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章太炎中起病六君子 送命二陈汤这幅对联的妙处
这是章太炎先生戏挽袁世凯的联语，“六君子”指以杨度为首筹安会六君子，他们上书“劝进”，劝袁世凯称帝，最终将袁送上死路。
“二陈汤”指袁的亲信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陈二庵）、湖南将军汤芗铭，护国战争中，他们纷纷宣布“独立”，给袁世凯以致命的一击。
此联一语双关，妙用传统中药“六君子汤”和“二陈汤”方剂名称，指出了袁世凯政治上“起病”到“送命”的过程，读之令人叫绝。
任铭善的人物印象
钱理群，男，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汉族。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
1960--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
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留校任教至今。
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钱理群的研究兴趣与关注点主要有二，首先是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他于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强调新概念的提出，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共同撰写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里，还从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这几个方面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
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学术命题，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意见，但这一概念却被普遍接受，并且波及其他学科。
这一概念在日本、韩国等国的学术界也引起浓厚的兴趣，产生了一定影响。
以后，钱理群又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合作，撰写了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30年》，并在所执笔的长篇序言里，试图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来总揽全书。
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既广泛地吸收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有许多作者自己的独特发现与见解，初版本与修订本都显示了80年代与90年代学科所达到的水平，提供了经过严格选择的新的知识，新的信息；同时充分注意科学性与准确性，以及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稳定性与可接受性。
因此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大专院校师生与文学爱好者的欢迎，1997年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材，这就更加扩大了本书的影响。
钱理群在他执笔的有关诗歌与戏剧发展的章节里，有意识地进行了文体史的写作的试验，在描述文体发展的轨迹时，突出文体自身的特点：他试图以诗歌艺术思维与语言的变迁(连续、中断、断而复续等等)来展现新诗发展历程，以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的彼此消长、起伏为线索来叙述话剧史。
以后，他还和他的学生一起提出了闲话风、演讲体与独语三种散文类型，为散文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线索。
他的这些探索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绘图本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与吴晓东合作)，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整体描述，同时又将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中--这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又一次新的尝试。
这样的结构方式决定关注的重点是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历史联系，同时意味着是将一个世纪的文学置于数千年的历史坐标中进行严格的筛选,相当数量的作家、作品在这大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于研究视野之外，而另一些具有超前性的作家、作品却在长时段的历史检验中被突现出来。
本书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教科书不同的自己的文学史定位。
在历史的叙述中，也力图摆脱历史决定论与历史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更重视文学发展中的中断、反复、超前、滞后、偶然、个别，以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具体性。
此外，将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俗文学进入研究视野,对通俗文学中的大家金庸给予了充分评价；在描绘1949年以后的文学时，第一次论述了地下文学，这也都构成了本书的特点。
本书也开始了对文学史叙述方式的试验。
在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的史的描述的同时，钱理群从80年代末开始，就将他的研究重心转向40年代中国文学的考察。
在钱理群看来，40年代的文学既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又孕育了后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发展(钱理群认为，这后50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他称之为共和国文化)；因此，抓住40年代这一中间(过渡、转换)的环节，突入这一点，可以起到总揽全局(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发展)的作用。
在进入40年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钱理群首先进行的是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
他编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和他的同事、学生一起编选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6卷本)，并发掘(或重新认识、评价)了一些作家、作品，这就为正在进行的40年代小说史的写作作了充分的准备。
1998年出版的《1948：天地玄黄》一书，则是钱理群40年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个人化(非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的尝试。
这是关于文学史结构方式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结构模式，本书选择1948这一最能体现40年代的历史转折、交接特质的具有典型性的年代，通过对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流派、论争、期刊、作品，以及作家精神历程的描述，瞻前顾后，理清来龙去脉，从而揭示40年代、以至50年代初的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与走向，这种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结构方式，可以将大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省略)的人与事纳入研究视野，特别是在这个年代的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读什么书，喜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街头巷尾流传什么笑话……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具体入微地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史观念上的某些变化。
本书在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上，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追求报告文学那样的丰富而具体、生动的典型现象(人物与事件)与细节的描述，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场感；但又同时严格拒绝任何虚构，要求每一细节都有具体的历史根据。
本书在叙述视点、叙述语调的选择上也作了很大努力。
可以看出，钱理群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不仅致力于现代文学史的具体写作，而且关注写作背后的文学史观念、方法、形式问题，并努力寻找自己的把握文学史的独特方式。
他曾连续著文阐释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并上溯到鲁迅)的文学史理论、方法，以此作为自己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理论指导，而自己的每一次研究与写作实践又都有明确、自觉的实验目的，并及时作出总结。
他把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任务(目标)规定为深入到'作家、作品、读者'的内部深层机体里，去审视、开掘、发现特定历史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作家)，读者群体与个体，以及作品所显现的各种类型'人'的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及其美学形态，并从这一切的综合把握中，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
他因此而强调,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他必须与作家一样，对于'人'(他的生存境遇、体验、困惑)保持社会、历史、文化的与形而上的双重关怀，既应关怀现实又超越于现实。
在具体研究、操作中，他又始终抓住典型文学现象，突入一点而见全貌，既具体细微又能体现发展的轨迹，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因此而提出文学史家的思维特点，就在于对于具体、生动的细节、历史的现象形态保持职业的兴趣与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发现细节、现象背后的普遍象征意义的思想穿透力。
钱理群还十分重视文学史研究中的时空距离问题。
他认为，历史是彼时彼地发生的，写历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所谓历史写作就是一个不断往返的双向运动过程：既要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个体与群体)怎样、何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从而产生了某种历史命题；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命题)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事实，这些后果是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的。
他因此提出了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作为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则。
钱理群还提出文学史研究中必须抓住两个中介环节：一是作为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文学之间的文化--以后，钱理群又根据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从影响文学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提出了出版文化、大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文化要素；而在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与作品的文本结构之间，也还有一个中介，即是文本创造主体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
钱理群还强调在关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更新的同时，不可忽略文学史的写作形式(结构、叙述方式等)问题，并因此而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
他的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设想，在学术界也都有一定影响。
钱理群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作统一的历史考察，即进行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世纪心灵史的研究。
他的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打破文学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的严格界限，对20世纪血泪浸透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同代人的自省、反思与理论总结。
他依然采取抓典型现象的方法，选择了三个具有不同典型意义的现代作家，即鲁迅、周作人与曹禺，由此切人，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
《心灵的探寻》被认为是对传统鲁迅研究模式有所突破的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作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炼狱以后，对自己以及同代(人民共和国所培养的50、6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被扭曲了的心灵(以及被扭曲了的鲁迅观)的自我反省与重建，是作者从长期被奴役状态中觉醒以后第一部反戈一击之作。
因此，本书的引言与后记与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并互为对照与补充。
作者在引言中明确宣布，本书关注的，不是多少被神化了的、作为民族英雄的鲁迅，而是作为个人的鲁迅，他的独立的生命的存在与生存困境，以及作为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的鲁迅，他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永远的追求，以及他对人(国民)精神病态的痛苦的拷问。
本书所要探讨的，不是鲁迅外在的英雄行为，而是他的内心的炼狱，目的是要寻找历史伟人与平凡的'自我'之间的心灵通道。
因此，作者选择鲁迅的《野草》(这是鲁迅为自己写的诗化哲学)作为研究的重心与纲，以思维篇、心境篇、情感篇、艺术篇结构全书，由内至外地展示鲁迅世界。
本书对鲁迅种种精神现象的把握，始终环绕着历史中间物这个中心概念，以展示鲁迅清醒的自省意识，也即彻底的怀疑精神，对于现存世界、绝对秩序以及自我的拒绝与否定，以及在痛苦的挣扎中形成的反抗绝望的哲学。
作者在本书的靡页上写明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表明作者自觉地将本书的写作看作是对现实中国的发言，是与自己的同道者的心灵的交流，因此，本书的写作风格是演讲式的(它事实上也是课堂讲稿的整理)，充满了批判的激情，自我剖析的真诚，因此在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成为80年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90年代所写的有关鲁迅的论文与随笔汇成《走进当代的鲁迅》一书，着重于对作为思想家与文体家的鲁迅的当代阐释，其中有关鲁迅思想命题及其独特表达方式的研究，鲁迅小说、散文、杂文的文体特征的研究，对作者80年代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与补充，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打开了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他的《周作人论》对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发掘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在与鲁迅的比较中，科学地论述了周作人思想、文学发展道路和他的人生哲学的复杂性，探讨了周作人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全面地总结了周作人在文学(包括散文创作、文艺批评、翻译、文体学理论、文学语言理论)与文化研究(包括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民俗学、性心理学)诸多方面的贡献；并对周作人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包括章太炎、蔡元培、李大创、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从而为周作人研究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而他的《周作人传》更是公认为周作人研究中的权威性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与国内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都是通过此书了解、认识周作人的。
评论者认为《周作人传》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思辨性(舒芜)，本书不但比较准确地勾勒出了周作人思想发展、生命流动的轨迹，充分而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也作为人的周作人的精神世界的各个侧面，而且以周作人作为一个典型，写出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独特价值、精神困惑与危机。
对于作者自己，既是对被压抑的内在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的唤回，又是严峻的自省。
因此，全书是传主(周作人)、作者、读者三者之间交叉的精神对话，又别有一种沉思的调子，充满了温馨与苦涩。
以后，作者又写有《读解周作人》，这是一次文本的细读，显然是对前两本书的必要补充。
这样，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与周作人研究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完整体系。
90年代末，在近20年的研究基础上，钱理群终于领悟到了二者的相通，他同意这样的说法：周氏兄弟是面对20世纪中国人生存危机，以及向这危机挑战的两种不同的范式，又补充说：他们各自不同的生命形态(及其选择)一一处于剧变与稳定，破坏与凝固，躁动与安宁，冲突与和谐，悲慨与闲适……两极永恒的调和和永恒的斗争中，正体现了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周氏兄弟也就成了具有人类与民族、时代精神史的典型意义的文化(精神与人格)共生体。
在考察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两个强者的特异的生命形态以后，钱理群把他的眼光转向知识者中的大多数，寻找更为普通、也更为普遍的典型：他发现了曹禺。
这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但却是一个弱者：他缺乏鲁迅那样的怀疑主义精神，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天真，人道主义的过分善良，使他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总是沉浸于人为制造的梦境里；他更缺乏鲁迅那样的彻底自我否定，他太爱护自己，怜悯自己，既不能战胜自己，又不由自主地屈从于他人与强权。
他的一生充满了个人天才的艺术创造，与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既成的社会创作规范的冲突，而以前者屈从于后者为结束。
钱理群的《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所写的正是这样一个精神的残废导致艺术的毁灭的悲剧，想像力被意识形态扼杀的悲剧，民族难得出现的天才被大多数人捧杀与骂杀的悲剧。
这也正是本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典型意义的悲剧。
在完成了三个点的个案研究之后，钱理群又将研究的触角伸向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精神气质，以及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的精神沟通，寻求民族精神史与人类精神史的有机联系。
于是，他找到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这两个世界文学的不朽典型。
新的论著的正题是《丰富的痛苦》，副题是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
所谓东移既是从西班牙、英国，经由德国、俄国，直到中国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处于不同时空中的各国艺术家、思想家(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海涅、屠格涅夫，以及鲁迅、周作人……)对之作出各具特色的阐释的过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世界分子心灵历程的某一个侧面。
而本书的作者从这样的历史考察中，不但发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堂吉诃德气、哈姆雷特气，而且对东移过程中所提出的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阐释。
例如，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与哈姆雷特的怀疑主义的评价(各自的价值与所存在的陷阱、危机)；独裁政治的堂吉诃德(专制主义的浪漫主义者)的概念及其意义(启蒙者的专横)；女性堂吉诃德主义(包法利主义)的概念及其意义，堂吉诃德与桑丘的关系，理想形态的堂吉诃德和他的现实实现的发疯的徒弟(革命者)的关系，堂吉河德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命运；非政治化、非英雄化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的归来；区分真假堂吉诃德的意义；武装起来的有组织的群体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的命题：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思想与行动的后果的关系(思想的实现即思想自身与思想者的毁灭，还思想予思想者)；哈姆雷特对未来的疑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哈姆雷待(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与俄国多余的人、虚无主义者，哈姆雷特与人民的关系，等等。
可以看出，钱理群是带着本世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去思考与展开所有这些理论命题的，这也是对自身(及同代人)的自我反省。
强烈的自省性正是钱理群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最鲜明的特点。
他努力寻找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之间，研究者自我主观精神世界与研究对象的主观精神世界之间的契合点，进行心灵的对话，追求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结合。
在长期的研究中，钱理群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与艺术世界的特殊方式，他称为单位意象与单位观念的研究，即是从作家在作品中惯用的、反复出现的词语入手，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包括范畴)；然后对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范畴)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美学等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
于是，他发现了鲁迅的黄金世界，无物之阵，夜，冷与热，爱与憎，沉默与开口，人与神、鬼……；周作人的爱智者、常识、东洋人(凡人)的悲哀、风与雨、苦茶……等等；曹禺的残酷、挣扎、被捉弄、向天边外飞……等等。
作为大学校园里的学者，钱理群十分重视科研与教学的相互渗透与促进，曾连续l5年向北大17届的学生讲解鲁迅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并且关心大学与中学文学教育，以相当精力从事学术的普及工作，写有《名作重读》与《40年代小说研读》等专著。
他还通过随笔的写作(出版有《人之患》、《世纪末的沉思》、《压在心上的坟》、《六十劫语》、《学魂重铸》等书)及其他方式自觉地与当代青年，与自己的时代，与社会底层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钱理群的学术理想(追求)，集中到一点，即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也是他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传统)。
他努力求真，即使不能将心里的话说尽，也要尽力做到不顾及别人的愿望，不看别人的眼色，自说自话：说自己想说、愿意说的话。
他的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将(自己、家庭、社会、民族一个世纪的)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因此他的学术必然带有浓重的批判(自省与反思)的色彩。
他一再表示期待不受'趋向'、'潮流'限制的，更富有想像力的研究，将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课题、思路、角度与方法，它是不可规范，无以归类的。
人们可能因为其研究路数的'野'，以及不可避免地疏漏、缺陷，而不能接受；但这类研究往往给学术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注入新的活力，即使在某些方面是不可重复的，但也仍然显示出创造性生命的魅力，并且真正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个体性本质。
---对这样的境界，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
国学教授是什么意思
海瑞罢官
今天为什么还要读中国古代的经典
今天的国际与国内的现实环境、社会与经济与政治与文化的特殊景观，一句话，今天这样的时代，还需要读中国古代的经典吗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多重性格的时代。
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加以解读。
比如你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知识过剩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文化垃圾充斥的时代；还可以说这是一个形式超过内容的时代；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拥挤在一起的时代；或者换一个说法，可以说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互相脱节的时代；还可以说这是一个消解文字的时代，一个读图时代等等。
那么身处如此繁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不用说中国古代的经典，宽泛些说，我们还需要读书吗
我是指文字的文本阅读，现在还有它的价值吗
实际情况是，现在在我们中国，很多人已经不喜欢读书了。
不读书的“理由”据说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因为现代社会节奏快，文本阅读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快节奏要求；也可以说由于工作太忙，腾不出读书的时间；还由于诱惑太多，其他方面已占满了自己的精神空间，不愿意再把时间花费在读书上。
尤其电视的影响力大得不得了，传媒视觉形象的冲击远远超过文字阅读的魅力。
何必还来读书呢
可是我想说的是，文本阅读是不可缺少的。
要说现代化，欧洲、北美总比我们更现代化得多吧
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良好的读书风气。
火车上、飞机上、轮船上，到处都有人安静地阅读。
他们的习惯是不说闲话，只读书。
我们相反，只说闲话，连闲书也不看。
读书风气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风气，甚至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的反映。
因为读书不仅使人获得知识，还可以使人变得安宁，减少浮躁气。
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可以说充满了浮躁气。
扎扎实实做事情的人少了，走捷径、取巧的人多了。
包括大学、研究机构，也染上了肤浅、浮泛的学风。
人文科学已大大贬值。
此种情况下，培养文本阅读的兴趣、形成读书风气，尤为重要。
如果说人们往往喜欢追求时尚的话，读书也应该成为今天的一种时尚。
问题是怎样培育读书风气
首先是社会应有所提倡。
但比提倡更重要的是，社会应该形成普遍重视学问、重视读书人的风气。
如果读书人受不到重视，提倡读书就少有效果了。
我们所以长期未能形成读书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太低，以至于极端的竟有“臭老九”之称。
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地位是很高的，士、农、工、商，“士”居四民之首。
近百年不断激进地反传统的结果，知识分子的价值被严重弱化。
特别在今天，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地位，正在直接受两种势力的挑战：一是“官本位”的挑战，一是社会普遍商业化的挑战。
大学、研究机构的建制也套行政级别，教授、研究人员的工资待遇，竟然与行政挂钩，这是“官本位”挑战读书人社会地位的显例。
至于全社会商品化的挑战，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官、商对知识分子成钳制、挤压之势，读书人的无力与无奈，随时随处可见。
这种社会的与文化的结构，要想造成普遍的读书风气，不用说自是困难重重。
所以，我认为要培育读书风气，前提是要造成全社会普遍重视读书人的风气，使大家都能够珍惜文化、重视学问、尊礼大儒。
或者换一个说法，最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的官员、国家的指导者，应该有读书的习惯，懂得读书人的价值，奖励读书，优礼读书人。
如做到这一层，全社会普遍读书风气的形成必将指日可待。
那么我们应该读些什么样的书呢
难的是要有读书的意愿，如果有了读书的意愿，读什么书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简单地说，读总比不读好，也就是古人说的开卷有益。
当然认真地说起来，选择什么书来读，也不是毫无讲究。
各个专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肯定首先要读好本专业的书，所谓“术业有专攻”是也。
就社会的一般情形而言，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养成而言，无论哪一行业的人，是否也有一些共同的书需要大家都来读一读呢
有的，这就是那些属于一个民族文化系统的典范之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本民族的文化经典。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也都有自己的文化经典，特别是那些“文明体国家”，堪称经典的文本格外丰富。
而凡是文化经典，就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不仅本民族的人应该阅读，其他国家的人也应该阅读。
我是说如果有可能这样做的话，比如掌握相关的语言工具，能够直接读原著，或者阅读翻译文本。
不过我这里讲的经典阅读，着重点在中国自己的文化经典，而且侧重人文方面。
我们是世界上主要的“文明体国家”之一，文化发祥早、文化典籍多，人文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历史上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典范之作。
“汗牛充栋”这句成语，如果用来形容中国文本典籍的丰富，也会显得不堪其比。
但是，作为一般阅读而不是从事专业研究，需要读、应该读、可能读的经典，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多。
哲学，无非是先秦时期的诸子，而且主要是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都可以暂时不读。
甚至孟子，也不一定必须读。
但汉代的《礼记》里有两篇著作，却不能不读：一是《中庸》，一是《大学》。
这两篇著作是谁写的
据说《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是这样讲的。
《大学》的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好学生曾参，但也有说两篇都是子思所作。
不管究竟是谁作的，反正这两篇著作对儒家学说的基本理念的阐述，提纲挈领、最见精要。
特别到宋代，朱熹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合为“四子书”，并精心注释，成为传统社会流传最广的儒家经典。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随之成为儒门宝典。
如果嫌朱熹的注释讲的太麻烦（从研究的角度看，他注释得其实非常好，不仅是注释，还有他自己的思想发挥），也可以读白文（不带注释的）《四书》。
读白文、不看注释，一遍一遍地读，甚至背下其中一些段落，即使在今天，也不失为阅读中国经典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史学方面，文史从业人员讲究“前四史”，即《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
一般阅读，读《史记》就可以。
《史记》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人物写得好，文字也优美。
熟读《史记》，容易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人物、制度这一套东西，真可收一以当十的效果。
如嫌篇幅大，可选取其中的《传》和《本纪》阅读。
文学方面，《诗经》、《楚辞》不可不选择一些来读。
《楚辞》可选屈原的《离骚》。
另外晋的陶渊明，唐的杜甫、韩愈，宋的苏东坡、黄庭坚、李清照、陆游，元的关汉卿、王实甫，明的汤显祖及《三国》、《水浒》，清的《红楼梦》等等，也都是不能不读之书。
另外汉代王充写的《论衡》，是一部很特殊的书，读起来会打开你的思想，而不会被传统所束缚。
还有清末民初以来20世纪文史大家的著作，不少也堪称经典，如严复、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人的书，如果不读，未免太可惜。
20世纪学术大师的著作，实际上是通向中国古代经典的桥梁，由他们进入古代经典，也许是终南捷径。
不过按照传统的说法，所谓中国的经典，主要是指“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
“六艺”是孔子教授的六门课程，孔子之前已成书，但经过孔子删定的“六艺”，后来称做《六经》。
由于《乐经》不传，于是又变而为《五经》，就是《诗经》、《尚书》、《周礼》、《周易》和《春秋》。
《五经》是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源头。
按照马一浮的说法，“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
《论语》是唯一一部记录孔子言行的书，虽经弟子们后来整理成书，但所记应为实录。
《论语》就是《六经》意涵的化育之书。
朱熹选注的《四书》即为《六经》的经典选本。
所以人们常说的《五经》、《四书》，就成了中国传统社会识字的人必读的基本经典。
所以五四时期有过“尊孔读经”和反对“尊孔读经”的争论。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哲人，他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的学术地位本来是无可怀疑的。
但由于自汉代以后孔学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孔子头上的帽子越堆越高，“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头衔多得不可胜数，其人格和学说难免被神化、填加乃至扭曲。
五四前辈痛恨传统的封建制度，为了国家强盛，对传统文化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原未可厚非。
但时至今日，社会制度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对孔子和儒学就不能再采取五四前辈那种激进的态度了。
“尊孔”不必，但适当的“读经”，确为承继民族文化传统所必需。
那种从根本上否定儒家经典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五经》、《四书》也不必全部都读，可以有选择地读，例如《论语》，就可以选其中的一些章节，如《学而》、《为政》、《里仁》、《颜渊》、《子路》、《卫灵公》诸章，尤适合今天阅读。
至于今天为什么还要读中国的这些经典
我想主要是为了文化传承的需要。
如果你不想完全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那么阅读代表自己文化传统的典范性文本，是承继传统的一种必要的方式。
其意义又不止于此。
就个人的修养而言，阅读经典文本是使阅读者经历一番文化濡化的过程，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
受传统文化资源熏陶得比较多的人和受熏陶比较少的人，其气质风度是截然不同的。
朱熹就说过，读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变化气质。
读古人书、与古贤为伍，是一个人精神境界高尚的表现，可以提示人们不要堕入俗流。
有时称赞一个人的文章写得好，会惊叹地说这是古人的文章，这是极高的奖赏。
古人、古贤、古书，都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代称，接触多了，势必使一个人的气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很多人都发生气质的变化，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就会随之发生变化。
所以阅读本民族的文化经典，在个人，可以变化气质；对社会而言，可以转移风气。
当然现代社会是多元文化交错的社会，一个人不可能只接受单一的某一种文化，近百年来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于东方、影响于中国，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也无须拒绝这种影响。
只是当我们接受异质文化的时候，应该收拾好自己文化的主体，打点好自己的文化精神，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溶解在一起，那才意味着新的文化的诞生。
现在仍有很多人把现代化和“西化”完全等同起来，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无法和现代性相衔接，这是一种过时的看法，不应让这种看法成为我们的文化导向。
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有一个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的任务，我可以肯定地说，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造成全民族的阅读风气，首先是造成阅读经久不衰的本民族文化经典的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