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很有钱吗
它是帮助各个国家缩小贫富差距的这样一个机构吗
文\\\/朱幼平 我国已到了需缩小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拐点。
缩减收入差距，打造更多依赖消费经济快速增长新型模式，是正确选择。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过大，趋势有扩大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提高到2011年的3518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33年间增长了15倍。
但是，我国在居民收入增长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据发改委社发所计算，我国基尼系数呈逐年上升态势，1978年为0.310，1990年为0.341，2000年为0.402，2008年上升为0.457，近年来甚至将冲击0.5。
而据联合国开发署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比很多世界发达国家都高。
如美国为0.408，英国为0.36，法国为0.327，德国为0.283，加拿大为0.326，意大利为0.36；也比一些发展中国家高，如印度为0.368、巴基斯坦为0.312、印度尼西亚为0.394。
我们知道，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均匀程度的重要指标。
基尼系数正常的标准一般在0.2~0.3之间，过低说明居民收入太过平均，经济没有效率；太高说明收入差距过大，搞不好会出严重的社会动荡问题。
我国基尼系数目前已达到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世界银行的报告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事实。
据世行的报告，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而中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
进一步分析，我国收入差距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比重过大，并逐年快速上升；居民收入比重过低，并逐年快速下降。
根据统计资料，我们发现，2011年，政府财政收入+土地收入13.5万亿元，占6.9亿城市居民和6.6亿农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75.8%，这个数字远高于美国的25%左右。
另外，过去十几年间，我国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分别从1996年的10%（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比重开始逐年提高）和2.1%增加到2011年的22%和13%。
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中，中国财政收入增长20.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9.2%，而居民收入只增长13.7%。
而美国同期财政平均增长1.86%，居民增长3.95%。
还有，十年前我国居民收入还占GDP的50%多，现在只有30%出头，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比重是60%左右。
全国居民的工资收入占GDP，欧美最高，大约是55%，南美洲平均是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25%，非洲国家都在20%以下，我们是8%，全世界最低。
2、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城乡不同阶层收入水平剪刀差还在拉大。
我们通过分析发现，2011年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19109.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5919.01元，城乡收入差距达到3.2:1。
另外，最高收入户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比值，从2002年的7.67扩大到8.69。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与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户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变化情况基本一致，说明这两个阶层的收入在一个水平线上。
还有，我国中等收入户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一直小于1，并从2002年的0.71下降到2011年的0.56。
不算上人口众多的农民，连城镇中等收入户居民都未过中位数。
这说明，我国是个图钉型社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橄榄型社会结构不同，我国没有中产阶层。
少数人拥有巨量高收入，而多数人收入非常低，“被平均”了，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恶化。
3、收入差距在体制内外、垄断与一般竞争性行业、东中西部地区、管理层与一线员工等之间，还有明显的表现。
例如，近期人社部劳工所的报告称，企业高管与一线员工收入差距惊人
部分企业管理层年收入过千万，2007年平安保险总经理年薪即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
而根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这一差距，在1979年仅为1.18倍，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
再如，金融、电力、石化、航空、证券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员工收入比其它一般竞争性行业行业高出十多倍乃至几十倍。
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为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为企业的1.8倍。
同工不同酬，高收入并不完全是因为工作业绩，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进入了垄断部门、权力部门或级差高的地方。
此外，由于贪污腐败、各类特权、物价上涨、资产价格波动，以及各种隐性福利、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有利于富裕人群更富，而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难题，对低收入人群有更大影响。
这些都是进一步恶化收入差距的因素。
二、我国已到了需缩小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拐点 我国改革开放是从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的。
同志倡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激发了整个国家的活力。
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三十多年时间，收入提高并差距拉大是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适当的收入差距扩大，对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对于经济竞争，提高经济系统的活力和经济运行的效率，无疑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依靠拉大收入差距刺激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再继续了。
我国经济已经运行到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换句话说，我国已经到了“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要依靠缩小而不是扩大收入差距来促进经济增长阶段。
早在1955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对18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了对比之后，提出了“倒U曲线假设”，称库兹涅茨曲线。
即农业社会时，收入分配相当均等；工业化开始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经济快速增长，由于劳动力迅速向高收入的生产部门流动，人均财富分配不平衡明显加剧，曲线上扬；一段时间内，工业社会继续发展，曲线相对平缓；工业化完成之后，收入分配不平衡缩小，曲线下降。
库兹涅茨的理论得到了另一位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研究所证实。
当然，这个曲线只是经验曲线，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在经济成功转型过程中，就没有收入差距扩大，而是逐渐从大变小的过程，并不符合这个规律。
但日韩的经验并没有反证，也就是说, 日韩的经验说明，收入差距缩小并不影响经济顺利转型。
我国情况十分复杂。
一是与发展中国家比较。
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时人均GDP大约为100美元。
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但在人均GDP增长到1500美元左右以后，收入差距也基本上达到了“倒U曲线”的顶点，然后出现缩小的势头。
我国1980年人均GDP约为250美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但是，当我国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时并没有出现居民收入差距由扩大向缩小转变的迹象。
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收入差距还在扩大，现在已经达到5000多美元了，收入差距还在扩大。
二是从持续时间看，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时间通常在10～15年，很少有国家连续扩大20年以上。
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时间却已经超过了30年。
这种局面与我们的思维惯性有关。
思维惯性决定政策惯性。
但无论怎样，我国正处在库兹涅茨顶端或拐点，这是无容置疑的。
这个判断与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刘易斯拐点”，需要进行成功经济转型的结论是吻合的。
下大力气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并进而逐步缩小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应该说是刻不容缓的。
三、缩减收入差距，打造更多依赖消费经济快速增长新型模式 1、未来经济增长应更多发挥消费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5%，在7.7%的增长率中拉动了4.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0.5%，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下拉GDP负增长0.4个百分点。
这是消费贡献率十年来除2007年二超投资。
这确实是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的信号，未来应继续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乏力，原因很多。
短期因素包括：一是因世界经济疲软而导致的我国出口不振；二是我国目前也在消化前些年留下的过剩产能和过多流动性，正在积极地去库存和去杠杆；三就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和内需不足；等等。
长期因素主要是因为我国人口红利消失（据有关计算，我国农村只剩下4000~6000万可转移的多余劳动力），资源、环境、劳动力、技术、资本、体制等经济增长要素的约束硬化，经济系统已经进入到了结构转型和升级换代的攻坚阶段。
穷人无钱没消费，富人有钱不消费。
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原因就是收入差距。
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已严重偏离“多劳多得”公平原则，不仅不能促进经济效率，反而造成经济失衡和增长质量下降，并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冲突。
我们观察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历，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并非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缓慢，而是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进而严重损害国家发展的良性动力，最终导致了持续发展机遇的丧失。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转到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就能够像日韩那样顺利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2、“限高、提低、扩中”，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要统筹兼顾 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第四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实际上，早在2001年国家就提出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如今已经过去了11个年头；而2004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就由发改委启动，如今也已历时八年。
我们盼望十八大后推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能够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和成功实现经济转型。
收入分配改革以“限高、提低、扩中”为方针，需要冲破既得利益藩篱，特别是让中低收入阶层也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迅速形成中产阶层。
我们认为，要坚持“藏富于民、劫富济贫”原则，需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1）减税。
解决经济增速下行，减税而减轻企业压力，增加居民收入，是最直接、最有效办法。
特别是进一步提高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并累进降低税率。
（2）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按职业划分的最低、最高工资制度，范围扩大到农民工和兼职工。
（3）加大对农村农民、城镇低收入阶层、失业人口、偏远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4）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实行全民医保；对安居房、保障房、廉租房要按计划完成；要着实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通过这些民生工程，创造一个居民敢于消费、没有后顾之忧的环境，提高消费水平，扩大内需。
（5）采取与GDP增长率挂钩的货币供应量，以保障房地产、股票等资产市场稳定，以及物价稳定，保障居民收入不缩水。
（6）打击贪污腐败和非法收入，逐步杜绝灰色收入和取缔不合理的各种特权、特供。
求问网友提问人大会议发言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拉大的局面
城乡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并非始于今日。
至于原因，最根本的在于我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也就是城乡分割管理体制。
由于这种二元体制，无论国民收入分配，还是资源配置、工农业产品价格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而最终的反映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当然，这个差别在不同时期是有大有小的。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革除，比如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符合条件的还可以成为城市居民等等。
但是，二元管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依然存在一条鸿沟，在国民收入分配上依然是重城市居民而轻农村居民。
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继续扩大，使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低微；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分配上也是另行一套，农民工和城里人即使从事同一工作，并且工作质量丝毫不逊色，收入也仍然大大低于城市职工，还不能普遍享受医保、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待遇。
特别是在我国经济面临通胀的压力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民生活消费指数高于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指数，而农民增收又缺乏新的支持，这样，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自然而然扩大了。
要控制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只有以下最关键的思路和政策才有效果。
首先，彻底改革工商登记等行政审批、执法、收费、罚款等体制，改变目前农民创业很难的恶劣的体制环境。
从到许多地方农村创业环境的调查看，农民普遍反映现在办个企业，甚至干个个体工商户，要比上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上半期困难得多。
一是农民的任何经营，甚至是季节、临时等非正规的创业，都必须注册登记，各部门的资格、许可等变相审批也越来越多，不通过这些部门的注册登记和许可，就是非法经营；二是政府和行政性事业的工商、质监、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等各部门的收费项目越来越多，交费比交税还要多，而且动不动就罚款，税费和罚款负担太重；三是政府和其行政性事业各部门的执法检查越来越多，检查和处罚的随意性很大，伴随着执法人员的吃拿卡要，而且检查与处罚和罚款相结合，使农民创业经营苦不堪言；四是诸如住宅院内不准办企业、耕地不得盖永久性的农业设施等等，让创业者无法办企业的规定也越来越多。
只有浙江的一些地方，因为工商部门的经费由县市政府管理，没有统一到省财政，加上政府对工商、质监等部门行为的约束，才使得每千人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远多于中国其他地区。
因此，要真正让农民创业致富，最主要的是要清理不合理的审批、注册和许可，只要合法纳税，允许一些非登记创业和企业存在，区别对待并允许住宅从商；更重要的是打破部门利益，彻底清理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在城乡对农民创业和经营的各种收费罚款，如果政府确实需要供养这样一批机构和人员，就应由政府财政出资供养，而不能将行政、执法和司法的一些经费转嫁到个体工商、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
其次，以民为本，调整金融监管观念，步子再大一些，速度再快一些，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中小金融机构，使农民创业和投资能有融资渠道。
农民创业能不能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融到资金。
由于信息不对称、分摊成本高、大规模银行的成本对分散小贷款费用不经济、小贷款各种风险难以控制等因素的制约，纵向结构和地方规模较大的银行一般不可能普遍地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尤其是不给农村的创业贷款。
因此，我国农民创业难的第二个制约因素是农民搞个体工商户和办中小企业，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下，基本上无法融到资金。
再次，彻底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还地权与农民，使农民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条件。
土地作为资产，由于其稀缺性、固定性、生产性、增值性，是巨大和可持续的财富源泉。
但是，由于模糊的土地所有制和不公平的集体土地向国有的征用制度，我们看到，土地财富转化为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中的电站、供城市淡水的水库、高速公路、城市住宅、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商业金融大厦、工厂等等巨额的实体财富，政府和开发商也在土地的征用和开发中赚得了暴利，农民世世代代守着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被征用后，却形成了四千万之规模的失地、失业和失保农民；绝大部分当事农民没有因征地而致富，却因建设征地而致贫。
有人戏言，但切中要害：“这样的土地产权和征用制度，将中国许多城市建成了欧洲，而使农村凋敝落魄成了非洲。
”因此建议，在涉及征地的农村，成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如果符合建设规划，农村集体土地可以不经过征用直接以入股、出租和出让的方式进入建设市场；要留给农民一定比例的现代农业和创业用地，农民可用土地投资，评估的土地资产的价值可用于注册企业；农民土地，包括宅基地，可以抵押融资，并且其长期使用权可以流转和交易；将农民耕地的使用权延长到９９９年，使投资于耕地、林地，包括开荒治沙造林造地的投资者，有长期稳定的产权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