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昆明菜读后感
汪曾祺谈吃 菜 我这篇东西是人看的，不是写给昆明人看的。
和昆明人谈昆明菜，岂不成了笑话!其实不如说是写给我自己看的。
我离开昆明整四十年了，对昆明菜一直不能忘。
昆明菜是有特点的。
昆明菜——云南菜不属于中国的八大菜系。
很多人以为昆明菜接近四川菜，其实并不一样。
四川菜的特点是麻、辣。
多数四川菜都要放郫县豆瓣、泡辣椒，而且放大量的花椒，——必得是川椒。
中国很多省的人都爱吃辣，如湖南、江西，但像四川人那样爱吃花椒的地方不多。
重庆有很多小面馆，门面的白墙上多用黑漆涂写三个大字“麻、辣、烫”，老远的就看得见。
昆明菜不像四川菜那样既辣且麻。
大抵四川菜多浓厚强烈，而昆明菜则比较清淡纯和。
四川菜调料复杂，昆明菜重本味。
比较一下怪味鸡和汽锅鸡，便知二者区别所在。
大味至淡――汪曾祺 阅读答案 作者周游
读汪曾祺《人间滋味》有感这本书拿在手里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一如汪曾祺老先生的文字，连纸的味道都那么好。
君子之文如其人，也是淡如水，却香，香到让人无论何时看了都会觉得饿。
哪怕只是他信手拈来的绿豆、苋菜，都是令人神往的美食。
也许这就是心美便一切皆美，情深则万象皆深。
很惊叹汪曾祺老先生对生活有如此细致地观察，敏锐地体验。
娓娓道来有一点淡，汪曾祺老先生似乎更有味道，更有力度地讲述，不是炫耀，也没有说教，凭借的是那一种对生活的浓浓的兴趣和热爱。
汪曾祺不仅能写，而且还将其写得有滋有味，妙趣横生。
这主要得益于他对生活对美食的热爱和关注。
我们说一位作家的文章好，好在什么地方
是他对生活的体验、认识深刻，是我们所没有意识到的，再就是他写出了大家心里想到了，但却没有说出来的认识、道理和体会。
就拿对五味的爱好来说，山西人爱吃醋，四川、湖南、湖北人爱吃辣，广东人爱吃甜，我们都知道，比如，“山西老乡爱喝醋，缴枪不缴醋葫芦”啦；火车一开入娘子关，响声就变成“喝醋”“喝醋”啦，等等。
谁也没想到它们能成为写文章的素材。
看起来，对生活的热爱，应该包括它的方方面面，自然“吃”也是一项重要的方面，“民以食为天”，是很有道理的。
在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中关于饮食、地方描述的一些文字，读起来很有趣味。
既有人间的气息，又脱离了生活的俗气。
看他的作品，文字不急不火，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乐趣。
他体验生活记录下感受，通过他的文字我们回味出一种清新的生活。
他是江南人，是那块土地滋养了他的性灵。
那种细腻的、温和的生活艺术，多么有个性。
原来艺术中个性的保留是那么的重要。
就这样渐渐喜欢上了汪曾祺老先生写的文字，平平淡淡的，极细腻，又毫无雕琢痕迹，其实却蕴含着某些生活的小哲理。
“听”他平静地说着，不会乏味，亦不激昂，算不上大气却仿佛牙雕般精致，时代的痕迹很明显，似乎一打开书就走进了一段时光，字里行间的文化气息和温馨感让我很是留恋。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位老先生打趣得紧，又会隐隐觉得他有种淡然，这种淡然，不是那种行文可以营造的淡然，而是他良好的家教和多年的博学所带来的骨子里的清雅。
他又似乎很低调，有着一个大隐隐于市的文人身上的干净与清澈。
他自己也说“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看汪老写的饮食书确实是一种享受，美食在笔下成了一种艺术品，其实都算不上美食，每一种都是极具风情的小吃，简单而入味，让人愿意一遍一遍地读，文化的气息从文字间自然而然地倾泻而出，小日子的味道让人心生喜欢。
读起来甚是欢喜。
小学生汪曾祺读本豆汁儿读后感
读了好几本关于写美食方面的书，觉得写得好的有梁实秋、汪曾祺、邓云乡、唐鲁孙，看完让人有垂涎欲滴之感，色香味跃然纸上。
不过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单从食品档次上说，唐鲁孙当列第一，毕竟是贵族出身，吃的好东西多，自然品味高人一头，食品的历史流传变化、做法等等说得头头是道。
梁实秋位居中档，他的文章文人气质多，精炼而又幽默，让人回味的时候不禁莞尔，自成一家风格。
汪曾祺和邓云乡乡土气息较厚，这和他们的经历有关，汪曾祺少年在家乡高邮，青年求学云南，一个穷学生自然没有多少机会吃得太精，而且他又喜好家常菜和家乡菜，尤其是第一次吃过的食物，多年后仍恋恋难忘，显得富于生活趣味；邓云乡成长与北京，与街头平民食物有不解之缘，吃得多吃的熟，感情深，同样的食物，在别的人眼里感觉一般，在他那里却是无上美味。
上面四个人在北京待得时间都不少，他们的文章中关于北京的食物比重很大，由菜及人及事，娓娓道来，让人仿佛看到当年的风物，感慨历史沧桑变化，有京派传统。
还有一个写食物的大家是周作人，不过我读过之后，对他写的食物并没有太多感觉，反而觉得他的文字平淡之中多有韵味，好比一杯绿茶，淡淡涩涩。
他的文章重点在文字而不在食品本身，文人气质最浓……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的读后感，来自国美网上书店的网友：汪曾祺的文章我都喜欢，转贴一篇别人的评论吧。
亦雅亦俗汪曾祺 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都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在汪氏逝后出版的，一为《文与画》，收录其关于国画的文字，并配有自作的画；二为《五味》，均为谈吃的美文。
其实汪氏小说集散文集舍中均有购藏，这次再度解囊，实在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
在开始回暖的阳光下，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随便翻翻，我突然想起，汪先生的诞辰（3月5日）就要到了。
我不懂文学，当代作家作品寓目者极少，而汪曾祺是这极少数中我最喜欢的一个。
可是说到喜欢的理由，一时又无从置答。
喜欢其文字的清和雅
喜欢他于文字中透露的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
……好像是，又好像不完全是。
这回重读的汪曾祺，均非其专攻所在，不过是其创作之余事，居然对上面这个连自己也茫然的问题若有所悟。
汪曾祺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
拌菠菜、干丝、豆汁儿、芸豆……都是家常物什。
他自己婉辞“美食家”的桂冠时，即以此为谦谢的理由，说“大菜，我做不了。
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不知道怎么做。
”不喜“大菜”，只好“小菜”，这本系文人故习，犹如作诗不能露出富贵气一样。
著有《随园食单》的清代诗人袁枚在一封书信中就说：“饮食之道不可以随众，尤不可以务名。
燕窝、海参，虚名之士也，盗他味以为己味。
”他讥讽为世人所艳称的“燕窝、海参”为“虚名之士”，正和汪曾祺把“鱼翅”轻轻抛在一边如出一辙。
不过，文人的这种习性也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行，否则，过犹不及，容易显出几分矫饰的味道，像袁枚就多少有一点，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时不时要在显贵府上打秋风的他，会一心把那张馋嘴放在家常小菜上。
而汪曾祺不同，他一下笔，我们就知道……
了不起的大作家读后感400字怎么写
以前看汪曾祺的小说，知道他曾师从沈从文，也很推崇沈先生。
爱屋及乌，我就去看了沈从文最有名的小说《边城》，但当时对他那种乡土味的口语文字风格不太喜欢，小说也没有看完。
再次接触沈从文，是从他的短篇小说集开始，《鸭子集》、《蜜柑》、《老实人》、《入伍后》、《好管闲事的人》，集集好看，篇篇精彩。
这时候才开始领略沈先生的巨大魅力。
有人说过，沈先生的语言风格是独一无二的，只要看上几行就能辨认出。
我个人以为这种独特和魅力就在于沈先生将汉语口语的单字、古汉语的单字和当时正在形成的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双字词这几种语汇混合使用，并且构造出复杂绵延的长句。
句子的构成元素和结构的双重特性使得它不仅读起来富于变化而且表达出的意涵很有一般西方文学因为丰富的形容词副词嵌套和从句结构才具备的复杂精致的特点。
沈先生有着传奇的经历，出身于乱世中正在败落的士绅家族，童年时无拘无束地享受了乡村大自然的奇趣和快乐，远未成年时却又独身开始行伍生活，终于成为以创作谋生的作家。
一颗爱好自由感情丰沛的心灵体验生活的种种境遇，观察世间的万千人生，化作笔下源源不断的文字。
沈先生的笔有一种魔力，能让人穿越时空，身临其境，感受他和兄弟朋友童年的欢乐天真，以后所见所识长官、屠夫、兵士的五味人生，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颗心灵自身经历的丰富生活和留下的无羁思绪情感。
沈先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这就更使得新中国成立后他退出文坛令人扼腕和遗憾。
沈先生在他的那个时代是个异数，于革命文学的大潮中形单影只，没有被唤醒民族、推波革命这样大时代的理念浸没，因为他始终有对个人、情感、美好、不幸的敏感神经。
因为此，他才能写出让人向往，令人感动，使人唏嘘；也因为这颗心灵的敏感，他痛苦地放下了文学之笔。
沈从文先生两次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是上天终究是公平的，他留下的不朽作品和情怀就是对他的最好褒奖和纪念。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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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简介
汪曾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代表作有《大淖事》、《受戒》等。
中文名： 汪曾祺 别名： 中国 出生地： 中国江苏高邮 出生日期： 1920年 逝世日期： 1997年 职业： 小说家，散文家 毕业院校：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主要成就： 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 《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代表作 姓名：汪曾祺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0—1997 籍贯：中国江苏高邮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
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
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
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
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
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他的短篇散文《端午的鸭蛋》入选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
编辑本段汪曾祺格言式名诗 1989年在上海从《新民晚报》上读到汪老的《老夫子自道》非常知趣，特引用如下，供博友们一读： 我自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钻研文学，读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载。
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
实近儒家。
人道其里，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
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世无争，性情通达。
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汪曾祺在书房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1939年秋，汪曾祺进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师。
众所周知，该校师生的教与学，是自由的。
汪曾祺就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
但该校的制度是刚性的，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汪曾祺本应在1943年毕业，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
对此，豁达的汪曾祺后来曾感慨地说：“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
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
我已经72岁了，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
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
”经过一年的学习，两门功课过关。
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
他未报名，根据学校规定，只能算肄业。
因之，他虽在该校学习了五年，并未获得毕业证书。
以后，在填各种表格时，他只是写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但在校期间，他读书之博之杂，让后人称道，加上受名师熏染，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
他的大学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
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
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
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
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
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
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
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
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
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1]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
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
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
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
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
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
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
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
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
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
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
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
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
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
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
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
美在身边，美在本分。
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
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
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
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
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手稿《羊舍一夕》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汪曾祺著作 《邂逅集》，1949年4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羊舍的夜晚》，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1982年8月，北京出版社。
《晚饭花集》，1985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寂寞和温暖》，1987年9月，台湾新地出版社。
《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10月，漓江出版社。
《晚翠文谈》，1988年3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茱萸集》，1988年9月，台湾联合出版社。
《受戒》（法文版），1989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蒲桥集》，1989年3月，作家出版社。
《晚饭后的故事》（英文版），1990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旅食集》，1992年4月，广东旅游出版社。
《汪曾祺小品》，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199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1993年6月，沈阳出版社。
《菰蒲深处》，1993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榆树村杂记》，1993年9月，中国华侨出版社。
《草花集》，1993年9月，成都出版社。
《汪曾祺文集》（4卷5册），1993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
《塔上随笔》，1993年11月，群众出版社。
《老学闲抄》，1993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
《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1994年9月，甘肃文艺出版社。
《五味集》，1996年1月，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矮纸集》，1996年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
《逝水》，1996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选集》，199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独坐小品》，1996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去年属马》，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
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如《葡萄月令》。
作品集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
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
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
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
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
味极似虾”。
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
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
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
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
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
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
作品就是作品。
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
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
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
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
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
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
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
《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
《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
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
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
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
《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
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
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
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
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
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 编辑本段相关事件 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
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
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
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
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
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
”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
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
“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
早几天。
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
”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
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现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
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
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
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
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
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
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
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
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
”“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
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汪曾祺[2]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
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
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
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
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
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编辑本段《受戒》 绝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 汪曾祺 比喻。
《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
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
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
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
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
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
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
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
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
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既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
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
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宣扬着复苏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
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
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
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
或许世界 汪曾祺 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
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
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
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
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
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曾受业于沈从文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
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
《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
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地信马由缰。
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
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
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
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
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
汪曾祺自己也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
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汪曾祺为什么写张仲陶这个人
人人都爱汪曾祺，这个可爱的妙人。
在众多作家中，看不出汪曾祺的奇异之处，他有一篇小说叫《异秉》，其实他这人，有异秉。
“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汪曾祺之所以在新时期文坛独树一帜，靠的就是“与众不同”。
汪曾祺是一个达观主义者，乐生，洒脱。
吃地方小吃，品四方美食。
兴之所致，亲自下厨，做两个小炒，美滋滋地喝上几杯，然后铺上宣纸，随意画两笔。
汪曾祺是性情中人，和父亲、和儿子的关系都很融洽，不像传统伦理的严肃，倒像朋友，恰如他所写的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
求学自由见散漫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大运河畔的水城，故乡的风物滋养了汪曾祺的精神。
在他出神入化的散文中，可见小城的咸鸭蛋、野菜、寺庙、手工业者，散淡的文字，让人细细回味。
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汪曾祺先后跟祖父聘请的张仲陶、韦子廉两位先生学《史记》和桐城派古文，获益匪浅。
可以说，桐城派的古文风格影响了汪曾祺终身。
汪曾祺爱书画，也是受家庭的影响。
1939年8月，汪曾祺顺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
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汪曾祺曾随沈从文学写作。
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
由此可见他多么赏识汪曾祺。
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先生还给过120分。
在何兆武的《上学记》中，这样描述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级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拖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巫宁坤回忆汪曾祺的文章中说，3人（巫、汪、赵全章）同住一栋宿舍，又都爱好文艺，“臭气相投”。
每天课后，3人带着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上附近的文林街泡茶馆，一边喝茶，一边看书，聊天儿，或是写点儿什么。
和其他用功苦读的学生不同，汪曾祺是个“异类”。
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杨毓珉在《汪曾祺的编剧生涯》一文中回忆：他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山海云剧社”（社长是哲学系周大奎），1942年暑假，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杨毓珉负责舞台设计，汪曾祺专门管化妆。
后来演出成功，还挣到不少钱。
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一书中回忆，朱德熙最欣赏汪曾祺，不止一次对何孔敬说，曾祺将来一定是了不起的作家。
书中还多次写到朱德熙在大观楼茶店教何孔敬唱昆曲。
可见，唱昆曲、演话剧、看电影，是当时联大师生的重要文娱活动。
感情朴素见风流有人这样评价汪曾祺的作品，每于朴素见风流，传神极了，也可用此语来关照汪曾祺的爱情。
施松卿，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汪曾祺还大两岁。
祖籍福建长乐，是一位生长在马来西爱国华侨家中的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飘洋过海进入西南联大。
施松卿在联大先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后转念生物系，最后转到了外文系。
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他们的女儿汪明说：“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
’”我们问：“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
”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
一眼就能看出来。
”汪曾祺原本应于1943年毕业的，因体育和英语不及格而留级到1944班。
偏巧又遇上政府当局为适应战争需要，征调1944班的学生全部上前线当译员，不服从命令者，一律不予毕业。
汪曾祺不愿去，这样，他就只能拿到西南联大的肄业证书。
为维持生计，汪曾祺去了昆明郊区的“中国建设中学”任教。
这所私立的学校是周大奎和几个联大毕业的同学心血来潮的产物。
在这所学校，汪曾祺认识了同事施松卿。
施松卿爱好文学，上高中时还曾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
她喜欢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没有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的寸骨。
施松卿觉得，这种功夫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
当她把这些读后感当面说给汪曾祺听时，汪曾祺迅即产生了喜遇知音之感。
他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文的女子居然能有这一番不俗的见地。
两人相见恨晚，随着接触的增多，爱情也于不知不觉中悄悄滋生。
教学之余，同事们常见到他俩结伴而行。
1945年8月，一个闲暇的午后，汪曾祺在昆明陪伴好友新婚的朱德熙、何孔敬夫妇，在昆明最好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片名是《翠堤春晓》。
汪曾祺为两人的婚事，付出了不少精力，两人过意不去，想留他吃夜饭。
汪曾祺说夜饭不吃了，“我得回去看看松卿了”。
那时，汪曾祺和施松卿已经是热恋之中了，两人挂念着对方，难舍难离。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
汪曾祺去了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做了国文教员；施松卿则回福建小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她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冯至先生处当助教。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远在上海的汪曾祺匆匆辞职于次年也来到了北平。
由于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和住处都成了问题。
他只好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宿舍里搭了一个铺，每晚去挤着睡，吃饭则全靠施松卿接济，汪曾祺在这儿度过了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
后来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为他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任职员。
北平和平解放后，汪曾祺参加了革命。
1950年初夏，汪曾祺即将随军南下之际，与施松卿结束了长达6年的恋爱关系，结成了百年之好。
生活轻松见乐趣1957年政治风暴开始了，汪曾祺在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汪曾祺成为“右派”，其实，纯粹是为了完成右派指标任务，有人批判他的一首诗《早春》，有一句“远树绿色的呼吸”。
笔者特意找到这首“诗歌”，很短的三两行，边看边想，那个时代真是荒谬。
汪曾祺下放到张家口地区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在这里劳动期间，他完成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
白天画马铃薯，晚上看《容斋随笔》。
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上世纪80年代前，汪家住在甘家口，住房紧张，汪曾祺晚上急着写文章，没找到地方，“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
那模样，就像一只要下蛋的母鸡找不到窝一样”。
一见他这个样子，施松卿问：“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
”汪郑重其事答：“瞎说，什么下蛋，是写文章。
”时间长了，汪曾祺也觉得这个比喻不错，常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那大蛋就是《受戒》。
1987年，汪曾祺应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邀请，去美国访问和创作。
汪曾祺参观海明威农场，见到海明威夫人，“我抱了她一下。
她胖得像一座山。
”汪曾祺在美国处处受欢迎，他的演讲风趣幽默，绝妙之处在于简短。
汪曾祺在致施松卿的家信中写道：“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
真是怪事。
”作为戏曲编剧，汪曾祺碰上了20世纪的时代风云，他把自己的遭遇看淡了，把历史这部大戏也看透了。
于是入乎其内，也超然于外。
像《跑警报》这样的文章，明明是写战时的生活，一点也不觉得紧张，读起来轻松有趣。
汪曾祺说，是用“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战争，那就是“不在乎”，精神是征服不了的。
汪曾祺自己认为受儒家影响深，他欣赏宋儒的诗：“静观万物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笔者觉得，他的为人处世有儒家之风，审美趣味偏好道家。
他喜欢清净无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
”然而，他写市井中生活的小人物，让人觉得温暖。
汪曾祺的写作是怀着一颗温柔敦厚的仁慈之心，持悲悯情怀来观照大千世界。
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羊舍一夕》，散文《故乡的食物》《五味》《葡萄月令》，都清新自然，浑然天成。
汪曾祺在73岁生日时写下这样的联语：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
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
晚年汪曾祺画几笔，玩赏后落座时，一定会想起儿时的高邮时光，想起在昆明，那时年少春衫薄，他和施松卿结伴而行。
谈吃读后感
[谈吃读后感]谈吃读后感中国有一句古话“民以食为天”，谈吃读后感。
是的，“吃”这个字眼在中华文化中占了很大一部分。
据说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对外传播饮食文化。
据、记载，西汉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
而更是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吃饭时使用筷子就是受到中国的影响。
吃看似很平常，其实却大有讲究。
梁实秋曾说，三等人讲究住，二等人讲究穿，一等人讲究吃。
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在“吃”上下了许多功夫。
而当今社会，中国菜更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粤菜、鲁菜、淮阳菜、川菜、户菜等，不同菜系，不同的人偏爱。
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中国菜烹饪的方式更是花样繁多，蒸、煮、炒、煎、炸，红烧、盖浇等等，色泽鲜艳，令外国友人大开眼界。
这些全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祖先们的聪明才智。
吃，也能吃出。
梁实秋所谈的吃，大多是北方菜。
从窝头、菜包、薄饼、溜黄菜、饺子、烧饼油条等，仿佛眼前是一桌，什么菜都应有尽有。
令人食欲大开，回味无穷。
我尤其记得这一段，“分盛在三四个小碗(莲子)碗里，每人所得不多，但看那颜色，微呈紫色，枣香，核桃香扑鼻，喝到嘴里黏糊糊、甜滋滋的，真舍不得一下子咽到喉咙里去。
”那份大家分吃核桃酪的温馨，在喉咙里黏糊糊、甜滋滋的味道，被他描绘得绘声绘色，仿佛在眼前般，呈现出美妙的景象。
我想他对家乡的怀念和回忆就流露在字里行间，对祖国的爱也深深容于笔中，就像中说写的“不管我们这一辈子吃多少回大菜，头发也不会变黄，眼珠儿也不会变绿。
”我们永远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吃的是什么菜，我们最怀念的总是，“”，道理就深谙于此吧。
这本书，不仅带我游览了全国各地的美食，了解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更让我明白了，无论我们走到何方，最怀念、最熟悉的感觉总是故乡，吃着家乡的菜，眼泪也会落下来，读后感《谈吃读后感》。
《知堂谈吃》内容概要：该书选编了我国著名文学家周作人的一些精彩随笔、诗歌。
这些作品都有关饮食文化的内容。
尽管周作人在民族气节上存在很大的缺陷，但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确实是不容我们所忽视。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如何以独到的眼光的品位来论述我国的饮食文化的……《知堂谈吃》读后感，来自亚马逊网友：全是半文言，看起来太不轻松。
所说的也没什么趣味。
不过是些客观的陈述而已，感觉太过平淡无味,没有美食的感觉。
虽然写的是吃，但是还是觉得不应归入美食书一类，归到随笔什么的还算合适。
个人还是喜欢《雅舍谈吃》的风格和感觉，比较轻松，生活气息浓些……知堂谈吃的读后感，来自京东商城的网友：读了好几本关于写美食方面的书，觉得写得好的有梁实秋、汪曾祺、邓云乡、唐鲁孙，看完让人有垂涎欲滴之感，色香味跃然纸上。
不过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单从食品档次上说，唐鲁孙当列第一，毕竟是贵族出身，吃的好东西多，自然品味高人一头，食品的历史流传变化、做法等等说得头头是道。
梁实秋位居中档，他的文章文人气质多，精炼而又幽默，让人回味的时候不禁莞尔，自成一家风格。
汪曾祺和邓云乡乡土气息较厚，这和他们的经历有关，汪曾祺少年在家乡高邮，青年求学云南，一个穷学生自然没有多少机会吃得太精，而且他又喜好家常菜和家乡菜，尤其是第一次吃过的食物，多年后仍恋恋难忘，显得富于生活趣味;邓云乡成长与北京，与街头平民食物有不解之缘，吃得多吃的熟，感情深，同样的食物，在别的人眼里感觉一般，在他那里却是无上美味。
上面四个人在北京待得时间都不少，他们的文章中关于北京的食物比重很大，由菜及人及事，娓娓道来，让人仿佛看到当年的风物，感慨历史沧桑变化，有京派传统。
还有一个写食物的大家是周作人，不过我读过之后，对他写的食物并没有太多感觉，反而觉得他的文字平淡之中多有韵味，好比一杯绿茶，淡淡涩涩。
他的文章重点在文字而不在食品本身，文人气质最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