活力,增强宪法的适应性,扩展宪法的原则精神。
学习宪法学有助于大家更好地探索完善各种制度的方法途径、推动各项改革的深化进行。
第四,学习宪法学有助于大家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
宪法学课程以系统全面地学习中国宪法为主要目的。
宪法序言中也特别强调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因此,学习宪法学是遵守和维护宪法的前提,每一位自学宪法学的学生都应更加明确其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法律与法学专业区别
亚里士的主要哲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384—前322年),古希腊塔拉人,是世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
亚里士多德得非常重视教学方法,他反对刻板的教学方式,于是他经常带着学生在花园林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理,因此后人把亚里士多德学派称作“逍遥学派”。
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亚里斯多德师承柏拉图,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学校应由国家管理。
他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赞成雅典健美体格、和谐发展的教育,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个源泉,但他反对女子教育,主张“文雅”教育,使教育服务于闲暇。
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
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
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
“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
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
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
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
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
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
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
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
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
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
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
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
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
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
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
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
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作为一位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贡献无人可比。
但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
他还是一位真正哲学家,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
他的写作涉及德、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
他的研究课题之一搜集各国的宪法,并依此进行比较研究。
什么叫法制
法制泛指法律和制度的总称。
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
任何国家都有法,但不一定有法制。
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
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因此,不可能有真正法制。
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
所以“法制”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法律和制度,也有指法律制度的;二是指动态意义上的法制,即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也包括法律宣传教育在内;三是指“依法办事”的原则,即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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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海洋时代 内容:葡萄牙 西班牙 15世纪,欧洲最早诞生的两个民族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国家力量支持下进行航海冒险:在恩里克王子的指挥下,葡萄牙一代代航海家们开辟了从大西洋往南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在伊莎贝尔女王的资助下,哥伦布代表西班牙抵达了美洲。
当麦哲伦完成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后,原先割裂的世界终于由地理大发现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世界性大国也就此诞生。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相互竞争中瓜分世界,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
但是,这两个依靠掠夺迅速崛起、却在战争中挥霍财富而没有发展工商业的帝国很快盛极而衰,世界舞台上的第一场大戏悲剧性落幕。
第二集:小国大业 内容:荷 兰 地处西北欧、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小国荷兰,在海潮出没的湿地和湖泊上,以捕捞鲱鱼起家从事转口贸易,他们设计了造价更为低廉的船只,依靠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商业信誉,逐渐从中间商变成远洋航行的斗士。
日渐富有的荷兰市民从贵族手里买下了城市的自治权,并建立起一个充分保障商人权利的联省共和国。
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资本市场就此诞生;他们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
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17世纪成为荷兰的世纪。
由于国土面积、人口等天然不足,17世纪末,荷兰逐渐失去左右世界的霸权。
但直到今天,荷兰人的生活依然富足,荷兰人开创的商业规则依然在影响世界。
第三集:走向现代 内容:英 国(16 - 17世纪) 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国,在1588年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中大获全胜,就此逐步登上世界舞台。
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强有力的君主制成为关键的一环。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对海洋探险和贸易的鼓励、开明的治国态度和处理社会矛盾的妥协手段,使这个地处边缘的岛国,迎来了早期的辉煌。
但是,接下来的国王查理一世却因为坚信君权神授,违背了英国早在13世纪时由《大宪章》所确定的国王必须遵守法律的原则,和议会之间进行了一场为时四年的内战,战败后的查理一世被宣判死刑。
最终,英国通过光荣革命,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完成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同时,也让这个岛国一步步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
第四集:工业先声 内容:英 国(18 - 19世纪) 随着英国殖民扩张和海外市场的成熟,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手工工场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为了鼓励发明创造,英国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专利法》。
这一切,使得英国出现了全民热衷于发明、生产和贸易的景象。
当牛顿发现了宇宙运行的规律后,科学的精神渗透到英国社会中;当瓦特最终以万能蒸汽机解决了最核心的动力问题后,英国工业化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展开;当亚当·斯密以《国富论》指出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后,英国人开始在本国强大工业能力的支持下,推行自由贸易,拓展全球市场。
在各种合力下,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在此期间,英国打败了强邻法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殖民帝国。
19世纪中后期开始,殖民地日益成为英帝国的负担,而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英国的发展开始减慢,最终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第五集:激情岁月 内容:法 国 17世纪时,国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建立起欧洲大陆最强大的绝对王权,并籍此将法国的经济、文化、军事力量都带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巴黎城就在那一时期诞生。
路易十四对文化艺术的喜好培育了国民对思想文化的推崇,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启蒙思想在法国得到了普遍传播。
启蒙思想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理性的大门,而法国社会一直无法解决的三个等级之间的矛盾却愈演愈烈。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颁布。
但是,欧洲各君主国的绞杀使法国出现了极端事件和长期动荡。
这时,拿破仑以大革命之子的形象出现,用征服欧洲的方式再次将法国带向颠峰。
然而,武力扩张并不能维持大国地位。
直到二战之后,法国才在戴高乐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带领下,恢复了往日的光荣。
第六集:帝国春秋 内容:德 国 当欧洲各国纷纷建立民族国家之际,欧洲大陆中部的一片国土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对分裂有着痛苦记忆的德意志人在思索中呼唤着一个统一的国家。
通过不懈努力,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通过经济统一实现政治统一的方式得以实施,关税同盟的建立使贸易壁垒被打破,德意志经济快速发展。
铁血宰相俾斯麦则在欧洲列强环饲的夹缝中求生存,在外交上作足准备后,最终以三场对外的战争在1871年完成了德国统一。
他遵循欧洲大国的均衡原则,为德国带了宝贵的和平发展空间。
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教育、科技的德意志,迅速站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沿,用30多年的时间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但是,随后德国却很快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二战后,德国再次分裂。
通过对战争的深刻反省,德国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再次统一。
第七集:百年维新 内容:日 本 150年多前,在四艘美国黑船的胁迫下,长期闭关锁国的岛国日本选择了不战而开国。
外部压力成为国家内部变革的动力,黑船来航15年后的1868年,明治维新正式开始。
在求知识于世界的维新纲领指导下,日本派出由政府高官组成的岩仓使节团到欧美各国考察。
此后,日本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大久保利通以拿来主义的方式推进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开办大量官营工厂,并大力扶持民营企业。
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弃官经商的传奇经历成为那个时代的注脚。
大久保的继任者伊藤博文则顺应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的呼声,制定了巩固维新成果的日本第一部宪法。
但是,同时写进《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天皇制埋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隐患。
和所有迷信武力争霸的国家一样,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迷梦。
二战后的日本,以《和平宪法》为基础,在美国扶持下,经济迅速发展。
在1968年,即明治维新百年之际,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经济强国。
第八集:寻道图强 内容:俄 国 1697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前往欧洲各国游历和学习。
归来后,他用强硬手段推行了一场社会变革。
从穿衣、吃饭,到科学教育、商业活动、军队建设,彼得用野蛮的方式推进了俄罗斯的文明进程,他甚至亲自审讯反对改革的太子。
在打败了强敌瑞典之后,彼得下令建造起一个面向欧洲的新首都圣彼得堡。
继承彼得改革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引进欧洲的启蒙思想,重视教育,并试图起草法律,但改革无法触动农奴制。
女皇的业绩最终只能表现在领土扩张上,在18世纪后期,俄罗斯成为地跨欧亚美的大国,并成为欧洲事务中的重要角色。
但是,农奴制使俄罗斯很快在经济、技术领域落后于完成了工业化的英法等国。
在战争-革命-改革的多次反复中,这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的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列夫·托尔斯泰等一批俄罗斯知识分子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俄罗斯逐渐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
第九集:风云新途 内容:苏 联 1917年,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后诞生。
在探索从未有人实践过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列宁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及时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调整为新经济政策,保护了农民,也吸引了哈默、福特等外国投资者。
苏联经济逐渐复苏。
列宁去世后,在面临封锁和战争威胁的国际环境下,斯大林决定加快工业化进程,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
随着两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一跃成为工业强国,令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欧美各国惊叹不已。
工业化成就的光芒掩盖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
而很快到来的二战检验了这一工业化成果。
苏联新工业区的威力和苏联人民的巨大牺牲,使它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也赢得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地位。
作为一次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苏联为全人类提供了前无古人的经验和思考。
今天,俄罗斯人正在为民族复兴而努力,这个民族的未来值得期待。
第十集:新国新梦 内容:美 国(17世纪 - 19世纪) 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一百多名英国清教徒来到北美大陆。
遵照登陆前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清教徒开始了在新大陆上自治管理的生活。
100多年后,由于英帝国强行增收印花税,殖民地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并在1787年制定了对美国发展影响深远的成文宪法,建立起中央政府。
此时,大量移民带来了欧洲最先进的技术成果,拿过欧洲接力棒的美国,迅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美国快速发展,但制宪会议上悬而未决的奴隶制问题,最终在1860年导致了一场内战。
林肯总统带领北方打赢了这场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中央政府也由此逐渐壮大。
在政府推动下,历时一个多世纪的西进运动成果斐然。
此后,爱迪生将美国率先带入电气时代,对发明和创新的制度性保障成为这个国家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1894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
这个年轻的国度已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头。
第十一集 危局新政 内容:美 国(20世纪初 - 二战结束) 自由竞争,使得美国迎来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金年代。
一大批垄断性的大公司、大财团相继出现,第一家托拉斯集团-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但问题很快显露:垄断导致中小企业倒闭,机会平等丧失;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劳资矛盾激化。
美国人开始反思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
1901年上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顺应进步主义的思想和社会的要求,通过反垄断和立法保障工人权益等方式,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干预经济的行动。
随后,福特生产线的诞生、电气时代一批新技术和发明的出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订单,进一步壮大了美国经济。
1929年,波及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来临,美国损失惨重。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加大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力度,通过一系列新政措施,使美国逐步走出困境,也由此开创了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共同作用于经济的混合经济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历史新的转折点,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由此开始主导世界。
第十二集:大道行思 一、大国之谜 回顾500年来各个世界大国发展的历程,讨论大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
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但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却值得关注:重视科学和教育、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善于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道路、后发国家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加快现代化步伐等。
二、大国之惑 历史上的大国依靠掠夺殖民地和武力争霸崛起,已被证明结局并不美好;妄图依靠战争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已被证明结果事与愿违。
德国的兴衰是最好的例证。
同样,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英国在主导世界两个世纪后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位置。
三、大国之路 二战后,各国逐渐开始理智地寻找大国之路。
日本通过跨国公司战略实现了经济崛起;美国在信息革命和高科技领域的领先使得国家持续发展。
当全球市场把世界紧紧连结在一起,大国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依存关系开始增强,具有历史眼光和战略智慧的国家开始作出理性的判断。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中,法国和德国携手开启的欧洲新秩序引人关注,欧盟为和平与合作的国家发展模式提供了时代的注脚。
四、大国之思 对于理想的大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关于大国的话题,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讨论。
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变化将把大国带向何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建立永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将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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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经济分析》是以下哪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
“法律经济学”(Economics of Law),亦称“法和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或“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法律经济学是近四0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战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
世界顶级学府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当代法律经济学的诞生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其中包括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芝加哥大学教授亚伦·戴雷科特[一] 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科斯[二] ,以及当代法律经济学领军人物、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A·波斯纳等等。
理查德·A·波斯纳教授曾在吧0年代后期对法律经济学运动作出过分析和评价,但是,他当时的分析主要是针对有关对于法律经济学运动的不同意见展开的。
事实上,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确实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分歧。
学科性质 从学科研究的性质来看,法律经济学已明确将自己定位是一门 法律经济学 “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学科。
用波斯纳的话来说,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
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
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和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及其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
” 研究范围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来看,法律经济学对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管理实践;以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方面。
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普通法的中心内容――财产、合同和侵权”。
按照波斯纳的说法,经济学家以前对法律的研究基本局限在反托拉斯法和政府对经济实行公开管制的领域,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则转向了“并不公开管制的法律领域”。
研究方法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个人理性”及相应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基础,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问题研究的。
W·赫希曾指出:“尽管并非所有的研究者对法和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经济理论与计量分析工具――构成了法律和法律制度经济分析的基本特征。
”这一点,甚至连法律经济学中的非主流学派的学者也看得十分清楚,R·P·麦乐怡就一针见血地说,“法律的经济分析通过对法律规则(Doctrine)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价”。
对研究的全过程系统的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 对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全过程进行比较系统的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
麦克罗和曼德姆在《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法和经济学的研究并非是一个一致性的运动,而是不同学术传统并存的研究过程,其中有些研究具有互补性,有些研究则是竞争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冲突对立性质的。
因此,很有必要对法和经济学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学术流派,包括芝加哥法和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法和经济学学派、现代共和主义和批判法学研究等学派,进行比较与综合研究,从而能够判断究竟那一些学派的思想能够真正成为当代法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行变革与突破、反思学科性质的定位 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进行变革与突破,重新反思法律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问题。
麦乐怡在《法与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法与经济学”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既有联系,又有相当程度不同的学科,两者应该加以区分。
“法律的经济分析”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模式中研究既定社会制度中的法律问题,而“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应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分析和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研究和探索选择各种不同社会模式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
由此可见,麦乐怡的观点实际上对由新古典主义支配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所占据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试图突破法律经济学研究中“法律的经济分析”这种狭窄的研究框架,将更多具有意识形态内容的研究纳入到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和经济学的方法。
”按照这一观点,在“经济法理学”的研究中,不仅要涉及到保守主义法学、批判主义法学、自由主义法学、古典自由主义法学、自由意志者法学,还应该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及左派共产主义关于法与经济学的理论。
主要特征 具体地说,与传统的法学研究相比较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具有下文的几点特征。
方法论个人主义 法律经济学是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假定作为其研究基础的。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理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个人意向和行为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是有理性的个人,并由此假定集体行为是其中个人选择的结果。
因此,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律经济学实质上是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或者说,是一种以人的理性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
由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同样也是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并 法律经济学 且在“边际革命”兴起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因此,法律经济学在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假定作为其研究基础时,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借用了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例如“效用”、“效率”、“机会成本”等概念,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分析方法。
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在阐述运用微观经济理论的工具来研究法律问题的理由时指出:“法律所创造的规则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费用,因而这些规则的后果可当作对这些隐含费用的反应加以分析”,据此,“我们认为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类的经济概念是解释社会,尤其是解释理性的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反应行为的基本范畴”。
激励分析 激励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主体行为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尤其适用于研究分析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
在波斯纳看来,传统的英美法学研究主要是考察已经发生的事件及案例,是一种“事后研究”(expost approach),而法律经济学主要从事的是一种“事前研究”(exante approach),因此,它必须注重分析随法律制度及相关因素变化所产生的预期行为刺激。
“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
”例如,法律经济学在讨论由于合同条文的不明确所产生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偶发性风险(损失)分摊问题时,之所以要确立一种规则:把损失分配给能以最低成本承担这种损失风险的一方,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警告未来的签约双方法院将利用这个规则来分配不履行合同的损失,从而利用这一法院确立的规则来促使未来的签约双方设计出对损失风险作出明确分配的合同,促进经济活动效率的改善。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分别是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
规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
”,实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是什么
”。
在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确立和突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原理 即研究在一定社会制度中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效率”问题。
在一些法律经济学家看来,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是“公平”、“正义”,而这一类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时,在非常多的情形下,经济学的分析都可以得出与法律分析相同的结论,所以,可以用“经济效率”去取代“正义”之类的传统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将法律转为经济学。
从具体的效率标准来看,法律经济学在规范研究中所运用的经济效率标准,主要的并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意义上的效率标准。
按照这一效率标准,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实际实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所确立的这种经济效率标准,可以认为是支撑法律经济学理论大厦最重要的“顶梁柱”,也是法律经济学展开实证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实证研究最适合用来分析法律的效果问题,或者说,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最适合于研究法律的“效果评估”问题,包括对法律的效能做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分析。
法律经济学运用实证研究来分析预测各种可供选择的法律制度安排的效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法律的实际效果与人们对该项法律预期的效果是否一致,或是在多大程度是一致的。
实证研究在法律经济学中的运用,不仅促进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模型化”和研究的“精确化”,而且使得法律效果这个在法学中处于十分重要地位的法律分析问题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改进问题 90年代以来,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同样地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在以“法律的经济分析”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主流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仍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
但是,文献观察表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化”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尽管在法律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在实际运用中却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形式化”或“模式化” 的深入进展比较缓慢;二是许多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仍然是以描述和分析案例的研究方法为主。
对于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即使在主流学派中也并无一致的意见。
一些学者担心“形式化”会增加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门槛”,不利于法律经济学运动的进一步扩张。
同时,另一些学者则十分重视和强调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 问题,他们认为,如同物理学(牛顿力学)扩散到经济学一样,经济学之所以能扩散到包括法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凭借的就是其研究方法的“技术优势”。
考特和尤伦十分明确地指出:“过去的四0年表明,经济知识的发展主要靠的是统计分析,而不是精心描述的案例研究,靠的是微积分的运用,而不是解释概念。
”文献表明,博弈论在经济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已经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推动了研究的“形式化”进程。
但是,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预计在二一世纪初期不会迅速取得重大的进展。
比较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 在法律经济学运动的非主流学派中,对应于重新反思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学科性质定位的观点,一些学者提出了以比较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
按照这一观点,法律经济学应该通过围绕各种“公平”社会模式的政治和经济谱系来对比和分析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安排。
麦乐怡曾明确指出:“作为一种比较意义上的研究,法与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将法律制度视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理念的反映的研究机会,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可以不加修饰地置于现行法律制度中加以比较。
”同时,麦乐怡也特别强调,“在法与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经济哲学应是人们批判性分析法律、政治、社会的重心,分析应集中在特定政治环境中法与经济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注重评估法律制度是如何与经济哲学有内在联系的”。
强调比较分析研究方法的学者,并不完全否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在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但是,他们强调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应该“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更见哲理和人性”。
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从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运动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一是主流学派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发展趋势主要受制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进一步扩展和加深运用,取决于“形式化”、“模型化”在研究具体法律经济学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可能是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进程;二是非主流学派的“法律的经济哲学分析”,这一发展趋势主要受制其研究方法和分析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显示出超过“法律的经济分析”;并且,由于这一发展趋势并不完全排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它还面临着如何在研究领域的范围和研究方法方面与“法律的经济分析”相互协调的问题,以避免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两张皮”,削弱了理论的解释能力。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至少在二一世纪初期,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主流学派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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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最重要的著作,内容涉及广泛,它以法律为中心,又遍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道德、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思想画卷。
特别是它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资产阶级法学百科全书。
《论法的精神》一书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愿望。
全书在政治理论上极力主张建立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
目的是为了避免独裁者的产生。
独裁者们往往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
在法律理论方面阐述了法律的定义和种类,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刑法和民法的理论,以及立法的理论。
孟德斯鸠认为法由事物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
由此将法律分为人定法和自然法,提出了立法应与政体相互适应的原则。
并且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宗教习俗、货币等各种事物的关系。
全书在经济理论上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当考虑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们的性格、感情有关的这些因素。
该书首先讲述了政体对立法权的归属有重要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有无与法治有着直接关系。
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怖、专横和暴力,既无法律又无现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所以在专制政体下,根本就无所谓立法权。
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相比虽由也是单独一人执政,却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所以君主政体下,君主和少数贵族握有立法权。
至于共和政体,它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有法治可言的。
但是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共和国的人民的权力是相对平等的。
三种政体对法律的繁简、法律的体系、法律的内容等,也都有着重要意义。
三种政体最突出的表现应当是人民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强调了法律与自由的统一。
他认为法治国中行政权没有专横垄断的余地,因而只有在法治国才有自由。
一个人只有受法律支配才有自由,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律之下。
同时他又强调了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很明显独裁的专制政体是人民所不希望的,人民被极大的奴役着。
君主政体也是不太保险的,共和政体则需要防止人民的委托人隐蔽自己的腐化。
腐化了的委托人常常口口声声称赞人民的伟大,来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赞赏人民的贪得无厌,来掩盖自己的贪得无厌,最终让人民陷入不幸之中,人民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为了约束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尽可能的避免独裁,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
在他眼中,一个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必须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部分。
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最初的学说的研究是以罗马为背景的。
罗马人民掌握有最大部分的立法权力,一部分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一部分了;元老院掌握大部分的行政权和某一方面的立法权,并且同时掌握一部分的司法权,具有任命部分法官的权力,并以此来对抗人民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被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人独裁的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立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具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三权分立真正的实践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并且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根据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
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
罗斯福新政时期,行政权力全面扩张,打破了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平衡,确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新的三权分立的格局。
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虽然有利于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但是三权的分立和制衡是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跟其他所谓的民主的制度一样,并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三大国家权力机关相互制衡,有时也容易导致效力低下。
事实上,在实践中美国也难以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
我国现代化建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全面改革的今天,需要借鉴并吸收被实践检验证明的他国体制的精髓部分,加强并完善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而更好的体现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这将对我国的国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政治制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们确实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盲目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不仅误读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也将会极大的危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任何的改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共和国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的举措都有可能工程浩大,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毕竟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是建立在研究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且由于三权分立各部门相互制约,在他们的利益、目标各异时,常常难以达成一致,最终将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国家将难以应付。
正如汶川大地震,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反应如此快速,就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联合出击,积极应对灾难。
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体制度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十分佩服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羡慕我们的。
我国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小心谨慎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之路,切不可盲目崇拜。
同志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种体制符合中国实际,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佛教禅师认为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有所感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至参禅彻悟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就是参禅的最高境界。
要真正读懂孟德斯鸠大师的《论法的精神》这部经典之作,还是需要多多学习专业知识才能真正有所感悟的。
西学东渐的三个阶段及史实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
在鸦片战争前的闭关锁国时代,异国是那样离奇而遥远。
中国人把西方文明当成海外奇谈。
然封闭不能自固,锁国难保国门。
在鸦片战争时期,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其时,朝士多耻言西学,只有极少数目光远大的改革者开始瞩目西学。
此时此刻,真正的爱国者不是满口忠君保国,以“天朝上国”作为精神安慰的封建官僚,而是从这个腐败的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离析出的有识之士。
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痛砭时弊的改革倾向,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是把炽烈的爱国热情倾注在冷静而现实的政治思考之中。
他们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者。
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
包括林则徐组织人力翻译慕瑞的《地理大全》部分章节而编成的《四洲志》(1841年)、林则徐将资料交付魏源编成的五十卷巨著《海国图志》(1842年),以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年)、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杨炳的《海录》(1842年)、肖会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梁廷枬的《合众国说》(1844年),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绍夷情的著作。
这些作品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诸情况都有所介绍。
以魏源为代表,承认了西方的军事优势和武器精良。
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他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兵工厂,并延聘法、美工程师。
据有人统计,“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
不过在实践上,除了林则徐购买洋炮以加固海防外,上述师夷长技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书面意向,其“制夷”的爱国目的就很难实现了。
如果说,在中外战争中已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那么在紧接着的国内阶级战争—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特别在战争旷日持久进入决战阶段时,仍然不可避免地提出西学问题。
于是中国人加大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兴起了“制器练兵”、“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军事上、技术上寻求西化的运动。
当时,战争的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先后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洪秀全在早期就从西方传教士的布道书中借来了“上帝”,来和人间的邪恶作斗争。
并怀着“天下一家”的善意在抵制外国侵略的同时,结好“洋兄弟”。
一个外国人亲身体验了天王洪秀全所缔造的这种情谊:“我们被称为‘洋弟’,真是感到高兴,要知道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称外国为‘洋鬼子’。
”<《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4页。
>在后期则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提出发展近代交通、通讯,兴办银行,保护工商业,奖励科学发明,保护专利权,鼓励私人开矿,准许雇佣劳动等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主张。
不过,这些和当时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因此,太平军除购置了少量洋枪洋器和聘用少许洋人外,很难在学习西方上有所作为。
从中外反动势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联合会剿太平军开始,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就揭幕。
然而洋务派“富国强兵”的主张、制器练兵的行动,又使他们在类似《镜花缘》中那个两面国中的人一般,在狰狞的反面还有另一张“和洋”的脸孔。
在外国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和中国首批外交使节出国带回的信息中,洋务派了解了更多的西情西学,成为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导。
洋务派在整个中国士林还沉浸在封建旧学的王国中,能以一定的主动性引进西学是有其进步性的。
这从洋务运动时期一批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医学、农学著作,如《几何原本》、《代数学》、《声学》、《光学》、《电学全书》、《格致启蒙》、《化学鉴原》、《化学考质》、《金石识别》、《西医大成》等科技书籍的编译出版可以得到证明。
据约略计,“自清末曾国藩创办制造局,以译西书为第一义。
数年之间,成者百种。
而京师国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于中国者,后先译录。
迄光绪二十二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15页。
>,仅江南制造局在开局二十多年间就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其中专门介绍西情的《西国近事汇编》就出了108期,西学引进的积极作用,从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日心说等在中国启蒙,从李善兰(数学家)、华蘅芳(数学家)、徐寿(化学家)、章鸿钊(地学家)、张相文(地理教育学家)、詹天佑(工程师)等一批近代科学晨星在华夏大地上的出现。
从一批拥有近代科技的冶炼、机械制造、化工、轻工、农产品加工、民用工业的官办、民办工厂之创建,从一批近代学堂、医院报馆等的创设,都可以得到印证。
洋务派和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从对立的立场出发,都有限地引入西学,毕竟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们受小生产者识见所限,而洋务派则视野开阔一些,故当容闳赴金陵谒见干王洪仁玕,建言组织良好军队、颁定教育制度等七事时,干王除了给他一个“义”字爵的封赠外,容闳一无所获,只得遄归。
稍后,他投奔曾国藩,参加创办江南制造局。
出洋购置机器,带留学生出国,又翻译哥尔顿之《地文学》、派森之《契约论》。
容闳在太平国和洋务派两者比较中作出的选择,耐人寻味。
它主要表明了洋务派在学习西方的倾向上要比农民高出一筹。
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
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
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壬叔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7页。
>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
它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热衷西学,师法西方,以期中国富强。
当时,清廷当局也被迫有限地开放禁区,改变政务,调整工商、教育等方面的改革。
从西学的输入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已冲破了洋务派的单纯技术引进的界限。
其一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关注;其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
这两者又是相互连结、相互促进的。
首先是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和个别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提出不仅在技艺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上学习西方的主张。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力倡师法西方,鼓吹政治改革,“法苟不善,吾斥之;法荀善,虽蛮貊,吾师之。
”<《校邠庐抗议》卷二第10页。
>洋务派中的思想家、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认为西方富强之道在政治修明,中国应学习西方制度文物。
他如王韬之《弢园文录》,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均有类似主张。
王韬在1873年办《循环日报》,开近代报刊之始。
及至甲午战败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演化出了维新图变的浪潮。
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党中多饱学之士,对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拓殖性的工作。
康有为从1879年开始接触西学,1895年8月,他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
次年1月,在上海创强学会,办《强学报》,同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维新运动的喉舌《时务报》。
1896、1897年两年中,全国创办二十多个维新政治、学术团体,主办报刊二十七家。
为介绍西学西政,徐维则编成《东西学书录》,分为史志、政治等三十一类。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为武器,提出改革官制和教育等主张。
为倡导西学,他还编汇《西政丛书》,又编箸《西学书目表》,将中国译出之西书三百多种分学、政、教三大类列著目录,在“序例”中,梁氏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
”不过梁氏诟病数典忘祖,蔑视中学,主张中西学并重,以“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西学书目表后序》,见《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5页。
>。
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严复比康梁又进了一步,康梁是通过他人介绍,间接了解西学。
严复通外文,直接译介西方学理。
在1877—1879年间赴英留学时,亲身体察英国社会制度,研习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把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作为最高理想。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震动一时的政论《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并译述了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的赫胥黎之《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将西方最锐利的思想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投入中国学界。
中国要自强,必须变法维新;要变法维新,就要学习西方,这是维新派所共具的主张。
但康有为学习西方时采取了中国传统的今文经学形式,以孔子改制之说来论证维新。
严复则从西方自然科学入手,摒弃儒家今文经学形式,批判宋学义理、汉学考据等旧学,否定洋务派之“中体西用”论,举起向西方学习的旗帜。
他认为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西学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原强》。
>并遣责了“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以致”者为“狂易丧心之人”<《论世变之亟》。
>。
严复是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是近代介绍西学的巨匠。
历史下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外沐浴欧风美雨,批判康梁改良主义,播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
在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西方革命思想成为西学东渐中的主流。
孙中山本人远在1878年到檀香山时就接受西学,“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孙中山《答翟尔斯教授书》,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194页。
>后来,他远涉重洋,数度游历欧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各种流派以社会主义思潮有广泛接触。
经过长期的思辩和论证,形成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文学说。
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赴欧、赴日留学生大额增加,他们在海外办报、译书、写书。
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
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日、英、美、德、法、俄等国史志、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101页。
>。
其中如1903年范迪吉等译的《普通百科全书》达一百册之多。
同时,“随着留学生出版物的增加,产生了由中国人印刷中国书的要求。
中国人办的印刷所终于在东京诞生了”<(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77页。
>。
在晚清之世,随着救亡图存爱国运动之开展,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新的转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史界革命”,以及国民教育活动接踵而起。
在国内外举办了不少报刊,革命者出版的宣传小册子总计四十种以上。
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在编印新式教科书,出版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创办各种杂志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的。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外创办了《国民报》、《苏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许多报刊,宣传西方民族主义、民权思想和西方革命史实,据台湾学者张玉法查考,现存《浙江潮》十期,共载重要论著288篇,其中鼓吹西方民族、民权思想的占75篇,介绍社会主义的11篇。
《江苏》十二期中,共载文385篇,其中宣传西方民权、民族思想的达125篇<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清季革命团体》第17-20页。
>。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
当时,一方面是民国建立,民主气氛高涨,学术趋向自由;另一方面是袁世凯等进行封建复辟活动,以孔教为旗帜的封建文化猖獗一时,向资本主义新学发动反攻。
国民党、社会党以及其他许多小党派被解散;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全国约五百种报纸,大部被封禁。
祭孔尊孔、整理国故、国粹至上的复古浪潮迷漫社会和学术领域。
袁世凯署名颁行的《颁定教育要旨》中提出“法孔孟”,《特定教育纲要》中规定“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61页。
> 面临封建旧学的反扑,新学乃奋然迎战,陈独秀说:“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反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陈独秀《宪法与礼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从而爆发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新旧学的大激战。
到“五四”前后,如大地解冻,万卉抽萌,全国各地学会林立,社团峰起,西方的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广泛流入中国。
在自然科学方面,1913年成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以詹天佑为会长,出版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
1914年由几个留美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会址在美国,后迁回国内),次年创办《科学》杂志。
科学社包括农林、生物、化学、化工、土木、机械、电工、矿冶、医药、物理、数学等各方面人士,不少人是中国近代科学中各学科的创建者。
在社会科学方面,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一批思想界、学术界的明星,为传播西学,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和现代文学艺术,做了开拓性工作。
譬如陈独秀、胡适等在提倡白话文方面的贡献,又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虽然问题很多,但它抛弃了从中国经学体系言哲学的旧路子,开了以近代方法探索中国哲学史之先河。
这一时期,国内外学术交流相当活跃,中国留学欧、美、日的学生大幅度增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赴法勤工俭学者数以千百计。
他们从海外输回了各种学术知识和学术信息。
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的罗素还分别在“五四”后不久赴中国各省市讲学,其讲义又刊行成册,流布各地。
这一阶段,西学输入的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清末就有人谈论马克思,讨论社会主义,但毕竟未真正理解,而且影响亦有限。
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才有人从科学的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
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立了历史性的功勋。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就是在他们的拓殖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
在近代以来,一直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所奉为圭臬的民主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历史观念,到此,开始让位给社会主义和阶级论了。
在“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以风糜之势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西学东渐的最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