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的读后感
顾炎武（1613- 1682）汉族，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
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
尊称为亭林先生。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
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
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顾亭林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 顾亭林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
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
……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
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
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
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
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
因此，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成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而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
……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达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
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
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
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
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
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
”（同上）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
三、“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
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
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
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
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
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
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
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
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
……犹当博学审问。
……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
”（《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顾炎武终身为反清事业奋斗奔波，这与国破家亡的经历和他一直受到的良好教育有着密切关系。
“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
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
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
求列夫。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2000字以上的读后感。
急
第一章节的小故展于基地发展50年后。
当初谢顿帝国委员会设立基地，便是以集中组织撰写《银河百科全书》为名，以便于把庞杂如恒河之星的人类文明知识统一编存记录，以至于当帝国不可避免衰落后，人们能借此书，快速复制重建人类文明，而大大缩短文明黑暗期的时间。
委员会为了避免谢顿及其学说的存在动摇民心，就把整个编撰基地安排在银河最边缘的端点星。
而50年之后，银河外缘星系纷纷独立，周边四个王国都对毫无自卫能力的端点星虎视眈眈，而基地的首脑还在潜心编写全书时，新当选的行政官——市长哈定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银河帝国的崩溃和谢顿的真正企图，他当机立断，武装夺取了基地的政权，并借基地领先周边星球的科技，大搞无差别科援，使得自己在刀尖上保持了平衡，不被任何一个王国吞并。
这样他带领基地度过了第一次危机。
而此后，他似乎并无积极举动，只是重复他自己的箴言——“武力是无能者最后的手段”。
除了给输出的科援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基地成了神圣之地，却没有任何武装自卫或进攻的能力。
外部的野心家日复一日虎视眈眈，内部的激进党将哈定视为胆小懦弱、予取予求、不思进取之徒。
但谁也没有想到，仿佛只是闲棋的宗教传播，已经给外星球的民众洗脑，君权神授深入人心，而神——在基地。
外星球来进修的教士仅仅只能掌握科技的使用方法，并作为神的使者，不断树立和巩固基地神教在银河周边的威权，最终架空了四星系的王权，在最后关头彻底粉碎了安纳克里昂王国统治者对基地的野心。
读到这里，忍不住想叫起来，这不就是中世纪的历史吗
原来宗教的作用这么大，怪不得殖民者枪炮之后，就往往是传教士慈爱而坚定的步履，那些教士们也许自己也不清楚，自诩为神明使者却不过是政治的工具罢了。
（所以说与其说是未来科幻小说，这本书更像是人类的历史图册）这一次，“形而上战胜了形而下”，市长哈定两次使基地度过了危机。
作为一个讨喜的三伟人之一，哈定有不少流传广泛的警句，比如“不要让道德观阻挡你去做正确的事”。
而本书中第三个决定历史时刻的马洛，则非常欣赏哈定的名言，同时，又跟前两位一样，聪明绝顶、个性坚强又不失狡诈。
马洛从行商起家，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对利益的追求。
当基地还一以贯之推行核能科援，宗教涉政的政策时，外部世界已经吸收了前述各国的教训而变得警惕万分。
基地的政策举步维艰，而马洛，一个非基地出身的异邦人，一个行商长，作为只关心利益而不关心政治的行商团体一员，他既被基地忌惮，又被利用。
基地的行政系统认为行商是一个不安定因素，他们不受领导和制约，只唯利益是从。
但又希望利用他们的身份去刺探消息。
因为外部世界变得更为危险，有更强大的核能战舰在威胁着基地的安全。
马洛利用这趟交易之旅，摸到了敌人的内部，发现了银河帝国仍然存在的真相，而且成功地获得了周边王国的信任。
因为马洛只谈经济不谈政治，而且只卖不涉及国家命脉的日用品。
那些银河系中部的王国接受了和他的交易，最终使贸易变成常态。
在残存的帝国势力注意到了基地的存在，而周围战国分列，烽火四起之时，仍然毫无威慑力的基地，以及基地市长马洛却已经掌握了周边王国的经济命脉。
当基地成为其他王国的利益共同体，攻击或制约基地，都会带来国内反弹的时候，第三次危机终于又将告破。
古代限制君权的措施
中国古代主要是以君主制为主的封建专制制度，君主集诸多国家大权于一身，且其权力不受其它任何权力机构和社会组织的限制和约束，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君主一言而为天下法。
但仍有很多贤能之士通过很多措施和理论来限制君权的专制。
孔孟坚持维护西周以来的贵族政体。
其思想主要是承继西周以来的“礼”和“德”，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主张统治者采用怀柔的统治手法，“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
齐国法家托名《管子》一书中有关限制君权的措施综括起来主要是：第一，君主虽然有权立法，但是不能随意立法，而应适应自然法则。
根据“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法，人民鸟兽草木之性”来立法。
第二，“令顺民心”，“与民分货”。
就是要从民性好恶出发。
所谓“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
”因为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
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
第三，要量民力。
“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
”明清的秋审、朝审、热审制度受德刑时令说理论的影响。
原本是为了神化封建法制，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司法专横，使不少无辜的百姓少受严酷刑罚。
董仲舒“君权天授”论的目的之一，是想把君主的统治权力限制在“德治”和“仁政”的范围内。
这明显地是在借天的神秘权威来发挥先秦诸家主要是儒家的限制君权的思想主张。
朱熹的限制君主集权思想包含在其整个政治法律思想当中。
“存天理，天人欲”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
在朱熹看来，圣人、君主只不过是完成“存天理，灭人欲”这一使命的人间现实力量。
圣人、君主在朱熹的眼里是完全同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