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研究》发表有什么影响
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的主要代表。
他生于伦敦，早年学习希腊罗马史，从1919—1955年，长期在伦敦大学执教。
汤因比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历史研究》，这是一部12卷本的巨著，从1934年第1—3卷出版，到1961年第11—12卷出版，前后相隔27年时间。
汤因比在该书中继承并发展了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上产生过21种（一说26种）文明，每一次文明都要经历发生、生长、衰落和解体4个阶段。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不同的文明进行比较，从中找寻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他认为文明的发生和成长决定于人们对环境的“应战”能力和效果，但具有这种“应战”能力的只有少数具有创造性的伟人，他们是文明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汤因比还认为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可能避开第四阶段，尚可继续生存下去，这显然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
《历史研究》在学术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作者在使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同时，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和范畴，如：“渊源”、“间歇期”、“外部无产者”、“普遍教会”等。
借助这些概念，本书提出了著名的“三态比较系列”，即各种文明是怎样和为什么兴起、生长和破灭的，这是对史学方法论的大胆突破。
因此《历史研究》前10卷一经发表，就引起极大的轰动，欧美评论界称赞这是一部“令人惊异的……不朽名作……我们时代的伟大著作……”。
《历史研究》虽在1954年就已出齐前10卷，但因篇幅太大，令人难以卒读，直至美国作家索莫韦尔将该书缩写成两卷，才使它获得大量的读者而广泛流传。
为什么说世间已无汤因比，有人看过他12卷的《历史研究》吗
史学家汤因比虽然已经驾鹤西归，但汤因比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 借用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一个标题，来表我在重读汤因比《历史研究》——当然，这次是新版的修订插图本——之后的感慨。
\ 与斯宾格勒写作《西文的没落》的效果相同，欧洲史学家反思世界的历史，从而抛弃欧洲从中心论的思想在汤因比的这部著作中变得更加清晰：“我们必须抛弃自己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
”这作为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已为当今的有识之士所继承和发扬。
但似乎这场角斗并没有结束，像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弗克的《白银资本》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
伴随着的是好莱坞电影、麦当和互联网上99%以上的英语信息在全球蔓延，以及关于西文话语霸权和文化样化的声音的此起彼伏。
\ 汤因比虽然驾鹤西归（不知他是否如对池田大作表达的他的幻想那样，转世到了新疆），但汤因比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 汤因比似乎终于接受了克罗，这似乎在本书早期的版本中并不明显。
“对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
他对他所经历的世界大战如此深恶痛绝，以致表示“这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反应之一”。
但是我至今仍然不敢肯定，我们的历史学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产生历史书的创作欲时，是出于“把一种当代经验（无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与关于某种恰成反差的历史境况的知相对照”的。
\ 汤因比显然也接受了科林武德，他对兰克的批判和对卡尔观点的引述，他说“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审视都随着他本人观察立足点的不断变化而调整”，都表明他已认可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虽然人们往往将其归入“思辨的历史哲学”、其主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征及规律，但在该书中，汤因比却把他的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思”置于历史认识的“分析批判”基础上。
其实，过去人们对历史哲学的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化了，或者说那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
因为汤因比的“宏观叙事”自问世以后便频遭批评，说其中充满事实错误，如一盘散沙，像大卸货等等，于是他在本书中讥笑了“一些历史学家”对威尔斯《世界史纲》的批评，说这些人并未认识到“威尔斯是在做他们自己连尝试一下都几乎不敢的事，以单独一个人的象来重新体验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这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辩护，“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因此，他必然要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对于一定的社会环境而言，历史思想具有相对性这一点是绝对的。
”他还及时地向我们出示了三幅图片：同是基督教的主题，刚果艺术家让我们看到的耶稣，是一个吊在十字架上的黑人，伊斯兰艺术家表现的是一个坐在清真寺里的基督，而中国人表的当然是类似送子观音那样的抱着乖乖宝贝的圣母玛利亚。
\ 直到现在为止，许多骂汤因比的人并没有去读汤因比；许多人无法回答汤因比提出的问题，硬着头皮去做一些徒劳无益的事；更有些人至今还认为只要对史料进行科学的批判用就可以重现客观的历史过去（即兰克派的主张），而不知道没有思就没有历史学。
其实，做出一部通史并不难，难的是通史中要有自己独特的、而非人云亦云或者“大家都可以认同的”思想，要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表明自己的思想，而不满足于做“事实”的巨人，理论（思想）的矮子。
\ 汤因比留下的遗产远不止此。
\ 我们曾经习惯于做走两个极端的历史学家：一个是为虚假的、狂热的、大规模的运动烘云托月——譬如中国“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以及纳粹德国时期的“法西斯史”——这日渐为人不齿，但还是有时不能免除“做注”之俗；另一个是日渐普遍的趋势，那就是冷冰冰地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好像解剖医生面对着尸体，或者生物学家望着显微镜下的细菌，仿佛这样就可以达到“科学”的殿堂，或者逃避现实。
但汤因比并不是这样，不知道这是否与他对宗教的情感有关，但至少与他研究历史的“现实需要”目的有关——“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
他把理解和欣赏彼此的文化遗产视为一种“珍爱”：“没有爱的火焰，人类社会团方面出现的裂隙，就不可能被熔为一体。
”因此，他才去探讨一个又一个文明兴衰的过程及其动因，才去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以发现各自的优长。
也许在他和池田大作的《展望21世纪》一书，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表露得更为强烈，但这的确是史学家应有的终极关怀。
我们在“制造”新的一代史学家的时候，往往忽略这种情感教育，因为我们自己往往就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研究历史——我们是为一个饭碗、为无穷无尽的史料而工作，或者稍好一点，为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工作，还是为了更高的目标
我们虽然意识到，但却很难在教育实践中落实爱因斯坦的名言——“除非一个人摒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
我们告诉我们的青年学子许多真实的（也许还有不真实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发现这没有用，他们要相反更讨厌历史，因为这里没有生活，没有思想，没有现实。
往往是在他们有了思想之后，才感到历史的厚重，回来重温历史（看看那些现在热衷于写历史的文学家）；或者是径直闹出一些历史笑话，譬如说中国没有经历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中世纪神学桎梏是丧失了一次历史机遇云云。
如果我们不是把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念和人类情感、而是把记忆多少历史事实（其中肯定有不少是靠不住的）当作强化历史教育的第一尺度，我们的笑话还会继续闹下去。
\ 世间已无汤因比，但汤因比的时代还在，他的思想遗产还在。
为什么说世间已无汤因比，有人看过他12卷的《历史研究》吗
史学家汤因比虽然已经驾鹤西归，但汤因比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与斯宾格勒写作《西文的没落》的效果相同，欧洲历史学家反思世界的历史，从而抛弃欧洲从中心论的思想在汤因比的这部著作中变得更加清晰：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
这作为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已为当今的有识之士所继承和发扬。
但似乎这场角斗并没有结束，像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
伴随着的是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和互联网上99%以上的英语信息在全球蔓延，以及关于西文话语霸权和文化多样化的声音的此起彼伏。
汤因比似乎终于接受了克罗齐，这似乎在本书早期的版本中并不明显。
对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
他对他所经历的世界大战如此深恶痛绝，以致表示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
但是我至今仍然不敢肯定，我们的历史学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产生历史书的创作欲时，是出于把一种当代经验（无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与关于某种恰成反差的历史境况的知识相对照的。
汤因比显然也接受了科林武德，他对兰克的批判和对卡尔观点的引述，他说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审视都随着他本人观察立足点的不断变化而调整，都表明他已认可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虽然人们往往将其归入思辨的历史哲学、其主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征及规律，但在该书中，汤因比却把他的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思置于历史认识的分析批判基础上。
其实，过去人们对历史哲学的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化了，或者说那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
因为汤因比的宏观叙事自问世以后便频遭批评，说其中充满事实错误，如一盘散沙，像大卸货场等等，于是他在本书中讥笑了一些历史学家对威尔斯《世界史纲》的批评，说这些人并未认识到威尔斯是在做他们自己连尝试一下都几乎不敢的事，以单独一个人的象来重新体验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这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辩护，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因此，他必然要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对于一定的社会环境而言，历史思想具有相对性这一点是绝对的。
他还及时地向我们出示了三幅图片：同是基督教的主题，刚果艺术家让我们看到的耶稣，是一个吊在十字架上的黑人，伊斯兰艺术家表现的是一个坐在清真寺里的基督，而中国人表现的当然是类似送子观音那样的抱着乖乖宝贝的圣母玛利亚。
直到现在为止，许多骂汤因比的人并没有去读汤因比；许多人无法回答汤因比提出的问题，硬着头皮去做一些徒劳无益的事；更有些人至今还认为只要对史料进行科学的批判利用就可以重现客观的历史过去（即兰克派的主张），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
其实，做出一部通史并不难，难的是通史中要有自己独特的、而非人云亦云或者大家都可以认同的思想，要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表明自己的思想，而不满足于做事实的巨人，理论（思想）的矮子。
汤因比留下的遗产远不止此。
我们曾经习惯于做走两个极端的历史学家：一个是为虚假的、狂热的、大规模的运动烘云托月--譬如中国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以及纳粹德国时期的法西斯史学--这日渐为人不齿，但还是有时不能免除做注之俗；另一个是日渐普遍的趋势，那就是冷冰冰地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好像解剖医生面对着尸体，或者生物学家望着显微镜下的细菌，仿佛这样就可以达到科学的殿堂，或者逃避现实。
但汤因比并不是这样，不知道这是否与他对宗教的情感有关，但至少与他研究历史的现实需要目的有关--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
他把理解和欣赏彼此的文化遗产视为一种珍爱：没有爱的火焰，人类社会团结方面出现的裂隙，就不可能被熔为一体。
因此，才去探讨一个又一个文明兴衰的过程及其动因，才去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以发现各自的优长。
许在他和池田大作的《展望21世纪》一书，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表露得更为强烈，但这的确是史学家应有的终极关怀。
我们在制造新的一代史学家的时候，往往忽略这种情感教育，因为我们自己往往就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研究历史--我们是为一个饭碗、为无穷无尽的史料而工作，或者稍好一点，为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工作，还是为了更高的目标
我们虽然意识到，但却很难在教育实践中落实爱因斯坦的名言--除非一个人摒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
我们告诉我们的青年学子许多真实的（也许还有不真实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发现这没有用，他们要相反更讨厌历史，因为这里没有生活，没有思想，没有现实。
往往是在他们有了思想之后，才感到历史的厚重，回来重温历史（看看那些现在热衷于写历史的文学家）；或者是径直闹出一些历史笑话，譬如说中国没有经历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中世纪神学桎梏是丧失了一次历史机遇云云。
如果我们不是把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念和人类情感、而是把记忆多少历史事实（其中肯定有不少是靠不住的）当作强化历史教育的第一尺度，我们的笑话还会继续闹下去。
世间已无汤因比，但汤因比的时代还在，他的思想遗产还在。
如果我们感觉不到这笔遗产 的作用，那么，对于这个在晚年无比向往中国、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厚望的人来说，那将是莫大 的悲哀。
汤因比 历史研究
(188—1975)是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在接受古典教育，并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
1919—1955年，长期担任教授，并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
他的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是一套12卷本的巨著。
这部书被誉为 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在一书的开头，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
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
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
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的精髓。
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
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
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
首先，从时间上看，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人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至少已有30万年。
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都是同时代的；其次，从价值上看，如果与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
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廷。
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
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
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汤因比认为，要揭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
在原始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已故的祖先，传统习惯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停滞不前。
在文明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则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的变化与生长之中。
由此看来，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
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地理，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
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了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起来。
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应战。
另外，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
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
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4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
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
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
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
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
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
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
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
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列强纷争，战乱不已。
其次，统一国家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
第三，间歇时期，特点是宗教思想产生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
第四是统一教会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出现，但国家却摇摇欲坠，最后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新的文明开始了，以统一教会为代表的新社会又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
但是，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
比如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16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5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
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1000年和800年。
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9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人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人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
汤因比显然是想用这种文明僵化理论补充他的四阶段理论，使其能够自圆其说。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是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
但这一理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过分强调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二是忽视了挑战应战过程中物质因素的存在。
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汤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论硬套其他文明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
但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指出仅用一个西欧模式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还应再加一个中国模式或犹太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从汤因比的理论和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潜意识和直觉的作用。
但他仍然认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于一切的。
在对西方前途的解释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发展到了顶点，但还没有理由说它已走向死亡。
西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能否解决那些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种问题。
这种比较乐观和现实的态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和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如何来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因为是中国人，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自觉首先注意到了汤因比对中国的一些说法。
有人写过一首小诗，大意是：“我是一本书，由别人来读，比自己看得明白。
” 由别人来读，不敢说就一定比自己看得明白，然而别人往往会读出一些自己没有读到的，读后的发言也往往有自己没有想到的，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启发或启示，使自己又有些重新的打量，从中或许会有些新的发现和思考。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一部《历史形态》第七章《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
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
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
”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
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
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
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
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
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
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
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
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
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
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
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
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
”（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
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
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
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汤因比从历史角度将社会分出不同模式，又将这些模式析出要素，并指出“其间有许多机制是各文化的生命历程中共同的或相似的”（秦晖语，参见秦晖《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评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
汤因比说： 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的晚后阶段同希腊模式的早期阶段结合在一起，组建成一个改良的模式。
这一文明史的组合模式显示这些社会在开始时存在着文化统一，却没有政治统一。
这种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但代价是地方各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
随着这个社会的成长壮大，这种战争变得越来越惨烈，迟早要引起社会的崩溃。
在旷日持久的“麻烦时期”过后，混乱局面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所治愈。
这个统一国家周期性地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无论这类中间期长短与否，它们总会被政治统一所克服。
在最初的统一过去之后，一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维持着这种治乱交替的过程。
统一被修复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甚至在极为漫长混乱、以致传统上可能认为无法修复的“中间期”过去之后，仍会恢复统一。
夏——如果真有个“夏”，夏商周未必真有过政治统一和政治实体，秦始皇的政治性大一统史无前例。
没有过政治统一和政治实体的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称得上是中国伟大而又颇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的时代，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秦始皇的大一统，却掐断了精神上升之路。
然而，一人之“一统”形成了众人之“统一”的习惯，仿佛只有这样才安全，闻“分”即恐，恍如世界末日，尽管“其思想僵化和政治统一的轮廓不断被非正常与暂时的分裂动乱所打断”，打断之后仍是要修复，哪怕“一个统一国家对一个文明的经济是沉重的负担，它为了维持自身，要求培养一批收入甚丰的专业文职人员和常备军”（汤因比语），“大一统”的习惯使历史中人们不敢做别想，只能负重而行。
汤因比说：“这些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农业。
当地产主和官方沆瀣一气，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在政府的摊派上加入私货时，为了维持一个统一国家而压在农民头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即使在最好的政府统治之下也是最沉重的——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然而，正像上面所引汤因比说的：“统一被修复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甚至在极为漫长混乱、以致传统上可能认为无法修复的‘中间期’过去之后，仍会恢复统一。
”亦即把沉重的负担再背到背上，而且继续不断加重，直到又一次实在不能忍受。
上帝也许曾到东方来过，在老庄的叹息和秦始皇修长城的声音中又走去了。
世上不只有一种社会模式，还有一种离散型模式属于犹太人。
二 真怀疑汤因比有可能是犹太人。
有人认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是严格意义的史学著作，这也许是因为汤因比在这部书中有诗性的抒发，《历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第十三章《挑战和应战》，通篇无一字提到犹太人，却可视之为充满激情的对犹太人的颂歌。
在《挑战和应战》这一章里，汤因比想起了柏拉图的话：为了能倾听神话的语言，我应对科学的公式视而不见。
两种超人的个性发生了碰撞，称得上是世界神话中一大母题，从《创世纪》耶和华与蛇的相遇，到《约伯记》上帝遭遇撒旦，再到歌德《浮士德》中的浮士德与梅非斯特以及许多神话和文艺作品中相类的故事，汤因比借神话和文艺作品做了一个长篇的比喻。
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他在自己业已创造的完美世界里已找不到进一步进行创造活动的机会，光荣无以复加，上帝趋于尴尬，这时候魔鬼出现了，魔鬼的出现带来了使已有的“阴”的静态转化为新的“阳”的动态的刺激或动力，或者可以说，是上帝要借助魔鬼来打破已有的“阴”的静态而发展进入新的“阳”的动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激烈碰撞的过程，再由动到静，从疾风暴雨向风平浪静、从混乱向更高境界的和谐升华。
不知汤因比所用“阴阳”的概念和《周易》是否有关系。
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人未必会同意汤因比的说法，美丽而又充满危险的这个宇宙孤岛也并不是可供肉身存在的绝对优质的居所，早在生命诞生之前，它就充满杀机，直到生命诞生后的现在，它也一再用事实证明它的并不结实，并不驯顺，也许这世界从不曾有什么“阴静”的美满，也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终极的风平浪静与和谐。
但是，通过汤因比那动人的充满诱惑力的书写，我们从中却可以得到一种深刻的启示，终极的美好未必会有，人的一步步的艰苦跋涉却很有可能是走向上帝。
有人埋怨上帝对人偷吃禁果责罚太重，竟把人逐出了伊甸园。
可是，上帝的逐亚当夏娃出伊甸园，也许倒正是出于爱。
汤因比注意到了歌德《浮士德》之中上帝在《天上序幕》中指派梅非斯特这个角色时的一段话： 人的活动太容易弛缓， 动辄贪求绝对的晏安， 因此我才愿意给人添加这个伙伴， 他要作为魔鬼来刺激和推动人努力向前。
汤因比说：“将上帝表现为一个严苛的主人并不是绝对的真实。
对上帝所造之物的考验，在回顾时是作为一种启示体现出来的，它并不意味上帝的无情和冷酷，而是表示上帝的爱。
”开了心窍，就自谋去吧，不要希图留在什么永远安逸美好的乐园，伊甸园里会有蛇，说明世上没有什么绝对安全可靠的地方，要想保留自身在世界上的存在，只有使自己结实起来，生命在奋斗中才能得到荣耀，这也许就是上帝要让人们知道的。
当一个人怨天尤人地喊“天呀，何苦生下我这个人”，也许上帝不会因此就不爱他，但上帝要把光荣给予更有资格领取光荣的人，约伯的受苦，一般人可能会看做是被神放弃，其实是获得了神所赋予的最高尊荣。
“人要每日每夜去争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这是从歌德的《浮士德》中发出的声音，“危险的生活是上帝所必需的”，这是汤因比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拈出的警句。
上帝必须接受魔鬼给他添加的烦恼，上帝也必须接受魔鬼对他发起的挑战。
在这里没有什么因果可寻，挑战和应战均不能先定，它的结果也是不可测的，世界也只有这样才精彩，汤因比说的好：“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美好状态或涅槃境界，那我们就必须让另一个演员上场：让一个批评家提出疑问，从而引起再度思考；叫一个对手上来慢慢注入悲哀、不满、恐惧或反感，再一次引起心灵的感知……用一位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摇动那个人……还应……打破束缚他的集体的桎梏，绝对有必要从外部摇撼他，刺激他。
若我们没有敌人，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
’” 蛇爬进了伊甸园，魔鬼要破坏上帝创造的世界，最能打击上帝的是对上帝最珍视的作品——人——的破坏，最能伤害上帝的不是消灭人的肉身，而是把人的灵魂拉入地狱。
上帝接受了魔鬼给他添加的烦恼，接受了魔鬼对他发起的挑战，上帝与魔鬼较量的赌注是人，也许上帝就是要看看他作品的质量。
人与命运的较量就是上帝与魔鬼的较量，人在与命运的较量中接近神性。
三 上帝是爱黎巴嫩人的，他给了他们领土，那土地非常贫瘠，这就使他们不得不因经济的压力经常流散到世界各地去寻求财富，久而久之，他们在经商上颇为成功。
但他们毕竟还有自己的家园，总体来讲，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压迫。
上帝也是爱苏格兰人的，他也给了他们领土，那土地也非常贫瘠，这就使他们也不得不因经济的压力经常流散到世界各地去寻求财富，久而久之，他们在经商上也颇为成功。
但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国家，总体来讲，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也并没有受到什么压迫。
上帝似乎尤爱古希腊。
汤因比引希罗多德借斯巴达人马拉图斯（Damaratus）之口说出的一段话挺有意思，那段话是：“希腊有一个未曾须臾分开的同胞姊妹就是贫穷，但她却引来了一位有美德之形的客人——智慧和法律之子：希腊人正是依靠美德的帮助，将贫穷和奴役拘留在了海湾里。
”希腊的地理条件并不理想，到今天，希腊文化的营养却几乎滋润着整个世界。
汤因比说：“我们现在已经发现，艰苦的环境对于文明来说非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
”汤因比认为，只有挑战才能真正激起具有创造性的应战。
从这个角度说，上帝的最爱，也许是犹太人，他以此民族为抽样，要向极限里检验人类的质量。
上帝几乎把生命赖以生存的一切都从犹太人那里抽掉，上帝甚至把土地和家园都从犹太人那里拿走了。
如果汤因比说的不错，早在公元前722年，犹太人所建的两个王国之一以色列王国就被一个叫亚述的帝国给灭掉了，一部分流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不能例外于法则地完全被他们流散地的人民所同化，失去了他们本民族的辨认特性。
公元前586年，另一个犹太人所建的犹大王国又被新巴比伦帝国灭掉，犹太人先后四次被新巴伦和罗马人驱赶出自己的祖居地，汤因比说，从公元135年至1948年，世界上没有犹太国家这样的事，甚至没有一个领土意义上的、由犹太人充分居住但受非犹太人治理的犹太“民族家园”。
如果仅只是拿掉了土地家园，也许还看不出上帝检验这个民族的决心。
没有了土地家园，也就丧失了从事农业的可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农业一直是人类主要和稳定的生存来源，远离土地，就等于靠近饥寒交迫。
更有甚者，如果拒绝接受当地多数人的宗教，就连参与公共生活和从事一些自由职业也被禁止。
面对宗教的不满，面对整个社会的反对和歧视，精神上的压力甚至要大于经济上的压力，薄弱者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被神抛弃。
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犹太人突破了那个流散民族被流散地人同化的法则。
汤因比说：“尽管没有国家性的政治结构或以地域为基础的家园，犹太人却从公元前586年——犹大王国灭亡之年——到现在，作为一个民族，设法保住了自己的民族特征。
他们是一个七零八落的少数民族（散居在世界各地），生活在各国非犹太人中间，这些国家处于已经绝灭的前犹大王国边界之外，远离其历史上的首都耶路撒冷千百里之远，但他们却保住了自己的特性。
” 于是，就有了汤因比说的诸多社会模式中的犹太人的离散类型社会模式，而且是流散社会名单中最引人注目、最具影响的一个，这个社会的成员大多居住在较容易避免同那些高居于他们良知之上的权威发生冲突的城市，哪怕从事一些小买小卖，他们也想方设法要挣到为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经济来源，有人说过，他们不遮不掩，大大方方向“钱”进军。
犹太人重视金钱，但不只重视金钱，有人注意到，因为数千年没有家园四处漂泊的特殊经历，犹太人对学习和智识重要性的认识要比一般民族早熟得多，他们早就将之上升到“资本”、“资产”的高度，他们将之比作“抢不掉而又可以随身带走的资产”，不管学历有多高，许多犹太商人看起来更像学者，他们学识渊博，风度儒雅，身上普遍透着一股书卷气，他们点点滴滴积攒经济实力，也积攒能力和智慧，直至在千差万别的社会环境中充当商人和金融家，克服了宗教特征给他们带来的障碍，成功地保全了自己。
穷也好，富也好，不管身处何地，他们一直坚持一种不愿融入当地多数人社会的动机和珍视自身历史特性的决心，他们自信这种特性蕴涵着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的宗教启示。
汤因比说，犹太民族赖以幸存下来的中介是宗教。
这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对宗教的坚持是执着的，他们大概清醒地认识到宗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这部《历史研究》中有几幅插图让人感动，一幅是18世纪西班牙的一户犹太人家正围坐在一张圆桌旁过逾越节，看到这幅插图，感觉一个古老的国家在这个屋子里又回来了；另一幅是19世纪巴塞尔的一户犹太人家在传统的帐篷里庆祝犹太丰收节，他们在过丰收节的时候也许会怀念土地；还有一幅，文字介绍说，插图表现的是19世波兰的一些犹太人在举行一种涤罪仪式，参与者将物品从口袋里抛入流动的水里，人们散立在各处，作为散落到各地的一种明显比喻。
早在远古时候，犹太人的祖先就曾被挤在寸草不生的山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相抗争，就在那荒山秃岭、贫瘠多石的地方，他们却有了一项伟业，用汤因比的话说是，大西洋的地理发现被人类的另一项伟业——一神教的精神发现所超越。
那些安静地围坐在圆桌边过逾越节的人，那些坐在传统帐篷里怀念土地的人，那些散立各处举行涤罪仪式的人，他们在18世纪，在19世纪，在西班牙，在巴塞尔，在波兰，可能又会想起其祖先希伯莱人与耶和华立下的圣约。
四 在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具有相同的种族或环境条件，却在一地表现为硕果累累，在另一地又毫无成就可言，汤因比对此并不表示惊异。
然而，却总不能让人不有些遗憾。
上帝要检验和锻炼犹太人，他一次次下狠手，让犹太人品尝那么多的伤心和屈辱，让犹太遭遇那么多驱逐和杀戮，他甚至要把这个民族摔碎。
犹太人没有怨天尤人，他们像约伯一样坚忍，他们在毫无保护常有屠杀中坚持并为世界留下了自己。
《历史研究》中有一句话，上帝帮助那些事在人为的人，犹太人也坚信，风雨生信心，而且真就在与风雨的搏斗中有所收获，正像汤因比说的，上帝的一个创造物经受的考验，使上帝能够完成新的开天辟地的事业，受难者本人在此过程中也有所升华。
1948年，犹太人终于有了块落脚的地方。
犹太人落脚的这个地方，自然条件仍然不好。
以色列，干旱半干旱地区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70％以上，沙漠面积高达45％，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以色列沙漠化问题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农业生产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个精于算计的民族，在农作物浇灌上甚至达到了滴灌的程度。
上帝的考验可能永不会休止，汤因比却从犹太人身上有所联想：“犹太人流散社会维持自己的凝聚力达24个世纪之久，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当时人类天然的交通工具还局限于驱动帆船的风力，以及驴马和骆驼的畜力。
这种令人震惊的成果赋予我们预测未来时代期望出现的事物的能力。
” 现代城市生活的显著特点是城市居民并不同自己的邻人过从甚密，而是同散居在都市地区的旨趣相同的人一道往来，在一个拥有高度发达的交通体系的大城市里，人们交友的选择范围要广泛得多——《历史研究》的这个例子亲切实在。
汤因比从犹太社会模式得到启示，他说：“由于技术进步应用于自然交通工具，导致‘距离在消除’，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社会的远景……流散社会这个在地域上没有紧凑地方单位的社会，似乎有可能成为这个地球大社会的各个组成中最重要的成分。
我们可以猜测，大多数这类未来的流散社会都不是原系地区的、后来被驱散的社会，它们将不再被种族，甚至不再被宗教纽带连结在一起。
它们的精神纽带将是某种共识或共同的职业。
” 汤因比说：“各种交流工具的加速改善，可以更好地推动这种世界流散社会的创立，这比起好战的亚述君主们武力推动的做法要高明多了。
”
如何评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转自知乎网友的回答汤因比说中国文明将统一全球，你怎么看
作者 星雨禾田在微信输入“汤因比 中国文明”能搜到上千篇文章，标题大同小异，大都是说中国文明将统一全球，将照亮21世纪。
据百度百科：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汤因比出生在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
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史怀哲与罗素并列。
”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
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
实现政治与精神的统一汤因比指出，在过去的五百年中，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类并没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样的发展，而是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
现在，人类已经有力量终结人类历史甚至全部生命。
走到悬崖边的人类必须迅速觉醒、调整方向，才不至于跌落万丈深渊。
人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目标、思想和行为，这是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汤因比看来，由于过去五百年中西方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关系的网络。
当代人类正共同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
汤因比期待并预言人类将在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实现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
但是，他强调，这一巨大变革必须以全人类的平等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实现，而不是继续以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去实现。
西方将把它过去五百年中的主导权转交给新兴国家。
中国在历史与未来的作用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
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
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
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
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汤因比这么说，你怎么看
关于统一全球，我的见解与汤因比不同，当然，也仅仅是见解，都说集思广益，那么我的见解也许会得到你的错爱而纳入见解集作为参考之一。
在我看来，在强大外力下，全球才有统一的可能。
比如外星人来了，那么全球可能在五年内统一为一国。
否则，离心力与凝聚力相持，是不可能统一的。
除非出现超级领袖，即使这样，也迟早会再分裂。
但是，不必因此悲伤，不能蛮硬统一，但还可以多样共存。
CDEFG这么多事物，如果合并成了事物B，则虽然存在了一个大事物B，但也同时损失了多个小事物。
只要这些小事物不互相残杀，和平友好多样共存，则不仅这些小事物能继续存在，还能存在一个高一级别的事物A，它有着公民CDEFG。
因此，几百个国家未能统一为一个国家，这没啥好遗憾的，如果这几百个国家能和平友好多样共存而作为一个高一级别的“国上星河”的公民，不也是一种秩序吗
诚然，如今的联合国，它还不算“国上星河”。
当然，这仅仅笔者的见解而已，作为一种见解，它也可以具体一些的。
一、国家属于人还是人属于国家
在过去，儿子是属于父亲的，父要子亡不得不亡。
但是现在，儿子与父亲是平等的。
在过去，人是属于国家的，忠君报国。
但是现在，人作为公民有着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利。
因此，国家或可以公司化，虽是超级垄断公司，但公民应该拥有股份。
如果一个人从C国移民到D国，则相当于卖出对C国的股份，而买进对D国的股份，这种国籍股的买卖自由将造成国家之间的自由竞争，各国的股价因买进多而上涨，因卖出多而下跌，所以要好好经营了，要进出平衡，要留得住公民则国家升值。
而人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选择国家。
这样国家将特色化，要建个性的国家，特色的国家。
而人呢
也将找到自己的类聚，能寻找最适于自己的国家，在和自己有着共同选择的人们一起生活，有多大的脚就有多大的鞋。
这种国籍股的买卖自由可以由少数国家先发起，相当于WTO，可以称为WCO（World citizenship Organization）。
这样，国家实际上变成了闰家，是真正开放的。
一个国家里可能有来自世界各民族的人。
而一个民族的人也可能分散于各个国家。
那时候，如果有人说他是华人，你可以猜测他的样子，而他如果说自己是中国人，则他的肤色就不确定了。
那时与国家相对的是民族，民族的人口虽分散但还可因民族文化而作为一个民族。
国家里的公民虽然其民族成份千百种之多，但国家因其领土其制度其模式其特色而成为一个国家。
国家与国家是自由竞争的，民族与民族也是自由竞争的，哲学与宗教里的流派也是自由竞争的。
国家或将成为一个服务性企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特例。
人是消费者，是国家的战略资源，但不是国家的奴隶。
即使是政府官员也是自由的，卖的是专业，只是作为一份工作而已。
当然，在全球几百个国家都需要树立自己的特色的时候，皇帝制也许也算一份特色哦。
二、“国上星河”怎么产生呢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年轻，而他们不能再参加竞选时，其实经验、能力都比刚上任时已提高了不少。
像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这样的60后领导人还有很多，但马上就要退休了。
人的寿命却越来越长，他们要的不是退休而是升迁，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所以，这样的人才或聚在一起，成立一个俱乐部。
起初类似于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罗马俱乐部。
这俱乐部提供参谋服务，不为个人参谋，不为企业参谋，只为国家参谋。
那些小国，那些遇到了问题的国家，就可能购买这个俱乐部的服务。
国家和制度是可以设计的，那些国家向俱乐部购买私人定制的设计。
这样俱乐部或可以做大，因为其成员来自于全球各国，更具有国际眼光，而且里面也有投票，类似于非盈利组织NGO。
这俱乐部就是一个特别的服务性公司，服务对象是各个国家。
是收费的，但也还可能得到个人或企业的捐助。
在国际法的立法更新方面，俱乐部可以做为参谋。
也为一些国际会议做参谋，促进一些国际合作，斡旋一些国际冲突。
武力是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还可能保留一定武力。
而如果有一个组织能够提供解决冲突的服务，有完善而公正的国际法庭，同时有了国际武力来有效执法的时候，则各国只保留少量武力就够了。
当这个俱乐部做大，可以租地，可以招聘士兵组织国际武力，而成立世界和平组织WPO。
加入这个组织的国家，则相当于选择该组织对国际冲突的调解服务，则把原本的军费开支，变成一种服务费，交给这个组织，养活这个组织。
这个世界和平组织，用国际武力对国际法执法。
维持各国不发生武力冲突，在发生武力冲突时，能有效地制止冲突，能保障和促进让多数国际冲突在自己投了票的国际法，在自己交了服务费的国际法庭上解决。
当这个俱乐部能提供国际法的立法与司法服务时，能用武力保障国际法的时候，就可以称为“国上星河”了。
有了立法和司法，或还需要一个象征性的行政部门，甚至为全球在可能存在的外星人面前选一个象征性的星球元首。
这时“国上星河”就是以国家为公民的“国上国”了。
她在自愿地基础上慢慢形成，也属于服务性企业。
蛮硬统一打造的秩序不是稳定的，埋藏着分裂的隐患。
建立在自愿、理性、个性基础上的国际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多样共存也是一种秩序。
目前的联合国有可能向“国上星河”发展吗
这是另一个话题。
**********************这就是笔者的见解，与汤因比的见解不同之处在于对秩序的理解，笔者认为，多样共存或比全球一统是更好的秩序。
生物是多样的，民族是多样的，商品是多样的，文化是多样的，人也是多样的，国家和文明难道不应是多样的吗
全球统一为一国未必是理想的，全球统一为一种文明也未必是理想的。
而多样性一旦出现就可能越来越多样，中华文明的地位其实将被稀释，历史上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份额，在未来有可能占不到十分之一。
汤因比说，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笔者认为这种产物这种新文化是可能出现的，但出现之后不过是诸文化并存的又一样而已。
学习史学理论有什么推荐书籍
汤因比《历史研究》怎么样
希望能全面地了解各个历史学派的异同。
《历史研究》部大，不太适合初学者比之下，我更推荐《历史研究导论》这本书。
有学理论的图书并不鲜见，中国古典历史理论著作有《史通》（唐 刘知几著）、《文史通义》（清 章学诚 著）等；近代学者的史学理论著作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和钱穆均有同名书籍）；近年来出版的史学理论著作更多，包括《历史学十二讲》（安托万·普罗斯特 著）、《历史知识理论》（德罗伊森 著）、《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 著）等等... 相对这些书而言，《历史研究导论》的优势很明显，内容精博，涉及大量不同历史学派观点。
作者行文简洁流畅，力图避免学术术语的使用，尽量以富含常识的日常语言论述，直触问题关键。
因此，本书英文原版自出版以来，广受海外历史研究者好评，多年来不断再版，成为从事历史研究人员的首选入门指南。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
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
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
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无所不从。
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
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
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
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
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
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
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
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
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
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
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
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
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
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
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
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
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
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
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
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
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
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