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什么意思
孔孟儒学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
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 [5]（P71）认为孝是仁的基础。
孟子则说：“亲亲，仁也。
” [5]（P430）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
” [5]（P359）将侍老奉亲之孝作为仁的实质。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载：“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
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指出“孝”是一切德行的起点，是一切德行的大经大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法则。
[6]（P475）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 [5]（P171）“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简明概括。
而他又认为 “孝”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 [5]（P71）既然孝道观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那么，为了这种理念价值的推行，就必然有一些最具体最直接的行为要求。
儒学创始者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
[7]诚然，行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奉养，但是孔子并不停留在物质奉养上，他认为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是不够的，还得在感情上对父母表示真诚的尊敬和爱戴。
所以他又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 [5]（P79）如果对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爱戴的话，仅是物质上的奉养，又与犬马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孔子对“孝”的最高阐述是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
所以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 [5]（P74）周武王和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故孔子赞扬他们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 [5]（P44）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都是立志完成其父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是孔子孝道观最高要求的体现。
孔子对于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做的一些具体行为，典籍中还有如下一些记载：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 [5]（P79）父母在世时，要以礼侍奉；死了，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礼仪祭祀。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 [5]（P79）关心父母的病痛是讲求孝道之关键。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 [5]（P98）就是要求子女经常在父母面前尽些孝心。
孟子对孔子仁孝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孝是仁的实质。
因此，“事孰为大
事亲为大。
” [5]（P357）又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
” [5]（P385）。
推已及人，把最初产生和存在于家庭中的孝悌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是孟子孝道观的独到见解。
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5]（P253） 孔孟以后，宣扬孝道观的大儒不乏其人。
北宋中期，理学领袖关中张载、洛阳二程都大力阐发孔孟儒学孝道观，从而使孝悌观念在民众中得以迅速传播，并打下深刻的烙印。
张载则把孟子推已及人的孝悌观念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
他提出了“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
” [8]（P180） 二程对“仁”与“孝”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他们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
”[9]（卷十一）“为仁之本”与“仁之本”是有区别，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为一谈。
又说：“人无孝悌不可，而不全力以赴尽孝尽悌也不可。
”[9]（卷二十三）不仅要有孝悌观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动。
清朝名儒魏源也对孝道有所阐发，他说：“君子之言孝也，敬而已矣；君子之言敬也，孝而已矣。
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
”[10]（P14）把侍奉双亲的“孝”和“敬”紧密结合起来。
这是魏源的新见解。
四 孝为政之本，统治者对孝道大力提倡 孝悌观念也是统治者为政的根本。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子曰：“《书》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5]（P82）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引用《尚书》里的话来解释自己用孝悌观念来影响社会政治，就是参政了。
这一则对话就说明了儒学创史人孔子一开始就将宣扬孝悌观念的活动看成是政治行为。
《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这就指出了“孝”是伦理道德和政治行为的结合体。
而“孝道”对封建政治的重要性在《孝经·三才章》里则体现得更为具体。
《孝经·三才章》写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
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
”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道德教化以孝行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
《孝经·孝治章》载：“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只要推行孝悌，就会国泰民安，政治清明。
有子也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5]（P70）历代帝王深知提倡孝道孝行对于稳定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儒家孝道孝行推崇有加。
汉代统治者为表示推崇孝道，自惠帝始，给多数皇帝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等等。
《汉书·艺文志》载：“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
”《孝经》受到重视。
同时将行孝与否作为选吏的依据，行孝者可以被举为“孝廉”，由朝廷任命为官。
更有甚者，以皇帝九五之尊，撰集注解《孝经》的也屡见不鲜，如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等都曾为之作注。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传，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
《大学》开篇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
就是一要修明天赋善德，二要治国安民，三要达到以上两项所应当达到的目标。
《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统治者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过程。
向广大民众宣扬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响人们，以齐其家。
而这两项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治国必先齐其家”[5]（P12）指出了以孝齐家对治国的重要性。
“孝者，所以事君也”，[5]（P12）把人们行孝的对象直接指向为君主。
《礼记·祭义》则说 “事君不忠，非孝也。
”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
当然，统治者要推行孝道，还需以身作则，广敬博爱，规范天下。
“所谓平天下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
”[5]（P14）正因为如此，历代帝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也做出了许多诸如上述一些宣扬孝道孝行的姿态。
除了用一些非强制性手段外，统治者还运用了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那就是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刑律中，制订了对“不孝”作出惩罚的法律条文。
秦代便继承先秦“惩治不孝”的传统，专有惩罚不孝的规定。
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就载：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惩治，官府按其所告查办，“将其子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
其后历朝都有对“不孝”作出惩治的法律条文，而且更加繁密严厉。
历代帝王推崇“孝道孝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稳定其统治。
但不可否认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良性作用。
司马迁为什么会受到宫刑
我读了《论语六则》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使我有很多感触。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说几个人在一起走，他们中必定有我的老师，这中间包含着能者为师的道理。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都可以为我的良师益友。
就拿我们班来说，就有许多能人：有的擅长绘画、有的见多识广、有的思维敏捷如果向这些同学学习，不就可以使我这棵万顷绿田中的普通小苗汲取更多的知识的养分吗
如果能拜能者为师不容易，那“不耻下问”就更难了。
首先，你得虚心，放下架子，诚心诚意地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
“不耻下问”是古今学者，伟大人物成功的经验。
我国四汉杰出史学家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去各地游览的过程中，虚心向平民百姓请教，采访史实。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乘“贝格尔”号去各地考察，每到一处都要把当地的农民请来，详细询问那里的地形和生物的特点。
如果司马迁不从人民群众中采访史实，怎么能写出杰出的历史著作——《史记》
假如达尔文不耻于下问，又怎能完成《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的理论呢
今天正是“知识激增”的时代，知识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
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做不到不耻下问是不可能到达光明的彼岸的。
同学们，让我们拜能者为师而又不耻下问吧，成功的大门向我们敞开着
司马谈的《命子迁》原文
汉文帝时，有一位叫淳于意的人，拜齐国著名医师杨庆为师，学得一手高超的医术，曾经做过齐国的仓令。
他的老师去世以后，弃官行医。
因为个性刚直，行医的时候，得罪了一位有权势的人，导致后来自己遭陷害，被押往京城治罪。
他的女儿名叫缇萦，虽然是一位弱小女子，然而不辞劳苦，长途跋涉随父前往长安向皇帝诉冤。
她陈述了肉刑的害处，并说明了父亲做官时清廉爱民，行医时施仁济世，现在确实是遭人诬害，她愿意替父受刑。
汉文帝被缇萦的孝心深深感动，赦免了她的父亲，并且下诏书废除了肉刑。
这个故事是中国古代故事“二十四孝”之一，人们为了赞扬缇萦做诗颂曰： 随父赴京历苦辛，上书意切动机定；诏书特赦成其孝，又废肉刑惠后人。
一 “孝”字简释 “孝”的观念产生较早。
“孝”字，古作 ，上面为一老人，下面为一小孩。
康殷说；“象‘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
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
” [1]（P39）东汉许慎则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
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清段玉裁注：“《礼记》‘孝者，畜也。
’顺于道，不逆于伦。
是之谓畜。
” [2]（P398）这些解释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是意思完全一样，都认为“孝”是尊敬长辈，侍老奉亲。
《礼记·礼运》也说；“何为人义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
”因此，“孝”首先是一种社会道德原则，是处理家庭中长辈和儿女间关系的准则。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被封建帝王利用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
这样，“孝”就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
二 阐发儒家孝道观的主要经典著作《孝经》 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孝经》“是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引起的争议最多的著作”。
[3]（P1）其巨大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价值上，而是在社会价值上。
以致其面世以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争相传习，备加尊崇，影响所及远至日本、朝鲜等邻国异族。
《孝经》成书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但“今文《孝经》经过刘向整理后，才确定了后来流行本的规模”。
[3]（P11）东汉时，《孝经》就被列为儒家七经之一，当时流行的是孔安国传郑玄注。
自那以后，《孝经》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到唐代，玄宗亲自为之作注，更是大力倡行。
宋朝学者邢昺为之作疏。
现今流行的《孝经》本子，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的本子。
由于《孝经》将家庭与社会人伦道德紧密结合，加上统治者的积极宣扬，故《孝经》几乎成了封建时代家喻户晓的儒家经典。
对于《孝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证伪的官司。
笔者则认为《孝经》是孔子和曾子所作，我们且看两例有力的证据。
西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
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
作《孝经》。
死于鲁。
”司马迁是位大史学家，治学严谨，考证确凿，加上离春秋战国时代较近，资料转抄讹误甚少，当不会有错。
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汉书》言“为曾子陈孝道”，即《史记》载“故授之业”。
从马、班两位史学大家的记载可以看出，《孝经》的最初作者实际上应为两人：一是孔子；一是曾子。
孔子将孝道口述给曾子，曾子将其记录整理下来，间或插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这就是所谓的孔子“述而不作”。
他们两人的关系类似于当今某篇文章口述者和整理者的关系。
故笔者认为《孝经》的最初作者应是孔子和曾子。
当然，曾子的门人可能也参与了整理《孝经》的工作，于是也有他们的观点及其在书中对他们先生的尊称。
今本《孝经》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凡十八章。
对于《孝经》的内容，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皆传文”。
[4](卷八十二) 《孝经》一书，对于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之间的各个阶层的孝行都有明确规定。
但其基本倾向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政治服务，那就是以孝劝忠，以孝治天下，从而达到《大学》里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目的。
正因为如此，它才得到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
三 孝为德之本 历代儒学之士大力宣扬 孔孟儒学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
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 [5]（P71）认为孝是仁的基础。
孟子则说：“亲亲，仁也。
” [5]（P430）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
” [5]（P359）将侍老奉亲之孝作为仁的实质。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载：“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
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指出“孝”是一切德行的起点，是一切德行的大经大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法则。
[6]（P475）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 [5]（P171）“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简明概括。
而他又认为 “孝”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 [5]（P71）既然孝道观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那么，为了这种理念价值的推行，就必然有一些最具体最直接的行为要求。
儒学创始者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
[7]诚然，行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奉养，但是孔子并不停留在物质奉养上，他认为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是不够的，还得在感情上对父母表示真诚的尊敬和爱戴。
所以他又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 [5]（P79）如果对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爱戴的话，仅是物质上的奉养，又与犬马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孔子对“孝”的最高阐述是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
所以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 [5]（P74）周武王和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故孔子赞扬他们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 [5]（P44）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都是立志完成其父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是孔子孝道观最高要求的体现。
孔子对于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做的一些具体行为，典籍中还有如下一些记载：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 [5]（P79）父母在世时，要以礼侍奉；死了，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礼仪祭祀。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 [5]（P79）关心父母的病痛是讲求孝道之关键。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 [5]（P98）就是要求子女经常在父母面前尽些孝心。
孟子对孔子仁孝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孝是仁的实质。
因此，“事孰为大
事亲为大。
” [5]（P357）又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
” [5]（P385）。
推已及人，把最初产生和存在于家庭中的孝悌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是孟子孝道观的独到见解。
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5]（P253） 孔孟以后，宣扬孝道观的大儒不乏其人。
北宋中期，理学领袖关中张载、洛阳二程都大力阐发孔孟儒学孝道观，从而使孝悌观念在民众中得以迅速传播，并打下深刻的烙印。
张载则把孟子推已及人的孝悌观念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
他提出了“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
” [8]（P180） 二程对“仁”与“孝”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他们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
”[9]（卷十一）“为仁之本”与“仁之本”是有区别，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为一谈。
又说：“人无孝悌不可，而不全力以赴尽孝尽悌也不可。
”[9]（卷二十三）不仅要有孝悌观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动。
清朝名儒魏源也对孝道有所阐发，他说：“君子之言孝也，敬而已矣；君子之言敬也，孝而已矣。
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
”[10]（P14）把侍奉双亲的“孝”和“敬”紧密结合起来。
这是魏源的新见解。
四 孝为政之本，统治者对孝道大力提倡 孝悌观念也是统治者为政的根本。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子曰：“《书》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5]（P82）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引用《尚书》里的话来解释自己用孝悌观念来影响社会政治，就是参政了。
这一则对话就说明了儒学创史人孔子一开始就将宣扬孝悌观念的活动看成是政治行为。
《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这就指出了“孝”是伦理道德和政治行为的结合体。
而“孝道”对封建政治的重要性在《孝经·三才章》里则体现得更为具体。
《孝经·三才章》写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
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
”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道德教化以孝行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
《孝经·孝治章》载：“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只要推行孝悌，就会国泰民安，政治清明。
有子也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5]（P70）历代帝王深知提倡孝道孝行对于稳定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儒家孝道孝行推崇有加。
汉代统治者为表示推崇孝道，自惠帝始，给多数皇帝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等等。
《汉书·艺文志》载：“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
”《孝经》受到重视。
同时将行孝与否作为选吏的依据，行孝者可以被举为“孝廉”，由朝廷任命为官。
更有甚者，以皇帝九五之尊，撰集注解《孝经》的也屡见不鲜，如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等都曾为之作注。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传，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
《大学》开篇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
就是一要修明天赋善德，二要治国安民，三要达到以上两项所应当达到的目标。
《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统治者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过程。
向广大民众宣扬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响人们，以齐其家。
而这两项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治国必先齐其家”[5]（P12）指出了以孝齐家对治国的重要性。
“孝者，所以事君也”，[5]（P12）把人们行孝的对象直接指向为君主。
《礼记·祭义》则说 “事君不忠，非孝也。
”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
当然，统治者要推行孝道，还需以身作则，广敬博爱，规范天下。
“所谓平天下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
”[5]（P14）正因为如此，历代帝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也做出了许多诸如上述一些宣扬孝道孝行的姿态。
除了用一些非强制性手段外，统治者还运用了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那就是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刑律中，制订了对“不孝”作出惩罚的法律条文。
秦代便继承先秦“惩治不孝”的传统，专有惩罚不孝的规定。
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就载：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惩治，官府按其所告查办，“将其子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
其后历朝都有对“不孝”作出惩治的法律条文，而且更加繁密严厉。
历代帝王推崇“孝道孝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稳定其统治。
但不可否认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良性作用。
五 儒家孝道观的民间影响 历代儒学之士在理论上的大力阐发，封建帝王在行动上的推崇，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广为流传。
《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多数人认为是郭居敬撰辑。
《二十四孝》在民间的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两点：一是它适合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稳定统治的需要，历代帝王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二是经过几代儒学之士的阐发，孝悌观念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原则在一般民众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宣扬这一观念的《二十四孝》自然容易被民众接受。
《二十四孝》所选孝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时间上说，包括了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孝子；从社会地位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从年龄上说，孝子中有幼童，有成年，还有老人；老莱子戏彩娱亲，汉文帝亲尝汤药等等典型事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之，《二十四孝》为各式各样的人物树立了孝行榜样。
然而，《二十四孝》的流传具有双重性，它既对社会人伦秩序的维护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人们心目中人道性的“孝”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愚忠”“愚孝”现象的发生。
总之，孝悌观念既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美德，也是儒学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
儒家的宣传和统治者的提倡，自然有它合理的内核。
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必然杂有不正确的成份，也即后人所说的“愚忠”和“愚孝”。
正确地看待孝悌观念和推崇孝道孝行，就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引起注意和重视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孝感动天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
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
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
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
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
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
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
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
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
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
”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
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百里负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
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
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
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
”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
”（《孔子家语·致思》）。
芦衣顺母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
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
”（《论语·先进》）。
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
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
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
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
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
”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
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鹿乳奉亲 郯子，春秋时期人。
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
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
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戏彩娱亲 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
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
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卖身葬父 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
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
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
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
言毕凌空而去。
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刻木事亲 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
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
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行佣供母 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
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
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
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怀橘遗亲 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
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
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
”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
”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
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埋儿奉母 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
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
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
”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扇枕温衾 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
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
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
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
拾葚异器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
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
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
”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涌泉跃鲤 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
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
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
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
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
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
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
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闻雷泣墓 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
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
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
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
”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
乳姑不怠 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
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
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
”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卧冰求鲤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
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
继母食后，果然病愈。
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恣蚊饱血 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
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
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扼虎救父 杨香，晋朝人。
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
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哭竹生笋 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
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
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
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
后来他官至司空。
尝粪忧心 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
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
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
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
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弃官寻母 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
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
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涤亲溺器 黄庭坚，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诗人、书法家。
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参考资料：二十四孝 百善孝为先
司马迁的话是什么意思?
《报任安书》 支菊生 译注 本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任安，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本书卷一百四《田叔列传》中附有褚先生补记的《任安传》。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
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
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
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
关于此信的写作年代，一说是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另一说是在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
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
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
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今天我们读着这部不朽的巨著，遥想司马迁当年写作时的艰辛与坚毅，怎能不对他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佩呢
以下是译文： 然而我观察他（李陵）的为人，是能自守节操的奇士，侍奉双亲讲孝道，和士人交往重诚信，在钱财面前廉洁，收取和给予都以义为准则，对有差别的事肯于退让，对人谦恭，甘居人后，时常想奋不顾身为国家的急难而牺牲自己，从他平素的言行表现来看，我认为他有国士的风度。
作为臣子虽经历万般危险也不为自己的生命考虑，只想到解救公家之危难，这已是很出奇了。
如今所做的事稍有不当，那些只顾保全自己和妻儿的大臣，接着就把他的失误尽情夸大，我确实内心里感到痛苦。
况且李陵率领步兵不满五千，深入战场踏上匈奴的住地，在虎口中投下诱饵，对强悍的匈奴勇敢地挑战，迎着亿万敌军与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所杀的敌人超过了自己的军队的人数，敌人顾不上救援死伤士兵，匈奴的君王都震惊恐怖，于是才把左右贤王的兵马全都调来，发动会拉弓射箭的人，全国的军队共同围攻李陵，李陵转战千里，箭用光了，路走绝了，救兵不到，士兵死伤的堆积如山，然而李陵一喊慰劳军队，士兵没有不奋起的，个个涕泪横流，满脸是血，吞下眼泪，再拉开空弓，冒着刀箭，向北争着和敌人拼死。
李陵还没有覆没的时候，曾有使者来报告战况，汉朝的公卿王侯都举杯向皇上祝贺。
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奏章知道后，皇上为此吃饭不香，上朝不乐，大臣忧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私下没有考虑自己的卑贱，看到皇上的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认为李陵平时与军官们在一起，甘美的食物自己不吃，分东西自己少要，能使人们拼死为他效力，虽是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
李陵虽然兵败陷身匈奴，看他的心意，将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报效汉朝。
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他消灭了那么多敌军，这战功也足能显示给天下了。
关于司马迁
这个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这部巨著尘封了二十年，也该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公开发行，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司马迁祖上世系：司马错→司马梗→司马靳（ 蕲）→?→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司马谈→司马迁→司马临、司马观、司马英（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 [编辑本段]代表作节选 《史记·太史公自序》节选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而子迁适使反，见父於河洛之间。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於予乎
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
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於明堂，诸神受纪。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之祸，幽於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史记·太史公自序》翻译节选 太史公掌管天官的职务，不理民政。
有个儿子名迁。
迁生在龙门，在河的北面、山的南面一个耕牧之家生活，十岁就诵读古籍。
二十岁往南方游历长江、淮河一带，上会稽山，寻访禹穴、视察九疑山，渡过沅水、湘水；再往北方渡过汶水、泗水，在齐国、鲁国的都城讲学，参观孔子的故迹，在邹县峄山参加乡射；在鄱县、薛县、遇到困难，经过梁国、楚国返回。
返回后，迁做了郎中，奉汉朝使命往西征讨巴、蜀以南地区，向南经略邛、筰、昆明等地，才回京汇报。
这一年皇帝开始搞汉朝的封禅大典，而太史公停留在洛阳，不能参加这件事，所以发愤将死。
他的儿子迁恰好完成使命返回，在河、洛地区拜见了父亲。
太史公握着迁手低声哭道：“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
追溯远古在虞夏之世曾功名显赫，掌管天官的事。
后世中途衰微，完结在我身上吗
你如果能做太史，就可以继承祖业了。
现在皇帝承千年以来的大统，到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行，是命运吧，命中注定吧
我死了，你必定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打算的著作啊。
况且所谓孝道，从侍奉双亲开始，其次是臣事君主，最终是树立声名。
扬名于后世，使父母分享光荣，这是孝道中最重要的方面。
天下人都颂扬周公，说他能发扬文王、武王的道德，宣扬周公、邵公的风教，表现太王、王季的思想，再上承公刘，这样尊崇始祖。
、厉王之后，王道丧失了，礼乐衰微了，而孔子修复旧业，整理《诗》《书》，著作《春秋》，使学者到现在还视为榜样。
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以来四百多年，诸侯互相兼并，战事不休，历史记载无人过问。
现在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辈出，我做太史而不予以记载，断绝了天下的历史文献，我很惶恐不安，你多加考虑吧
”迁低头流泪，说：“小儿虽然不才，情愿全力编撰先人所记的历史材料，不敢缺略。
”太史公（谈）死了三年，司马迁就做了太史令，开始研究国家的藏书和档案。
过了五年就是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冬至，汉朝修改了历法，在明堂宣布，诸侯遵照新的太初历。
太史公（迁）说：“先父说过：‘从周公去世五百年后而有孔子。
孔子去世后到现在又是五百年了，有人能继承往昔圣世的事业，整理《易传》，上接《春秋》，吸取《诗》、《书》、《礼》、《乐》的精华吗
’用意在此吧
用意在此吧
我怎敢推让这个历史重任呢。
” 上大夫壶遂问：“以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的呀
”太史公答：“我听董仲舒先生说过：‘周朝统治衰落以后，孔子做鲁国的司寇，被诸侯所忌恨，被大夫所排挤。
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道术无法实行，就在《春秋》中评论历史是非，为天下定出标准，批评帝王，指斥诸侯，诛讨大夫，目的在达成王道而已。
’孔子说：‘我如果只是作义理的说教，还不如通过讲述历史事实更能深刻地表达观点。
’《春秋》一书，从思想高度来说，表明了三，就一般内容而言，分辨了人事的纪纲，分别嫌疑，明确是非，排除犹豫，奖善惩恶，尊贤退不才，保存已经灭亡的国家，继续已经绝世的后嗣，补救偏弊，振作废业，这些都是王道最重要的内容。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变化的道理；《礼》整顿人伦，所以长于行为的规范；《书》记载先王事实，所以长于政治的宣传；《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所以长于讽喻的内容；《乐》在于自立其乐，所以长于和乐的主题；《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处理人事的原则。
因此可以说，《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启发人的和乐，《书》用来记述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阐明变化，《春秋》用来发挥道义。
拨乱世归于大治，只有依赖《春秋》最合适。
《春秋》文字只几万，要旨有几千。
一切事物都综合于《春秋》。
《春秋》之中，被弑的君主三十六人，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流亡不能保有其国家的很多很多。
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都在于抛弃了根本。
所以《易》说‘有一点过失，就会产生巨大的差错’。
所以说‘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长久地酝酿发展起来的’。
所以国家的君主不可以不知《春秋》，如果不知，站在前面的谗邪小人就不能看清，跟在后面的乱臣贼子就不能察觉。
做臣下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如果不知，就会遇到常事不能适当处理，遇到事变不能随机应变。
做君主的做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大义，一定蒙受罪魁的恶名。
做臣下的做儿子的如果不通晓大义，一定落入篡弑的法网，蒙受死罪的声名。
实际上都以为做得很对，做了又不知是不是符合大义，受到舆论谴责便咎无可辞。
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产生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情况。
君不像君就会有人犯上，臣不像臣就会身遭诛杀，父不像父就没有恩情，子不像子就忤逆不孝。
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
拿天下最大的过错戴在头上，只能承受而没法推辞。
所以《春秋》这部经典，确是礼义的大宗。
礼可以预先禁止事故发生，法是施行于事情发生之后；以法制裁的事情容易看到，以礼禁止的事故不易察觉。
” 壶遂再问：“孔子的时代，在上没有圣明的君主，他自己又不被任用，所以作《春秋》，流传史文以判断礼义，当作王者的法典。
现在先生上面有了明君，您自己又在朝廷供职，国家万事俱备，上下各得其所，先生所论述的，打算说明什么
” 太史公回答：“很对，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纯正厚重，作《易》八卦。
尧舜的盛德，《尚书》予以记载，后世制礼作乐予以表扬。
汤王、武王的丰功，诗人予以歌颂。
《春秋》褒善贬恶，推考三代的美德，赞扬周代，不仅专事讽刺讥弹而已。
’汉朝建国以来，到了当今圣明的皇帝，获得祥瑞的征兆，进行封禅大典，修改历法，更换服饰的颜色，承受天命，恩德无边无际，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经过几重翻译叩关前来朝贡的，多得无法说清楚。
臣下百官尽力颂扬皇帝的大德，总是不能完全表达出来。
况且贤能之士而不被任用，这是掌国家权力者的耻辱；主上英明圣智而大德没有广泛宣传，这是主管官吏的过错。
何况我是个太史令，抛开明圣盛德不进行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进行传述，忘却先人的遗嘱，罪责再大不过了。
我只是所谓叙述故事，整理世代的传授，并不是所谓创作，而您拿来比做《春秋》，就错了。
”于是开始撰写史文。
过了七年，太史公遭到之祸，被关进了监牢。
叹息着说：“是我的罪孽啊
是我的罪孽啊
身体毁坏而不可用了。
”又冷静地深思，说：“《诗》《书》言简义深，是想表达它们一定的思想。
从前西伯被囚在羑里，推衍《周易》；孔子厄困于陈蔡，作了《春秋》；被放逐于外，著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编了《国语》；孙子受了膑刑，写了兵书；流放蜀地，传下了《吕氏春秋》；囚禁于秦国，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是先圣先贤发愤创作的结晶。
这些人都是内心积愤无处发泄，所以才叙述往事，启示未来的人。
”于是就叙述唐尧以来，直到麟止；实际上从黄帝写起。
《史记》由于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宫廷秘籍收藏，期间被删改增添的内容现在无从考证，也确实为《史记》学增添了许多新问题。
《史记》十大名篇 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 大江东去 楚王流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 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 英风伟概——《廉颇蔺相茹列传》 功成不居 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 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 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 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 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 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 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史记共130篇 鲁迅称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将史记与的离骚相提并论，反映司马迁之伟大。
司马迁《报任安书》 （张京华据《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排录）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
仆非敢如是也。
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
谚曰：“谁为为之
孰令听之
”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何则
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
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
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
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
请略陈固陋。
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
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
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
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
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
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
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
嗟乎
嗟乎
如仆，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
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
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
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
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
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
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
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
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
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
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
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
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
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
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悲夫
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何也
素所自树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
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
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何者
积威约之势也。
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
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审矣，曷足怪乎
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
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
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
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
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
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身直为闺合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
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
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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