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先秦诸子散文》有感
先秦诸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读《先秦诸子散文》有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以议论、论说为主的散文作品。
从先秦说理文发展的过程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论语》和《墨子》（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 ,《论语》是纯语录体散文，《墨子》则是在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对话。
所以,《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只是些语录, 但能围绕一个论题加以论述, 段与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就不再是语录的简单连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因此，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
如其《尚贤》、《兼爱》、《非攻》等篇目,都有标题概括中心思想。
《论语》记录的多是些片言只语，往往有观点而无论据；《墨子》是长篇大论，有论有据，称得上是论文。
第二阶段：《孟子》和《庄子》（战国中叶） 《孟子》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的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
其对话基本上是围绕一个主题而设立，以论说为主体，初步具备论述性质。
《庄子》则已经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
第三阶段：《荀子》和《韩非子》（战国末期） 《荀子》和《韩非子》的文字上基本是论说文的语言，抽象说理的部分增加，逻辑周密，结构复杂而严谨，篇幅增大，反映了先秦说理文的最高成就。
先秦诸子散文的分述 一、《论语》的艺术成就： 1、文体的基本特征是语录体。
《论语》无论是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还是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篇章。
其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明白易懂，富有启发性。
刘勰说“夫子风采，溢于格言。
” 2、通过简短的对话，表现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
如《侍坐章》 3、言近旨远，深刻平实、含蓄隽永。
二、《墨子》的艺术特色： 1、与《论语》纯语录体相比，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对话，已初具议论文规模；逻辑严密，善用具体事例说理，是说理文的一大进展。
不过，《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只是这些语录, 是在围绕着一个论题加以论述, 段与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就不再是语录的简单连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有论有据的论文,所以，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
如其《尚贤》、《兼爱》、《非攻》等篇目,都有标题概括中心思想。
2、语言质朴，不重文采 3、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
三、《老子》的文学成就 1、具有诗情：《老子》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的问题。
它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
2、像散文诗：《老子》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了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等句式，行文参差错落，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是先秦说理文中的另一形态。
它也常以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
3、注重情感和形象性, 但就说理文体来说，还缺乏充分展开的论述，不是结构完整的说文。
四、《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1、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比《论语》有了很大发展。
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所以是通过对话展开论辩的说理散文。
2、长于比喻。
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又贴切深刻。
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
赵歧《孟子题辞》：“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
” 3、长于论辩。
这是《孟子》散文的基本特征。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
《孟子》中的论辩文，巧妙灵活地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往往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
做到“辞不迫切，意已独至”。
尤其是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使其论辩更有左右逢源之妙。
4、气势浩然。
《孟子》散文很有气势。
这种风格，源自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具有“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视物质贪欲，刚正不阿，无私无畏，气概不凡。
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
苏辙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搏，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
”在形式上，《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气势磅礴，若决堤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
5、塑造了孟子伟岸不屈的大丈夫形象。
《孟子》中所表现的孟子形象在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他的傲岸不屈的大丈夫形象，关心民众的热诚心 理，藐视君主的傲岸气概，都表现出了“舍我其谁”的用世精神。
这种精神，再现了孟子作为儒家学者济世救民的形象和他作为普通人刚直而富于情感的个性特点。
五、《庄子》的艺术特色 1、大量运用寓言故事说理，是《庄子》论说的主要方式。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寓言既虚拟的寄寓他人他物的语言。
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与人，必须“藉外论之”；重言即为使自己的道理被他人接受，托己之说于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卮言即处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去。
《庄子》一书，大都用“三言”形式说理，但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
“寓言”是《庄子》最主要的表现方式。
《庄子⋅寓言》篇中自称“寓言十九”。
2、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
由于《庄子》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主干，从而使得《庄子》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结构线索模糊隐秘。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章结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和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
3、“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以诡奇的想象表达深邃的哲理，是《庄子》的主要特征。
庄子富于形象思维，其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
所谓“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
《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
所以，刘熙载又说“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
4、《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
《庄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
清·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
（《昭昧詹言》卷十二） 总之，《庄子》中的寓言和想象，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同时也有其深沉情感迂回曲折的流露。
《庄子》作者尽管主张忘情寡欲，心斋坐忘，但也有强烈的个性与情感。
楚狂接舆歌中，表现出生于乱世的绝望和裴哀；匠石运斤成风，流露了诤友惠子去世后，高山流水无人再赏的孤独的寂寞。
六、《荀子》的文学成就 1、构思周密，论述充分详实 《荀子》文章不但的观点明确，中心突出，而且用概括性的标题点明主题；体式上已不再是零散缀合的片言只语，而大多是立意统一、浑然一体的完整篇章；标准着我国议论散文的成熟。
2、淳厚老练 谨严有度。
荀子散文，循循善诱，娓娓而谈，虽有辩说，但不失儒者之风，长者之度。
艺术风格淳厚老到，圆熟练达。
其严密的逻辑性加上广博的学识，处处显得发扬蹈厉，高屋建瓴，锐不可挡。
3、通才之文，博大精深。
《荀子》书中的文章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论点明确，论断缜密，结构谨严，风格朴实深厚，不愧为集大成之思想家。
4、独具特色的比喻 荀子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深入浅出，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
如《劝学》，大量排比句的运用，或用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调协了音节，更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
七、《韩非子》散文特色 1、《韩非子》的说理文，文风冷峻，多针对现实而发，其文峻峭犀利，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议论条分缕析，鞭辟入理，缜密透彻，入木三分。
是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2、《韩非子》说理文，最具文学意味的是寓言故事。
其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310多例）《韩非子》之前，寓言并非独立的文学体裁，只是论说文中的一部分。
到了韩非，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成各种形式的寓言专集。
3，《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的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
《韩非子》的许多寓言故事，以其丰富的内涵、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千百年流传不衰，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
如“守株待兔”、“矛与盾”、“滥芋充数”、“郑人买履”等都是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其表现出的哲学智慧，是韩非思想深度的反映。
4，韩非寓言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
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
”(《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时文章已变尽，未必符合实际，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则是无疑的。
先秦说理散文不仅着说量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说等因素。
先秦说理散文是中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作文读《先秦诸子选读》教会我…(1000字左右)
先秦散文主要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就大体情况而言，历史散文主要是叙事的，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的。
历史散文有等。
是孔子编订的战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
记叙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0)这242年间的各国大事，孔子还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对那些事件作了一些评断，选择了他认为恰当的字来暗寓褒贬之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
仿照其体例，顺着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个鲁国君主的序次进行记载，全书30卷，详细记叙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社会事件以及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
从文学角度来看，它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生动描绘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尤其擅长以委曲尽致的笔调来写复杂的战争事件。
如写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肴阝之战、晋楚必阝之战，均是情节紧张而极富戏剧性，成为后世叙事散文的典范。
亦称，传为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
西汉时，经刘向整理，编为33篇。
主要记叙了当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
其间有传记、故事、论辩、书信，反映了当时各国间尖锐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先秦继之后又一部著名历史散文。
在艺术创作上，较之《左传》又有发展，常在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生动描绘人物言行，刻画出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写出不少情节曲折的故事。
如、等均为脍炙为口的名篇。
此书尤重语言艺术，大量运用了夸张、比喻。
排比等艺术手法，并杂以寓言故事，呈现出一种“敷张扬厉”“辩丽恣肆”的鲜明特色。
共21卷，据说为左丘明所作。
这部书有重点地记叙了各国历史中若干事件。
文字朴实平易，特点在长于记言，同时也善于描写人物神态。
?诸子散文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期是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主要作品中，是语录体，《老子》多用韵，它们都词约义丰，《墨子》开始向组织结构严密的论说文形式发展。
二期是战国中叶，主要作品有《孟子》、《庄子》，它们的文辞比前一个时期繁富，说理也畅达。
三期是战国末期，主要作品有《荀子》、《韩非子》等。
诸子散文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均逻辑谨严，分析深入、文辞绚丽，达到了很高成就。
诸子散文中有些文字一是以表现人物性格、描写人物行为见长，使人读了如见其人的音容笑貌。
《论语》《孟子》中这类文字较多，《墨子》里的《公输》也属这类。
如《论语》里写孔子门徒子路，写出了他的直率、鲁莽、刚烈的性格；写颜渊写出了他沉默好学和安贫乐道。
《论语》中形象性地句子也很多，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
二是多采用含义深刻的寓言故事形象地阐明理论。
《庄子》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庄子》中有所谓“寓言”“重言”“卮言”。
庄周认为世人都“沉浊”，不可以“庄语”，故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的“寓言”“重言”来表达他的思想。
寓言包括一些神话式的幻想故事和通常说的寓言；重言是引证一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卮言是抽象的理论。
《庄子》艺术上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的诗意。
如《逍遥游》开头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它一开头就说天地的广大，写鲲鹏的任意变化遨游。
写出了一个十分开阔的意境。
在艺术上，后世许多诗人和散文家都爱学习《庄子》的风格和技巧。
它那些想象丰富的寓言和重言给后世文学家无穷启发。
三是重在抽象分析。
同时也富有文采，如《荀子》《韩非子》。
《荀子》中的《劝学》《天论》《性恶》善以说理见长，议论风生，沉着浑厚；《韩非子》中的《五蠹》《孤愤》《说难》均风格峻峭犀利，论理精细周密。
它们都给后世散文以重要影响。
诸子百家散文 读后感 1K
在写以下文字之前，我需要先来解释一下何谓“诸子百家”，虽然这样做显然有点多余，不过为了能更好的表达我的文意，我只好给它下个个论了。
诸子百家应该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
所谓“士”，他们的身份尽管各有不同，但活动的基本目的大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可是“士”阶层中，大多是统治阶层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有的本身也出身贫贱，因此和人民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的。
他们对历史的动向、社会的矛盾有比较敏锐的观察力，多多少少看到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和人民的力量的强大，因此在他们的言论和著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要求。
他们代表着不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提出许多中心问题，例如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把社会引向何方的问题等等，开展了热烈的争辩。
他们游说诸侯，提出各种政治主张；著书立说，总结社会斗争经验，相互辩论，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相互攻击中，由于不同学术思想的相辅相成、相生相长，共同促成了各种学说的发展。
殷周古文再也不能完成记录这样复杂的学术思想的任务了。
为了更好的表达这种复杂的学术思想，使她更具有说服力，文学语言在水到渠成下迅速发展…… 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条件下，学术思想勃兴，诸子的散文有了突飞猛进的蜕变。
由于时代久远，现今流传下来的著作似乎不多，远远没有百家之说。
就我所知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其中又以《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具有代表性。
（老子的学说《老子》以及以吕不韦为首的《吕氏春秋》我不是很熟悉，不敢妄论。
就算以上六部著作，我也仅仅敢对前三部频频乱点，至于后三部只是窥猎而已。
） 《论语》的作者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尊崇至今的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第一个创立儒家学派。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仁”。
（对此，好象现今的知识份子是褒贬不一的）他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他说：“仁者，人也。
”樊迟问仁，他答以“爱人”。
又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他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
但他又把这“仁”具体化到体现君臣、人伦关系的“礼”上去，因而又有了极大的局限性。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后学者记录孔子的言行片段。
内容几乎无所不涉，包括哲学、政治、教育、时事等各个方面。
《论语》当作理论文看，是一种萌芽；作为语录看，又是一种典范。
《论语》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语言上。
它的风格雍容和顺，简练含蓄，没有战国时代文章的锋芒。
这是由于孔子的时候，还没有战国时代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著书辩论的风气。
所以说，文化与时代背景是紧密相连的。
《论语》的语言特点是多方面的，成功的原因也较复杂。
首先，由于孔子丰富的社会实践，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他在《论语》中留下了不少形象而具体的格言。
这些格言，含义丰富，概括了很多宝贵的生活经验。
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当仁不让于师。
”“共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欲速则不达。
”等等。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确实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才使人觉得亲切具体，对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论语》语言口语化，有幽默风趣，富于启发性。
表现了孔子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
对于同一个问题，因为问的人不同，时间场合不同，孔子往往从各个角度，作出不同的回答，因人施教，实在是做的很出色的。
（这点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否定的） 孔子非常注重语言的修养，最善于运用语气词。
《论语》中不少语句，富有诗意。
常常能用一两句话概括极为复杂丰富的内容，意味深长，能引起人对现实的联想。
象“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罕》），短短一句，正是对坚强性格的颂扬，给人以进取力量和美的感受。
后来中国的诗画常取松柏作题材，寄托诗人不向现实妥协的感情，这是多少受了《论语》的影响的。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罕》）更具有诗的意境。
读来不免扩大了眼界，开阔了胸襟，引起我们很多对古往今来人生世界的联想，也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生活的热爱。
另外，《论语》里还有一些极为简单的小故事，以生动的对话和行动，展示了人物的性格，鲜明精确，费笔不多，却耐人寻味。
如《子路、会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不过二百多字，描写了五个人物，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和修养。
（很难想象现在要我用不到两百的篇幅来如此生动的描写这样五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至于孔子在文化上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与文章立意不符，我也不赘言。
接着谈谈《孟子》。
孟子名柯，字子舆，战国时邹人。
是孔子后的一个儒家大师。
由于时代的不同，他的思想主张都比孔子积极鲜明，富于战斗性。
《孟子》文章的风格，锋芒毕露，感情强烈，有战国时纵横家的气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仍处于理论文的发展阶段，基本上还是对话语录体。
孟子的时代，正是“秦用商君，富国疆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这么一个列国间混战最激烈的时代。
当时贫富极为悬殊，所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就是当时两种生活的对比。
统治阶级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为达到他们的所谓：“大欲”，进行着连年不断的战争。
孟子此时就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了，自比周孔。
他说：“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
锋芒盛极一时。
他从政的热情很高，不苟同世俗，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
但在政治上，他和孔子一样是失败的，其原因亦同司马迁所说的“迂阔而远于事情”，所谓“持方柄而欲内圆凿，岂能入乎
”（我个人对孟子其人不是很赞赏，他有很多思想的局限性和落后的成分很明显，如：“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都是。
他强调性善，企图从爱出发来建立唯心哲学体系，模糊了阶级对立的实质，后来被统治阶级用来欺骗人民，起了反动作用。
） 《孟子》七篇是他政治理想不得实现时，和学生一起写成的，所以文章充满感情，愤世疾俗，嬉笑怒骂，大有山摧河决不可阻挡的气势。
《孟子》文章的特点约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感情激烈，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巨大的讽刺力量。
对于所厌恶的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挖苦，毫不留情，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焉。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梁惠王》）寥寥几句，梁襄王的愚蠢可憎、孟子的厌恶心理都表达的非常真切。
构成《孟子》散文气势的又一特征，是他灵活多样的辩论方法。
他往往能根据行文中思想感情及逻辑的发展，揣摩对方情况，控制主动，把握辩论方向。
或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或虚设实击，先擒后纵；或先来个小小的迂回，造成蓄势，然后展开攻击，紧迫不已，表现了孟子的机敏和智慧。
（也可以理解为孟子其人心胸狭隘，得理不饶人）如“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被他生逼出来的。
常说行文如用兵，孟子的文章，确实体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道理。
其次，善于运用比喻，巧妙、确切而有趣，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增强读者的印象，加深读者的理解。
例如：“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都已经是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语句了。
《孟子》中，也有些寓言故事，善于刻画人物，可以看作是后来小说的萌芽。
如齐人有一妻一妾、陈仲子哇鹅肉、宋人拨苗助长等，不论是说明一个道理，揭发批判一种现象，都很深刻，有认识价值，也有美学意义。
其中，对人物行为，心理的描写很细致传神。
孟子文章对话体较多，但于对话当中，往往顺别写一下人物行动，使文章变的灵活起来，从而加深了读者对文章的理解。
而《孟子》的语言，不但有气势磅礴的一面，也有诙谐风趣的一面。
最后一点，是孟子语言的鼓动性，很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
可以说，孟子是个文人，更是个政治家，纵横家，哲人，但他是用“理”而非“利”去说明问题的。
孟子的社会地位不及孔子，但散文影响却比《论语》大的多，尤其是在气势和战斗性这一点上。
唐以后的古文家就我看来，几乎无不喜爱学习《孟子》散文。
庄子名周，宋国人。
（我个人最偏爱的古人之一） 《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内篇七篇大体上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系庄子的门人或或学所作。
整部《庄子》的思想和文章的风格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庄子出生在一个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时代，他自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受了暴君宋康王的统治。
庄子愤世疾俗，对现实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他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备，奚可得邪
”（《山木》）“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人间世》）他还尖锐的指出：“窃钩者诛，而窃国者为诸侯。
”（《人间世》）真是一语道破了社会的实质。
而他对于世俗之徒，追逐富贵权势之辈，也加以无情的嘲骂。
对于趋势应世的学问，庄子也加以讽刺，特别是对于“俗儒”、“贱儒”的揭露，更比比皆是。
这些都是我认为都该给予肯定。
但他的思想也有消极的一面。
他一方面对现实极为不满，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寻求内心的调和和自我麻醉。
他以为以道观之，无所谓生死、存亡、荣辱、是非、善恶之分，幻想一种超原始的“混沌”，和最朴鄙的“同与禽兽居的生活。
这些思想虽然为很多人以及世俗所批判，但我个人并不觉得有什么过激，毕竟他这些思想源出己身，回归己身，不会对他人造成什么伤害和影响。
说白了，你可以就当他有点书呆子气，或是精神幻想症，但他绝对不值得人民大众对他批判。
（呵呵，好象离题了） 《庄子》的论说文学真有“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之威，其论辩罕以逻辑力量取胜，而是以高妙奇特、汪洋恣肆、变化多端的议论取胜。
他的论说文字有巨大的力量，使人读了赞叹不已，就连对手也不得不自惭形秽，屈服在其天才之下。
《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就是最好的例子。
庄子是有意用寓言故事来作文章的。
他善于把各种事物人格化，使一切东西都成了代他立言的乌有先生。
《庄子》寓言的特色是想象的奇幻和无比的丰满。
而庄子的寓言故事，幽默、辛辣、有巨大的讽刺力量。
《庄子》中脍炙人口的寓言很多，如西施病心、庖丁解牛、井蛙海龟等等。
这些都表现出庄子对事物观察的细致和想象力的丰富。
庄子之驾驭语言，逸笔妙致，姿态横生，可谓无往而不胜。
《庄子》比喻总是十分大胆而富于创造性，如：“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逍遥游》）《庄子》文章流畅、有节奏感、骈句很多，又用的很极好。
后世隐逸诗人，山水田园诗人都颇受他的影响。
在我看来，《庄子》实在不亚于当时任何一部散文著作。
以下三人及其作品，因涉猎未深，只好匆匆带过。
墨子，鲁国人，生当孔子之后和孟子之前。
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反对礼乐而信鬼神，是但是和儒家思想对立的一大学派。
墨家重质，而否定了形式的作用，但他们的文章在理论文的发展中，却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开辩论文之先河。
《墨子》一书是墨子及其弟子、后学所作。
其文章逻辑性及说服力都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说理，如《公输》、《兼爱》、《非攻》等篇。
他的文章是从实用的争论进而到概括性的辩难，代表了说理文的一个进展，不过墨家学说，汉以后好象就逐渐消失，其影响也不算大。
荀子名况，战国赵人，活了好象有百岁上下，一生从事政治教育活动和著书工作。
荀子是战国末年最大的儒者。
他也主张尊王道，举贤能，这和孟子相同；但他又兼称霸力，法后王，提倡性恶论，又和孟子相反。
他的文章表现了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能力，比喻及辞藻丰富多彩，语言简练明确，如《劝学》便是很好的代表。
不过从说理文来讲，不论语言、结构都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展。
韩非，荀子的学生（为荀子另一个学生秦国的李斯所杀），天生口吃，但善于著书。
有爱国思想。
曾屡劝韩王行法、术，不听，愤而著书十余万言，结果大受秦王赏识。
他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统一的要求，摆脱了一切旧思想的束缚，把刑名、法、术、势四种思想结合起来，构成统一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的文章风格，严崤峻刻，干脆犀利，体现了法家的特点。
他是先秦诸子说理文的集大成者，理论文到韩非，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成熟了。
像《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几篇，其辩论的方法，别家倒也有用过的，但是，绝对没有人能像韩非这样有气魄的，你能想象整篇都用这一种形式“或曰”“或曰”地讲下去是什么效果吗
他不但不让人觉得单调，而且说理性很强，这也是说理文的一种发展。
总之，春秋战国的诸子散文不仅本身有着巨大的成就，而且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历史家、古文家、诗人等，其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渊海。
先秦诸子议论文富有怎样的魅力
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
因为先秦诸子是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知道，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
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叫“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命题。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
比方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等等。
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所以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许多都是同代人。
其中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比较麻烦，全世界有60种说法。
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他应该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活了80岁。
这样，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就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则与墨子（约前468－前376）同时，柏拉图（前427－前347）可能与老子（不详）同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则与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约前369－前286）同时。
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公元前6－3世纪）、地球的同一纬度（北纬30度上下），这是一个谜。
它也许只能用马克思的说法来解释，即那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之“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远隔千山万水，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却有很多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人与人类社会的“理性态度”和“终极关怀”。
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人，究竟要怎样才能幸福；社会，究竟怎样才能和谐。
正是这些思考，影响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而且达数千年之久。
这样的思考，我们怎能不知道，不了解
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久远的思想，现在还管用吗
管用
实际上，这些思想家和先驱者的思想，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思想家思考的，是一些永远的问题。
比方说，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
这些问题，尽管哲学家们做过无数次回答，有过许多的结论，它们却仍然是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这些问题不是关于物的，而是关于人的。
只要人是一个问题，它们就永远成问题。
第二，这些问题也不仅仅属于某某“学”，或者某某“家”。
它们属于全人类，属于每个人。
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也都会思考这些问题，还会有不同的结论。
这样，它们就永远是问题。
于是，当我们为这些问题所困惑时，我们就会想到那些先哲，想到那些经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思考怎样回答的。
这便正是哲学和经典的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阅读经典，阅读先秦诸子，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思考人生，获得智慧。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同时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读什么。
读什么呢
读人，读人生，读人生智慧。
那么，我们能够从先秦诸子当中，读出什么人生智慧
这就只能谈一点个人的体会了。
由于先秦诸子博大精深，我们能够贡献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孔之见。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心得，引起大家的兴趣，并提供一些参考。
至于我自己的体会，我想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行，读韩得直面，读荀得自强。
二 读孔得仁先说读孔。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
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
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论语·颜渊》），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比如“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
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也。
”（《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
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
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
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
这又有什么稀罕呢
谁没有忧伤
谁不会悲痛
原来，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
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
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
这个“不忍之心”，孔子没说，孟子讲了，在《梁惠王上》。
我们且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对话：孟子说，臣下听人讲，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
大王问他，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
那人说，牵去宰了，用它的血来衅钟。
大王说，放了它吧
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去死
但是衅钟的仪式又不能废除，结果大王便用一只羊换了这头牛，有这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老百姓都认为大王小气吧
齐宣王说，是呀
不过齐国再小，寡人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
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它哆哆嗦嗦地无罪而死，这才换成了羊。
孟子说，老百姓这样讲，并不奇怪。
要说“无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
齐宣王说，寡人也讲不清是怎么回事，看来只好让老百姓说寡人小气了。
孟子说，没关系。
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王只看见了牛，没看见羊。
看见羊，大王也会不忍心的。
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术也）
有这份“仁爱之心”，就能够一统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三点。
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无罪而就死地）。
这种“不忍之心”不但会加之于人，还会加之于动物，比如牛、羊。
第二，这个“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
实际上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会做一些“不忍之事”。
毛主席说得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恐怕就看他有没有“不忍之心”。
只要有这份“心”，那他就仍然是“仁者”，或者有成为“仁者”的希望。
所以，孟子并没有要齐宣王把那只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矣”。
第三，有了这个基础和底线，我们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甚至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
因为一个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证明他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心理能力。
有这个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忍”，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忍”，进而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
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张吗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
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之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
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
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
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这让我想起在 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读到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是刘瑜。
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
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
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
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
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灭老鼠。
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
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
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
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
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
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
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
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
但我们，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
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
是的，惭愧
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
不难想象，一个连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会怎样对待其他动物，怎样对待人
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
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三 读孟得义再说读孟。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
义，是对“仁”的补充。
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论语·里仁》）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
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
这就需要“义”来补充。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
”（《孟子·告子上》）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
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
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
所以我们只能说“大义灭亲”，不能说“大仁灭亲”。
仁与义，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
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读了《孟子》，总想起身做点什么，哪怕找人辩论
孟子是好辩的。
他的话，也很雄辩。
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
比如他去见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
惠王问他：老头
不远千里而来，总归对敝国会有什么好处吧
这在当时的诸侯，大约也都会这么想、这么说的。
孟子却直通通地顶了回去，说：大王
为什么开口闭口就说利益呢
只要说说仁义就行了
接着，孟子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口气说出为什么不可言利的道理，最后得出结论：王
你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讲利
为了体验孟子的这种气势，我们不妨将原文照录如下，请大家来体会：王曰：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
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讲了这一通以后，梁惠王是怎么回答的呢
没有下文，估计是被孟子的气势镇住了，或者说被噎住了。
读《孟子》，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种对方被“噎”住的情况。
因此不少人不喜欢孟子，认为他锋芒毕露，太过张扬。
其实，孟子如此咄咄逼人，并不完全是个性使然。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核心范畴是“义”。
前面讲过，义，是具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的。
批判、否定、战斗都不容易。
比如“大义灭亲”和“舍生取义”，难道是容易的
这就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持，而且这精神还必须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
那么，在孟子那里，有这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吗
有。
它就是“气”，也叫“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就不太好讲了（难言也）
但有几点可以肯定。
第一，它是正义积累的结果（集义所生）；第二，它和道义相伴生（配义与道）；第三，它一旦为道义和正义所培养（以直养而无害），就最伟大、最刚强（至大至刚），能够充盈于所有的地方（塞于天地之间）。
这是孟子对公孙丑说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
可见，势源于气，气源于义。
有义则有气，有气则有势。
正义在胸，则气势磅礴。
义离不开气，叫“义气”；仁本之于心，叫“仁心”。
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以孔、孟的“心气”也不一样。
孔子是温和的。
他喜欢曾子向往的那种生活：暮春三月，换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河边洗洗澡，舞雩（音于）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论语·先进》）。
孟子则是刚勇的。
他的自我定位，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当然，孔子也有刚勇的一面，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孟子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希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好衣服，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可吃（均见《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温情。
这并不奇怪。
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自然柔中有刚，孟子也自然刚中有柔。
但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
我的感觉是：孟子很男人，孔子很长者。
四 读墨得力行再说读墨。
孟子是不喜欢墨子的。
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下》）杨氏就是杨朱，墨氏就是墨子，他们观点不同，却都被孟子骂作禽兽。
这是孟子的偏见。
其实孟子不必骂墨子，他们两人也不乏相通之处，这就是“行侠仗义”。
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墨子侧重于“行侠”，孟子侧重于“仗义”。
孟子的“仗义”，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
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因为孟子是邹人，邹穆公就问他应该怎么办。
孟子说，活该
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
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
又据《离娄下》，孟子还曾经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都不含糊，真可谓仗义执言。
墨子的“行侠”，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
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
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
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
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
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
公输盘不高兴。
墨子说，鄙人愿出二百两（原文是“请献十金”。
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
公输盘更不高兴了，心想你怎么能买凶杀人
便说我恪守正义，从不随便杀人。
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
在下听说先生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
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
牺牲不足的（人民），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聪明。
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爱。
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
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
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
公输盘没有话说。
墨子又去见楚王。
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
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哪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
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
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
公输盘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
几个回合之后，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
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
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
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
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
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上，单等楚军来进攻了。
楚王一听，马上决定不再攻打宋国。
很显然，这个故事表现了墨子的三种精神：反战精神、侠义精神、实践精神。
反战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难得的是，墨子不但提出了反对掠夺性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制止了一些这样的战争。
这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真是谈何容易
在这里，可贵的还不是他确有实施守卫的办法。
这当然难能可贵，只不过一般人学不了。
学得了的，还是他的侠义精神和实践精神。
墨子是不是宋国人，我们不知道。
历史上有说他是宋人的，也有说他是鲁人的。
但楚国伐宋，看来和他关系不大。
他当时并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
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了灭顶之灾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
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
然而他一听到楚国将要进攻宋国的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
这就真是“行侠仗义”，也真是“说得到，做得到”了。
可以说，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墨子和墨家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际上墨子不但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
他在提出理论的时候，不但要求立论有本、有原、有用，而且要求身体力行。
从前面那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墨子不是不能说。
他也是很善辩的。
但墨子不但善言，而且能行；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
所以我说读墨得力行。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习墨子的这样一种精神：一旦认准了某个道理，就坚定不移地去做。
当然，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哲学家都实践自己的思想。
但我们不是哲学家，也不想建构理论。
所以，我们自不妨有所得便有所行。
这就是墨子给我们的启示。
五 读韩得直面再说读韩。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
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
墨子书中，多言民间疾苦；韩非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
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
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
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但是，韩非与墨子也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讲“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样只讲“仁义”。
《墨子·非乐上》就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可见墨子并不像孟子那样开口闭口“何必曰利”，他也是言“利”的。
只不过，墨子所言为“公利”，韩非所言为“私利”。
墨子讲“兴天下”，韩非讲“治天下”，这是他们的不同。
韩非言“利”，十分露骨。
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
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
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
不是的。
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
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备内》）。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
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
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 计事君）。
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
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样。
韩非说，一个人，如果小时候父母对他比较随意，长大了他就会怨恨。
同样，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如果比较简慢，父母就会恼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他还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大约是做买卖的。
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
布即布币）。
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
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包二奶”（《韩非子·内储说下》）
不过在韩非看来，最危险的还是君主的夫妻、父子关系。
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太大。
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们，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儿子早接班。
母以子贵。
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君王，作为太后，就什么都保住了。
所以竟会有母子合谋弑君的。
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韩非子·备内》）因此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
正如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先生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津津乐道地、而且是最为详尽具体地研究阴谋权术的人。
”（《中国美学史》第一卷）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样一种思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有积极意义吗
有。
韩非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
这就与儒家不同。
儒家的思想，总体上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的。
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带有理想的色彩。
这种理想非常可贵。
没有这理想，人就可能变得“禽兽不如”。
但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毕竟是理想。
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
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
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其实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
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
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
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孟得仁义，又要读韩非得直面。
那么，韩非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全面地看问题呢
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的社会状况实在是不很乐观。
春秋已无义战，何况战国
那实在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不能不让韩非愤世嫉俗。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
韩非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可调和。
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韩非也因此获得了“矛盾”一词的发明权。
矛与盾既然不能同售，则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仁义与利害，也就不能共存。
利害冲突既然是真实的，仁义道德也就肯定是虚假的。
这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
我心中的诸子百家作文800字
我心中的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奠定了中国 整个封建时代思想和文化的基础，对中国 历史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 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 文化就不会五彩缤纷。
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 互取长补短，在不同之中又有其相同之处 。
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 放的特点。
如儒家主张以德化民；墨家主张兼爱 尚同；法家主张信赏必罚；他们都侧重于 政治道德。
老庄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侧重于对宇 宙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
名家主要是研究名辩，即逻辑问题。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反映了这一时 期人们从天命思想中摆脱出来，作为自觉 的主体去面对世界、认识世界的趋向。
各 家学说的中心及其最后归宿，都是为了治 国平天下和理想的人生道路，这都反映了 中国文化的共同精神。
它们不同的侧重点，反映出在这个过 程中人们所面对的各自主要的认识领域。
而儒家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颇受瞩目 ，它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发 展，并在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 想。
其侧重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富有伦理 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 在中国封建时代长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
可以讲，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 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 的。
我们可以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 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 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 “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 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 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 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 格。
当然，论说儒家思想的积极一面，并 不是说，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已经完成。
事实上，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 着许多局限性。
首先，封建主义的儒学传 统阻止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
儒学 思想的逐渐政治化、社会化，强化了君主 专制正统性意识和国家同构稳定性意识。
儒学传统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也有许多负 面效应。
随然如此，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 思想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仍然是主 流的。
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是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建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