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红鞋》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道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以后对自己所做错的事情，要勇于承认并认真改过自新，并且要报答关心和帮助自己的人。
每个人要对自己所做的错的事，要承认并认真改过。
历史3000字的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一声叹息万历帝——《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本文所说的“一声叹息”，只限于如果按照现代人正常思维状态下，去努力理解当时已经集国家权力于一身的中国明朝皇帝却根本没有办法运用自己的意志去办一件自己想做的看上去是极小的事情，当然就更说不上让他青年人家领导当时的明代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国家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强盛兴旺，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这实在是令现代的中国人大大失望了。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数不胜数的封建政治家、封建思想家、封建实干家、封建统治者们，封建被统治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自我奠定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特色的人类封建社会行为准则，它就是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它包括了身处任何地位级别的中国人从小长大从生到到死全部生涯中的唯一行为纲领：下级永远服从上级、儿女永远服从父母、女人永远服从丈夫——而从来不允许怀疑其上级、其父母、其丈夫在任何时候会出现有过错的事情。
有过错误也得服从。
当然，如果数以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所有的曾经的为君者、为父者、为夫者全部百分之百绝对正确过、绝对伟大过、绝对英明过……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社会景象啊。
可惜啊，在如此沉重的伦理道德的外衣下，人类间科学真理的闪光、科技知识的萌芽、人类人性善良的曙光……全部都被静悄悄地被压制着、被消灭了——当然，其中也包括看上去拥有世上最大财富、拥有全国最大权力的正处年轻时代的中国明朝万历皇帝。
我所接受过的教育中，权力曾经是一个神圣无比的词句：*杆子里出政权、权力是做大事的基础、这个世界是由帝王一类掌握大权的人所创造的…… 黄仁宇先生的文字，却让我明明白白看到，一个号称当时世界经济最强国之一的当朝年轻万历皇帝大权在握却活得是如此那样地艰难。
作为一个中国皇帝，他是最让我失望的：他正当年轻且大权在手，可是，他除了在中国最大的农民式的皇帝后宫里享受着众多女人们给于他的所谓人生其实只是一个雄性男人在性方面的某种自由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换句话来说，如果他能够走出这些女人组成的后宫一步，他便完全处于无事可为的境地——他的大臣们其中包括有名的张居正老先生都替他把国家的事儿都做完了，以至于他才满二十四岁青年少年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发出“生活的单调和疲劳”的人生叹息。
试想想，任何时代中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比如说大学本科已经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更不用说一个二十四岁便大权在握的中国皇帝，其皇帝职位本身就是一种多么令人感觉兴奋的、至少可以想像、至少可以觉得做成多少大事的职务啊。
请睁开眼睛看看别人是怎样当皇帝的吧： 当年同样十九岁的俄国大皇帝，他悄悄地独自到邻国去学习造船技术；三十多岁日本国皇帝，亲自组织日本全国官员学习西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的经验，从西方国家把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移植创建在自己国家的国土上——想当年，日本国的首批纺织女工，都是由日本当时政府官吏家的女儿们担任的；当时的日本民众中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她们普遍认为，纺织机器是一种怪物，人类是不能接触它的；日本皇帝为了国家的改革进步，首先动员自己的下属官僚家的女儿们充当日本国的第一代纺织女工
……中国万历皇帝啊，你正当二十四岁的时候，你青春少年大好年华，只知道像一个无知农民一样、像同一只种猪一样守着九个嫔妃与无数宫女日日夜夜过日子，这是为什么
然而，所谓的中国万历皇帝过着美女环绕的日子却没有感觉丝毫幸福——他心里最明白，他的所谓的某种程度的性自由的结果却是烦恼多多：他的子女中所谓的长子只是他与母亲身边的一个宫女发生一次肉体关系后的自然结果，他心目中却特别钟爱着其中的另外一位嫔妃——他在接二连三生育了十男九女之后，一个所谓的中国明朝大皇帝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最欣赏的、看上去最有能力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担任太子，成为未来他的皇家事业的继承人。
万历皇帝啊皇帝万历，你像一个正正当当的中国皇帝吗
——除此之外，你为什么不能为中华民族做一点点让这个民族让这个国家日后强盛的实际事情么
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银行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军事武器设计家制造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船舰制造家啊；比如，创造发行中国明朝纸币、开发中国明朝股市、培养中国自己的股票交易人才啊……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君主们正在开始培养发育这方面的专家了。
你学学别人不行吗
而可怜的中国皇帝们，只知道千篇一律一代又一代地培养着只知道读几本道德经书的书呆子们——却被后世所谓的文人名士历来号称为哲学家或诗人。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强盛，一个民族的兴旺需要的是许多实实在在的实干家，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军用民用的技工工艺师、机器设计师、机器操作师、工厂企业家、银行家……及有适当比例的哲学家与诗人。
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是哲学家与诗人，大家都处于极度浪漫的思绪之中过日子，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可怜的万历皇帝 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日常生活如此，中国平民百姓岂敢不如此
再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及中国人们心态如此，居安不思变，日后岂有不败之理
万历皇帝是幸运的：按照惯例，他在八岁那年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节。
几个月之后，这位刚刚九岁的皇太子，穿着丧服，被众官员“劝进”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其实，明王朝政权的运作，全部由著名的宰相张居正先生一手把持着，那是另外的事儿。
至少，皇帝的位子是由已故皇帝的一个孩子以合理合法的皇太子名义继承着的：父母之命、长子为大……它是极符合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
万历皇帝是可怜的：按照惯例，他在母亲皇太后的意愿下，年仅十四的孩子般大的皇帝，与一位同样年仅十三岁的孩子般大的平民女儿出身的皇后举行了大婚仪式。
皇帝母亲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
只要册立了皇后，皇帝便可以册立皇宫里任何女子成为合法的皇帝专用的女人，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其结果是：万历皇帝一生共有八子十女共计十八个儿女，分别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
其中，天算不如人算，万历皇帝阅女无数，平生最终爱的女人却只有一人，她就是皇帝本人年满十八岁那时所认识的一位年仅十四岁的郑氏女孩，她是被万历皇帝最早册封为皇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女人。
各位看官，正因为如此，中国明代万历皇帝的悲剧便开始了。
其中，万历皇帝平生最喜爱的儿子就是他与这位淑嫔所生育的儿子——由于他仅是万历皇帝十个儿子中第三位出生人世的儿子，他虽然可能具备着继承皇帝位置的许多天生必然条件，却不具备继承皇帝位置的天生必须资格——他并不是万历皇帝的长子。
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标准千条万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长子为大”——皇帝也不能例外。
天啊，各位看官你可相信，万历皇帝所谓的第一个儿子，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一不小心在一次少年性玩乐游戏中，与皇太后母亲的一个随身少年女仆发生男女肉体关系后所得到的结果。
问题还在于，万历皇帝本人坚决相信，这位所谓的天生的“太子”并不具备当好一个中国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
为了实现以上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不是太难的家庭接班人目标，多少年来，万历皇帝本人曾经作出种种努力得不到响应，万历皇帝的政府办事机构文官组织成员不惜以牺牲个人生命为代价而万般阻挡，决不能让时任皇上破坏中国皇帝祖先制定的“长子为大”的规矩以至于犯下滔天大罪——万历皇帝从此不理朝政几十年，其中三十多年来他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相信吗
少年皇帝与少年女仆的***结晶不是同样被认定为封建社会中的“长子为大”范畴吗。
换一句话来，一个年轻的中国皇帝可以由此而三十多年不上班不办理国家大事——天啊，当时的中国明朝王朝官僚体制竟然同样正常运作。
令人更不可想象的是，作为一代皇帝的他，竟然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的同时，万历皇帝又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范例：臣僚们不让他立三儿子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甚至不让皇长子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以增长未来担任皇帝所必须进修的基本功课。
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难道，当时的中国明朝社会真的无事可为吗： 比如，万历皇帝的祖先明王朝首席皇帝朱元璋先生，曾经以一位当家杰出农民的天才构思，组建了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组织保障机制。
他老先生组织的试点中，五千名明王朝军人的军銄不是由国库开支，而是由当地政府选择的五千户农民家庭将他们应该上交国家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些明朝军人的家中——竟然推而广之成为全国军事编制的国家正规制度，从此短距离的物质运输成为时尚，国家级的物质供应、货币供应、交通运输……全部成为泡影。
明朝开国皇帝设置了相对而言较轻的国家赋税，同时却让人民派出无穷无尽的差役。
如基层政府衙门内的文书、仓库出纳、看守、守门人均由纳税人承当。
军人由卫所辖区内的“军户”充数，为政府煎煮食盐有“灶户”，看守王府陵墓有“坟户”。
政府衙门所用的文具、纸张、桌椅、板凳等，一概向民间无价征发。
阅读着古书，有时，看看身边许多现实社会行为，什么“当地政府出一点，商家出一点，业主出一点”……总觉得有些眼熟。
明朝政府既无意为人民服务，其衙门职责则尽在管教，以维持传统“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价值，威权在赋有道德之名位，不由分辩。
著名的明朝模范官吏海瑞先生，身为政府官员兼任地方司法官，办事判案决以伦理道德作为斟酌的标准：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
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地理解，就是当海瑞先生老人家办理民间案件，当有可疑没有证据一时无法定案的时候，宁可委屈那些兄弟关系中的小弟、叔侄关系中的小侄、贫富关系中的富人、老实人与刁顽人中的刁顽人等……至于“以事实为准绳”则放置一边去吧。
朱元璋王朝的国家架构政策设计，固然足以防止大地主之出现，但是同时也阻止了民族工业化之前的初期存积资本，而且并非在大多数小自耕农的体制下“剥削”即能杜绝。
稍宽裕之农户，稍有储蓄既无处投资，而穷困之户亦无他处可以借贷，于是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造成中国近代史上之悲剧，使多数人口追逐小块土地之收获，只有人口高度增加，无法提高工资，改进生活程度。
由此，在中国明代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儿：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当地十几个不同的政府小单位；一个军队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旦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彻底消灭了中国土地上产生任何社会高级形式的军事补给改进、交通运输系统改进、财务管理系统改进、银行系统的产生与发展等萌芽。
说来谁会相信，明王朝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先生的所谓“戚家军”手中的武器装备，都是由东一家、西一家农村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凑合而成的——一个堂堂的号称世界首富行列的明王朝，连一个系列的国家军队武器制造企业都没有
一个国家军事供给方式组成如此，一个国家军事装备制作方式如此……久而久之，这样的国家在未来国与国之间战争中还有取胜的希望吗
当时，日本岛国民间海盗正在准备掠夺中国大陆，英国女王正在领导国民同样以海盗的方式振兴英国与强国西班牙争夺世界市场…… 我们的中国明代年轻皇帝却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只感觉自己“生活的单调与疲劳”。
从这个角度上看，万历皇帝虽然以居中国皇帝职位时期历时最长，却是最严重失职的一任中国皇帝——所以，区区三百多年以后，英国的一个女人所建立的帝国能够派出几千士兵便可以远渡重洋进攻并战胜中国另一个皇帝的号称数十万、上百万大军的中国清朝军队，那便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
“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看来是真的。
皇帝也会消极怠工，真让我长见识了。
——借此特别感谢《万历十五年》的作者，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你的论述让我长了见识。
缠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为什么会有缠足习俗
是什么造成这一习俗的广泛
山西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因兴起于晋中汾阳、孝义、祁县、太谷及太原一带，所以又称为“中路梆子”或“中路戏”。
它和蒲州梆子、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合称“山西四大梆子”。
流传外地后，被称为“山西梆子”，建国后改今称。
晋剧在形成初期，仅流行于晋中盆地十县和西部八县以及东四处(平定、昔阳、孟县、寿阳)，主要观众是农民。
后以太原为中心，逐步扩大到晋北、晋南与晋东南个别县份。
随着晋中商人赴外经商，晋剧的活动范围又逐步扩大到张家口、北京、天津以及陕北、甘肃的部分地区。
清末民初，中路梆子的班社还曾到上海演出。
在张家口和冀西井陉一带，它己成为当地主要剧种，设有许多职业剧团，一些晋剧著名艺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为当地培养出许多演员。
S} 关于晋剧的渊源，老艺人中传说不一。
一说是蒲州梆子向北发展，为了适应晋中地区观众的欣赏要求，逐渐形成中路梆子。
一说晋剧与北路梆于原是同一个剧种，后在晋中地区逐渐地方化，才从北路梆子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剧种。
还有一说认为它是在晋中祁太秧歌等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蒲剧、北路梆子等的艺术营养而形成。
以上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从晋中地区早期组班要约蒲州艺人，设科班教戏要请蒲州艺人当教师，以及学戏语音要以“蒲白”(晋南地方官话)为准等事实来看，一般认为中路梆子是由蒲州梆子演变而来。
在演变过程中，艺人们吸收、融化了祁太秧歌和汾孝干板秧歌的腔调和打击乐器等，在语音、唱腔、表演上均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自己高亢激越而又清新委婉的风格。
早在晋剧形成之前，晋中一带，就有关于“并州腔”、“三例腔”的记载。
到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中路梆子已非常盛行。
清咸丰、同治(1851-1874)以后，晋中票号兴旺，商业发达，中路梆子的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先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班社和演员。
不少爱好戏曲的豪商巨贾，出资邀请著名艺人组成实力雄厚的“字号班”。
一些文人也参加了戏曲活动，如太原北后街“字号班”。
一个研究晋剧的艺术团体。
民间“闹票”、“打座场”等演唱活动更为频繁。
晋中平原及东西山，民间迎神赛会很多，如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庙会、四月初八奶奶庙会、五月十三日关帝庙会等。
这些庙会正日都要唱戏敬神。
此外，正月天地会要唱“人口戏”，粮行要唱“添仓戏”；四月和七月龙王庙要唱“雨戏”，民间祈雨时要唱“安神戏”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侵占太原及晋中各县，中路梆子受到严重摧残，班社纷纷解散，艺人四处逃亡。
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绥边区，于1939年后，曾先后成立了七月、人民、吕梁三大剧社，在战争环境中，还能培养出大批晋剧人才，编演了不少新戏。
这期间，除移植上演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外，还编演了以岳飞被害为题材的古装戏《千古恨》和表现边区劳模事迹的现代戏《新屯堡》等。
建国后，山西、内蒙、河北等地，先后建立起许多晋剧演出团体，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传统和现代戏，并培养出大批中、青年演员。
e 晋剧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风格。
过去晋剧纯由男演员演唱，一般定F调；后逐步发展到以演员为主，改定G调。
除“二音子”用假音演唱外，乱弹分七种板式：平板(亦称：“四股眼”)4 \\\/4为拍；夹板为2 \\\/4拍；二性为 1\\\/4拍；流水为1 \\\/4拍；另外还有介板、倒板、滚白等。
每种板式还有许多变化。
如流水板中即有大流水、小流水、紧流水、慢流水、二流水等。
此外还有三花腔、五花腔、走马腔、三倒腔、倒板腔等许多花腔。
晋剧十分注意运用二人以上的对唱、轮唱手段发挥其唱腔的艺术特色。
如《忠报国》，通过大花脸、须生正旦的轮唱，追述以往故事，交流当前感情。
轮唱中多用适于叙事的二性板，旋律舒展。
《走雪山》中是以老生与青衣的对唱，来表现曹府遭祸后，老家人保姑娘仓皇逃难的故事。
先以介板对唱，表现主仆脱离虎口时的狼狈状态；继以二性轮唱，追叙受迫害的经过，男声方落，女声又起，交替歌唱，别有韵味。
在晋剧中也有大段独唱。
这种独唱，一般用慢垛板；如《空城计》、《见皇姑》、《打金枝》中的孔明、秦香莲和沈后的单独唱段，无锣鼓之响，有丝弦之音，行腔运调有如甘露细雨，点点入地。
在晋剧唱腔中，还有用平板、夹板、二性、流水等组成的套唱腔。
一般用于追叙、忏悔、思考问题等。
滚白是用以表现泣不成声，极度悲哀的情绪。
从过门到唱腔，都有极大的感染力。
如《芦花》中闵德仁的两闪滚白，往往是演员挥泪而歌，观众弹泪而听。
过去晋剧文武场编制为九人，称“九手场面”，即鼓板(指挥)、铙钹、马锣、小锣、梆子、吸胡、三弦、二弦、四弦。
有时伴奏中需用铰子，由弹四弦者代操；需要唢呐伴奏时，则由弹三弦、拉二弦者代吹。
文场乐器，呼胡是中音乐器，亦名“葫芦子”。
椰壳，比板胡壳大，状如鸡心，口面直径约12-13厘米，粘以桐木板。
主档以硬木质制作，长70厘米。
安有腰码，固定在档之中部。
下码置于桐木面上端六分之五处。
马尾竹弓，音质柔和，酷似男中音声腔。
呼胡拉主旋律，二弦、三弦、四弦配合伴奏。
艺人说：“呼胡、三弦是肌肉，二弦是骨头，四弦是筋。
”又说：“呼胡立杆子，二弦加塞子，三弦补窟子，四弦掌尺子、定调子。
”打击乐器中的马锣，既重且大，直径55厘米，厚约1厘米，声音不散不躁，现多用“六”字马锣，与弦乐“sl”音相全，故有用马锣定音的传统习惯。
晋剧弦乐牌曲很多。
表现愉快情绪的有〔绣荷包〕等。
表现苦恼的有〔太阳神针〕等，紧张用〔紧杀鸡〕，舒缓用〔大寄生〕。
这些曲牌可单独使用，也可联辍使用。
如《打金枝》中的《闹宫》与《春秋配》中的《拣柴》的音乐，就是用若干曲牌组成的联奏曲。
唢呐曲牌也很多，如“坐帐”用的〔开门鼓〕、〔慢拜场〕等，能渲染元帅升帐时隆重庄严的气氛。
《战宛城》中用的〔对舞〕，有千军万马奔腾攻战的气势。
打击乐的锣鼓点，约有四、五十种。
如〔硬三锤〕、〔五锤子〕、〔三翻鹞〕、〔小战〕、〔战煞〕、〔海沙〕、〔披头〕、〔帽子头〕、〔回头〕等。
使用时，可根据剧情发展需要来选择。
如〔闷场〕(俗称揉肚子)，可配合人物捶胸、顿足、立坐不安的动作与呼喊节奏。
《斩黄袍》中高怀德上场，《回荆州》中赵云上场，《长板坡》中张飞斥责赵云之后，都是用这种鼓点来衬托人物烦躁和焦急情绪。
中路梆子有时在四股眼、夹板、二性唱腔之前，使用〔七锤子〕与弦乐接，必要时带〔撩子〕配合剧中人耍马鞭、或“接门”的动作。
《坐楼杀惜》中宋江杀死阎婆惜，从她身上搜索梁山书信时，用〔小战〕伴奏，有力地渲染了其战战兢兢，极度紧张的状态。
Rh{auO 晋剧中，分传统的生、旦、花脸三大行为红、黑、生、旦、丑五行。
清末民初，晋剧中已形成五大行，十五小行。
五大行指的是：红(胡子生)、黑(花脸)、生、旦、丑。
十五小行指的是：正红、老生(正红、大黑兼)、大黑、二黑、小生、武生、娃娃生、正旦(青衣)、小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文丑、武丑。
中、北路梆子清代时大致与蒲州梆子的脚色行当相同，后逐渐发展变化。
到清末民初，中、北路梆子已形成五大行、十五小行。
五大行：红(胡子生)、黑(花脸)、生、旦、丑。
十五小行：正红、老生(正红、大黑兼)、大黑、二黑、小生、武生、娃娃生、正旦(青衣)、小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文丑、武丑。
晋剧的脚色行当，根据演员的技艺高低及在群众中的影响程度，分为头套(亦称头路、头牌)、二套(二路、二牌)、零碎三类。
头套演剧中主要人物，二套演次等人物，零碎应杂。
《蝴蝶杯》为便，田云山为头套胡子生应工，胡晏为二套应工，零碎则扮演家院田明。
晋剧的脚色行当中，生行中的胡子生为最主要的行当，一般戏班以其为挑班演员，故称之为挑大梁的，在戏班中所挣“戏份子”(即工资)最高。
胡子生可分为黑胡子生、老生、红生，多扮演中老年的正派人物。
戴三绺(关羽则为五绺)髯口为其主要标志。
一般群众和演员在习惯上都称胡子生演员为唱红的。
四大梆子中的胡子生演员以“红”为艺名的尤多。
胡子生中戴黑髯(一般为黑三绺)称黑胡生，居胡子生之首，多扮演帝王将相、官吏员外等有地位的中年男子，须生演员必须具备过硬的唱念功夫和扎实的腰退功、武功；另外还须掌握梢于功、髯口功、帽翅功、幅子功、靴子功、鞭子功等高难度技巧。
唱功戏、做功戏、功架戏均要能拿得起。
能唱不能做或能做不能唱，称不上好把式，只能算片(撇)子演员，不够挑班资格。
在唱念上讲究吐字清楚、喷口有力、缓疾有致，以本嗓为兼用假音(背弓音)，具有高亢激昂之特色。
身段、功架则讲究仪表庄重、英武刚健。
因因子生演员表演难度大，扛戏分量重，故四大梆子的胡子生历来均由男演员担任，已成传统。
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晋剧中涌现出以丁果仙为代表的一批胡子生女演员，称之为坤角。
她门以嗓音明亮清脆、扮相俊美大方、做戏逼真细腻见长，赢得广大观众欢迎，迅速取代了男角胡子生在晋剧中的头牌地位。
但是，由于女胡子生演员生理条件所限，一些身段、功架、武功较重的戏难以胜任，致使一些剧目逐渐从舞台上消失，如《出棠邑》、《观阵》、《上天台》、《五雷阵》等。
胡子生行当中还有老生。
红生之分。
老生，扮演老年长者，挂白三缮或苍三绺，表演以倡做为主，苍老、凝重、朴实是其主要特色。
红生戴黑三绺，勾红脸，扮演勇武忠直的人物。
小生：分文生、武生、娃娃生。
文生有纱帽生、翎子生、巾子生、穷生等。
主要扮演青年男子。
纱帽生，戴纱帽，穿蟒袍或官衣，扮演有功名的人物，表演上要求仪态端庄洒脱。
翎子生以头插锥尾为主要标志，多扮演武将和文武双全的人物。
一般由文武小生扮演，。
要翎子为这类脚色绝活。
巾子生，戴巾于，穿褶子，持折扇(故又称扇子生)，主要演风流儒雅的公子，表演上要求风流潇洒、儒雅俊秀。
穷生，穿素道袍或富贵衣扮演落魄书生一类人物。
要求表演出人物穷困潦倒及贫而有志的神情形态，娃娃生，扮演少年儿童，戏的分量不重，多由童伶、学员扮演。
武生：分短打、长靠两种。
扮演擅长武艺的青壮年男子。
短打武生，戴罗帽，穿箭衣、侉衣、豹衣，表演上以武打、翻跌为主，武生扎大靠，着厚底靴，表演上以开打、功架为主。
旦行：主要有正量(包括闺门旦)、小数点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
正旦，又称大旦、青衣，多饰演已婚、正派的中年妇女。
以唱做为主，宁静端庄、晓理贤慧为其主要特色，另外有一些唱功戏中的未婚女子(所谓“闺门旦”)。
也由正旦应工，正旦常与胡子生配戏，戏的分量一般都较重。
小旦，多扮演青少年女子，有小旦、花旦之分，二者的区别在于人物的性格及表演特点。
小旦多扮演正派纯真的青年女子，表演以唱做为主。
以活泼伶俐、天真烂漫、举动敏捷见长。
花旦则以做功和念白为主，多扮演放浪泼辣或妖艳俏丽的青年女子，以泼辣刁狠为主要特点。
正旦、小旦为梆子戏中的主要行当，故有“一窝旦(正旦和小旦)吃饱饭”，“一旦挑八角”之说。
老旦，扮演老年妇女，彩旦，也称丑旦、丑婆子，扮演滑稽或刁奸的妇女，武旦，扮演勇武的女性人物，一般为小打扮，不穿蟒靠，重武打。
一般班社由刀马旦兼任。
刀马旦、多扮演擅长武艺的青壮年妇女。
身扎大靠，头戴七星额子，插翎子，唱做打和舞蹈并重。
这类脚色大都由功底扎实的小旦演员扮演，故亦称为刀马小旦。
花脸行：也称净、黑头。
分大花脸、二花脸。
多扮演相貌、性格、品质特异的人物，均以面部勾脸(即在面部勾画各种颜色的脸谱)为主要标志。
大花脸，偏重唱、念、做、举止稳重，主要扮演身份地位较高的人物，如包拯、曹操、徐彦昭等。
大花脸有花脸、白脸、黑脸、红脸、净脸之分，由人物的性格、品质及行为所定。
如包拯黑脸，以示其秉公执法、铁面无私；曹操、潘仕美由因其奸诈、残忍，勾白胸；关羽勾戏脸，以表示其忠心不二的品质和英武刚强的性格。
过去，有“花脸不挑班”之说，但也有个别艺术成就高的演员仍可以挑班，如晋剧花脸学员乔国瑞(狮子黑)即曾挑班多年。
过去，梆子戏有代脚制(也称代行制)，这是由于旧班社中演职人员不足所致。
彩旦通常由丑行代，个别小旦演员也代之，如晋剧演员冀美莲演《拾玉镯》的刘媒婆、《风筝误》的丑姑娘，深得广大观众赞誉。
建国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及观众的要求，剧团编制逐渐扩大，演职人员大大增加，戏校和训练班也注意培养老旦演员，除少数剧团外，多数均有专人扮演。
但彩旦、娃娃生的代脚制仍延用至今。
晋剧，即中路梆子，是山西省的代表性剧种，为山西省的四大梆子之一。
由于它的活动地区在山西中部，尤其是在太原附近、晋中一带，而且这一剧种历来受到山西中部广大群众的欢迎、喜爱，因称中路梆子。
中路梆子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风格。
中路梆子渊源于蒲州梆子，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盛行。
它吸收了蒲剧的许多特点，又经过许多艺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可以说，它是在蒲剧基础上大胆突破和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梆子戏。
近百年来，中路梆子的一些前辈、老艺人对这一剧种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孟珍卿（艺名“三儿生”）、张景云（艺名“十三红”）、高文翰（艺名“说书红”）、乔国瑞（艺名“狮子黑”）、田桂子、毛毛旦、油樵旦等，在唱腔和做派上，不断创新，不断改进，路子越走越宽，戏越演越精。
尤其是著名晋剧演员丁果仙登台后，由于她的艰苦的戏曲舞台实践，在唱腔、道白、做派等方面，都有新的改进，对今日晋剧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中路梆子最早主要活动在太原周围，很容易吸收兄弟剧种的长处，融会贯通。
因此，这一剧种演出范围也随之逐步扩大。
抗日战争以前，已经扩展到河北西部、陕西北部、内蒙地区。
在以上地区，相继建立了固定的中路梆子剧团，演唱晋剧。
抗日战争中，许多中路梆子艺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在晋察冀、晋绥、太行等革命根据地演出。
他们不仅演传统戏，而且还演现代戏、新编剧目。
在前方和根据地公演，受到人民的赞扬，对鼓舞人民的士气，起到一定的作用。
晋绥七月剧社（中路梆子）曾随军到西安、成都、甘肃天水等地进行过较长时期的演出活动。
解放以后，中路梆子剧团逐渐增多，尤其在晋中、吕梁、太原地区，差不多县县有专业剧团，许多村镇有业余剧团。
著名剧目《打金技》已拍成电影。
山西省晋剧院是山西省晋剧主要演出团体。
成立于一九五九年二月。
这个剧团演出历史较久，多年来，培养了不少青年演员，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许多优秀演员荟萃于此，受到了山西省晋剧到好者的拥戴。
山西省晋剧院设在太原，现有演职人员二百八十七人。
这个剧院，在历史上曾经汇集了山西省内晋剧的老艺人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梁巧云、冀美莲等人。
这些老艺人，经过舞台生活的千雕百凿，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表演风格、唱腔，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印象和很高的威信。
现在，这个剧院的著名演员有王爱爱、田桂兰、冀平、马玉楼、刘汉银、郭凤英、王宝钗等。
山西省晋剧院的代表剧目有传统戏《打金枝》、《含嫣》、《小宴》、《杀宫》、《算粮》等。
中路梆子溯源及发展概况 晋剧，原名中路梆子，它是在蒲州梆子孕育下产生的一个剧种，起初主要活动在山西省中部地区，即清代的太原府、汾州府及平定州所辖的各县。
后来，由于发展迅猛，流传地区逐步扩展，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直至成为今天山西省戏剧的代表剧种——晋剧。
起源探讨 关于中路梆子的起源，曾经是晋剧史研究工作者多年争论的一个问题。
从我掌握的资料考证，中路梆子的起源应在清代咸丰年间为妥。
因为在此之前，从大量舞台题所揭示的山西中部城乡戏剧演出中，主要为蒲州梆子、京都花腔班（今北京剧）和江南丝竹班（南昆曲）三种，根本未见有关“中路梆子”的记述痕迹。
只是到了道光初年，被当时称作山西梆子的蒲州梆子再度复兴，所谓：“道光皇帝登龙廷，山西梆子又时兴”时期，蒲梆北上，来到了晋中、太原一带演出，不仅轰动了太原，而且也震撼了北京，这也正迎合了中路地区崛起的一批富商大贾们的娱乐要求，于是他们就以承包形式，邀请蒲梆班社在中路演出，这就是中路富商承办戏班的开始，但剧种仍为蒲剧。
其代表班有平遥县的万和班、小平遥班，及介休县的吉庆班等。
到了咸丰初年，蒲梆开始冷落下来，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义军一部于咸丰三年八月到达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其矛头直指清王朝的首都北京。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蒲剧在内的外地剧种，很少再来中路地区演出了，致使中路地区出现了一个戏剧活动相对空缺的时期，这对酷爱着戏的中路群众，尤其是富商们来说倍感失望，于是少数人便开始邀请赋闲文人、票友以及秧歌、皮影艺人等，组织研讨班子，拟创立自己的剧种。
到了咸丰中后期，经过众多班子的努力研讨，终于在继承蒲梆音韵和锣鼓经点的基础上，结合中路秧歌等的唱腔特点，初步形成了中路梆子的雏形班社，并开始试点演出。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榆次黑店班和祁县三庆班，参加艺人，除了滞留的蒲梆艺人、秧歌及皮影艺人外，还有吹鼓手、店员、矿工、票友等。
到了同治初年，山西社会秩序好转。
新型中路梆子的出现，也受到了更多富商财主们的亲睐。
于是以祁县城城金财主为代表的太谷、榆次平遥、孝义、介休等地的财主们，先后成立了上、下聚梨园班、四喜班、四兴班、四庆班等班社，他们在演出实践中，互相学习，不断改进，使唱腔及文武场面日趋完善；又学习外地剧种管理班社的经验，使戏班逐步走向了正规化。
戏班人员，除文武场保留中路籍艺人外，其他演员大都以高薪从蒲州聘来，所以民间有：“祁太镏子，蒲州丸子”的谚语。
其次，大商家还修建戏房院，购置苏杭刺绣行头，增添运输车辆，制定演出计划。
如戏班自负运输，每个台口大都演出三天，每天上、下午，晚三开戏，戏班自办伙食。
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垛箱歇班，艺人放假，次年正月再来组班。
班主宏观领导，具体事物由承事人、掌班人负责。
戏班不属商业性质，盈亏全由班主自负。
只是每到一处，将木制的、标有某某县某某财主所承戏班名称的虎牌立在前台，以示夸耀，还要在后台粉壁墙上题笔留名。
这些舞台题笔内容广泛，成了我们今天研究晋剧发展史的金石之证。
随着中路梆子的日益定型，引起了中小财主和中等商人的承班兴趣。
他们也从蒲州请来艺人或招来儿童，成立科班。
至同治末年，中路梆子班社已在山西中路、以至北路少数州县初具规模。
比较出名的新承戏班有：介休的和盛班、徐沟的五义园、太谷的四盛和班、祁县的双庆园、太原的郝店班、汾州府的义庆班等。
出名演员有一千红、八百黑、王彩云、云遮月、天明亮、棒杵红，以及鼓师杨青、宋兴儿，琴师彭根只等。
经常上演的剧目有：《和氏璧》、《棋盘街》、《春秋配》、《普救诗》、《御果园》、《渔家乐》、《赵家楼》、《炮烙柱》、《锋箭头》、《吉庆图》、《落马湖》、《北天门》、《抚琴》、《偷鸡》、《扫雪》、及昆曲戏《草坡》、《赐副》、《庆顶珠》等。
由于艺人的精湛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晋中仍有“四喜班，是好戏，秃红、吐丑、盖陕西。
人参娃娃、大嘴丑，后边跟的一杆旗……”等戏谚流传。
不过，此时的中路梆子，在山西戏苑中仍是一枝新秀，而以金和班为首的蒲州梆子、三庆班为首的京都花腔班、鸣福班为首的江南昆曲班等，仍活跃在中路地区，形成了多剧并存、争芬斗妍的时代。
可惜上述局面维持不久，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发生了。
光绪元到四年，山西与邻省陆续遭受特大旱虫等自然灾害，在此情况下，多数戏班停演，艺人失散或丧身，就连曾解囊资助的富商大贾也改变了初衷。
到光绪六七年后，中路梆子才开始恢复，起班社有原来长年包份制的娱乐性团体，变为以名老艺人承班、或以财主领衔承班的商业性经营组织。
此时，搭班艺人严重短缺，不得不就近收留中路籍贫苦儿童加入科班培养使用，他们经教学3-5月，便强行登台，俗称“犟出窝”。
有的靠打骂体罚逼迫学戏，当时比较出名的科班有榆次流村的而保和班、清源杜村的喜梨园、孟封村的小梨园等。
其中二保和班，培养的演员最多，几乎遍及中路各地。
辉煌时期 光绪十年后，中路梆子再次兴起，出现了中路艺人演中路戏的新气象，使旧日那种蒲梆艺人演中路戏的局面开始改变。
从光绪十五年后到清末中路梆子进入一个辉煌时期。
此时，中路各地的富商、财主、职员等，再次支持中路梆子的发展，他们有的自己承班，有的做艺人承班的后台，使戏剧班社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每个府、州、县在同一年里，承办班社不下两三个，最多的为太谷、平遥两县，常年班子不下5个。
演出活动有庙会戏、集市戏、踩台戏、开光戏、商行戏、开市戏、求神戏、还愿戏、祭祀戏、婚丧寿庆戏及官戏等。
一般村庄，每年也唱戏一台；大型集镇，每年多达5-10台，中路梆子已成为中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要剧种了，而且它也随中路商人远足张家口、包头、归化等地，与当地剧种竞献技。
中路梆子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关系，吸收民间艺术等成份的不同，在表演程式、演唱风格，前场经谱上形成了三大流派，即以太原府辖县的上路班；汾州府辖县的下路班；平定、辽州所辖县的东四处班而区分。
直到解放后上述三者的较小差异，合为一体。
这个时期，中路出名的班次有榆次的三保和班、会音班、太谷的坤梨园，祁县的荣升班、永盛园，平遥的同春园、祝丰园，介休的全福班、同盛园，汾州俯的春和园、如意班，孝义的长盛班、翠梨园，寿阳的小万顺园、三鸿班，盂县的福顺班、魁梨园，交城的仁义园，平定的四喜园等。
北路有忻州的兴盛班、峰县的小景翠园、大同府的万盛班、五台县的昌盛园、天城(镇)县的合义班等。
名艺人有三盏灯、二八黑、福盛生、玉石娃娃(刘玉富)、十里麻、核桃红、玻璃翠、玉昌红、金大丑、狗儿旦、玉印里、夜壶丑、没骨头、草上飞、六月鲜、五月鲜、黄芽韭、晒鞋旦、子都生，及文武场师傅任应只、杨甲成、孙三蛮、马锣三、赵毛蛮、杨七成等。
上演代表剧目有《北游宫》、《雁塔寺》、《葫芦峪》、《乾坤带》、《日月图》、《牧虎关》、《忠孝义》、《赞王宫》、《芦花河》、《黄河阵》、《光武兴》、《南阳关》、《豫让桥》、《乌玉带》、《朝金鼎》、《铁冠图》、《奚皇庄》、《表功》、《戏叔》、《八蜡庙》、《宁武关》、《玉虎坠》等。
广大观众公认的上三班好戏为太谷的坤梨园、锦梨园和祁县的荣升班。
坤梨园在班主三盏灯的带领下，演的很红，被冠以“字号班”的美名。
谚云：“三盏灯，进了城，买卖人，冒了魂……。
”“三盏灯进了村，长工放羊的歇了工。
前晌看了七星庙，后晌再看凳王宫。
”可见演况之盛。
中路梆子的辉煌，还有一个标志是，遍布城乡的票儿班、自乐班。
所谓票儿班，就是由商人、农民、私垫先生等自发建立的娱乐组织，参加者称票友，艺高的称“合文家”，大多是业余农闲聚集起来，自拉自唱，吸引不少观众。
这种组织起到了义务向群众宣传戏剧、加深群众热爱戏剧的桥梁作用。
所沥富乐班，是富豪人家利用歇班机会，将名艺人及文化名人请到家中一边演唱、娱乐，一边研讨修改剧本、曲调，或改进表演招式等。
这种活动也叫“走暗场”，待成熟之后，上台正式演出，这叫“走明场”。
这种由富人、知识分子和名老艺人组成的三结合自乐班，是中路梆子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
其中，成效卓著者有太原县(今晋源镇)的聚文会、太谷北恍村曹家班、祁县城渠家班等。
中路梆子走向极盛之后，这时江南丝竹班、京都花腔班等基本退出了中路舞台，只有蒲梆偶尔还来，已势头大减。
辛亥革命后，中路各县一度动荡不安，有钱有势者大都采取回避观望态度。
因此，中路梆子的承班人多改为前清衙门、镖局遗老等人充任。
同时中路籍艺人队伍也已成长壮大，蒲梆艺人中除定居者外，其余已不再来中路搭班了。
民国5—19年(1916—1930)，山西局势相对稳定，中路梆子又进入第二个辉煌时期。
特点是： (一)班社林立，流派扩大。
此时的中路梆子，不仅扎根雁北、占领口外，且在河北省西部、陕西省东北部，以及省内原平阳府、潞安府所辖的北部各县，也发展建立了班社，形成了横跨我国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北、绥远、察哈尔5个省区的大型剧种，从而被人们称为山西梆子。
仅就中路地区30个县来讲，这个阶段出现过的戏班就有120余个，其中寿阳最多，陆续承办过21个。
著名的上三班好戏为太谷县杨成斋的锦梨园、胡万义的万福园和徐沟县陈玉的自诚园等。
(二)、名伶荟萃，竞争激烈。
由于班社林立，互争高低。
民国14年后，徐沟自诚园班主陈玉，第一次从张家口调回大牛牛、二女只等坤角艺人，与本班男艺人同台共演，引起轰动，观者如潮。
接着是河北梆子武打艺人来晋搭班，他们的真刀真枪、实打实拚的武功戏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再是以太谷万福园为代表的一些班社，也不甘落后，二返蒲州，选聘新秀。
这样就使中路梆子形成了一个人才济济、实力强大、互相竞争的大好局面。
此时的名艺人，中路籍的有：盖天红、说书红、李子健(后唱了京戏)、十三红、小十二红、三儿生、天贵旦、毛毛旦、狮子黑、十七生、福义丑、彦
田园交响曲有几个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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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仿佛特意为艺术家们拓出了一块自由创作的安定绿洲。
当时，贝多芬在埃林耿希太脱小镇居住。
他经常到郊野度过一个个美好的日子。
他酷爱大自然。
在备忘录中，他曾记下过自己的心情：“我的心潮因美妙大自然而澎湃……”。
正是在美妙的大自然的启迪与感召下，贝多芬从1806年开始构思一部交响曲，并在1807年开始动笔，和《第五（命运）交响曲》同在1808年间完成。
这部诞生在大自然怀抱中的交响曲——《第六交响曲》，作曲家写上了“田园”的际题，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自己标题的交响曲。
贝多芬称这部作品是“对农村生活的回忆”，并说：“只要对农村生活有一点体会，就不必借助于许多标题而能想象得出作者的意图。
”在第一小提琴的分谱上和节目单上，作曲家还写明：“《田园》交响曲不是绘画，而是表达乡间的乐趣在人心里所引起的感受”，“它是感情的表达多于音乐的描写”用以强调这部作品是大自然在人们心灵中的交响。
这部清新明朗的交响曲由五个乐章组成。
每个乐章各有一‘个小标题，从第三到第五乐章连续演奏。
第一乐章“初到乡村时的愉快心情”。
小提琴轻巧地奏出一支淳朴的民歌风格的乐句，把人们带到郁绿葱芳的林野上。
曲调轻松飘逸，逼真地表现出作曲家在大自然中悠然神往的愉悦心情。
这个主题为整个乐章奠定了明朗乐观的基调。
在第二主题中，贝多芬以更为细腻的笔触，刻画出自己置身于田园之中的愉快感受。
这个主题作为第一主题的补充，分为两个部份。
第一部份，由柔和的弦乐奏出，平稳闲适，具有德国民歌风格： 第二部份，由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犹若汹汹流注的清泉，自如和谐地回响着： 第一乐章以第一主题中富于生机的音调作为基础，加以展开，没有强烈的情绪对比和戏剧性的发展。
作曲家主要以色彩性的移调手法，通过调性对照，展现出斑斓多姿的田园风光。
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在听过这个乐章后，描写出这样的画图：“牧羊人开始在原野上出现了，态度悠闲，吹着牧笛”，“可爱的乐句令人欢情，有如芬芳的晨风；成群的飞禽从头上飞鸣而过，空气时时因薄雾而呈湿润；大片的云块把太阳挡住了，但顷刻之间，云块吹散了，林木泉水之间又突然充满了阳光。
这便是我听着这个乐章的感觉。
” 第二乐章“在小溪旁”。
接着，柏辽兹谈到《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作曲家创作这个可爱的柔板乐章时，一定躺在草地上。
仰首观夭，听着风声”，“他注视着闪烁的微波，倾听着细浪拍岸的哺哺私语”。
一乐章开始，俩只加上弱音器的大提琴奏出三连音音型。
并同圆号延续的长音交融，构出瀑流不息的伴奏背景。
人们仿佛看到清澄的水波，轻缓起伏，潺潺作响。
这时，小提琴奏出一个断续的音调，象是作曲家在溪边漫步，片断思绪，缕缕涌来： 当音乐进行到第二主题时，这个断续音调变得流畅舒展，充满抒情意味，象是一时滞流的溪水寻到通畅的道路，象是疑惑的思绪变得清朗明晰。
多二主题由大管深沉地吟咏而出： 尾声中，贝多芬用长笛唱出夜莺的歌声，双簧管吹出鹌鹑的啼鸣，单簧管发出杜鹃的叫声龙个奇妙的鸟声“三重唱”，充满动人的诗情。
有人责备作曲家采用了自然主义的模仿手法，并不可取。
但是，人们可曾知道，早在贝多芬写作《田园》交响曲的五年以前，他已经双耳皆聋。
罗曼•罗兰说：“贝多芬实在并没有模仿鸟叫，他什么都一听不见，就只好在精神上重新创造一个在他已经灭亡了的世界。
要听见它们的唯一的方法，是使它们在他的心里歌唱。
” 第三乐章“乡民欢乐的集合”。
。
在维也纳居住期间，贝多芬常与一个由七位农民组成的小小乐队聚会。
他欣赏农民乐师的演奏，学唱、记录奥地利农村中的歌曲与舞曲；同时，也为这个农村乐队谱曲。
这种亲切的交往，使他获得了创作的灵感。
这个活泼的三拍子舞曲，先由小提琴奏出，并在音乐愈益加强中，描绘出乡民热烈欢舞的场面。
接着，双簧管吹出一段牧歌风旋律，大管用单调的F和C两个长音来应和。
柏辽兹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蹲在酒桶上的德国老农民，用一件破旧的乐器吹着这个老调子。
舞蹈愈发炽烈。
节伯改变。
第二主题踏着两拍子的节奏，象是“穿着木鞋子的山地居民的来到”。
这时，舞蹈行列更加壮大。
音乐转入火热的急板。
人们唱着、跳着、欢叫着，又从两拍子的粗犷的舞蹈转入三拍子的火热的旋转中。
长长的卷发从村妇的头上散开，披在肩上。
山村居民陶醉在狂喜的情绪里。
鼓掌声、喊叫声混杂在一起，达到炽热的顶点。
突然，远处传来声声雷鸣，把狂烈的“乡民欢乐的集会”打断了，人们惶乱地散去…… 第四乐章“暴风雨”。
乌云挟携着雷鸣电闪飞掠过阴暗的太空。
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大提琴与低音提琴在深暗的低音区，分别在一个节拍中纳入参差不齐的四个音符和五个音符，它们不协调地相互撞击，发出狂风的咆哮怒号。
短笛的尖利呼啸，象是瞬间照亮阴云的闪电。
劈开了浓云密布的低沉的天空。
接着，定音效奏出轰响的雷声。
这时，庞大的半音阶从管弦乐队的至高点直泻而下，跌落到弦乐的深深的低音区。
在疾风霹雳中，交响舞台上张开急骤倾泻的雨幕，进发出风雨交加的巨流
雄浑有力的音乐表现出大自然的无限伟力。
贝多芬笔下绘出的，已不是一幅“暴风雨”的音画，而是惊心动魄的暴风雨本身
暴风雨很快就过去了。
在隐约浮现的光线中，牧歌声把最后一声微弱的雷鸣淹没了…… 第五乐章“暴风雨后的愉快感奋情绪”。
雨过天晴。
山野明净。
牧笛声声。
温柔恬静的音乐，表达出雨水滋润大地的欣欣向荣气象和农民们喜悦愉快的心情。
贝多芬在他的笔记中曾经写道：“自然神论，卢梭精神，因崇敬大自然的威严而来的狂喜。
但是没有虚假的夸张。
人的幸福和内心安宁的感觉。
” 这里，“感情的表达多于音乐的描写”。
牧歌风的第一主题，与其说描绘了林野雨后的清新气象，不如说表达出作曲家在经历一场心灵暴风雨之后所感受到的“内心安宁”。
这支牧歌风主题使终曲乐章，也使整部交响曲保持了愉快、乐观，以及幸福、宁静的情绪： 牧歌袅袅远逝之后，活泼的第二主题，带着C大调明亮的色泽，跳跃在弦乐器上，显示出大自然生机盎然的内在力量。
最后，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在追思昔日美好时光和憧憬未来和平生活的气氛中，小提琴奏着悠悠福音，闭上了《第六（田园）交响曲》的大门。
法国著名作家乔治•桑（1804—1876）《在旅游者的书信》中，表述出贝多芬这部杰作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深刻感触与印象：a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不仅是比绘画中最美的风景更为令人神往、更为广阔地向想象展示出奇观，而且是展示出整个人间天堂：在那里灵魂飞绕，不停地观察着并留下在它接近时展现在面前一望无际的地平线、景色，在那里有雷声隆隆，在那里有鸟儿歌唱，在那里有风雨乍至、大作、继而平息，在那里阳光吸吮树叶上的雨露，在那里云雀震起淋湿的翅膀，在那是受了震惊的心平静下来，在那里挤压的胸膛舒展开怀，在那里灵与肉复活、与大自然混为一体、沉浸于迷人的宁静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