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想知道哪间职业技术学院的环境艺术设计（特别是室内设计）专业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比较好
你选的学校怎么都在广州那边啊 可以选择出来看看啊 我们江苏的苏州职业大学 苏州科技学院都很好 硬件设施也够的 抱歉你选的学校我都不太了解 不过我知道汕头大学很好 我猜那个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应该也不错吧…… 你可以到这些学校的网站上看看 缩小一下目标 然后到百度上找找这些学校的贴吧、论坛或者QQ群什么的问问 在校人会帮你的
张威廉的人物经历
1、不治学何以
不治学焉知何谓修身
不治学焉知以何修身
2学难道就是仅仅治课堂之学吗
就仅仅是治书本之学吗
万事问，为人处事不都是学问吗
3、古往今来那个修身之人是无学之是懒学之人
请对方试举一二。
李清照《点绛唇》 翻译
·诗歌正成为一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 记者：前不久，你获得阿格那国际诗歌奖(International Poetry Argana Award)，也是你的诗歌第一次翻译成阿拉伯语，据我所知，中国诗歌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很少，请谈一下这个奖的情况。
北岛：这个奖是由摩洛哥诗歌之家，即国际诗歌节的组织者颁发的。
诗歌节从96年开始办，每两年一次。
今年是他们首次设奖，以后随诗歌节一起，每两年颁发一次。
Argana是一种只在摩洛哥才有的树，乍看像橄榄树。
记者：他们为什么选中你
北岛：我也不知道。
按授奖词的说法是颁给其独创性得到国际公认的诗人。
我想一个诗歌奖除了是对诗人创作的肯定外，主要是强调诗歌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
如果诗人只是得点名得点钱，没什么意义。
在这个充满暴力的时代，诗歌可以传递另一种信息。
帕斯说过，诗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
宗教和革命都充满暴力色彩，而诗歌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可以拆除种族文化之间的樊篱。
记者：你得了不少国际奖，怎么看待这些奖
北岛：首先，作家不会因为得奖不高兴，这当然是种荣誉。
但荣誉也可能是个圈套，自己可别往里钻。
写作不因为得奖而变得重要，也不因为不得奖而变得不重要。
记者：也包括
因为你曾是中国呼声最高的候选人。
北岛：对。
只不过是18个人选出来的一个奖，奖金多点，名声大些，它只代表18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所左右。
的重要性也许是对非商业化文学的推崇，至少每年有一天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存在，但随后商业化对获奖者的利用，也多少消解了它的意义。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百年情结，所以有中国人得奖挺好，让大家解了这个结。
记者：你在摩洛哥的受奖发言中提到，“诗歌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饭后甜点，是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
”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北岛：从50年代末至今，美国大批诗人进入大学教写作，诗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生活有了保障，渐渐变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想象力变得贫乏苍白。
对于学生来说，写作本来需要原始冲动，是反对权威的，现在他们得紧跟随教授才行，写诗变成了个生产过程，好像诗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诗人也是可以被制造的。
由于这种误导，产生了众多平庸的诗人，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大家开始讲故事。
现在美国诗歌主流叫做叙事性诗歌(Narrative Poetry)，那甚至也不是故事，只是些日常琐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头老大妈聊天没什么区别。
记者：你不喜欢关注生活细节、来自日常生活题材的诗歌，对吗
北岛：不一定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写。
生活细节也好，宏大题材也好，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诗。
但诗得有激情和想象力，得有说不清的力量和让人晕眩的东西。
现在国内的一些诗人也在写类似的“叙事性诗歌”，这些诗人里包括以前的“第三代”和现在的所谓“第四代”。
中国的诗歌现状和美国的还是不太一样。
一方面，中国诗歌的这种倾向,多少也和中产阶级化的社会转型有关；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影响的焦虑”，即第三代诗歌要避开“今天派”的影响，另寻出路。
美国诗歌专业化后，有点像我们的作协，对创作没好处。
虽然美国诗歌中有不同声音，比如“垮掉一代”、“黑山派”和“纽约诗派”，但其主流诗歌是非常保守的。
记者：评价一下第三代诗人。
北岛：第三代中有不少出色的诗人。
不像我们那样，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作为文化革命后成长的一代，他们没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负担。
他们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试图建立和中国古代文体的对话关系，比如张?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
我在美国大学用这些诗作教材。
记者：你对第三代的描述，让我想起第三代们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界定和争议。
北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诗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结果。
你说柏桦是民间的还是知识分子的
很难界定。
我不想让这个话题进入今天的谈话。
依我看，大家先把诗写好了再说。
80年代的中国，很多人写诗，诗人地位很高，现在少有人读诗，承认自己是诗人会被笑话。
前段时间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复兴诗歌，把诗贴在公共汽车上，让它们满街跑。
我一直在想，诗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算和谐。
帕斯说过，读诗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
中国的知识分子圈里，还是有人在读诗，这就很重要。
中国走了两个极端。
八十年代初，诗歌过热，一是正好处于话语转变期，年轻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二是由于错觉，以为人人都可以当诗人。
到现在倒好，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
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
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
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
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
记者：怎么评价国内的诗歌现状
北岛：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没资格说三道四。
总的印象是中国的诗歌处于低潮，这和中国新诗的灾难性历史以及脆弱特质有关，也和突如其来的商业化压力有关。
所谓低潮高潮必须有参照系。
我的参照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是世界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产生了很多大师。
那时的战争、离别、痛苦，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苦难的艺术。
自50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
这并非意味着苦难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越来越繁荣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迎合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
文字退居次要地位。
这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问题。
那像我们这些喜欢读诗、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是很悲观
你可以往后看，读上个世纪那些大师的作品。
阅读没有时间性。
我就从来不鼓励我的学生读美国当代诗歌，离他们的现实太近，是有害的，很容易重蹈复辙。
记者：你向学生推荐哪些诗人
北岛：俄国的曼杰斯塔姆(Mandelstam)，英国的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德国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鲍尔.策兰(Paul Celan)，西班牙的洛尔迦(Garcia Lorca)和瓦耶霍(Cesar Vallejo)等，读这些大师的作品才知道诗的高度在哪里。
我不认为诗歌总是在进步，某一时期它会产生巨大的倒退。
·语言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北岛：郭路生，也就是食指。
那是70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
那个春天我开始写诗。
之前都写旧体诗。
记者：“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是这首诗吧
你的“朗诵记”里提到过。
北岛：对。
我被他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
毫无疑问，他是自6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记者：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
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
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记者：你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
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
如果说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
有时朗诵会上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
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
记者：介不介意这种距离
北岛：不介意。
记者：在心里有没有秘密读者
北岛：有。
诗一直都是写给秘密读者的，这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想像出的某个人。
记者：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
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
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重复。
记者：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环境，对写作有影响吗
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
从年轻时代开始，我们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
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诗人。
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
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中篇小说<<波动>>是74年写的吧
北岛：初稿是74年，改了三稿，79年定稿，81年在上发的。
记者：为什么没继续写小说
北岛：后来写过一些短篇。
停止写小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
到了70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
记者：以后还会写小说吗
北岛：不会。
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
也许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记者：我读了你的散文集和，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幽默。
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
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文听起来有点抒情，而你的文章不抒情，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
为什么开始写散文
北岛：最初是偶然的。
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
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
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记者：你的描述了在欧洲的4年里，换了7个国家，搬迁15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
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
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
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
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
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
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记者：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北岛：当然有。
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
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记者：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
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记者：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
这是唯一不能丢的行李。
记者：你交游很广，结识了许多诗人和作家，说说这种交游的感受。
北岛：游历其实从最初写诗就开始了。
先是串门，在串来串去，然后串到白洋淀，甚至更远的地方。
从85年起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游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诗人和作家。
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和文化，游历久了，变得身份不明。
这些人和自己及其他的语言文化都拉开了距离，游离在中间地带，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改变世界文化的景观。
这次到摩洛哥开会，我顺便去看望一个住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说家胡安.高蒂萨罗(Juan Goytisolo)，今年春天，我们一起去了。
他觉得住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距离正好，足够他观察国内的一切，又不必介入国内的纠纷。
他经常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谈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
我作为一个流浪者，因为不属于任何文化圈，就有一种说话的特权。
比如，我明确站在巴方，公开谴责以色列当局。
在参加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声援的访问活动中，我更切身体会到人所受的苦难。
但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巴以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和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有关。
那是个禁区。
而葡萄牙小说家萨尔马戈(Saramago)挑战了这一禁区，他就受到很大的压力。
记者：相对而言，你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
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
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
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必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诗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
但问题是，诗歌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
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
记者：好像你对当教授不太感兴趣，那你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我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
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
现在当老师，嘴又笨，不适合，但总比刷碗强。
记者：现在你在威斯康辛州的Beloit College当驻校诗人，都干些什么
北岛：我每年在Beloit待两个月，教诗歌创作和中国当代诗歌。
创作课分两部分，一是分析大师的作品，二是讨论学生自己的诗。
当场讨论学生的作品，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往往会因为一个词不懂而卡在那儿。
后来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诗交给我，我先查字典把诗看懂了再说。
混久了就好了，一个词不懂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记者：这个工作可以让你摆脱生活压力吗
北岛：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加上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不稳定。
我曾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纽约和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给BMW汽车写颂词，等等。
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现在这工作收入还行，虽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好处是自由，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属于自己。
记者：这样你有大把时间参加各大学的诗歌朗诵会，我对这样的朗诵会很好奇。
北岛：一般有创作课的大学，都有朗诵系列(Reading Series )，配套成龙，组成了专业诗歌生产线。
大学的诗人教授们互相请来请去。
我也是受益者，常被请去朗诵。
但由于非正式教职，又是外国人，我享有误入中心的局外人的特权。
这种特权是：你在其中，但不必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同时又不在其中，距离使你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批判意识。
记者：你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朗诵
北岛：用中文朗诵，然后请美国诗人或教授朗诵英文翻译，一首对一首，有时加字幕。
我从不用英文朗诵，一是英文没那么好，二是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喜欢那种它孤悬于另一种语境中的感觉。
说白了，我念错了，没人能听得懂。
记者：听众的反应怎样
北岛：各地不一样。
在欧洲，一般来说，不会有听不懂的问题，尤其像北欧国家，有理解晦涩诗歌的能力，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诗歌。
而美国注重的是叙事传统，听诗费点劲儿。
有时候我得搭配些容易懂的诗，朗诵前再说几句话作引导。
其实朗诵就是一种表演，你总不想跟听众过不去吧。
记者：你早期写了些情诗，后期不再写爱情了，你的感情经历和诗歌真的分开了吗
北岛：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
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一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写作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
记者：以后会再写爱情诗吗
北岛：不知道，生活和写作都是不可预测的。
记者：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
北岛：女儿。
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的动荡以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影响很大。
我离开她时她只有4岁，10岁来美和我团聚，15岁又回到北京，17岁再搬回美国，像个小流浪儿，在该得到父爱时没有父爱。
记得刚和女儿分开的那段日子，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听见孩子哭，一听见就跑，实在受不了。
记者：她读你的诗吗
北岛：很小的时候会背一两首，长大后就不读了。
记者：我喜欢你写给女儿五岁生日的那首诗，你女儿认同你的诗人身份吗
北岛：她没这个意识，有时还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读国际学校时，她的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要教我的诗，她似乎才另眼相待。
让我吃惊的是，她最近开始写诗了。
那是青春期骚动、跨国迁徙和文化震荡所致，倒是很自然的，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
记者：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北岛：上午写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读书学英文，给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象带看，算是休息。
记者：现在读中文多还是英文多
北岛：当然还是读中文多。
但出于生存需要，强迫自己读《纽约时报》，其英文简洁明快。
另外读点英文小说什么的，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也读读英文诗。
总之，平时犯懒，一到关键就得临阵磨枪。
记者：什么时候最想写诗
北岛：很久没写的时候，有种恐慌，就像学业荒废的感觉之于读书人一样。
记者：喜欢和身边的人谈诗吗
北岛：不喜欢，诗是不能谈的东西。
记者：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北岛：失去亲人。
我妹妹在76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
我和妹妹感情非常深，她那时才23岁，我27岁。
我痛不欲生。
我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和这事有关。
两年后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
记者：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它感官的记忆更持久。
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
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
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
13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
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记者：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
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我一直没弄懂。
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木渎公园和木渎古镇的作文 500字
一、《红楼梦》，映照出中国人的雅趣 《红楼梦》把中国人最文雅的表达方式——诗、词、曲、赋全吸纳进来，把中国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建筑、美食、园林、绘画全利用起来，充满了一般小说达不到的雅趣。
因此，这书不只是文人必看，毛主席还让大将许世友有空也看看。
外国人怎么看这本书
红楼梦学会第一任会长吴组缃给一个捷克留学生一对一地讲了一年《红楼梦》。
学生学完后问：“吴先生，《红楼梦》所有的问题我都弄明白了，只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
大观园里有那么多的珍宝，贾宝玉和林黛玉为什么不卷包而逃呢
” 无独有偶，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也曾给一个日本学生讲《红楼梦》，她讲道“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该生大惑不解，问：“老师，您总是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是个大悲剧，它有什么悲剧可言呢
您看这一段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两个不是已经上床了吗
” 为什么留学生会有如此离奇古怪的问题
归根到底，他们没有看懂宝黛爱情是怎么回事，看不懂的关键是他们从俗世人的角度来观高雅的人生态度。
《红楼梦》中的爱情雅到了无尘无土，像它的文字一样美到极致。
怪不得红学家蒋和森说，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却不能没有《红楼梦》。
二、《水浒传》，映照出中国人的侠义 义者，宜也。
在中国人眼里，行义，就是做应该做的事，这在《水浒传》的前半部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尤其是鲁智深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贫济危。
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说：“侠义之精神，则由宅心公平，欲抱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
”并“伸展人间之委曲，使千里之外，闻风慕悦”。
中国人对义举的赞美不遗余力，对义士的期盼古今同一。
义的一大敌人是钱。
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了老虎，这是勇，义是体现在他对待金钱的态度。
当时，知县决定把悬赏的1000贯给武松。
宋朝文官最高的宰相，武官最高的枢密使，每月工资300贯。
武松不是有钱人，可他听说一些猎户由于没有按期完成打死老虎的任务，挨了好多板子，于是武松就把1000贯全都分给那些猎户。
同样，宋江、柴进、晁盖都是不拿钱当回事，仗义疏财。
人有求，我帮；人无求，应帮，我也帮。
义的又一大敌人是色。
《水浒传》里美色的作用就是诱惑、威胁，好汉们也干脆，杀。
这固然跟作者的价值观脱不开干系，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中，侠义跟女色基本是绝缘的。
三、《西游记》，映照出中国人的信仰 《西游记》不尊重佛教。
玄奘到大雷音寺求经，佛祖两个助理——阿难和迦叶跟师徒几个要人事。
没有
对不起，只能取无字经。
师徒找如来评理。
如来说：前两天我们这边有人下去给人家做法事，收了三斗三升米粒黄金，你们来取经也应该给点东西吧。
把佛教的最高领袖描写成了一个市侩之徒。
《西游记》也不尊重道教。
很多妖怪都是以道士的面目出现的，有的还是“国师”、“国丈”，飞扬跋扈，滥用邪术，危害百姓。
两大宗教在《西游记》中被贬抑，这反映了汉族的传统国民性里面，没有固定的信仰。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汉人对信仰缺乏敬畏之心，只信能给自身带来好处的东西。
从唐僧仨徒弟的人物设定可以看出汉人期望的理想状态。
沙和尚什么重活都干，什么好处最后才能捞上，但这个老实人在唐僧眼里基本没有地位。
孙悟空有能力，但是不驯服，可西行求法，要靠他消灾，不好管怎么办
紧箍咒。
猪八戒最舒服，担子主要是沙和尚挑，打架主要是孙悟空去。
唐僧永远非常体谅猪八戒，他说什么，唐僧一般都信。
这么一个好吃懒做、投机取巧的人，却很受上峰的喜爱。
这说明汉民族内心非常羡慕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不负责任，利益均沾。
四、《三国演义》，映照出中国人的天下观 梁山好汉充满了英雄气概，而三国人物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国事情怀”。
《三国演义》不太关注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伦理道德，比如曹操有几位夫人，家是哪里的，关羽的媳妇叫什么，有没有姐妹……罗贯中都没有交代，因为他关心的是天下大事、社稷苍生。
这个关心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与民众的爱憎褒贬血肉相连。
《大学》八条目，最高就是平天下。
《三国演义》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向往安定太平的天下观。
在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当中，中国文明从未曾中断，为什么
《三国演义》说，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向往统一、向往安定的民族心理。
这种心理是如此强烈，成为中国最大的聚合力。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止一次被分开，但是每一次分裂，中国人总是以坚忍的毅力、巨大的牺牲去实现新的统一。
红楼梦》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生动的人物形象。
宝玉始终站在封建主义精神道德之外，他视仕途为禄蠹，以应酬文字为沽名钓誉之工具，视读圣贤为畏途，既具有浓厚的贵公子的纨裤习气，又具有反封建的叛逆性。
他尊重女性，尊重个性，追寻自由，是一位贵族家庭乃至封建制度的叛逆典型；黛玉是一位冰清玉洁、孤高自许、多愁善感的贵族小姐，她视爱情如同她的生命，但她的爱情却因不容于贵族家庭而被摧毁；宝钗是一位遵奉妇道、恪守妇规的封建淑女，她同样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红楼梦》突破了传统的取材和构思方式，将社会高度浓缩于家庭范围内作整体展现，贾府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红楼梦》写人的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描写的人物皆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具有多重性格，打破了以往小说写人类型化的特征，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法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以精雕细刻的工夫，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注意人物的个性化，心理描写具体而简洁；把人物放在特定的艺术气氛里，烘托人物的内心情绪。
《红楼梦》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营养，又提炼了大众语言，熔铸成准确、精炼、纯净、传神、典雅的语言。
《红楼梦》的情节安排脉胳分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结构既筋络相联，纵横交错，又主次分明，有条不紊，一如生活本身，不露人工斧凿之痕。
《红楼梦》表面看来都是平常的生活琐事，但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反映生活的本质，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意义。
《红楼梦》问世后，以其深进的思想意蕴与精湛的艺术魅力，震撼着一代代读者的心灵，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巨大的影响，在学术研究领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红学”。
在经历了二百多年风风雨雨之后，“红学”不唯没有衰微，反而更为兴盛，这足以说明《红楼梦》所具备的艺术价值。
《红楼梦》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是仅流传八十回的脂评抄本系统；一是程伟元高鹗整理补缀的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120回校订注释本，是一种较为完善的新读本。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
水浒传的故事早就在民间传诵。
南宋时，王的《东都事略》等，书已有零星记载。
宋末遗民龚圣与作有《宋江三十六赞》；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记述了宋江等人的事迹。
元代有25种水浒题材的剧目，水浒故事传到元末大致形成了今本《水浒》的规模。
《水浒》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
施耐庵1296—1370之间，名耳，祖籍苏州。
明初著名小说家。
35岁中进士，后弃官退居故乡，从事创作。
传说他同元末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
《水浒传》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替天行道”，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峰巅之时选择了妥协、招安，终于葬送了起义事业。
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
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渔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
小说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水浒传》的结构独具一格，先以单个英雄故事为主体，上一个人物故事结束时，由事件和场景的转换牵出另一个人物，因人生事，开始下一个故事。
就好象一个个环，环环相扣，环环相生。
其中也有一些自成段落的故事，集中表现了众多英雄好汉，智取生辰纲和三打祝家庄等即为其例。
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如同涓涓细流流向长江大河，终于汇合成滔天洪流，汇合成声势浩大的英雄大聚义。
《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形象。
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紧扣人物身份和经历刻划人物性格；善于把人物放在尖锐的斗争中生死存亡的关头来描写人物性格，还善于运用比较法、反衬法来突显人物性格。
《水浒传》没有丝毫的脂粉气儿女情，它具有豪放粗犷的阳刚美和崇高美。
这种美学风格对后来的英雄传奇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不限于文学的范围。
几百年来，《水浒传》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直接推动了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
《水浒传》对后世小说、戏剧有较大影响，到今天水浒故事仍然是戏剧剧目中的重要内容。
《水浒传》有繁本简本之分。
繁本文繁事简，简本文简本繁。
明万历末杨定见取简本中征田虎王庆事加以润饰，与繁本合成120回本。
清人金圣叹取繁本前71回加以润改，将第1回作楔子，成70回本。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校订的《水浒全传》适合于普通读者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水浒传》汇校本适合于文学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