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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中外教育史读后感

时间:2019-06-30 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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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建筑学研究生要考科目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56城市理论或733建筑理论 ④980城市历史或990建筑历史一、与学校联系,确定具体的学校、专业,获得具体的考试信息 如果确定了要考研,确定了要报考的大致学校和专业范围后,要和学校联系,获得最新的招生信息,并最后确定下报考的学校和专业。

这种获得有关专业方面信息的途径有以下几个: 1、招生简章。

一般在7-8月份出,由各个学校的研究生招生主管部门(研究生院和研究生处)公布。

上面会列出:招生单位名称、代码、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招生的专业人数(有的以系、所、院、中心等整个具体招生单位为单位,有的具体到每一个专业);导师(有的不刊登,多属于集体培养);有的还会列出委培、自费等人数,但保送、保留学籍的名额一般不列出来(但这对于考生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信息);考试科目;使用的参考书(很多学校也不列出,即使列出,经常列出的书目大多,或太少)。

因此可以看出,大部分招生单位的招生简章上的信息对于考生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可以说都是最基本的信息,而关键的信息,却没有列出。

2、系办印发的说明和专业课试题集。

为了弥补招生简章的不足,应付考生不停地打电话询问一些有关信息,有的招生单位(一般都是具体的招生单位如系、院、所和中心等)特别公布一些说明,比如:历年报名人数、录取人数、录取比例、录取分数、参考书目等等,但保送人数、保留学籍人数仍无法公布,因为他们一般要到11月份研究生报名之前左右才能确定。

如果系里能公布最近几年的专业课试卷,那对于考生是莫大的福音了,要是没有看到以前的这些试题,复习准备无异是盲人摸象。

但遗憾的是,公布试题的单位相比较还是很少的,如何能找到专业课试题,就看个人的本事了。

不过现在有一些考研的网站收集了不少专业课试题,为考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3、导师。

能和导师联系上,得到他的一两点指点,无疑会如虎添翼。

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导师一般都很忙,即使联系上也要注意打交道的方式。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很多研究生反映,越是好的学校,和导师联系的必要性也越小。

好的学校一般信息比较透明,黑箱操作比较少,出题也比较规范,很少有偏题、怪题。

4、在读研究生。

和导师相比,在读研究生要好找一些,能提供的信息也要更“实用”,说的话更实在一些。

因此,我建议,如果想考研,尽量找到研究生咨询,你绝不会后悔。

5、各种平面媒体刊登的考研信息。

6、网站。

如果能上网,现在有很多考研的网站,能提供很多信息。

二、先期准备 获得了充分的专业课信息后,找到了完备的复习资料后,该踏实看书复习了。

关于如何复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也有一些大家经过摸索共同认可的方法。

至于具体如何复习,比如:何时开始复习,公共课如何复习,专业课如何复习,是否要上辅导班等等诸多问题,也许要分成若干文章分别予以论述,才能说得大概清楚。

三、报名 报名时间一般在11月,这几年都是10-14号。

在校生报名时由学校统一报名。

在职人员报名一般在地市一级教委的高招办或者报考的学校,可以异地报名,即因为出差等原因在外地报名和参加考试。

报名时填报报考学校和专业时可以填两个:第一志愿,第二志愿。

研究生考试的专业课试题是各个招生单位自己命题,你要按报第一志愿的试题来考试。

在职人员报考时经常遇到的两个问题是:1,非常多的在职人员报名时单位不同意报考而不给开介绍信。

他们很多在招你工作时就说明必须为单位服务N年,在此期间不得调动或者考研究生。

如果档案所在单位不同意开介绍信,如何解决是一个很让人费脑筋的事情。

很多同学找了一个别的有熟人的单位开,有的人甚至到街上找刻公章的偷偷刻一个也报上名。

但是这么做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初试通过后,学校要发函到档案所在单位调档案,这时候如果单位一生气不给,将很难办。

而且学校一般都规定,凡是报考时出具介绍信的单位和档案所在单位不一致的话,将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

2,另一个在职人员中很多人遇到的问题是同等学力问题,即大专生和大专生以下的考生如何报考的问题。

按照规定,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在入校读研究生时必须有两年工作经历。

比如一位大专学生2001年7月毕业,它可以在2003年9月人校读研究生,这样的话,他在2003年1月可以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2002年11月就可以报名。

他应该在此前很长时间,甚至一毕业就开始准备复习。

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学校对同等学力的考生还有一些另外的规定,比如要求有四级英语证书,或者要发表过相关领域的论文等等。

考生在确定报考哪一个学校时,一定要事先看看最新的招生简章,以免白花功夫。

四、初试 初试一般在1、2月份,春节前1、2个星期。

考试要持续2天半,进行5门考试,每门考试3个小时,考试地点一般在地市一级教委高招办设立的考点,或者招生的高校,考生在报名时可以选择这两种考点。

五、调剂 大约在寒假过后,春季开学后1、2周,专业课成绩差不多就出来了,可以打电话向系里和研招办询问。

再过1、2周,公共课的成绩也出来了。

这以后到发复试通知的一段时间是很关键的,如果名次不是特别理想,录取在两可之间,就要多和报考单位(系里)和导师多联系,实在不行看有无可能读自费和委培,或者调剂到别的学校。

六、复试 复试一般在5.1前后,一般是等额面试,少数热门的专业会选择差额复试。

对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的考生,学校一般还要书面测试本专业的核心课程。

近两年国家还在较好的学校,比如清华、北大进行了复试时测试英语口语的试验。

但一般而言,绝大部分学校都是等额面试,可以说非常轻松,主要是聊一些学习兴趣,读过哪些书,对哪些方面比较感兴趣,本科时老师都怎么教的等等,所问的专业知识也都是最基本的内容。

对绝大多数学校来说,接到复试通知,只要你不是替考的,在复试时一问三不知,录取一般都没有问题。

七、录取 复试通过后,学校将发函到你的档案所在单位,将你的档案调往学校,审查没有重大问题后(主要是政治性问题),将会发放录取通知书,将你所有的关系,包括组织、户口、工资关系,转往学校(委培培养除外)。

接到录取通知书,按照上面的报名时间,一般在9月初,你就可以赶往心仪已久的学校了。

一般通知书上会要求考生准时按规定的几天报到,不能晚也不能早,但其实你可以早两天报到,也许能获得一些好处,比如可以捡一个好位置的床铺。

己亥杂诗怎么默

已亥杂诗 [近代.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已亥杂诗 的诗句

近代经世思潮的演变政治腐败,已成“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

一些以“治平”为己任的文人学士和开明宫绅,极力提倡重振“经世致用”之学风,以探求纤解民困、匡救时艰的良策,遂使久已湮灭的经世之学迅速复兴。

其内容更为广泛和丰富多彩:举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乃至变法、谋求富强、整伤吏治、革除弊政、减轻赋税、理财、治河、槽运、海运、盐务、水利、刑狱,以及养民、边政、海防、“夷务”等务实之学,统统成为经世之学的重要内容。

其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晚清经世致用社会思潮,或称之为晚清“经世运动”①.实质上它是封建统治阶级自我调节、缓和社会矛盾的自救自新思想与举措,亦是有益于社会安定与发展的进步思潮。

晚清经世思潮的复兴,以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为标志。

刘广京先生称道此书的叙文“不营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②。

此书于1826年编成,次年刊行,共120卷,收清代议论、条陈、章奏二千余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纲,纲下分立子目,集清初至道光以前经世致用文章之大成。

它清晰地体现了经世派注重研究当代制度及其历史沿革,注重实用、功效、变革与进取的治世精神。

嘉道之世有一大批忧国、务实和关心民虞的经世治学者和以经世为己任的疆臣官吏,其中不少人既是官吏又是学者。

陶澎、王鼎、李兆洛、王引之、林则徐、贺长龄、包世臣、龚自珍、魏源、俞正燮、松编、徐松、张穆、姚莹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经世派的佼佼者。

这些经世派疆臣、学者对有关国计民生、制度兴革、除弊兴利等方面都有建树,思想主张丰富多彩。

例如,陶澎在整理淮北盐务、开辟海运谱粮和兴修水利等方面政绩显赫。

林则徐关心民摸,在江苏等地革除弊政、兴修水利,并对吏治、盐务、潜运等作了有益的改革,对贩济灾荒不遗余力,被民间誉为“好官”。

王鼎对改革河务与盐政、刑狱等,王引之对科举、吏治、救灾、治蝗,皆有研究和贡献。

此外,刘台斗、孙玉庭、蒋枚括、包世臣、张穆、陆建流等对河工、槽运、盐政都作过深入的研究。

当时,对经世致用之学倡导最力、理论贡献最著者,当推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张穆等人。

包世臣长期从事刑钱两席幕府,研究嘈运、河工、盐务、币制,并提出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主张,是讲求时务、注重实学和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故以“善经济之学”著称于世。

龚自珍是近世今文经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早年潜心研究史籍,中年注重借经义以求改变衰世种种弊端,倡言通经致用,提倡学术为社会服务,声言“一代之治,即一①②刘广京在《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一文中倡“经世运动”说,见(合北)《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第364页。

历史研究1991盆第3期代之学”①;遂开关心时务、“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

他反对脱离实际的寻章摘句和烦琐考证的学风,反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提倡士大夫应向富有实践经验的“田夫、野老、驹卒”学习②,并重视实地调查研究,成为注重实学和经世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魏源是和龚自珍齐名的今文经学家,倡导和实践“经世致用”之学。

他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时撰筹槽、筹磋、筹河篇,并助江苏巡抚陶澎筹办槽运、水利诸事。

他反对脱离实际的训话和考证,主张以“经术为治术”③,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是一位有理论有实践经验和有建树的经世派的杰出的代表人物。

张穆是一位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犹长于历史地理的实学家。

并对兵制、农政、水利、海运、钱法尤所究心。

他反对脱离实际“溺于凭虚吊诡”的学风,呼吁学人应就“农桑、盐铁、河工、海防、民风、士习”诸事之中“择其切于实用者一二端,穷源竟委,单心研贯”④,以求实用。

鸦片战前,经世思潮能够骤然兴起,除了社会急需和经世派的努力之外,也是道光皇帝大力扶植和提倡的结果。

他即位于清朝的衰世,求治心切,且能广开一言路,对究心时务和社会实际问题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加扶植。

他当政之初,对治世、取士、教化、军制、武备、水利、潜运、治河、积贮、风俗、保甲、吏治、刑法以及危害社会的鸦片问题极为关注,催促和鼓励臣下提出对策,尽力解决。

随后,他明令推崇公羊学,倾向变革和进取,提倡通经致用。

他曾不止一次地宣称:“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⑤,并强调凡有所作为与贡献者必当“通经致用,有治人而后有治功,课绩考勤,有实心而后有实政·.一”。

⑥他把经世致用之学作为治世之法宝而大加倡导;许多经世方策相继提出和推行,并成为言官奏议中的中心议题和考课官吏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一股经世致用思潮。

鸦片战前,经世派重点探究以下两大社会政治问题:(一)研究和试图解决鸦片危害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危机与统治危机。

道光初年,鸦片危害社会的状况日益严重,禁烟的呼声日益强烈,道光帝遂下令取缔鸦片贸易。

但这时的禁烟舆论大都着眼干凤俗人心,不外乎是“敦教化”的传统主张。

随着鸦片走私的猖撅及l及食者激增,以及“银漏”、“兵荒”等问题的严重,经世派及社会舆论主要集中在严厉禁烟上来。

儿乎所有的经世饭官僚、学者都把禁绝鸦片当作刻不容缓的任务。

许多以经世为己任的疆臣、言官纷上奏章,及时反映情况或提出对策,以使道光皇帝①②⑤⑥g8《龚白珍全集》,第4、10页。

仗魏源集》上册,第24页。

张穆:《肩斋诗文集》卷三。

之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乙巳。

卿函近代经世思潮的演变及时得知鸦片危害“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较洋钱之害尤甚”①;并伤令制订禁烟措施与条例,大张旗鼓的开展禁烟运动。

(二)抨击时弊,·揭露社会黑暗与政治腐败,要求整伤吏治和更法、变革,是鸦片战争前夕经世思潮的另一重要内容。

龚自珍、魏源在这方面的言论激烈,主张明确。

龚自珍对极端专制制度与腐败的官僚政治揭露批判不遗余力。

他痛斥官僚多是无耻的利禄之徒,“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②;做官的时间越长,就越奸诈虚伪。

这些官吏是一群狗蝇、蚊蛇、熊黑和豺狼③,靠这群兽虫是不可能治理国家的。

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扼杀人才、窒息生机的鬼赋世界;痛感社会危机严重,必须尽快改变,并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④,“一祖之法无不敝”⑤,只有“更法”和变革才能挽救社会危机魏源亦是抨击时政、倡言改革的名士。

对腐朽的官僚政治的批判不在龚氏之下。

他痛斥因循守旧的官僚是“鄙夫”、“乡愿”,“除富贵而外不知国汁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他们“无职不旷,无事不蛊,其害且在强藩、女祸、外戚、宦寺、权奸之上”⑥。

因此,他疾呼革除弊政,为民兴利,改变陈陈相因的成法。

他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

”⑦而且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⑧。

可见,龚、魏在鸦片战争前的变法主张与呼喊,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但是清王朝早已积重难返,仅靠经世派以传统的兴利除弊、治乱兴衰的学说与方法进行修补,已挽救不了清朝的衰败,更抵挡不住西方资本主义的鸦片、商品和坚船利炮的入侵和撞击。

可喜的是,注重实际和讲求实效的经世派,在和西方资本主义较量的失败之中勇于接受痛苦的教训,勇于学习西方的长处,遂使经世致用思潮迅速地向学习西方“长技”的方向发展。

房阱香二、经世思潮演变的高潮—洋务思潮鸦片战争的失败使经世派目睹了西方炮舰和工业文明的威力,遂把敏锐的目光从封闭的中国转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以经世致用的思想去了解世界历史和现状,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探求富国强兵和御侮之术。

经世派健将林则徐、魏源等人成为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倡导者和实践家,并为经世致用之学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①《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63页。

②④《龚自珍全集》,第31页。

③同_L书,第132、133页。

国同上书,第6页。

⑥⑨《魏源集》上册,第66、48页。

⑦同上书下册,第432页。

一、经世思潮的复兴及其价值所谓“经世思潮”,是指讲求通晓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实际的崇实学风和价值趋向。

它以经义为治理国家和改良社会之根本,以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

实质上,它是儒家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等政治抱负付诸社会实践的思想表现和具体方策,故有通经致用、经世致用或经世之学、实学等名称。

“经世之学”本由明朝遗臣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所倡导,他们有感于明朝灭亡的惨痛教训,而认真反思明代的弊政,批判空言心性和脱离实际的宋明理学与心学,昌明儒家匡世济民与献身国家、社会的精神。

但在清初的高压政策下,这派很有生气和光彩的学风和思潮没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却被词章、考据、训话之学所湮没,并在学术思想界形成汉学与宋学长期对垒与争衡的局面。

及至嘉道时期,清朝国势衰落,厉史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由林则徐、魏源所开创的向西方学习的风气,偏重于了解世界历史、现状和“师夷之长技”,即学习以船炮为主的西方科学技术与练兵之法。

林则徐在广州延聘外语人才,翻译外文报刊资料和著述,借以了解“夷情”和世界,先后编成《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和《四洲志》。

他还组织搜集翻译大炮瞄准法、战船图式、枪炮制造原理与技术方面的资料,以增强海防和军备。

他对英人的战船火炮推崇备至,希图仿造。

他曾购买一艘美国“甘米力治”号轮船作为仿造轮船的样品。

1841年,他把《火轮船图说》提供给在浙江前线的龚振麟,依样造出一艘车轮战船。

在他的提倡与鼓励下,广东绅士潘世荣也仿制成了轮船和战舰。

林则徐放眼世界、探求西方新知和仿造西器的进取精神,把经世致用之学推向了崭新的阶段。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魏源、姚莹、梁廷楠、徐继舍、汪文泰等一大批经世派学人名士,在探求西方新知和介绍西学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魏源在鸦片战前提倡经世致用;战后则倡导学习西方、传播西学。

他受林则徐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广泛搜集中外资料,于1842年扩编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补成60卷,1852年扩为100卷。

该书旨在了解“夷情”,抵御外侮,并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大命题,成为经世思潮演变的重大转折点。

《海国图志》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史地、社会风情和西方科技知识,成为近代开端时期学习西方的启蒙读本。

在它的影响下,经世派纷纷研究世界舆地,许多著述和译著相继问世。

其中最有影响的有:1846年梁廷楠著成《海国四说》丛书四种,即《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说》,分别介绍美、英、意大利、荷兰、葡萄牙等国的历史、现状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并对耶稣教的起源、发展及其传入中国的原因作了较详的叙述与分析。

1844一1846年姚莹两次奉使西藏考察,1847年著成《康牺纪行》,主要记载西南边疆的舆地情况及作者考察西藏有关山川风物的见闻。

但其中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介绍英、,俄、印度等国的情况,并附有《中外四海地图说》,为人们认识西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848年徐继舍著成的《诚环志略》,对地球作了概述,并按世界五大洲分国叙述地理位置、面积、人口、历史、风情、宗教;还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殖民情况、科技文化及经济发展状况等等,成为与《海国图志》齐名的舆地名著。

此外还有杨炳南主编的《海外番夷录》等介绍外国史地情况的著述。

鸦片战争后迅速形成的研究世界舆地的热潮,大都是围绕着学习茜方、探索富国强兵之道与战胜西方侵略等政治追求而进行的。

这些著作除介绍西洋诸国的史地和社会风情之外,还介绍了西方科学技术,并首次介绍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从而构成早期传播西学的主要内容。

但是,“师夷长技”的主潮尚未真正形成,仅仅限于了解和介绍西国历史、现状与社会风情及科技知识的浅层上面。

到了50年代,在传教士的帮助下才引进数学、天文学、光学、力学、化学、生物学、地矿学等基础科学,并翻译出版了有关的著作,丰富了西学的内容。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在失败羞辱的刺激近代经世思潮的演变下,迎来了经世思潮演变的高潮—洋务思潮(即自强思潮)。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对清王朝的打击和震动远比头一次厉害得多。

用冯桂芬的话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

凡有心知血气者,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多制于小夷也。

”①清朝统治者和士大夫痛感“创巨痛深”,因此“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

”②甚至出现了“一唱百和、万口同声”谈洋务的局面③,形成声势赫赫的洋务思潮。

夙以关心时务、讲求实际为己任的经世派官绅士庶亦争相发表言论,著书立说,为谋求“师夷长技”和求富求强而献策。

当时,既精通经世致用之学,又究心西学的冯桂芬著《校那庐抗议》一书,鼓吹“采西学”,“制洋器”,发展近代企业与培养西学人才,并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理论,成为经世思潮进一步演变的里程碑。

洋务派追求自强的途径不外是接过林则徐、魏源所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旗帜,实践和发挥“师夷”的主张而已。

洋务派首领人物大都发表过这方面的言论。

例如,奕诉曾明确地说过:“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④李鸿章不止一次表示:“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今日试办以期有成,“庶几取外人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拙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

”⑤这些话概括了洋务运动的目的,即自强御侮,亦概括了举办洋务的办法与途径,即学习西方制器、练兵等长技。

这反映了以“师夷”、“御侮”为主要内容的洋务活动确为林、魏“师夷制夷”之余绪。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经世致用的学风使他力主革除弊政,讲求治国安民之策以求振作。

他虽以理学相标榜,但他不尚空谈而务实际,是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理学经世派的思想核心是注重维护封建伦理制度和调整封建统治政策,增强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

因此,务实精神使曾国藩能够接受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新事物,其中包括“师夷之长技”等学习西方的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他就明确的表示:“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⑥,并于1861年12月在安庆设内军械所,第二年便开始仿造西洋船炮,使经世思潮开始变成举办洋务的实践活动。

李鸿章举办洋务最有成绩,1862年他率淮军到_L海,在与外国侵略者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目睹西洋枪炮的威力而感到惊奇和崇拜,成为他举办洋务的契机。

他提出:“取外人之长技,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⑦并把学习西方制器(枪炮轮①《校邺庐抗议》卷下,《制洋器议》。

②③《洋务运动》第1册,第26、454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第1页。

⑤《洋务运动》第谨册,第14一15页。

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五,第14页。

⑦么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

历史研究船)练兵之长技作为举办洋务事业的核心。

70年代以后他认识到“必先求富而后能强”,进而提出“稍变成法”才能“转贫弱而为富强”①。

他所主张的“变法”多属革除官场积习和弊政,改良兵制和科举考试之类的枝节性的变革。

可见他的治世之道并未超越理学经世派所要求的治世、改良的范畴,亦是在经世致用之学的基础上增添西学西艺的内容。

但随着西学内容的增多,使他的传统的经世内容越加减少。

左宗棠和张之洞亦是由经世思潮向洋务思潮转变的关键性人物。

左宗棠是传统的经世派人物,注重修明政事和解决社会实际与民生问题,富于改革精神。

他对有益于国计民生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学问和新事物不抱偏见。

他曾说:“苟有益于时局而事属可行,必无干格。

”②因此他能主动地取西方之长以补中国之短,使经世之学与西学西艺充分发挥治世济民的积极作用。

左宗棠“师夷制夷”的目的很明确。

他在师夷长技的洋务活动中,最重视仿西法造船。

他认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

”③并认为这是“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讥,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

”④可见,左宗棠是把传统的修明政事等经世思想与“取西方之长”(科技)结合起来,作为举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以达爱国御侮、富国强兵之目的。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领袖人物,亦是正统儒家经世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起初,他对洋务并无了解,且以维护封建道统为己任;但他讲求功效和实用,主张学术不分门户,汉宋两家和其它学术兼容并包、经史并重。

特别是80年代初期他任山西巡抚时,在传教士李提摩太帮助下认识到西方科技、军工器械和机器生产等为内容的西学的价值,使他迅速地从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并坚定地认为:“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

’,⑤显然他已充分认识到茜学的价值远比传统的经世之学为高。

此后他举办了许多洋务事业,但始终不曾减弱维护封建道统伦常的一切努力,并在《劝学篇·外篇》中进一步发挥冯桂芬的“中体西用”思想,强调“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使偏废”,企图以西学去保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躯体。

但在实际的社会效果上,“卫道”的主张和言论无异于一块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而事实上则是西学几乎取代了传统的经世方策并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因此,《劝学篇》的问世标志着西学重要地位的确立,而传统的经世思想则在事实上渐渐退居末流。

《劝学篇·内篇》虽然大张尊孔、忠君和礼教之防,实际上则是老生常谈的官样文章;不管封建统治者如何起劲地吹捧,但是社会上普遍共鸣的则是《劝学篇·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九。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版,卷四。

⑧同上书,书赎,卷七。

④《洋务运动》(五),第465页。

⑤《张文裹公全集札近代经世思潮的演交外篇》开通风气、吸取新知等方面川合实际、启人智慧、给人力量的西学内容。

在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翻译西书,兴办各类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为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应用奠定了基础。

与西方应用科技大量地输入相适应,自然科学各类基础理论亦日益广泛传播。

自然科学以数学、物理、化学等类居多;应用科学以医学、工艺、军工类别占优势,许多学科的新成就相继输入中国。

例如数学类的代数、微积分和概率论,物理学类的有关声、光、电、热、水、力学的新成就,以及生物学类的细菌和微生物等等。

这些科学原理和知识的输入,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基础,极大的丰富了西学的内容。

三、经世思潮演变的终结—维新思潮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不当权的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影响日益深化,逐渐认识到仅靠仿造西式枪炮、轮船和创办新式企业并不能使中国富强,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教制度,进行社会改革才是富强的根本。

这些人大都由封建文人转化而来,早年或放弃科举,或从事经商,或参与洋务事业,或投身于洋人的报馆、洋行和书院,接触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

他们研究了西方社会制度后,认识到中国不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就不可能象西方各国那样强盛起来。

他们不赞成洋务派只求富强的“皮毛”,认为学习西方技艺是次要的,而变革制度则是根本性的问题。

郑观应曾说:“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

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撅步趋,常不相及;就令次舰“;交行,铁路四达,果足恃乎!”①他们批评洋务派举办洋务是“小变而非大变,貌变而非真变”②;“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

”③因此,他们要求建立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制度;认为必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为此,他们尽力介绍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认为仿照英国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最为理想。

这些主张和要求在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里有着充分的论述,集中反映了洋务思潮向改良思潮转变的过程和思想风貌。

此书以“道器”的关系论述了旧学与新学的不同;并在《学校》、《西学》、《铁路》、《商务》、《邮政》等篇中充分表述了“西学”的丰富内容,旨在阐明“主以中学。

辅以西学”的体用关系。

但是,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出身、经厉很不相同,虽然他们早年大都受过旧学的熏陶,但经学的根抵不深,真正称得上“通经致用”的人寥寥无几,对“经史经世”有研究者不多。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序。

②⑧王韬:《性园文录、入卷七、卷一。

历史研究康有为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有所不同。

他精通儒家经典,早年由古文经学派转变为今文经学派,犹长于《春秋》公羊学,成为他变法维新的思想基础。

他对儒学的重要经典《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都有注释问世,“既以新时代的精神阐释儒学旧传统”,“又以旧学问的立场析论现实问题”①,成为“融通新旧、兼摄中外”的新型的经世之作。

但是,这些经注都是他在20世纪初流亡日本时期的作品,而他致力于西学研究则始于1879年游香港、1882年游上海之时,“乃广购西书,大讲西学,尽释故见”②。

可见,他和王韬、郑观应等人一样是在了解和实践西学的基础上,以西学诊释中学(旧学),而不象魏源等人那样是在研究和实践经世之学的基础_L吸收西学,以促进经世之学的演变。

甲午战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深、广度大大超过了洋务运动时期,基本上把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中的许多重大发现、_发明等新成果引进或介绍到国内。

例如,对:射线和镭的发现及其研究与应用作了及时地介绍。

此外,西方政教制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引进和传播,使西学完整、系统,使学术思想界和社会舆论的风气为之一新,促使维新思潮的发展。

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介绍到中国,震动了全社会,推动救亡图存运动迅速高涨;推动了变法与革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并与变法运动相结合,形成生机勃勃的维新思潮。

直至戊戌变法前后,康、梁的变法主张、论著及其实践,标志着经世思潮演变的终结。

这些事实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学的统治地位仍在维持,但西学“经世”的威力与作用已得到普遍的认可;而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则失去昔日的光辉而急剧衰落与泯灭。

光绪皇帝的老师是谁

翁同龢清代书法家。

字叔平,号松禅, 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

咸丰六年(1856)进士。

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

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

卒后追谥文恭。

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

书法遒劲,天骨开张。

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

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

晚年沉浸汉隶,为同、光书家第一。

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

1857年被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

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先后典试陕西、山西。

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

光绪元年(1875年)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前后达20余年。

翁同龢学识渊博,除了正常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必读课外,还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史地、科技和早期改良主义著作,新学旧学兼顾,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意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

翁同龢把他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渗透在他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中,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堪称近代教育的第一导师。

翁同龢的教育使光绪帝扩大了知识领域,为以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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