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王汉生教授的这篇《统计学发展方向的选择》
现在统计学正面临的挑战。
先从方法论说起。
统计学的方法论主要依赖数学，尤其是概率论。
其中又以大数定理和中心极限定理被使用的最为广泛。
值得一提的是，统计学用数学做工具，但不是数学。
这就像物理学会用到很多数学工具，但物理学不是数学。
这还可以从国外成熟大学的学科设置来看，统计学很少跟数学系待在一起。
数学家追求的是数学逻辑上的优美，以及挑战性。
从这个角度看，统计学实在不优美，也没啥挑战性。
整来整去，不就是大数定理跟中心极限定理吗
所以，统计学家的工作，数学家会欣赏的可能性不大。
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大家的关注点不一样。
那统计学家关注什么呢
王汉生教授的这篇《统计学发展方向的选择》已上观点是统计学的一种错误学说， 近70年，由于数理统计学的飞速发展，大有“吃掉”社会统计学的势头，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几乎认为统计学就是数理统计学。
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王见定教授的研究已经说明了数理统计学永远“吃不掉”社会统计学，今后的日子，将是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共存与互补。
近70年，由于数理统计学的飞速发展，大有“吃掉”社会统计学的势头，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几乎认为统计学就是数理统计学，称为科学统计。
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就是一个大呼悠，是一种统计学的错误学说。
统计学发展史说明：先有社会统计学后有数理统计学，先有变量后有随机变量；社会统计学以变量为基础，数理统计学以随机变量为基础，变量与随机变量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数学概念。
我们知道变量与随机变量是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当变量取值的概率不是1时，变量就变成了随机变量；当随机变量的取值概率为1时，随机变量就变成了变量。
变量与随机变量的联系与区别搞清楚了。
以后在描述变量时，大胆地使有社会统计学，在描述随机变量时，就用数理统计学。
如果在描述变量时非用数理统计学，那就是杀鸡用了宰牛刀，费力不讨好。
通过分析变量与随机变量的联系和区别，我们可以准确地界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各自研究范围。
对随机变量的研究一般来说比对变量的研究复杂的多，而且直到今天数理统计学的研究尚处在较低的水平，且使用起来比较复杂；再从长远的研究来看，对随机变量的研究最终会逐步转化为对变量的研究，这与我们通常研究复杂问题转化为若干简单问题的研究的道理是一样的。
社会统计学描述的是变量，数理统计学描述的是随机变量，而变量和随机变量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数学概念。
社会统计学以变量为基础，数理统计学以随机变量为基础。
从数学上看：随机变量面对着二十多个庞大的数学变量分支，在数学上已被彻底的孤立起来，其实它就是数学上变量的一个特例。
随机变量先天就是个瘸腿将军，只能描述单个简单的随机变量，单个复杂的随机变量不能描述，连续的随机变量也不能描述。
我们看看它在多维空间上有山有水有河流吗
有的只是理论对理论，数据对数据，抽象对抽象，空对空没有结果，，因其理论上的研究还很不完善;在使用上要加以严格的限制使用。
我们大家知道：微积分一但复杂起来丝毫不雅于率论和数理统计，历史上往往最科学的东西，形式最简单。
从统计学上看，统计学的主要问题是变量（或近似变量问题），近似变量问题是微积分的扩展；而不是随机变量，就象牛顿力学在今天在使用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不是相对论力学；因为物体在多数情况下是远离光速的。
从理论上讲，社会统计学应该复盖除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之外的所有数学学科的运作，从数学上看，随机变量面对着庞大的二十多个变量数学分支，在数学上已经被彻底的孤立起来，其实它就是数学上变量的一个特例。
从统计学上看，统计学的大多数问题是变量或近似变量问题，而不是随机变量。
就向牛顿力学在今天在使用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不是相对论力学，因为物体在多数情况下是远离光速的。
《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理论，确立了社会统计学流派变量在统计学的主导地位，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数理统计学流派随机变量，走下了神坛及领导地位成为支流。
使数百年来一百七十种已上的统计学错误学说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统计学是当今世上最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有的科学前沿问题都要通过统计学来加以描述，统计学是近四百年来西方科技文明的台柱子，现以被中国人扛跑了啦。
如今西方统计学已风光不在，世界统计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
现代统计学的发展.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都可以定性和定量分析，两者的区别就是变量与随机变量。
如何看待王汉生教授的这篇《统计学发展方向的选择》
有什么优势，
大数据时代 怎样做好数据的确权与合规
龙源期刊网大数据时代怎样做好数据的确权与合规作王汉生来源：《中国信息化周报》2018年第14期随着社会的发展，隐私保护问题越来越受重视。
所谓隐私保护就是要保护关乎个体隐私的数据。
个人隐私数据之所以应该受到保护，就是因为这些数据的滥用有可能对个人造成巨大的财产甚至人身伤害。
所谓隐私保护，其实就是对隐私数据的保护。
一个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够在产权层面，确立相关个人作为隐私数据的合法的唯一拥有者。
数据治理规则这就需要一个法律基础：对数据产权（包括但不局限于隐私数据）的确定，也就是数据确权。
如果暂时做不到数据确权，那么至少要做到，对隐私数据实际控制者的行为要严加管束，做到合法合规。
要避免，因为数据资产的错误使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因此，相关的数据治理规则非常重要，主要关注几个方面。
第一，数据确权。
数据一旦成为资产，就一定有产权方，或者实际控制人，可以把他们统称为主人。
请问：数据资产的主人到底是谁
如同实物资产一样，如果一不小心，错用了别人的资产，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法律后果。
对于实物资产，确权似乎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无论是桌椅板凳，还是电脑打印机，它们在产权层面是非常明晰的。
制造商独立制造了这些产品，整个制造过程跟消费者无关，制造商独享产权。
制造完成后，消费者通过付费，获得了这些实物资产的产权。
但是，数据的生产过程太不一样了。
以电商为例，大量的消费者
如何化大数据为商业价值
数据结构学习体会及教学建议时间过的很快，一转眼一学期的数据结构课程就已经快要告一段落了，在接触这么课以前，我觉得编程无非就是会写代码就好了。
然而事实上数据结构对于程序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随着计算机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非数值计算的问题占据了当今计算机应用的绝大部分，简单的数据类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个数据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不是普通数学方程式能够表达的了，所以数据结构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学期初，我觉得数据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但可能由于之前c语言学习对指针掌握的不够熟练，导致在数据结构中接触到与指针有关的问题，例如线性表，堆栈，队列，二叉树等问题的时候，都会显得有些吃力。
但是在不断学习数据结构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加强了对指针的学习，现在我已经能够基本掌握指针的相关知识并且能够熟练运用了。
这一学期的学习下来我发现想要学好数据结构有以下几点经验{虽然可能我的数据结构学的并不是很好}1.初步了解算法思想、原理想要弄清楚一个算法的实现，首先要知道这个算法的大致原理，这是最简单的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只有明白算法想要干什么，才能弄清楚相应的代码段是为什么2.钻研课本代码段对于书上的算法代码，我们一定要仔细钻研每一步的具体含义和目的，在此基础上深入的了解算法的实现过程，而不是一味的四级硬背，不仅无聊，而且效率低下。
3.查找各种算法资料例如排序算法，其实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排序算法，书上
武汉市奥铭工贸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武汉市奥铭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10日，主要经营范围为农产品批零，日用百货，建筑材料，纺织，五金工具，建筑五金批发兼零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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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通过什么途径
下岗职工再就业是当前政府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深入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集中对下岗职工再就业时所使用的求职途径进行分析。
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这些下岗职工在寻求再就业时，主要通过哪些途径来寻找新职业
使用这些途径的效果究竟如何
使用不同途径的下岗职工各有什么特点
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经验社会调查①的结果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求职途径的划分及下岗职工使用的求职途径再就业的求职途径指的是职工获得再就业的具体方式。
卢汉龙曾根据经验调查的结果总结出现阶段我国城镇劳动者取得职业的四种主要的求职渠道，分别是：计划体制渠道、劳务市场渠道、人力资本渠道和社会网络渠道②。
在本研究中，笔者根据职工就业途径是否制度化③及其发挥作用的制度背景这两个维度，将下岗职工再就业求职途径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化就业渠道——政府和单位安置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我国实行的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劳动力招收和调配制度，个人取得新职业的途径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通过国家统一分配或者是单位统一安排的方法。
改 ①本文使用的经验数据主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共同进行的武汉市下岗职工调查，调查于2000年9月到10月在武汉市进行，通过随机抽样和“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武汉市九个企业中抽取了630名下岗职工，然后由调查员对他们进行了入户访谈式问卷调查。
共回收有效问卷621份，有效回收率为98.5%。
本文选取了其中440名成功实现再就业的职工为分析样本。
②卢汉龙：《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渠道的转变：从求职过程看中国市场化变化的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2期。
③李培林曾指出：社会结构可以划分为“制度化结构”和“非制度化结构”两种，前者指由法律和政策法规规定的各种制度构成的结构，后者指由个人、家庭、社会潜网等构成的较松散的社会结构（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在本研究中对求职渠道是否制度化的划分也沿用了这种划分标准。
1革开放后，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成为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方向，计划安排途径在就业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大大下降了。
但具体到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由于在传统体制下企业与职工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承诺关系，政府和企业对职工再就业仍然承担着重要的责任，通过政府或单位安置获得新工作仍是下岗职工获得再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
本研究中，凡通过原单位安置或政府劳动部门安置途径寻求再就业的，均被视为使用过“政府或单位安置”途径。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化就业渠道——劳务市场或自谋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目标，表现在劳动就业领域，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
对于劳动者来说，通过各种职介部门和中介公司获得工作，或是通过其他媒介获得就业信息并最终获得就业的均属通过劳务市场渠道获得就业。
同时，就业者依靠本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能力，通过就业考试、直接到新单位应聘等方式自谋职业，也是通过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化就业方式。
因此，本研究中将以上两类方式合称为“劳务市场或自谋”途径。
第三，非制度化的就业渠道——社会网络（亲戚朋友和熟人介绍帮忙）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概念，它指的是一群特定的人之间的一种纽带联系，从这种联系或关系组合起来所形成的“网络”中，个人可以获得所需的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①。
在求职过程中，凡利用个人的亲朋、熟人等特定社会网络关系获得工作的，都可以视为是通过社会网络渠道获得就业。
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渠道这种非制度化的就业途径在不同社会体表1 下岗职工再就业时使用的求职途径分布 再就业使用的求职途径 政府或单位安置 劳务市场或自谋 社会网络关系 政府＋市场 政府＋网络 市场＋网络 政府＋市场＋网络 (N)络途径，其余依此类推。
制下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本次调查中有440名成功实现了再就业的职工回答了他们在再就业过程中所使用过的求职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有不少职工在求职时并不是单纯使用以上提到的某一种求职途径，而是同时使用两种甚至三种求职途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一种复杂心态和行为模式。
因此，我们允许职工在回答求职途径时复选，并对不同求职途径的组合情况也进频数 百分比3.4 19.8 46.6 1.8 6.1 18.9 3.41587 205 8 27 83 15 （440）说明：“政府＋网络”表示求职时同时使用了政府安置和社会网行了计算。
从表1可以看出，单纯使用社会网络关系是下岗职工使用最为频繁的求职途径，劳力市场或自谋途径次之，结合使用社会网络和市场途径的职工也不在少数，而依靠其他途径获得再就业的职工则相对较少。
作为一种非制度化途径的社会网络渠道却成为下岗职工求职的最主要途径，这可能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是当前我国传统的计划安置就业制度已基本失去了作用，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尚存在诸多缺陷，在正式制度缺位的“真空”期，使用正式制度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故下岗职工只能更多地依靠社会网络关系这种非制度的求职途径来寻求再就业；第二是由于下岗职工的个人条件限制，他们大多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一种不利的竞争地位，对他们来 ①Wellman, B. 1988. “Structural Analysis: 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In B. Wellman and S.D. Berkowitz, eds.,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参见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2说，使用社会网络途径获得再就业是一种虽然无奈但却较为现实的选择。
二、使用不同求职途径的效果我们已对职工使用求职途径的情况进行了描述，那么他们使用这些途径的效果如何
使用不同的再就业途径所得到工作的质量有无差异
下面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决定一份工作质量的因素有许多，但工资收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对于下岗职工而言，获得一份新工作的主要意义也在于获得收入来源。
因此我们在这里用职工再就业获得的收入来反映职工新工作的质量。
表2显示了使用不同求职途径所获得新工作的工资收入分布情况。
从结果中我们发现，通过“劳务市场或自谋”途径获得工作的收入最高，结合使用“社会网络”和“劳务市场”途径获得收入次之。
一个大致的规律是：只要求职时使用过市场途径，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结合其他途径，都会获得比较高的收入。
而使用过“政府或单位安置”途径获得新职业的职工收入则相对较低。
表2 使用不同求职途径获得再就业收入的均值求职途径 政府或单位安置 劳务市场或自谋 社会网络 政府+市场 政府+网络 市场+网络 政府+市场+网络(N)月收入（元）445.0 591.3 480.5 395.0 406.3 515.7 508.6 (440)标准差 248.7 401.8 278.1 127.8 156.9 286.8 264.6以上分析未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影响，为此，笔者还以再就业的工资收入为因变量，以职工使用的再就业途径为自变量，并将职工的教育水平、党员身份、年龄、性别等变量作为控制自变量引入后建立起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这样可以达到在控制相关变量作用的情况下，了解职工使用的不同再就业途径对工资收入的“净影响”的目的。
限于篇幅，回归分析的具体模型和系数未在本文列出，从分析结果看，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再就业时使用过社会网络途径”和“再就业时使用过政府安置途径”都对工资收入表现出显著的负作用，也就是说使用过这两种途径的职工将得到更低的收入。
而“使用过劳务市场与自谋途径”的作用则是正向的。
这一结果与上面的分析具有一致性，说明通过劳务市场途径获得再就业的质量要高于政府安置途径和社会网络途径。
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人们预料之中的，通过“劳务市场途径”获得再就业是最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化就业方式，因此通过此种方式获得再就业的效果最佳。
相比较而言，通过非制度化的“社会网络途径”途径或传统的“政府单位安置途径”途径获得再就业的质量自然要打一些折扣了。
三、影响职工求职途径选择的因素分析在分析职工选择的求职途径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哪些职工更有可能选择某一特定的求职途径
换句话说就是决定着他们选择某种求职途径的因素有哪些
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下岗职工的个人背景对他们再就业求职途径选择的影响。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下岗职工将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所具备的优势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再就业方式。
为此，我们在这里引入了个人资本的概念。
在社会分层研究的最新发展中，越来3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用个人所拥有的各种类型的资本来反映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我们在本研究中将集中关注职工的三种个人资本。
首先是他们的“体制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情况，也就是他们在传统体制中所拥有的各种资源①。
我们使用了职工下岗前是否党员、是否干部、是否获得过厂级以上荣誉称号等变量来代表他们的体制资本情况。
由于体制资本反映了职工在传统体制中的“成功”程度，我们假设拥有较多体制资本的职工更可能从旧体制中获取资源，或是对传统体制更为依赖，故将更可能选择带有计划体制色彩的“政府或单位安置”方式获得再就业。
其次是他们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情况，即他们对自身教育、技能、健康的投资和积累，在研究中用职工的受教育年数、职称或技术等级、接受职业培训情况、健康状况等变量加以代表。
按照经济学理论，人们之所以愿意对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因为他们预期这种投资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更高的回报，故我们假设那些人力资本丰富的职工在寻求再就业时将更可能选择“劳务市场或自谋”途径。
最后是职工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情况，也就是他们从自已的社会网络中所可能调动的资源。
在研究中我们测量了职工社会网络的规模及网络中嵌入的资源情况，以之反映职工的社会资本。
布迪厄曾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个人将使用自己积累的社会资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
因此，我们假设拥有较丰富社会资本的职工将会在求职中充分使用社会资本，也就是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再就业。
为充分了解职工拥有的各种资本对再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我们以职工的个人资本为自变量，以他们再就业时选择的求职途径为因变量分别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由于这里的因变量都是虚拟变量③，故在分析时采用了logistic回归方法，这种方法的原理是通过数学转换达到将因变量的概率函数用自变量来线性表达的目的。
通过对方程中各自变量发生比率（odds ratio）的考察，可以确定该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对因变量原来的发生比带来的变化，从而了解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
具体的统计结果列于表3中，其中模型一因变量为“是否使用政府安置途径”，模型二因变量为“是否使用劳务市场或自谋途径”，模型三因变量为“是否使用社会网络途径”。
从模型一的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党员身份的职工以及那些下岗前获得过厂级荣誉称号的职工在再就业过程中明显地更倾向于使用“政府或原单位安置”途径获得新工作，这一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研究者指出在原有体制中较为成功的下岗职工们对传统体制具有更强的依赖性④，因此他们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以这种传统方式获得新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有较高的职称或技术等级的职工、下岗后接受过职业培训、教育程度较低的职工和健康状况较差的职工也更可能使用政府安置途径获得再就业⑤。
在计划体制中，一个人的职称和技术等级评定的根据除了其拥有的技能和水平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的资历和等级，因此我们认为职称在此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制资本而非人力资本的作用。
政府在实施“再就业工程”时，十分重视对下岗职工的培训，在为下岗职工重新安置工作时，往往是以他们接受一些必要的培训为前提条件的，因此“职业培训”在这里可能主要表现为 ①②参见李路路：《私营企业家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例如当我们分析职工是否选择了社会网络途径寻求再就业时，该变量只有两个选项，即“选择过”和“没有选择过”，凡在求职过程中“选择过”网络途径的个案均被赋值为1，“没有选择”赋值为0，这样就得到一个由0和1组成的变量，统计学中称为“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
为分析方便起见，在这里我们没有再区分结合使用多种求职途径的情况。
④王汉生，陈智霞：《再就业政策与职工再就业行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⑤方程中“教育年数”和“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这意味着教育程度越高、健康情况越好，则职工选择政府安置方式获得再就业的发生比越低。
4一种“门槛”的作用，也就是说那些接受过职业培训的职工才更有可能获得政府安置。
至于那些教育程度低和健康状况差的职工，由于他们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中显然处于较不利的地位，他们对传统就业方式的依赖也是容易理解的。
表3 下岗职工个人资本对再就业途径选择影响的Logistic回归系数模型一府途径）模型二的分析结果说明我们关于人力资本对选择市场就业途径作用的假设也是可以成立的。
职工的“受教育年数”、“接受职业培训情况”和“健康情况”都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身体健康情况越好、接受过职业培训的职工都更可能通过市场或自谋方式获得再就业。
正规教育、职业培训以及健康都是个人对于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表现，具有较丰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处在一种有利的竞争地位。
同时，也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人力资本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报。
因此这些职工选择劳务市场或自谋方式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党员”和“女性”更不可能选择劳务市场或自谋方式，而“干部”则更可能模型二场途径）模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