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一段话读后感
整篇文章来说，看出龙应台的文风温软婉转，深情款款与其前期文风大为不同。
回家这一篇文章表达的正是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然而与作者不同的是，作者对着家乡有着深深的思念然而作者的母亲却不是这样的想的，她想回到的是一段时光，是一段无可复制也无可比拟的岁月，在那里她有着一切最美好的记忆，有着最幸福的时刻，每分每秒的流逝都是甜蜜的，因为在那段时光里，她拥有着她所认为最完美的一切，同时这样也是“不幸”的，她“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当年搭着火车无奈离开家乡来到台湾，心中即使对故土有着万般的思念，然而也不得不为生活作考虑，慢慢的她渐渐减淡了对故乡的思念，在这片土地上渐渐的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挂号拿印章来”……”，这时她最幸福的时光，可惜岁月无情，人终将要老去，这一切宝贵温馨的记忆在她得病后更想回到过去，永远停留在那一刻，美好的回忆如同煎熬，很久以前的想念的回家，现在却并不想离开，就像是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原创，自知文笔不好只偶尔有感而发，有异议请轻喷呐）
龙应台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读后感
读《今日独立》有感 龙应台是台湾著名的教育家、作家，曾担任过台湾“文化部长”，多年来，她一直在国内外大学任教，著书立说，被誉为华人最有力的一支笔。
她的作品针砭时事，鞭辟入里，以有情眼光观察社会，伸张正义。
《今日独立》是龙应台在2007年的一个大学毕业典礼上对医学毕业生的演讲，尽管是对大学生的毕业演讲，但其思其语，让人警悟，引发思考。
文章中，龙应台首先谈到了独立的问题。
大学毕业生是独立走向社会的一群人，但对于小学生来说，从踏入小学的那一刻起，也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在校园里独立的学习思考和老师、同学的社会交往。
如何独立，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人生命题。
在生命中，我们有太多要独立的日子，第一次上学（小学、中学、大学及继续教育学习），第一次工作（参加工作、变换工作），第一次走入婚姻，第一次有了孩子……都是我们的独立日，个人身份的转变和社会责任的肩负，需要我们做好准备。
如何准备
龙应台在文中说到，站在制度性学习的终点，自主性学习的起点。
这个观点十分受用。
无论是什么样的独立，都是一种新的开始，需要我们重新学习和出发，把学习作为终生的起点，才能更好地应对独立，有的放矢。
另外，文中还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职业与志业的问题。
作者谈到，做医生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业，不会“观察、欣赏、沉思、体会“的医生，不会是一个好的医生。
面对病人只会开药打针的医生，只会是一个制度性教育下的“第几流”医生。
要做一名好的医生，就要学习行医和救赎之间的本质意义，用文学的“ X”光医治心灵的创伤。
发散其言论，我理解为无论做什么职业，单纯技术的追求只是二流，灵魂的修为才是一流。
对于教育来说也是一样，学校教育孩子，让其掌握在社会上生存的本领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从小就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良好的心态和高贵的品行，学会对自己检讨、探索、深思。
这也很契合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人人发展”，既是全面的发展，也是立体的发展，既是学习本领的发展，也是人格健全的发展。
孩子从小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上长大，在任何人生的节点，都会懂得如何做一个独立、完整的人。
在演讲结束时，龙应台说到，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心灵的X光，给自己一种透视人生的智慧， 但是心灵的X光执照，取得何其不易。
只不过，一旦取得，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是啊，在透视人生的智慧X光下，我们也许会看到自己很多斑驳杂乱的缺点，但这也是一种光明引领我们去追求改变，直到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做一个和以前“不一样” 的人吧，从今天开始，今日独立
龙应台为什么说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从中明确提出观点：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
有些关。
只能一个人过。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这是在写台湾文化界著名人物，当时他的现状是中风瘫痪。
认为人生旅程中，有些事情可以和他人一起完成，有些则不能，如疾病、心理问题、对人生的问题的困顿，只有依靠个人力量慢慢思考解决
龙应台文化是什么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做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
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
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十二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一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
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十二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
在这个过程中，五十二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戚戚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
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地，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清晨三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
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
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
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
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
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
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
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
他怎么自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萤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
他对家里的保母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
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
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慧。
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沈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清晨三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
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
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
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酝。
什么叫底酝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
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
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
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
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得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
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
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
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给你坐。
”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
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
梁漱溟在日本军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
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
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十五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
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
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
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
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
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
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
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
而十五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
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
尤其在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
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
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
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
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文化决定社会发展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
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
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味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
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
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
龚自珍所看见的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
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
是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
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
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
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
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
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俐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二十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
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杭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
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
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
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为“四郎”哭泣吧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以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强烈反对的人也很多，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
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
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日夜思念母亲。
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
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