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传》三,四章的问题
译者序 ： 卷一 童年与青年 第一章 文忠公 第二章 眉山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第四章 应试 第五章 父与子 卷二 壮年 第六章 神、鬼、人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第八章 拗相公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第十章 两兄弟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第十二章 抗暴诗 第十三章 黄楼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 卷三 老年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第十六章 赤壁赋 第十七章 瑜珈与炼丹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第二十章 国画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卷四 流放岁月 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 第二十六章 仙居 第二十七章 域外 第二十八章 终了 第二十七章 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
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
元佑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只有他一个人贬谪到此处。
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佑诸臣再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
苏东坡贬谪到海南岛不久，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一律被削除，好多大官都予调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
甚至老臣文彦博，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也没饶过，不过只是削除了几个爵位。
打击苏东坡最甚的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
因为苏迈原在南雄附近为官，现在也丢了官职。
第十四章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
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丰二年(一○七九)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
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
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捐税、征兵，那派小人还能装聋做哑，置之不顾。
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直。
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
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
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
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可就真有危险，因为新政的领导人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便是已然退隐。
苏东坡到任谢恩表只是例行公事，譬如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美缺相赐。
但是苏东坡说：“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
在过去为新政的朋党之争里，这一名词是固定代表那种含义的。
李定和舒禀心想苏东坡为什会自信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
并且他说在他那个年纪，他担任地方官是因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
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为官的必然会惹是生非呢
古之文人学者，因为没有民权的保障，在措词造句上，便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而阅读的学者也养成一种习惯，乐于寻求含义于字里行间之中。
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
苏东坡所写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在神宗熙宁元丰二年(一○七九)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
数日之后，舒禀，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
他说写的那种诗，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也是不忠于君。
舒禀随同弹劾表章，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
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
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
李定，当年因隐瞒父丧司马光骂他是禽兽不如，现在担任检察官。
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免去苏东坡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
御史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
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东坡，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
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洗，是他印了苏东坡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子由送信，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诉苏东坡。
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
朝廷使者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
但是他儿子在靖江忽然生病，于是耽误半天的行程，结果苏子由派的使者先到。
这个消息到达时，苏东坡是何等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
他到达湖州不久，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
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
在苏东坡记游飞英寺的诗里，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夕以中已非”。
他最好的朋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已在二月去世，他一直哭了三天。
在朝廷的差官正越程前去逮捕他时，他正再度创览他搜集的名画，那是七月七日，正拿出来到院子去晾。
他的眼光正好看到文与可送给他的一幅绝妙的竹子，不觉流下泪来。
那天他写的那一条笔记特别表现他的奇思幻想，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综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
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日：“吾将以为袜。
”及与可自洋州(今陕西洋县)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日：“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袜材当苹于子矣。
”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日“拟将一段鹅帮绢，扫取寒梢万尺长。
”予谓：“与可村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
”与可无以答，则日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
余答其诗日：“世间亦有千寻月，竹落庭空影许长。
”与可笑日：“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
”因以所画第篓谷堰竹遗予日：“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他是听湖州祖通判卿说，苏东坡遭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
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之轻重。
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
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箱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
太守官街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
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法接他。
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
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
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红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
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
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
苏东坡首先说话。
“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
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 皇差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 皇甫遵问：“他是何人
”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
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
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
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
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
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
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
有人推荐杨朴出来。
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 杨朴回答道：“臣不会。
”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 杨朴回答道：“没有。
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
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
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
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躲藏藏。
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
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
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
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
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
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
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
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
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
等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
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
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
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
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的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
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
把人都吓死了。
”然后焚烧他的手稿，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审问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
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人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
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
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
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
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
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
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词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
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
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
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
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
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
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
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
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
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
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
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
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
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
陆游勤于写日记，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
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
北宋在靖康元年(—一二六)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
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
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
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
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
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
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
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
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
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
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
舒禀在表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
流俗龛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诗为主。
……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
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
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悻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
且人道所立者、以有义而无逃于天地之间者，莫如君臣。
轼之所为忍出于此，其能知有君臣之义乎
为人臣者苟能充无义之心往之以为利，则其恶无所不至矣……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有而已。
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
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 另一御史的弹劾表里，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
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为张氏园写了一篇记。
在此一篇文章里，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
”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
那位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不道，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
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
”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东坡死刑。
在奏章前面序言中，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途叨儒馆。
”他又接着说苏东坡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
其当杀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东坡拒不从命。
另一个当杀的理由是，虽然苏东坡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
“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奸，罪有不容，岂敢苟止
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后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 审问在八月二十日开始，被告自称年四十四岁(按西方计算法为四十二岁)，然后叙述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
又把由他推荐为官的列出姓名，因为大臣为国家举荐人才充任公职之贤与不贤，与其本人之贤德大有关系，自然甚属重要。
据说，他自为官始，曾有两次记过记录。
一次是他任职凤翔为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钢八斤。
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
“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 最初，苏东坡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时所作的那首诗，对农民食无盐、青苗贷款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章中之其它若干情节。
他想不起曾写过其它与时政有关的诗文。
有好几天内，他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一直声称无罪。
至于何者应视为毁谤朝廷，何者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难断言。
还有，何者构成“毁谤”，亦复如此。
但是在八月十三日，他决定服罪。
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讥刺当政，且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
不过他“并未隐瞒”，至于内容如何，解释容有不同而已。
在审讯期间，他奉命在下列一道供词上签字：“入馆多年，未甚插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
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
”苏东坡的朋友当中，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有一百多首诗在审问时呈阅，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
因为苏轼措词精炼，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审问记录，我们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的阐述分析。
只有读者完全了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内的含义。
我读诗一向对那类诗避而不观，因为那些隐喻、史实，都需要单独解释，读来甚感吃力，作者自己卖弄学问，为读者加重负担，殊为无谓。
其实这样炫耀也并不困难，因为数百年来，苏诗的评注家一直忙着在历史和唐诗里发掘苏诗用典的出处。
对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
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柏的七律。
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地下。
另外还有一首牡丹诗，在诗内作者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
御史解释此诗为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如此多之种种捐税。
《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妃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
“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指控上，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自然有愤怒之感、失望之声，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罪有应得。
在给朋友驸马王诜的若干首诗里，有一行诗是坐听“鞭答不呻呼。
”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通”。
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
在给朋友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
”那些男尸、女尸、婴尸都饿死于路也，当时确是“为郡鲜欢”。
关于他给朋友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罚酒一杯。
在给曾巩的一首诗里(曾巩官位不高，但是一代古文大家人他说厌恶那些“股耳如惆蝉”的小政客。
在他给张方平的诗里，他把朝廷比为“荒林惆蛰乱”和“废沼蛙蝈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
在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我们也知道在给周郎的诗里，他把当权者暗比做“夜果”。
在写杭州观潮时，他说东海若知君王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在他一个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了两首诗给他，把那诗仔细看一下，也颇有趣。
并且可以了解官吏的愤怒，也可略知苏诗字里行间的含义。
若按字面译成英文而不加注释，便毫无意义可言。
其中一首说：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苏东坡承认他很佩服这位朋友，所以用孔子的不怨不容这种说法把他比孔子。
第二行指东汉大经学家派弟子东行的典故。
第三行指西汉萧何以智勇在朝收平淮南王之乱于无形。
第六行指良马出于冀北，又进而指韩愈马说中的伯乐过冀北之野，而冀北骏马遂空一事，亦指满朝已无真才贤士。
第五行指鹤立鸡群，亦即贤人与小人之比，隐含之义即在朝之庸庸碌碌者，皆鸡鸭之辈，于是午夜长鸣非鹤莫属。
最后一行更易令人致怒，因为诗经上有两厅‘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
”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他给那位朋友的第二首讽刺诗如下：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缓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这首诗的前三行指的是虚伪的读书人侈谈仁义，实则以此为求取功名富贵的阶梯，并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
“麦青青”一典，按苏东坡的意思，是由庄子论追求利禄官爵的人而来，那些人一生迷恋官爵，埋葬时口中含有珍珠，但是他们的坟墓早晚会夷为青青的麦田。
第四行包含另一个庄子上的典故。
楚王愿以高位请庄子去做官，庄子谢绝，并且告诉国王的使者一个故事：有一个专吃腐肉的乌鸦，找到了一个腐败的老鼠，正在一棵树上大享其美味，这时一只仙鹤赶巧从旁飞过，乌鸦以为仙鹤来抢它的美味，就发出尖叫的声音想把仙鹤吓走，但是仙鹤高飞到白云中去了。
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苏东坡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苏东坡会以为因写诗而被捕、受审为有趣，他一定以在法庭上讲解文学上的典故为乐事。
当时大家深信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他曾把当政者比为呜蛙，比为呜蝉，比为夜袅，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禽场中的鸡鸭。
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骂他们为“沐猴而冠”，不是人而装人。
总之，苏东坡是看不起舒禀、李定那等人，那么舒禀、李定为什么要对苏东坡有好感呢
审问终结，大概是十月初，证据呈给皇帝。
牵连的人很多，尤其是驸马王诜，在审问时牵扯到他，因为他曾和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赠品。
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
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染病而死。
她死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
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
这都是小人跟他做对。
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
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
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屈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
”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
在十月十三日，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个提要，送呈给皇帝御览。
由于太后之丧，案子拖延了些日子。
苏东坡在狱中等待案子的结果和自己的命运吉凶之际，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
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
一句话也没说，他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
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我自己躺下也睡了。
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恭喜
恭喜
”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安心睡，别发愁。
”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的走了。
“事情是这样，我刚受弹劾时，舒禀和另外几个人，想尽方法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我。
那个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我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
他回去立即回奏皇帝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
皇帝就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
’这就是后来我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
” 遇有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照法律和风俗，苏东坡是应当获赦的。
那些御史本打算把反对派乘此机会一网打尽，如今倘若一大赦，他们的心血岂不完全白费
李定和舒禀十分忧闷。
这时，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力请一律不得赦免。
舒禀并进而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另外的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副相王挂在诸御史的逼促之下，一天突然向皇帝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
” 皇帝大感意外，回答说：“他容有其他过错，他决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
” 王挂于是提起在苏东坡的柏树诗里说龙在九泉一事，那含义是将来某人命定要成天子，要自暗中出现，此人出身寒微。
但是皇帝只说：“你不能这样看诗。
他吟哦的是柏树，与我何干
” 王挂于是沉默无言。
章停，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
苏东坡的朋友呈上的证物都审查完毕，皇帝指定自己近人重行查阅。
根据御史的案子提要，此种毁谤朝廷要判流放，或是两年劳役，在苏东坡这样的案子，比较严重，应当是削官两极。
自法律上看，理当如此。
因案情重大，尚待皇帝亲自决定。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使舒禀、李定大失所望，宫廷官员发出了圣谕，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在受到牵连的人之中，三个人受的处罚较重。
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与苏东坡，并时常与他交换礼物，并且身为皇亲，竟不能将此等毁谤朝廷的诗文早日交出，削除一切官爵。
第二个是王巩，他并没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他显然是无辜受累，也许是为了私人仇恨的缘故，御史们要处置他。
随后几年，苏东坡不断提起王巩固他受累。
我们知道王巩的奢侈生活习惯，这次发配到遥远的西北去，日子是够他消受的。
第三个是于由。
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
在证据上看，子由并不曾被控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是因为家庭关系，他遭受降职的处分，调到高安，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约有一百六十里，任骛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和苏东坡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
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吱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
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
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初到黄州》读后感。
苏轼
延伸阅读：浅析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被贬的惩罚,而这群被皇帝老儿随意拆卸的玩具中,常常有许多饱读诗书之人.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所以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便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这其中当属“贬官文化”最为奇特最为有趣!一、何谓“贬官文化” 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总有些消极的思想.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1）文人的自作聪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原因就在这.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四、归纳总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二）“贬官文化”的特点.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
紧急通知；想要两篇《名人传》的读后感大概是400~500字，一篇是写贝多芬的，另一篇是米开朗基罗的。
《名人传》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罗曼．罗兰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展开恢复20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
贝多芬从刹那光辉享受的名誉鼎盛到人生谷底的贫苦交加，从童年时悲惨到老年时对欢乐的追求的曲折人生，正如罗曼．罗兰形容的“他整个人生都像是一个雷雨天”。
从中，我体会到了贝多芬一直都在与命运抗争，与思想斗争，尽管他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然而他内心的一份脆弱，一份坚强，是不了解他的人无法挖掘的。
对于创作完美歌曲的热情，对于寻觅欢乐的执著，对于完美的邂逅，促使他的生命成为了“大自然的一股力；一股原始的力与大自然其余成分之间的那种交战，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他以自己的苦难在铸就欢乐，“用苦痛换来欢乐”就足以浓缩了他的人生。
米开朗琪罗又何尝不是呢
“他有力量，他有幸生来就是为了奋斗，为了征服的，而且他也征服了——他不要胜利。
那不是他所企望的。
”他是精神贵族，是天才，然而他被天才所困扰，连他的精神与心灵也无能为力。
这种疯狂的激发存在于一个过于柔弱的躯体和心灵中无法控制它的可怕的生命。
从中我看出，他的一生是神圣痛苦的，但是他相信只要自己的灵魂能够坚忍果敢，不因悲苦而一味沉沦，那么就一定会冲破精神上的束缚，他在斗争和舍弃中，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
而托尔斯泰，这位大地上火光闪亮的俄罗斯的伟大灵魂，在十九世纪末那阴霾浓重的日暮黄昏时抚慰人的星辰，他用他强而有力的笔杆写出一部部能让我们一步一步地紧跟着托尔斯泰那冒险生涯的矛盾经历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描写除了当时社会的阴暗，对神的信仰是他坚持不懈地用笔尖向人间播撒爱的种子。
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为真理和正义坚持信念，为真理和正义谱写人生。
读《水浒传》有感（5篇）
《水浒传》是非常经典的名著,与它相媲美的还有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号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它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 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抱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水浒一百零八将,人物形象中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智多星吴用和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智多星吴用几次献策:吴用为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在浔阳楼念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快行斩时,吴用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吴用利用双掌连环计攻克祝家庄.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宋江,李逵被害后,吴用与花荣一同在宋江坟前上吊自杀,与宋江葬在一起.真不愧为智多星呀!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是一位非常直率,暴烈如火,却侠骨柔情,杀却恶人为的是救穷苦人于水火的真汉子,英雄人物.他往往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一副粗鲁,野蛮.可他到了冲锋陷阵的时候可毫不含糊,挥着62斤重的禅杖上阵杀敌.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建社会腐败的一面.这的确是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本书.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总算被我啃完了，好辛苦
不过，我总算明白了很多道理。
不必说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也不必说武松漂亮的醉拳，吴用的足智多谋。
单说天真烂漫的李逵，他颇有些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名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
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是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他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我试想，假如让他来到我的身边，相信没有多少人能有他这样的魅力。
这不是因为他的相貌，也不是因为他有所么高挑的身材，更不会是他有大把的财富，就一点，就是他那在别人眼中芝麻大的优点。
请不要小看他那芝麻大的优点，在这世界上就要灭绝了。
我总觉得我们在生活中对于朋友甚至亲人少了一份亲情，少了一份哥们儿友情。
我清楚的记得，在我咿咿呀呀学语时，我经常毫无顾忌的到邻居家吃饭，没有礼节，没有拘束，只有欢乐。
邻居家的姐姐现在和我还是和原来一样好。
在我哭着闹着不上幼儿园时，我们和邻居经常一起聊天，但是我们开始装上了一扇木门。
现在当我知道为了未来奋斗的时候，我家的门也变成了三厘米厚的防盗门。
这就像一条河，让我们和邻居的感情隔在天地两岸。
这就像《礼记》里说的：“今大道即隐，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 我们的社会很自然的少了一份爱，一份及其重要的爱——一份关怀。
对于关怀，也许只需要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者是一个会心的微笑，就能让人喜笑颜开，就让人感受母亲般的关怀。
不要太吝啬，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不会让你失去什么，只能让你的人格得到升华。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
《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绔儿。
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
《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
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
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
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
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
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
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
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
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
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
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
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
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
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名人传读后感600字左右，谢
《名人传》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它们均创作于二十世纪初期，无论在当时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是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
在这本《名人传》中最令我感动的就是贝多芬的故事。
贝多芬是个音乐天才，他的天分很早就被他的父亲发现了，不幸的是，贝多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他天天让贝多芬练琴，不顾及他的心情，一个劲儿的培训他，有时甚至把贝多芬和一把小提琴一起放进一个屋子里关起来，一关就是一整天，用暴力逼他学音乐。
贝多芬的童年是十分悲惨的，他的母亲在他十六岁时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变成了挥霍的酒鬼。
这些不幸一起压到了贝多芬的头上，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也因此导致他的脾气暴躁而古怪。
但是贝多芬没有因此而沉沦，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所热爱的音乐事业中去了。
由于他的天分和勤奋，很快地他就成名了。
当他沉醉在音乐给他带来的幸福当中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他的耳朵聋了。
对于一个音乐家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耳朵，而像贝多芬这样以音乐为生的大音乐家，却聋了耳朵，这个打击是常人所接受不了的。
贝多芬的一生是悲惨的，也是多灾多难的，但他为什么还能成功呢
为什么正常人做不到的事，他却能做到呢
这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认为，贝多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有着超与凡人的毅力和奋斗精神。
面对困难，他丝毫无惧。
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困难时，经常想到的就是请求他人的帮助，而不是直面困难，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
而贝多芬，因为脾气古怪，没有人愿意与他做朋友，所以，他面对困难，只能单枪匹马，奋力应战。
虽然很孤独，却学会了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只要给自己无限的勇气，再可怕的敌人也可以打败。
我们的时代千变万化，充满机遇，我们渴望成功，但我们却不想奋斗。
我们要的是一夜成名。
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我们取得昙花 一现的成就，但绝不能让我们跻身人类中的不朽者之列。
因此，读读《名人传》也许会让我们清醒一些。
苏轼的永遇乐解释及赏析，急需，速度
（有数首永遇乐，不知你要的是哪首） 永遇乐 苏轼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⑴。
明月如霜⑵，好风如水⑶，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如三鼓⑷，铿然一叶⑸，黯黯梦云惊断⑹。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⑺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⑻。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
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⑼。
异时对、黄楼夜景⑽，为余浩叹。
注释⑴ 彭城夜宿燕子楼三句：白居易《燕子楼诗序》：“徐州故尚书（张建封）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
尚书既没，彭城有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
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
”这首词是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苏轼知徐州时作。
彭城，今江苏徐州市。
⑵ 明月如霜：李白《静夜思》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⑶ 好风如水：好风清凉如水。
⑷ ?如三鼓：三更鼓响了。
?，打鼓声。
如，助词。
《晋书·邓攸传》引吴人歌：“?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
”⑸ 铿然一叶：这时夜深人静，所以一片落叶的声音都听得出是那么清脆。
铿然，形容声音之美，如金石、琴瑟。
⑹ 黯黯梦云惊断：梦中惊醒，觉得黯然心伤。
宋玉《高唐赋》载楚王梦一神女自称“朝为行云，暮为行雨”。
梦云用此典。
⑺ 觉来：醒来。
⑻ 天涯倦客三句：是说自已倦于作客远方，很想寻找归路到山中去过田园生活，可是故乡渺远，徒然存此心愿罢了。
⑼ 何曾梦觉二句：是说人生的梦没有醒，因为还有欢怨之情未断。
⑽ 异时对、黄楼夜景：作者设想后世的人凭吊自已时，也会发出感叹。
黄楼，彭城东门上的大楼，苏轼在徐州时所建造。
赏析燕子楼在彭城（今江苏徐州）。
据说此楼乃唐张尚书为爱妓关盼盼所筑。
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
张氏死后，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
白居易有《燕子楼》诗三首并序叙其事。
历代诗人有感于此，也为燕子楼留下了不少诗篇。
苏轼这首词作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自熙宁四年（1071）以来，苏轼已相继接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其时正改知徐州。
由于仕途上的波折和远离政治中心，加以频繁迁调，孤寂落寞之感不时袭上心来，以致使他十分向往探寻心灵上的超脱和自由。
这首词以“夜宿燕子楼，梦盼盼”为题，可能是托为此言，但他不从红粉艳情著笔，只用“梦云惊断”稍作点染，便一笔宕开，由燕子楼生发出对人生宇宙的思考和感慨。
词的开端以景生发，融情入景，铺写燕子楼小园之夜。
月色明亮，皎洁如霜；秋风和畅，清凉如水。
词人提笔就把人引入了一个无限清幽的境地。
“清景无限”既是对暮秋夜景的描绘，也是词人的心灵得到清景抚慰后的情感抒发。
结著景由大入小，由静变动：曲港跳鱼，泼剌有声；圆荷泻露，晶莹可爱。
港之曲，荷之圆，足见画面的线条与图案美。
鱼之上跳，露之下泻，呈现了一上一下的动态美。
词人以动衬静，使本来就十分寂静的深夜，显得越发安谧了。
鱼跳暗点人静，露泻可见夜深；“寂寞无人”之意，先已逗出，“见”字也于句外知之，盖得见然后才能写也。
但“跳”之倏忽，“泻”之细微，又非胸次无尘，心中有会，何能见而写之
“寂寞无人见”一句，含义颇深。
园池中跳鱼泻露之景，夜夜可有，终是无人见的时候多；自已偶来，若是无心，虽在眼前，亦不得见，所以就此景而论，迳说“寂寞无人见”，亦无不可。
《记承天夜游》云：“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很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东坡往往有此妙语，二例可互参。
以下转从听觉写出：三更鼓响，秋夜深沉；一片落叶，铿然作声。
梦被鼓声叶声惊醒，更觉黯然心伤。
“?如”和“铿然”写出了声之清晰，以声点静，更加重加浓了夜之清绝和幽绝。
好梦难圆，怅然若失，自有寻梦之举。
词人于半睡半醒中寻绎断梦，然夜色茫茫，寻梦无处，惆怅满怀，低徊欲绝，便踏遍小园以自遣。
“茫茫”既描绘了无边的夜色，也写出了猛醒后的茫然之情。
词先写夜景，后述惊梦游园，故梦与夜景，相互辉映，似真似幻，惝恍迷离。
又因这一布局之巧，前六句小园之景既是寻梦时所知所见，也成了词人著意要表现的一种悟境；世人被名利所扰，营营终日，犹如自已睡里梦里，眼前身畔有多少良辰美景交臂失之。
这真是“清景无限”可叹“寂寞无人见”
词人心与境会，借景抒怀，于上片已透出消息。
下片直抒感慨，议论纷陈，触处生辉。
词人登高望远，油然而起身世之感。
“倦”字道出了他内心的无限怅惘和烦恼。
七载外任，久别京城，怎不牵动去国怀乡的愁思
山隐隐，路茫茫，望不到迢迢故乡，欲归无期，徒存此愿，何处可诉心曲
面对燕子小楼，幽情难已，不免发出“燕子楼空，佳人何在
空锁楼中燕”的喟叹。
发生在楼中悲欢交织的爱情故事，有道不完的要眇情，写不完的凄迷境，但苏轼只十三个字便说尽了，由人亡楼空悟得万物本体的瞬息生灭，然后以空灵超宕出之，直抒感慨：人生之梦未醒，只因欢怨之情未断。
其感慨超越了自我，推及了人生和宇宙。
词人的词思还在驰聘，他从燕子楼想到黄楼，从今日又思及未来。
黄楼为苏轼所改建，是黄河决堤洪水退去后的纪念，也是苏轼守徐州政绩的象征。
但词人设想后人见黄楼凭吊自已，亦同今日自已见燕子楼思盼盼一样，抒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无穷感慨。
这是词人思考人生的结晶。
词人把对历史的咏叹，对现实以致未来的思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终于挣脱了由政治波折而带来的感情镣铐，精神获得了解放。
尺幅中竟蕴含了如此深广的喟叹，沉挚之思，浩瀚之气，令人玩索不尽。
此词在《东坡乐府》中极有艺术特色。
首先是章法的独到之处。
上片前六句正写燕子楼小园夜景，后六句则追述梦醒之由和寻梦之行，用的是倒装逆挽手法，因其倒装逆挽，凸出了小园清幽的夜景，使其成为上片的主体。
其次词人将景、情、理熔于一炉，围绕燕子楼情事而发。
景是燕子楼小园的清幽之景，情为词人于燕子楼惊梦后萦绕于怀的黯黯之情，理即由燕子楼关盼盼事而悟得的“人生如梦似幻”之理。
然景中有情，情景交融；情中有理，以理化情。
燕子楼小园之无限清景和深夜寻幽的词人之澄澈心境可谓合而为一，心不为名利所绊，所见之景则淡远清空。
而寂寞无人见之美景与“寂寞而莫我知”之词人又何其相似。
物我一境，情与境谐。
梦断盼盼之情黯黯，望断故园之情惘惘，词人悟得古今同梦，使情为理化，从情之缠绕中获得解放，变得超旷放达，喜怒哀乐乃至荣辱毁誉，全然无意留存于心间，见出格高韵胜。
故此词虽和婉淡丽而不失其高旷清雄，议论洒脱而不流于枯燥寡味。
词中论及的人生哲理，无疑是受了佛老思想的影响。
词人在对外部世界的追求中接连失败，于是便转向对内心世界的探寻。
在这样的情况下，借景抒怀难免有些超尘绝俗之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永遇乐苏轼孙巨源以八月十五日离海州，坐别于景疏楼上。
既而与余会于润州，至楚州乃别。
余以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与太守会于景疏楼上，作此词以寄巨源。
长忆别时，景疏楼上，明月如水。
美酒清歌，留连不住，月随人千里。
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
卷珠帘、凄然顾影，共伊到明无寐。
今朝有客，来从濉上，能道使君深意。
凭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泪。
而今何
西垣清禁，夜永露华侵被。
此时看、回廊晓月，也应暗记。
苏轼词作鉴赏这是一首怀人词，是为寄托对好友孙巨源的怀念而作。
当时，东坡已至海州，想起与巨源润州相遇，楚州分手的往事，不由心有所动，遂作此词。
上片由设想巨源当初离别海州时写起，以月为抒情线索。
首三句写景疏楼上饯别时“明月如水”：“美酒”三句写巨源起行后明月有情，“随人千里”；下六句写别来三度月圆，而旅途孤单，无人同醉，唯有明月相共，照影无眠。
几种不同情景，层深递进。
但这都是出自词人的想象，都是从对方月下的心理感受上落笔，写得极有层次，形象逼真，情景宛然。
词人这样着力刻画，表面上是映托巨源，实际上是写词人自己怀人之思。
过片三句点破引发词人遥思之因，有客从濉上来，捎带了巨源“深意”，遂使词人更加痴情怀念。
“凭仗”三句，又发奇想。
淮河发源于河南，东经安徽、江苏入洪泽湖，其下游流经淮阴、涟山入海。
此时孙巨源汴京，苏轼海州，友人泪洒清淮，东流到海，见出其念我之情深；自己看出淮水中有友人相思之泪，又说明怀友之意切。
举目所见，无不联想到友情，而且也知道友人也必念到自己。
淮水之泪，将对方之深意，己方之情思，外化为具体形象，设想精奇，抒情深透。
“而今”以下六句，又翻进一境，再写意想中景象，回应上片几次点月，使全篇浑然圆妥，勾连一气，意脉层深。
“夜永”句设想巨源西垣（中书省）任起居舍人宫中值宿时情景，长夜无眠，孤清寂寞，“此时看、回廓晓月”，当起怀我之情，刻画更为感人，有形象，有情思。
词人不说自己彻夜无眠，对月怀人，而说对方如此，仍是借人映己。
最后“也应暗记”，四字可谓神来之笔，这里有人有我，深细婉曲，既写到了巨源的心理，又写出了自己的深意，是提醒，也是确信巨源会“暗记”往日的情景，二人绵长情思，具见言外。
此词以离别时的明月为线索抒写友情，艺术上别具一格。
全词五次写到月：有离别时刻之月，有随友人而去之月，有时光流逝之月，有陪伴词人孤独之月，有友人所望之月。
词之上片以写月始，下片以写月终，月光映衬友情，使作品词清意达，格高情真。
（均引用于别人知道）
怎么理解——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是《易.系辞传》中孔子的话。
意思是说，与高于自己的人交往，不要低声下气；与低于自己的人交往，不要高傲怠慢。
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待人处世原则。
“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说起来简单，却知易行难。
文人轶事中有个苏轼题字讽老道的故事。
一次苏轼游莫干山，路遇一庙宇，想进去歇一会儿。
老道见苏轼穿着平常，形容一般，就冷淡地指了指椅子说：“坐。
”然后吩咐道童：“茶。
”当与苏轼交谈后，老道发现苏轼谈吐不凡，恐非一般书生，便把他引至大殿，客气地说：“请坐!”要道童向客人“敬茶!”及至发现眼前来客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时，竟打躬作揖，把他让进客厅，毕恭毕敬地连连说“请上坐”，还特意吩咐道童“敬香茶”。
随着苏轼“身分”的逐步“暴露”，老道对他的态度也逐步升级，到后来几近讨好谄媚。
苏轼有感于老道的势利态度，临别老道请他题字留念时，苏轼开了个小玩笑，写下了“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以为讽，弄得这位老道很不好意思。
其实，这种因人变态的待人者还是不少的，只不过莫干山老道做得太露骨、太典型，而且恰好遇上了风流才子苏东坡，这才使他得到这么一个绝妙的“留念”罢了!不过，因人变态的处世态度虽然所在多有，却又历来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礼记》中就谆谆告诫人们：“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所谓“失色”，也就是指的不要以不恰当的态度待人，其中自然包括交友时不谄、不渎的内容。
在俄国，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不拜沙皇的事也脍炙人口。
一天，应沙皇召见来到皇宫的谢甫琴科在御殿等候。
御殿里聚集着不少文官武将和外国使节，沙皇一到，所有的人都弯下腰去，惟有谢甫琴科巍然不动。
沙皇暴怒，责问：“举国上下，谁见我不低头?你怎敢不向我鞠躬致敬?”谢甫琴科从容做答：“不是我要见你，而是你要见我。
如果我也像周围这般人一样向你打躬弯腰，你还能看得清我吗?”不卑不亢，恰到好处，使凶暴的沙皇无话可说。
对于某些人来说，“上交不谄”好像是不难做到。
相形之下，“下交不渎”似乎要困难些。
宋人何坦曾有遗训，叫做“交朋必择胜己者”。
按照这一框框，交友便只有“上交”，不得“下交”，这就连“不渎”也不复存在了。
显然，这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如果人人都坚守“交朋必择胜己者”这一原则，那就谁也交不来朋友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甲“胜”乙，乙“胜”丙，那么，乙不与丙交友，甲又不与乙交友，大家都不够“格”，哪里还有朋友可交?所以说，“下交”是难免的。
人人只交“胜己者”是不可能的。
可见，问题不在于“下交”不“下交”，而在于“下交”要“不渎”。
明代学者薛碹在《读书录》中说得好：“虚心接人，则于人无忤；自满者反是”。
他要求人们要具有谦虚态度，不要自以为能，不可以己之长傲人之短。
这是合乎辩证法的。
如果自己在某些方面有点长处便看不起别人，对别人态度傲慢，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某种长处，如果人人据此便傲视起旁人，那就不仅无法交朋友，连必要的团结共事都会成问题。
“下交”的“下”除了指具有某些缺点、错误、短处的人以外，还包括职务、地位、资历等不及自己的人。
与这些人交朋友，同样存在一个“不渎”的问题。
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囿于旧的传统观念，压根儿瞧不起职位比自己低的人。
在这些人面前，他们总是以领导者自居，似乎处处比别人高上一等。
你要他平起平坐地与职位较低的人交朋友，他会觉得是低尊屈就，那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下交”。
还有一种人，他们主观上也想与职位比他低的人交朋友，然而，由于放不下“上级”的架子，一张嘴就是“居高临下”发指示似的，显得盛气凌人，人们对他避而远之。
这样，他要与普通群众交朋友的愿望仍然是很难实现的。
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罗荣桓元帅身居高位，然而，在下级面前他的态度总是和颜悦色。
全国解放后，他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工作十分繁忙，但却仍然热情接待身为下级的朋友。
有位从广东来的同志看望他后写诗说：“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
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自行车)倒比汽车多。
”他住家门前停放的这些自行车，便是那些来与罗荣桓交心谈心，或叙友情，或反映情况的普通干部骑来的。
如果说“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被古人视为待人处世的重要原则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说，“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也是一般人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护身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