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00字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为什么要告密
清国皇帝并没有在给杨锐的诏书上谕中说杀太后，只是说要他们商量怎么解决，实际上载湉这时已经决定让康有为远走在缓和和叶赫那拉和部分满洲贵族的关系，农历八月三日夜谭嗣同等伪造修改清国皇帝上谕夜里拿着它并拿枪逼袁世凯接受他的要求，要他先杀掉荣禄然后率兵从天津小站长途奔袭包围颐和园，然后谭嗣同等人冲进颐和园杀掉清国皇太后，清国京师附近有十几万八旗军绿营和其他武装，袁世凯部7000人的武器弹药都在天津，并不在小站，这时袁世凯已经知道他已经列入反对变法的部分满洲贵族的监视名单，荣禄已派出部队对小站军进行警戒，要从小站长途奔袭清国京师西北的颐和园，很难不被发现，皇太后可以迅速返回京师城，皇帝则在清国皇太后手上，随时可以用他的命令发布消息，这样即使成功，载湉也会以平息怒言杀太后的罪名而杀掉他们，袁世凯为了安抚激动的谭嗣同用自己的军事知识对大局的分析安抚谭嗣同，指出他们这样很难成功，不久后太后和皇上要到小站阅兵只要皇帝有命令他就做，谭嗣同点头称是，八月五日傍晚袁世凯抵达天津，准备向荣禄讲述谭嗣同等围园劫后的密谋，但因为荣禄正在见人他就回去了，可能还有些犹豫具体该怎么说，第二天上午荣禄见袁世凯，这时这天早上叶赫那拉已经返回紫禁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只不过因通讯原因，荣禄还不知道，袁世凯向荣禄讲述了谭嗣同等人说荣禄有害皇上并要求他杀掉荣禄然后带兵围园劫后，荣禄发誓他绝没有谋害皇上之心，袁世凯并没有说围园杀后，实际上在抓到康广仁等人之后只要按照既定的审讯计划，一审讯就可以审出围园杀后，在清国杀皇太后是要灭九族的，在政变初八月六日的抓捕名单上只有康有为康广仁，并没有谭嗣同，如果说这天早上叶赫那拉已经得到袁世凯围园劫后的消息，抓捕名单上作为围园劫后的重要参与者谭嗣同不可能不在抓捕名单上，可以印证袁世凯的说法，两天后叶赫那拉从荣禄处得到“围园劫后”的消息，抓捕规模扩大，在一开始还是准备接着审讯的，但叶赫那拉改变主意不审了直接处决，是可以审出围园杀后的。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时的矛盾是什么?最后怎么解决问题的
告诉你个事实，你千万别怀疑，这和历史教科书相差很远。
首先我们谈一个逻辑，你觉得近代的中国和日本，两国国家，论人口、论物产、论版图、论财力、论国力、论国民对统一的认同度和国家的统一程度，哪个大
毫无疑问，中国明显占优。
中国都没有搞成的事，日本搞成了，这合乎逻辑吗
你一定会说，历史上是那么写着的。
万一历史是骗你的呢
如果你看《最后的武士》的话，你一定会被所谓的武士道精神所感染，一定会被西南战役的日本武士的形象所折服。
但是，那是骗你的。
其实，《最后的武士》倒是很侧面地告诉了你，日本天皇即使是在明治维新期间，也是没有任何权力的。
影片结尾，明治天皇的强硬态度或许发生过，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天皇最终被人弄死了，当然了，政治上不会说是弄死，会说是病死、摔死、吃饭呛死、掉到茅坑里淹死、和老婆争风吃醋酸死、医生不小心医死，等等等等，目的是为了掩盖真相。
事实上，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完全被欧美控制，只不过，这种控制不是体现在直接派洋总督来管理，或是像印度那样，由英国国王直接当印度皇帝，而是从日本人中选择代理人来治理国家。
在之后的日子里，日本像打了鸡血似的，突然能够战胜人口、财力、军力不知比他大多少的中国，还把个俄国打趴下了。
这种事情都能发生，真实见了鬼了。
很多人说，那是日本武士道的体现。
那还真是见鬼了，西南战争中，日本武士早就被消灭完了，人都死光了，哪里还有武士道精神存在。
后来的所谓武士道精神，都是人为瞎编的一种滥杀观，灌输到日本国民身上去得，包括二战中日本鬼子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武士道。
事实上，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日本人战胜中国和俄国的两场战争，欧美列强都选择了支持日本的立场，目的就是为了扶植日本，制衡欧美资本家利益集团尚未控制的中俄两国。
明治维新完全是失败的，标志就是国家的主权的灭亡，说白了，就是亡国了。
但是，亡国后，整个国家都是人家的了，人家自然就愿意发展你了。
这好比旧中国的上海、香港，成为了欧美的租界，反倒是发展起来了。
但是，仔细看看，这些发展起来的殖民地，其实不过是吸纳内地财富的桥头堡。
为了吸纳中国内地的财富，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各个派系的军阀，让他们在中国内地混战，致使中国内地的资本大量逃亡到租界去，然后再做空租界的地产，将中国内地的财富席卷一空。
戊戌变法，是中国人打算在制度上实现改革，使国家变得富强的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已经先天不足了。
首先，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这使得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
相比有着强大物质基础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就更加先天不足了。
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很迷信，只要制度一改，尤其是改成西方的民主制度，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哪有那么简单啊。
民国初期，就是用的西方民主制度，怎么没有看见国家强大起来
我不管你看的什么历史书，我现在讲一点史实，我讲的绝对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首先，袁世凯的告密不是慈禧太后发起政变的直接原因。
慈禧太后是收到了御史杨崇伊的上奏，才决定发起政变亲政的。
杨崇伊到底上了一个什么奏折，搞得慈禧太后要政变呢
没有十足的理由，解释不清。
实际上，你看看杨崇伊写了些什么就知道了。
杨崇伊在奏折中说，维新派准备和即将到来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探讨“合邦”的问题。
所谓合邦，就是把国家主权交给日本人，形同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
问题是维新派有没有这么做呢
很遗憾，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康有为指示杨深秀上奏折，就是一个“合邦”奏折，中华书局出版过一本戊戌年间资料汇编的书，里面就有这个合邦奏折。
不过，也不用去找这个书了，上维基网查一下“杨深秀”就知道了，这已经是举世皆知，唯独中国人不知了。
第二，光绪皇帝并没有接见过康有为。
事实上，光绪皇帝更看重的是袁世凯。
小说中，影视剧中康有为被光绪帝接见，甚至在朝堂和满清大臣辩论的事，事实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理由很简单，康有为官太小，根本没资格被皇帝接见。
改革是好的。
不改，国家难以强大。
但是，改革只能是根据国情来制定，其目标是为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发展，绝对不能一开始就预设称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据说这个制度会在把国家搞得鸡飞狗跳很久之后，可能会带来繁荣，你信吗
我认为，这种制度，绝对救不了中国。
从戊戌变法一直到孙中山北伐，历史给了这条道路接近30年时间，但是，换来的是内战、外战和屠杀。
在这种改革中，洋务运动仅存的果实被扫荡一空，新中国建立后，第一艘下水的军舰排水仅13吨。
谁能想过中国人早在洋务运动时就自己制造过排水量为2100吨的巡洋舰平远号（该舰与从德国买来的济远号性能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