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读后感1200字怎么写
一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
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
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
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
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
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
《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
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
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多有参差，其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
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与人寡合。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
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
”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一三三。
到一四00年间。
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等。
他亦能词曲。
所作的杂剧，除现存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外，尚有《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种。
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现实斗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
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 ”“仁政”治理天下。
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
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 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
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
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
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
”(《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
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
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
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
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日改，……二日增，……三日削，……。
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
”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
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
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
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
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
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
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
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
《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 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
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
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
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 六 取材于历史，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制，是《三国演义》创作方法的一个特点。
小说取材的来源已经指出过，它包含两方面：一类是历史书，像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一类是民间和文人关于三国故事的创作。
鲁迅曾经指出创作《三国演义》处理题材的问题：“据正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中国小说史略》)。
小说却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在艺术创作的长期过程中，作者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没有全部摒弃它，而是依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现实，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吸取前人创作成果，通过艺术构思进行再创造，塑造出具有一定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人物。
正如鲁迅所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
”(《鲁迅书简》第六O五页)以曹操的形象来说，这个人物的真实性问题，一向是争论最多的。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是历史上曹操的翻版。
曹操性格如此复杂、深刻，是在各个时代艺术加工过程中形成的，作者通过对现实的观察、研究、分析，加深对封建社会“英雄”性格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
这样经过再创造的人物，已经不是历史上的曹操所能包容，在这个形象中，同时也体现了历史上其他“乱臣贼子” 的某些特征。
《三国演义》的这一特点，为明代其他历史演义小说所不及。
《小说枝谈》记述《列国志》创作情况，指出它是把“《左传》、《国语》、《战国策》诸书……一一取而充塞其篇幅”。
明代这种依据史书记载，装点成小说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其成就和影响都远远不及《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展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画廊，其中有的是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它塑造人物的艺术特点是： 在现实矛盾的斗争中，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
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分立的决定性事件，曹、孙、刘三个集团，为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拚死的斗争。
出现在这次历史性舞台上的人物有：诸葛亮、孙权、周瑜、鲁肃、黄盖、曹操、蒋干等十几个人物。
诸葛亮出使东吴，揭开了多种矛盾冲突的序幕。
曹操大军压境，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在两派各自陈述“战…‘降”的利弊中，孙权动摇于两者之间，既害怕曹操的强大兵力，不敢应战；又不愿向曹操称臣投降。
作者通过孙权一再“沉吟不语”、“低头不语”，以及数次反覆，来写他内心矛盾。
作者从东吴“主战”“主降”两派矛盾冲突中，通过孙权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的具体描写刻划出他患得患失的性格特征。
不仅孙权如此，诸葛亮机警、雄辩、多谋略，周瑜气量狭窄，鲁肃小心拘谨，黄盖、阚泽勇敢沉着等，也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以人物各自不同的言行显现出来，达到性格和言行的和谐一致，人物性格个性化得到异常生动的表现。
即便如两次短暂出场的蒋干，虽然着墨不多，却由他自己的言谈举动，活现出一个愚蠢而又自作聪明的人物。
这种直接描写人物言行的白描手法，其艺术表现力，超过作者的侧面叙述。
刘禅是一个处在重要地位的人物，作者并不缺少对他性格的侧面叙述，但形象不鲜明。
第一百十九回，写他做了俘虏后的“乐不思蜀”，从刘禅的言语、体态、神情中，描写他的昏庸、低能，却成为一段表现人物性格非常出色的文字。
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作者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时，精心选择了细节描写，如第十七回“借头压军心”一节，写曹操攻打袁术时，军粮将尽，接济不及，命令仓官王重“以小斛分散”，不料士兵怨声四起。
“操乃密召王星人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
’ 星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
’重大惊……。
”作者通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有力地揭露了曹操的狠毒，暴露了封建统治者损人利己的恶劣品质，把细节描写和人物的性格特征结合起来。
细节不是使用那些偶然的、一般的、可有可无的细节，如第二十四回，写刘备要袁绍出兵，乘虚进攻许昌，这是一次极好的出击时机，袁绍却为了小儿子生疥疮而拒绝出兵。
小说描写他愁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灰心丧气地叹息：“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反映袁绍目光短浅、优柔寡断的懦夫性格。
第一百三回，司马懿在渭北打了败仗，拒绝再出战，诸葛亮送了妇女衣服，并在信中给以极大侮辱，以为挑战。
“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
”表现司马懿隐而不露的阴险是很深刻的。
某些细节的反覆着重描写，使人物性格更加深化。
“许攸问粮”写曹操一再说谎，通过曹操装模作样的细节描写，使一般的虚伪深化为奸诈，丰富和突出曹操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
渲染环境气氛，以加深人物性格的刻划。
“三顾草庐”一节，作者先后曲折地写了司马徽、徐庶对诸葛亮的介绍，影影绰绰地虚写他非凡的才能，用气氛来烘托人物形象。
前二次刘备去隆中都没有遇见，而卧龙岗静谧秀丽的景色、踪迹不定的“逸人隐士”、吟诗唱句的歌声，以及刘备迫切求见的心情的描绘，达到情景交融，使气氛更加神秘，引起人们渴望一见诸葛亮。
“三顾草庐”气氛的渲染，是作者为了美化刘备“求贤若渴”的封建政治家风度和神化诸葛亮的希世之才，为理想化的人物涂抹色彩。
《三国演义》对曹操的几次败仗，写得很生动，这就是在第六十回提到的：“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
”这几次战役，曹操败得相当惨，作者极力描写他狼狈不堪的处境，气氛也很悲凉，但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曹操，有时会意想不到地连连大笑，这是用环境描写来反衬曹操“顽强”“狡谲”的一面。
环境描写不是孤立的，只有和刻划性格交融在一起，才能丰富艺术表现力。
像“温酒斩华雄 ”、“大战长坂桥”，都是小说渲染环境、烘托气氛极为生动的篇章。
由于作者有声有色地描绘出千军万马奔腾呼啸的气氛，并在典型环境中刻划性格，使关羽、赵云、张飞等的“勇武”气概得到有力的表现。
在艺术结构方面，《三国演义》叙述了上百年的历史，组织了众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事件，正如明高儒所说：“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百川书志》)。
小说前八十回，叙述汉末大小军阀之间的兼并战争，小说后四十回，写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直至晋统一全国。
全文有头有尾，前后呼应。
小说以魏、蜀、吴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以描写战争为主要情节，围绕这条主线，串联着数以百计的大小故事，参差错落，然而前因后果都很清晰。
在用笔上，有实写、虚写、详写、略写，有时还运用插叙、倒叙，说明情节的来龙去脉；显示了《三国演义》在结构上的成就。
间杂文言和白话是《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
它改变正史的全部文言，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文词，使具有一般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看懂；跟平话相比，选词用字较为精炼，抒情写景也较细致。
作者还注意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如张飞；个别地方也有生动的口语，如第五十四回，写吴国太和孙权的对话。
不过，类似这种较为成功的语言是不多的。
《三国演义》保留了大量书面语，有些章节照抄史书原文，因此，这种间杂文言、白话的语言，比起《红楼梦》、《水浒》等接近口语的语言来，就显得逊色了。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自它问世以后，我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才逐渐兴盛。
明清以来，上自写盘古的《开辟演绎》，下迄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包括各个历史时代的历史小说大量涌现；或以史事为主线，或以人物为中心，创作十分繁荣。
另外，戏剧、曲艺等，也以《三国演义》的内容为题材，进行大量的创作和改编。
《三国演义》以它取舍精当的选材构思，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维妙维肖的人物刻划，影响着后代文学艺术。
不仅如此，即使在今天，它杰出的艺术成就，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借鉴，也应该是肯定的。
呐喊·彷徨读后感1000字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它是中国的名著。
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例如有《故乡》，《药》，《孔乙己》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因此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
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国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
文中凶暴残酷的刽子手康大叔，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的就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而牺牲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
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客们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
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读《彷徨》有感 彷徨是苦闷的，彷徨是迷茫的，彷徨是无处宣泄的，彷徨就像游走在荒原上的孤魂，不知该何去何从，不光是身体的无处归依，更是灵魂的无法寄托。
前方在哪里，有前方吗
真的有前方吗
那又在哪里
二十年代的中国，黑暗、混乱、动荡不安，满目疮痍，热血的青年奋起反抗，期望毁灭这个千疮百孔的旧世界。
于是有了“五四”运动，鲁迅先生写下了《呐喊》，向腐朽的封建社会发出了沉重的宣战。
“五四”运动后是新文化阵营的分化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从，“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
曾经，他满怀希望，然而这希望，最终是破灭了。
他看不到有更好的出路，出路似乎总是在未来，而不是在现在，于是他彷徨了，《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
后来在《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
”这便是题名《彷徨》的来由。
他在《彷徨》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这又证明了鲁迅先生是十足的智者，是坚强的斗士，虽然彷徨，虽然苦闷，但仍然求索，不轻言放弃。
仍然在锲而不舍地抨击着封建社会，表现了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
他的人生是一个圆，有彷徨，有苦闷，但没有放弃。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如此，在生活的重压下，总是会有那么一点多多少少的沉重感。
压力来源于责任、和期盼，承受，是我们面对压力的唯一方法，我们承受着亲人与故人对自己寄予的热望和要求，我们承受着来自世俗的各种恶意和善待，我们承受人生变故中的各种打击和煎熬。
古老的中华民族同样承受得太多太多了，原始部落的茹毛饮血，奴隶制的非人压迫，欲挣脱铁链的那一声声叹息，封建社会的精神枷锁，外来列强的欺凌，八年的抗战，年的内战，终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文革十年，又有多少的冤屈，华夏五千年，社会的每一次前进，是用无数的血与泪、无数的生命铸就成的。
生活在一个相对民主，相对自由的世界的我们，承受着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承受。
有悲伤，有泪水，但作为人，最高级的动物，我们应该挺起胸膛，伸直腰杆，呼一口新鲜的空气，像我们的祖祖辈辈那样勇敢地前行吧
弟子规读后感1500字
《规》读后感《弟子规》是清熙时山西绛州人李所作。
全书以《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开篇，以三字韵语的文字形式，教人应该怎样待人处世。
虽为古文，但作者最初的立意对象为受训的儿童，故而字意简单，读起来并不费劲，加之在网上查到杨淑芬老师的讲解，使我对整篇文件的思想有了一个浅显的认识。
全文以人的品性修养为根本，教育一个人从小到大应该刻尽的本份和不应逾越的界尺，虽然觉得有些古板，但字里行间的劝叫，如明镜般映照出我与文中教诲的德行的格格不入，随之而来的是我对人生的迷惑和无助：我究竟应该怎样活着
在读大学的时候，对儒家思想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在并不深入的学习过程中，发自内心的感慨古人的智慧，之乎者也中深藏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伦理道德。
但是，近代一百多年的社会动荡和西方文明的交融，使得原本清晰的文化脉络渐渐模糊，尤其是肃清全社会价值取向的若干次运动，更是雪上加霜。
或许，对共产主义和建国领袖的崇拜支撑了上一代人的精神体系，到了我们这一代，原有的价值体系彻底崩溃，物资的充沛更加彰显精神的苍白，我们是文化缺失和精神贫乏的时代的产物，从何而开为何而去，我们没有信仰，却渴望信仰，我们对新的旧的道德标准都报以怀疑的态度，不屑于权威，却又迷失在追求的过程中。
或许会有人笑我矫情，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还去管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迷茫会影响我们的价值取向。
偏激的、散漫的或者是愤世嫉俗的内心反映出来的正是我们自由主义。
看《弟子规》，觉得以前的人挺幸福的，一出生就已经有一套社会认可的道德范本，遵循着约束着，在短短的光阴中，总有被主流思想认可的圣贤书指引着，不管对个人发展是好是坏，但至少不会迷茫无助。
一个人有一生都为之坚持的信仰，就算他资质驽钝，依然会有所成就的。
细读《弟子规》，发现其中的道理看似小，却是我们最无知和薄弱的地方。
古人训诫做人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关怀朋友，都因为心怀感恩，正因为感恩，所以对人对物多了虔诚的敬仰之心，尊敬发至内心，而后谦虚谨慎的做人。
时下太多如我一般的年轻人，强势的自我，对人对物都少了一份感恩之心，目空一切而后标新立异，自由散漫而后无法无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照《弟子规》，发现，陋习多的不是一点，而是全部。
欣喜，此书再次开启我的启蒙教育，内审自我价值观，批判的接收古人为人处事的道理。
汪克宽文言文翻译
明史汪克宽传【原文】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
祖华，受业双峰饶鲁，得勉斋黄氏之传。
克宽十岁时，父授以双峰问答之书，辄有悟。
乃取《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习，专勤异凡儿。
后从父之浮梁，问业于吴仲迂，志益笃。
元泰定中，举应乡试，中选。
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
《春秋》则以胡安国为主，而博考众说，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
《易》则有《程朱传义音考》。
《诗》有《集传音义会通》。
《礼》有《礼经补逸》。
《纲目》有《凡例考异》。
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
至正间，蕲、黄兵至，室庐赀财尽遭焚掠。
箪瓢屡空，怡然自得。
洪武初，聘至京师，同修《元史》。
书成将授官，固辞老疾。
赐银币，给驿还。
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传一》）【译文】汪克宽，字德一，是祁门县人。
（他的）祖父汪华，受业于双峰人饶鲁，得到理学大师勉斋先生黄氏（黄榦）的真传。
汪克宽十岁时，父亲教给他双峰问答之书，（他）总是有领悟。
于是取出《四书》来，自即确定句读，昼夜诵读研习，专心勤奋与一般的小儿不同。
后来随从父亲到浮梁，向吴仲迂求学，志气越发深笃。
元末泰定年间，被举荐参加乡试，考中。
参加会试时因回答（皇帝）策问刚直被黜免，情绪激昂地放弃了科举事业，专心在经学上努力。
《春秋》则以胡安国（所传的）为主，又广泛地考证众家学说，汇通精选成书，命名为《春秋经传附录纂疏》。
《易经》则撰有《程朱传义音考》。
《诗经》则撰有《集传音义会通》。
《礼经》则撰有《礼经补逸》。
《纲目》则撰有《凡例考异》。
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到他门下从师受业的很多。
至正年间，蕲县、黄县的乱兵到达，居室资财全部遭到焚烧抢掠。
饮食多次断绝，（但是他却）怡然自得。
明代洪武初年，受聘到京城，（与人）一同修撰《元史》。
书成后（朝廷）将要授官（给他），以年老生病坚决推辞。
（朝廷）赏赐他白银及其他礼物，给予驿站车马回乡。
洪武五年冬去世，享年69岁。
【注释】1、受业：从师学习。
《孟子·告子下》：“交（曹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不仕，退而脩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宋苏轼《秘阁试论·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而犹惑于是说。
”清薛福成《庸盦笔记·徐庶成真》：“余六七岁时，从之受业。
”2、饶鲁（1193-1264）：饶州余干（今江西万年）人。
南宋著名理学家。
字伯舆，一字仲元，号双峰，门人私谥文元。
饶鲁先后从柴元裕、柴中行、黄榦、李燔学。
游学豫章书院、东湖书院，归里，建朋来馆，广聚学者，互相切磋。
复筑石洞书院，聚徒讲学。
其学以持守涵养为主，学问思辨为先，而笃行终之。
远近从学者众。
受诸道部使之聘，历主白鹿洞、濂溪、建安、东湖、西涧、临汝诸书院。
景定元年（1260）荐授迪功郎差饶州州学教授。
著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西铭图》等。
3、勉斋黄氏：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黄瑀第四子。
南宋著名理学家。
祖籍长乐县，徙居闽县（今福州市区）。
宋淳熙二年（1175）其兄任职吉州，黄榦从行，结识刘清之（子澄）。
清之奇其才，书荐于朱熹。
时大雪，黄榦至崇安五夫里拜访，不料朱熹已外出，黄榦留住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
次年春，朱熹归。
黄榦自见朱熹，便夜不设榻，衣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
朱熹语人曰：“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
淳熙九年，朱熹以仲女为其妻。
绍熙五年（1194年），授迪功郎，监台州酒务。
时竹林精舍建成，朱熹致书黄榦，请其“代即讲席”，并编《礼书》。
庆元二年（1196）“伪学”之禁起，朱熹罢祠落职，仍讲学不辍。
黄榦于建阳潭溪建潭溪精舍，为其“讲道著书之地”，亦为朱熹往来云谷、考亭憩息之所。
翌年，丁母忧，黄榦奔丧福州北郊长箕岭，筑墓庐讲学，从者甚众。
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病重，命黄榦收《礼书》底本，补辑成之；并手书与他诀别道：“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
”朱熹病逝，黄榦守丧三年毕。
调监嘉兴石门酒库，揭露库吏勾结奸商“公造私酒”，官酒不卖，反而自卖私酒之行径。
嘉定元年（1208）黄榦力主“壮国势而消外侮”。
先后任江西临川令、新淦令及安徽丰安军通判。
嘉定八年（1215）知湖北汉阳军，面对严重旱灾，筹集赈荒米7万馀石，分甲乙丙丁四等赈粜，活者万家。
嘉定十年（1217）调知安庆府，亲自督修郡城，备战守，保障安庆境内不受金兵侵扰，当地士民称赞道：“不残于寇，不滔于水，生汝者黄父也。
”次年，讲学江西白鹿洞书院。
嘉定十二年（1219）十月返回福州；次年致仕，专事讲学，弟子日盛，编礼著书，孜孜不倦。
病逝后，于绍定六年（1233）诏赠朝奉郎，端平三年（1236）赐谥“文肃”，元至正十九年（1359），福州建勉斋书院纪念他，清雍正二年（1724）从祀于孔庙，又在府学里建黄勉斋祠。
著有《朱熹行状》《勉斋集》《书传》《易解》《孝经本旨》《四书通释》《仪礼通解》等。
4、专勤：专心勤奋。
5、问业：请问学业。
唐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
”清侯方域《书〈周仲驭集〉后》：“仲驭与余交最善。
余尝见其负盛名时，执贽问业者满天下。
”6、吴仲迂：事迹不详。
7、答策：朝廷选人时，提出当时政治、经济等问题，要求对答，应选者作答，谓之“答策”。
宋叶适《制科》：“盖昔以三题试进士，而为制举者，以答策为至难；彼其能之，则犹有以取之。
”明朱有炖《牡丹仙》第一折：“金銮答策才如水，黄榜题名换绿袍。
”参见“策试”“策对”。
8、伉直：刚直。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六：“（冯拯）无文学而性伉直。
”王闿运《黄淳熙传》：“淳熙既屡已伉直见疾，因此发愤称疾不出。
”9、黜：降职或罢免，这里指落第。
10、慨然：感情激昂的样子。
汉李陵《答苏武书》：“慰诲勤勤，有逾骨肉。
陵虽不敏，能不慨然。
”《后汉书·党锢传·范滂》：“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宋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台陀开纳）慨然投笔，辞维也纳剧场诗人之职。
”11、会萃：同“会稡”。
汇集；聚集。
《宋史·颜复传》：“请令礼官会萃古今典范为五礼书。
”明吴承恩《元寿颂》：“建业龙盘，坤灵会萃。
”郁达夫《出奔》：“当她整理箱笼，会萃物件的当中，稍有一点空下来的时候，脑里就会起这样的转念。
”11、学士：泛指普通读书人。
《庄子·盗跖》：“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幸于封侯富贵者也。
”晋葛洪《抱朴子·崇教》：“省文章既不晓，睹学士如草芥。
”明何景明《彭中丞四民图歌》：“渔奔樵窜学士徙，纵有陇亩无人耕。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
”唐韩愈《答殷侍御书》：“每逢学士真儒，叹息踧踖，愧生于中，颜变于外。
”12、执经：手持经书。
谓从师受业。
《汉书·于定国传》：“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
”唐韩愈《答殷侍御书》：“八月益凉，时得休假，倘矜其拘缀不得走请，务道之传而赐辱临，执经座下，获卒所闻，是为大幸。
”清钱谦益《谕祭赠礼部右侍郎冯有经文》：“於戏
涕泗何从，言念春宫之旧事；话言犹在，追怀青殿之执经。
”13、室庐：居室；房舍。
《管子·山国轨》：“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
”《汉书·东方朔传》：“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
”宋苏辙《病后》诗：“一经寒热攻骸骨，正似兵戎过室庐。
柱木支撑终未稳，筋皮收拾久犹疏。
”明方孝孺《借竹轩记》：“古之达人以百世为斯须，以天地为室庐，以万物为游尘。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一》：“或有室庐逼仄无地避煞者，又有压制之法，使伏而不出，谓之斩殃。
”14、赀财：钱财；财物。
赀，通“资”。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
”明张溥《五人墓碑记》：“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
”15、焚掠：焚烧抢掠。
《新唐书·康承训传》：“勋闻徐已拔，气丧，无顾赖，众尚二万，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
”明陈子龙《中都》诗：“汤沐恣焚掠，松楸尽翦伤。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阿英》：“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尽。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
”16、箪瓢：盛饭食的箪和盛饮料的瓢。
亦借指饮食。
晋陶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
”《北史·薛辩传》：“濬遗书谟曰：‘吾以不造，幼丁艰酷，穷游约处，屡绝箪瓢。
’”清唐孙华《闲居写怀》诗之五：“箪瓢取自给，此外复奚须
”17、给驿：给予驿站车马。
《新唐书·张九龄传》：“数乞归养，诏不许。
以其弟九皋、九章为岭南刺史，岁时听给驿省家。
”
参观了沈阳的张氏帅府,观后感怎么写
2014年7月28日，游沈阳故宫，张学良故居 （又称张氏帅府 ）。
看过北京故宫，再看沈阳故宫，就会觉得后者很寒酸。
沈阳故宫建于清朝入关以前。
当时大清刚刚兴起。
举国之力，修建此皇宫，已属不易。
有趣的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都曾出关祭扫祖先，并在此驻跸。
自咸丰开始，后代皇帝都未出关祭祖。
中原汉人的王朝，有两次灭国之灾。
一次是蒙古征服，一次是满清征服。
两次征服，都伴随着大屠杀。
中原人口被杀死一半以上。
两次征服后的国土面积，都增大了一倍以上。
这仿佛是对中国的一种补赏。
中国现今的广大国土，是继承了大清帝国的江山。
只有蒙古和满清这些游牧民族的骑兵，才能征服这么辽阔的土地。
中原汉人文化，是农耕文化。
汉人不善骑马，也没有游牧民族的野蛮游荡的性格。
汉人能够养马的地区，一个是塞北草原，一个是祁连山地区。
但是，许多汉人王朝都失去这些地区的控制权，所以汉人政权经常缺少战马。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犹如现在的坦克兵团，在步兵面前，所向披靡。
对付游牧民族，中原政权大多采取守势。
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时战时和，持续了几千年。
直到现代化武器诞生，骑兵的优势不复存在，游牧民族的威胁才消除。
满清人入关，仅用20万八旗军，就征服了中原。
实际上，明王朝经历了多年鼠患，天灾，人口大减。
加上李自成，张献忠暴民之乱，明王朝的主力军已消耗殆尽。
清军连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就是当年天下最强的部队。
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他们就可以横扫中国。
大清当年在沈阳建此皇宫，万万没想到，不到十年，就可以轻易攻入关内，在北京坐上紫禁城的宝座。
清朝的成功，实为天助也。
中国在清朝覆灭后，经历了一段军阀割据的民国。
其他军阀早就被历史淹没于尘埃。
唯一还在风光的就是张氏父子。
其原因很简单: 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逼使蒋介石抗日，从而拯救了危急中的共产党和红军。
使中共在抗战时中坐大，最后夺取政权。
在张氏帅府的展览里，有几个地方值得玩味。
1929年1月10日杨常事件。
张学良在老虎厅杀死奉系元老杨宇霆，常荫槐。
从来没有人对此异议。
其实，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预兆。
这两件事中，张学良的做法都是如出一辙 : 毫无信义，翻脸无情。
完全继承其父张作霖的土匪作风。
翻手云覆手雨。
其行为举止，如同土匪，黑社会老大。
到了晚年，张学良谈起此事，还是毫无愧意。
杨宇霆，常荫槐是张作霖旧臣，为张家在东北创业有功。
虽然在张学良面前以父执之辈，骄横跋扈，但罪不至死。
即使有错，完全可以以法律手段审讯，或礼送出境，方为上策。
在老虎厅采取谋杀手段，实为小人伎俩 ，君子不齿。
1929年7月至12月。
中东路事件。
为争夺中东铁路控制权，张学良部队十万余人，与俄国四万余人开战。
结果惨败。
展览中，对此事缘由不提。
也不提中共支持苏联的立场。
其实，这件事对后来的918不抵抗政策，有着重大影响。
试想，如果张学良能在中东路事件上，击败俄国。
那末，918事件时，就不会对日军畏首畏尾。
历史学界，对于这两件事的关联，都没有重视。
1931年918事件。
不抵抗日军，究竟是谁的责任
好像没有提及。
张学良死之前承认，是他下命令不抵抗。
这实际上洗刷了蒋介石背了几十年的罪名。
1931年的东北军，完全听命于张学良。
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
张学良一年多之前，刚刚遭遇中东路惨败，哪敢再和日本军队较量。
为了保存实力，只有忍痛退让。
张学良晚年说，当时没有想到日本竟然有吞并东北的野心。
原以为是一场摩擦，通过谈判来解决。
这也可能是一种理由。
如果按过去传统的教科书，那一套说法未免太简单，而且远离真相。
1936年西安事变，按近年来的史实，张学良在此事变之前，已经是中共党员。
一个党员 执行党的命令，事情的原因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展览中，当然没有这些资料。
张学良晚年在美国渡过。
他有机会回国探亲，但是却至死未回。
他是不是害怕面对这些令人尴尬的事实
张学良和蒋介石是拜把兄弟。
但张学良却以黑道手法发动西安事变，捉拿蒋介石。
据张国焘回忆录，当时延安中共领导弹冠相庆。
但是刚刚和张学良为中东路打过仗的斯大林，对张学良不满，斥之为军阀 。
通知中共，尽一切力量促使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这才有了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平结局。
这些史实，展览中也看不到。
蒋介石西安事变后，对张学良，杨虎城还是区别对待。
对杨虎城是满门抄斩。
对张学良是监禁到死。
张学良和宋美玲，宋子文兄妹的关系密切，所以蒋介石对张学良手下留情。
沈阳故宫，张氏帅府，是影响深刻的历史遗迹。
对于这段历史，特别是张学良的历史，何时才能还其真相 ?
红楼梦之贾宝玉读后感
贾宝玉是《红楼梦》主要中心人物。
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生得“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
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
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
”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
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
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
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
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
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
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
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
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
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
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聪明和愚蠢，纯真和腐朽，洁净和污浊，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
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贾宝玉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
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
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
他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与此相连，他憎恶自己出身的家庭，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相近、气味相投的出身寒素和地位微贱的人物。
这实质上就是对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否定。
同时，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的生活道路。
对于封建礼教，除晨昏定省之外，他尽力逃避参加士大夫的交游和应酬；对封建士子的最高理想功名利禄、封妻荫子,十分厌恶,全然否定。
他只企求过随心所欲、听其自然，亦即在大观园女儿国中斗草簪花、低吟悄唱、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
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
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有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
林则徐简介及评价2000字
林则徐，福建候官人。
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
嘉庆十六年赐进士。
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
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溢号文忠。
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
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
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
林则徐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
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
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
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
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
父亲的淳淳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私塾。
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
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
次年初，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
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斯望的入仕做官。
十九年(1814)授编修。
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云南的正副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
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
于是，他“文学而潜修”。
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
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
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
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
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林则徐曾在京参加过一些士大夫“雅歌投壶”的文艺团体“宣南诗社”，结识了龚自珍、魏源等人，在诗社里进行诗文酬唱活动。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
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
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
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
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
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
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
江苏这一年夏秋之际大雨成灾，松江饥民聚众告灾，汹汹将变。
林则徐反对调兵镇压，亲自赴松江安定灾民，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
年底入觐归来，署江宁布政使，让林则徐负责全省灾赈事务。
但道光四年秋，林则徐先后遭父母丧，在籍守制。
直至十年正月再度出仕。
道光十年(1830年)服丧完毕。
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
“—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缓。
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
”他为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锐意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一时贤名满天下。
”十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
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
”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
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
林则徐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
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
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
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
”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
道光十二年(1833年)，江苏大水灾，林则徐不顾报灾限期和朝廷斥责，详尽陈述灾情，呼吁缓征漕赋，提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请求，这对发展生产，苏息民困在客观上起了有利的作用。
同时，他分析水灾原因是由于吴淞江、黄埔江、娄河及与之相表里的白茆河年久失修，逐年淤塞所致，于是决定兴修白茆河、娄河，还修建海塘，这些在我国水利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林则徐对清王朝的财经政策、贸易政策提出异议，反对一概禁用洋钱，并第一次婉转地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制度的主张。
这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
这也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保护本国工商业者，保护民族经济独立发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进思想。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
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
“要正人，先正已”。
“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
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奉迎，借端勒索。
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
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宫。
当时鸦片问题渐成为政治性争论问题之一。
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炉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
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
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
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
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
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这就是闻名世界的虎门销烟，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林则徐在广州查鸦片的过程中，意识到英国会发动侵略战争。
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知己知被。
他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变敌人的长处为自己的长处，即魏源归纳阐述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于是林则徐亲自主持，组织翻译班子，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一种“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还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
其中一条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权利。
”说明中国禁烟完全合乎《国际法》。
在军事方面，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
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
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
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
”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
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
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道光帝盲目骄傲，下旨停止英国贸易。
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
鸦片战争爆发后，定海失陷，琦善到广州，与林则徐反其道而行之。
在英侵略者威胁利诱下，擅自签定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
但他却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林则徐。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光绪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戌途。
在赴戌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
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
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
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
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
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
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
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
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
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辞归。
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
在赴任途中，于十月十九日(31日1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终年66岁。
死后晋赠太子太傅，谥文忠。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3省，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
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
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
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
林则徐生平爱好诗词、书法，著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和《林文忠公政书》等著作。
所遗奏稿、日记、公牍、书札、诗文等，建国后辑为《林则徐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