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
作者分析很全面、很具体，符合当时的中国社会，作者做了很多细致而耐心的实际工作，从理论上指导人们如何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及革命中要对各阶级采取的态度。
梁晓声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这本书的读后感 或者对此书某一部分的分析和理解，急用~~谢谢
看是看了，但是没有什么理解
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读后感最近拜读了著名作家粱晓声的力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这是作者花了10年时间奋力而作的一部后时代最深刻的社会阶层分析。
粱晓声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作家，1949年出生于一个建筑工人家庭，现为中国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自今作品逾千万字，作品曾多次获国家级大奖。
对于他的作品，我一直是很喜欢的，阅读过不少，可能是由于出生于贫民阶层和到北大荒当过知青的缘故吧，他的作品能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现实问题，仍然有自己的力量所在，仍然能够给我们读者想要的东西，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作品里辛辣地讽刺了在社会转型时期，那些利用社会背景、职位、权力等谋取私利先富起来的一批“新贵们”，所以故有“中国的巴尔扎克”之称。
当我看到他的这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时，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分析》一书出版于1997年，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阶级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中最核心的内容。
这种变化表现为：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其范围正在缩小；商业服务人员的数量有所上升；产业工人随着农村的工业化人数也在不断增多；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张迅速；所有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掌握和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发展和壮大。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比较突出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
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
[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是一个过于巨大的难以一时全面把握的认识对象，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
因此要具体地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就必须选取一个切口,由此切入近代社会的深层 ,窥视历史的奥秘。
我们究竟如何去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特征?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
以往很长一个时期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体系的一些认识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概念,忽略了对于中国近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具体考察和分析。
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近代历史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孕育、生长、壮大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扮演社会中心角色的历史过程。
然而,由于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的不同,居于近代社会中心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生长条件、形成过程、历史特征又各不相同。
与典型的西方近代社会相比 ,无论是从社会结构的裂变重构,还是从社会阶级关系的分化组合方面来看 ,中国社会历史的近代转型 ,有着自身的历史特征。
虽然西方文化的强行楔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至关重要,但是,承担社会转型的基本力量却只能是中国社会自身的产物。
绅商阶层是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具特色的社会力量。
因此 ,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不仅深化和具体化了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同时也从社会结构意义上深化了整个近代社会的研究。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它所包含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从根本上说 ,离开了对于绅商阶层的研究,也就谈不上对于近代资阶级的真正研究。
然而 ,最早注意并对此进行初步研究的却是关注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
法国学者白吉尔的《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绅商阶层。
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也特别关注到“绅商阶层”问题。
国外学者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但研究并不深 入,还不足以说明绅商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
国内学者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
尽管我国学者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由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体认比之于西方学者要更为深刻、和贴切一些。
各位学者的视角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致,但在对绅商的基本属性和历史特征的把握上,却并无太大的分歧。
“绅商”是20世纪初年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有着特定指称对象的称谓概念。
在相继而起的收回利权运动、反美爱国运动以及地方自治运动中,绅商阶层始终居于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
然而 ,绅商阶层又不等同于资产阶级。
这不仅仅因为绅商还不具备资本家的典型特征 ,没有雄厚的资本,也还因为此时的绅商还没有衍变为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社会集团。
在晚清社会关系体系的剧烈变动中,“绅”“商”两个社会阶层的相互渗透和出现一身二任的人物 ,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但“绅”“商”之间的界限也还没有完全泯灭,没有形成经济地位、主体意识基本一致,即利益一致的阶级集团。
清末《宪政编查馆核查粤省绅士办事习惯》等史料开列有“绅士与商家之畛域”、“绅士与商家之嫌疑”、“绅士与商家冲突竞争之习惯”条目,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绅商还没有形成一个内聚力极强的社会集团。
绅商是什么 ?这一流行于 20世纪初年的概念究竟有什么具体内涵和特征?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绅商阶层的过渡性作用和社会转型中的中介作用。
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社会转折时期,正是绅商阶层扮演了新旧社会力量的承转交替角色,它既非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力量,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力量 ,而是过渡时代的一种特殊形态。
绅商当然不属于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也不属于传统时代为人尊崇的乡土社会的绅士阶层。
它既是社会阶级力量分化变动过程中的中介形态 ,也是新旧社会转变发展的中介形态，读后感《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
显然,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探讨研究 ,不仅深化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也拓展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领域。
但是,以往对绅商阶层的研究,大都是相关课题研究的成果。
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系统全面研究当推《官商之间》一书。
它的主要特色是:一、从纵向上对绅商阶层形成的历史进程作了比较清晰的论述,既回溯了传统绅士阶层兴起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明清之际绅商合流的历史走向 ,又重点分析了近代绅商阶层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及其标志。
二、从横向上对近代绅商阶层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解剖分析,侧重于对绅商的类型对比以及不同群体特征的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对于绅商阶层的社会属性做了独特的也是比较深入的分析。
近代绅商作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中“与传统社会最为接近的一个层次,也是新旧社会阶级、阶层部分重叠和粘连的层次” (第 208页),其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
因此 ,近代绅商一方面投资于近代工业,但另一方面又大量经营着钱庄、典当、商号等旧行业 ,甚至还从事地租剥削 ;近代绅商并没有真正割断其与封建官府的脐带,具有“兼官商之任”的双重性 ;近代绅商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甚至更接近于传统绅士和商人,而较少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
作者由此试图说明,近代绅商及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以及为什么不能够承担起中国近代化主体力量的历史原因。
三、密切联系社会转型,对近代绅商阶层社会功能的历史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是相互关联共生共存的一个有机整体。
结构产生功能 ,功能完善结构;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
在传统社会结构里绅商的社会作用主要局限于会馆、公所一类社会组织中,并且表现出极强的地域性、狭隘性和分散性特点 ;这并不取决于绅商自身的特征与性格。
任何个人和社会群体,都不具有跳越社会历史界碑的能力,而只能是社会历史本身的产物,其性情、特质都由社会结构所规定。
近代绅商的“社会功能具有质变意义的变迁”,这一方面表现为“公”的领域的扩展以及绅商在新式社团组织和市民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收回利权和立宪运动中,绅商具有浓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在近代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绅商扮演的独特社会角色,也可以从绅商社会功能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具体而真切地感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力度和深度。
诚如章开沅在序中所说 :“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进近代中国绅商研究,而且可以深化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结构、体制变化的整体认识。
”读过《官商之间》一书,会感受到本书史料的翔实 ,论证的严谨,也能从中体味到作者独到的研究方法。
首先 ,作者注意从微观入手 ,从宏观着眼。
在历史著述中,“树木与森林”的相互关系 ,一直是著作者经常议论又颇难措手的问题。
有些著作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缺少具体生动的历史内容而流于空疏,也有一些著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局限于史实的排列 ,缺乏广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探索。
该书从近代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整体运动上着眼,紧扣绅商阶层与近代社会转型及其二者的相互作用展开论述。
其中既有丰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 ,又有对社会历史运动趋向的规律性总体把握。
因此,树木与森林的互见,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便构成该书最鲜明的特色。
特别是在题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商关系”的余论中,作者从中外对比的角度 ,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历经艰难的历史原由，并对官、商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到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和重构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具有启示性的见解。
其次,作者侧重动态分析和横向对比的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及其社会集团都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 ,只有从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去探讨,才有可能把握其时代特征。
该书始终把绅商阶层置于动态演变的历史坐标上,具体地从绅商的合流、绅与商的早期对流、绅商阶层的形成、由商而绅的渗透、绅商向资产阶级过渡等几方面,去动态地探寻近代绅商阶层的时代特征。
横向的对比研究也构成该书特色之一。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颇为奇特的新的社会阶层”,它既是传统社会固有的社会力量的演变,又是新时代的历史产物。
作者首先从历史的纵向对比中 ,区分了明清之际的绅商与近代绅商的异同,从而凸现了近代绅商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
同时作者还将近代中国绅商阶层与英国17世纪由中小贵族绅士、城市富商和富裕农民转化而成的“新贵族”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 “武士阶层”进行对比研究。
总之，这是本对后人研究绅商阶层存有大益，也无法绕去的一根标杆。
〔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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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求一篇《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读后感，约1000字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读后感我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压制，民族资本发展十分缓慢，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软弱。
至十九世纪末，随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才有了初步的发展。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割地狂潮，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掀起了又一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高潮。
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也有了进一步的觉醒。
因此，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及其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强烈要求变法自强，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
一八九八年四月，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保国会”，集结改良派力量，其形式多少带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至此，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同年六月发生的“戊戌变法”，就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下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本身力量的软弱，而其中大部分又是从封建官僚、地主中转化过来的，他们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和妥协性；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又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
因此，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多天，即告失败。
所有“新政”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唯一的成绩就是留下了一所“京师大学堂”（今天的“北京大学”）。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在政治上是完全失败了，但它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主要代表，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他们作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通过对西方一些先进的自然科学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思想的传播，在当时沉闷的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为了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作理论上的论证，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都十分注意哲学思想的研究。
他们吸取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主要是宋明理学的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批判，从而表现出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
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哲学上也如同他们在政治上一样，十分软弱。
他们对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的唯心主义理论，并不能彻底地决裂，相反采取妥协的态度，力图把它容纳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来。
同时，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也还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而是不论唯心或是唯物一起搬来。
因此，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是极其混杂，充满矛盾的。
分别言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几位主要代表，在哲学思想上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
如康有为，基本上以古代儒家经典中的唯心主义为主体，吸取西方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机械唯物论思想，作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或补充。
他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正如他的学生梁启超所说的，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主要指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康南海传》）。
谭嗣同是标榜要“冲决”一切“网罗”者，然而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却又是企图“网罗”一切者。
他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仁学》一书中，企图融合中学与西学、科学与宗教、唯心与唯物于一体。
他宣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
可是，实际上谭嗣同此时是以佛教唯心主义为归宿者。
他明白地说过：“尝谓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西学，而佛学可复明于世”（《仁学》）。
至于严复，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主张用西学改造中学、代替中学。
为此，他积极从事译书工作，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逻辑学等思想。
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宣传者。
但由于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囫囵吞栆的，又加上他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时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儒家、佛教、老庄等唯心主义思想加以比附，终于也走了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总而言之，尽管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在哲学思想上都有各自不同的某些特点，然而其中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虽然都或多或少地吸取和运用了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思想，但他们都没有由此而建立起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来，相反，他们从西方搬来的一些机械唯物论思想，最终都被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
哪里有 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 一文的读后感
学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几点体会 恩格斯根据自己1842年11月至1844年 8月在英国居住期间的直接观察和各种官方及非官方文件的材料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
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于德国巴门，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
中译本收入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根据日益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以这一最发达的国家为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深刻矛盾；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指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全书是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义正辞严的控诉。
作者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已基本上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和伦理观点的影响。
他从英国工业发展和经济事实出发，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
但作者后来也指出，这是一部早期的作品，“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所支配的社会事物要受到阶级的制约，因此人们运用统计认识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也必然带有阶级性。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由于立场、观点的对立，各自的社会统计也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应用统计科学观察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全面地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统计的各种数据和资料，并结合他亲身参加的社会实践，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名著。
重温这一名著，笔者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无论是恩格斯亲自进行的社会典型调查，．还是引用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最可靠的统计数据和资料，组成的一系列的统计指标反映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真实情况。
社会统计的数据和资料的生命力强弱，就在于它如实反映社会发展在数量上的真实程度如何。
社会事物不仅存在，而且是发展变化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统计数据和资料，也充分反映了工人阶级各种状况的发展变化。
如大城市的工人数成倍的增长，工人犯罪的案件也相应增多，工人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又如大城市人口中的工人所占比重日益增强，工人中的女工、童工人数所占比重加大，城市工人中的爱尔兰人所占比例增加，以及工人中患热病、肺结核等疾病的人愈来愈多等等，都反映了工人阶级前后时期人数对比的增长情况，也反映了人口中工人阶级的比重增长的变化。
这些数据都是反映了社会统计认识社会事物发展的内部因素、外部条件；以及内外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各种相关程度在数量上的发展变化。
二、恩格斯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找到可靠的坚实基础，肃清社会主义理论上的空想和臆造，考察当时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就不能不用较长时期和巨大精力，从事考察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因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十八世纪后半期，从蒸气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
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又引起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英国就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的典型社会、典型国家。
所以，只有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
英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有了对英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就可以了解德国、法国等其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境况。
典型调查从理论上讲，就是事物发展的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问题。
一般和共性都存在于特殊和个性之中，无特殊性和个性，也就无一般和共性。
因此，要紧紧抓住具有代表性的特殊事物和个性事物，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从中了解社会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恩格斯运用典型调查的数据和资料，以及其它情况，为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一名著是一般与典型的社会调查统计的数据和资料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一部社会统计综合分析的著作。
三、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综合社会问题时，是非常注意应用最基本的统计的。
如应用统计的绝对值、百分数、分数、比例数、平均数等统计指标，以及应用各种动态数列和估计等统计数量分析来论述社会问题。
恩格斯在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同时，对已获得正确的社会统计数据和资料，使用统计方法进行正确的数量分析，说明问题、叙述状况都很有说服力。
在运用统计方法时，借用数学方法为统计科学服务，这是正确的。
在进行统计数量分析时，除用社会事物全部总和的绝对值说明问题外，并在绝对值的基础上，用分数、比例数、百分数、倍数、平均数，以及动态数列等等进行定量分析，这不仅比绝对值更为简明，而且是一见便知社会事物内外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程度、速度、比重如何?这些数量分析是绝对值所不能，也不可能表明的。
社会统计研究社会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在数量上的表现，借用数学方法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使统计数字更为简明正确，更为社会实践所需要，是广大劳动人民所欢迎的。
这是数学为社会统计服务的光明前途。
四、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综合，揭露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并指出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发展变化，这一预测没有在英国的社会发展中实现。
但在其它国家，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已在世界一部分土地上获得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这必然要把社会生产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整个社会得到协调发展。
在此不仅要求经济上和社会发展上各自有宏观的综合平衡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全社会有宏观的综合平衡的发展，这是整个社会发展规律性在系统工程上的必然要求。
而社会生产同人类社会生活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就必然要求社会统计制定全社会的综合统计指标体系。
因此，对社会统计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在党的领导下，必然有重大的发展。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出版已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了，但它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统计工作，仍然很有指导意义。
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