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和魏晋清议
魏晋清谈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因其伴随魏晋玄风而兴起，故习惯上常称之为魏晋清谈。
所谓“魏晋清谈”，据台湾学者唐翼明的定义，“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 [1] 由此可见，清谈作为玄学思潮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文化上之意义要远比其学理上之价值来得重要。
关于魏晋清谈，古今关注点颇不相同。
清谈对于今天来说，固然可以高雅文化视之，但在其所以发生之时，实有关于政治。
如玄学的“有无之辨”实关乎士人名教与自然之选择，而“才性四本”之论更与当时政治集团之归属向背紧密相关，绝非“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也”。
[2] 清谈家们祖述虚无，好为玄远，对政治上“不以物务自婴”的风气不能没有影响，对社会上放达任诞之士风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古代，清谈常成为“五朝不竞”的替罪羊，正视不足而讨伐有余。
西晋傅玄在《举清远疏》中的一段有名的话最能说明问题：“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
”（《晋书》本传）范宁更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
（《晋书·范汪附子宁传》）余如干宝、葛洪、裴頠、江惇、卞壼、应詹、熊远、陈 頵 等亦著论严辞批评，就连清谈名士如王衍、桓温、王羲之诸人，也都或自责或反省，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
可以说，“清谈误国”的罪名并非后人追加，而是清谈当代士大夫阶层多数人“痛定思痛”的共识。
既然“肇事者”主动投案，无怪后人盖棺论定时要作诛心之论。
唐修《晋书·儒林传序》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
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
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亦称：“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
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
”又说：“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
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
”将“亡天下”之罪一概归诸清谈。
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条亦溯其源，察其变，于清谈习尚之弊端致意再三。
古今虽偶有持平之论， [3] 然终难翻案。
总之，古代对于清谈的评论无论褒贬毁誉，皆与政治有关，直至近代，人们对于魏晋清谈的认识才真正由政治批评转向文化研究。
近代以来的清谈文化研究，首先发端于东瀛，以市村瓒次郎发表于 1919 年的《清谈源流考》 [4] 振起先声，其后方波及海内，至今不绝。
察波观澜，其所注意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谈的起源问题 叙述清谈文化兴衰嬗变之过程，尤以近人钱穆所说最为简明生动。
钱穆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
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
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
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
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
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
” [5] 话虽不多，清谈之起、承、转、衰无不一一点逗清楚。
而清谈起源之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清谈的思想源头，二是清谈风气之肇端。
对前一问题，学界不约而同追溯至东汉，但在思想渊源究竟出自王充还是马融则存在争议。
20 世纪 20 年代，钱穆以翔实材料和滔滔雄辩，率先接橥王充《论衡》一书对于魏晋玄学思潮形成的开创意义，指出：“寻至于典午清谈，视亡国若无事，亦未始非王氏之论有以助成之也。
” [6] 40 年代，探讨和争鸣仍在继续。
先是贺昌群 在《清谈之起源》一文中将汉末大儒马融作为清谈“一启蒙人物” [7] ，而孙道升则认为“王充的哲学思想是魏晋清谈家之思想的唯一源泉，魏晋清谈家之思想，滥觞于王充，导源于王充之《论衡》” [8] 。
两年后，杜国庠撰《魏晋清谈及其影响》一文，认为“清谈的滥觞也不能限自正始”，在东汉一些经学大师如贾逵、许慎、卢植、郑玄、马融的身上，“已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清谈的作风和因素”。
[9] 近年来，范子烨又提出清谈“由西汉时代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开其先河”的观点。
[10] 其实，一味地上溯还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庄子，但也会使论题离清谈的思想实质越来越远。
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孙道升等人的“王充说”较为妥帖可靠。
[11] 对于清谈作为一种谈辨风气的形式肇端问题，学界大多持“汉末清议说”，陈寅恪、唐长孺、杜国庠等学者多持此说，几成定论。
90年代， 唐翼明在钱穆、余英时的基础上，力驳众议，认为汉末“清议”主要在于议论时政和品评人物，实无关于抽象之哲理，故可排斥于清谈定义之外，而清谈之风则源自汉末太学的“游谈”之风。
[12] 尽管唐氏魏晋清谈之概念或有可商，但其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的确使许多前人无暇深究的问题得到了廓清。
（二）清谈的分期及流派 这一研究实际上包含了对清谈起于何时、宗于何人、如何发展嬗变等诸多问题的回答。
古之学者如 赵翼称“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以何晏、王弼为宗，“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论列清谈流变甚清楚，但尚未作出明确分期。
（《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现代学者方始措意此一问题。
陈寅恪根据与政治之关系将清谈分为前后两期，以“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魏晋南北朝史讲录》）视野宏通而略显笼统。
缪钺则认为：“魏晋清谈之变，可分为四期。
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
”（《冰茧庵丛稿》）线条清析而失之简单。
同持“四期说”的还有无畏，他将魏晋清谈分为“正始”、“正元至景元”、“咸宁至元康”、“永和”四期，较为具体而有欠舒展。
[13] 唐翼明采用的是“三分法”，将汉末“游谈”及魏太和初作为清谈的“酝酿与成形”期，魏末至西晋至元康为“将绝而复兴”期，东晋及南朝为清谈的“重振与衰落”期，时间和空间的广度均有拓展。
范子烨在其新著《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综合 诸说，以年号和公元纪年两种方式出之，将中古清谈厘为萌芽（ 147－239）、形成（240－249）、鼎盛（250－419）、衰落（420－589）四期，思路清晰，针脚绵密，遂将中古清谈演变之迹尽显其中。
至于清谈的流派问题，一般在分期问题中就被涉及。
通行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刘大杰的“名理”和“玄论”两派说， [14] 一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清议”和“清谈”两派说， [15] 一是汤用彤的“贵无”和“崇有”两派说。
[16] 三说着眼点不同而各有理路，特别是汤氏之说，将魏晋清谈各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有机贯穿，乃最具通识之卓见。
（三）清谈之内容 清谈谈什么
自然是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其最著名者当首推汤用彤氏的《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有关清谈的主要论题大都做了深入探讨。
此后，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了此一问题，较为深入的专著有王葆玹的《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
研究表明，清谈核心的内容就是由《老》《庄》《易》所组成的所谓“三玄”。
“三玄”之说大概兴于南朝，而始见于《颜氏家训·勉学篇》，其文略曰：“何晏、王弼，祖述玄虚，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
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
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王僧虔《诫子书》也提到“诸玄”，亦当指此三书。
在关于魏晋玄学家们的记载中，善言《老》《庄》《易》的说法屡屡出现，何晏、王弼都注过《老子》，王弼、钟繇钟会父子及阮籍等皆阐发《周易》，向秀之前，注《庄子》者已有数十家。
可见“三玄”在玄学清谈中实有至高无上之地位。
其它作为“言家口实”的尚有（1）本末有无之辨，（2）才性四本之论，（3）自然名教之辨，（4）言意之辨，（5）圣人有情无情之辨，（6）名家论理之学，（7）佛经佛理，（8）养生论，（9）声无哀乐论，（10）形神之辨及鬼神有无论等等众多所谓“理中之谈”。
（详 见唐翼明《魏晋清谈》）清谈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玄学的内容，许多问 题已经 偏离了更具形式感和现象学意味的清谈文化本身，成为纯粹哲学思想史上的研究课题了。
（四）清谈的形式研究 此研究包括清谈活动的场所、阶层、程式、术语、道具等诸多方面的探讨，是最具文化色彩的课题。
唐翼 明的 博士论文《魏晋清谈》专设一章，主要利用“清言渊薮”《世说新语》中的清谈材料，从参与方式、程序、术语、准备、理想境界、游戏与社交色彩诸方面勾勒了清谈论辩在形式上的大致轮廓。
指出清谈“是一项精致的、学术性很强的智力活动，跟一般的游戏不同，即使有争胜的心理羼杂其中，而求真的本性始终未去”。
[17] 唐氏的研究细致而周到，有填补空白之意义。
同样是对“清谈之方式”的研究，范子烨则拈出“口谈”一词，对口谈的场所、基本模式、音调、“番数”、道具等问题进行“历史还原”，生动翔实，别开生面。
[18] 此外，叶柏村、信应举等人也都撰文论述魏晋清谈的风貌及影响，丰富了 20 世纪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文化研究。
（五）清谈的评价问题 前面说过，“清谈误国”是古人对清谈的总体评价，考虑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及士大夫所特有的天下关怀，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但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进步， 20世纪以来，学者观照清谈之意义，则多从哲学思想史及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入手，重新认识魏晋清谈的价值。
除了从学术思想上做客观研究，不少学者还对清谈文化注入了主观感情，大作翻案文章。
1934年，容肇祖出版《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开篇第一节标题便是：“何晏、王弼的冤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并称何、王之思想“实为魏晋间的第一流”， [19] 从而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
这种思想几乎主导着整个学术界对清谈的认识和评价，如孔繁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
” [20] 蒋凡也在其近著中专列“清谈未必定误国”一章，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
”“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
” [21] 于此，我们可以窥见 20世纪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到，魏晋清谈自它产生之日起，就牵动着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神经，吸引着历代知识阶层或艳羡或鄙夷的目光，对于清谈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从政治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型，不仅体现了认识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也是当代文化生态在价值取向上日益多元化的一种折射。
注释： [1] 参见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 10 月版，页 43 。
这个定义的好处在于，既没有采用清谈的广义的用法（即将魏晋清谈作为魏晋思潮的代名词），又排除了具体的“政治批评”（“清议”）和“人物批评”（“品藻”）的含义，从而将清谈的内涵和外延凸现出来。
[2] 参阅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及《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二文，三联书店 2001 年版，页 201 － 229 ，又页 47 － 54 。
[3] 如王通《中说》、叶正则《习学记言》、朱彝尊《王弼论》、钱大昕《何晏论》及章太炎《五朝学》等，皆为之辩护，文繁不赘引。
[4] 《史学杂志》 30 卷 4 、 5 、 6 、 9 、 11 号 连载。
[5] 案：此段原文中有夹注，今略去。
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六章《魏晋清谈》，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页 141 － 143 。
[6] 钱穆《国学概论》第五章《晚汉之新思潮》。
[7] 原 载《文史哲季 刊》 1 卷 1 期， 1943 ，收入《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8] 孙道升 《清谈起源考》， 《东方杂志》 42 卷 3 期， 1946 。
[9] 原载《新中华》复刊第 6 卷 11 期， 1948 ，收入《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
[10]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 社 2001 年版，页 149 。
[11] 按：《后汉书·马融传》：“卢植……少与郑玄师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受章句。
”贺昌群误读此句，谓指马融。
故其以马融为清谈“一启蒙人物”，实于理难安。
余英时对此已有驳正。
详见《士与中国文化》，页 353 下注。
[12] 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
[13] 无畏《清谈之分期及其领袖人物之年代》 ，《中国文化 》 2 期， 1946 。
[14]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 1939 年出版，今可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蓬莱阁丛 书”本。
[15] 宫崎市定《清谈》，载《史林》 31 卷 1 号， 1946 。
[16] 此说出自汤用彤《崇有之学与向郭学说》一文， 原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后作为附录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魏晋玄学论稿》 ， 2001 年版。
[17] 唐翼明《魏晋清谈》第二章《清谈形式考索》，页 37 － 62 。
[18] 参阅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篇《从黄金到土泥：名士清谈及其历史时代》。
[19] 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东 方出版社 1996 年版，页 30 。
[20] 孔繁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 ，载《文史哲》 1981 年第 6 期。
[21] 蒋凡《世说新语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69 － 138 。
魏晋清议略论汉至魏晋的清议清议是指东汉以来乡里形成的关于人物的评论,其内容主要是对被评品者在道德上的优缺点两方面进行评价,评价的标准主要是儒家宣扬的伦理道德规范。
《通志·选举略》曰:“凡士之有善者,乡老论士之秀者,升之司徒,曰选士。
司徒论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
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
司马论士之贤者,及乡老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
”①从乡老到司马的对被选之士的论断即为“清议”。
杨园先生对此论道:“古者选士于乡,以乡党耳目近至众,其为贤不肖,如鉴明物,不可掩也。
盖一人之爱憎喜怒则莫不私,众人之是非好恶莫不公。
”②这种乡举里选的办法,也算是一种早期的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西晋以前选士评价的清议汉代对士人进行品评、清议的社会风气最为突出,汉代的察举制即依据乡里的清议来向中央推荐人才。
在东汉的抵制宦官的清议运动中,士人以广泛交友结社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利用清议风谣品题人物来影响舆论。
如“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可见清议早期的目的是评价士人的德行品行才能,为为官取士提供参考依据。
魏晋时期的清谈是什么意思
自建安时起，这个时期的代表，是曹家父子和。
燕赵自古多战，其时距先秦不久，所以建安人的诗歌文章中，多有慷慨悲歌的味道，清朗峻立。
崇尚“通脱”，南征时大敌当前，尚且郦酒临江，横朔而歌，更借酒劲杀了指出其音律错误的人，行事是很通脱的，诗文则有帝王之气。
后来天下初定，经济渐丰，他的儿子和的诗中，用词就华丽起来。
其中是酗酒的，“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姿欢谑”。
他饮酒的风采，连也不胜仰慕。
这个时期的文风，概括起来是清峻、通脱、壮大、华丽。
到魏末时，司马当权，出了。
这七人个个好酒，为人为文也很有些酒味，得了通脱之道。
醉酒后，有客来访，进到内堂见他，他却反问人家道：我以天为被，以地为席，你钻到我裤子里来赶什么。
就更甚，写文章否定当时的道德观念，连“天”都一起骂了。
虽然没有第一流的文字流传，却开了隐士之风。
自此以降，中国文人多隐者。
七贤中也有不隐的，阮、嵇便与他断交了。
以上讲的都是饮酒的一派，另外还有些服药的。
他们服的是一种叫“五石散”的药，据鲁迅先生的研究，服“五石散”大致和抽鸦片差不多。
吃完以后，人便要疯疯颠颠，半痴半狂。
服药的人，文章做得怎样，我就不得而之了。
如今也有吸毒的，算是魏晋遗风的一种。
晋朝相对安定，生活富足，文艺上很有些成就。
那时候的士人衣着上宽袍大袖，聚会时饮酒行文，高谈阔论，不善“清谈”之道者要被耻笑。
总的说来，都是非常注重精神上的感受的。
先生连饭都吃不饱了，到东蓠下蔡采菊，还悠然地见到了南山。
在后人看来，以上种种是颇有些仙气的，所以魏晋遗风，精髓在一个“隐”字。
学文的人，说起隐士风范，大抵颇为神往，至今日服药的还有，饮酒的多，清谈的就更多。
但我以为只懂饮酒服药，作不出好文章，清谈变为空谈的，就不免有些可笑了。
清谈的魏晋清谈
魏晋之风 自建安时起，这个时期的代表，是曹家父子和建安七子。
燕赵自古多战，其时距先秦不久，所以建安人的诗歌文章中，多有慷慨悲歌的味道，清朗峻立。
曹操崇尚“通脱”，南征时大敌当前，尚且郦酒临江，横朔而歌，更借酒劲杀了指出其音律错误的人，行事是很通脱的，诗文则有帝王之气。
后来天下初定，经济渐丰，他的儿子曹丕和曹植的诗中，用词就华丽起来。
其中曹植是酗酒的，“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姿欢谑”。
他饮酒的风采，连李白也不胜仰慕。
这个时期的文风，概括起来是清峻、通脱、壮大、华丽。
到魏末时，司马当权，出了竹林七贤。
这七人个个好酒，为人为文也很有些酒味，得了通脱之道。
阮籍醉酒后，有客来访，进到内堂见他衣衫不整，他却反问人家道:我以天为被，以地为席，你钻到我裤子里来赶什么。
嵇康就更甚，写文章否定当时的道德观念，连“天”都一起骂了。
竹林七贤虽然没有第一流的文字流传，却开了隐士之风。
自此以降，中国文人多隐者。
七贤中也有不隐的，阮、嵇便与他断交了。
以上讲的都是饮酒的一派，另外还有些服药的。
他们服的是一种叫“五石散”的药，据鲁迅先生的研究，服“五石散”大致和抽鸦片差不多。
吃完以后，人便要疯疯颠颠，半痴半狂。
服药的人，文章做得怎样，我就不得而之了。
如今也有吸毒的，算是魏晋遗风的一种。
晋朝相对安定，生活富足，文艺上很有些成就。
那时候的士人衣着上宽袍大袖，聚会时饮酒行文，高谈阔论，不善“清谈”之道者要被耻笑。
总的说来，都是非常注重精神上的感受的。
陶渊明先生连饭都吃不饱了，到东蓠下蔡采菊，还悠然地见到了南山。
在后人看来，以上种种是颇有些仙气的，所以魏晋遗风，精髓在一个“隐”字。
学文的人，说起隐士风范，大抵颇为神往，至今日服药的还有，饮酒的多，清谈的就更多。
但我以为只懂饮酒服药，作不出好文章，清谈变为空谈的，就不免有些可笑了。
倘若要把王小波先生与魏晋之士作个比较，他的文章绝对是够好的，辞去人大教职转而转做自由撰稿人，特立独行，有些隐士的风范了。
小波是具大智慧之人，毕生倡导自由及理性独立的思考，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怜悯终于促使他跳出沉默的圈子，以幽默的文笔开了一代之先河。
这样看来，他终究不是一个隐士。
隐士是讲究独善其身的，王小波做的，却是一个启蒙者该做的事。
世说新语读后感
篇一：世语读后感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宝库，世说新语》则是这个宝库中一颗灿烂美丽的明珠。
《世说新语》是南朝的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全书用文言写成，分为言语、德行、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其中的故事既有很强的哲理性，又不乏趣味性，篇篇短小精悍，有的甚至只是几句话，但就在这些记录人物言行举止的文句中，我们却可以体会到魏晋时代浓郁的政治氛围和人物特色。
前几天，我读了《世说新语》中的一到三十页，其中的一则小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
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
”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
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
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
”遂携拯如初。
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这则故事的意思是这样的：华歆和王朗一起坐船避难，有一人想搭他们的船，但却遭到华歆当即表示为难，王朗说：“正好船还宽敞，为什么不可以
”后来追兵即将追上，王朗想抛弃那个人。
华歆说：“之前我犹豫不决，原因就在于此。
既然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怎么可以因为情况紧急抛弃他呢
”社会上从此便根据这件事判定华歆和王朗的德行优劣。
这个故事中的华歆刚开始对于别人的请求犹豫不决，看上去似乎品德不好，但尽管王朗答应了那个人的请求，但当后来追兵到来情况紧急时，却想抛弃协助的那个人，所以，华歆的品德是远在王朗之上的。
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犯过像王朗一样的错误呢
以这个故事为例，在开始时如果华歆和王朗在开始时没有携带那个人，那么那个人可能会有生存的希望。
可要是华歆和王朗在中途抛弃了那个人，那么那个人就没有一点生存下来的希望了。
生活中的事往往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答应了别人某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底。
如果你拒绝他，他可能会受到损失。
但要是你在中途忽然停止，呢么他的损失会更大。
当然，我们在生活中要尽量帮助别人。
但如果的确无法帮忙，我们也要当即拒绝，荣国答应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篇二：世说新语读后感 《世说新语》是一部专门记叙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高士名流之言谈举止的小说集，向来被视为魏晋「志人」小说的典范。
在世说新语以前，也曾出现过不少轶事小说。
今天所见的世说新语虽然已失去原来面目，但从其流传来看，还是较为完整的，也透露出它在历代普遍受到重视的价值。
在魏晋南北朝的「志人」轶事小说中，世说新语因其广泛丰富的内容涵量和纯熟精美的语言艺术，被推为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也确立了他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承先启后，不可忽视的地位。
日记寒假日记我对德行方面有一些初步的认识。
名与利往往是人的动心之处，举例来说，管宁和华歆有一天共同在菜园里翻土种菜，他们看到地上翻出一块金子管宁毫不动心，把黄金当作平常的瓦石一样的挥锄耕耘。
华歆却把金子拾在手中看了一看，才又丢弃。
后来有一次，两人曾经共同读书，一位做官的人乘车而过，十分热闹。
管宁读书如故而华歆却心慕虚荣，搁下书本，跑到门外去观看。
于是管宁拿刀割断草席，分开而坐，向他说：「你并不是我的朋友啊
」华歆为了一时的名和利，而失去他原有的德行，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超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出来的。
这本书将对我的为人处世有一定的帮助，我现在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是还是要学习这些道理的。
篇三：世说新语读后感 《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
它主要记叙了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对我而言，其中最富有哲理的、让我领悟最深的是“德行”类。
如“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
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
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这则小故事把管宁与华歆对比，赞扬管宁淡泊名利。
也教导我们不要被权势所诱惑。
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超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出来的。
关于德行的故事还有许多，如情绪这方面，德行较为不好的人常会以它个人的情绪为中心，心情好时大家没事，心情不好时大家得遭殃，古时就有一位不管快乐或失意，都不会表现于自己的情绪上，那个人就是稽康，王戎说我和稽康在一起相处二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高兴或者生气的表情。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世说新语》涉及人物有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的主要人物，都包括在内。
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的人物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如“王戎有好李，卖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仅用了十多个字，就写出了王戎贪婪吝啬的本性。
《世说新语》故事短小，尽管每个故事都只有寥寥数语，但它总能述说出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它用风趣的语言述说着一个个简单却又不平凡的故事。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世说新语》总能让我们在其中找到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
世说新语 100字读后感
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
它主要记叙了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对我而言，其中最富有哲理的、让我领悟最深的是“德行”类。
如“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
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
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这则小故事把管宁与华歆对比，赞扬管宁淡泊名利。
也教导我们不要被权势所诱惑。
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超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出来的。
关于德行的故事还有许多，如情绪这方面，德行较为不好的人常会以它个人的情绪为中心，心情好时大家没事，心情不好时大家得遭殃，古时就有一位不管快乐或失意，都不会表现于自己的情绪上，那个人就是稽康，王戎说我和稽康在一起相处二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高兴或者生气的表情。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世说新语》涉及人物有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的主要人物，都包括在内。
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的人物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如“王戎有好李，卖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仅用了十多个字，就写出了王戎贪婪吝啬的本性。
《世说新语》故事短小，尽管每个故事都只有寥寥数语，但它总能述说出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它用风趣的语言述说着一个个简单却又不平凡的故事。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世说新语》总能让我们在其中找到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