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完宋元故事的感想
今天,我读了一个成语故事:《叶公好龙》。
这个故事主要讲:古时候有一个人叫叶公。
叶公非常喜欢龙,又因为他生活在富贵家庭中,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上等的,所以他的衣服上、帽子上、鞋子上、家里的柱子上、被子上、枕头上……家里上上下下的东西,都刺有龙的图案。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这五年里,叶公一家平平安安,生活地非常幸福。
可是,叶公一家并不知道:天上的真龙知道,叶公一家既然这么喜欢我,那见到真龙……岂不是更喜欢了吗
好
就这么决定了,我明天下凡去见一见那个名叫叶公的人
第二天,真龙来到了叶公的家里,透过窗户看到了正在呼呼大睡的叶公,叶公也被这如此巨大的呼吸声吵醒了,一看,两眼直冒金心,吓晕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人只是表面上喜欢某样东西,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某样东西,所以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叶公哦
宋元时期的历史故事
宋元时期的成语故事:【东窗事发】据明田汝成载,宋元间传说,秦桧欲杀岳飞时,曾与妻子王氏在东窗下密谋。
后桧游西湖,舟中得疾,见一人披发厉声曰:“汝误国害民,吾已诉天,得请矣。
”桧死后,在地狱备受诸苦。
王氏给他做道场,并派道士去探望他,他对道士说:“可烦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
”后因以“东窗事发”或“东窗事犯”概指此事。
亦用以喻阴谋败露,自食恶果。
【断齑画粥】形容贫苦力学。
典出《五朝名臣言行录·参政范文正公》“公生二岁而孤”原注引宋魏泰:“公(范仲淹)少与刘某上长白僧舍脩学,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数十茎,……入少盐,暖而啗之。
如此者三年。
”【鹅湖之会】比喻具有开创性的辩论会。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
由吕祖谦邀集,意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争执。
实质上是朱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场争论。
它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在现在的江西省铅山县有一古寺,寺虽不大,貌也不惊人,但却因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寓居于此,并在这里发生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因而远近闻名。
【分鞋破镜】唐孟棨载,南朝陈徐德言娶陈后主妹乐昌公主为妻,公主有才貌。
陈亡之际,德言料不能夫妻相守,于是破一镜,夫妻各执一半,相约日后合镜相会,又明陶宗仪载,宋程鹏举被虏于张万户家为奴,娶张所虏宦家女某氏为妻。
妻见程才貌不凡,非久居人后者,屡劝程逃亡。
程疑妻受张所使试探自己,即以告张,妻因此被张赶出。
妻临行,脱绣鞋一只换程鞋一只,期望日后执此相见。
后因以“分鞋破镜”喻夫妻分离。
【河东狮子吼】宋洪迈:“陈慥字季常……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
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按,河东是柳姓的郡望,暗指陈妻柳氏;师(狮)子吼,佛家以喻威严,陈慥好谈佛,故东坡借佛家语以戏之。
后用以比喻妒悍的妻子发怒,并借以嘲笑惧内的人。
【黄袍加身】后周赵匡胤谋夺帝位,在陈桥驿发动兵变,诸将替他披上黄袍,拥立为帝,定国号为宋,是为宋太祖。
后因以为典实。
亦指登上帝位。
【黄龙痛饮】宋金交战,岳飞曾说要直捣黄龙府,与人痛饮。
后遂以“黄龙痛饮”指彻底击败敌人,欢庆胜利。
【悔读南华】宋计有功:“令狐綯曾以旧事访於庭筠,对曰:‘事出,非僻书也。
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
’綯益怒,奏庭筠有才无行,卒不登第。
庭筠有诗曰:‘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第二篇。
’”后以“悔读”为慨叹学识渊博而不为人所容的典故。
【急流勇退】宋陈抟约钱若水相晤。
钱至,见陈与一老僧拥炉而坐。
僧视若水良久,以火箸画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是急流中勇退人也。
”意思说钱若水做不了神仙,但也不是久恋官场的人。
后钱官至枢密副使,年四十即退休。
见宋邵伯温卷七。
后因以“急流勇退”比喻在官场得意时及时引退,以明哲保身。
【解铃还须系铃人】宋惠洪卷下载:法灯泰钦禅师少解悟,然未为人知,独法眼禅师深奇之。
一日法眼问大众曰:“虎项下金铃,何人解得
”众无以对。
泰钦适至,法眼举前语问之,泰钦曰:“大众何不道:‘系者解得。
’”由是人人刮目相看。
事亦见明瞿汝稷卷二三。
后因以“解铃须用系铃人”、“解铃还须系铃人”比喻由谁引起的麻烦,仍须由谁去解决。
【近水楼台先得月】宋俞文豹《清夜录》:“范文正公镇钱唐,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公即荐之。
”后常用来比喻由于近便而获得优先的机会。
【灸艾分痛】《宋史·太祖纪三》:“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
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
”后因以“灸艾分痛”喻兄弟友爱。
【扣槃扪烛】宋苏轼《日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
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槃。
’扣槃而得其声。
他日闻钟,以为日也。
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
’扪烛而得其形。
他日揣籥,以为日也。
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译文:一出生就双目失明的人不认识太阳,向有眼睛的人问太阳是什么样子。
有的人告他说:“太阳的样子像铜盘。
”敲铜盘就听到了它的声音。
有一天(他)听到了钟声,把发出声音的钟当作太阳。
有的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光像蜡烛。
”用手摸蜡烛就晓得了它的形状。
有一天,(他)揣摩一支形状像蜡烛的乐器龠,把它当作太阳。
太阳和敲的钟、吹奏的龠差别也太远了,但是天生双眼失明的人却不知道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不曾亲眼看见而是向他人求得太阳的知识啊。
后因以“扣槃扪烛”喻不经实践,认识片面,难以得到真知。
【盲翁扪籥】宋苏轼《日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
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槃。
’扣槃而得其声。
他日闻锺以为日也。
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
’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
日之与锺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后以“盲翁扪籥”比喻只凭片面了解或局部经验就对事物妄加判断。
【面壁功深】面壁:佛家语,指面对墙壁默坐静修。
面壁静修,道行甚深。
亦比喻人经长期钻研,而造诣精深。
宋·释普济《五灯会元·东土祖师》:“[初祖菩提达磨大师]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
【名落孙山】宋范公偁《过庭录》:“吴人孙山,滑稽才子也。
赴举他郡,乡人讬以子偕往。
乡人子失意,山缀榜末,先归。
乡人问其子得失,山曰:‘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后以“名落孙山”谓投考或选拔未中。
【骑驴倒堕】典出宋邵伯温《闻见前录》卷七:“华山隐士陈抟……常乘白骡,从恶少年数百,欲入汴州。
中途闻艺祖登极,大笑坠骡曰:‘天下於是定矣。
’遂入华山为道士。
”后以“骑驴倒堕”形容太平之世。
【巧取豪夺】巧取:软骗;豪夺:强抢。
旧时形容达官富豪谋取他人财物的手段。
现指用各种方法谋取财物。
宋·苏轼《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怪君何处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
”典故:宋朝大书法家、大画家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字元晖),家学渊源,也和他父亲一样,既写得一手好字,又长于作画;尤其非常喜爱古人的作品。
有一次,他在别人的船上,看见王羲之真笔字帖,欢喜的什么似的,立即要拿一幅好画交换,主人不同意,他急得大叫,攀着船舷竟就往水里跳,幸亏别人很快把他抱住,才不致落水。
他有一样很大的本颁,便是学会模仿古人的画品。
他在涟水的时候,曾经向人借回一幅“松牛图”描摹。
后来他把真本留下,拿摹本还给人,这人当时没有觉察出来。
拿着走了。
直至过了好多日才来讨还原本。
米友仁问他怎么看得出来,那人回答说:“真本中的眼睛里面,有牧童的影子;而你还我的这一幅却没有。
”可是米友仁模仿古人的画品,很少被人发觉他的模本是假的。
他经常千方百计向人借古画描摹;而摹完以后,总是拿样本和真本一齐送给主人,请主人自己选择。
由于他摹仿古画的技艺很精,把模本和真本模得一模一样,主人往往把模本当成真本收回去,米友仁便因此获得了许多名贵的真本古画。
米友仁是一个有才能的艺术家,值得人们敬仰,又是一个古画的爱好者和欣赏者,让人们更加知道古画的妙处和价值;可是他用那种摹仿的假本巧妙地换取别人真本的行为,却是叫人鄙弃和不齿的。
所以有人把他这种用巧妙方法骗取别人真本古画的行为,叫做“巧偷豪夺”后来的人又从此引伸成“巧取豪夺”这句成语,用来形容人以不正当的巧妙方法,攫取自己不应得的财物。
“巧取”,骗取也;“豪夺”,抢占付。
而用此种方法攫取财物,也往往利便又所得很多,故有“巧偷豪夺,故所得多多”见(“清波杂志”)之语,例如。
以神物做幌子的神棍,常常巧立名目,假借做什么佛事,骗取无知的人的财物。
攫取私有,这便是“巧取豪夺”了。
【悬鼓待椎】《渊鉴类函·乐·鼓二》引明陈耀文《天中记》:“宋范仲淹一日携子纯仁访民家。
民舍有鼓为妖。
坐未几,鼓自风滚至庭不已,民舍皆股栗。
仲淹徐谓纯仁曰:‘此鼓久不击,见好客至,故自来庭以寻槌耳。
’令纯仁削槌以副之,其鼓立碎。
”因以“悬鼓待椎”喻急不可待。
【一路福星】宋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比行,司马光谓人曰:“福星往矣。
”见宋秦观《鲜于子骏行状》。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祐更化》、清翟灏《通俗编·祝诵》引《四友斋丛说》均作“一路福星”。
福星,即岁星,旧时术士谓岁星照临能降福于民。
宋代行政大区称路,后以路为道路之“路”,以“一路福星”为祝人旅途平安之语。
【一琴一鹤】宋赵抃任成都转运使,到官时随身只带一琴一鹤。
见宋沈括《梦溪笔谈·人事一》、《宋史》抃本传。
后来称人为官清廉,常用此语。
按:宋赵善璙《自警篇·嗜好》称抃赴官携一龟一鹤,朱长文《琴史》卷五及叶梦得《石林诗话》则以琴鹤龟三事并言。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宋祝穆《方舆胜览·眉州·磨针溪》:世传李白读书象耳山中,学业未成,即弃去,“过是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
’太白感其意,还卒业”。
后世因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喻持之以恒,终必有成。
针,同“针”。
功,亦作“工”。
【醉翁之意不在酒】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后用以比喻本意不在此,而在别的方面。
【做贼心虚】宋悟明《联灯会要·重显禅师》:“却顾侍者云:‘适来有人看方丈麽
’侍者云:‘有。
’师云:‘作贼人心虚。
’”后以“做贼心虚”比喻做了坏事怕人觉察出来而心里不安。
【挨肩擦膀】谓身体相贴近。
也形容人群拥挤。
元·刘君锡《来生债》第一折:“你怎么偏要挨肩擦膀的,舒着手往我怀里摸甚么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四二回:“那两边围看的,~,不知其数。
”【爱富嫌贫】嫌弃贫穷,喜爱富有。
指对人的好恶以其贫富为准。
元·关汉卿《裴度还带》第二折:“有那等嫌贫爱富的儿曹辈,将俺这贫傲慢、把他那富追陪,那个肯恤孤念寡存仁义。
”【安安稳稳】十分安定稳当。
元·无名氏《抱妆盒》第四折:“小储君倒也~守着妆盒做护身符,则是我陈琳兢兢战战抱着个天大闷葫芦。
”【安然如故】元·纪君祥《赵氏孤儿》第四折:“你只看这一个,那一个,都是为谁而卒
岂可我做儿的倒安然如故
”又见“安堵如故”。
【鞍马劳顿】骑马赶路过久,劳累困顿。
形容旅途劳累。
元·杨显之《潇湘雨》第四折:“兴儿,我一路上鞍马劳顿,我权且歇息。
”【鞍马劳困】指长途跋涉或战斗中备尝困乏。
元·关汉卿《窦娥冤》第四折:“不觉的一阵昏沉上来,皆因老夫年纪高大,鞍马劳困之故。
”参见“鞍马劳顿”。
【傲霜斗雪】形容不畏严寒。
比喻身处逆境而不屈服。
元·吴昌龄《张天师》第三折:“玉骨冰肌谁可匹,傲雪欺霜夺第一。
”【傲雪欺霜】见“傲雪凌霜”。
元·吴昌龄《张天师》:“梅花云:我这梅花……玉骨冰肌谁可匹,傲雪凌霜夺第一。
”元·吴昌龄《张天师》第三折:“玉骨冰肌谁可匹,~夺第一。
”【八面威风】①形容威风十足,声势慑人。
元·尚仲贤《单鞭夺槊》第四折:“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
”清·曾朴《孽海花》第十二回:“年龄不到五十许,体态虽十分端丽,神情却八面威风。
”②宋徽宗内库所藏玉杯名。
见《通俗常言疏证·武备》引李绍闻《云间杂志》。
【八音遏密】《书·舜典》:“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
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谓尧死,天下为之举哀,停止作乐。
后以“八音遏密”指国君(或国家元首)去世。
【巴三览四】东拉西扯。
元·萧德祥《杀狗劝夫》:“我说的丁一确二,你说的巴三览四。
”【拔丁抽楔】比喻排除疑难。
丁,“钉”的古字。
元·无名氏《度柳翠》第四折:“大众恐有不能了达,心生疑惑者,请垂下问,我与他拔丁抽楔。
”【拔刀相助】拔出刀来助战。
多指见义勇为。
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二:“师曰:‘路见不平,所以按剑。
’”【拔丁抽楔】比喻排除疑难。
丁,“钉”的古字。
元·无名氏《度柳翠》第四折:“大众恐有不能了达,心生疑惑者,请垂下问,我与他拔丁抽楔。
”【拔树寻根】比喻追根究底,彻底查问。
元·无名氏《碧桃花》第一折:“俺那里有的是秦人晋人,你可也休将咱盘问,则管里絮叨叨拔树寻根。
”【把素持斋】指信佛者遵守吃素,持奉戒律。
元·无名氏《女姑姑》三折:“念佛心把素持斋,不食荤啖柏。
”【搬脣递舌】挑拨是非。
元·无名氏《南珍珠马·情》:“平白地送暖偷寒,猛可的搬唇递舌。
” 【半夜三更】指午夜时。
一夜分成五更,三更为午夜。
亦泛指深夜。
元·马致远《青衫泪》第三折:“这船上是什么人,半夜三更,大呼小叫的。
”【半推半就】心里愿意,表面上却不肯答应或接受。
形容假意推辞。
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
”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三回:“与其学那俗态,~,耽搁工夫;据俺主意,不如从实收了,倒也爽快。
” 【半筹不纳】半点计策也施展不出,半点办法也没有。
元·李文蔚《燕青博鱼》第一折:“往常时我习武艺学兵法,到如今半筹也不纳。
”元·朱凯《昊天塔》第二折:“万骑交驰,两军相见,咱手里~。
”【帮闲钻懒】谓逢迎凑趣,耍弄乖巧。
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直待我拄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唇送暖偷寒。
”《元明杂剧·陶母剪发待宾》:“~为活计,脱空说谎作营生。
”【豹头环眼】面目威严凶狠。
元·无名氏《博望烧屯》第二折:“我也不信,我豹头环眼,倒拿不住一目的夏侯惇。
”【秦楼楚馆】泛指歌舞场所。
尤指妓院。
元·张国宾《薛仁贵》第三折:“不甫能待的孩儿成立起,把爹娘不同个天和地,也不知他在楚馆秦楼贪恋着谁,全不想养育的深恩义。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形容人长相丑陋,也指人遭疾病或其折磨后不成人样子。
宋·无名氏《张协状元·大公资助张协》:“我嫁你
看牛骨自不中,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醒世恒言》卷九:“朱世远见女婿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好生不悦。
”【智勇双全】既有智谋,又有勇气,二者兼备。
元·关汉卿《五侯宴》第三折:“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韬,智勇双全。
”
急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读书笔记
作者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
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
遂使一代文献,郁湮沉晦,且数百年,愚甚惑焉。
”这说是对我国传统文学观对戏曲的轻视,历代研究者的“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古代对戏曲的研究。
纪初王国维在吸收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之后,写出《宋元戏曲考》,中国的戏曲研究才开始由古代传统向现代科学的方向转化。
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作者的所集结的心血,也是我们学习研究的榜样。
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从内容来看,是作者有关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方面的考察和思考。
他对中国戏剧起源的考察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为巫,一为优。
由巫一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楚越等地的巫风,《诗经》、《楚辞》、《汉书》、《说文解字》等文献为考察巫风的主要依据。
由优一系,王氏注意到优孟衣冠、优施遭诛于郏谷等史实,《春秋》三传、《史记》、《列女传》为其主要的文献依据。
王国维考察中国戏剧形成主要着眼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故他又以此为标尺,梳理秦汉以下各种史籍,注意到两汉之角抵百戏,魏晋之“辽东妖妇”,北齐之“兰陵王”、“踏摇娘”,隋唐之“参军戏”、“歌舞戏”等史实。
上所载滑稽剧中,无在不可见此二色之对立。
如李可及之儒服险巾,褒衣博带;崔铉家童之执简束带,旋辟唯诺;南唐伶人之绿衣大面,作宣州土地神,皆所谓参军者为之;而与之对待者,则为苍鹘。
此说观下章所载宋代戏剧,自可了然,此非想象之说也。
要之:唐五代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
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
但作者在考察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时,也有很大的出入。
他认为,中国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这种思路给后世带来相当大的误导。
在考察中国戏剧形成时,王国维首重“歌舞”,特别是戏中之“曲”,这也反映着他对中国戏剧艺术特征的理解,但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感性的、形而下的。
当他带着这样的观念,沿着历史线索探求中国戏剧的形成时,不能不明显带有“进化论”的色彩。
若以不断成熟、不断进化的眼光(而不是“质变”的眼光)来审视相关史实和现象,必然人见人殊,难形成定论。
宋辽金三朝之滑稽剧,其见于载籍者略具于此。
此种滑稽剧,宋人亦谓之杂剧,或谓之杂戏。
吕本中《童蒙训》曰:“作杂剧者,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
”吴自牧《梦粱录》亦云:“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圣节内殿杂戏,为有使人预宴,不敢深作谐谑。
”则无使人时可知。
是宋人杂剧,固纯以诙谐为主,与唐之滑稽剧无异。
但其中脚色,较为著明,而布置亦稍复杂。
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正戏剧尚远。
然谓宋人戏剧,遂止于此,则大不然。
虽明之中叶,尚有此种滑稽剧,观文林《琅邪漫钞》,徐咸《西园杂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者,全与宋滑稽剧无异。
若以此概明之戏剧,未有不笑者也。
宋剧亦然。
故欲知宋元戏剧之渊源,不可不兼于他方面求之也。
在“宋之小说杂戏”一章,王国维注意到宋代讲话、傀儡戏、影戏、三教、讶鼓、舞队等与戏剧相关的各种文艺现象。
论及宋代讲话的意义,他说:“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发达者,实不少也。
”然但为著述上之事,与宋之小说无与焉。
宋之小说,则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谓:说话有四种:一小说、一说经、一说参请、一说史书。
《梦粱录》(卷二十)所纪略同。
这章深刻的揭示了,戏剧这种很好的结合语言而成的艺术形式的多种样式。
“宋之乐曲”一章,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
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
其体始于唐之中叶,至晚唐五代,而作者渐多,及宋而大盛。
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
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阕为率。
其话题涉及宋金大曲、缠达、诸宫调、唱赚等多种“乐曲”的考察,其目的是从“形式”、“材料”两方面为后来的“真戏剧”找到源头。
作者将董解元的《西厢记》判定为诸宫调,洵属卓识。
在本章中,他还据《武林旧事》、《梦粱录》等文献,考订《事林广记》所载赚词当出自南宋人之手,其观点后来也为学界所认同。
《宋元戏曲史》第五章“宋官本杂剧段数”、第六章“金院本名目”、第七章“古剧之结构”等三章主要是关于宋金杂剧、院本的研究。
在第五、六两章中,王国维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依据所用曲调的不同,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进行分类。
据王氏的考证,二百八十种“官本杂剧段数”中,“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诸宫调者二,用普通词调者三十有五”。
六百九十种“院本名目”中,用大曲者十六,用法曲者七,用词调者三十有七,用诸宫调者一。
然后,他对金院本做论断云:“则其体裁,全与宋官本杂剧段数相似。
宋金以前杂剧院本,今无一存。
又自其目观之,其结构与后世戏剧迥异,故谓之古剧。
古剧者,非尽纯正之剧,而兼有竞技游戏在其中,既如前二章所述矣。
盖古人杂剧,非瓦舍所演,则于宴集用之。
唯著曲名者,不及全体十分之一;而官本杂剧则过十分之五,此其相异者也。
”但《宋元戏曲史》仅仅将宋金杂剧当作中国戏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待,这是他的眼光局限所制。
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等五章是其对元人杂剧的研究。
第八章“元杂剧之渊源”主要从“形式”(即元剧所用调牌)和“材料”(即内容题材)两方面论证其渊源自“宋金旧曲”、宋金“古剧”。
在“元剧之时地”一章,王国维主要是根据《录鬼簿》等文献考证元剧历史分期、流传地域、发达之因等问题,许多结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国维将元曲分为三期:“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至至元一统之初。
《录鬼簿》卷上所录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
其人皆北人也。
……二、一统时代:则自至元后至至顺后至元间。
《录鬼簿》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或不相知者’是也。
……三、至正时代:《录鬼簿》所谓‘方今才人’是也。
”按照这样的分期法,作者必然得到的结论是: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为北人,可见大都、平阳等北地为“杂剧之渊源地”,元中叶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杂剧遂走向衰微。
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数者;唯杂剧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则为省掾令史之属。
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数者,而作杂剧者,则唯汉人(其中唯李直夫为女真人)。
盖自金末重吏,自掾史出身者,其任用反优于科目。
至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垂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
故文章之士,非刀笔吏无以进身,则杂剧家之多为掾史,固自不足怪也 王国维关于元剧前盛后衰的论断,是后人对元剧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看法,但实际上也有不少问题。
元钟嗣成《录鬼簿》是今人了解元剧历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王国维据以勾勒元剧历史是可以理解的,但《录鬼簿》本身并非“按年代次序”编写的,所以王国维(及后来人)据《录鬼簿》的分组对元剧进行历史分期是不够可靠的。
洛地《〈录鬼簿〉分组、排列及元曲作家的“分期”》一文曾指出,《录鬼簿》下卷“方今才人”组甚至有不少迟于“上卷”中“前辈已死”组者!他据元曲家生平重新“分期”,则发现前、中、后三期作家人数略相当,并无前盛后衰现象。
。
元杂剧家可知者不足二百人,而元代诗家可知者约两千人,词家约两百人,这些诗词作家绝大多数没有杂剧创作(偶有散曲创作亦多限于小令)。
元废科举固为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导致元代绝大多数文人投身于杂剧事业,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元代最具才华的文人在杂剧家队伍之中! 在“元剧之存亡”一章,王国维主要根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以及《元曲选》等文献考察元杂剧剧本的存亡情况。
此外佚籍,恐尚有发见之一日,但以大数计之,恐不能出二百种以上也 第十一章“元剧之结构”、 元剧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
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案《说文》(六):“楔、櫼也。
”今木工于两木间有不固处,则斫木札入之,谓之楔子,亦谓之櫼。
杂剧之楔子亦然。
四折之外,意有未尽,则以楔子足之。
昔人谓北曲之楔子,即南曲之引子,其实不然。
元剧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间,大抵用〔仙吕·赏花时〕或〔端正好〕二曲。
唯《西厢记》第二剧中之楔子,则用〔正宫·端正好〕全套,与一折等,其实亦楔子也。
除楔子计之,仍为四折。
唯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则有五折,又有楔子。
此为元剧变例。
又张时起之《赛花月秋千记》,今虽不存,然据《录鬼簿》所纪,则有六折。
此外无闻焉。
若《西厢记》之二十折,则自五剧构成,合之为一,分之则仍为五。
此在元剧中亦非仅见之作。
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
故元剧对此三者,各有其相当之物。
其纪动作者,曰科;纪言语者,曰宾、曰白;纪所歌唱者,曰曲。
元剧中所纪动作,皆以科字终。
后人与白并举,谓之科白,其实自为二事。
元剧脚色中,除末、旦主唱,为当场正色外,则有净有丑。
而末、旦二色,支派弥繁。
今举其见于元剧者,则末,有外末、冲末、二末、小末;旦,有老旦、大旦、小旦、旦俫、色旦、搽旦、外旦、贴旦等。
元剧中歌者与演者之为一人,固不待言。
毛西诃《词话》,独创异说,以为演者不唱,唱者不演。
然《元曲选》各剧,明云末唱、旦唱,《元刊杂剧》亦云“正末开”或“正末放”,则为旦、末自唱可知。
且毛氏连厢之说,元明人著述中从未见之,疑其言犹蹈明人杜撰之习。
即有此事,亦不过演剧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概元剧也。
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集中体现了王国维对元剧结构体制、艺术成就的认识,对后来影响甚大,最值得注意。
王国维关于元剧最重要的结论是: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
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
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
元曲亦然。
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兹举数例以证之。
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正宫·端正好〕我往常在风尘,为歌妓,不过多见了几个筵席,回家来仍作个自由鬼。
今日倒落在无底磨牢笼内
,元剧被视为有丰富“人民性”的文化遗产来看待,许多论著乃强为解说,论证元剧思想内容如何“进步深刻”、戏剧结构如何“严谨高妙”,与王国维相比,此种认识可以说是严重的倒退! 王国维力关于元剧曲、白作者的归属说:“元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
”这种看法实际反映着王国维对元剧认识的不足。
如果我们不是把关、白、马、郑当作“戏剧家”来看待,而是以“元曲家”来看待,“曲”为作家所作而“白”为伶人所作,也许就不会完全“不可思议”。
进而我们才可以理解元剧何以思想“鄙陋”、关目“拙劣”:元曲家最关心的是套曲的制作并以此显示才情,其白则不妨交付伶人,故有“思想之鄙陋”;元剧以曲体结构(即北曲四套)为根本,在四套北曲的框架内,正常的“戏剧结构”势难展开,故不能不关目“拙劣”。
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第十五章“元南戏之文章”两章都是王国维有关南戏的研究。
王国维首先对沈璟《南九宫谱》所存南曲五百四十三个调牌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然后又通过对《荆》、《刘》、《拜》、《杀》、《琵琶记》等剧目的调查,认为“其故事关目皆有所由来,视元杂剧对古剧之关系,更为亲密也” 。
这些认识都是非常高明的,但当他最终对南戏之时代做出判断时,因“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出于元明之间” ,故将南戏置于元杂剧之后。
元剧进步之二大端,既于第八章述之矣。
然元剧大都限于四折,且每折限一宫调,又限一人唱,其律至严,不容逾越。
故庄严雄肆,是其所长;而于曲折详尽,犹其所短也。
至除此限制,而一剧无一定之折数,一折(南戏中谓之一出)无一定之宫调;且不独以数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数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则南戏之一大进步,而不得不大书特书以表之者也。
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
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
吾辈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种南戏耳。
然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
今试就其曲名分析之,则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今南曲谱录之存者,皆属明代之作。
以吾人所见,则其最古者,唯沈璟之《南九宫谱》二十二卷耳。
此书前有李维桢序,谓出于陈、白二谱;然其注新增者不少。
由是观之,则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
而《草木子》反谓“元朝南戏盛行,及当乱,北院本(此谓元人杂剧)特盛,南戏遂绝”者,果何说欤
曰:叶氏所记,或金华一地之事。
然元代南戏之盛,与其至明初而衰息,此亦事实,不可诬也。
元南戏之文章,以《荆》、《刘》、《拜》、《杀》并称,得《琵琶》而五,此五本尤以《拜月》、《琵琶》为眉目,此明以来之定论也。
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
故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
唯北剧悲壮沈雄,南戏清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
此由地方之风气,及曲之体制使然。
而元曲之能事,则固未有间也。
元人南戏,推《拜月》、《琵琶》。
明代如何元朗、臧晋叔、沈德符辈,皆谓《拜月》出《琵琶》之上。
然《拜月》佳处,大都蹈袭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但变其体制耳。
明人罕睹关剧,又尚南曲,故盛称之。
今举其例,资读者之比较焉。
最后说就乐曲之方面论之。
至于戏剧,则除《拨头》一戏,自西域入中国外,别无所闻。
辽金之杂剧院本,与唐宋之杂剧,结构全同。
吾辈宁谓辽金之剧,皆自宋往,而宋之杂剧,不自辽金来,较可信也。
至元剧之结构,诚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
而亦大用古剧之材料,与古曲之形式,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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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艺术的一种。
有两种含义:狭义专指以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为开端,首先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继而在世界广泛流行的舞台演出形式 ,英文为drama(美音:['drɑmə]英音:['drɑ:mə]) ,中国称之为话剧。
广义还包括东方一些国家、民族的传统舞台演出形式,如中国的戏曲、日本的歌舞伎、印度的古典戏剧、朝鲜的唱剧等。
[编辑本段]戏剧的概念 指通过舞台演出而诉诸观众感官的艺术形式,其中心是演员的表演。
因之,又被人称为“舞台艺术”或“演员艺术”。
围绕着演员的表演,戏剧包含着文学因素(剧本)、音乐因素(音乐伴奏、音响效果及戏曲、歌剧中唱腔等)、美术因素(布景、灯光、舞台布景)、舞蹈因素(演员优美的动作、姿态)等多种因素,是一种综合艺术。
在戏剧作品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由于性格所追求的目的不同,而展开的矛盾斗争叫戏剧冲突。
戏剧作品总是由一个冲突的提出、发展和解决而得到完成的。
戏剧冲突的成功与否是戏剧失败的关键,所谓戏剧性正是由于戏剧冲突解决得独特、新颖、有丰富内涵而形成的。
由于受演出的时间、空间和观众的限制,戏剧的矛盾冲突应当更集中、更简练、更尖锐的反应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冲突。
【戏剧本质】 戏剧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已经表述了对戏剧本质的认识。
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戏剧是对各种生物的行动的模仿 。
2个世纪以后 ,印度的第一部戏剧理论著作《舞论》也指明:“戏剧就是模仿。
”19世纪以后,对戏剧本质的研讨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主要有观众说,冲突说,激变说,情境、实验室说等。
观众说:认定观众是戏剧的必要条件 ,也是戏剧的本质所在。
法国戏剧理论家F.萨赛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他断言 :不管是什么样的戏剧作品,都是为了给观众看的。
“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因而,戏剧的一切器官都必须与观众的欣赏相适应。
冲突说:以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为代表。
19世纪末,布伦退尔指出:舞台乃是人的自觉意志发挥的场所,人物的自觉意志的发挥必定会遇到阻碍,主体为克服阻碍就要与之斗争,这就构成“意志冲突”,戏剧的本质就在于此。
美国戏剧理论家J.H.劳森则把戏剧的本质归之为“自觉意志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性冲突”。
他认为:由于戏剧是处理社会关系的,而人的自觉意志又必须受社会必然性的制约,因而,真正的戏剧性冲突必须是社会性冲突。
这种观念可以一句话来表述:“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
” 激变说:英国戏剧理论家W.阿契尔否定布伦退尔的“冲突”说,他把小说与戏剧相比较,认为小说是“渐变”的艺术,而戏剧是“激变”( crisis ,又译危机 )的艺术,戏剧所处理的是人的命运和环境的一次激变,这就是戏剧本质的所在。
情境、实验室说:早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D.狄德罗就曾把“情境”看作戏剧作品的基础。
黑格尔在谈到戏剧的特性时,也曾把“情境”与“冲突”联系在一起,并强调情境的本体意义。
存在主义哲学家 、剧作家J.-P.萨特把自己的剧本称为“情境剧”,并把戏剧的对象说成是人在情境中的选择行为。
B.布莱希特则把戏剧看作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认为:剧院乃是检验人类在特定情境中行为的实验室。
这种观念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界定了戏剧的本质。
元杂剧剧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1曲词2宾白3科范4宫调 1曲词:配曲的唱词。
2宾白:指古代戏曲中的道白。
3科范:指戏曲程式动作。
4宫调:乐曲曲调。
[编辑本段]【戏剧起源】 一、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两种: (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戏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
”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
”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
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
(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
”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
《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
”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
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
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
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
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
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
“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
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
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
戏剧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
《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
投足而歌八阕。
”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
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
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
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
《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
孔子曰:赐也,乐乎
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
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
”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
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
“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
《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
”《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 行舞蹈。
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
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
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
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
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
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
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
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
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
” 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
(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
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戏剧的见解。
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
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
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
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
”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
”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
“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
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
”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
最清楚的例子是唐中宗时中书令张说为投中宗喜欢“泼寒胡戏”所好,作“苏莫遮”歌辞五首,每首辞后附和声“亿万岁。
”同一张说, 到了玄宗开元元年却又上疏曰:“泼寒胡戏未闻典故,裸体跣足,盛德何观,挥水捉泥,失容斯甚。
”求禁此戏,玄宗本爱各族乐舞,因政治需要乃崇信道教,至天宝年间,推行“改佛为道”“改胡为汉”的政策,泼寒胡戏便遭禁止,但苏莫遮的曲牌被保留下来,唐代宫廷的泼寒胡戏,突出了“献忠祝寿,永庆万年”“夷邦归顺”的政治说教和玩耍气氛,把民俗内容,西域生活内涵完全抹掉。
因此,对苏莫遮歌舞戏仅从见诸史籍上的记载去研究分析是不足取的,“苏莫遮中的泼水沾沥行人,为波斯民俗供奉不死之神的活动,清水象征着“苏摩”圣水。
张说的苏莫遮歌辞第三首有油囊取得天上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亿万岁”之句,岂不正与“苏摩”不死之酒的含意相印证吗
由此可见,泼水沥人是苏莫遮的最关键情节,为此戏的精华所在,亦为此戏原始形态的基础,故在传播中虽经增删变异,但此核心情节始终保留着。
“苏莫遮”表演者戴各式面具,是此戏的又一特点。
《酉阳杂俎》中的“并服狗头,猴面”都明确记录了龟兹“苏莫遮”歌舞戏的面具表演,面具既刻划了剧中人物性格,又是演绎内容的手段,为戏剧化的重要标志,龟兹“苏莫遮”的面具多样化,表明戏剧的发达,亦即“能感人”教化功能的发展与成熟。
据 戏剧《一切经音义》所载,龟兹以面具表演的戏剧形式,除苏莫遮外,还有“大面”“浑脱”“拨头”,关于“大面”,唐代剧名有“兰陵王”,大面是面具之称,“大面出于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庸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兰陵王》的剧情主要为颂扬“指挥击刺之容。
”加以面具之角色装扮,当然不是单纯的舞蹈,而是戏剧性的表演。
“兰陵王”大面是受西域影响又按西域大面之称为歌舞戏,早有学者论证过。
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如使拨头与拨豆为同音异译,而此戏出于拨豆国,或由龟兹等国而入中国,则其时自不应在隋唐以后,或北齐时已有此戏,而《兰陵王》《踏摇娘》等戏,皆模仿而为之者欤。
”唐代,崔令钦《教坊记》载《踏摇娘》:北齐有人姓苏,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弃之。
丈夫着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迭,旁人齐声和之云:“踏摇和来
踏摇娘苦和来
”以其且步且歌。
故谓这“踏谣”;以其称冤,故言苦。
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
”《踏摇娘》实为歌舞戏,而非单纯的舞蹈。
二、巫觋说 我国周代盛行的蜡祭,是祭祀仪式中颇具戏剧性的一种。
此说较早见于宋人苏轼《东坡林志》(卷二)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仪,亦曰不徒戏而已,祭必有尸,无尸曰“奠”……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
置鹿与女,谁当为之
非倡优而谁
“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
明人杨慎在《升庵集》(卷四十四)中针对楚辞之《九歌》谓“女乐之兴,本由巫觋……观楚辞《九歌》所言巫以悦神,其衣被情态与今倡优何异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
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
《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神降之。
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皋之衰,九黎乱德,明神杂糅,不可方物。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巫之事神,必用歌舞。
他认为古代的巫觋是以歌舞娱乐鬼神为职业的,同时,古代祭祀鬼神要用人来装扮成“灵保”或“尸”作为神鬼所凭依的实体,则装扮成“灵保”的亦即为巫,他断定'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这一做法就是'后世戏剧之萌芽'.由此王国维认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
闻一多在《什么是九歌》中认为:“严格的讲,二千年前《楚辞》时代的人们对《九歌》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差别,同是欣赏艺术,所差的是,他们是在祭坛前观剧——一种雏形的歌舞剧。
我们则只能从纸上欣赏剧中的歌辞罢了。
”他还将《九歌》“悬解”为一部大型歌舞剧。
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序》:“戏曲肇自古代之乡傩”傩是古代的一种逐鬼趋疫的仪式,特别是在每年除夕时最为盛大,舞蹈者都戴着面具。
“巫觋说”与“宗教仪式说”相类。
较早系统论述中国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的杜十娘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的《中国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考》一文,他认为:“在中国,如同在世界任何地方,宗教仪式在任何时候,包括现代,都可能发展为戏剧,决定戏剧发展的各种因素,不必求诸于遥远的过去,它们在今天还仍然还活跃着。
”周育德在〈中国戏曲与中国宗教〉中认为:原始宗教开辟了戏曲的源头,先秦宗教孕育了戏曲的胚胎,秦汉宗教产生了戏曲的雏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宗教在戏曲发生阶段的作用。
三、俳优说 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中说到,在西周末年出现了有贵族篡养起来,专供他们声色之娱的职业艺人“优”,有时也称为“倡优”或“俳优”。
“优”都是由男子充任的。
据说,夏桀时代就有了倡优。
刘向《古列女传.孽嬖传.夏桀末喜》中记载:“桀……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
”关于优的记载,最初见于《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说周幽王“侏儒、戚施实御在侧”韦昭说:“侏儒、戚施皆优笑之人,可见就是当时的俳优。
春秋时代,优孟扮为孙孙叔敖而与楚庄王相问答一事,向来被人为是中国戏剧的开端。
宋人高承《事物纪原.俳优》引《列女传》说:“夏桀既弃礼仪,求倡优侏儒,而为奇伟之戏。
”清人焦循亦持此说:“优之为伎也,善肖人之形容,动人之欢笑,与今无异耳”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除认为“巫”为戏剧之源头之外,还认为“巫以乐神,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
至若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戏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
”由此推出,“后世之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的结论。
春秋战国之俳优,如晋之优施,楚之优孟,既为戏剧之滥觞。
顾以歌舞及戏谑为事,尚未演历史故事。
自汉以后,始间演之。
降及南北朝,遂合歌舞以演一事,但以事实至简,仅具戏剧轮廓,谓之为戏,不如谓之为舞也。
“(摘自民俗学家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 ,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 四、傀儡说 此说见于孙楷弟《傀儡戏考源》,他将傀儡戏的源头溯至西周傩礼中方相氏所佩戴的“黄金四目”面具,因为方相矢是用真人来扮饰,而丧家出殡时每用方相氏先就柩开路,由是联系到《旧唐书.音乐志所载“窟垒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于嘉会”等语,乃认定傀儡戏当即由方相氏的驱疫蜕变而来。
但因方相氏系用真人扮饰,于是悬断“当代傀儡戏有二派:一以真人扮饰,一以假人扮演,二者性质不同,而皆谓之傀儡。
”书中还说“余此文所论,以宋之傀儡戏、影戏为主,以为宋元以来戏文杂剧所从出,乃至后世一切大戏,皆源于此”。
五、外来说 许地山的《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从中、印戏剧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共性出发得出结论:“中国戏剧变化底陈迹如果不是因为印度的影响,就可以看作是赶巧两国底情形相符了。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季羡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均持此说。
六、民间说 唐文标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中认为:“我认为中国戏剧的主要起源来自民间,古剧所以晚起,所以掺杂无数民间杂艺,它的通俗内容和大众化的语调外形,它的平庸思想,人情世故的主题,它之所以跟世界上希腊悲剧和印度梵剧大异的地方,完全由于它自民间来,以满足平民阶层的娱乐消闲为第一要点,因此它的成熟期也非要等待中国农业社会演化的结果。
宋代出现一个具体而微的大众化市民社会不可了。
” 七、文学说 这一说法认为,文学才是诱发中国戏剧发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讲唱文学。
任光伟《北宋目连戏辨析》云:“中国戏曲艺术是由多门类的艺术综合而成的,它的产生固需要各种因素之成熟,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则在于文学,北宋的大型杂剧产生,来源于讲唱文学》”。
2、黄天骥在“中国戏剧起源研讨会”上的发言,云:“谈中国戏剧离不开叙事因素……敦煌变文是诱发戏剧的一个重要因素,……细细考察,它实际上是中国戏剧一个很粗的源头。
” 3、自小说脱胎说。
刘辉在乌鲁木齐市“中国戏剧起源研讨会”上的发言云:“中国戏曲的缘起与中国的宗教、民俗、歌舞特别是说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戏曲与小说区分后,必然是以第一人称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演出,没有这个,谈不上中国戏曲,必须有角色行为,没有这个,也不是戏曲”。
八、百戏之摇篮说 祝肇年、彭隆兴《百戏是形成中国戏曲的摇篮》一书与云:“戏剧是在‘百戏’中间孕育形成的,“角羝戏”又是直接孕育戏剧的母体。
吴国钦在《瓦舍文化与中国戏剧的形成》中明确说到:“我认为戏曲形成于汉代,在汉代百戏中已经出现了戏剧实体,像《东海黄公》、《总会仙唱》这类节目,就是初期的戏剧,它们都是一种戏剧演出,有演员表演、有故事贯穿、有观众参与。
张衡《西京赋》是这样记载的:东海黄公,赤刀粤祝,靠厌(伏)白虎,卒不能救,狭邪作盅,于是不售。
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上也有记载: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蛇虎……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伏)之。
术既不行,乃为虎所杀。
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羝之戏焉。
东海黄公的演出形式属角地羝戏,演员通过戴白虎面具进行角力相扑表演故事,它显然已不是单纯的竞技比赛,而是“戏”,因为角羝是在戏剧规定情景中完成的,输赢早已内定了。
汉代的百戏也叫散乐,是当时民间演出的歌舞、戏曲、杂技、杂耍节目的总称。
戏曲就孕育在这种“百戏杂陈”的演出环境中,它吸取了各种姐妹艺术的长处,在母体中形成自己的基因。
九、 综合而成说 1、李刚《试论我国戏曲艺术综合性的特点及其规律》一文云:“我国戏曲艺术既然是包括歌唱、念白、舞蹈、乐队伴奏种种因素的综合性艺术……这几种艺术各有各的特性,它们综合在一起之后,其各自的特性又各有变化和发展……” 2、周贻白《中国戏剧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云:“中国戏剧的起源,我个人的看法,认为是用“俳优”和“倡优”装扮人物而作故事表演时开始,然后进而结合其它艺术构成一种综合的发展。
3、任光伟《北宋目连戏辨析》云:“中国戏曲艺术是由多门类的艺术综合而成的。
” 【戏剧形态】 在古代希腊 ,艺术被划分为音乐、绘画、雕塑 、建筑与诗,戏剧被划归诗的范畴。
但是,真正的戏剧艺术应该包容诗(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以及舞蹈等多种艺术成分,因而被称为综合艺术。
每一种艺术都有特殊的表现手段,从而构成形象的外在形态。
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戏剧融化了多种艺术的表现手段,它们在综合体中直接的、外在的表现是:①文学。
主要指剧本。
②造型艺术。
主要指布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 。
③音乐。
主要指戏剧演出中的音响、插曲、配乐等,在戏曲、歌剧中,还包括曲调、演唱等。
④舞蹈。
主要指舞剧、戏曲艺术中包含的舞蹈成分,在话剧中转化为演员的表演艺术——动作艺术。
戏剧中的多种艺术因素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它们在综合整体中的地位不是对等的。
戏剧在戏剧综合体中,演员的表演艺术居于中心、主导地位,它是戏剧艺术的本体。
表演艺术的手段——形体动作和台词,是戏剧艺术的基本手段。
其他艺术因素,都被本体所融化。
剧本是戏剧演出的基础,直接决定了戏剧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虽然可以像小说那样供人阅读,你妹的价值在于可演性,不能演出的剧本,不是好的戏剧作品 。
戏剧演出中的音乐成分,无论是插曲、配乐还是音响,其价值主要在于对演员塑造舞台形象的协同作用。
戏剧演出中的造型艺术成分,如布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也是从不同的角度为演员塑造舞台形象起特定辅助作用的。
以演员表演艺术为本体,对多种艺术成分进行吸收与融化,构成了戏剧艺术的外在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