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一位作家的笔名，这位作家的原名是叫什么?
1、茅盾，原名沈德鸿。
2、简介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
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
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
茅盾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
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
1981年3月14日，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
3、评价 张光年：茅盾体现了“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是并不多见的“把两种素质集于一身的人”。
王瑶《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讲，我以为把茅盾当做有重大贡献的少数作家之一，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个根据不仅是党中央给他的历史性评价，而且包括人民对他的作品的喜爱的程度。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让他的文学遗产在我们攀登文学艺术高峰的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由茅盾开创的社会剖析小说流派，通过生活横断面再现社会，时一个革命现实主义的流派，甚至影响了后来写作的《李自成》《上海的早晨》等作品的一些作家。
夏志清：“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
” 胡耀邦：“茅盾创作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提高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水平，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 郁达夫：“茅盾是早就从事写作的人。
唯其阅世深了，所以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实际生活发生关系，则象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 周扬：“茅盾是‘ 五四’ 以来第一个卓有成绩的文艺评论家。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提出有什么意义
下面有补充回答这个观念是我们北大中文系的教授陈平原、黄子平和钱理群提出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是为了弥补过去对现当代文学史认识的不足第一个方面：陈平原老师在课上给我们讲过：现代文学都是从五四新文学说起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晚清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以及晚清的谴责小说都是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但由于人们一般的认识都把二者隔开来，使得现代文学不关注他，古代文学更不关注它。
另外，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也是按照政治上的分期进行的，但实际上革命文学和解放前的左翼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就不好进行研究因此提出这一概念就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加以打通，是新的文学史分期方法第二个方面：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充分吸收西方文学的理念和创作方法，中国在文学上开始觉醒，因此通过这个概念的提出可以更好地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链接起来，把文学的现代化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这个主题中又包含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钱理群曾说：“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也是逐渐形成的。
原来我们的视野也是比较窄的，所谓“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其实心目中就是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
后来考虑到与中国近似的情况，比如印度、日本、东南亚，还有非洲，最后，拉美文学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们的“文学爆炸”近年介绍了不少，我们才发现它们的文学也是都在上世纪末八十到九十年代发生了突变的。
反过来看欧美文学，也是在同一时期产生了对自身传统的反叛，这些反叛明显地从非洲黑人文化，从东方文化汲取了灵感。
这就形成了“世界文学”陈平原说过：我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发现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是一个大问题，很多现象都是从这里发生的。
一系列的争论，比如“中体西用”啦，“夷夏之说”啦，“本位文化论”啦，“民族形式”啦，总是离不开一条主线，即怎样协调外来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矛盾。
于是我就追溯中国人自觉地学习外来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开始是追溯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但是后来发现从学习“船坚炮利”转到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再到学习文学艺术，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是到了戊戌变法以后，才开始全面介绍文化艺术。
以前虽然承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毕竟“道德文章冠全球”。
这时候才发现文学上也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文学观念开始转变。
五四时期的许多问题，比如国民性批判，白话文运动，诗体解放，话剧的输入，等等，其实都是从戊戌之后开始的，尽管到五四才彻底、不妥协地掀起高潮，但是窗口是从那时打开的。
而且，在这样的文化大撞击中对民族文化重新检讨重新铸造，使传统文学产生一种“蜕变”，这样的进程一直延续到现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
当然达到这样的认识是我们反复讨论之后才有的。
开始只是感到研究范围需要扩大，慢慢上升到一些新的概念，最后有可能上升到理论的模式。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从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一个进程。
我觉得古代中国文学是纯粹的中国文学，将来外来文化被我们很好的吸收、消化、积淀下来，变成我们自己的有机成分了，也可能又出现纯粹的中国文学，夹在这中间的始终有一点“不中不西”的味道。
下面是他们的介绍钱理群，男，1939年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
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关注“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于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成文《论“20世纪中国文学》，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与吴福辉、温儒敏合作撰写了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7年被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材。
另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绘图本中国文学史》、《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名作重读》、《世纪末的沉思》、《压在心上的坟》、《1948：天地玄黄》等多种著述出版。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
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留系任教。
现任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学术、图像研究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2），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集体，1999），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集体，2001），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0），首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等。
先后出版《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老北大的故事》、《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著作三十余种。
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
黄子平，1949年生于广东梅县。
获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硕士学位。
曾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和中文系讲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芝加哥心理研究所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过访问研究。
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等。
这三个人合写了一本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一、缘起：二、世界眼光：三、民族意识：四、文化角度：五、艺术思维：六、方法：黄子平：《再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他学者的评论文章：陈平原老师的文集：补充回答：都写了这么多了，还要具体，建议您找一找黄子平在多年前写的那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那篇文章我读过，就是在《三人谈》里一并印出来的文章写的非常漂亮，可谓文采飞扬
文学史上的近代，现代，当代有何区别
各年代是怎样的
先秦:顾名思义,就是在秦朝之前的年代 古代:鸦片战争以前 近代: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现代:新中国成立前 当代: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结束,是中国历史上的近代.近代社会是古代的终结和现代的前夜.而近代文学不仅标志着古代文学的终结,还下启现代文学的新生,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现代文学都是从五四新文学说起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晚清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以及晚清的谴责小说都是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但由于人们一般的认识都把二者隔开来,使得现代文学不关注他,古代文学更不关注它. 另外,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也是按照政治上的分期进行的,但实际上革命文学和解放前的左翼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就不好进行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醒目,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笔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时,曾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的通常语境里,1840年以来的历史被划分成三大阶段.1840-1919年是“近代”,1919-1949年是“现代”,1949年迄今是“当代”.以此为参照,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基本上对应着中国现代史的文学.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1917年到1949年的教学\\\/研究框架.通常简称为“现代文学三十年”.但是,这样使用“ 现代文学”概念越来越多地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在国外的非汉语学术界,很难从语义上区别“近代”、“现代”和“当代”.比如日本就把“现代化”称为“近代化”.在国内,一般情况下,“现代”和“当代”是同义词,只有专门学习过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人才能区别这两个概念.所以对现代文学的范畴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21世纪的到来,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当我们说“现代”的时候,不是指包括说话时的“现在”,而是指半个世纪以前.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范畴加以清理. 可是,当我们试图清理“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现代”这一概念具有多义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概念.比如现在同是2004年,我们却可以说欧洲比非洲“现代”,还可以说某件东西很“现代”.因此,对现代文学的理解不仅仅是时段上的差异,而且包括空间上的差异. 让我们分别列举并进行简评. 从时间上说,首先存在一个“现代文学”的上限与下限的问题. 关于“现代文学”的上限,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1919年,划分点是“五四”运动.理由是文学与政治应该一致,“五四”运动使整个中国文化得到更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当然也发生了质变.这种观点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但是学者以外的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特别是中学语文课本就是这样教的.笔者给一年级大学生上现代文学课时,第一天问他们现代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全部说是1919年.这个观点思路明确,缺点是过于简单,因为实际上还是要去追溯1917年的文学革命和1915年的《新青年》. 第二种是1917年,划分点是文学革命,理由是文学的独立性,强调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线索来判定时段.目前大学教学体制基本采用这个上限.但是这样就等于说现代文学只是新文学,它忽略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 第三种是1911年或1912年,划分点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理由是现代文学应该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文学,推翻了皇帝,才真正有个人的精神空间.这也是把文学与政治相联系.从通俗文学的发展来看,这个上限倒是一个分界点.但是从文学运动来看,这个年份的意义不是特别突出. 第四种是1898年,划分点是戊戌变法,理由是思想变革是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因.北京大学一些学者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实际上就是以1898年为起点.谢冕先生主持的“百年文学总系”,挑选十几个年份进行分写作,第一本书就是1898年,谢冕先生亲自写的.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从现代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开端. 第五种是1840年,划分点是鸦片战争.理由是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不存在独立意义的“近代”.这实际是把近代文学合并到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是历来教学的薄弱环节,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第六种是周作人等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文学是从明朝开始的,理由是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这一观点无法在教学上实现,只能当作一种学术参考意见. 关于“现代文学”的下限,分歧倒不是很多. 第一种观点是1949年.这既是正统的,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理由是从文学自身来看,1949年没有什么重大事件. 第二种观点是1976年“文革”结束,从新时期以来是“当代文学”.这种观点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基本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应该属于“现代文学”,文革以后才进入了所谓“翻天覆地”的历史新阶段. 第三种观点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此前的文学是以五四精神为主导的,此后进入了以共产党思想为核心的当代文学. 最后一种就是主张不分现代与当代,打破下限,笼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主张影响很大,实际上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跨越“现代”和“当代”的研究.但是这个主张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它忽略了许多应该得到重视的差别.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的阶段性还是不能回避的. 从空间上讲,“现代文学”的所指经历了范围上的多次变化.从50年代王瑶先生等开创这门学科始,“现代文学”长期指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团结其他阶级参加的新文学.所以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革命文学占的比重最大,其他文学处于边缘,或者是同路人,或者是受批判的对象. 新时期以后,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边缘和中心开始对换.经过20年的演变,革命文学已经占比重很小,所谓“人性论”的和“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文学得到重视.但基本框架还是新文学的框架,而且产生不少新的问题.比如忽略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想斗争,忽略了当年大众的阅读选择,变成一种个别专家趣味等等. 关于现代文学应该不应该包括通俗文学,很早就有过不同意见.严家炎先生与唐弢先生就曾经争论过.严家炎先生认为应该包括旧文学,包括旧体诗词.唐弢先生则强调“现代”的价值意义,反对包括旧文学.但随着学术界对“现代”这一概念理解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包括通俗文学.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学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关系.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在每个10年都专门设立了通俗文学一章.这表明了一个极大的变化.旷新年先生批评这个框架有不妥之处,但这已经是一个趋势.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版现代文学史,也专章讲授了通俗文学. 所以,目前关于“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了许多课题.一是在中国20世纪产生了各种文学,如何对待.以某一种价值观念进行取舍后,对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文学干脆不讲,恐怕是不妥的.比如有的当代文学教师不讲文革文学,有的连十七年也不讲.“空白处理”恐怕不是历史研究的最佳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同文学的价值区分.张恨水与鲁迅就是不好随便比较的.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我们就要回到文学史中去,仔细考察当时的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状况,包括考察出版、报刊、文学教育和各种亚文学的状况.这样我们或许会尽快找到妥善处理“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方法.
简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
1.中国古代文学鉴赏的审美批评标准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互补系统，以味为美、以意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构成了中国古代美本质观的整体特色。
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观本同而末异，如儒家认为自然比德为美、以情为美、以和为美、以“合目的”的形式为美，道家以无、妙、淡、柔、自然、生气和适性为美，佛家以涅盘 、寂灭、死亡以及涅盘 的象征——圆相、光明为美，便体现了中国古代美论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的美感论集中论述了审美的特征和方法。
审美特征论涉及美感的愉悦性、直觉性、客观性、主观性、真实性。
审美方法论强调咀嚼回味、以我观物、虚静纳物，与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论遥相呼应。
2.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著作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 郭绍虞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1980年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是在四卷本基础上精选编辑而成，共选中国古代、近代文学批评论文(含论诗诗)66种，其中先秦5种，两汉4种，魏晋南北朝5种，唐8种，宋10种，金1种，元2种，明9种，清11种，近代11种。
书中按作者时代编次选录，入选各篇，其与文学理论无关 部分，采取节录方式，并有注明。
凡入选文字，均兼采各种版本加以校勘，正文以一本为主，于篇末注明版本出处。
在每篇正文之后，有注释与说明文字。
全书选目精审得体，注释重字词训释，浅易明晰；说明既能阐发文本大意，又能明其渊源流变，于初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者，最为便利。
文心雕龙注 (南朝·梁)刘 勰 著 范文澜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刘勰《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书，全书分上下两编，各包括25 篇。
上编前5篇带有导论性质，后20篇分述各文体特征与流变；下篇25篇主要讨论文学创作风格与批评的原则、方法，以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等，末篇《序志》为全书序言。
范注以清人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为底本，参以孙仲容手录顾千里、黄荛圃合校本，谭复堂校本，日本铃木虎雄校勘记和赵万里校唐人残写本，并吸收了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等研究成果，进行校勘与注释。
范注不限于疏通文句，凡与理解文本有关的文献，均详细引录，故与各种 注本比较，最为详赡。
书前附有铃木虎雄《黄叔琳文心雕龙校勘记》的“绪言”和“校勘所 用书目”亦便于学者参考。
诗品注 (梁)钟 嵘 著 陈延杰 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 钟嵘《诗品》是一部专论五言诗及其诗人的文学批评著作，作者选择从汉到齐梁间诗人122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评第，并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钟嵘提倡“自然”与“真美”的诗歌理论批评风格。
陈注参照多种版本，进行整理，并作注释，清通简要，便于初学。
书后附录“诗选”，系注者所辑录钟嵘《诗品》论及的作品，尤便于读者检核、参考。
书末缀有注者跋语，对钟嵘选诗、评第略有论及，亦具启发意义。
沧浪诗话校释 (宋)严 羽 著 郭绍虞 校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 严羽《沧浪诗话》是一部以禅喻诗、着重探讨诗歌形式和艺术性的著作。
郭氏此书以明嘉靖本为底本，参考《诗人玉屑》所引加以校订，注释于胡鉴《沧浪诗话注》、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颇多节取，并兼采陶明《诗说杂记》中有关解释沧浪的论点。
书前有“校释说明 ” ，于沧浪之版本、观点作出简要的梳理与评价。
书中依据原著《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顺序，分作“校”“注”“释”，校文多为考异，有纠谬之功；注文重在词语典故的出处，简要清明；释文在渊源探究与理论发明，兼具导读作用。
书后附录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有助读者对严氏诗学观的了解。
该书为目前和研究《沧浪诗话》最为详明的著述。
原诗 (清)叶燮 著 霍松林 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叶燮《原诗》是一部推究诗歌创作本原、以反对文学复古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理论批评著作，分为“内篇”“外篇”，其中关于“正”与“变”、“识”“才”“胆”与“理”“事 ”“情”诸端探讨，均多真知灼见。
霍氏校注，以《清诗话》为底本，用叶燮《已畦集》本校勘，对《原诗》进行校正、分段、标点、笺注。
书前冠有“前言”，对《原诗》理论思想 与风格作简要介绍与评价，书中笺注着重于引语的出处和有参考意义的材料，词语一般未作解析。
艺 概 (清)刘熙载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 刘熙载《艺概》是一部谈文论艺的理论批评著作。
作者讨论文艺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全书包括《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部分。
刘氏在《 叙》中自谓其评论方法是“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即用简炼的语言，作突出重点的评论，通过“触类引伸”，来显示复杂的内容。
综观全书，尤其是论文、诗、词、赋的部分，其对作家作品的评定，对文学形式的流变，对艺术特征的阐发等，时有卓见确论。
该版《艺概》，系王国安依据清同治十二年(1873)原刊本整理，加以标点，对原本个别错字，亦予纠正。
书前有王国安所撰“前言”，对原书有条分缕析的介绍。
人间词话新注 王国维 著 滕咸惠 校注 齐鲁书社 1982年 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人间词话”，下卷为“人间词话附录”。
上卷系根据王国维《人间词话》原稿本整理而成；下卷系辑录《人间词话》以外的王氏零星论词言论。
全书有“校”“注”两部分。
“校”说明与其它版本(特别是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本作比较)文字重要不同之处，可见作者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和对文献的精审态度 。
“注”是参照旧注加以补充修订而成。
其引文亦能注明出处，使人一目了然。
书前有周振甫《序》和滕咸惠自撰的论文《略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其中滕文于《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以及所表现的美学思想，论述较详，可供读者参考。
谈艺录 钱钟书 著 中华书局 1984年 《谈艺录》系钱钟书的一部以探讨我国古代诗歌艺术思想为主的说诗谈艺著作。
本书为1984 年开明书店初版的修订本，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为原书旧貌，仅稍有删改润色，计91条；下编乃对旧作进行逐处修订与增益，是为“补遗”，计18条。
作者在新版《引言》中说：“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可见此书堪称集作者一生谈艺之精髓。
钱著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本事、考据、风格、理论多有涉及，然综观其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因小见大， 如作者采用古代诗论评点方法，从细微入手，却能于中阐发诸如唐、宋诗之分类的重要理论问题。
二是博中取精，亦即作者立条极为博杂，然对所及问题的认识，如“诗乐离合”“桐 城诗派”等，皆极为深透。
三是中西合壁，这于书中引录文献与理论思想，均可见作者融会中西文化艺术的学养。
该书知识丰厚，论析精辟，是了解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必读佳作。
3.详细介绍古代文论中是否存在文学批评学
对这一问题，茅盾曾作过否定性的回答，他说：“中国自来只有文学作品而没有文学批评论；文学的定义，文学的技术，在中国都不曾有过系统的说明。
收在子部杂家里的一些论文的书，如《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论文学，或文学技术的东西。
”（1）茅盾的这种以“西”绳“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并未得到大多数古代文论研究者的认同。
这可以从20世纪早期古代文论研究者对《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 总述的分析中略窥一斑。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 总述云： 文章莫盛于西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
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
其勒为一书传于今昔，则断自刘勰、钟嵘。
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
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
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
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2） 严格地讲，《四库》“诗文评类”总述所作的是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大致梳理，但如果以现代文学批评学的观念来衡定传统文学批评学的建设，“总述”中却有着关于“文类批评”描述的批评学萌芽。
也正基于此，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概说》“评论学”一章中将《四库》“诗文评”五种著作“敷衍修正”为六种。
即：一、品评作品者（梁钟嵘之《诗品》）。
二、记载关于作品之故实者（唐孟棨之《本事诗》）。
三、论文学之体者（挚虞之《文章流别论》）。
四、讲说文学之理论者（唐释皎然之《诗式》）。
五、系统的论述者（梁刘勰之《文心雕龙》）。
六、随笔的杂录者（宋欧阳修之《六一诗话》）。
（3） 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也对《四库》所论作过阐发，他说： 今欲观古人文学批评之所成就，要而论之，盖有六端。
自成一书，条理毕具，如刘勰钟嵘之书，一也。
发为篇章，散见本集。
如韩愈论文论诗诸篇，二也。
甄采诸家，定为选本，后人从此去取，窥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三也。
亦有选家，间附评注，虽繁简异趣，语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态毕具，如方回之瀛奎津髓，张惠言之词选，四也。
他若宗旨有在，而语不尽传，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见于他人专书，如山谷之说，备见诗眼者力为五；见于他人诗文，如四灵之论，见于水心集者，六也。
此六端外，或有可举。
盖不数数觏焉。
（4） 姑不论朱东润与青木氏所作的分类是否完全正确，他们梳理出传统诗文评的体裁体征，对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中的批评文体论研究还是有贡献的，而这种古代文学批评文体论的梳理与分析显然也包含着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作为独特存在样式的肯认。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学批评学的“另类”存在，可以说被大多数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者所肯认。
虽然这种肯认是以不同的话语形式来实现的，但肯认中却所包含着一种集体潜意识，即：中国文学批评有其民族独特性。
这一点在20世纪早期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可窥一斑。
陈钟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文学批评”作了内涵上的界定：“诗文之有评论，自刘勰、钟嵘以来，为书多矣，顾或研究文体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
则以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
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分类，四也；鉴赏，五也。
若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
”（5）从倾向上看，陈氏的文学批评观念主要是以“西”绳“中”，却也道出中西批评观念之差异，潜意识还是认为中国文学有批评，且“为例各殊”，只是“莫识准的”，尚无清晰的观念体系和统一的标准。
郭绍虞虽未曾对“文学批评”作过“义界”，不过，他认为“文学批评的转变，恒随文学上的演变为转移，而有时文学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学批评之影响而改变”，且“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联带的关系”，（6）这却是关于文学批评本体论的探本之论。
郭氏还将上述观念贯彻到他的批评史著作的写作之中，以文学观念的演变为准的书写了中国文学批评从演进、复古到完成的历史过程。
罗根泽对“文学批评”一词作过较为严密的考辨。
他认为“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 的译语。
Criticism的原意为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
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
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于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
他认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必需采取广义，否则就不是真的‘中国文学批评’。
”（7）在罗根泽看来，中国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广义的，侧重文学理论，不侧重文学裁判，其原因是，从批评著作看，刘勰的《文心雕龙》“其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而是“论文叙笔”，讲明“文之枢纽”，其它的文学批评书，也大半“侧重指导未来文学，不侧重裁判过去文学”；从批评主体看，“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
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裁判”（8）；从批评的关注重心看，“中国人喜欢论列的不重在批评问题，而重在文学问题。
”（9）总的来看，罗根泽也是倾向于以“西”绳“中”，但这种倾向却透露出这样的个中信息，即：中国文学批评不象西方文学批评那样侧重具体作品的分析、评析和判断，而是一种在批评实践中融合了文学理论探讨的独特体系，它与西方文学批评学在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间有着严格区分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罗根泽的分析事实上肯定了“中国文学批评”作为“另类”存在的独特性，同时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功能以及对象侧重点作出了初步说明。
明确承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作为系统性存在的是方孝岳。
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导言中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学“可以说向来已成了一个系统”，除《四库全书总目》所提“诗文评”专类外，“凡是辑录诗文的总集，都应该归在批评学之内”，因为“选录诗文的人，都各人显出一种鉴别去取的眼光，这正是具体的批评之表现”，“再者总集之为批评学，还在诗文评专书发生之先”，“我们如果再从势力影响上来讲，总集的势力，又远在诗文评专书之上。
”（10）方氏所论，要点有二：一是承认古代文学批评学系统的存在，二是在批评文体论中为“总集”张目。
后来为数不少的学者将批评研究的目光转向“诗文评”外的“总集”、“文选”等，或许又同方氏的张目有关。
例如，王瑶在《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一文中就认为“诗文评”专书“从它对当时读者和作者所发生的影响说，这些书并没有发生过如现代人所整理出的那么多的理论的指导作用，一般人只是当作说部闲书来看待的。
……就影响上来考察，对读者和作者发生‘文学批评’的效果的，倒是‘总集’；那作用和影响是远超过诗话之类的书籍的。
”（11）又如，穆克宏在其《昭明文选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江庆柏在其专文《论古代文学选本的意义》中都对选本中所体现的文学批评思想进行了发掘。
（12） 朱自清则直接肯定了中国文学批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历史。
他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认为，《诗品》、《文心雕龙》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固然是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而“制艺选家的眉批总评”、选本与总集的笺注和序跋、别集中的书札和序跋、诗话、文话、摘句、史传文苑传或文学传中的墓志等等都与文学批评相关，“所谓文学裁判，在中国虽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却也有着古久的渊源和广远的分布。
这似乎是不容忽视的。
”（13）在梳理这种批评文体的基础上，朱自清还对“文学批评”与“诗文评”之间的关系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
我们称为‘诗文评’的，与文学批评可以相当，虽然未必完全一致。
我们的诗文评有它自己的发展；现在通称为‘文学批评’，因为这个名词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
但论到发展，还不能抹杀那个老名字。
”（14） 实际上，真正要确定中国文学批评的“另类”存在特征，早期侧重于“批评”义界与批评文体区别的这类研究尚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还必得去发掘其独特性何在，才能使问题得以明晰，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式的民族特色便成了逻辑的必然。
纵观20世纪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式之民族特色的探讨，大致有如下几种看法： 1、“人化文评”。
钱钟书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认为“中国文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我们在西洋文评里，没有见到同规模的人化现象；我们更可以说，我们自己用西洋文字写批评的时候，常感觉到缺乏人化的成语”。
在钱钟书看来，“人化文评”的理论好处就在于“打通内容外表，具有整体特征。
”（15）这是较早从古代文论的“自我参照”进入到中西文论的“双向参照”的关于古代文学批评特色的论述。
2、“文体论式的文学批评”。
郭绍虞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文学批评作了现代意义上的广、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批评包括文艺理论，狭义则指对文学的评论。
在他看来，“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既不同于狭义的文学批评，也不等于文艺理论，好似只限于正统文学的诗论或文论”，郭氏称之为“文体论式的文学批评。
”（16） 3、“比较式批评”。
洪申我认为，传统“点”、“悟”式批评并非“研几探微般的分析，不精密也不周密，再加上比喻的不确定性”，致使“如何恰当地评价作品便有了先天的缺憾。
”作为弥补，古人常将作家作品进行对照比较，并渐成习惯，由此，“比较式批评”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色。
这种批评包括不同时代、地区文学的比较，也包括不同作家的比较批评，并与古典文学创作相互关联。
（17） 4、史、论、评相结合的批评。
杨明照通过考察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曹丕的“文气”说、《文赋》、《文心雕龙》、文学选本、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认为“以作家为基础、以史、论、评结合在一起的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显著的民族特色”，并且“这种从下而上的，由鉴赏经验的概括总结而构成的诗学体系，与西方从上而下的，由先验的演绎推论而构成的诗学体系，恰好截然相反，而又各有千秋。
”（18） 5、“点、悟”式美学批评。
叶维廉认为，“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即就利用了分析、解说的批评来看，它们仍是只提供与诗‘本身’的‘艺术’，与其‘内在机枢’有所了悟的文字，是属于美学的批评，直接与创作的经营及其达成的趣味有关，不是浪费笔墨在‘东家一笔大胆假设、西家一笔小心求证’的累积详举，那是种虽由作品出发而结果离作品本身的艺术性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辩证批评；它不依循（至少不硬性依循）‘始、叙、证、辩、结’那种辩证修辞的程序。
”（19）吴承学在《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历史发展》一文中将古代文学风格批评分为“总体的感觉判断”和“形象化的描述”两类，这两类批评的内涵同叶氏所说的“点”、“悟”式批评也极有相似之处。
（20） 6、“印象式批评”（尤其体现在对诗话词话批评方式的评价中）。
叶嘉莹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觉的而不是理论的，是诗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点式的而不是整体式的。
”（21）黄维梁在《中国古典文论新探》中对杨鸿烈、郭绍虞、刘若愚等人评论中国诗话词话的“印象式实际批评手法”进行了批评（22）。
他指出：“中国印象式批评手法、用语寥寥，重直觉感悟，笼统概括”，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但“亦不乏有体系、重解析的印象式之外的著述，《岘佣说诗》、《白雨斋词话》等属之。
另一方面，精简切当的印象式描述，乃不可或缺的批评手法之一，其价值实在不容抹杀 。
”（23） 7、“创造性的批评”。
孙蓉蓉认为古代文学批评不仅内容极其丰富，而且形式多样，语言生动，手法灵活，言简意赅，非常讲究自身的艺术性。
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
这种艺术性表现在：或以赋、骈文、绝句、诗词曲等文学体裁来表现鉴赏与批评；或以形象描述的语言来批评对象；或以具体诗句点悟抽象理论。
基于此，孙蓉蓉认为“我国古代艺术性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批评，它同文学创作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创作，是一种批评的文学。
”（24） 8、“东方艺术批评模式”。
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有无深度模式与潜体系
蒲震元在《中国艺术批评模式初探》一文中不仅给予了肯定性的回答，还对其民族特色作了如下描述：“这是一种以人与天调为基础、在象、气、道逐层升华而又融通合一的多层次批评中，体现中华民族深层人生境界及大宇宙生命整体性的东方艺术批评模式。
或曰一种合天人、倡中和、明品级、显优劣、通道艺、重体验、示范式、标圆览的东方艺术批评模式（尤以合天人、通道艺、标圆览为主要标志）。
”作者认为其特征有六：一，其哲学根基是一种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和谐理论；二，积淀着民族群体综合经验的主体内倾超越型思维倾向；三，“有着独特的深层理论结构”；四，“多样化的理论存在形态”；五，“鲜明的美学特色”（融思辨于情思的体验性批评，善于运用“议论常情韵以行”的话语表达方式等）；六，“偏于情感体验，理论抽象的级别不够。
”（25） 总的来看，在对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探讨中，“另类”存在之肯认和民族特色之阐发构成了古代文学批评学研究中的话语主调，这一话语主调的活动特征体现在两种比较中：一、中西比较，以西方文学批评方式作显在的比较对象；二、古今比较，以现代文学批评学体系与观念为潜在的比较背景。
其话语路径则大致是由对批评文体论的剖析转入到对批评方式论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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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毁灭》全诗内容
一诗赏析（zz） 六月间在杭州。
因湖上三夜的畅游，教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
当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
情思既涌，心想留些痕迹。
但人事忙忙，总难下笔。
暑假回家，却写了一节；但时日迁移，兴致已不及从前好了。
九月间到此，续写成初稿；相隔更久，意态又差。
直到今日，才算写定，自然是没劲儿的
所幸心境还不会大变，当日情怀，还能竭力追摹，不至很有出入；姑存此稿，以备自己的印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九日晚记 踯躅在半路里， 垂头丧气的， 是我，是我
五光吧， 十色吧， 罗列在咫尺之间： 这好看的呀
那好听的呀
闻着的是浓浓的香， 尝着的是腻腻的味； 况手所触的， 身所依的， 都是滑泽的， 都是松软的
靡靡然
怎奈何这靡靡然
—— 被推着， 被挽着， 长只在俯俯仰仰间， 何曾做得一分半分儿主
在了梦里， 在了病里； 只差清醒白醒的时候
白云中有我， 天风的飘飘， 深渊里有我， 伏流的滔滔； 只在青青的，青青的土泥上， 不曾印着浅浅的，隐隐约约的，我的足迹
我流离转徙， 我流离转徙； 脚尖儿踏呀， 却踏不上自己的国土
在风尘里老了， 在风尘里衰了， 仅存的一个懒恹恹的身子， 几堆黑簇簇的影子
幻灭的开场， 我尽思尽想： “亲亲的，虽渺渺的， 我的故乡——我的故乡
回去
回去
” 虽有茫茫的淡月， 笼着静悄悄的湖面， 雾露蒙蒙的， 雾露蒙蒙的； 仿仿佛佛的群山， 正安排着睡了。
萤火虫在雾里找不着路， 只一闪一闪地乱飞。
谁却放荷花灯哩
“哈哈哈哈~~~” “吓吓吓~~~” 夹着一缕低低的箫声， 近处的青蛙也便响起来了。
是被摇荡着， 是被牵惹着， 说已睡在“月姊姊的臂膊”里了； 真的，谁能不飘飘然而去呢
但月儿其实是寂寂的， 萤火虫也不曾和我亲近， 欢笑更显然是他们的了。
只有箫声， 曾引起几番的惆怅； 但也是全不相干的， 箫声只是箫声罢了。
摇荡是你的， 牵惹是你的， 他们各走各的道儿， 谁理睬你来
横竖做不成朋友， 缠缠绵绵有些什么
孤另另的， 冷清清的， 没味儿，没味儿
还是掉转头， 走你自家的路。
回去
回去
虽有雪样的衣裙， 现已翩翩地散了， 仿佛清明日子烧剩的白的纸钱灰。
那活活像小河般流着的双眼， 含蓄过多少意思，蕴藏多过少话句的， 也干涸了， 干到像烈日下的沙漠。
漆黑的发， 成了蓬蓬的秋草； 吹弹得破的面孔， 也只剩一张褐色的蜡型。
况花一般的笑是不见一痕儿， 珠子一般的歌喉是不透一丝儿
眼前是光光的了， 总只有光光的了。
撇开吧。
还撇些什么
回去
回去
虽有如云的朋友， 互相夸耀着， 互相安慰着， 高谈大笑里 送了多少的时日； 而饮啖的豪迈， 游踪的密切， 岂不像繁茂的花枝， 赤热的火焰哩
这样被说在许多口里， 被知在许多心里的， 谁还能相忘呢
但一丢开手， 事情便不同了： 翻来是云， 覆去是雨， 别过脸， 掉转身， 认不得当年的你
—— 原只是一时遣着兴罢了， 谁当真将你放在心头呢
于是剩了些淡淡的名字—— 莽莽苍苍里， 便留下你独个， 四周都是空气罢了， 四周都是空气罢了
还是摸索着回去吧； 那里倒许有自己的弟兄姊妹 切切地盼望着你。
回去
回去
虽有巧妙的玄言， 像天花的纷坠； 在我双眼的前头， 展示渺渺如轻纱的憧憬—— 引着我飘呀，飘呀， 直到三十三天之上。
我拥在五色云里， 灰色的世间在我的脚下—— 小了，更小了， 远了，几乎想也想不到了。
但是下界的罡风 总归呼呼地倒旋着， 吹人我丝丝的肌里
摇摇荡荡的我 倘是跌下去呵， 将像泄着气的轻气球， 被人践踏着顽儿， 只馀嗤嗤的声响
况倒卷的罡风， 也将像， 劈分我的肌里呢
—— 我将被肢解在五色云里； 甚至化一阵烟， 袅袅地散了。
我战栗着， “念天地之悠悠”…… 回去
回去
虽有饿着的肚子， 拘挛着的手， 乱蓬蓬秋草般长着的头发， 凹进的双眼， 和软软的脚， 尤其灵弱的心， 都引着我下去， 直向底里去， 教我抽烟， 教我喝酒， 教我看女人。
但我在迷迷恋恋里， 虽然混过了多少时刻， 只不让步的是我的现在， 他不容你不理他
况我也终于不能支持那迷恋人的， 只觉肢体的衰颓， 心神飘忽， 便在迷恋的中间， 也潜滋暗长着哩
真不成人样的我 就这般轻轻地速朽了么
不
不
趁你未成残废的时候， 还可用你仅有的力量
回去
回去
虽有死仿佛像白衣的小姑娘， 提着灯笼在前面等我， 又仿佛像黑衣的力士， 擎着铁锤在后面逼我—— 在我烦忧着就将降临的败家的凶惨， 和一年来骨肉间的仇视， （互以血眼相看着）的时候， 在我为两肩上的人生的担子， 压到不能喘气， 又眼见我的收获 渺渺如远处的云烟的时候； 在我对着黑绒绒又白漠漠的将来， 不知取怎样的道路， 却尽徘徊于迷悟之纠纷的时候： 那时候她和他便隐隐显现了， 像有些什么， 又像没有—— 凭这样的不可捉摸的神气， 真尽够教我向往了。
去，去， 去到她的，他的怀里吧。
好了，她望我招手了， 他也望我点头了。
…… 但是，但是， 她和他正都是生客， 教我有些放心不下； 他们的手飘浮在空气里， 也太渺茫了， 太难把握了， 教我怎好和他们相接呢
况死之国又是异乡， 知道它什么土宜哟
只有在生之原上， 我是熟悉的； 我的故乡在记忆里的， 虽然有些模糊了， 但它的轮廓我还是透熟的，—— 哎呀
故乡它不正张着两臂迎我吗
瓜果是熟的有味； 地方和朋友也是熟的有味； 小姑娘呀， 黑衣的力士呀， 我宁愿回我的故乡， 我宁原回我的故乡； 回去
回去
归来的我挣扎挣扎， 拔烟尘而见自己的国土
什么影像都泯没了， 什么光芒都收敛了； 摆脱掉纠缠， 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我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 且必将磨灭的， 虽然这迟迟的行步 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 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只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悦—— 那些远远远远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了。
别耽搁吧， 走
走
走
长诗写于1922年末，初载1923年3月10日第14卷第3号，收入诗文集。
这首著名的长诗，历来被文学史家们公认为“五四以来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当时水平的力作”（王瑶） 徘徊悲哀的情绪，挣扎向前的精神，构成了长诗的基调。
这是“五四”落潮时期，和一批与他相似的知识分子心态的写照。
幻想的破灭，现实的黑暗，在他们心中形成“理不清现在，摸不着将来”的郁结，“待顺流而下罢，空辜负了天生的我，待逆流而上啊，又惭愧无力”。
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1922年6月和等在作“湖上三夜的畅游”。
迷茫的湖光山色，飘忽的精神心态，“教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
当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
一场充满徘徊，痛苦与挣扎的自我毁灭和自我新生，在诗人的心灵深处震荡。
“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得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比较安心”“转”向何处呢
“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
（）“丢去玄言，专崇实际”，既是诗人心灵的写真，也是长诗的主旨。
因此，《毁灭》并非自我作践的“毁灭”，它“是呻吟，也是口令，是怯者的，也是勇者的叫声”（），是毁灭旧我，催生新我；它既是毁灭也是追求，是毁灭的告白，追求的誓言。
然而，要把这样错综复杂的心灵历程，形诸笔端，构成诗篇，倘无整体缜密的构思，就很难铺垫成篇。
朱自清认为“长诗底意境或情调必是复杂而错综，结构必是曼衍，描写必是委曲周至”。
（《短诗与长诗》）这不仅是他的理论主张，也是创作实践。
长诗《毁灭》把诗人心灵的一段纷繁而缠绵的情思，通过严谨而曼衍的结构，生动而形象的描绘，勾画出一幅具有世纪意义的心灵“毁灭”的图像。
长诗用“回去
回去
”的诗行，将全诗分成8各段落。
它既是长诗整体结构的连锁，也是不同层次感情递进。
在第一段落里，作品突出描写一个在人生长途上挣扎的“我”。
这是一个“踯躅在半路里，／垂头丧气的”、“流离开转徙”在“风尘”里，渴望踏上“自己的国土”，寻找“我的故乡”的“我”。
他在时代浪潮面前彷徨、徘徊、颇带几分颓唐情调，但内心深处却迫切期望结束“飘忽”的生活，立定脚跟“专崇实际”。
在这里，“我”的形象既有诗人的身影，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映照。
在接下去的6个段落里，是纠缠诗人灵魂的错综复杂思绪的形象化表现。
作品抒写西湖的湖光山色和诗人“孤另另的，／冷清清的”心情；用暗淡枯衰的双眸、秀发、歌喉等系列形象，表达了诗人内心的颓唐。
“虽有死仿佛像白衣的小姑娘”一段，是诗人心目中的也是全诗的一个“结子”；“黑衣的力士”，“白衣的小姑娘”，都是人生和社会各种纠缠和诱惑的意象表现。
一年来，“我”看到“骨肉间仇视”的“凶惨”，被肩负着的“人生的担子”，“压到不能喘气”，当“我”“不知取怎样的道路”而“徘徊”在歧途时，“白衣”和“黑衣”的“她和他”，却在向“我”招手，诗人终于醒悟到“我宁愿回我的故乡”，为自己长久飘忽的心情找到一个落脚点。
最后一段，是长诗的归结。
经历了长久的心灵徘徊和挣扎，“我”终于“摆脱掉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
”虽然明知在“那迢迢无尽的程途”中，自己“迟迟的行步”，显得“平常而渺小”，但“欣悦”自己终于找到了落脚点和前进道路，“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这正是一条，“丢去玄言，专崇实际”的路。
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积极进取，脚踏实地的态度，但他并没有真正找到“前进的道路。
” 长诗把“我”的错综复杂，细致委宛，却又回肠荡气的心灵历程，通过大量具体的意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毁灭》从头至尾的感情铺展，明确地告诉人们，诗人并非追求否定一切的“毁灭”，而是要“毁灭”那些的“飘忽”、“孤独”的感情“纠缠”，“徘徊”的心态和“寻求”的烦恼，并以此作为“转机”，走向“专崇实际”。
长诗在艺术上一个特色，就是复沓手法的运用。
朱自清认为“复沓是诗的节奏的重要成分”，诗歌“要得到强烈的表现，复沓的形式是有力的帮手”。
（《诗的形式》）《毁灭》重在抒发心灵历程，并非讲述故事，如果没有一定的艺术手法，来强化表现心灵历程的种种意象，就很难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而复沓正是这样一种贴切的艺术手法。
长诗每一层次反复咏唱的“回去
回去
”强化了全诗所要表达的，“摆脱“纠缠”，寻找“归路”的主旨，而为了强化这个主旨，长诗大量地运用复沓的诗句，像“是我
是我
”“我流离转徙，我流离转徙”“我宁愿回我的故乡，我宁愿回我的故乡”等复沓诗行，无疑是起到了增强表现力的作用，即使那些“俯俯仰仰”，“摇摇荡荡”，“挣扎挣扎”，“远远远远”等复沓诗句，也在节奏和音节上起到了强化表现的功能。
复沓手法的大量运用，使诗人所要表达的意境，显得波澜叠起，曲折委婉，有力地深化了长诗的主题。
除了复沓手法的运用，长诗也注意具体形象的塑造，例如，为了表达在人生长途上的挣扎，象征社会恶势力的诱惑和纠缠，诗人塑造了“提着灯笼在前面等我”的“白衣小姑娘”和“擎着铁锤在后面逼我”的“黑衣力士”；为了表现社会对理想和生命的摧残，诗人塑造了“干涸”得“像烈日下的沙漠”的“双眼”，“蓬蓬的秋草”般“褐色蜡型”的“面孔”，失去了“珠子一般”声音的“歌喉”等有立体感的意象。
其他像对比和排比手法的运用等，使长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化，而这些又和诗人所要表达的曲折复杂的心灵历程相互衬映，使《毁灭》在艺术上获得了久远的生命力。
长诗在语言上也颇具特色，首先是口语化，它没有“五四”时期文学中常见的半文半白语言，而是真正的口语，像“翻来是云，／覆去是雨，／别过脸，／掉转身，／认不得当年的你
”“白云中有我，／天风的飘飘，／深渊里有我，／伏流的滔滔”等，都是在口语基础上的提炼，富有节奏感和内在韵律，且朗朗上口。
形象化的语言，更是随处可见，例如“渺渺如轻纱的憧憬”，“黑绒绒又白漠漠的将来”，“乱蓬蓬秋草般长着的头发”等等。
在“五四”时期的新诗坛上，朱自清并非最早的开拓者，但他的白话诗创作却“远远超过《尝试集》里的任何最好的一首”（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争论》）。
“《毁灭》在新诗坛上，亦占有很高的位置。
我们可以说，这诗底风格、意境、音调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诗词曲以外，另标一帜的”（俞平伯《读〈毁灭〉》）。
因此，历来的文学史家公认，《毁灭》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当时的新诗创作水平；它是诗人充分地汲取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精华和民间歌谣的优秀传统，借鉴了外国诗歌的表现形式，融会贯通，独立创新之作；它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首意境沉郁深厚，风格宛转缠绵，音调柔美凄怆的杰出长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