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读后感
怎样写读后感：多看前言,多引用作者的话,结尾用别人的评价.第一段写故事梗概,后面写我的感受.还要有自己或客观的对重要人物或你喜欢的人物的评析.我的看法：给自己的文章定一个主题,要求深刻又积极向上,思想高度越高越好.主要是你想表达什么思想感情.写景的能提升到热爱大自然,写情的能提升到.是伟大的,写人就是.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数学历史上重大事件
《 撒旦诗篇》：局外人拉什迪的悲怆与狂笑 四处流浪，躲避宗教恐吓和死亡威胁的萨曼．拉什迪，在1999年11月26日终于喘了一口长气。
德国柏林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无疑是对这位写过著名长篇小说的逃亡作家的一种文化肯定和学术认同。
躲避追杀，藏匿十年之久的拉什迪似乎可以回到书房开始他的天才写作了，事情往往又并非如此简单。
1947年，萨曼．拉什迪出生于印度教徒占绝对优势的孟买，其家族信仰，但他的父母则保持英国绅士生活，与邻居格格不入，互不往来。
童年的拉什迪肤色白皙，长得像个西方童话中的洋娃娃，所以在印度本土，他是众多有色人种玩伴的嘲弄对象。
萨曼．拉什迪1968年毕业于，后来和父母离开印度孟买，定居，其间由于他在导演的话剧中使用了“猪肉”这一词汇，致使作品惨遭禁演，不得不只身逃到英国寻求文学梦想与命运规避。
英国人接纳了拉什迪，他创作的小说获得了著名的“布克奖”。
这部小试牛刀的小说写于1981年，讲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印度独立的时候，出生了一千零一个婴儿，他们互相联络，并且个个神通光大拥有惊人的魔法。
具有优良贵族传统的英国文学承认了萨曼．拉什迪。
在伦敦长年不散的雾烟的笼罩下，他骚动不安的灵魂和流浪无依的心逐渐安静下来，读书写作会客访友，作为一种生活的必须，被他经营得神秘而且滋润。
这部不朽名篇于1989年横空出世，引起了世界文坛的震动和牧斯林国家的恼怒。
在文化秩序和意识形态方面看来，作家拉什迪不但是教派的罪孽，而且成了人人领受真主之命皆可诛灭的异类。
众所周知，早在千年以前，担负某种使命的知识分子即认为穆汗默德受到魔鬼的迷惑，不慎在圣书中混入两段伪书，幸好被“万能的真主”觉察并及时删除，避免了蛊惑人心危害信徒之险恶，因而成为真主的纯粹之音。
有意思的是，十九世纪的西方传教士不买这种说法的帐，他们紧紧抓住伪书的把柄，使嘲笑和讥讽穆斯林成为宗教的时尚。
随后，后学者用尽办法，拿出多种例证断然否定真主曾经犯过错误。
然而叛逆者萨曼偏偏不信这一套儿，在其作品中，主人公之一的吉布利尔恰恰传递了撒旦篇章，再现了全球穆斯林们捂住耳朵，蒙上眼睛一直都不听不闻的魔鬼故事。
拉什迪的作品煽起恶火，被伊斯兰原教主义视为恶意诽谤和公然挑衅。
“我的小说不是谈伊斯兰问题的。
”尽管可怜的萨曼作过这样的申明。
但他的中却有不少敏感之处，借用、发挥扭曲和臆造了一批伊斯兰教的观念和人物，以奔放不羁的想象力和玩事不恭的态度在星月旗上涂抹了一系列对立因素构成的现代主题。
比如生死轮回、善恶敌对、东西方对立、恶俗与宗教争论等等。
拉什迪的小说不仅在宗教和政治观念上特行独立，我行我素，国际政要如圣雄．甘地夫人、齐亚哈克总统及“铁娘子”，也被作为小说配角随意驱使。
他的小说，用甘地夫人（或“这个老寡妇”）的半白半黑的头发来隐喻印度由公开和地下两种市场构成的经济混乱。
这种被穆斯林视为魔鬼般亵渎神灵的嗜好与幻想同萨曼．拉什迪的独特经历不无关系。
自降临世间以来，他一直生活在异己的环境，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和家族的信仰没有任何血缘传承，更不见禁忌和规避，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社会和文化秩序之外的局外人。
在他临空振羽的幻想和才华横溢的写作中，局外人的孤独意识作为铭心刻骨的心理体验，被转化为不可言说的的精神失落和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动因，使本来具有悲剧感的作家主体意识更加趋向黑色幽默般的喜剧色彩。
《撒旦诗篇》看似笑话连篇，实际上，处处延溢着作家悲凉孤独的心境。
像人类需要通过男女的结合来延续生命一样，他也注定要为他的写作付出惨重代价，要给我们这个脆弱的世界带来不少麻烦。
1989年2月15日，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命令全球十亿穆斯林教徒追杀萨曼．拉什迪，两名富翁也积极响应，开价520万美元元悬赏他的首级。
虽然拉什迪为他无意中伤害穆斯林的感情再三深表遗憾，但霍梅尼仍然拒绝道歉，强烈要求英国政府查禁《撒旦诗篇》。
为此，欧州共同体诸国一致谴责伊朗侵犯英国主权，西方文化届也纷纷集会，抗议霍梅尼违反人权，干涉文化自由。
伊朗宣布与英国断交。
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国家都对他的小说表明了立场与看法，先后曾有几十条生命在与此有关的抗议集会中丧生。
评论家认为，这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文化政治上几千年对立所翻开的新的一页--此书在上个世纪的社会和整个世界文学史上的反响可谓盛况空前。
“两名印度演员乘坐的一架的飞机被加拿大的锡克教徒劫持，正好在高度的天空爆炸。
”纪实与虚构的写作技巧在拉什迪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按照历史记录，当时，失事客机上无一人生还，但萨曼．拉什迪则把现实与幻想融为一体，有意颠覆生死、人鬼的界限，让吉布利尔和察姆察在无降落伞之前提下边降落边在空中聊天，直到安全飘落在白雪覆盖的英国海滨。
传统的印度轮回转世说在飞机失事这一现代空难形式里再现成荒诞的闹剧，不难看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手笔在此得到了经典运用，察姆察头长犄角，腿长长毛，双脚也变为羊蹄。
伊斯兰教认为，天使长加步里埃尔（Gabr ieI）把真主的声音传递给先知穆汗默德。
而演员吉布利尔（Gi br ieeI）和天使长的名字几乎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使长的转世。
在这场空难中，吉布利尔的外表尽管没有发生变化，意识中，却深信自己早就变成了为真主传送经书的天使长加布里埃尔。
可笑，可恨的是，这位摩登的天使长一落在英国的海滨就翻脸不认人，拒绝承认他认识倒楣的察姆察，致使他被警察抓走。
荒诞不经的《撒旦诗篇》揭示了现代哲学的悖论和对宗教的戏拟。
作为魔鬼的转世，察姆察在移居英国前的飞机上庆幸自己离开并诅咒印度，但飞机出事后，他却成了伊斯兰传统文化中的“精”--外形具有动物特征，有角，有蹄，兼备善良与邪恶的双重本性。
在人类社会秩序和文化谱系中，察姆察和萨曼．拉什迪本人一样，不得不为证明自己是人而非异类终日奔忙，徒尽全力。
可爱的“坏家伙”拉什迪在他的小说中还竭尽影射暗示之能事，《萨旦诗篇》最令穆斯林反感的内容是一名叫马洪德的商人（意指穆汗默德）在黑暗的沙筑之城贾西利亚（影射圣地麦加）创造而不是继承了世界上“最为伟大”的宗教。
在这一伟大宗教诞生之日，一个神秘的声音在他耳边不停地发问，“你是什么，人还是老鼠
”，使欧州中世纪中用来讽刺穆汗默德（Mahammed）的马洪德（Mahound）这一台词激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新仇旧恨。
为了间离小说的阅读效果，或出于整个作品风格结构的需要，马洪德手下的书记员和作家的姓氏一样也叫萨曼。
但此萨曼玩性十足，经常捣乱，篡改马洪德口述的真主的启示。
马发现这一恶作剧后，按伊斯兰教之规则本应将亵渎圣灵的萨曼处死，竟又十分意外地宽恕了萨曼。
现实中的作家萨曼．拉什迪当然没有小说中的萨曼幸运。
霍梅尼为他定的罪名是“亵渎圣灵，应该处死”，他和笔下的人物一样，不得不在心灵和文化的阅读中或现实与历史里幽灵般地沉浮。
1998年，伊朗外长哈拉齐承偌政府不再支持悬赏追杀拉什迪，至此活得半人半鬼的作家才得以走到阳光下，利用在美国出席新作《她脚下的土地》的首发式的时机公开路面，并在互联网上作秀与网友聊天，表示自己喜欢“问题女孩”云云。
1998年11月26日，的确是萨曼．拉什迪生命中值得纪念的日子，柏林自由大学为他颁发了荣誉博士证书。
德国传媒为这位一直被原教主义带来的死亡阴影所紧随的作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旦泽三部曲”获得偌贝尔文学奖的君特．格拉斯也到会祝贺，给予他宝贵的友谊和及时的思想援助。
十年前，正是这位勇敢的德国同行和“前苏联”作家雷巴科夫等一道发起了全球作家签名支持拉什迪的声援行动。
老格拉斯的亲自到场不能不说是冒生命危险的义举。
因为伊朗政府态度依旧暧昧，放出“宗教法令不可废除”的口风，霍梅尼领导的宗教组织仍然坚持追杀萨曼．拉什迪，况且有508名伊朗教徒表示捐献各自的肾脏集资继续悬赏他的首级。
这对命定要被死亡威胁的拉什迪来说，君特先生的支持或许微弱如风中的蜡烛，然而就青天白日下时常处于弱势的作家本身，窃以为他的光亮远比太阳还要温暖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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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爱比克泰德、蒙田的质疑我想任何一个学者在研究帕斯卡尔思想时都绝不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帕斯卡尔思想的形成尤其是对其在人的问题上的思考之影响最大的并非同时代的笛卡尔，而是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爱比克泰德与法国怀疑论者、人文主义大师蒙田。
他们二人是帕氏最敬重的两位哲学家，既是他思想上的导师，同时也是其思想交锋的对手。
也正是在对他们二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帕斯卡才得以最终描绘出人的完美图景，找出人类病症之所在。
在帕斯卡尔看来，爱比克泰德与蒙田都深刻揭示了人所存在的问题，不幸的是他们所描绘的人却是残缺不全的，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了两个极端：或者极力抬高，或者极力贬低。
因而终究也没能找到人类改善现时处境的正确途径。
对于爱比克泰德及其所代表的斯多葛派而言，该派哲学家们沿袭了传统哲学关于人的概念的基本诠释，将自我质询的要求看作是人的一种特权与天赋职责，并确立了希腊哲学独特的精神传统，即“在存在于非存在、真实与虚妄、善与恶之间的批判思辨精神”.他们认为这种批判思辨力是人的主要力量，是真理与道德的共同源泉，坚信“在宇宙和个人的相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是自己而不是宇宙”。
显然，这种对人的能力的理解突破了那种认为人在强大神秘的外在力量面前脆弱无力的观念，“既让人感到自己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又深切地希望在道德上独立于自然” 。
甚至他们在许多地方还宣称“不要分散你的注意力，不要过于焦虑不安，而要成为你自己的主人”，企图把人提升到无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人的理性的局限性，夸大了人的自由和权力，把维护人的绝对独立性当作人的最大的美德。
这与基督教理论所宣扬的原罪意识与惟有依靠神恩个人才能获救的思想背道而驰，这也是从小深受冉森派思想熏陶的帕斯卡尔最不能容忍之处。
蒙田的情况正好相反，作为怀疑论者的他认为人的判断力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发挥作用，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理性判断力显得是那么的虚弱无力。
而这个限度又是如此之小以致于人们对自然奥秘的认识几乎处于无知状态。
他对自己定位道“总的说来，我有个特点，在古代那些对人的评论中，我最易接受、最欢迎的是那些对我们最轻视、最贬低和最为侮辱的评论” 。
既然人无法窥测外在世界的本来面目，他那与生俱有的好奇心便促使其把视线转向自己内部，从而与自己的心灵交往，不断地观察自己，检查自己，声称“我研究自己，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
从而完全无视对终极存的敬畏与追寻。
帕斯卡尔极力谴责蒙田的这种对上帝的冷漠态度“我们可以原谅他那种对人生的有点自由而放荡的感情；然而我们却不能原谅他那种纯属异教的对于死的感情” 认为他这种行为严重背离了虔信的原则。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帕斯卡尔眼中的这两种最有力学派的最伟大的辩护人尽管对人的问题的理解大相径庭却是殊途同归，即都把人的内心深处作为各自思想最终落脚点。
帕斯卡尔深刻分析道，爱比克泰德的可取之处在于认识到人的使命是追求和遵循所谓的终极存在（上帝），但当他认为无需借助外力单凭自身即可追寻到上帝和得到永恒的福报，这就陷入了一种“恶魔似的骄傲与自负”了，从而忽视了人的卑微与局限；而蒙田的功绩在于使人清楚看到人自身的弱点，认识到人类理性的限度，从而挫败了那种“傲慢的理性”，保留了人的不幸意识，但他要逃避人类那悲惨而必然的结局即死亡，不去努力追寻上帝与永恒，认为信仰知识出于社会习俗而已，也不免堕入错误了。
面对这两种对人的残缺的理解，帕斯卡尔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要同等地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除此之外“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赞美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 。
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帕斯卡尔并拒斥理性，他相信理性能够帮助人获得有关外在世界的客观性真理认识；但作为基督徒的帕斯卡尔也极力否定人的狂妄自大，认为人在改变自身现实处境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在他看来，人不可能决对无知，因而人是伟大的，但也不可能知道一切，因而人又是渺小的。
二、人的永恒悖论：伟大与卑微帕斯卡尔惊叹于人类现实生活不和谐的、矛盾的处境：人是怎样一种怪诞的东西啊
是怎样的奇特、怎样的怪异、怎样的混乱、怎样的矛盾主体、怎样的奇怪啊
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即是真理的储藏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是宇宙的光荣与垃圾。
在他看来，宗教的完善与否就在于其能否明晰的诠释人类的处境，“人类的伟大与不幸是那样的显而易见。
所以真正的宗教就必然教导我们：人类既有某种伟大的原则，同时又有一种不幸的原则” 。
伟大与不幸如影之随形，相伴相生，共同构成了人的双重属性。
以往的哲学家的错误就在于只看到了人的伟大而忽略了人的渺小，或者看到了人的渺小，却又忽略了人的伟大，而不是把人看作一个由伟大与渺小复合而成的矛盾主体。
对这种矛盾属性的阐述也成为贯穿《思想录》始终的主线。
理智的脆弱帕斯卡尔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唯理性独尊的时代，是一个哲学、科学人才辈出的时代，如科学家牛顿（1642-1727）、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斯宾诺莎（1632-1677）等，这段时期也正是笛卡尔最负盛名之时。
这种难逢的浓厚思想氛围（尤其是笛卡儿主义）让帕斯卡尔获益匪浅，并助其在科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初看起来，帕斯卡尔似乎接受了笛卡尔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一切前提：在自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与科学理性的作用相对抗，因为没有什么能与几何学相对抗” 。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事实远非如此，作为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尔并不完全反对科学和理性，但他坚决拒斥那种把理性作为评判一切之标准的唯理主义。
随着帕斯卡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极大科学成就、大大扩展科学力量的同时，他也愈加敏锐地意识到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度。
帕斯卡尔认为，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永远处于是一种“失衡”状态。
就宏观方面而言，帕斯卡尔描述道“整个这座可见的世界只不过是大自然宽阔怀抱中难以觉察的痕迹，没有任何观念可以近似它。
我们尽管把我们的概念膨胀到超乎一切可能想象的空间之外，但比起事情的真相来，也不过成其为一些原子而已。
”宇宙是无限而没有边际的，我们的视线与想象无论怎样伸展都难以企及，“它就是一个球，处处都是球心，没有那里是球面。
终于，我们的想象力会泯没在这种思想里，这便是上帝的全能最显著的特征” 。
当我们把视线转到微观世界时，它带给我们的都是同样的惊叹与恐惧，帕斯卡尔以极微小的寄生虫为例，说明现存万物均可以无限分割直到无穷，每一物相对于分割之前是部分，而对于自身又是一个新的全体，拥有属于自己完全的小宇宙，根本不存在最小的物体，“所谓‘自然界中最小之物’却揭示了更微小者‘新的深渊’” 。
无限的渺小与无限的巨大同样是可怕的。
那么，人到底又是什么呢
帕斯卡尔说人“相对于无限而言就是虚无，对于虚无而言就是全体；是无限和虚无之间的一个中项” 。
帕斯卡尔所说的这种中道位置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宣扬的不即不离、不愠不火的中庸之道，而是意味着理智主体距离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这两个极端都是无限遥远，根本无法探寻其究竟,“我们得以存在的事实就剥夺了我们对于第一原理的认识，因为第一原理从虚无中诞生，而我们存在的渺小又蒙蔽了我们对于无限的视野”。
因而，理性应当谦卑，人应当承认其渺小，不幸的是，人们却常常陷入了一种令人绝望的极端。
错误的救赎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用较长的篇幅论述到：人们因为对外在世界与内在心灵双重的无知，加之对于死亡的无能为力，就索性不去思考人生，不去寻求自我救赎之道，认为那只是徒增负担而已，他们这样做往往能够获得暂时的幸福与满足。
但也注定会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处境：空虚、无聊。
“对于一个人最不堪忍受的事莫过于完全的安息，没有激情，无所事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这时它就会感到自己的虚无、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依赖、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
从他灵魂深处马上就会出现无聊、阴沉、悲哀、忧伤、烦恼、绝望” 生命的本性在于运动，完全的安息就是死亡。
于是，人们就以辛勤的忙碌与游戏消遣这种外在之物来占据自己的心灵，使自己摆脱对自己忧伤、不幸的徒劳的苦苦思索。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忙碌和消遣在一定程度上居然能起到安慰人心的作用，人们从其中也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快乐与幸福。
然而，这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么
当然不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人心是空洞的，于是人们就不停的往心里填充东西，可是填充的并非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垃圾” 对此帕斯卡尔也深深感叹：人心是怎样的空洞而又充满污秽阿
看着人们在错误的路上盲目地追寻那毫无价值之物，帕斯卡尔深刻地指出，正是这种忙碌和消遣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幸,“可悲-唯一能安慰我们之可悲东西就是消遣，可是它也是我们可悲之中最大的可悲，因为正是它才极大地妨碍了我们想到自己，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消灭自己。
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会陷于无聊，而这种无聊就会推动我们去寻找一种更可靠的解脱办法，可是消遣使我们开心，并使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了死亡” 。
在帕斯卡尔看来，本来是我们最大的不幸——空虚却是我们最大的福祉，因为它促使我们去追寻真正的解脱之道；我们所把握的暂时的救赎之法——消遣确是我们最大的可悲，因为他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束缚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死亡。
它给我们的只是一种短暂的、直观的感性满足，而我们真正需要的却是一种与终极存在同在的永恒安宁。
这也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理由与永恒目标。
只是问题在于那个终极存在是什么
他（她、它）距离我们有多遥远
我们是否有能力追寻得到
思想的苇草在帕斯卡尔看来，人是由两种品性相反而又不可分离的元素即身体和灵魂组合而成的复合体。
身体显明了人存在的物质性，单从这方面而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同自然界的一切毫无异处，同样的只占据有限的空间与时间，同样的渺小、脆弱，即使是极微不足道的威胁就可能让他从一种存在变为另一种存在乃至非存在。
但灵魂的非物质性却使这株苇草又高居于自然之上，灵魂即是思想，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人一旦没有了思想，即刻就沦为卑微之物了：有生命却不知道有生命。
帕斯卡尔说“我很能想象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头（因为只是经验才教导我们说：头比脚重要）。
然而我不能想象一个人没有思想，那就成了一块顽石或牲畜了” 。
思想拥有无限的空间与时间，能够渗透于宇宙的各个角落，人因此而成为宇宙的王。
不过我们应注意，帕斯卡尔这里所说的思想并非大多数哲学家所极力推崇的纯粹理性思维(若指理性，帕斯卡尔一般用诸如“理智”“几何学精神”之类的词语代替)，而是指一种对人自身及其所处境况的哲理化思考。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卡尔才自豪地宣称：人显然是为思想而生的，这就是他全部的尊严和全部的优异。
同时他又指出人的基本义务和道德原则就是：像他所应该地那样去思想，思想的顺序就是以他自己以及他的创造者和他的归宿开始。
人若严格履行这一义务，去认真体认自身当下悲惨的处境，必定会努力寻求一种有效的解脱之道，从而更好地提升自己。
不幸的是，世人却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滥用了赋予人类尊严、本该用以拯救自身的才能，帕斯卡尔似乎也有点惊诧“世人都在想些什么呢
从来都不曾想到这一点，而只是想着跳舞、吹笛、唱歌、作诗、赌赛等，想着打仗、当国王而从不想什么是做国王、什么是做人” 。
不过面对这种情况，帕斯卡尔并没有过度的惊慌和忧虑，在他看来，尽管人类的思想的伟大性被外在的非理性诱惑蒙蔽了，但仍然在思想的有效作用限度内，仍是显明的，“这种不幸意识恰恰见证着人的伟大”因为“它揭示了在非人类领域中并不存在自我意识” ，即人因为思想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及相对于宇宙所存在的优势，而宇宙却对此一无所知。
由此帕斯卡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的完整图景：同时显现伟大与卑微的双重天性。
但其目的并不是希望将我们置于完全悲观绝望、听天由命的状态，而是企图进一步为人类的悖论处境找到一种尽可能合乎情理的诠释，从而恢复或者说是重建人类的完满状态。
人类的悲惨显明了这种诉求的必需性以及一位救赎者存在的必要性，人类的伟大又为这种诉求及追求这位救赎者提供了可能性。
三、人的出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依怙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笔者已经简单论述了帕斯卡尔对其认为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解释人类处境的观点的质疑，他认为这两种观点在解释人类既伟大又不幸的双重属性时都有失偏颇，并且这两种观点由于其内在缺陷与差异而不可能合二为一，这就促使帕斯卡尔不再寄希望于寻求另外的纯粹的哲学方案，而把目光转向一种超越理性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违背理性”的途径——宗教或神学。
我们已提到过，在帕斯卡尔那里，能否给人类的悖论出境以最好的解释是作为判别宗教合理与否的最大标志。
在确切考察了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直接源头即犹太教对人的问题德阐述后，帕斯卡尔认为基督教能够通过较好地解释人性之谜，帮助人们摆脱苦难的束缚，获得一种完满的人格。
神学上的解释作为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原罪说认为，在上帝创世之初，人类与上帝无异并分享上帝的荣耀，拥有永恒的生命与永恒的福祉，与受造物，与上帝处于一种完美和谐的关系之中。
后来由于始祖亚当违背上帝旨意而被逐出伊甸园，导致与上帝的永恒隔绝，人类世代从此承受先天的原罪，再也不能分享上帝荣耀，长久地处于悲惨的境地。
帕斯卡尔认为基督教原罪教义对人性的这一解释是令人信服的：人类的伟大源于原初的无罪状态，而不幸则由于堕入原罪之中。
帕斯卡尔根据基督教原罪意识说道，人类具有一种独特的双重天性，即第一天性和第二天性，第一天性就是人类堕落之前的无辜无罪的完美状态，人类已经远离这种天性，只残存着“某些微弱无力的幸福本能”；第二天性指堕落后的充斥各种欲念的罪恶状态，人类正处于也将长时期的处于这种天性之中。
帕斯卡尔认为正是由于原初的幸福状态与当前的悲惨处境之间所形成的巨大落差，才在人内心激起一种强烈的失落感。
人类的不幸恰好在于希望重新恢复与上帝的原有的沟通，获得原初的良善与幸福却又无路可寻。
帕斯卡尔解释说，我们不可能怀想我们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因为归根结底，假如人类从来就不曾堕落，那么它就会有把握在他的清白无辜之中既享有真理又享有福祉了；而假如人从来就是堕落的，那么它就既不会对真理，又不会对赐福具有任何观念了” 。
因此，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格鲁秀斯所说的，人类的不幸与其说因为缺乏良善，倒不如说是因为失落了良善，因为被剥夺了曾经拥有的美好的东西。
帕斯卡尔来利用原罪教义对人性之谜进行解释尽管遭到了包括怀疑者在内的各方面的挑战，但他仍相信这是迄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释，因而基督教信仰也是对人类处境最可靠的补救，上帝是人类最后的归宿。
上帝之赌帕斯卡尔把人分为三种：一种是找到了上帝并侍奉上帝的人，另一种是没有找到上帝而极力寻求上帝的人，再一种是那些既不寻求上帝又没有找到上帝而生活的人。
无论哪一种人，他的终极目标都是获得快乐和幸福，只是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不同及由此而导致的寻求手段各异罢了，而对于帕斯卡尔而言，上帝才是幸福的源泉，其他一切皆是感性、虚妄的，因而人获得永恒幸福与安宁的唯一可靠途径就是对上帝信仰，以上帝为最终归宿。
他认为，第一种人已经有了信仰，是有理智而且幸福的；第二种人虽然不幸，但他有理智，最终能够找到心中的上帝，获得幸福，需要做的只是向他指明道路；最悲惨也最困难的是第三种人（包括怀疑论者），需要极力劝说并给与他一种可靠的允诺，才能将其引向信仰之路。
在帕斯卡尔看来，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位“隐匿的上帝”，是“缺席与临在”的矛盾体。
她一方面向世人微微透露自己存在的信号，以免使人堕入绝望之中；另一方面又隐匿自身，使得只有虔信者才能追寻得到。
而感受上帝的是人心而非理智。
对此，帕斯卡尔所采取的办法是一种似乎极为冒险的概率计算：上帝之赌帕斯卡尔认为，理性有其固有的局限，即在事涉终极关切的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上帝是无限的，因而我们无法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与否，也不能认识其本性。
然而，我们对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上帝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两种假设非此即彼。
而我们对此可能面临三种选择:或者肯定上帝的存在;或者否定上帝的存在;或者采取如怀疑论者所主张的宗教冷漠或不动心的态度．不过无论那一种选择似乎都带有一种冒险性的赌博色彩，帕斯卡尔说,人来到世间就好比上了一条船,你唯一能够做的也必需要做的就是选择站在哪一端,因此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赌博游戏．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当认真的考虑其中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以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抉择．帕斯卡尔由此分析到,在这场博弈游戏中，我们无论选哪一方都必须承担的风险就是可能失去真理和善，即理智和意志，而风险总是伴随着收益，我们有可能获得酬报就是对错误的避免与不幸的终结。
这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有神论是正确的，即上帝存在，假如我们打赌上帝存在就会获得对上帝的真理性认识及上帝给我们允诺的永生这双重的无限酬报，反之，持反对立场和冷漠态度相应地就遭受同样巨大的损失；另一种情况是有神论是错误的，即上帝不存在，假如此时我们还是肯定上帝存在，遭受的损失仅仅是对上帝存在这一事实本身的正确认识，不过我们因为信仰上帝而按照经典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就会使我们变得忠信、乐善、感恩、谦逊等，从而获得幸福与快乐的满足。
那么比起所失去的还是值得的。
这样分析后，帕斯卡尔就发现原本存在于游戏中的冒险色彩似乎消失了，一切的都变得具有完全的确定性了，即无论有神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打赌上帝存在，付出的总是有限，而可能获得酬报确是无限的，帕斯卡尔是那样的高兴“在这道路上每迈出一步，都看到你的赢获是那么的确定，而你赌出的又是那么的不足道，以至于你最终将认识到你是为着一桩确定的东西而赌的，而你并没为他付出任何东西” ，他最后自信地激励人们“不必迟疑，去打赌上帝存在吧”。
帕斯卡尔相信，人可以通过上帝找到拯救自我之路，信仰上帝可以让我们领受神恩，感受圣洁与光荣，并由此摆脱心中的欲念与情感控制。
这样帕斯卡尔试图通过一种独特的方法来证明信仰上帝总是对人有利，从而把不信者都引向信仰之路，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所存在的问题是难以发现真正的虔信者，这也是帕氏遭到很多基督教神学家谴责的原因之一。
尽管打赌论证的前提、结论都存在诸多问题，但值得肯定的是他首次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角度思考上帝的存在问题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开创性贡献。
四、帕斯卡尔人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苏格拉底关于“人是什么”的回答——人是能够理性地提出问题并给以理性回答的理性存在——确立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人的传统。
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宗教成为整个欧洲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人言必称“上帝”，尽管这并没有抹杀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相反，它更使这种内在探寻不再以一种纯粹的理论思辩问题的面貌存在，而是被宣称为人的“基本职责”，在各种宗教生活的一切较高级的形式中，认识自我被看作是一种绝对命令，一个最高的道德和宗教法则 。
不过希腊哲学家们所宣扬的理性人此时已经演变为教士们所信奉的宗教人，理性被神性征服并成为其婢女。
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对上帝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原理“我思故我在”将上帝打入冷宫，西方哲学的理性思辨传统开始复苏，并逐渐取得统治地位。
此时的哲学家们也更多的从理性的角度孜孜以追寻“人是什么”、“我从何来而又归向何处”、“我应当做些什么而又能够做些什么” ……等诸如此类与自我关系密切的疑问的尽可能完美的解答，并以此作为构建自己整个学说体系的始点与归宿。
毋庸置疑，在这个上帝逐渐隐退、理性开始取得独尊地位的转折时期，帕斯卡尔人学思想（尽管没有形成一种完整而有体系的思想，不过这本就是帕氏的风格——自由、无所拘束）为人的问题的阐释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新的光彩，并且对现代西方人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把理性的作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尽量从非理性角度来阐述人的本质及现实处境始终是帕斯卡尔坚定不移的立场，也就是说，帕斯卡尔主张的是有限理性。
然而，从笛卡尔开始，理性就逐渐由一种方法和手段转变为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理性的地位与权力与日俱增，理性不仅使神的光彩相形见绌，迫使其不得不退居幕后，而且还凌驾于本是作为其主体而存在的人之上。
到黑格尔时，理性被无限地夸大，最终成为宇宙绝对的、独立自存的本原。
而现实具体的人则屈居为“理性的一个环节，绝对精神的一种展现”，变成了“从属于两理性的东西” 。
理性从而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包括人的心灵。
但随着科学理性自身的发展，人们开始发现哲学家们所界定的绝对理性人在很对地方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社会的人的生存状态，理性从而把自身逐步推向难以自拔的危机。
各个流派的思想家们也开始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探究对象是外在的事物，一旦涉及到人的内心关切时，它应理智地让位于非理性因素。
于是，帕斯卡尔的有限理性被发展成为强大的反理性主义思潮，人们试图以此来扭转传统哲学的脱轨。
首先举起反理性主义旗帜的当属德国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
叔本华把人和世界的本原归为一种非理性意志，即“生存意志或欲求”。
他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生存意志所推动的，人们甚至为了生存尔虞我诈、不择手段。
因而人的本性都是自私残暴的，整个世界都被各种欲望充斥着。
人们的痛苦和悲惨就源于欲望的无法满足以及欲望满足后所伴随的空虚与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 。
叔本华据此指出，宗教性的伦理生活是必要的，因为宗教能使人舍弃欲求，进而否定生存意志，最终得以从痛苦中得到解脱而获得幸福。
尼采进一步把叔本华的生存意志改造为一种强力意志，大胆地向世人宣告：“上帝死了”，要求重估一切价值，而评估的唯一尺度就是强力意志。
在尼采看来，人的本质不仅仅是单纯的生存欲求，而是强烈的权力或强力欲望。
人人都希望把自身的强力意志发展到极致，从而成为万物的尺度。
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强力意志的强弱程度因时、因地而异。
因而，评判事物的标准就时常发生变更，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和现实生活永远处于经常性的动荡与不安中，人人自危。
为了改变人类的现实处境，就必须寻求一个永恒的绝对尺度。
尼采认为基督教的上帝和传统哲学的绝对理念显然已经走到了末路，于是他就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超人”，试图用一种理想人格的力量来挽救人类的退化与堕落。
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也开始对理性人发难，他们主张存在先于本质，也即“非理性的具体生存先于一般的理性本质” 。
在他们看来，人在现实中处于无限的恐怖、烦恼、忧郁和绝望的状态，或者用克尔恺郭尔的术语称为“孤独的个体”。
孤独个人在无法摆脱这些矛盾时，就必然会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从而把希望诉诸于信仰，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走向上帝。
在我看来，存在主义者的这种罪恶意识就会导致上帝信仰的观点是有失稳妥的，而且，他们的信仰也带有强烈的自发性和偶然性。
我们不难发现，在以非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西方人学的各个流派中都能在帕斯卡尔那里找到共同的源头。
他们都反对理性在有关人的终极关怀方面的干预作用，希望并积极地从非理性的角度来研究人、人的本质及现实处境。
因为各自的立场和时代背景不同，因而他们对人生痛苦境况的根源阐释也不一样，由此导致解脱手段也各不相同，或者转向上帝，或者寄望于“超人”。
这或许正是帕斯卡尔人学思想的价值所在，这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格鲁秀斯就所说的，帕斯卡尔的目的“不是为了确立一个系统而科学的评估体系，而是为了激发一场人类学危机，是为了显明这样一种处境：人类对自身而言都是一个谜” 。
从而促使思想家们的目光更多地转向理性鞭长莫及的领域——人的内心深处，从非理性角度来探讨人的存在，最终找到新的生活，塑造新的自我。
应当注意的是，现代非理性主义者把非理性因素发展到一种极端，成为万物的本原，完全把理性弃置一旁，这显然是不对的，也不是帕斯卡尔所主张的。
帕斯卡尔的人学思想的功绩是卓著的，但它的卓著地位并非在于给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确定的答案，相反却是提出了更多的关于人的疑问，旨在激起现代人的危机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