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进士 读后感 急需 高分
花了很长时间，读完余秋雨老师所作《十万进士》一文，想写些感受，留下点记忆。
这篇文章主要论述的中心是科举制。
从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采用的世袭制，即上一代做官，下一代继而接着做下去，终因智慧无法遗传以及继承者无法效仿先辈们有效的利用手中权力，导致递交时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降低，政治控制力被削弱而由“养士”所替代。
所谓养士，则是君主将文采韬略极为优秀的人才招揽起来，需要录用时再从中选择合适的推荐去做官。
这种方式固然令胸怀报国之志的才子们纷纷向往之，但总归这些食客与豢养者并无血缘关系，却深得重用，不得不受制于人，在管理制度上又免不了要听命于人，使得处事后的效果大大折扣。
不得已顺次而生的是察举制，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
但各级官员选拔人才的标准因人而异，免不了会导致小才任大职或者大才任小职的情况。
继而被九品中正代替。
九品中正制把推荐人物分为九个等级。
由等级的大小来决定官位的高低，使得官位制度渐渐走向有序。
而随着时间，这种制度的弊端渐渐暴露。
负责选拔官吏的官员们手握重权，他们心中有一把标尺，被选者往往由这把标尺来划定自己所处之地，因而引发才子们全部被贵族笼络，朝廷丧失选拔的公平性。
就这样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
科举制的出现避免了贵族势力在官吏上的霸占，使得普通平民百姓皆能凭借一己之力造福一方水土。
科举制的出现历经无数次的波折，尽管它的自身还存在着诸多弊端，但毕竟这是随着历史的实践而检验出来比较符合客观存在的选举制度。
科举制被西方传教士大为赞叹，认为这是一种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
而余秋雨老师则认为他们只是肤浅的进行考察，只是粗略的瞭望了一下科举制的程序和规则，未能窥觊深潜的隐患。
科举制时常被加入太多的装饰和渲染因而显得不够纯粹。
进士们先要拜谢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各种宴会，还要在雁塔题名，看杂耍戏场，果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细细想来，这样厚重的犒赏，哪怕是铁石心肠之人，被如此折腾一番，怕也会暂时忘记这十年寒窗苦，致使原本高贵纯净的心灵淹没在世俗的大染缸中，丧失继续奋斗的动力。
这是考上之人的春风得意，那些不幸落地之人呢
则更加令我们惋惜，又有些许可怜。
他们耳畔听着街道传来的阵阵敲锣打鼓声，眼里看尽中榜者脸上得意洋洋的神色，心中已经是万般苦涩。
可哪知社会上人人都带着有色眼镜，昨日未发榜之时还被看做是天神小心供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今日榜单落下，一经失意人，众人皆不再拼命献殷勤，而是个个变得人五人六，对落榜者要来喝去，满嘴是些个不着边际的讽刺嘲弄，实在可恨。
落榜者们不仅要默默安抚备受折磨的心灵还要忍受自尊心被践踏的悲剧。
若是换个洒脱的，或者还能一笑置之，找个偏僻无人的角落痛苦一场然后接着卧薪尝胆，把旁人的废话当做耳边风也就罢了。
可谁知不光旁人接二连三的打击，就连家人也跟着一起扔下无数个沉重包袱，这让瘦弱的书生们如何接招。
有这样一个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读来不禁令人心寒。
只因考试未中，家人就觉得无比丢人。
连回自己家也要等到夜幕降临，四面无人之时。
这真是莫大的屈辱。
试想如今的各种重要考试若是和科举考试带来同等的结局，那将又是现代人的悲哀。
还有一记载，有位落榜者的妻子在与亲朋好友聚会时，因旁人误传自己丈夫名落孙山，羞愧的不得不用一块帷幕遮丑，以示见不得人。
哪知宴会当中，快马加鞭传来消息，她丈夫及第了，话音未落只见那女子迅速将帷幕掀开，得意洋洋的样子，与几秒钟前那副悲催的神色判若两人。
真是很滑稽。
说及第者没有范进中举一样夸张，也不差一二。
中榜者有的万分兴奋，马上邀约去各大酒楼庆贺，摆脱书中的一切，大有笑傲江湖之态；有的走进青楼，寻找精神上的共鸣。
古时的妓女们并不只是靠年轻美貌来赚钱营生，她们中却又才华横溢之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与那深宅大院里久居的书香世家小姐相比。
进士们愿意同这些红颜知己谈天论地，在那书杳杳，梦悠悠的小天地里别有一番滋味。
于是彼此有情有义，能否成为伴侣另当别论，至少各自享有灵魂上的平等；有的因知道自己即将被朝廷重用而向职位等级高的官员进行索取，要么就是爵位要么就是家眷。
被索要者心中也是万般无奈，若是同意这类肆无忌惮的“搜刮掠夺”不但丢了面子也便宜了小人。
若是不答应，那不日这类人自是要获得高官厚禄的，到时候再被以此来威胁岂不死的更惨。
所以他们的态度我想众所周知；有的则像是没事人一样。
真不知这类人是真的心中被磨砺的不再起波澜，完全领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含义，还是佯装出来，做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局外人形象，以谋求更多关注。
我想凡是凭借自身才华高中者，绝不可能如此平静，因为不少中榜者早已经在发榜前就得知自己一定能中，若是这样，那便大可不必装出喜极而泣的样子。
余秋雨老师还分析了科举制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里痼疾。
主要包括：其一伺机心理。
即面对不知何时而来的机会伺机等待。
其二骑墙态势。
即在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在两者之间游离徘徊，不知该停泊在何处。
其三矫情倾向。
科举把读书当做手段，把做官当做目的。
科举的成败关系到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以致于很多人因失败而不敢回家。
久而久之将会产生矫情和自私。
在这样一种靠进士与否来判定人才的社会，自然会导致人格和心里上的不健康，考生们背负着过重的压力，社会却不为这些压力买单反而要加的更重更沉。
努力奋斗者不能取得功名，而坐享其成这却欣然乐淘与市井间，这的确令人心气难平。
不健康的现状将感染社会，社会又加深这些污垢，久而久之，恶性循环，科举制也该走向尾声。
每个产生一段时期的制度总是会渐渐暴露出问题，科举制也是如此。
首先则是科举考试往往与推荐结合在一起。
我们今日所熟悉的杜牧和李商隐皆是在未考前被推荐而最终及第。
若说这有失公平，也不为过。
但科举考试最重要的则是要为朝廷选拔人才。
年年参加科考的人数之多，考官们面对成批的考卷，根本不可能耐下心来细细斟酌推敲，就有可能遗失人才。
当年所考的题目也未必正中考生们下怀，若仅凭一次考试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未免过于绝对。
那么提前来推荐某位真人才确实要比白白流失强百倍。
杜牧正是凭借《阿房宫赋》征服了考官，我们今日读来这篇文章的确是佳作，而杜牧也确实是人才。
若不是推荐，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名落孙山。
除了推荐，考生们还可以进行自荐。
把自己认为优秀的作品呈给主考官，作为被选拔的根据之一。
皮日休，白居易正是通过自荐来证明自己。
有趣的是白居易在给考官的自荐书里写的十分谦卑，没有一句过分夸耀的言辞。
可呈上的杂文二十篇，诗一百首已经证明一切。
这种考前与主考官进行交流归根结底不算光明磊落，逐渐被控制。
之后的科考，考官在考前几十天就被关进密室，不得与外界有所交流。
细细比较，真与当今的高考很像。
只是时代不同，如今高考的地位自是没有科考那般重要，所考的内容也进行大量创新，只是唯一不变的莫过于考生们一颗希望高中的心。
推荐与自荐虽然制止住，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作弊又是另一番景象。
考生们将所作内容藏匿在各个角落，甚至是写在衬衣里。
不仅如此，找人当枪手也是办法之一。
诗人温庭筠就是个高超的枪手。
据说在考官们紧盯之下，他依旧帮着八个考生完成了考卷。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现在想来心头还为之一笑，赞叹人才果真是人才啊。
看来无论古今的考生都会采取特殊方式应对考试。
这也难怪，考试总是会牵扯诸多矛盾，利害关系更是复杂。
今日尚且如此，古时更艰难。
考官总会受到进士们的威胁，如果不听命与他们，不但自己多年的官位不保，家里人也会受到无辜的牵连。
结果不少官员因此被陷害入狱或者调离。
这是落魄者的遭遇，自然还有“胜利者”的欣喜。
考生们及第当天，要向曾经提拔自己的考官进行叩谢，这时候的考官们真是春风得意，看着同朝为官的同僚投来羡慕的目光，听着考生们频频的致谢以及各方人士的溢美之词，收到价值连城的贺礼和金银，感叹人生得意。
这时候他们早已忘记如今的一切是如何昧着良心所得，为了求荣而将尊严置之度外，甚至当初颜面扫地，在一介书生面前卑躬屈膝的怂样如今也飞到九霄云外。
或许他们手捧珠光宝气，眼珠子里写着大富大贵，嘴角流着口水，睡梦中梦见自己飞黄腾达的时候，还不忘嘲讽那些为了气节被放逐，被贬谪的有志之士。
笑他们的迂腐，愚蠢，同时笑自己的睿智。
被科考害的失去官位，受科考而得以荣华。
这都只是某个方面。
除此之外，考官们的文化水平也是格外重要。
有个小例子，有位考生看到两棵树中有一口井这个现象，便牢记于心。
考试时候没有例证便随口说“自两槐夹井以来”，考官看到此不知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又不好意思询问旁人，便在卷子上写下例证新颖等评语，这位考生竟然无意间成为解元。
我们常说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书籍总是读不完的。
精力再充沛的人也只能在某几个感兴趣的知识范畴内通晓，绝不可能面面知晓。
考官也是如此。
不少考生文中所写的诗词，可能考官们并未涉及。
这时候若是表明实情，不免有些丢失颜面。
可若是不说，万一被同僚发现失误之处，将会落人话柄，遭人耻笑，真是两难。
考官也是凡人，让他们必须万事皆同，这太不公平，况且也不可能做到。
科举的弊端真是不少，难怪会走向败落。
最重要的则是内容的无用。
所考的竟是些个治国无用的题目，很难选拔出人才不说，还闹出不少笑话。
有一考生在回答“项羽拿破仑论”时写道“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
”看来这位考生并不认识西方的拿破仑是何许人也，自以为这是在说项羽的力气很大，能够拿起破轮子。
类似这样的考题有何用呢
专门在误导考生。
科举考试有议论题和基础题两类。
基础题则是诗词歌赋，而议论就是针对当前国家面临的问题谈些解决办法或是心得体会。
诗词歌赋固然重要，但背诵毕竟无法检测出一个人思维的能力。
但背诵却是最公平的考题，对错只有一种判断准则。
议论固然内容丰富，给考生们的发挥空间极大，可若是考生与考官的思维正直对立，也许一篇好文，也会流失。
如此说来，只有进行彻底否定才是正确的法则。
科考早已过去很多年，我们如今的考试也依稀能看见当年科考的影子。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重复，存在于历史中的每个细节也是如此。
应试教育存在弊端，却是唯一较为公平的手段。
无论考生，考官还是每个社会人，都能够制定各自的评价准则。
可现实中究竟采取哪一种作为时代的标杆，还需要进行长远的检验。
站在应试之外来看科考或是高考，它都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如果没有考试的存在，将会失去更多人才。
这是一种选拔的形式，可又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曾为了这个形式而存活。
没有人不渴望通过这样一个哪怕不够公平的方式获得成功，既然它能引发广大学子的热情和为之奋斗的信念，至少证明还有存在的价值。
至于弊端，凡事都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唯有且行且改变。
《山居笔记》读书笔记2000字的
急、、、、、急、、、、、急~~~~~~
1.《笔记》读书笔记 这些日子突名其妙地觉得气躁，以至于很长一间都是在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度过的。
百无聊赖之际便随手翻阅了书桌上一本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姑且不说是想从书中寻找些许心灵上的慰藉，但至少可以当作是来消遣无聊的一种方式吧
我想我一直以来都不是那种善于读书的人吧，总觉得自己既缺乏潜心鉴赏的定性，又没有那种体味美感的修为。
想想以前看书，多半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般的一览而过，久而久之便留下了近乎囫囵吞枣式的劣根性---枣自然是被吞下肚了，口中却依旧索然无味。
因此，每次要写诸如读后感之类的文字时，便难免有些捉襟见肘的窘迫感。
但这次看完《山居笔记》之后，倒是自认为感觉有些奇怪，因为我竟然从那些挥洒自如的文字中嗅到了些许的味道。
确切地说应该是透过字里行间，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上的碰撞，或许这就是通常说的所谓心灵上的共鸣吧
应该说全书没有诗歌那样唯美华丽的辞藻，也少了杂文那般犀利精辟的笔锋，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摈弃了浮华的随性，给了人一种心灵深处的亲切感---自然流露出来的文字往往能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作为自述性笔记，初读起来似乎有些凌乱琐碎，但通读全书，却不难发现作者构思之精妙：那就是从平淡的话题中以小见大，通过质朴的语言风格直指社会现实，从而使得文章中所触及到的问题与中国当前的现实遥相呼应---轻快中不乏沉重，从容中又不失理性的批判。
由此把一个社会现实的剖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无形中引发并启迪人们的深思，从而点明了人类应该回归自然、崇尚清雅淡泊的主题。
可能我对这些文字的理解很肤浅，而对作者文学心理的解读也只是停留在很浅薄的层面上，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自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次心灵上的洗礼吧。
的确，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我们多数人都热衷于名与利的追逐，醉心于粗浅的感官上的享受，却忽略了太多原本值得自己去关注去体味的东西。
我们每天麻木地跟着紧张的社会节奏而躁动，却在躁动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失去了自我，我们守住了眼前那些自以为珍贵的美丽，却始终守不住一颗淡泊的心，直到有一天看到那个面目全非的自己，才猛然感觉到了疲惫…… 还是看看作者在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时所持的心态吧---即使喧嚣声中夹杂进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也只在远处飘忽，烟雨渺渺。
或许从中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丝的宁静。
当铅华褪尽，我们带着苍茫的心态回首走过的路，能够很坦然地微笑着告诉自己---我曾经也是那么充实过的
这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心灵一个最完满的交代。
2.山居笔记读后感山居笔记是本关于历史、文化、地理、美术的书。
跟随着余秋雨思绪的脚步，他在山居中对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省思，以一种闲散的方式将它用笔记录下来。
他仿佛对中国文化做出一次批判；将现实与历史结合，用文字去剖析一个王朝的兴衰，记录着东北土地上的流放，站在走过历史的这块土地上，吟着苏东坡的「赤壁赋」、「念奴娇」，隐约听到广陵散已经响起…。
当我一走进，那已斑驳的碑文向我倾诉整个王朝的兴衰，已无昔日「木兰围场」的风光，卧倒在这的只剩整座山林。
这时我仿佛看见一个老人逐渐被历史的洪沟吞没，没有什么怨叹，只留下一座承德山庄。
凝视这已走进历史的历史，我内心一股无法言喻的怅然，悄悄化作泪从眼角溢了出来。
感伤这段历史的所掺杂的苦涩和凄凉，也感伤用生命来奠祭这段历史的文人。
走向流放者的土地心中又是一种不同的悸动，在地理课本上读到的它，是那么样的展现因工业，而发达的生命力；是那么样的展现因农业发达而拥有的丰饶，怎么也无法联想起它曾背负着流放者那份在心里的高贵和不屈，孕育过流放的下一代。
北大荒已不再是北大荒：流放者也已不是流放者，时间的递嬗。
将这段过往带走，但流放者的精神及其意志带不走，因为它已生根，而那脆弱的都城，虽已化作尘土，但那曾经的繁华，已被接承。
在十万进士这一篇里也使我感触不少，因为一个神圣的科举制度，居然可以让人搞到一片黑暗，原来是一个争取人才来做官，变到一个大家都变成封闭的读书人，只知道在那一些《四书》《五经》里面打转，而不知道要去读一些实用的书，到头来，我的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就只是培养出一些只知道反口仁义道德而骨子却跟一个三岁小孩一样（什么都不知，什么都不会），有的还更可恶的是靠关系就可以做官而不是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到的，还有包庇这些人的人也很可恶，如文中李实对权德舆说：「你可以照我排的名次一一录取，否则，你就会贬到外地，到那是后悔莫及
」还好这一次李实没有成功，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吧，但是并不是每一次都是那么幸运的逃过的……。
我清楚的了解现在的我要去思索那五千年的文化，只能望洋兴叹，即使耗费一生去探索，也只有徒劳无功。
也许去看看那千年书院，感叹那已不再有的朗朗书声；也许去走走那曾有许多商行的山西，体会那曾有的繁荣；也许背着行囊走向那未知的土地，才能感受那文化的冲击。
3.《山居笔记》读书感悟余秋雨是一位智者，他的散文被称为智者的散文。
智者的散文属于余秋雨个人，也属于我们和余秋雨同在的这个时代，更属于时代文化的嗷嗷待哺者。
余秋雨先生利用讲学来游历，把游历讲学与读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历史山水、人文山水间的跋涉中有了许多人生体会并渗入笔墨之中，描“人文山水”，述“历史沧桑”。
从东北到西北，从国内到国外，从历史到人文，从唐朝的烟尘到宋朝遗风，从明清的轶事到现代人敏锐的思辨。
既扩大了散文创作传统的题材范围，又延展了散文创作既有的内涵负载。
像他由承德避暑山庄的从盛至衰到清朝至近代的开阖更变的《一个王朝的背影》，由阮籍、嵇康倜傥不羁的行迹与遭际描述魏晋名士风骨的《遥远的绝响》，由费无忌为太子迎亲生出变故引起楚国内乱引发的有关小人搅动历史感慨的《历史的暗角》，由苏东坡因文名昭著引起莫名罪祸无告地走上绝路来抨击世俗心理的《苏东坡突围》，无一不是大题材、大题旨，但经他一勘一点，历史活灵活现，人物栩栩如生，种种世态人情如澄水鉴形，丝毫无遁，既撩人心魄 ，又引人沉思。
这正是当今中学生在教室里进行语文学习所不可少的语文背景和大环境，虽然学生读余秋雨散文有“正襟危坐的长者侃侃而谈历史沧桑变故”的感觉，但走进余秋雨的散文细细玩味，在领略异地的风土人情、感悟人生的同时，语文能力也将在耳濡目染中、在潜移默化中日积月累逐步形成，这正是中学生所梦寐以求的。
而今语文的教学，教材明显老化，无论是反映时代特色、体现当代人文思想观念，还是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等均与这鲜活的时代格格不入，中学生们隔着时代去学作文，这无异于用他们自己新时代的心灵去体会祖辈的语言与表达方式表达出来的祖辈的心灵感悟，这种超时空的感悟就需要背景等许多方面的补充以及心灵的迁移，有些还只能是似懂非懂，很难引起共鸣 。
而秋雨的散文与之睿智的思想相伴相随的是他的机智的表述，从他的散文里，依次从具体的名胜景观到久远的历史本相，又从久远的历史本相到犀利的理性追向，他既重“说什么”，又深谙“怎么说”，总是运用由表及里、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的种种招数，以谈笑风生的气度，举重若轻的文笔，使你悄然不觉地就接近到重大，面对着沉重，为他所揭示的史实、提出的问题唏嘘不已。
倘中学生能在老师的携领下走进余秋雨散文的艺术殿堂，去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中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去颔略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与苍凉，去感悟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和文化人格与文化良知。
求余秋雨的<<山居笔记>>的好段摘抄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
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
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
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
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
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
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
1903年的一份奏折中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
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
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
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
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
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谕，废除科举。
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
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
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
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
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
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
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
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
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
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
锐变何以发生
有无避免的可能
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
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在我的藏书中，有关这一课题的专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来集中研读。
读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鲁威先生的《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张晋藩、邱远猷先生的《科举制度史话》（中华书局），特别是读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蓝底银纹的厚实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问题就更多了。
其中有不少问题，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来不及细想，甚至来不及发现。
我们现在来弥补，有点晚，但还来得及，而且时间既久，态度也可平静一些。
二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
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
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它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样做已经是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政权结构如此复杂，需要的官吏数额也就十分惊人，把那么多的官吏编织在同一张大一统的网络里，其间之艰难可以想象；好不容易把一张网络建立起来了，但由于牵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过不久自然会发生种种变更，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整体性的代谢，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寻线头，重新绾接……这一连串的难题，如此强烈地摆在历代帝王和一切意欲问鼎九州岛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开。
全部难题最终归结到一点上：毫无疑问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
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
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
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
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
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
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
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
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经常听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有谬误，具体的有那些呢
举例
刚好我看过这本书，你看个够吧
强烈要求奖励
批评：余秋雨的行者无知 「一」 余秋雨的文章，眼下有点象翰林院的文章；翰林院的文章，虽然和太医院的药方，都察院的奏章，光禄寺的茶汤等等一样，是京师的几大可笑之一，但是锦绣华丽，但凡祭祖，诰封，宣战等等典礼，断断是不可缺少的。
余秋雨的文章同样是锦绣华丽，眼下既不能缺少，却也有点象笑话。
余秋雨的文章，和翰林院的那些翰林们好用典故一样，好谈历史。
余秋雨读历史，只读故事，不读文本，所以余秋雨的历史当中，都是些好听的故事；这些故事，经过余秋雨加上酱油，味精和醋，就变成了散文。
历史的脉络被断开，变成散文以后，余秋雨就开始大发感慨。
感慨一发，这文章就多少有点动人。
文章虽然动人，余秋雨的历史还是读得不好；所以就有人专门写文章，甚至出书，进行批评。
读了几篇批评文章，觉得有趣，于是也找来余秋雨写的《行者无疆》读，其中有一个部分，写的是北欧；读下来以后，更觉得有趣；因为余秋雨对于北欧历史和文化的无知，完全到了空白的程度；于是不吐不快，也和余秋雨谈谈北欧的历史。
且听道来。
「二」 《行者无疆》的第四部分，北欧，从第五十四到第六十一，共八篇文章，写了丹麦、瑞典、挪威和冰岛四个国家。
通读下来，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因为无知而带来的硬伤；余秋雨拿了人家大笔的钱，浮光掠影地到北欧国家走几天；凭着余秋雨的文笔，写几篇风光游记，马马虎虎也算是有味道的；问题是，余秋雨偏偏要谈到历史。
北欧的历史，国内向来介绍很少；所以余秋雨谈起北欧历史来，劲头也十足；想来专门挖余秋雨烂脚的几位先生，对北欧历史，也不甚熟悉。
所以余秋雨不免大谈特谈；最为口沫横飞地谈历史的，是《行者无疆》的第五十七章，《历史的诚实》。
余秋雨访问奥斯陆的“维京船博物馆”，因此大发议论。
先说维京海盗；余秋雨在《行者无疆》的第四部分，到处宣称他能阅读“萨迦”。
这当然是余秋雨在吹牛，因为萨迦是用古冰岛语写的。
那么我们就理解成，余秋雨可以读英文。
但是按照余秋雨所说，展出维京船的博物馆，是挪威文化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挪威文叫Vikingskipshuset，维京船展馆，英文是Viking Ship Museum，明明白白，是“维京船博物馆”，余秋雨说：“奥斯陆的海盗博物馆”。
这当然是一个很小的错误，但是犯这个错误的最主要原因，乃是余秋雨根本不懂维京的历史，因此简单而无知地把维京和海盗等同起来了。
正因为如此，余秋雨大言煌煌地说“海盗就是海盗，，，，”如此等等。
稍为懂点英语的人都知道，维京Viking是一个历史专用名词，比如说维京时代，维京文化等等，而海盗pirate则是一个普通名词；把维京和海盗等同起来，等于是把一片竹林和一把竹椅子等同起来；无知和笑话，莫过于此。
不懂历史，又大谈历史，正是余秋雨的笑话所在，下面一段话是：“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边捕点鱼，打点猎，采点野果，后来又学会了种植和造船，生活形态非常落后，应付不了气候的变化和人口增多。
”这就是典型的余秋雨式的，散文化的历史。
历史的事实是，古代北欧人的生活形态相当先进，他们的造船技术，冶炼和锻铁，航海技术，酿酒，养猪等等，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人；维京人重视知识和智慧，很多人都是出口成章的诗人；他们还拥有卢尼文字，虽然有点迷信，却也用来对历史事件树碑立传。
美国《时代周刊》二零零零年五月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题目为《不可思议的维京人》，在介绍维京人发现美洲大陆的历史事实的同时，也比较中肯地指出，维京人政治民主，经济上编织了一张庞大的，一直伸展到今天的伊拉克的贸易网络；同时他们是锻造，冶炼的大师；已经能够用银子和金子制作最为时髦的首饰。
英国的一项考古发现也表明，那些曾经居住在英格兰的维京人，一个星期就洗一次澡，远远要比当地的英国人要干净得多。
这样的事实，余秋雨居然闭着眼睛说：“生活形态非常落后”
余秋雨把维京人等同于海盗，首先犯了一个巨大的概念性错误；在这个错误引导下，余下的就全部是臆想和猜测了。
他根本不懂得，维京Viking这个词汇，本身来自北欧语言，vik是港湾的意思，比如雷克雅维克，最后结尾的vik，就是港湾。
Vik加上后缀词ing，或者复数形式ingar，意思是“来自海湾的人”，本身是个很中性的词汇。
现代英语中，viking这个词也没有任何贬义。
对维京的贬义说法，并且和海盗联系起来，来自于北欧国家和基督教的宗教对立。
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欧洲大陆，北欧那些强悍民族，不相信基督教的天主，而相信北欧神话中的多神教，自然是些野蛮人；这是一种典型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说法；基督教最后取得了胜利，所以把那些相信多神教的野蛮人称为“海盗”。
公元八世纪至十一世纪，正是欧洲大陆黑暗的中世纪。
基督教禁锢人们的思想，压抑人性，同时又把财富敛聚在教堂里。
基督教会同时又极端敌视异教徒，极尽征服迫害之能事。
这是欧洲历史的常识。
正是在这种对立意义上，维京人海盗不免要攻打教堂，杀害僧侣，夺取教堂中敛聚的金银财宝。
相反，在那些并不把他们当成野蛮人的地方，他们却是一些彬彬有礼的商人。
比如在东路，维京人都是以贸易为主，并为此建立了他们的贸易基地基辅。
和基督教的唯我独尊的姿态相反，维京人更加能够尊重别的宗教。
考古学家甚至从一个瑞典国王的墓穴里，发现了一尊来自北印度的佛像。
「三」 当余秋雨，掉入了常识的陷阱以后，他的议论和感慨，就显得十分可笑了。
“八世纪后期开始海盗活动，对被劫掠的地区和居民犯了大罪，但从远距离看过去，客观上又推动了航海，促进了贸易，，，，这便是从蒙昧走向了野蛮，又以不文明的方式为文明创造了条件。
”这里，余秋雨完全颠倒了历史事实，因为翻开任何一本关于维京海盗的著作，都可以读到，维京海盗本身就是出色的航海家，不倦的探索者和贸易商人，只有在他们无法贸易的地方，尤其是在仇视他们的基督教地区，他们才成为狂暴的征服者和勇敢的战士。
说是海盗活动推动和促进航海和贸易，余秋雨的根据在哪里呢
颠倒历史的因果关系，正是余秋雨的专长；因为余秋雨是不读历史的，他只读历史故事，并立即散文化，贩卖。
在他谈到冰岛的时候，他说有些部落在挪威难以为生，到冰岛、格陵兰这样的冰天雪地里去定居去了。
这句话自然大大地有毛病；挪威人根本不是因为难以为生，才到冰岛和格陵兰生活的，这且不说；居民集中的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也根本不是冰天雪地，因为雷克雅未克是海洋性气候，既有大西洋暖流，又有极为丰富的地热资源，因此气候相对来说，还是温暖湿润的。
这样的说法，在这本书里，基本上还是小问题；接下来，大问题来了。
紧接着，余秋雨无限感叹地说，“定居是一种对文明的进入，不管开始时候的身份和态度如何，迟早会受到当地文明的同化”。
说得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
试问，北欧人进入冰岛和格陵兰，当地的文明是什么呢
又怎么同化他们的呢
换个地方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美洲，难道也是“受到当地文明的同化”吗
话再反过来，难道当地印第安人就没有文明吗
印第安文明，就是当地文明，照余秋雨的说法，美洲大陆，现在应该是印第安文明的一统天下。
历史的无知正在继续。
当余秋雨在第五十八章，《恬然隐者》中介绍冰岛的时候，更多的无知出现了：“它（冰岛）的历史开始于九世纪，由于海盗。
它自此接受了来自挪威的移民之后，，，，，，”这一段，好象是引述的文字；但是余秋雨在读过这些文字以后，就开始大胆想象了。
和上面一段联系起来，说是因为挪威人在挪威难以为生，才移民冰岛
余秋雨在冰岛“文化考察”了半天以后，居然对冰岛的历史，一无所知。
关于冰岛的最常识的历史知识是，挪威国王“美发哈拉德”（860-940）用武力统一挪威时，很多挪威北方的部落酋长联合起来反对“美发哈拉德”；等到反对联盟失败，才有一些酋长为了躲避美发哈拉德的北上大军，跑到了冰岛，并且居住下来；后来一些跑到苏格兰的挪威酋长，也回归到了冰岛。
所以冰岛的最早居住者，是为了避难，而不是余秋雨所说，什么在挪威难以为生；否则听上去倒有点象三五九旅垦殖南泥湾一样。
紧接着，余秋雨又说：“以至今天的冰岛人能够毫无困难地阅读古挪威文字，而挪威人自己却已经完全无法做到”。
这是关于挪威文的最大的笑话。
众所周知，古代北欧国家的语言是统一的，属于古日耳曼语的一种；称为诺思古语（Norse）。
所谓古挪威文，就是这种诺思古语，受到丹麦语影响以后，成形的一种“官方语言”。
挪威的语言比较有趣，和中国白话文出现之前的情况一样，写的语言和说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所谓古挪威语，其实就是书面语言，Bokm
l，或者叫官方语言，而一般人说话的时候，则用一种新挪威语，Nynorsk或者称为乡下话landnorsk.问题是挪威人在媒体，文学和公文当中，最常使用的还是那种书面语言，余秋雨居然说“挪威人自己却已经完全无法做到”，实在是件让人笑掉大牙的事情。
「四」 再说萨迦。
北欧文化之源，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就是在古代北欧人的眼中，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是经纬分明的。
希腊神话中，经常有狗皮倒灶的神，和人类通婚生子；在北欧，这就是神干预了人类的生活。
正因为如此，北欧文化的经典著作，通常把神话和英雄传奇，区分得比较清楚。
比如《诗体埃达》，前十四首是神话，后面的都是写英雄传奇的。
萨迦就是专门写英雄传奇的。
余秋雨“考察”北欧的文化，如果有点文化的话，多少应该知道两部《埃达》和萨迦。
但是在这数万字的煌煌文章中，而且谈的就是北欧的历史和文化，余秋雨没有提到一句，关于北欧神话，表明他对北欧神话是丝毫不懂的；因为余秋雨的特点是，但凡他懂得一点的事情，一定会说得天花乱坠的；甚至于在维京船博物馆，抄来一些展览说明，甚至把博物馆的名字都抄错了，照样说得口沫横飞；大大地引申开去，做一篇锦绣文章。
虽然不知道《埃达》为何物，但是冰岛的大使，送给余秋雨一套《萨迦选集》。
这是令余秋雨感动非常光鲜的事情，所以在《行者无疆》的最后几篇文章中，余秋雨不厌其繁，多次谈到那几本萨迦，如何放在旅行袋里背来背去，如何夜读，等等。
其实这套《萨迦选集》，是商务印书馆前几年，靠冰岛大使馆资助，已经出版了的中文译本。
余秋雨读了其中的一篇，于是写了《行者无疆》当中的一篇文章，第六十一《尼雅尔萨迦》。
其实这篇文章，不去冰岛“考察”，估计也是写得出来。
说余秋雨只读了其中一篇，是因为余秋雨谈到萨迦的时候，多少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余秋雨说，“我知道我的这些想法是受了萨迦的影响。
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一切行为都伴随着长时间的等待”；什么“令人窒息的心灵冲撞”等等。
看来这冰岛大使的书是白送了，因为萨迦故事，除了《尼雅尔萨迦》，比较象一篇当代北欧小说以外，其他的都是一些豪阔的英雄传奇，比如《维音兰的萨迦》，讲述维京探险家如何到达维音兰，也就是在哥伦布之前五百年，发现美洲的故事；这和“节奏缓慢”“令人窒息”，又怎么沾得上边呢
「五」 更多的事实谬误是，第六十一章，“冰岛古籍手稿馆馆长，，，”冰岛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古籍手稿馆。
冰岛收藏最古老典籍的，是个研究所，叫做“阿尼。
马格努逊研究所”，是为了纪念冰岛学者阿尼。
马格努逊而设立的。
什么冰岛古籍手稿馆，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同一章最后，说博尔赫斯只遗憾，没有到这里来看看，看上去余秋雨比博尔赫斯要神气得多；而事实上，博尔赫斯在一九七九年就到过冰岛，而且还学习了冰岛文。
第六十章《拍雪进屋》一文中，说到冰岛的公社议会，阿尔庭。
当然，余秋雨也不懂什么叫公社议会。
但是，他明显地把说明给抄错了：“参加议会的有三十六个地方首领”。
冰岛的公社议会，参加的酋长人数，向来难以计算。
但是相对固定的是，在公社议会上，酋长们共同任命三十六个法律发言人，好比是法官团。
很明显，余秋雨在抄说明的时候，把法律发言人，误作地方首领了。
同一章，“一群从北欧出发的海盗及其家属，在这里落脚生根”，这更是可笑的常识错误了；冰岛难道不是北欧的一个部分吗
事实上，北欧Nordic这个词，正是为了囊括冰岛，而使用的概念；否则的话，应该称为斯堪的纳维亚。
由此可见，余秋雨连北欧最基本的地理概念也没有。
最后一段，“这里并无神灵庙堂，，，，，”。
从上下文看，这段话不仅仅指的是公社议会的会址，而是泛指冰岛。
如果是这样，余秋雨当然不会知道，冰岛历史上存在过许多祭祀众神的庙宇；就算是光读中文版的《萨迦选集》，至少也能知道，在许多萨迦中，都提到了众神的庙宇。
瓦兹达拉萨迦Vatnsd
la saga中第十五章，就描绘了这样的一个庙宇，宽达百英尺之多。
第五十六章《两难的实验》一文中，说到瑞典的时候说：“二十世纪初出现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经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工业化强国。
”又是一个可笑的结论。
瑞典的工业化，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才得以完成；二十世纪初的瑞典，不过是一个农业国。
余秋雨的散文，一下子把瑞典的工业化，整整提前了半个世纪
第五十四章《北欧童话》，讲到安徒生的故居的时候，“证据是，很少升国旗的丹麦把一面国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红顶房上”。
这根本是煽情；丹麦人恰恰是世界上最喜欢升国旗的国家之一。
关于丹麦宗教哲学家克尔恺郭尔，余秋雨说：“十九世纪最耀眼的哲学星座，，，，”这有点让人奇怪。
莫非余秋雨先生是一位存在主义者
如果不是，克尔恺郭尔固然伟大，但是比成“最”耀眼的哲学星座，那么，黑格尔、康德和马克思，相比之下，就该属于比较黯淡的哲学星座了
「六」 写了这么多，余秋雨的翰林院文章，其对历史的无知和谬误，基本上清楚了。
大体说来，余秋雨在写到北欧历史的时候，经常会让关公去战一下秦琼。
关公战秦琼，其实也没有关系，问题是战了以后，余秋雨又开始浮想联翩，甚至开始抒情。
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至少要比翰林院的文章，要命多了。
因为翰林院的文章，至少是不许抒情的。
还是回到维京历史上。
余秋雨让关公战秦琼，也就是把维京人等同于海盗这个概念以后，就开始历史地联想了。
一个联想，是“挪威人对自己祖先的这段历史，既不感到羞耻，也不感到光荣”，所以要“更深入地领悟挪威人的心态”。
这样的联想，完全基于他对历史的错觉。
挪威人，也包括其他北欧国家的人，恰恰对自己的祖先，尤其是这一段多神崇拜的历史，感到非常的骄傲。
所以，如果余秋雨先生能够看懂Viking这个字眼的话，北欧到处是以维京命名事物，维京航线，维京出版社，维京大酒店，维京纪念品。
这样的情势之下，余秋雨居然想到，挪威人是否会“向受害各国道歉”，实在是有点多虑了。
从余秋雨对北欧维京人使用的字眼上来说，用了很多类似“救赎”，“昄依”“醍醐灌顶”甚至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
但是正在余秋雨大发议论的时候，他似乎忘记了，如果北欧维京人是客体的话，那么这些宗教词汇的主体，或者说主语是什么呢
如果说，维京人象余秋雨所说的，是恶的代表，那么去救赎他们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就是善的化身了
话反过来，当年成吉思汉及其子孙们，大军一直打到多瑙河边；在欧洲人眼里，也不过是一群强盗罢了。
照余秋雨的逻辑，中国岂非也要考虑向受害国家“赔礼道歉”了
余秋雨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任何文章，都有无数的人在读。
理性地说，余秋雨的文章，公共化的程度越高，对整个社会的知识化，都会是一种贡献。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公共化的，必须是真实的知识，而不是抄错了的展览说明。
这也就是说，余秋雨不应该在根本不知道《埃达》，只读过一篇萨迦的情况下，大谈北欧历史；这往往是大量的以讹传讹的源头。
讲到文化，在以讹传讹的源头上，站立着的，往往不是一个那么正面的形象；因为历史本身，最能掂量，文化的分量。
《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 东方网2003年6月30日 6月27日下午，记者前往《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书作者金文明先生的寓所，就日前《深圳商报》、《新民晚报》等媒体上刊发的《被“咬”者的回答——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一文进行采访。
为便于读者的对照阅读，我们基本沿用了《被“咬”者的回答》一文的访谈结构，并就该文中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采访。
“死文字”与“活文字”和胡适记者：金先生，你最近出版的专著《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书中批评余秋雨把“致仕”一词用错了。
余秋雨先生认为：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经典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
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
他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
古词变义，比比皆是。
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
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
金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文明：诡辩是余先生一贯使用的手法。
他在“致仕”一词上所作的诡辩，让他在世人面前进一步出尽了洋相。
余秋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文中的原话是：“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
”很明显，余秋雨在这里是把“致仕”当作“获得官职”来用了。
“致仕”自古以来就只有“辞官”一个意思。
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人们只有在谈到古代人物的生平行历时才偶尔使用，必须符合古义，不能任意发挥创造，一走样别人就看不懂了。
余秋雨谈的是古代科举的话题，用得到去创造新义吗
所谓“新义”不是哪个人可以自说自话凭空创造的。
它必须能为人们所接受，并在语言的实践中逐步推广，约定俗成。
词义具有凝固性与整合性。
“致仕”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致”和“仕”两个字意义的简单相加。
不能因为“致”的常用含义有“达到、给予”的意思，就可以把“进入仕途”的意思强加给“致仕”。
这是语言学的常识。
现在余秋雨的用法，不但在他之前的古人没有用过，而且在他之后的今人也无一用过。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独家创造
如果他是个人念念有词地乱说，别人无法干涉，但想要强加给广大的读者，恐怕是办不到的。
胡适先生谈论的“死文字和活文字”问题，是针对新文学创作而言的。
某些死去的旧词经过改造，赋予新的意义，可以让它复活，但必须符合现代语言发展的规律，并不意味着让他个人随心所欲地乱说乱用。
他的名声再大，也没有这个权利。
余秋雨过去不需要胡适先生的时候，曾经把他强行按纳在“真空与卖国之间”；一旦现在需要他了，又把他请出来为自己壮胆。
当然，时过境迁，应该允许一个人转变。
过去他在署名文章中对胡适先生的评价，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并且也向我们推荐读他评《水浒》的言论，称为“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
我按照你的“指示”认认真真地读了。
今天你又耳提而命，指导我去读胡适先生关于“死文字和活文字”的理论，不过你总得先把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消除一下：胡适先生究竟是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还是一位在新文学史上有过大贡献、应当肯定的学者。
如果属于前者，那他的理论再好，我也“不敢”读了。
究竟是谁在曲解历史人物
记者：你批评余秋雨在《都江堰》这篇有名的文章中武断地断定李冰在公元前251年为蜀郡守。
余秋雨反驳说：他在李冰研上花过不少功夫，既然你自称参与编纂《辞海》，“那就翻翻你的《辞海》吧。
”这个年代明明白白地印在《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中，尽管书里的起止年份与他的考证不尽相同。
他问你，“难道是《辞海》纯属杜撰吗
”▲金文明：由于史料的欠缺，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的具体年份，从未见有明文的记载。
《辞海》“李冰”条明明讲李冰是在约公元前256年－前251年为蜀郡守的，余秋雨凭的什么法道，竟然一口咬定是公元前251年呢
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写法跟《辞海》不完全相同，于是就又用一句空话来搪塞，但就是不提任何根据。
记得他在谈到某个学术界一时无法考定的年份时，往往喜欢采用“一刀切”的方法。
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书中对此有专章的论述，读者自可参阅。
余先生还就此说我“给全国读者开了个大玩笑”，其实开这个大玩笑的是他而不是我。
关于“李冰”任蜀守的时间，他让读者去查《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
6月27日上午，我接到了30多位朋友和读者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在1422页上根本查不到，问我余秋雨是否另有辞书社专赠给他这位“编写人”的秘本。
我笑着回答，不可能有什么“秘本”。
你们查的大概是三卷本，既然查不到，那肯定是缩印本的页码。
有人没有买过缩印本，还特地跑到辞书社门市部书架上去翻查才算查到，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还花了四元车费。
余先生家里不会没有三卷本，但他偏偏找了个缩印本的页码，又不按规矩说明一下——这也许是他治学作风粗疏的一贯表现，结果让这么多读者来回折腾，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个玩笑也实在开得太大了
记者：你认为“沈万三”是正确写法，而写作“沈万山”是错误的。
他辩答说，还是请你再翻一翻《辞海》。
《辞海》的1015页有记载，那位神秘的富豪正名为沈万山，别名沈万三。
他还说：“金文明说，这个人排行第三，就不可能叫沈万山了，这太可笑了，而且所谓‘排行老三’的资料也不可靠”。
▲金文明：我为了考证是“沈万三”还是“沈万山”，查检了10多种明、清以来的史料，连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也引用了，哪有不查《辞海》之理
我认为《辞海》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工具书，绝大部分条目的释文都正确无误，经得起考验。
但个别地方还是可以商榷的。
以“沈万山”为正名就是一例。
我纠错的对象也包括《辞海》该条在内，可供其今后修订时参考。
但文中没有点到《辞海》。
我认为辞书社的领导和编辑最可贵的精神就是从善如流，有错必纠。
余秋雨浅薄无理、拒谏饰非的态度，跟他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辞书社社长李伟国同志已经主动向我要书，可能就是要看看书中提供的史料是否对今后的修订有所帮助。
我本来也想送一本给余秋雨，但看了他6月26日的“回应”，决定不送了。
我知道他很想看这本书，否则就不会那样东查西翻，还没有见书就凭报上转载的简单问答题来大放厥辞了。
我的考证如果真是那么简单，还会写这本书吗
我光是引用的古代文献资料和近人的研究著作就有170种之多，跟他那信口开河的所谓“大文化思考”是根本不同的。
我的那篇《为江南首富沈万三正名》，考证一个人名就写了4千多字，还专门去了一趟周庄。
是不是可靠，有没有根据，读者看了自会明白，这里不再多说了。
记者：你认为沈厅是沈万三后代修的，而不是他本人。
余秋雨在此又犯了一个错误。
余秋雨先生说，他手边的文汇出版社出的《余秋雨简要读本》，关于这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
他问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他又表示，写那篇文章初稿时他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
而你利用他研究出来的成果，去反“咬”他初稿中的模糊，这种做法有点戏弄读者。
请问是这样吗
▲金文明：余秋雨又在撒谎。
“戏弄读者”的是他而不是我。
他说写文章初稿时“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
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
他什么时写初稿我不清楚，但他在2003年3月《文化苦旅》最新版本中还是这样说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
”2003年3月距今不到3个月，这总是余秋雨研究清楚以后的观点吧。
怎么现在又甩出来一个《余秋雨简要读本》呢
它的出版总不会晚于2003年3月吧
余秋雨的最新研究成果，究竟以早出的“简要读本”为准呢，还是以后出的新版《文化苦旅》为准
何况他急匆匆地抛出来的这个“简要读本”，其说法也还是错误的。
“简要读本”把“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一句，改为“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
这种模棱两可的写法，活现出余秋雨捉襟见肘的无奈窘态和遮羞盖丑的良苦用心，哪里谈得上什么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简直是一笔糊涂账
他还是坚持沈厅与“江南首富沈万山……有关”，这不是活见鬼吗
至于所谓“和他的后代有关”，也是羞羞答答的说法。
沈厅就是后人建造的，怎么会仅仅是“有关”呢
所以，余秋雨说自己“很快就写清楚”了，应当把“清楚”二字改成“模糊”才对。
这种“戏弄读者”的模糊研究成果，白送给我还嫌讨厌，叫我怎么去利用它呢
还有，余秋雨说“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研究确定沈万山生前在周庄居住的准确地点”。
我可以明告余先生，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已经考清楚了。
别再无谓地浪费你的宝贵时间。
不妨
汪克宽文言文翻译
明史汪克宽传【原文】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
祖华，受业双峰饶鲁，得勉斋黄氏之传。
克宽十岁时，父授以双峰问答之书，辄有悟。
乃取《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习，专勤异凡儿。
后从父之浮梁，问业于吴仲迂，志益笃。
元泰定中，举应乡试，中选。
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
《春秋》则以胡安国为主，而博考众说，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
《易》则有《程朱传义音考》。
《诗》有《集传音义会通》。
《礼》有《礼经补逸》。
《纲目》有《凡例考异》。
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
至正间，蕲、黄兵至，室庐赀财尽遭焚掠。
箪瓢屡空，怡然自得。
洪武初，聘至京师，同修《元史》。
书成将授官，固辞老疾。
赐银币，给驿还。
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传一》）【译文】汪克宽，字德一，是祁门县人。
（他的）祖父汪华，受业于双峰人饶鲁，得到理学大师勉斋先生黄氏（黄榦）的真传。
汪克宽十岁时，父亲教给他双峰问答之书，（他）总是有领悟。
于是取出《四书》来，自即确定句读，昼夜诵读研习，专心勤奋与一般的小儿不同。
后来随从父亲到浮梁，向吴仲迂求学，志气越发深笃。
元末泰定年间，被举荐参加乡试，考中。
参加会试时因回答（皇帝）策问刚直被黜免，情绪激昂地放弃了科举事业，专心在经学上努力。
《春秋》则以胡安国（所传的）为主，又广泛地考证众家学说，汇通精选成书，命名为《春秋经传附录纂疏》。
《易经》则撰有《程朱传义音考》。
《诗经》则撰有《集传音义会通》。
《礼经》则撰有《礼经补逸》。
《纲目》则撰有《凡例考异》。
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到他门下从师受业的很多。
至正年间，蕲县、黄县的乱兵到达，居室资财全部遭到焚烧抢掠。
饮食多次断绝，（但是他却）怡然自得。
明代洪武初年，受聘到京城，（与人）一同修撰《元史》。
书成后（朝廷）将要授官（给他），以年老生病坚决推辞。
（朝廷）赏赐他白银及其他礼物，给予驿站车马回乡。
洪武五年冬去世，享年69岁。
【注释】1、受业：从师学习。
《孟子·告子下》：“交（曹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不仕，退而脩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宋苏轼《秘阁试论·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而犹惑于是说。
”清薛福成《庸盦笔记·徐庶成真》：“余六七岁时，从之受业。
”2、饶鲁（1193-1264）：饶州余干（今江西万年）人。
南宋著名理学家。
字伯舆，一字仲元，号双峰，门人私谥文元。
饶鲁先后从柴元裕、柴中行、黄榦、李燔学。
游学豫章书院、东湖书院，归里，建朋来馆，广聚学者，互相切磋。
复筑石洞书院，聚徒讲学。
其学以持守涵养为主，学问思辨为先，而笃行终之。
远近从学者众。
受诸道部使之聘，历主白鹿洞、濂溪、建安、东湖、西涧、临汝诸书院。
景定元年（1260）荐授迪功郎差饶州州学教授。
著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西铭图》等。
3、勉斋黄氏：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黄瑀第四子。
南宋著名理学家。
祖籍长乐县，徙居闽县（今福州市区）。
宋淳熙二年（1175）其兄任职吉州，黄榦从行，结识刘清之（子澄）。
清之奇其才，书荐于朱熹。
时大雪，黄榦至崇安五夫里拜访，不料朱熹已外出，黄榦留住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
次年春，朱熹归。
黄榦自见朱熹，便夜不设榻，衣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
朱熹语人曰：“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
淳熙九年，朱熹以仲女为其妻。
绍熙五年（1194年），授迪功郎，监台州酒务。
时竹林精舍建成，朱熹致书黄榦，请其“代即讲席”，并编《礼书》。
庆元二年（1196）“伪学”之禁起，朱熹罢祠落职，仍讲学不辍。
黄榦于建阳潭溪建潭溪精舍，为其“讲道著书之地”，亦为朱熹往来云谷、考亭憩息之所。
翌年，丁母忧，黄榦奔丧福州北郊长箕岭，筑墓庐讲学，从者甚众。
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病重，命黄榦收《礼书》底本，补辑成之；并手书与他诀别道：“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
”朱熹病逝，黄榦守丧三年毕。
调监嘉兴石门酒库，揭露库吏勾结奸商“公造私酒”，官酒不卖，反而自卖私酒之行径。
嘉定元年（1208）黄榦力主“壮国势而消外侮”。
先后任江西临川令、新淦令及安徽丰安军通判。
嘉定八年（1215）知湖北汉阳军，面对严重旱灾，筹集赈荒米7万馀石，分甲乙丙丁四等赈粜，活者万家。
嘉定十年（1217）调知安庆府，亲自督修郡城，备战守，保障安庆境内不受金兵侵扰，当地士民称赞道：“不残于寇，不滔于水，生汝者黄父也。
”次年，讲学江西白鹿洞书院。
嘉定十二年（1219）十月返回福州；次年致仕，专事讲学，弟子日盛，编礼著书，孜孜不倦。
病逝后，于绍定六年（1233）诏赠朝奉郎，端平三年（1236）赐谥“文肃”，元至正十九年（1359），福州建勉斋书院纪念他，清雍正二年（1724）从祀于孔庙，又在府学里建黄勉斋祠。
著有《朱熹行状》《勉斋集》《书传》《易解》《孝经本旨》《四书通释》《仪礼通解》等。
4、专勤：专心勤奋。
5、问业：请问学业。
唐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
”清侯方域《书〈周仲驭集〉后》：“仲驭与余交最善。
余尝见其负盛名时，执贽问业者满天下。
”6、吴仲迂：事迹不详。
7、答策：朝廷选人时，提出当时政治、经济等问题，要求对答，应选者作答，谓之“答策”。
宋叶适《制科》：“盖昔以三题试进士，而为制举者，以答策为至难；彼其能之，则犹有以取之。
”明朱有炖《牡丹仙》第一折：“金銮答策才如水，黄榜题名换绿袍。
”参见“策试”“策对”。
8、伉直：刚直。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六：“（冯拯）无文学而性伉直。
”王闿运《黄淳熙传》：“淳熙既屡已伉直见疾，因此发愤称疾不出。
”9、黜：降职或罢免，这里指落第。
10、慨然：感情激昂的样子。
汉李陵《答苏武书》：“慰诲勤勤，有逾骨肉。
陵虽不敏，能不慨然。
”《后汉书·党锢传·范滂》：“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宋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台陀开纳）慨然投笔，辞维也纳剧场诗人之职。
”11、会萃：同“会稡”。
汇集；聚集。
《宋史·颜复传》：“请令礼官会萃古今典范为五礼书。
”明吴承恩《元寿颂》：“建业龙盘，坤灵会萃。
”郁达夫《出奔》：“当她整理箱笼，会萃物件的当中，稍有一点空下来的时候，脑里就会起这样的转念。
”11、学士：泛指普通读书人。
《庄子·盗跖》：“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幸于封侯富贵者也。
”晋葛洪《抱朴子·崇教》：“省文章既不晓，睹学士如草芥。
”明何景明《彭中丞四民图歌》：“渔奔樵窜学士徙，纵有陇亩无人耕。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
”唐韩愈《答殷侍御书》：“每逢学士真儒，叹息踧踖，愧生于中，颜变于外。
”12、执经：手持经书。
谓从师受业。
《汉书·于定国传》：“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
”唐韩愈《答殷侍御书》：“八月益凉，时得休假，倘矜其拘缀不得走请，务道之传而赐辱临，执经座下，获卒所闻，是为大幸。
”清钱谦益《谕祭赠礼部右侍郎冯有经文》：“於戏
涕泗何从，言念春宫之旧事；话言犹在，追怀青殿之执经。
”13、室庐：居室；房舍。
《管子·山国轨》：“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
”《汉书·东方朔传》：“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
”宋苏辙《病后》诗：“一经寒热攻骸骨，正似兵戎过室庐。
柱木支撑终未稳，筋皮收拾久犹疏。
”明方孝孺《借竹轩记》：“古之达人以百世为斯须，以天地为室庐，以万物为游尘。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一》：“或有室庐逼仄无地避煞者，又有压制之法，使伏而不出，谓之斩殃。
”14、赀财：钱财；财物。
赀，通“资”。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
”明张溥《五人墓碑记》：“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
”15、焚掠：焚烧抢掠。
《新唐书·康承训传》：“勋闻徐已拔，气丧，无顾赖，众尚二万，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
”明陈子龙《中都》诗：“汤沐恣焚掠，松楸尽翦伤。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阿英》：“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尽。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
”16、箪瓢：盛饭食的箪和盛饮料的瓢。
亦借指饮食。
晋陶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
”《北史·薛辩传》：“濬遗书谟曰：‘吾以不造，幼丁艰酷，穷游约处，屡绝箪瓢。
’”清唐孙华《闲居写怀》诗之五：“箪瓢取自给，此外复奚须
”17、给驿：给予驿站车马。
《新唐书·张九龄传》：“数乞归养，诏不许。
以其弟九皋、九章为岭南刺史，岁时听给驿省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