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苏文化》写一篇读书心得
“三苏文化”的继承发展既离不开硬件设施的打造，更离不开社会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的提高和有效制度机制的建立。
在城市硬件建设中，“三苏文化”更多地体现在古树木、古民宅、古城墙和韵味悠长的亭台楼榭中。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市政府扩建和修建三苏祠、东坡碑林、东坡布衣雕像、八百进士堂和远景楼的大动作。
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性文化和专业基础，曲终人则散。
所以，还必须建立一支过硬的群众性文化队伍，郏县的 “三苏文化”品位才能越浓越醇!一个“文化三苏”的出现将是郏县发展之福! 当然，从文化的三个层面来理解，“三苏文化”可这样来确定它的载体和支点：一是实用文化。
包括雕版书籍、宣纸、苏词歌赋、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二是艺术文化。
包括苏体字画、建筑艺术等。
三是思想文化、哲学理念，它的载体是人。
总之，应从通俗文化和精英文化两个方面人手尽可能让“三苏文化”更为鲜活具体，为大众所理解、接受。
如今，招商选资，各地纷纷以人为本，举起了文化新旗帜，以城市精神大打文化牌：北京市，围绕“人文奥运”，以文化魅力吸引世界；杭州市提出“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大连市提出“创造、创业、创世”的口号„„这些精神都成为了城市的名片。
显然，在鹰城，也散落着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作为三苏文化核心的苏轼所彰显出来的处变不惊、通权达变、豁达乐观、关注民生。
这样的传统文化理应被温故知新，作为一张城市名片存在。
提起这些，市旅游局局长张风岭深有感触，他说：“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发展旅游产业，挖掘城市旅游文化内涵，不仅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吸引外资、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
包括郏县三苏园景区在内，实际上我市不少景区大有文章可做，我们要以务实创新的精神探索旅游文化精髓，把它们打造成一张张城市名片。
” 曾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有感而生便甚爱苏轼。
后来又惊讶于所看到的句子：“上下几千年，没人比苏东坡更丰富。
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
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
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他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
他向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现代人示范，人的精神，可以喷发什么样的高度和广度。
一个苏东坡，胜过十万影视明星。
”何其厚重、何等深奥，如此厚评令人对东坡先生肃然起敬、爱之又深。
以苏轼为核心的三苏园神秘而厚重，三苏文化本就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籍，值得更多人来思考研究。
以三苏文化为题写一篇读书心得
在中华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中，翻开了中国以及天津现的新篇章。
在天民六十年不懈的努力与奋斗后，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天津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
如今，天津正以新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它那巨大的变化也另我们应接不暇：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立交桥横架长空；快捷方便的地铁见证了时代的进步，高超尖端的科技发明让我们提前进入了原本未知的世界……如果说到天津的历史，当然少不了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
鼓楼商业街位于天津老城厢繁华商业区，它是天津的发源地和历史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这里一条条古香古色的街道，一座座雕龙绘凤的亭台楼阁，无不体现了天津悠久的历史，成为了记载天津历史的标志性建筑。
而炮台是明代崇祯十二年，为阻止满洲统治势力侵犯而修筑的防御工事。
铃铛阁则是明代万历七年建成的一座藏经阁。
这“三宗宝”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天津历史的特色，成为了天津人民永远的骄傲。
天津为渤海之滨，是一座美丽而又有着六百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城市。
蜿蜒的海河横贯其中，犹如一条巨龙，从三岔口流入渤海之湾。
倘若俯视海河，它又像一条如玉的飘带，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妖娆。
黄昏，在夕阳的照耀下，海河泛着金色的光芒，似乎有一条金纱铺展在上面。
夜晚，当色彩斑斓的霓虹灯逐渐点亮时，音乐喷泉翩翩起舞，美丽的焰火映红了夜空，此时的海河更加艳丽，好似一块巨大的七彩水晶光芒四射。
那座高耸入云的天塔，在它旁边的天塔湖内设有世界一流的大型音乐灯光喷泉组泉、水幕电影。
白天，鲜花草木与湖光塔影相应成趣；入夜，波光夜空间，荧塔与星月争辉…… 还有那银河广场就像一只圣洁无比的白天鹅；还有那独巨匠心的堆山公园；还有那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无不体现出天津——这个极具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
天津的美景令我道不尽，说不完。
我爱天津——我的家乡。
它带给我太多的惊喜，我爱这美丽而精彩的城市——天津
有关眉山市妇联弘扬三苏文化爱传幸福家的观后感
“三俗”即庸俗，低俗，媚俗的简称。
“三俗”是伴随着时代而生的，其之所以能滋长正是适应了某些社会需求，满足了某些群众的内在心理需求。
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必定在反“三俗”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从实际出发，找出“三俗”文化的立足点，挖出其滋长的现实供给，有针对性的破除“三俗”的萌芽基础，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引领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从而有效抵制“三俗”文化的滋长。
一、思想政治教育抵制“三俗”的必由之路——弘扬先进文化，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为青少年的成长树立正面形象。
要将平等、人格、互相理解、民主博爱等理念灌输给受教育者，要明确他们的是非观、善恶观和美丑观，使他们摆脱低级趣味的羁绊。
要想让先进文化占领思想的高地就必须打牢国民基础。
在国民教育层面就显得尤为关键，所以要加快文化体制革新，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社会主流文化引导到先进文化的渠道上来。
着眼于时代发展的潮流，以更清晰客观理性的视角处理各种文化的交流冲突，正确的文化观念，理性的文化视角往往需要从基础做起，注重国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要重视国民的思想健全、人格健全，独立之人格是自由之意志的基础，整体国民素质、文化修养、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才能为祖国的经济腾飞、政治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不懈的动力。
在文化观念日趋复杂，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需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革新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这种精神灌输到国民教育中，以增强国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同时要以一种平等的姿态积极汲取外国的优秀文化，让国民接受外国优秀文化的熏陶和渲染，对于资本主义文化消极成分则需要文化工作者客观浅析硕士论文，理性对待，让接受文化教育者懂得用矛盾浅析硕士论文法看待文化差异，避开一刀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像树的主干，各类文化的欣欣向荣就像枝桠一样，繁茂兴盛。
“三俗”文化在滋长的过程中必定很难找到推动者，而其滋长的社会土壤也因为整体国民性的提升而越来越小，思想的高地上只有一面旗帜，围绕着这面旗帜文化百花齐放，先进文化成为文化的主流，要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二、思想政治教育抵制“三俗”的重要举措——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下去净化社会风气，提高道德水平 净化社会风气就需要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对青少年的德育培养，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社会公德需要全民性的认同，从道德标准推进社会文化建设，将社会成员纳入其中，用社会公德的社会效力将国民的日常行为规范引入正轨。
职业道德则将处于不同岗位的个人和集体纳入业道德的高度，“三俗”成长所依仗的收视率恶意竞争就可以遏制，个人文化从业者在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约束下，必定通过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质量来吸引观众。
家庭美德相应的要求作为家庭成员的父母对子女做正确的引导，自己不看低俗庸俗媚俗的文化制品，主动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为孩子树立表率，在家庭生活中严于律己，用正确的文化观念和文化道德取向教育孩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努力。
个人品德建设需要自身明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出正确的文化抉择，不断提升自身文化道德水平，遵守社会公德，坚守职业道德，不做“三俗”文化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坚决支持和拥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这样的话，在全社会就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社会风气的改善必定朝着和谐的道路发展。
抵制“三俗”的负面影响，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坚定理想信念。
党员要起到表率作用，在净化社会风气，提高道德水平的道路上，学习党的先进文化理论，以高度自觉摆脱“三俗”对人的负面影响。
三、思想政治教育抵制“三俗”的有力保障——争取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对受众进行传媒素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既然是引导人们形成正确思想的科学，在引导方面不单是从理论灌输着手，更应该将引导的途径和范围扩大，突破传统的教育模式。
一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接受者的日常生活相挂钩就很容易引发共鸣，同时也容易造成社会效应，将受众群体扩大到社会层面，一定程度上又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实际效果，相辅相成。
在传播、接受、扩大传播、更易接受这条链子上就需要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舆论媒体的导向。
这种途径突破课堂一时一地的局限，本着扩大效应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更加贴合群众日常生活内容，传播面的推广使得受众的年龄层次扩大，思想教育、道德修养、人格培养这些深刻的话题就可以潜移默化的展现出来。
“三俗”这类扭曲的思想观念就应该置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对立面，这样以大的平台将受众的生活环境营造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自然会和社会主流文化相协调，自觉接受褒扬优秀先进文化，自觉抵制“三俗”等危害社会和谐的内容。
有了舆论导向的正面引导，电视网络报刊杂志等文化传播渠道为了存活和发展，必定的要适应文化发展方向，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先进文化展现出来，而论文格式范文迎合低级趣味。
舆论导向的现实作用就是无形的思想驱动力。
从个人到群体，从一份报刊到整个报刊业……舆论导向就是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动，在文化渠道日益丰富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借助舆论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对受众进行传媒素养教育，这个受众的范围就包括从业者和媒体接受者。
其中首先就是从业者，作为文化内容的传播者，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就显得尤为关键，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他们的引导才能扩大内容的普遍性，个人意识的觉醒将带动社会集体意识的提高，媒体内容的接受者收到媒体的文化导向相应的就形成特定的文化观念。
如果媒体人以一种支持的态度宣扬“三俗”文化，必定会引导部分受众喜欢“三俗”低级趣味所带来的特殊感官刺激，相反的，如果媒体人抵制“三俗”文化，“三俗”滋长的空间也必将被限制。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启发式的教育，即将教育内容实例化，将教育者自身作为实例抑或以某个人物为例，将他的人格和思维作为接受者学习的榜样，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收到优秀思想品格的渲染，将这种思想纳入自身行为中去。
四、思想政治教育抵制“三俗”的防火墙—
中国文化常识读后感
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号老泉，字明允）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1039～1112) 。
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
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
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
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
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
”“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
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来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三苏生平记事 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己酉（1009）：苏洵生。
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有“君以疾卒，实治平3年（1066）4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语，治平3年上推五十八年，当生于此年。
大中祥符3年庚戌（1010）：苏洵二岁。
妻程氏生。
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有“夫人以嘉皊2年（1057）4月癸丑终于乡里……年四十八”。
本此，当生于此年。
大中祥符4年辛亥（1011）：苏洵三岁。
大中祥符5年壬子（1012）：苏洵四岁。
大中祥符6年癸丑（1013）：苏洵五岁。
苏洵长兄苏澹之子苏位生，苏洵《祭侄位文》有“昔汝之生，后余五年”语。
石昌言举进士，苏洵戏于父侧，昌言以枣栗啖之。
大中祥符7年甲寅（1014）：苏洵六岁。
大中祥符8年乙卯（1015）：苏洵七岁。
大中祥符9年丙辰（1016）：苏洵八岁。
天禧元年丁巳（1017）：苏洵九岁。
天禧2年戊午（1018）：苏洵十岁。
天禧3年己未（1019）：苏洵十一岁。
天禧4年庚申（1020）：苏洵十二岁。
天禧5年辛酉（1021）：苏洵十三岁。
眉州有所谓茅将军神显圣，洵父苏序毁其神像，拆其庙宇。
乾兴元年壬戌（1022）：苏洵十四岁。
天圣元年癸亥（1023）：苏洵十五岁。
苏洵之仲兄苏涣“始就乡试”。
天圣2年甲子（1024）：苏洵十六岁。
苏涣与苏洵之妻兄程
同科进士及第，父苏序至剑门迎苏涣，再毁茅将军庙。
天圣3年乙丑（1025）：苏洵十七岁。
天圣4年丙寅（1026）：苏洵十八岁。
天圣5年丁卯（1027）：苏洵十九岁。
娶程氏，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有“生十八年归苏氏”语。
天圣6年戊辰（1028）：苏洵二十岁。
长女夭折。
苏洵《极乐院六菩萨记》：“自长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忧，盖年二十有四矣。
”二十四岁前四五年，可见此女出生不久即夭折。
天圣7年己巳（1029）：苏洵二十一岁。
天圣8年庚午（1030）：苏洵二十二岁。
苏洵游成都玉局观，得张仙画像，祈嗣。
天圣9年辛未（1031）：苏洵二十三岁。
明道元年壬申（1032）：苏洵二十四岁。
苏洵之母史氏卒，事见前天圣6年谱。
苏涣去官，回家居母丧。
明道2年癸酉（1033）：苏洵二十五岁。
苏洵始知读书，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
” 景皊元年甲戌（1034）：苏洵二十六岁。
苏洵长子景先生于此年或其前后。
景皊2年乙亥（1035）：苏洵二十七岁。
苏洵始大发愤，刻苦读书。
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年二十七始大发愤。
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
” 苏洵幼女八娘生，其《自尤诗并序》有“壬辰之岁（1052）而丧幼女”，“年十有八而死”语，自壬辰上推十八年，当生于此年。
景皊3年丙子（1036）：苏洵二十八岁，苏轼生。
苏轼生于12月19日，苏轼《送沈逵》有“嗟我与君同丙子”语，《李委吹笛》有“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语。
景皊4年丁丑（1037）：苏洵二十九岁，苏轼二岁。
长兄苏澹卒。
苏洵举进士再不中。
宝元元年戊寅（1038）：苏洵三十岁，苏轼三岁。
苏洵长子景先卒，苏辙《次韵子瞻寄贺生日》诗有“兄弟本三人，怀抱丧其一”语。
宝元2年己卯（1039）：苏洵三十一岁，苏轼四岁，苏辙生。
苏辙生于2月20日，宋孙汝听《苏颍滨年表》：“仁宗宝元二年己卯二月丁亥苏辙生。
” 康定元年庚辰（1040）：苏洵三十二岁，苏轼五岁，苏辙二岁。
庆历元年辛巳（1041）：苏洵三十三岁，苏轼六岁，苏辙三岁。
苏洵幼姊卒。
庆历2年壬午（1042）：苏洵三十四岁，苏轼七岁，苏辙四岁。
苏轼开始读书，其《上梅直讲书》有“轼七八岁始知读书”语。
庆历3年癸未（1043）：苏洵三十五岁，苏轼八岁，苏辙五岁。
苏轼入小学，其《记陈太初》有“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语。
庆历4年甲申（1044）：苏洵三十六岁，苏轼九岁，苏辙六岁。
苏洵与郫县处士张俞交游。
苏辙亦入天庆观小学读书。
庆历5年乙酉（1045）：苏洵三十七岁，苏轼十岁，苏辙七岁。
苏洵教苏轼作文，王宗稷《苏文忠公年谱》有“东坡十来岁，老苏令作《夏侯太初论》”语。
苏洵举制策，东游京师，见石昌言于长安，与鲁人颜醇之、僧保聪等游。
苏洵游学在外，母程夫人亲教苏轼兄弟读书。
苏洵次女卒。
庆历6年丙戌（1046）：苏洵三十八岁，苏轼十一岁，苏辙八岁。
苏洵举茂材异等，不中。
庆历7年丁亥（1047）：苏洵三十九岁，苏轼十二岁，苏辙九岁。
苏洵下第，南游庐山、虔州。
父苏序卒于家，洵匆匆返蜀。
悉焚旧稿，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
精心培养二子，作《名二子说》。
命苏轼拟作《谢宣诏赴学士院表》。
苏涣亦赴丧返蜀，苏轼兄弟始识伯父，涣教育他们要“师其寡过”。
庆历8年戊子（1048）：苏洵四十岁，苏轼十三岁，苏辙十岁。
苏洵杜门家居，其《忆山送人》有“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语；以己学行授二子，以明其学。
苏轼兄弟就学于城西刘巨。
皇皊元年己丑（1049）：苏洵四十一岁，苏轼十四岁，苏辙十一岁。
苏洵杜门家居，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有“先君昔未仕，杜门皇皊初”语。
苏轼兄弟等在学舍作《雨中联句》诗。
皇皊2年庚寅（1050）：苏洵四十二岁，苏轼十五岁，苏辙十二岁。
苏洵拜见知益州田况。
苏洵幼女八娘十六岁，适表兄程之才。
皇皊3年辛卯（1051）：苏洵四十三岁，苏轼十六岁，苏辙十三岁。
苏洵兄弟居父丧期满，苏涣出知祥符。
八娘生子。
皇皊4年壬辰（1052）：苏洵四十四岁，苏轼十七岁，苏辙十四岁。
苏洵幼女八娘因受程家虐待而死，苏程两家遂绝交。
皇皊5年癸巳（1053）：苏洵四十五岁，苏轼十八岁，苏辙十五岁。
至和元年甲午（1054）：苏洵四十六岁，苏轼十九岁，苏辙十六岁。
苏轼娶青神贡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王弗年十六。
11月张方平镇蜀，访知苏洵。
至和2年乙未（1055）：苏洵四十七岁，苏轼二十岁，苏辙十七岁。
苏洵作《上张益州书》，并谒张方平于成都，又至雅州，访知雅州雷简夫。
张方平荐苏洵任成都学官，朝廷未作答复；雷简夫致书张方平，称苏洵“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劝张再荐苏洵（邵博《闻见后录》卷15）。
苏洵送吴照邻赴阙，吴携苏洵文致欧阳修。
苏轼亦以所作文谒张方平，其《乐全先生文集叙》云：“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
”苏轼在成都得破酒缸所作之砚以赠苏辙，苏辙作《缸砚赋》。
苏辙娶妻史氏，其《寄内》诗有“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语。
嘉皊元年丙申（1056）：苏洵四十八岁，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十八岁。
苏洵作《张益州画像记》、《上张侍郎第一书》，书中表示将送二子入京应试。
3月，三苏父子至成都，拜别张方平，苏辙始见张；张盛赞苏轼兄弟，谓“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无名氏《瑞桂堂暇录》）。
苏洵父子携张方平致欧阳修，雷简夫致欧阳修、韩琦推荐苏洵的信离成都，经阆中，出褒斜谷，过长安、渑池，于5月抵京师开封。
8月举进士于京师，苏轼兄弟皆入选。
苏洵上书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人。
欧阳修激赏苏洵之文，“目为孙卿子（荀子）”，并荐苏洵于朝。
苏洵遂成为欧、韩之座上客。
时王安石亦在京任群牧判官，亦为欧阳修门人，但因见解分歧，苏洵拒绝同王交游，王亦屡诋洵于众。
苏洵作《送石昌言使北引》，苏轼书之。
冬，张方平返京，苏洵作《上张侍郎第二书》。
时苏洵虽名动京师，但求官未遂，盼张援引，其言凄切。
嘉皊2年丁酉（1057）：苏洵四十九岁，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
欧阳修知贡举，疾时文之弊，凡怪奇艰涩之文皆黜，而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
苏轼上书谢欧阳修、梅挚、范镇、韩绛、梅尧臣等。
苏辙上书韩琦，提出文气说，强调阅历对养气为文的作用。
4月程夫人卒于家，三苏父子匆匆返蜀，苏洵作《祭亡妻文》、《老翁井铭》、《老翁井》诗。
苏洵老友史彦辅去世，洵为之立后，治丧，作《祭史彦辅文》和《与吴殿院书》，求吴照邻照护史沆遗孤。
蜀州新建绝胜亭，苏辙作《绝胜亭》诗。
嘉皊3年戊戌（1058）：苏洵五十岁，苏轼二十三岁，苏辙二十岁。
苏洵作《答二任（任孜、任
）》诗和《木假山记》，有郁郁不得志之感。
10月得雷简夫书，闻将召试舍人院；11月5日召命下，苏洵上书仁宗，又致书雷简夫、梅圣俞，拒不赴试，谓“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和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
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
”（《答梅圣俞书》） 王素知成都，苏轼往见，并作《上知府王龙图书》，论治蜀难易。
苏辙谒见益州路转运使赵
。
嘉皊4年己亥（1059）：苏洵五十一岁，苏轼二十四岁，苏辙二十一岁。
6月召苏洵赴试之命再下，梅圣俞作《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劝洵入京。
苏洵作《上欧阳内翰第四书》，表示将携二子入京；又作《自尤》诗，哀其幼女之死；作《极乐院六菩萨阁记》，纪念已死之亲人。
10月三苏父子及其家属沿岷江、长江而下，一路游山玩水，吟诗作赋，于12月8日抵达江陵，并在江陵度岁。
汇途中所作诗为《南行前集》，苏轼作《南行前集叙》。
嘉皊5年庚子（1060）：苏洵五十二岁，苏轼二十五岁，苏辙二十二岁。
正月5日三苏父子离江陵，陆行北上，2月5日抵京，汇途中所作诗文为《南行后集》，苏辙为作《南行后集引》。
3月苏轼兄弟以选人至流内铨，苏轼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河南渑池县主簿。
因举制策，均未赴任。
“居梁不耐贫，投杞辟糠
”（苏辙《辛丑除日寄子瞻》），三苏父子到京不久即移居杞县。
6月苏洵长兄苏澹之子苏位卒，洵作《祭侄位文》。
8月因欧阳修、赵
之荐，以苏洵任秘书省试校书郎，洵有《谢相府启》和《谢赵司谏启》。
嘉皊6年辛丑（1061）：苏洵五十三岁，苏轼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
正月苏轼兄弟因举制策，移居怀远驿，见苏轼《感旧诗并叙》。
苏洵上书韩琦，对其不能重用自己表示不满。
7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
（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 8月仁宗御崇政殿试所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策问。
苏轼兄弟各在所上五十篇《进策》、《进论》和《御试制科策》中，系统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
苏轼入第三等（一二等为虚设，实为一等），苏辙因极论朝政之失，宫掖之秘，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胡宿等力主黜之，仁宗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
”（苏辙《遗老斋记》）遂降一等，第以四等下。
制科入第后，苏轼除大理评事、凤翔签判。
苏轼兄弟即将离别，有感于韦应物“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诗而相约早退。
11月苏轼赴凤翔签判任，苏辙送至郑州西门外，“话别郑原”。
（苏辙《怀渑池寄子瞻兄》）从此，兄弟二人离别之日多，相聚之日少，开始岐梁唱和。
嘉皊7年壬寅（1062）：苏洵五十四岁，苏轼二十七岁，苏辙二十四岁。
苏洵在京修纂礼书，苏轼签判凤翔，苏辙在京侍父。
2月苏轼往属县减决囚犯，作《奉诏减决囚禁记所经历》诗，苏辙次韵。
4月，杨畋卒，苏辙作《杨乐道龙图哀词》。
8月，伯父苏涣卒。
苏辙除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
知制诰王安石以苏辙“右宰相专攻人主”，不肯草制，辙遂求留京侍父，从之。
10月，苏轼有《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
岁暮，苏轼作《矷岁》、《别岁》、《守岁》诗，苏辙作《次韵子瞻记岁暮乡俗三首》。
嘉皊8年癸卯（1063）：苏洵五十五岁，苏轼二十八岁，苏辙二十五岁。
苏洵、苏辙在京，苏轼签判凤翔。
3月仁宗去世，英宗继位。
韩琦为山陵使，厚葬仁宗。
苏洵作《上韩昭文论山陵书》，力主薄葬。
是岁，王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之，苏洵独不往，作《辨奸论》。
宋英宗治平元年甲辰（1064）：苏洵五十六岁，苏轼二十九岁，苏辙二十六岁。
苏洵、苏辙在京，苏轼签判凤翔，12月罢凤翔任。
治平2年乙巳（1065）：苏洵五十七岁，苏轼三十岁，苏辙二十七岁。
正月苏轼还京，差判登闻鼓院，2月直史馆。
苏轼兄弟汇集数年诗作为《岐梁唱和诗集》。
（苏辙《次韵姚孝孙见还岐梁唱和诗集》）3月苏辙始仕，出为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推官。
（苏辙《颍滨遗老传》）5月苏轼之妻王弗卒于京师，年二十七。
（见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9月四日苏洵等编成《太常因革礼》100卷。
9月苏洵参加韩琦家宴，韩作《乙巳重阳》诗，苏洵作《九日和韩公》。
治平3年丙午（1066）：苏洵五十八岁，苏轼三十一岁，苏辙二十八岁。
苏轼续娶王闰之，苏轼《祭亡妻同安郡君文》：“昔通义君（前妻王弗），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
”王弗卒于2年5月，苏洵卒于3年4月，王弗“没不待年”而苏轼续娶王闰之，可知当娶于2年底或3年初。
春，苏洵病。
欧阳修多次致书问病情。
（欧阳修《与苏编礼启》）4月25日苏洵卒于京师，朝野之士为作哀词铭诔者百三十有三人。
（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苏轼兄弟护丧出都，自汴入淮，沿江而上返蜀。
治平4年丁未（1067）：苏轼三十二岁，苏辙二十九岁。
正月英宗崩，神宗继位。
轼兄弟在蜀居父丧。
8月葬苏洵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宋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苏轼三十三岁，苏辙三十岁。
4月王安石越次入对，并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续资治通炮》卷66）冬，苏轼兄弟居父丧期满，挈家还京，在长安度岁。
熙宁2年己酉（1069）。
苏轼三十四岁，苏辙三十一岁。
2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参知政事。
创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变法（《续资治通炮》卷66）。
苏轼兄弟于2月到京后，因王安石不满苏轼议论异己，仍以苏轼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以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王安石欲变科举，神宗召两制三馆议。
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安石不悦，命轼摄开封府推官，欲以事繁困之。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辙在条例司亦与王安石意见不合，8月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条例司乞外任状》，全面批评新法，且请外任。
安石大怒，欲加以罪，陈升之阻之，奏除河南推官。
熙宁3年庚戌（1070）：苏轼三十五岁，苏辙三十二岁。
正月张方平出知陈州，奏改辟苏辙为陈州教授，辙有《初到陈州》诗。
上元节有旨市浙灯。
苏轼上《谏买浙灯状》，诏罢之。
轼惊喜过望，又作《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全面批评新法。
殿前策进士，士子附和王安石，争言旧法不是，轼作《拟进士对试策》一道讽神宗。
王安石党大怒，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居丧，往复贾贩。
诏湖北运司查核。
穷治无所得，轼无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
（《续资治通炮长编》卷214） 熙宁4年辛亥（1071）：苏轼三十六岁，苏辙三十三岁。
苏辙任陈州学官。
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7月出都赴陈，谒张方平，看望苏辙，留七十余日。
（苏轼《记铁墓厄台》）9月苏轼兄弟同赴颍州，谒欧阳修，并别于颍。
苏轼沿途游山玩水，11月28日到杭州任。
到官3日即游孤山、灵隐、上天竺，访僧惠勤、惠思、辩才。
除夜，轼作《都厅题壁》诗。
熙宁5年壬子（1072）：苏轼三十七岁，苏辙三十四岁。
苏轼通判杭州。
8月乡试，苏轼监试。
赴汤村，开运盐河，又赴湖州相度堤岸，有《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吴中田妇叹》等讥刺新政之诗。
苏辙任陈州学官，8月赴洛阳考试举人，继游嵩山，沿途有诗。
熙宁6年癸丑（1073）：苏轼三十八岁，苏辙三十五岁。
苏轼通判杭州，协助知州陈述古修复钱塘六井成，作《钱塘六井记》。
冬，赴常、润等地赈饥。
苏辙任陈州学官，夏改齐州掌书记，有《自陈适齐戏题》诗。
9月李师中知齐州。
10月作《京西北路转运使题名记》。
熙宁7年甲寅（1074）：苏轼三十九岁，苏辙三十六岁。
4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
苏轼通判杭州，纳妾朝云。
5月被命知密州，9月离杭，11月到任，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苏辙任齐州掌书记。
2月李师中知瀛州，有《送李诚之知瀛州》诗。
3月李肃之知齐州，有《齐州代李肃之谏议谢表》。
与李遵度游，为作《洛阳李氏园亭记》。
熙宁8年乙卯（1075）：苏轼四十岁，苏辙三十七岁。
2月，王安石复相。
苏轼知密州，有《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
作《江城子·记梦》，悼念已去世十年的前妻王弗。
又作《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辙任齐州掌书记。
春末夏初游泰山，有诗纪行。
李肃之建闵子庙，苏辙为作《齐州闵子祠堂记》。
知历城施辩建泺源石桥，苏辙为作《齐州泺源石桥记》。
苏轼在密州建超然台，苏辙为作《超然台赋》。
熙宁9年丙辰（1076）：苏轼四十一岁，苏辙三十八岁。
10月王安石再次罢相，从此闲居金陵。
苏轼知密州。
建盖公堂并作《盖公堂记》，希望无为而治。
又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怀念苏辙。
12月移知河中府，离密州。
苏辙任齐州掌书记。
2月李公择代李肃之知齐州。
10月苏辙罢齐州任还京，暂寓范镇东斋，作《自齐州回论时事书》，批评神宗“知其（指王安石）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旧术而不改”。
熙宁10年丁巳（1077）：苏轼四十二岁，苏辙三十九岁。
苏辙改官著作佐郎，张方平辟为南京签书判官。
2月苏辙自京往迎苏轼，相会于澶、濮之间。
抵陈桥驿，告下，苏轼改知徐州，不得入国门，遂居郊外范镇东园。
为长子苏迈娶石昌言之孙女，苏轼《与黎希声书》云：“向自密将赴河中府，至陈桥驿，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
以儿子娶妇，留城东景仁园中。
”王文浩《苏诗总案》卷15载：“迈时年十九，其婿于谁氏，不可考也。
”1982年四川眉山出土了《苏符行状》，其“婿于谁氏”已可确考。
《苏符行状》云：“先公姓苏氏，字仲虎，讳符，世居眉山。
曾王父讳洵，王父讳轼，父讳迈，母石氏，故中书舍人昌言之孙。
” 4月苏辙送苏轼赴徐州，留百余日。
中秋夜，苏轼兄弟作《水调歌头》话别。
8月十六日苏辙离徐，赴南京签判任，不久，张方平告老，龚鼎臣知南京。
黄河决口，8月21日水及徐州城下，苏轼率军民防洪，徐州得以保全。
元丰元年戊午（1078）：苏轼四十三岁，苏辙四十岁。
苏轼知徐州。
为防水之再至，苏轼组织徐州军民修筑外城，并建黄楼。
重阳日在黄楼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坐客三十余人，多知名之士。
苏辙任南京签判。
5月龚鼎臣移知青州，陈汝羲知南京。
9月苏辙原拟参加黄楼落成，并作《黄楼赋》，因事未成行。
苏辙之女适文同之子文逸民，10月文同知湖州，有《送文与可知湖州》诗。
元丰2年己未（1079）：苏轼四十四岁，苏辙四十一岁。
苏轼知徐州。
正月文同赴湖州任途中卒于陈州。
3月以苏轼知湖州，赴任前先到南京看望苏辙，为留半月，4月到任。
7月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京，12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
苏辙任南京签判。
4月有《代张方平乞致仕表》，7月张以太子少师致仕，有《代张方平谢致仕表》。
苏辙作《为兄轼下狱上书》，乞纳在身官为赎兄罪，坐贬监筠州盐酒税。
元丰3年庚申（1080）：苏轼四十五岁，苏辙四十二岁。
正月苏轼离京过陈州，苏辙自南京来陈，3日而别，2月1日苏轼到达黄州贬所，初居定惠院，后徙城南临皋亭，时游武昌寒溪、西山。
黄州守徐君猷待轼甚厚。
苏辙离南京，赴贬所，张方平凄然不乐，口占一绝为别，已而泣下。
5月底苏辙先送苏轼家室至黄州，为留十日，同游武昌西山，再赴贬所。
时毛维瞻守筠州，二人唱和甚多。
元丰4年辛酉（1081）：苏轼四十六岁，苏辙四十三岁。
苏轼贬官黄州。
故人马正卿为苏轼请得城东营房废地数十亩，苏轼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
伯父苏涣之孙，东坡之侄苏安节赴举报罢，赴黄见轼，轼有《侄安节远来夜坐》等诗。
苏辙贬官筠州。
女婿王适赴举，苏辙有《送王适徐州赴举》诗。
8月被差入筠州试院评定考卷，有《戏呈试官》等诗。
是岁作《庐山栖贤堂记》、《筠州圣寿院法堂记》、《筠州圣祖殿记》、《黄州师中庵记》等文。
元丰5年壬戌（1082）：苏轼四十七岁，苏辙四十四岁。
苏轼贬官黄州，在东坡筑雪堂，自书东坡雪堂四字以榜之。
3月游沙湖，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至蕲水，作《浣溪沙》（“山下兰芽短侵溪”）。
7月和10月两次游赤壁，作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辙贬官筠州，3月作《上高县学记》。
毛维瞻致仕，有《送毛君致仕还乡》诗。
苏轼建武昌九曲亭，苏辙为作记。
婿王适应举落第，至黄州看望苏轼后归筠州。
元丰6年癸亥（1083）：苏轼四十八岁，苏辙四十五岁。
苏轼贬官黄州。
巢谷因韩存宝案，遁迹江淮，来黄州，苏轼以子苏迨、苏过从之学。
朝云生子苏
，作《洗儿》诗。
滕达道自安州赴阙，作《与滕达道书》，劝滕以言为戒。
苏辙贬官筠州。
国子监司业朱服言，权筠州州学教授苏辙所撰州学试题乖戾经旨，候有新官令罢。
苏辙乞本路别差官管勾，从之。
寻《痛并快乐着》白岩松，三千字读后感
《痛并快乐着》白岩松，三千字读后感：《痛并快乐着》是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创作的书. 这本书是从1989年1月1日写到世纪交替。
写作时间的跨度正是白岩松从高校踏入社会后所开始的理性之旅。
他表示：“我不能因为现在做电视节目主持人而被很多观众认识，就把自己在1989年以前跟许多人一样的人生道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写得仿佛很与众不同。
只是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人和事才有必要写出来与读者和观众去沟通。
我个人只有一双眼睛，书中写的是我有幸看到的、感受到的事情。
很多章节看似写事，实际上是写大家的心情，于是也就有了《痛并快乐着》这个书名。
” 《痛并快乐着》是一本随笔集，书稿在华艺出版社还处于最后的编校过程 之中。
看过其中的几个章节之后，我心里颇不平静。
虽然在看他的文章之前，想到了白岩松 会谈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感慨与忧思，而且会像他的主持一样谈得比较坦承；也想到了由于 他本人的涉猎广泛，话题会比较宽泛。
但是仍然没想到他会以那样透彻的力度，对自身及社会予以如此大胆的剖析，蕴涵在字里行间的真诚和勇气甚至到了让我这个读者感动的程度。
透过随笔，白岩松像是在与自己的心灵之间进行一场对话，言辞犀利，读来是一种畅快的震 撼。
《痛并快乐着》包含了白岩松从1989年毕业至今十年的所见所感。
这十年中，白岩松 一直活跃在广播电视领域，尤其加入《东方时空》的工作后，特殊的身份，更是令他得以涉 身各项社会重大事件的最前沿。
他说：“毕业对我来说很重要，那也是使书中的内容变得有 价值的开始。
我没有权利拿这之前的个人经历来浪费读者的时间。
而这之后的十年中，说得 大点儿，我有幸有机会亲眼看到改变在我身边一步步的发生。
” “我是一双眼睛，在这十年中我所看到、想到和希望表达的，我都会在文章中表现，这 本书是我画的图。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切归根结底写的还是人。
”白岩松讲到：“这十 年来最大的收获是我的思想由希望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而到现在认为不要急。
无论对我自身，还是国家发展都必须是这样的态度。
” 读了他的随笔，你会发现“痛并快乐着”既是白岩松现时自身的状态，也表达了他对于 人生，对于社会存在的普遍状态的理解，并且还是一种他希望读者在阅读他作品时所得到的 感觉。
对于这本他认真酝酿和创作了两年，浓缩了他各种观点的作品，白岩松内心对读者也抱 有一些期望。
他认真地说： “我有三个希望：一是希望读者能读得慢点儿；二是希望读过之 后还能回头再读；三是希望读者能够边读边愣愣神儿，想想自己的事儿。
” “我希望大家看完书以后多了解我，能有很多人就书中的某些事和我具体地聊一聊。
” 痛并快乐着 我是璀璨星空中的孤星，但我并不孤独。
我是茫茫人海中的寻梦人，我对梦有着美好的憧憬。
我是崎岖人生路上的步行者，但我并不畏惧退缩。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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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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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3000字的读后感
余秋雨《文化苦旅》读后感 从《道士塔》的漫漫黄沙开篇，到和着异乡漂泊者的脚步声结束； 从两千多年前李冰的都江堰，到两千年后非常时代的吴江船……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苦旅。
这其间我领略了大智大愚的李冰创造的神话般的都江堰，三峡那翻滚咆哮的长江水；见识了中国华丽的文化瑰宝之地莫高窟与天一阁；拜访了清新婉约的江南小镇，精致幽深的苏州园林。
这其间和作者一起“苦”着，但自己也感觉到一丝丝的甜。
在读此书之前，也去过一些书上提到的地方，但那都是纯粹的游玩而已。
我没想过在那山水风物之中蕴藏着的文化灵魂和人生密谛。
所以在读过此书之后，我最想做的就是自己也来一次文化苦旅，去道士塔，看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体会历史的深邃苍凉；去白发苏州，看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体会清醒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对于一个理科生的我，《文化苦旅》有点复杂、有点文化，每次我看里面的文章时，都要看上三四遍，涉及一些不熟悉的文学知识，还要百度什么的，但还总能感到体内有一股热流暗涌。
也许是我的文字太过贫乏吧，我无法细述我的感动，但这本书确实是一本感动人的书，他给了我游览山水所得不到的独特感受。
第一篇《道士塔》，沉重的让我几天之后才继续看第二篇。
一笔笔不能算作交易的交易，一阵阵满载文物的车队，留下了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在西天凄艳的晚霞下，是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中不停的上演，车辙不久就随风消逝，可是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却永远也愈合不了。
依稀还可以听到余秋雨先生撕心裂肺的叫着“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
是啊，没什么好等的，腐败的过去不会给你重来的机会，那块伤口也不会再愈合
恨，恨那个小丑一般的无知的王道士，恨那些不知廉耻的外国人，恨古代中国的文官……恨啊，再恨也换不来那无价的敦煌文物，再恨也换不来伤口的愈合。
但让我感动的是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
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回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敦煌学回到中国，让世界承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没有周遭的闲言碎语，走向比现实更高的殿堂，继续新的轮回。
我们当代大学生承担着一样性质的责任——振兴中华，让属于中华民族的荣誉回到中国
投身于各行各业的中华儿女，都要尽全力做到最好，为我们祖国的更好贡献自己的力量。
敦煌学者是我们的榜样，他让我看到了甜的希望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风雨天一阁》。
以前我根本没想过一个人一个家族会和一个几百年的藏书楼有什么关系，藏书不是公家干的事吗
更何况是那一个百年的藏书楼
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家族背负着坚守一座藏书楼的命运。
他，范钦，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了一座藏书楼——天一阁。
天一阁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刻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
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
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独存。
”范氏天一阁保留到现在。
别的藏书家有，藏书也有，但没过几代，历史的风尘就将它们掩埋了。
但是，范氏天一阁留下了，靠的是什么，是执着、坚定，还是如余秋雨说的“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
事实上我们知道，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为此遭廷杖，下监狱，他似乎什么都毫不顾惜，在仕途上耿直不阿，最后连权奸严氏都奈何不了他。
看到这，反思一下，我们这些读书人，如果生在那个年代，身为一个藏书家，会像范钦一样吗
我想不会。
范钦身上的毅力，和乍看下的不近人情，让我们做，难
意志力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
在挫折面前，爬起来的又有谁
成功后，又为了什么
这不正是我们该思索的吗
继续往下看，我又发现了一桩“怪事”：八十岁高龄的范钦终于快走到生命的尽头，在他分家产时，将其分为两份，或是藏书楼，或是万两白银。
他让后代去选择。
我想，如果让我选，让大家来选，会选哪个呢
要么拿着白银万两，逍遥快活一生，要么死守一座藏书楼，世世代代，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什么享用的可能。
这样奇怪的遗产分割方法我想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好几百年前的古人。
是啊，承担藏书事业的人必须义无反顾，别无他求，不得有一丝掺假。
这样，才能让天一阁世代相传。
这是现实，不是故事。
“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余秋雨在这里总结道。
有人说《文化苦旅》中，那一字一字，是旅行的脚印，深浅不一；一句一句，是几百年踉跄的路程，弯曲绵长；一页一页，如一舀甘甜的泉水，似一碗浓厚的热茶。
那些隐于山川河流的前人的踪迹，流传于千家万户的盛世传奇，有着我们不曾了解的模样。
在他所描述的秀丽绝美风光之后，对民族，对历史，对生命的探讨，对不羁的中国文化孜孜不倦的求索，都撼动着人心。
也许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平凡。
因为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让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不在那么“苦”，我们是“甜”的希望。
也许我们不能像余秋雨先生一样有如此深刻的感悟，可是作为大学生的我至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悠久的魅力，并深深迷恋上了那种感觉。
山、河、湖、海、森林、峡谷……每一个地方都隐匿着无数似真似幻的传说，我为之着迷。
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倍感骄傲。
旅途的“苦”，也可成为最美最甜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