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读后感600字
纵观古今，听闻乱世之使命便是出英雄。
群雄起，讨董卓，枭雄生，挟天子以令诸侯。
青梅煮酒论英雄。
纵使时至今日，观之，也倍感热血沸腾。
时常梦萦三国时分，难忘夏侯敦拔矢啖睛的豪气，难忘张飞一夫当关长坂坡，更莫说温侯骑赤兔之飒爽英姿。
读之尽兴处，更恨不得手扛武器，亲上战场。
可我，有的是什么
我有子龙的忠肝义胆，亦或是典韦宁死不动摇的忠心，还是公瑾运筹帷幄的潇洒才智
我一无所有，仅凭一腔热血，有如清末的康有为变法，最终只会落个满盘皆输的下场。
可我不愿做浩瀚历史的一隅，不，或许连一隅我都称不上，碌碌无为的我终有一天会被世人所遗忘不是么?如同这些英雄一般，为国出力，名垂千古我不敢妄想，至少，我该实现自身的价值。
直至今刻，我才终于理解了，李白的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
我虽不敢妄称才。
然而上天将我置于世，必有其理由。
我定有我存在的价值，只是我明白，如果不努力，一切都是空想。
三国浩瀚历史，寥寥数语又怎能概括。
卷帙浩繁的战役，陈寿也只能几笔带过，我们永远无法深刻体会其中的艰辛，其中的残忍，更何况那些足智多谋的文官，奋勇杀敌的武将
破五关斩六将，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境，子建七步成诗等等，这些，是天生变具备的才能吗
不错，他们定是在此方面有过人之处，然而，没有人能否定他们为实现自身理想价值所付出的努力。
或许，我们并不具备他们这样傲人的才能，但我们并不能忘记去努力。
因为一切结论，皆建立在假设之上，唯有至我们奋斗到死的那天，才能分辨，上述的才能我们到底是否具有。
正所谓读史可以明志，昔唐太宗李世民，曾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 以三国之史为镜，可以成大业。
历史文选《明志令》原文和翻译
1、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 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彝 4.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三国志》 5.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6.书籍是巨大的力量——列宁
与三国有关的诗词
1、敏而好学耻下问——孔子2、业精于勤于嬉；行成于思，毁——韩愈3、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4、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5、三人行，必有我师也。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6、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8、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9、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朱熹10、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欧阳修11、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彝12、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颜真卿13、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于谦14、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刘向1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
长歌行》16、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17、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轼18、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李苦禅19、立志宜思真品格，读书须尽苦功夫——阮元20、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21、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陈寿《三国志》22、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孙洙《唐诗三百首序》23、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24、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25、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苏轼26、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蒲松龄27、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三国志》28、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29、路漫漫其修道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30、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陶渊明31、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朱熹32、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33、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34、玉不啄，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
《 三国志》的主要内容写的是什么（急急急
~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
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
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
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
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
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
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
—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
《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
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
《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
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
陈寿没有编写志。
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
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
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
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
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
”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
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
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
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
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
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
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
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
《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
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
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
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
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
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
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
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
《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
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
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
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
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三国志》取材精审。
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
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
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
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
《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
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
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
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
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
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
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
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
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但是，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
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
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
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
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
议者以此少之。
”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
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
《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
此真无识之论也。
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
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
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
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
”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四库金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
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
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
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
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
”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的丑事缄口无言，为之回护。
我们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
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
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
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
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赵翼在回顾自《春秋》以来即有回护现象的存在，认为陈寿在这方面做得不好。
于是赵翼列举一些例证，如汉献帝逊位之后，魏封其为山阳公，到他死时，才追谥为献帝，陈寿隐去曹王篡汉封山阳公一节，在《魏纪》中只称汉献帝。
同样常道乡公逊位，为陈留王，到死时才追谥为元帝，陈寿也为之讳隐掩饰。
司马师废齐王芳，《魏略》是这样记载的:“(司马)师遣郭一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日:‘大将军欲废陛下。
’帝乃起去，太后不悦。
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
’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
’芝曰:‘大将军何可见邪。
’太后乃付以玺缓。
’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司马师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
陈寿《魏纪》“反载太后之命，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关。
’如此等等。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弑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见司马昭跋扈专横，专权祸国，心不能甘，“发甲兵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
司马昭令贾充拒之，时府兵尚不敢动，贾充即令成倅、成济曰:‘公蓄养汝等，正为今日。
’成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
”而陈寿“《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
反载太后之命，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
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
”……这样，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
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
” 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
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陈寿修史中的曲笔、回护的确存在，他显然是处在曹魏、西晋政权交替过程中的一种避祸方式，对大权在握的统治者隐恶滥美，为统治者服务的倾向是存在的。
作为封建时代的史书，必然会对当权者有所回护，为尊者讳是无法超越的潜在规则。
就是赵翼所肯定的秉笔直书的南史、董狐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所谓“赵盾弑君”(《左传·宣公二年》)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结论。
他们立论的理由是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计贼”，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
当然，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
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
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吧!他也不敢妄加篡改的。
设身处地，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作了客观剖析，并认为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
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
我们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
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
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
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
”《三国志辩疑序》) 然而，《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
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
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
《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
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录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
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
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
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
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
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
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
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
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
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
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
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
入宋后任中书侍郎。
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
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
上搜旧闻，傍摭遗逸。
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
首尾所涉，出入百载。
注记纷错，每多舛互。
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
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
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
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
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
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
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
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
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
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
……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
”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
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
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
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
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
我们在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
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
()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
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
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这个归纳是准确的。
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
……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
”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
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
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
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
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
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
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
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
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
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
“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
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
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
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
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
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
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
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
《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
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
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
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我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
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
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
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
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
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
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
”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
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
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
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
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
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
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
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
”（《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
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
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
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
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
”（《〈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
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
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
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
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
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
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
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