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读后感，两份，最好是10年4月份之后的
刊载于6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除了国家诞辰的国庆日，恐怕当下中国没有哪个事件的纪念，能有“恢复高考”这样的感召力和凝聚力，那样能唤起千百万人的复杂记忆，那样能激起几代人命运的转折和突破感，那样能牵动一个社会光荣与梦想的热烈情怀，那样能让为数众多的人感到温暖、激动和希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高考纪念有如此强大的社会感召力，不仅在于国人有浓厚的科举传统情结，不仅在于高考在特殊年代起过改革先声和历史拐点的作用，曾经让整整一代人绝处逢生。
它更在于，30年的历史变迁后，高考在今天仍然承载着多重功能。
它已融入中国社会的肌体，与我们的生活血肉相连，与每个年轻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迄今，它仍然实际地起着初次社会分工的功用，它仍然是底层人群最主要的向上流动的通道。
缅怀历史的人们，实际是在强烈地观照现实。
关于恢复高考最新的数据是：30年间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3600万人。
3600万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可经历过高考的人都能感受到，这抽象的数据中包含着多少命运的转折、多少梦想的起点、多少平凡生活的改变。
这不仅是一个实在的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力支撑的智力库，更是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对公平追求的伟大象征。
无论对当下高考弊端有多么痛切的认识，你都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30年前恢复高考，对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观的拨乱反正，对知识信仰的重新唤起，都是一次意义无可估量的制度重建；在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捍卫起点公平的高考也为日益深入、日益艰难的改革保障了最起码的公平。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广泛共鸣与共识的评判理念，它所体现的公平感，让无数人真诚拥戴、由衷感激。
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诉求开始变得深入和多元，整齐划一的统考模式便显出了简单和粗糙。
一方面，除了公平，社会提出了效率、均衡、创新和尊重个性等更多的诉求；另一方面，就公平本身而言，除了起点公平，还有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多种层次的公平，“万人考一卷”，“一考定终身”，这种原始的起点公平，只满足了最基本的公平诉求，离实质公平尚有距离。
近20年来，改革现行高考制度的呼声日益高亢。
撇开喧嚣与嘈杂，我们发现，在这些民间声音中，不乏严肃认真的思考，许多方案逻辑谨严，体系完备，极具理性色彩。
它们是健康社会自我矫正机制的一部分，是社会责任和良知的表现，储藏着大思想、大智慧，应当得到充分的包容和尊重。
高考必须改革，但改革必须理性健全。
如果脱离现实，初衷再好，都只能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浪漫理性。
实践证明，浪漫理性主导的改革，很容易因为时机、条件或环境的原因发生扭曲和变异，而以善始，以恶终。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社会，物质资源尚不够充足，文明基础比较薄弱。
尽管2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有了飞速发展，但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而且这一阶段性特征还将持续几十年、上百年。
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对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公平公正仍是社会的首要诉求，起点公平仍是人们最看重的价值。
本报即将揭晓的“恢复高考30年大型公众调查”表明，对高校自主招生、素质档案、保送生等改革措施，相当比例的公众表示了一定的疑虑，担心好事办成坏事。
90％以上的填答者认为，尽管统一的高考制度尚有许多缺陷，但仍是他们认可的最为公平的选拔制度。
任何改革都必须选择与社会物质和文明水平相适应的方式、步骤和尺度，这就是当下高考改革应当遵从的现实理性。
反思这些年曲折的高考改革，许多是迫于压力，仓促上马：要么单兵突入，缺乏系统性；要么设计不周，水土不服；要么对困难估计不足，韧劲儿不够，导致回潮反复。
而这些年公认成功的改革，如3＋X、标准化考试、网上录取等，则无不是在对原来的弊端有相当共识的情况下，渐进变革。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增量上改革，从边际上调整。
对于已陷于胶着状态的高考改革，看来必须遵循这样现实的渐进思维。
健全理性的发育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没有理由消极等待。
教育尽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教育的特性并不只在于受制于社会，还在于它必须引导、促进甚至适当超前于社会的发展。
高考制度的改革与社会环境的改进应该是互动的。
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去年在上海首先尝试自主招生，引发了新一轮争议。
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对记者说，大学不是做社会已经可以做的事，还要发挥大学引导社会的作用。
因为这是大学的责任。
也许我们可以寄望于这样有胆有识的边际突破，在坚持和宽容中点滴演进，在制度与社会的相互砥砺中不断逼近实质的公平。
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闲来无事，在网上乱看一通，突然看见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说得太好了，拜倒
本人不才，陆陆续续读了30年书，不过关于读书为什么，读书的目的是什么，确实是始终混沌。
小时候是被父母逼着读书；长大些为了将来赚多多钱读书；工作后一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二是没背景没靠山，想要上升只有读书。
可是人总是要有点追求吧，天天在办公室浑浑噩噩，与同事明争暗斗，拿着也够吃饭的一份薪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自己一天天变老，直到退休的那一天。
真不甘心
而且但凡读了一点书，总该有点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吧。
现在的世道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过于在意个人的得失就不能心态平和，心意烦躁必定难成大事。
所以人一定要立志高远，心胸开阔，觉得现实不如人意时，一是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别人做不了的我做得了，别人做的了的我做的好，有这份自信时就没有人会小看你；二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多读些儒家经典。
千百年来孔子被尊为“致圣先师”不是没有道理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儒学的魅力。
虽然科技日益发达，但是如何为人处世、安身立命，如何在积极入世的同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儒家经典会给人提供很多的帮助。
心情烦躁时，多颂读些儒家经典，循序渐进，潜移默化，会让人对现实的负面释然些，对暂时的得失超脱些，对将来的设想理智些。
回过头来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是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非常能表达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可以说是对“为何而读书”这一问题的终极完美答案。
给人们认识天地的真理确立一个切实的理论体系，给百姓在世上的安身立命建立一套切实的思想和方法，替历代圣贤延续行将绝传的不朽学说，给千秋万代开创永久太平的伟大基业。
做为一个读书人，你不觉得这四句话读起来非常有力，正是心中想说而未能说的那种感觉吗
不满于现状而又不知该如何改变，热血沸腾几天又归于浑浑噩噩，人除了穿衣吃饭，更需要精神追求，给自己定个高点的目标吧，然后配以切实可行的计划，坚持下去，坚信付出总有回报。
总有一天，你会拥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自己的心中所想，也不枉来这世上为人一趟。
白鹿原中的白鹿精魂到底指的是什么?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极富民间文化特色的作品，它之所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成绩不凡，其中许多栩栩如生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人物形象。
是以民间文化为底蕴作铺垫而成的。
换句话来说，没有那些丰富的民间文化在作品中的渗透，就不会有《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
在《白鹿原》中，这种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还不仅仅是一种拿来即用的胶合状态，而是非常好的融化一体。
本文将对《白鹿原》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这种民间性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民间性的体现我们知道，一个内涵深刻、形象丰富的人物形象，一般由姓氏称谓、肖像、性格三个层面来构成。
在《白鹿原》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也主要通过这三个层面来表现。
（一）人物姓氏中的民间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姓氏称谓标志着一个人的血统、家世、身份和前程，据说伏羲氏就开始“正姓氏，别婚姻了”。
生活中，顺姓起名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希望和祝愿往往都寄托在姓名上面。
而在文学作品里更是如此，主要人物的姓名称呼一般是不能随意给定的，总是根据作家的意图、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命运来取上适当的姓名，使其“名副其实”。
这种起名方式反映了作家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继承了民俗崇拜信仰的传统，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姓氏称谓早已成为一种民俗，它附和在人物形象身上，人物形象就会有这种姓氏内含的文化辐射力。
先就白鹿原三个字来说，它在作品中是一个地理的符号，它的命名由于那个神奇莫测、普救生灵的白鹿神灵的传说依附，使得它成为一种地域文化中美善的象征了，蕴涵着丰富的民间意象，体现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以及这些人们在全部生命活动中形成的传统、风俗、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等。
从这个角度看，陈忠实把作品命名为白鹿原，其实是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创造一种民间的文化氛围。
《白鹿原》中的第一人物白嘉轩是白鹿村里的族长，姓名本身就象征着这位族长威严的地位和美好的品格，隐含着源远流长的必然的“活的历史连扣” [1]。
“白”色在中华民族远古的民俗里，是作为纯洁、吉祥的象征而得到崇拜的，“白”在汉字里含有洁净、彰明、清楚、真率之意。
如屈原《九章·橘颂》：“精色内白，类任道兮。
”[2]《荀子·不苟》：“身死而名愈白。
”③《逸周书·谥法》中也解释为：“内外贞复曰白。
”④嘉轩二字同义重复，强调形象的品正德厚。
再如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她是一个悲剧角色，又有着反抗精神，连死后的鬼魂都有一股强烈的复仇精神，由此作家在她的命名上运用了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反封建象征，“娥”字的名字，与元杂剧《窦娥冤》女主人公同名。
不言而喻，这绝不是一般的命名，它们之间有着较深的姓氏民俗意蕴关联，使我们从视觉、心理上就会与之产生联想，这种“娥”字命名方式由于它固有的文化积淀，使得女性形象的地位、性格、命运都得以不同程度的显现。
又如白嘉轩唯一的女儿，白灵，这个名字民间寓意深刻
她是伴着百灵鸟叫声而呱呱落地的，因此取名“灵灵”，而百灵鸟在我国民间自古就被认为是最美的鸟，吉祥的鸟，所以白灵在作品中也是美的化身、正义的化身。
在《白鹿原》姓氏称谓的命名方式中，还有一种很具地域特色的习俗，即给人物的乳名、小名起贱名。
作品中长工鹿三的两个儿子黑娃、兔娃就属此类。
因为初生的婴儿、幼小的孩童，民间俗信认为是不该有堂堂正正名号的，否则难以养育，相反，那些贱类，狗啊、猫的，不用操心，一个个长的活蹦乱跳的，这种反其意而用之，正体现出人们的心理期望和民间的俗规。
此外我们也都知道，关中地域属黄土高原地带，民生贫瘠，生计困难，特别是近代以来战乱频繁，天灾人祸，这一切都在普通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和苦涩的回忆，反映在命名上自然不会有过高的期望。
另外，《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特别是男性，如白嘉轩、白孝文（武）、鹿兆谦（黑娃）、鹿子霖、鹿兆鹏（海）等，他们的姓名都是三个字。
也许是巧合，连书名都采用三个字。
读起来有种顿挫的韵味。
这种内在的结构其实反映出民间文化里的一种思维倾向：两点不够稳定，三点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平面。
显示出民间文化中对人生命运一种理想化的希冀。
（二）人物肖像中的民间性《白鹿原》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民间性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肖像。
民间文化对作家文学中形象的切入表现在姓名称谓中一般只是停留在形象勾勒的浅表层，而对人物肖像描写的切入，则进一步深入到人物形象的深层结构中。
所谓肖像，即具体到人物音容笑貌、体态服饰等外貌描写，比如我们常说某某长的象关公，红脸、长髯，为什么红脸、长髯就象关公呢
这正是因为传统民俗意象和汉代时尚审美习俗在人们肖像中的积淀。
这一点在《白鹿原》人物形象中表现的也十分充分。
朱先生是《白鹿原》人物中最具智力和预见力的人，是带有点“仙骨”的人物形象，在刻画他是白鹿精魂之化身的肖像上，最为传神的是关于他去世前的一段描写，先生预感他即将离世，一袭白衫的他坐在椅子上，让他的妻子为他寻找头发上是否还有黑发，结果寻找了半天，只找到最后半根黑头发
妻子说：“你成了一只白毛鹿了
”随后，当朱先生走到前院时，妻子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腾起一只白鹿，掠过房檐飘过屋脊在原坡上消失了，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意味了：白鹿原上最具智力的先生化成白鹿飞走了。
作家有意为之契合上民间的光环，一头白发，一袭白衫，更凸现了朱先生白鹿化身的神秘性。
另外一个白鹿化身者——白灵,作家也倾注了很多笔墨，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革命时代，白灵最爱穿的就是白色的衣服。
在作家的眼里，他们是美和善的象征，因而他们的外貌也必然是美好的，而白色就如我们在姓氏中民间性的论述一样，它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里，是纯洁和吉祥的象征。
在《白鹿原》第二章中，有关白鹿的外形和相关描写很传神：“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过………麦苗忽地窜高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捡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砾，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的鲜若桃花…………。
”白鹿这样的外形和善行无疑是朱先生和白灵美和善形象的民间性来源。
而那个舍身救夫的田小娥，当她被自己丈夫的“亲大”杀死的那一刻，她绝望而悲惨的喊了一声“大啊”，就是这一声，深深地刻入了鹿三的脑中，随之而来的是田小娥疯狂的复仇：她把自己的魂魄附在了鹿三的身上，直至鹿三精神彻底垮掉。
而且她还借鹿三之口公开了一个秘密：眼下浪漫在原上的瘟疫是她招来的………。
这种人鬼混同、光怪陆离的世界，其实是地域文化和民间习俗的反映。
田小娥以冤鬼、厉鬼的复仇者面目出现，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传统中“冤有头，债有主”、“此仇不报，阴间变成厉鬼也不让你平安”的一种因果报应观念。
再看死后的田小娥骨殖发绿，被焚烧后埋葬，在冬季雪后，坟上的枯草中却有成群的蝴蝶飞舞。
这种景象看起来荒诞不经，其实还是化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梁山伯和祝英台合葬后不也是化蝶双飞吗。
这种传说的化用，使作品具有浓厚的东方古典神秘色彩。
肖像中的民间性还体现在衣饰上，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衣饰特点、习俗。
在《白鹿原》第22章里有一段描写鹿兆鹏逃亡时的装扮：“他头上缠裹着一条脏兮兮的蓝布帕子，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对襟布衫………白布裹毡从脚趾一直缠扎到膝盖。
”头上的帕子是为了挡风沙、擦汗水，扎腿是为了方便在原上干农活、行路，那对襟的布衫更是千百年来西北农民最典型的服饰。
这副行头很显然是一位“土里土气”的黄土高原农民的形象。
描写更为凝练的肖像是罗锅白嘉轩。
作为族长，他必须担起整个原上的一切大事。
大旱之季，他率领村民到龙王庙求雨：“白嘉轩跪在槐树下，”面前摆着各色求雨的供品，祭祀用的香蜡纸表“沸腾”地燃烧着，“白嘉轩霍地站起………一甩手走到关公象前，点燃三支香插进香炉，作揖长拜之后就伏下去一动不动………继而又忽然像一只追袭兔子的狗奔到槐树下，双掌往桌面上一按就跳上方桌，大吼一声，‘吾乃西海黑乌梢’，接着又‘啊’地大喊一声，只听‘扑哧’一响，一根烧的透红的钢钎儿从他的左腮穿到右腮，冒起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白嘉轩狗似的佝偻着的腰杆端戳戳直立起来，守侯两旁的人忙取出备当的一根两头系着小环的皮带，把两只小环套住穿通两腮的钢钎儿，吊套在头顶，恰如骡马口中的嚼铁，白嘉轩被人扶上抬架，八个人抬着，绕在他头上身上的黄绸飘飘，腾起威武悲壮的气势……。
”这分明是古老部落里神圣祭祀的再现，诸多对白嘉轩言行体态的刻画无不透露出白鹿原族长身上被民间习俗所烙上的痕迹，这种置身于风俗之中的人物肖像描写，更形象地勾勒出人物大抵的秉性和脾气，画出了人物性格的轮廓。
（三）人物性格中的民间性塑造一个人物形象，主要是要写出人物有血有肉的鲜明个性。
姓名、称谓、肖像外貌都是为人物性格这个中心服务的。
民间性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切入，关键是要深化到人物内在的性格中去，糅合在人物形象的结构深处，成为支配人物行动、展示人物主要特征的带有密码指令的性格基因。
这种性格基因应该是传承于群体心理意识中，经过历代民间大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概括，进而以稳定的形式呈现在一定的民间人物形象中，成为一类人的象征。
当进入文学作品中时，这种基因就会决定着人物的形象面貌，如诸葛亮的智慧、张飞的猛勇、猪八戒的懒笨等。
在《白鹿原》中，人物形象有着丰富的民间性格基因。
首先看白嘉轩，评论家朱寨曾言：“白嘉轩是我们民族的最后一个族长。
”为了恪守传统道德伦理，支撑白鹿原上的一切固有秩序，维护他的威仪，为此，他以身作则，与长工鹿三有着“亲兄弟”般的关系；他不计前嫌，尽力搭救狱中的黑娃、鹿子霖；他可以大义灭亲，与“不孝”的长子白孝文断绝关系；他可以不辞艰苦，去自残式地拜神求雨。
总之，他的一切都是在完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原上的族长，而是升华为古老民族中享有民族图腾和祖先崇拜地位的“族长形象”。
这就是白嘉轩仁义性格的民俗来源。
但这只是白嘉轩性格的一面，民间性格对他的切入并不是单一的 。
为固守祖规，他不让黑娃和田小娥进宗祠祭祀祖宗，并带头用刺刷惩治田小娥；当他获知原上的瘟疫是由田小娥的鬼魂招来的，更是力主筑一座镇妖之塔，以除邪避鬼，让田小娥的灵魂永世不得翻身。
也许他是为白鹿原着想，但我们不得不说，这与白娘子被法海镇在雷锋塔下有异曲同工之效，白嘉轩的性格基因里还有一个法海的形象。
说到朱先生，自然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的智力可以使那个清朝巡抚的几十万兵勇退却，可以禁绝原上的鸦片种植，他博古通今，竟能预测几十年后的红卫兵掘了他的坟墓。
这么一个智者、圣贤，他的一举一动很令我们想到那个民间的“阿凡提”，也可以想到诸葛亮。
总之是我们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经常见到的人物，一方面有着智慧的基因，一方面又有着仁义道德的光环，因为他本身是白鹿的化身，是这个原上美和善的象征。
有美和善，也就有恶和丑。
白孝文，这个曾是族长继承人的白家长子，却成为了讽刺白嘉轩的败家子。
他陷入与田小娥的偷情而不能自拔，不顾妻子饿死在家中，卖光宅田，还抽起了鸦片。
一切民间里不孝子的行为他全占了。
尽管后来他浪子回头，衣锦还乡，但毋用置疑，他的身上渗透着民间众多“逆子”的基因。
《白鹿原》中，黑娃夫妇的性格里也同样凝聚着民间的基因。
黑娃的一生多是以土匪的形象出现的，但在他的性格里，有着匪性和人性的杂糅：他打死鹿子霖的老爹，撞折白嘉轩的腰杆；他又有着深爱的人——田小娥，跪在母亲坟前时，哭昏了好几次。
他的人生与《水浒》里的英雄们一样，被逼离家（官府欺压）——聚山为匪（逼上梁山）——投诚国共（朝廷招安）——被杀。
这仿佛是一个宿命，民间里的好汉们与时代里的土匪都在演义着相似的民间故事。
但相比之下，他妻子的景况要更令人怜悯些。
这个乡间的妇女形象，她为了救黑娃，可以不顾一切，可以献出一切。
但当这一切都令她失望，以至绝望被自己丈夫的亲爹杀死时，她发起了反抗，她一如孟姜女哭倒长城一样，把瘟疫招到这个原子上，死了无数无辜的人；她把鬼魂附在鹿三身上，直至缠死他。
即使骨殖被焚，灵魂压在镇妖塔下，她仍化成彩蝶飞舞在冬季的原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田小娥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剧人物，她虽没有孟姜女的忠贞形象，却有着孟姜女敢于反抗的性格，复仇就是她反抗性的最好体现。
而且她没有死，就像孟姜女化成了大海里的鱼一样，她化成了原上的蝴蝶，把自己的生命化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二、民间性带来的意义我们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论述《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是为了突出其层次性，其实在《白鹿原》里，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三方面的融合（当然，其中是以性格为主的，因为性格才是决定人物形象面貌的主因）。
从民间土壤里走出的人物一旦走入作家文学里，由于自身先天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将会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甚至整个作品的解读空间和审美意义得到大大拓展。
在作家陈忠实看来，将这些民间性融化在人物形象中，自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目的和审美追求。
（一）增强作品的民族性正如作家在作品扉页上写的那样：“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巴尔扎克语）历史自然是由人创造的，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历史，却只指那些允许让全社会人看的一部分，民族的秘史隐含着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另一面：即那些民间的、乡野的的东西。
它们隐于历史斗争的背后，只有靠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们的一切活动才能反映。
在《白鹿原》中，许多过去不被了解、不让知道的甚至有点神秘的东西终于被挖掘出来了。
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白孝文等这群生长于斯的人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民族历史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
这些精心刻画的灵魂，无论是白嘉轩的“族长”形象，还是白孝文的“逆子”形象，“都有着很深的文化象征意味，都是民间文化积淀的产物，展示了民族文化的深邃与厚重”[3]。
在他们身上，我们既看到民间文化里积极的一面，又审察到他们身上固有的劣根性。
从上文分析人物形象中的民间性体现我们可以看出，美与丑，善与恶，在民间里从来就是对立又并行出现的，即使是白嘉轩这个仁义的化身，也有着法海形象的一面。
作家虽然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几近完美的的民族道德，但还是以理智的态度审视了他固有的劣根性。
作家用毫不讳避的笔直戳民族灵魂的核心，借以表达了他对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的关切和批判。
如果说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白鹿原》就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
面对复杂的民族灵魂，如何去继承与发扬、摒弃与超越，《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二）增强作品的地域性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写出那些人物，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死后有一部用来垫棺材枕头的书”[4]。
作家在白鹿原里寄托了他对生长于斯的人们的关切之情，以求了结一个从此原上走出来的农民儿子的恋乡情结。
从我们的分析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着自己的民间原型意象，都有着地域民族文化底蕴的支撑。
总之，他们的身后是广袤无垠的关中民间文化海洋。
他们的言行举止、衣饰打扮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习俗，是关中民俗服饰的艺术写照；他们又是天然的地域方言专家，俚语土话使他们活在黄土的深处。
《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在民间性的关照下，还产生了另一层的地域文化审美意义。
卡西尔在其《人论》中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一个生活在特定地域文化氛围里的人，他的行为必然打着深刻的地域文化烙印。
这种文化对他的影响也必然如遗传基因一样深植在他的意识深处，使他成为带有鲜明特征的这种文化的“符号”。
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等都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他们的血管里浸润着关中文化的神韵，他们就是关中白鹿原的“符号”，他们的秉性以及一举一动都与白鹿原自然、文化的环境构成一种内在同构的性质，形成一种互动的和谐关系。
民间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的越精湛，越深厚，他们的个性化品格也就越突出，这些人物的身上由此也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有人性内涵和复杂性格。
他们在感性和理性、社会规范和家庭利益等矛盾纠葛中，生动地展现了关中民间的理想、欲望、情感、意志在时代变革中的原生情态。
凭着这种自觉民间视角的审美追求，白嘉轩一类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史画廊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审美价值。
（三）增强作品的通俗性《白鹿原》反映的主题和意义是严肃、深刻的，但这并不能否认它的通俗性。
在民间性的孕育下，加之作家有意识的追求，那些从作家的笔下走出的人物形象，很是增强了作品在语言、故事等方面的通俗性，使作品有着令人爱不释卷的可读性、趣味性。
首先，这种通俗性表现在《白鹿原》的语言上。
相比较高雅文学的语言而言，通俗性的语言应充分考虑到一般民众的欣赏习惯，它不能太玄虚、深奥。
戏曲家李渔曾言：“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取隐僻，其句则采街谈巷议……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
”[5]这里所言传奇、戏文的“贵浅不贵深”，就是指语言的通俗性。
《白鹿原》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作品第七章有段文字相当精彩：“四月十三日，白鹿镇上贴出两张布告，一张是罢免史维华滋水县长的命令，同时任命一位叫何德治的人接任。
……白鹿镇逢集，围观的人津津乐道，走了一个死（史）的，来了一个活（活）的；死的到死也没维持（维华）的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还难说。
……”这种把方言与人名进行了巧妙的谐音联系，是典型的民间幽默，它不仅表现出民间大众的才智，而且它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这不是一个特例，纵观整部作品，它的语言都有着很浓厚的通俗性，关中土语的运用，信天游体式的唱词，民间笑话的引用等不胜枚举。
民间性带来得通俗性更重要的体现在在故事性上，所谓故事性，就是指故事情节的曲折和引人入胜，它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能够调动读者情绪体验的强度、密度和复杂性。
在民间性的渗透下，《白鹿原》中的民间神话、传说使得人物的生活、命运构成了故事性很强的情节，整部作品情节曲折，故事奇巧，写事，不仅写寻常事，而且还写怪事、秘事、战事，甚至鬼事；写人，不仅写普通人，且还大量写奇人、能人、恶人。
朱先生的智退敌兵、禁绝原上鸦片，黑娃的土匪生活，白孝文的败家行为，白嘉轩自戕式的祭祀求雨以及白鹿的神奇传说、田小娥的鬼魂附体等等，都造成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这样的人和事，构成了具有传奇性的内容，为一般人所不知，或略知一二原闻其详，这由此产生的陌生感和距离感自然使人产生阅读的欲望，产生了吸引力。
无怪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白鹿原》在《当代》连载之后，竟使得这份纯文学刊物发行量大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很大程度上是民间性给作品带来的通俗性使然。
而且毋庸置疑，这种在民间性的关照下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范例，会进一步增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会促使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民族文化重建中的当代作家从民间文化价值视角出发，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审视生命的意义，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益于现代文化建构的人生事像，寻觅与自己的文化理想相吻合的民间文化价值内容，并借助那些民间人物形象深刻地表达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向民间性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它让关中平原上的神话、传说、民风民俗在置换和新的组合中得到重生，并注入了时代新的内容。
三、民间性的缘由民间性在《白鹿原》中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大“法宝”，它是《白鹿原》宏大主题的背景文化。
意义之大，不必再赘言。
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这个民间性它来自哪里
我们以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了民间性在作品人物形象中的渗透。
（一）作家自身的经历和自觉的艺术追求从作家自身来看，确实是这样，陈忠实是地地道道的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农民之子，他在生于斯、长与斯的关中平原上工作、生活了几十年，连写《白鹿原》所花的五年都是在远离西安的农村家里度过的。
作家笔下的白鹿原亿万年来就处于灞水之滨，终南山下，这里芳草青青，溪流潺潺，炊烟袅袅；这里民勤稼穑，俗尚鬼神，民性粗豪。
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猛擂的腰鼓，祭祖拜神的秧歌是这一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
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可以看见蓝田猿人的曙光，半坡先民的脚印，轩辕黄帝的伟绩，以及由西周青铜文化，始皇陵兵马俑，汉唐丝绸之路等交织而成的文化网络。
在这片原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或故事。
在这些传说、故事里，深藏着关中人生命追求中的创业意识、造反意识和享受意识。
它们凝聚成强烈的生命文化精神和诚挚的恋乡情结，一并渗透到陈忠实的心灵深处。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几十年都在如此浓烈的的民风民俗的浸润下，即便无明确的学科性的民俗理论知识，也必然会在创作中形成自觉的民间创作思维模式和心理机制，必然会把那些在生活中获取、了解、熟知的民间人物形象有意采之，使其充实、丰满自己作品的形象。
就如作家关于他塑造的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时说到：“当我正在酝酿这本书的时候，一位老人向我粗略地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序列，其中说到一位族长式的人时，他说这个人高个子，腰总是挺的端直端直的，………从村子里走过时，那些在街巷里袒胸裸怀给娃喂奶的女人们，全都吓的跑进街里头去了………。
这几句话点出了一个精髓，让我几乎一下子就抓住了笔下人物的全部灵气
”[6]这说明生活在关中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是陈忠实笔下人物的源泉。
总归一句话，陈忠实已成为关中民间文化的又一载体，在作家的身份下，他自觉地完成了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再一次艺术升华。
（二）社会文化背景的促使《白鹿原》成功地把民间性运用于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作家的经历和素质使然外，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也不应忽视。
因为作家在作品中的创作倾向，会因社会中不同文化思潮的影响，从而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民间文学历来以其广袤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在文化心理上制约甚至规定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它本身中的文化积淀和日常生活形态又总是一切文学的重要源泉。
它不仅哺育着作家文学的成长，给作家以多方面的艺术熏陶，而且直接为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题材、生动优美的语言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样式。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民间的人物和精灵一旦进入作家的视野和作品，已不再是原本的艺术形态了，而是潜伏或依附在作家主观能动性之上，不仅闪现着民族生命历史长河扭曲而不息的身影，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识，而且亮出了时代靓丽的身姿，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一个世纪以来，“到民间去”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大的趋势。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知识分子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顾颉刚诸知识界的首脑都是这场运动的中坚人物。
运动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贯彻“五四”文化的平民主张，并进一步把乡村看成中国文化复兴的基地，以民间做榜样，寻找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存在的持久生命力特征。
1936年，鲁迅先生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7]，虽然这个口号的内涵大于民间文学，还包含有乡土文学、通俗文学等，但它的价值导向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探索民族文学样式的多元化。
在这些先导性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涌现了不少关注民间的作家和具有民间性的作品。
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下，民族文化重建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作家们的本土文化意识再次被强烈的唤醒，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和挖掘成为一种文化取向，作家们力图在博大深邃的民间“淘出”能够重建现代人文精神的价值形象。
“寻根”文化小说由此应运而生，他们对民间性的认同、消纳和再造，显示出了独特的创作优势。
只要我们稍微注意，就不难发现，在很多当代文学作品里面，那些男男女女、衣食住行、四时八节，处处都隐含着一定的民风民俗，许多人物形象的背后仿佛有着某种隐喻和象征。
其实不难理解，他们要么来自民间生活，要么是民间人物在作家笔下的又一次艺术升华。
“寻根”作家们对民间文化的热切关注和挖掘，为其恢弘的小说构思注入了一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这种贴近民间、透视民间、翻耕民间土壤、拯救民间的创作倾向，使得此类作品的构思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显示出深厚的“民间性”，比如：《黑骏马》里的白音宝力格,《爸爸爸》里的丙崽，《平凡世界》里的孙少安兄弟等形象，都有着民间文化的影子。
而《白鹿原》就更是此典型代表了。
立足关中大地的作家陈忠实就是在亲近民间、让血脉与那片原上的黄土息息相通的基础之上，同时上
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哪些困境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挑战，尤其是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村健康发展的难题。
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问题，需要维护农民共同利益，构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系，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服务水平，提高农民社会治理组织化程度。
【关键词】农村社会治理村民自治【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完善加强，我国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经营体系以及农民思想观念等的变化，农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挑战，尤其是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村健康发展的难题。
因此，全面、客观、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采取多种有效举措来应对与解决，对于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农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迁，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封闭保守的社会格局被打破，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思想价值观念逐步转变，民主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各种利益诉求不断出现。
特别是随着征地拆迁、项目建设中的新型社会矛盾的逐步凸显，群众对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参与和监督村级事
关于韩寒的《三重门》的读后感
说起来也着实汗颜，在《三重门》出版这么久后才第一次拜读。
你我的认知或许以前一样，认为韩寒是一个狂人。
可是在读完后，内心酸得想哭，韩寒并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坚强，他的那份无奈又有谁知
《三重门》的文笔中，你几乎看不见孩子的影子，若不是早已知晓，我或许会误认为是出自成人之手。
他的老练、成熟，令人惊叹。
思想的敏锐，是小说的第一个特征。
韩寒用了第一人称，用少年林雨翔的眼光看待社会、人生以及周围的一切，发出一些直抵要害的见解。
韩寒看待世界的眼光极为挑剔，对于社会不良风气和应试教育的批判辛辣却又叫人心服口服。
但思想却不能弥补韩寒对社会认知的浅薄。
像小说中一些打架的场面，或许是韩寒没有经历过，文字写得苍白无力，有时干脆一笔带过，这也使许多人对此做出批评。
的确，阅历是人生的经验，是永远无法代替的。
但是请你记住，韩寒在那时只是个孩子，一个敢于表达自己心声的孩子。
成熟的文笔也掩不住年龄的事实，我们凭什么对他要求这么多
小说中，最爱的还是韩寒的黑色幽默。
每一个精巧的比喻都仿佛信手拈来，读后让人忍俊不禁又陷入深思。
但这些黑色幽默并没有持续很久，在林雨翔进入市南三中后，语句就转为平淡。
有人说韩寒是江郎才尽，而我认为在这个高中的场景中，描写得一切以贴近自身生活。
韩寒已不能像个局外人看待这一切，在自己的生活圈内，早已没有距离。
贴近反而使他施展不开，他也做过努力。
像几个体育特招生的出现，却也只能华丽上场，悻悻落幕。
小说的结局颇为耐人寻味，殊不知无言的结局亦是最好的结局。
未来的世界谁也猜不透，不如给自己留一个幻想的空间。
韩寒做的真是绝。
事实上理一理思路，林雨翔实际上就是韩寒，这个迷茫而倔强的少年。
唯一的不同，就是那份抗争意识。
林雨翔的求学和韩寒的休学，一个尖锐的对比，事实上也是韩寒的无奈。
他选择了一条极为坎坷的人生道路，执着前进。
虽不知前方道路如何，光芒还能闪亮多久。
但我坚信，在无数应试学子心中，韩寒是最洒脱和值得羡慕的。
你认为呢
现代文阅读李庆勇《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接受》
文学畅销书是文学市场化运作后的精神“消费品”，它既有知识属性和审美特征，同时还是具有“物”的特性的文化“消费品”。
读者既是文学作品的鉴赏者，又是购买“消费品”的消费者。
读者的二元身份与文学畅销书的双重属性能否契合，是决定文学作品能否畅销的关键性因素。
20世纪90年代，伴随大众文化蓬勃发展，文学生产出现繁荣景观，文学接受也悄无声息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种阅读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文学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语境下，其前端——文学生产与最后环节——文学接受双方的互动、分化、融合、重组、重建等文学活动的复杂形态。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和人们阅读体验的逐渐成熟，在社会结构剧变和文化转型的语境下，人们的阅读趣味和品位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被动的阅读向选择性阅读转变。
这种转变使广大的阅读群体发生了分化，阅读群体的分化导致文学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文学畅销书在出版业和文学市场化的大潮中历史性出场。
文学畅销书是文学市场化运作后的精神“消费品”，它除了具备知识属性和审美特征，还同时带有“物”的特性的文化“消费品”；读者既是文学作品的鉴赏者，又是购买“消费品”的消费者。
读者的二元身份和文学畅销书的双重属性才得以完全显现。
读者是真正的文学畅销书创造者，以读者接受角度考察文学畅销书是否适合读者的阅读价值取向和趣味需求，使文学畅销书在众多“商品”中脱颖而出，成为畅销之作。
文学及文学接受的变化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关系虽然还在发挥影响，但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面向读者市场的文学写作，正显示出强劲的竞争力。
作为一种正在形成之中的文学关系，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能否产生出成熟的作家作品，在新的阅读环境，阅读资源多元化的形势下能否满足读者，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重要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商业大潮对文学生产与传播，尤其是对文学接受产生重大影响。
文学不再那么崇高、伟大，对社会关注的热情也在逐渐减弱，作家躲避崇高，转向大众皆可接受的个人日常生活叙事。
文学欣赏与阅读成为专业人士职业的需要。
大多数人的文学阅读，往往是为了快速进入休息、娱乐和消费状态而进行的。
我们身处急剧变革的时代。
时下，娱乐化阅读大行其道。
文学不是不要娱乐，但文学决不能沉溺于娱乐。
眼球经济越发让读者逃避现实、麻木自己。
而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一些文学作品无非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消遣，甚至是一种自我放逐似的麻醉。
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的方式。
传统意义上的阅读通常是一种文字阅读，但在文学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即在大众文化传播媒介普及的今天，文学消费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传统的文学阅读日趋转向视听、影像阅读。
在大学生中，“看”正在渐渐取代“阅读”，人们越来越多地用“读图时代”来命名现今这个时代。
通过图像方便了读者接受，解决了因文学修养而出现的文学阅读与接受的限制，也改变和丰富了大众文学接受的方式。
文学接收方式的多元化转变对文学生产有着重大影响，远离或拉大了读者与文学的距离，使文学处于危机之中。
综而观之，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接受黄金时代，那个时代读者对文学充满激情与梦想，人们在文学作品里寻找人生美好景象、激昂文字；20世纪90年代是商业化、书写个人欲望和商品消费的年代，促使青年读者走向分化；21世纪文学生产与接受进入网络时代，读者处于网络炒作和碎片化的状态。
可见文学读者的嬗变不足为怪了。
社会总是在历史地、阶段性地发展着，读者的变化也不例外，因而对20世纪90年代读者群的嬗变进行阶段性的反思与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总结得失，前瞻未来。
无可否认，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场域是充满蓬勃活力和繁荣景象，也存在让人倍感惋惜的歉收，从读者群这一维度看亦无不如此，可喜的是读者面对丰裕的文学可以更自由、自主地进行阅读，既可“披文”也可读图，还可以亲自参与创作与评论。
而让人们感慨的是，文学造成的洛阳纸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很多读者不再从文学中寻找思想的痛苦、信仰的持存、精神的追问和理想的守望，而是从事随心所欲式的阅读。
改革开放30年来读者群嬗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历程，是这个群体由单一走向分化的历程，是文学走向繁荣与危机并存的过程，还是由“披文”转变读图的过程，同时，也是精英读者与大众读者背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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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怎么样
一弗兰克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的一个次要角色，当人们把目光聚焦于特雷莎、萨宾娜以及托马斯之间复杂纠葛的性爱时，倒可能忽视了他。
这个热血青年不甘忍受单调乏味的现实环境，怀着狂热的理想，参战越南支持红色高棉。
昆德拉写他的文字，充满了调侃与讥讽。
对这部小说来说，弗兰克的形象不算重要；但对昆德拉来说，他对弗兰克的批判却道出了他的心声：一个人的愚蠢与媚俗或许比邪恶还要糟糕。
弗兰克的形象颇具代表性，从司汤达的于连到福楼拜的弗里德里克，再到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反叛者、愤世嫉俗者，这一形象源远流长，连绵不绝。
前年奥斯卡的获奖影片《末代独裁》（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不甘寂寞的苏格兰青年怀着美好的憧憬远赴非洲刚果，却差点死于非命。
这样的人物无论在艺术作品还是在现实世界中都不在少数。
就个人品质而言，弗兰克他们无可指摘。
他们充满热情，理想以及信念，不甘于一成不变的生活，单调乏味的世界。
他们身上充满了青春的叛逆，激情与反抗。
对于健康的个体而言，激情的生活是必要的。
但他们纵有激情却不够智慧，盲目激情的后果令人忧心。
即便他们在个体德性上如何真诚热忱，如何完美无缺，但无论如何他们身上缺一样东西——“政治感”。
尽管这是我个人杜撰的一个词汇，但它的“所指”是客观存在的。
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它都是萦绕在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棘手的命题，尽管这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
生活在今天的时代，人们需要有必要的政治感。
尽管没必要像米歇尔61福柯那样虚张声势说“一切都是政治”，但我们却也得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看似“去政治化”的时代其实处处隐藏着政治危机。
按照日本学者加藤节（TaKashi Kato）的看法，当今社会政治对人的控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变本加厉。
随着现代制度的日益健全，政治权力能够加以统治和支配的人群范围已经无限扩大；同时，政治权力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此外，政治的影响力正不断地扩展到政治以外的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从今年奥运会的情况看，无论是抵制还是彰显国威，体育都摆脱不了被政治化的命运。
因此今天“我们不能脱离政治，退隐到私人生活中去，也无法想象自己被统治的方式不会对我们的个人幸福产生巨大的影响。
”（David Miller） 一方面是政治控制与权力渗透的无所不在，潜移默化，但另一方面却是被控制对象的麻木与冷淡。
令人诧异的是，人们的政治感反而随着政治控制的加强不进反退，心甘情愿地将自身的命运托付于政治权力。
一般民众以排斥和远离政治的方式制造了一种洁身自好的假象，却不明白不闻政治的后果正中了权力野心的下怀；许多知识分子貌似热衷政治，但事实上却从不愿为理解政治付出一丝一毫的努力。
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因为趣味而拥戴某种政治，他们不关心现实的政治却只爱自我浪漫化的政治；他们也会激烈地抨击体制，反抗权力，但很多时候他们的批评有虚张声势之嫌，他们对体制的挑战并没有对其造成致命的打击，反倒是他们的批判姿态成就了他们个人在体制中的地位。
无论从一般个人还是知识精英，政治判断力的下降已经显而易见，而政治感的缺失将严重影响到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品质与幸福。
因此，政治感是如何的重要，在政治冷淡的当代社会，重建个体的政治感完全有必要提上日程。
二政治感的缺失是普遍的，本文把更多的聚焦置于知识精英。
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知识与思维方面的优势本该使他们具有更明智的判断力；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观点与判断也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舆论。
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感还是知识精英的问题，一般大众不关注政治，也没有能力关注政治，但这并不妨碍知识分子的观点，尤其是那些糊里糊涂的政治见解抵达大众的潜意识，它的蛊惑性和煽动性不容小视。
卡尔61波普尔曾悲怆地感叹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罪恶脱不了干系，而当代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也彻底祛除了知识分子头顶神圣的道德光环。
政治感是何时成为一个问题的呢
我们似乎很难在历史中找到一个确定的坐标。
粗浅地说，它凸显于从古典公民人格向现代个体人格的转型过程中，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则是最具标志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基本奠定了今天生活中的日常人格。
思想家卡尔61施密特与以赛亚61伯林从迥然不同的立场出发批判浪漫主义，却在对浪漫派政治感缺失的认识上意外达成共识。
在《政治的浪漫派》中，施密特猛烈地抨击浪漫派的政治观，认为这是一种无根基性的任凭情绪摇摆而左右的东西。
在其哲学中，政治决断至关重要，它代表了个体对政治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但对于浪漫派而言，他“除了体验以及用感人的方式阐释自己的体验外，不想做任何事情”。
在深入分析浪漫派主体的过程中，施密特进而发现，浪漫派其实并不关心真正的现实政治，而是将政治随心所欲地诗化；浪漫的个体绝不是通过审慎合理地思考而做出政治判断的，他对某种政治的推崇完全是因为这种政治突然符合了他一时的心情与趣味。
因此，随着他个人心情的变化与趣味的转移，他的政治观点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从未有过“严肃的政治关切”。
与施密特对浪漫主义的痛斥相比，伯林对其倒是满怀同情。
他一再肯定浪漫主义所开启的多元价值观。
在那篇酣畅淋漓的讲演稿《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施密特的“机缘主体”在伯林那变成了“真诚的主体”，并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最高的价值是诸如正直、真诚，随时准备为某种内心理想献身，为某种值得牺牲一切，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奉献一个人的所有。
”在这套全新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的内在动机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
只要你是真诚的，无论你信仰什么，做什么事情，造成什么后果，都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因此，人们不再关注具体政治见解上的大是大非，而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真诚的自我”。
因为卢梭的真诚，人们可以原谅他的诸多过错，人格上的透明与纯粹似乎可以赦免行动上的罪恶；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似乎也可以因为希特勒的真诚而原谅纳粹主义的罪恶。
当真诚走向了狂热，自我走向了极端，它“破坏宽容的日常生活，破坏世俗趣味，破坏常识，破坏人们平静的娱乐消遣”。
在此，伯林也不得不说“有些浪漫主义走得太远了。
” 伯林与施密特表面上纠缠于历史，实质意指当下，人们在浪漫主义时代就基本形成了今天现实中的现代人格。
因此，他们对浪漫派政治观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后来的历史。
他们对浪漫主义政治观的批判，同样回应了当今世界个体政治感的问题。
无论是之后的存在主义、批判理论，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提出的理论各有千秋，但在处理政治问题上的方式却显得大同小异。
“真实”代替了“真诚”成为了后期哲学的主导力量，从而将主体的情感引向更为隐秘的欲望。
“他人即地狱”的萨特哲学宣告了“反政治”政治的诞生，后现代主义更是将此推向激进。
“对政治家的普遍怀疑，对政治制度大范围地丧失信心，对神秘世界观的兴趣全面复活，以‘非人性化’和‘极权化’为理由持续怀疑启蒙话语的现代性与合理性，充满怀旧感地、甚至是以游戏的姿态投身于再度发明或者再度发现‘失落的纯真’的活动之中。
”（提摩太61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第11页）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还在乌托邦的理想层面为真实的政治保留了空间，后者却在意识形态解构的大旗下，彻底打消了对理想政治的憧憬。
如果在前者看来，自由、民主、平等还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至高价值的话，那么在后者眼里，这些价值本身就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欺骗，是不值得顶礼膜拜的。
不过，无论是乌托邦政治还是虚无主义政治，它们在本质上都试图逃离现实的政治领域。
在个体解放的名义下，一切外在的现实政治都是枷锁和樊笼。
随心所欲地谈论政治，不加思考地愤世嫉俗。
在此意义上，他们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感觉”，他们津津乐道的仅仅是“感觉的政治”。
勒庞的《乌合之众》提醒人们，未经审慎观察和理智思考，“感觉的政治”遗害无穷，二十世纪的人类灾难更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三因此，从感觉的政治走向政治的感觉刻不容缓。
政治感并非先天的自然感受，而是来自于后天的文化构建。
因此，构建有效的政治感的前提在于处理好两个层面的关系。
其一是灵魂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关系；其二是现实领域与理想领域的关系。
前者强调个体在理解政治过程中所应具有的现实感；后者则触及个体对政治的理想诉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政治有高超的洞见，他认为灵魂领域与政治领域绝不能混为一谈。
一方面，灵魂的满足与否不能成为衡量政治的唯一标尺；另一方面，政治也不应当试图“关怀灵魂”。
但从现代到后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两个领域之间的边界愈渐模糊，甚至不复存在。
政治开始被灵魂的形而上学接管，它似乎暗示了这样一个结论：只要达到灵魂的“本真”与“纯粹”，一切政治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从阿多诺、霍克海默到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对“本真性”的角逐似乎替代了现实政治领域的小修小补。
这个结论显然下的过于简单仓促。
“本真”个体的政治判断力在阿伦特那里即遭质疑，艾希曼的道德真诚与崇高并不能确保他在政治选择上的愚蠢和平庸；而海德格尔高深哲学与低俗政治理念之间的断裂，更让人心生疑惑。
甚多的事实表明，个体灵魂的纯洁与明智的政治选择绝没有直接联系，洞悉存在奥秘跟捍卫社会正义也绝非一脉相承。
因此，把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全都归因灵魂的异化，理性的滥用，而不去寻找具体特殊的缘由，在根本上只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
正如尼采所言：“觉得各处都很相像，所有事物都是一个模样，这是视力变弱的一个迹象。
”同时，这种思考方式在道德上也显得形迹可疑，在根本上放弃了政治责任。
它是“以内在抵抗的名义，从被围困的政治世界中的撤出”，当代的犬儒主义由此粉墨登场。
以“本真性”的理由，这种弥漫于当代的犬儒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刻意夸大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
它似乎在暗示，政治行动必然损害个体的本真，若要免于政治的异化，除非是把政治上升到本真性的高度去。
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中，提摩太61贝维斯就认为： “后现代政治是一种本真拜物教的操作方式，形而上学的真理在其中绝望地得到了殷勤的关爱，而非简单地被弃之不顾。
”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犬儒因缺乏本真而放弃政见。
表面上愤世嫉俗，实质上是政治能力的羸弱。
以萨尔曼61拉什迪事件为例，拉塞尔61雅各比论证了这个时代稀薄的政治感。
“假如说拉什迪事件是一场考试，那么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失败了。
”一桩关乎是非曲直的事件，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幌子下变得扑朔迷离，为了所谓的“客观”与“本真”，知识分子竟放弃正义的立场而沦为相对主义者，“问题不在于知识分子站在了错误的一方，而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一方。
” 因此，灵魂有灵魂的问题，政治也有政治的问题，我们不能单从灵魂出发思考政治，或者单从政治出发思考灵魂，应更多地从政治现实本身来思考政治：政治就是这样一种介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事物，它既不精确又不可缺少。
当然，拒绝把政治纳入灵魂的形而上学，强调政治的现实性，并不意味着灵魂就不能对政治提要求，或者说，政治就不该有理想的维度。
用乌托邦实践来规范政治是一回事，用理想来引导政治又是另一回事。
雅各比批判当代政治文化的鼠目寸光，政治乌托邦的罪恶不改牵连到理想主义文化的生长。
后现代主义借反极权主义，反政治乌托邦之虚，却行犬儒主义之实。
这种文化的弥漫，消解了希望与信仰，制约了想象与创造，人类的政治将陷入虚无主义的徘徊状态，“生活缩短为直接选择的运算；未来则瓦解成现在。
”因此，即便在反乌托邦时代，我们也要谈政治理想。
“我们既要对脚下的东西保持警惕，但是对于地平线上的东西同样要有所警惕。
真正的乌托邦理想并不应该蔑视日常生活。
”理想是我们导航的星斗，凭借星斗来指引航向，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航船开到星斗上去。
那么，在政治乌托邦之后的时代，真正的乌托邦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它又何以可能呢
灵魂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提示我们，个体理想虽关联于政治理想，但绝不能取代政治理想。
政治理想不是一个人的导航星，而是众人的导航星。
谁若主张靠一颗星而不是另一颗星导航，他就必须证明唯有那一颗星能指引我们实现所有人的奋斗目标。
在这个时候，个体之间需要倾听、协商、理解以及做必要的妥协，政治理想需要激情和勇气，更需要审慎的现实感与责任感。
因为正是现实本身为我们确立了政治的理想，确立了奋斗的方向和前进的速度。
就这样，政治感处于一种灵魂与现实，理想与必然的关系之间，在狂热的年代，它表现为冷静；在虚无的年代，它倒会显露热情的火花。
作为个体，你完全有理由任性、叛逆、奔放、流浪、虚无，但作为政治共同体，却无法像个体那样承受因任性而付出的代价，因为它必须为每一个鲜活而卑微的个体幸福负责。
政治感不同于自然激情，它将以低调的理想主义和审慎的现实感，在捍卫文明的果实过程中彰显人类的成熟。
有关丝绸之路玄奘的事的读后感500字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在感性与理性之间进行着思考和生活，缺乏幻想和想象。
我看东西经常会把故事情节与现实或历史对照起来读，也正因此春节期间看到央视在播《玄奘之路》的记录片时，激起了我极大的热情，毕竟《西游记》是植根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经典，通过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联系，再看《西游记》或许能给自己一些现实的启发。
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和其弟子所著的《三藏法师传》是本部纪录片所依据的重要史实资料。
看这部片子，更多是被历史人物信仰驱使下的坚持所打动，不仅经受八百里大漠和雪山等险恶自然环境的考验，而且要与不同民族、身份和信仰的人交流沟通取得支持。
《西游记》中的一些传说与《大唐西域记》中的描述不谋而合，白马驮经、经书落水的故事情节，石磐陀与孙悟空的人物形象。
玄奘西游所行记录不仅启发了吴承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影响了中外学术和历史界，带给后人巨大的精神感召。
玄奘沿古丝绸之路踏上西行求经的道路，他是“运用语言的大师，描绘历史地理的能手”，是探险家，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文化使者，在“输送财富”的丝绸之路上“传播信仰”。
古印度的历史因玄奘的记录得以重建，同时《大唐西域记》更加坚定了唐太宗重建丝绸之路新秩序的信念。
一个僧人不仅在弘扬佛学事业上起到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而且对国家、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如此深远的影响。
我们应该感谢《西游记》，是它让我们有了与真实历史人物接触的冲动。
而同时，当看到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自称是玄奘在天之灵，欺骗看守墩煌的王圆箓掠走莫高窟大量珍贵文物时，内心一阵悲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精神支柱。
看今日中国之传统文化，反而在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地方得到了好的继承，我们身边好多传统和手工技艺等在逐渐丢失，如果这是经济社会转型必经之痛的话，我们希望这种阵痛之后是传统文化受尊崇。
传承传统文化需要一个个像玄奘一样的坚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