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日本人的细菌战把细菌投在了哪里，又对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资料，却被专家们认为是一本揭示的罕见物证。
1944年4月，日本战败前夕也是其最疯狂的时期，日本细菌学界的精英们在开了一个会，展示了大量有关细菌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还被印刷成册。
几十年后，这本日本细菌学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国民间收藏家得到。
81页的日本细菌学研究摘要 记者在收藏家吴建勋家中见到了这本印有《第18届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演示摘要》的资料，它和32开书本大小一致，纸张略微泛黄。
总共81页的资料收录了与会者的演讲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据资料封底内容，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满洲第”外，还有60多个分别设在日本、朝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日本细菌研究机构。
活人解剖和人体实验 那么，这本资料里究竟有些什么呢
吴建勋找人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翻译，整理出部分内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发现距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内，从事森林砍伐及运输的作业人员中流行伴有剧烈热性麻痹的脑炎……根据昭和18年3月后的作战要求，我们开始着手该疾病的调查研究。
5月中旬，从秘密联络的当地工作者那里得知该地又发现2名疑似患者，我们火速赶往现场抓捕带回。
深夜，石川医生将两名脑炎患者解剖后获得一种病毒……证明为森林扁虱脑炎。
”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长崎再度暴发小规模流行登革热。
我们对患者采血后注入老鼠脑内……从而成功地进行了的繁衍，随后又注入到健康人体内，果然引起了登革热。
” 活人解剖、人体实验、病毒实验……书中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
罕见资料将是有利物证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研究后说，自己从没见过这样一本较为完整、系统记录研究的历史资料，这对民间索赔是一个有利物证。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侵华日军是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是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
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七三一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
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
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若干支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而七三一部队是他们的研究和指挥中心。
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不仅在七三一部队进行，其他各细菌部队包括部分日军陆军医院都干着同样的人体实验的勾当。
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有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此次公布的人体冻伤实验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完成的，该部又称北京1855部队。
据这个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翻译官、已去世的韩国人崔享振证实：“这支部队每年至少要用500人进行人体实验。
” 另据原广州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广州8604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数百人死亡。
中国政府为保护731安达野外实验场遗址而设立的石碑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
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曾深受残害的中国众多幸存者以及侵华日军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证据证明，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罪行累累，不容否认。
中国官方消息29日说，就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的罪行，多年来，中国众多受害幸存者先后提供了大量证据，一批受害者及亲属曾向日本有关法院提出诉讼。
而当年侵华日军有关人员也以多种方式，提供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的证据。
这些当年细菌战的参与者人性复归，有的通过日中友好组织，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认罪；有的冲破层层阻力，提供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证据；有的多年隐没，临终前把日军细菌战的证据交与后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于众；有的垂暮之年，病体缠身，自感当年从事细菌战罪孽深重，以拒药、绝食等方式，表达痛悔之情。
据了解，提供证据的前侵华日军人员有：第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田村良雄、第731部队工务班土木建筑员兼司机铃木进、第731部队抄写员铃木春房、驻华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队第三课鼠疫、跳蚤生产技术员伊藤影明、驻广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员丸山茂、第731部队成员田中信一和前侵华日军航空员松本正等。
据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证明：1940年10月下旬，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地区上空低飞，撒下麦子、面粉、栗子、棉花等物，里面夹有大量跳蚤。
几天后，这一地区先后有上百人患鼠疫，除个别人幸免外，其余全部死亡，有多户全家死绝。
当时，经有关卫生检疫部门检验证明，日军飞机抛撒物夹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华军细菌实验战调查团”先后四次来华。
1991年8月，他们在浙江义乌市江湾乡，会见了当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幸免于难的五位村民。
其中，64岁的王来勇回忆，1942年10月上旬，日军飞机在空中撒下白色烟雾，落在村里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里许多人发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
这个市的卫生工作者曾作过调查，侵华日军当年在义乌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达380人。
前侵华日军驻广州波字第8640部队细菌检验员、班长丸山茂证实，1942年，他所在的日军细菌战部队曾向广州南石头粤港难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中国人上千名。
1995年，丸山茂来中国，按日本人谢罪方式，剃成光头，泪流满面地跪在“粤港难民之墓”前认罪谢罪。
事后，他向有关人员一一指证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遗址。
日本细菌战使用的是什么细菌
日本侵华战争结束70年了，但时至今日，日本仍有少数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
这也说明，必须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进行深入研究，以事实回击谬论。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动侵华战争。
这次战争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破坏之巨、影响之深，实属空前。
日本侵略军以14年时间，占据中国大片国土，从东北至海南，从沿海至内地，中国大好河山遭受日寇铁蹄践踏。
日本军队所到之处，房屋工厂被破坏，资源财富被掠夺，人民生命惨遭杀戮。
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使大量中国军人战死沙场。
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实施大规模屠杀政策，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旅顺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华北地区制造了100多起惨案；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毒气战，导致中国军民大量死亡；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还强掳迫害中国劳工；等等。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之多。
如果不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军民怎么会付出如此高昂的生命代价
还有大量人口间接死于日本侵华战争。
比如，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1930年至19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旱灾、水灾、蝗虫灾害连续不断。
1942年—1943年，河南接连发生大旱、蝗灾。
“水、旱、蝗、汤（汤恩伯兵灾）”是河南人民受苦受难的真实写照。
当时，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灾荒遍地、赤地千里、白骨遍野。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灾荒之后，华北地区、华中一带瘟疫大流行，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痢疾等急性传染病肆虐各地。
由于战争期间缺医少药，大批民众死亡。
这些都是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恶果。
除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还有更多人口被迫背井离乡。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流动和被动迁徙。
除了大批普通民众为了躲避战争而向附近乡村或山区流动，最为典型的是沿海地区人口大规模向西南地区（部分向西北地区）流动。
这种人口大流动是日本侵华战争疯狂搅动的结果，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大批民众被迫逃难，在迁徙过程中受尽苦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资源财富被肆意破坏掠夺 日本是东亚地区的岛国，物质资源十分匮乏。
近代以来，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一直谋求向外扩张，企图染指中国。
日本大举侵华，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其所到之处，水源、森林、工业、农业、交通等无一不受到摧残和祸害。
因战备需要，日军在中国大肆盗伐森林木材，大肆毁坏房屋，疯狂抢劫财物，使各地城镇到处残垣断壁、瓦砾狼藉。
日军对中国的工矿企业、农业产品进行了残酷的破坏和掠夺。
东北、华北地区的农产品，东北、华北、华中地区的矿业资源，被日军大量掠夺。
据不完全统计，许多煤矿、铁矿被日本控制，单从抚顺煤矿就掠夺煤炭2亿吨。
1934年一年，日本经大连等3个港口运回日本的大豆就有200万吨，达到当年东北大豆产量的一半以上。
上海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城市，战前有各类工厂企业约3000家，淞沪会战后被毁2200多家，宁、沪、杭三角地带的工业设备约一半被毁。
日本还采用诸如“军事管理”“中日合办”“委任经营”等各种手段，变相掠夺中国工矿企业，大量工业产品、矿产品、农产品被运往日本。
在“中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中国被占领区经济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
侵华战争中，日军对中国文化资源的破坏和掠夺也十分严重。
许多重要古迹被破坏，大量珍贵文物和珍稀古籍被掠往日本。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华文明的破坏、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沦陷区民众受尽磨难 日本在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后，对占领区实施严厉的社会控制，其中不仅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统治，甚至严格限制中国民众的人身自由。
这些严厉的控制政策如同沉重的枷锁，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伤害。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
日军对广大占领区实施“治安肃正”作战，其主要目的是扫清占领区中国的军事反抗力量。
他们还建立了一些社会统治机构，如建立伪满、汪伪、蒙疆、华北等伪政权，实施“以华制华”，为其统治服务。
在各地建立伪军和数量庞大的警备队或保安队，以维护当地的所谓“治安”，防止中国民众反抗。
特别是在苏浙皖汪伪统治地区，大力开展“清乡”运动，从军事上、经济上、思想上对民众严加管理和控制，限制民众的行动，防止与新四军接触。
日军规定：“实行连坐切结……如该结内藏有要匪及匪物，先未报出，后经军队、团队或署长查出，同结者与匪同罪。
”日军还建立一些伪团体，如所谓的“维持会”“新民会”“自治委员会”“宣抚班”等，借以帮助日军势力渗透到社会基层，诱惑广大民众服从日军的统治。
日军在占领区
日本侵华战争中在中国制造细菌战的部队是什么部队
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境内有五大部队，63个支队。
(1).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设立于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位于日本东京新宿，对外称防疫研究室。
1997年新宿曾出土很多残缺不全的头颅等人骨，相信曾遭受人为切割。
2.关东军659部队本部设于哈尔滨平房区，对外称关东军队防疫给水部，其本部称为731部队731部队是旧日本军（关东军）防疫给水本部的别名。
该单位由石井四郎所领导，因此也称之为「石井部队」。
731部队也是在抗日战争(1937-1945)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
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
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 但是对于数量的多少还存在争议。
731部队行径只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在占领满洲期间（从193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犯下的许多战争罪行之一，在这期间，1500万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缅甸人的平民，太平洋岛上居民和联军俘虏被杀害。
3.关东军100部队本部设于长春的,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下设2630部队等。
负责人高桥隆笃兽医中将和松有次郎兽医少将4.北支甲1855部队本部设在北京的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神乐署，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所在地，对外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后称第151兵站医院，也被称为西村部队。
1855部队部长初为黑江，后为菊池齐。
1939年，西村英二继任。
下设三个课：第1课设于协和医学院，从事细菌（生物）战剂的研究第2课设于天坛公园西门南侧,从事细菌生产。
第3课设于北海旁北京图书馆西原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社会调查所，为细菌武器研究所此外，在济南、天津、太原、青岛、郑州、开封、郾城派驻支队等。
5.荣字1644部队本部设于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
部队长为桔田武夫中佐，副部队长兼研究课长为小林贤二少佐。
下设7个课。
荣字1644部队在上海、南京、岳阳、荆门、宜昌等地派驻12个支队6.波字8604部队本部设于广州原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内， 对外称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
是日军在中国南部的一支重要细菌战部队。
部队长先后为田中严大佐、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
望采纳
我想知道一些关于日本细菌战的资料.
日本东京高等法院１９日下午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败诉。
原告和律師團表示不服判決，表示將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原告和律师团表示不服判决，表示将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這次宣判和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７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宣判一樣，承認日軍在侵華戰爭中實施過違反國際法的細菌戰的事實，但不判定日本政府需要向中國受害者道歉賠償，理由還是所謂的“國家無答責”，民眾沒有向國家要求賠償的權利。
这次宣判和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７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一样，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实施过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的事实，但不判定日本政府需要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理由还是所谓的“国家无答责”，民众没有向国家要求赔偿的权利。
日本７３１部隊從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先後６次在浙江衢州市、寧波市、湖南常德市進行細菌戰，奪去了無數中國人的生命。
日本７３１部队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先后６次在浙江衢州市、宁波市、湖南常德市进行细菌战，夺去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
這次赴日打官司的原告代表之一張禮忠的兩個弟弟和爺爺均死于日軍投放的鼠疫細菌，奶奶和父親也因無法承受失去親人的痛苦相繼去世，這一切給當時只有１０多歲的張禮忠帶來極大的打擊。
这次赴日打官司的原告代表之一张礼忠的两个弟弟和爷爷均死于日军投放的鼠疫细菌，奶奶和父亲也因无法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相继去世，这一切给当时只有１０多岁的张礼忠带来极大的打击。
聽到敗訴的判決後，張禮忠無比憤怒，他說，這是一次沒有人性的野蠻判決，他一定要戰鬥到底，討回公道。
听到败诉的判决后，张礼忠无比愤怒，他说，这是一次没有人性的野蛮判决，他一定要战斗到底，讨回公道。
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法律顧問中國律師樓獻在法院宣判後發表了３點聲明：一、“７·１９”判決是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的再一次傷害，是對人道主義的踐踏；二、“７·１９”判決使我們對日本法官的道德感深深地失望，日本法官已喪失了良知和獨立性。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法律顾问中国律师楼献在法院宣判后发表了３点声明：一、“７·１９”判决是对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再一次伤害，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踏；二、“７·１９”判决使我们对日本法官的道德感深深地失望，日本法官已丧失了良知和独立性。
從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東京高等法院駁回慰安婦的訴訟，到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３日再駁回平頂山慘案的原告的訴訟，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３日再駁回劉連仁的訴訟，再到今天的“７·１９”判決，東京高等法院離良知越來越遠了。
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５日东京高等法院驳回慰安妇的诉讼，到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３日再驳回平顶山惨案的原告的诉讼，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３日再驳回刘连仁的诉讼，再到今天的“７·１９”判决，东京高等法院离良知越来越远了。
三、“７·１９”判決使我們聯想到小泉純一郎不斷參拜靖國神社，我們為日本的民主和法治擔憂，為中日關係的未來擔憂。
三、“７·１９”判决使我们联想到小泉纯一郎不断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为日本的民主和法治担忧，为中日关系的未来担忧。
原告律師團團長土屋公獻發表談話說，最近，日本法院一係列判決都是這樣的結果，即使一審勝訴，二審也會敗訴，這說明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預先都是商量好的。
原告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发表谈话说，最近，日本法院一系列判决都是这样的结果，即使一审胜诉，二审也会败诉，这说明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预先都是商量好的。
他對日本的三權分立制度出現如此怪現狀感到憤怒。
他对日本的三权分立制度出现如此怪现状感到愤怒。
他表示，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永遠友好，他決心堅持戰鬥到底，上訴到最高法院。
他表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永远友好，他决心坚持战斗到底，上诉到最高法院。
判決之後，中國原告聲援團和日本友好人士舉行了抗議示威，日本友好人士打出的標語是“要求日本政府調查７３１部隊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事實”，“對細菌戰受害者謝罪和賠償”。
判决之后，中国原告声援团和日本友好人士举行了抗议示威，日本友好人士打出的标语是“要求日本政府调查７３１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对细菌战受害者谢罪和赔偿”。
中國原告聲援團打出的標語是：“還我尊嚴，還我公道，還我正義”。
中国原告声援团打出的标语是：“还我尊严，还我公道，还我正义”。
聲援團秘書長陳玉芳女士告訴記者：“我們就是要通過正義的行動，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讓人們提高警惕，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完）声援团秘书长陈玉芳女士告诉记者：“我们就是要通过正义的行动，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让人们提高警惕，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
日本侵华战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能让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 她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民族的道义，带领她身后的180位中国受害者代表，拨开锈蚀了60年的历史雾障，使人类文明史上最惨无人道的罪恶大白于天下； 她的行动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
王选，一个从外表上看显得有些柔弱的女子，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
自1995年始，她放弃了在日执教的优厚待遇，带领一群曾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受害的同胞，执着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
她被美国历史学家、《死亡工厂》一书的作者谢尔顿·H·哈里斯称作“正义的嘹亮的号角”。
谢尔顿说：“如果中国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
” 王选1952年8月6日生于上海。
父母给她起这个名字，是希望她长大以后能够很好地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
王选比窗台高一点儿的时候，在上海市高等法院担任法官的父亲给她讲述了40年代鬼子在他的家乡浙江义乌崇山村实施的细菌战。
多少年之后，她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讲起叔叔因感染鼠疫受尽折磨死去时那痛苦而恐怖的神情。
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到崇山村插队。
和乡亲们一起生活的4年间她深深地感到，战争虽然已经远去，但“杀人工厂”制造的鼠疫给这里造成的环境灾难、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却没有被时间磨平。
1973年，王选被推荐到杭州大学学习英语，1976年毕业后回到义乌中学当英语教师。
1984年调到杭州外语学校任教。
1987年留学日本，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1994年4月，在日本一家公司担任中国商务研究员的王选回到阔别多年的崇山村探亲。
堂叔告诉她，半个世纪前日军制造的那场鼠疫还在祸及子孙，他们已经以民间的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要求战争赔偿，日本民间已经来人调查过了。
一时间，父亲讲述的13岁就被鼠疫夺去生命的小叔叔临死前的悲惨情景又在王选的脑海中闪现，她觉得应该参与这件事，因为乡亲们没有与日本人交流的能力。
那次回国，是王选从事侵华日军细菌战调查工作的起点。
1995年8月3日，本打算赴美深造的王选在日本的一张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上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在中国黑龙江省召开的第一届日本“731”部队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和平运动活动家森正孝和松井英介报告了在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调查“731”部队细菌战引起的鼠疫流行造成的损害，3个村民代表村民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王选怦然心动——3个都是熟悉的名字，其中之一是自己的堂叔。
从这天起，王选选择了另一种人生：为那些不知名的同胞讨回公道和尊严。
她放弃了留学美国的计划，辞退了英语教师的工作。
12月，她与森正孝组织的日本市民调查团，到义乌市崇山村调查取证，组织诉讼。
村民们的回忆使她仿佛看见了当年的噩梦：1942年，一架日军飞机低低地飞过崇山村，十几天后，村里爆发了可怕的瘟疫，396个村民痛苦地死去，这其中包括王选父辈的8位亲人，有的人家的全家人都死光了。
当时，村里人并不知道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
不久，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村民骗到寺庙、拖到野地进行活体解剖；他们还扒开新坟，把刚死者的内脏取出来，或是把手臂、大腿砍了，或是把淋巴部分割了…… 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森正孝从1980年开始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他的调查结果曾震惊日本。
王选从他那里得知1644部队的卫生兵、负责看押做实验用的中国人的老兵松本博吐露的真相：他亲眼目睹将6个中国人扒光衣服，然后给他们注射不同的细菌，塞进一米见方的笼子，用他们的身体培养细菌。
食物从笼子下面塞进去，粪便也从那里排出。
一个多月后，人快不行了，拖出来化验；没有利用价值了，切断大腿动脉，插上橡皮管接血，用来制造细菌武器。
为了把血抽尽，用脚踩压被试验者的心脏，一直踩到血管冒出气泡为止。
血流没了，躯体还在不停地痉挛。
长官命令他们，“要利用到最后一滴血”。
采完血把人扔进旁边的焚尸炉烧掉。
他负责看管的那个房间，平均一个星期就死一个中国人。
在他当兵的一年零九个月中，从未停止过。
之后，她又曾被一幅照片震撼了：3个戴着脚镣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被围绑在一棵树上，他们显然不知道被送到“731”部队意味着什么，但似乎意识到了这是一条不归路。
中间那个健康的男孩目光中流露出的恐惧、无助和绝望，让60年后看到那个瞬间的王选，在乘新干线回家的3个小时的途中不住地流泪…… 王选知道，这些还都只是“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那个恶魔一手策划的“要中国快速亡国灭种”的细菌战的冰山一角。
她要调查清楚细菌战的冰山有多大。
当年殃及中国近20个省的细菌战（新疆、西藏、青海幸免）使数百万中国人受害，战后日本政府一直将真相掖着藏着。
对于这种可耻、卑鄙的行径，王选总是如骨鲠在喉。
她发誓，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1996年12月，王选与松井英介等日本和平人士在美国的国际会议上报告崇山村的细菌战调查，并发表演讲，她说：“今天我来到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
我们已经沉默了50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是人
” 寻找和揭露细菌战真相、讨回中国受害者尊严和人权的号角就这样吹响了。
王选提出，诉讼的关键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搞清到底有多少受害人、受害范围有多大，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利用事实阻止日本某些人篡改历史、掩盖真相、重蹈覆辙。
她运用在日本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缜密地调查取证，马不停蹄地走访受害地，寻找受害者，跑遍了大江南北…… 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和深入，一幅幅悲惨的细菌战图景出现在王选的眼前：1940年10月，日军在浙江省衢州市用飞机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12月，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
衢州的鼠疫向相邻的义乌市区传播，从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至少有230人死亡，同时在崇山村造成至少196人死亡，在塔下洲至少103人死亡。
鼠疫还从义乌市传播到东阳，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至少有113人死亡。
1940年10月，日军在浙江省宁波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1月到12月，这一地区的细菌战受害者至少有109人。
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1941年11月至1945年1月，常德市细菌战死亡人数至少达到7643人。
1942年8月，日军将混入霍乱菌的食物放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些地方，引发鼠疫流行。
1942年8月，江山城区和农村的蔡家山、七里桥等地至少100人死亡…… 1997年，乡亲们见喝了洋墨水的王选办事有条有理、踏踏实实，一致推举她担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王选知道，战前战后，日本曾经销毁了大量战争罪证；她也知道，在战后，美国为了冷战，为了得到日本用人体做实验的技术资料，曾经与日本达成一个交易，因为这个交易，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战争责任在战后基本上没被追究，发动细菌战的战争犯罪就被掩盖下来了。
这个掩盖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特别是中国以外的国家的许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她现在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让人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事实，从零开始，从A、B、C开始。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1997年8月11日，在日本许多坚持正义的团体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王选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1999年原告增加到180名）第一次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官司，至今，它已经进行了整整8年，而且肯定还要长时间地进行下去。
因为王选所面对的不是一两个对手，而是强大的日本右翼势力和一些麻木的日本民众；她承担的不是一两个人的嘱托，而是那些满身历史伤口的人们对正义公道的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勇气、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正义感成就的不只是她个人辛苦而欣慰的人生，而是一段不可篡改的历史和黑白分明的公道人心。
8年里，30多次开庭，犹如30多次战役。
从日本到中国，从线索到真相，王选寻找证据，组织诉讼，联合媒体，仿佛有力量在身后驱赶她一样。
对于她来说，最揪心最要命的莫过于抢时间了。
原告们的年纪拖不起啊，日本法院的一审持续了5年，180个原告中已有1／6 的人去世了。
为了取得第一手证词，王选决定踏破铁鞋，寻访当年在“731”部队服役的日本士兵。
可是原“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在战败撤退前规定过一个“三不”：不准说出去；不准担任公职；不准互相联系。
由于有这个“三不”，许多老兵不敢出来作证。
时间紧迫，王选不得不加快了寻找的脚步，在日本律师的帮助下，事情终于有了突破，一些日本老兵走出心灵的阴影，公开了参加细菌战的事实。
筱冢良雄是这场诉讼中出庭作证的“731”部队老兵之一。
他回忆：“我第一次到中国时才16岁。
1939年5月12日，作为‘731’部队的少年兵，我来到哈尔滨，但是没人告诉我到底来做什么。
不听、不看、不问，就是这支细菌战部队铁的原则。
后来，我一直在参与制造一种厉害的细菌。
从1942年11月开始，在‘口号栋’的7栋和8栋中使用鼠疫菌进行过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目的是要确认自己制作的细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进而培育更毒的细菌——主要是鼠疫菌。
用来作为实验材料的，是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构抓来的抗日分子。
我们往活人体内注入富含细菌的血清，然后把得病将死的人活活解剖。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解剖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那是一个充满智慧、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在刷洗他的身体时，我的手脚都在哆嗦。
我是闭着眼睛刷完他的脸的。
” 听完这段证词，王选悲愤交加：如果这么严重的罪恶都可以一笔轻轻抹掉，这么可耻的罪恶竟不为世人所知，这么凶残的施恶者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还要公理、良知、法律做什么
还要人类的文明做什么
一个个铁证被摆到了世界舆论面前。
一个个铁证被摆到了法庭面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王选和她的原告团就能胜诉，事情远远比这复杂。
2002年8月27日和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日本东京高级法院曾先后对中国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作出一审判决和二审终审判决，两次判决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认定了二战中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但驳回了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就是说，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二审“败诉”
虽然“败诉”了，虽然法律之诉未得圆满结果，然而王选说：我们胜利了
因为，“‘死亡工厂’的盖子已经被掀开。
”毕竟，日本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史实不再湮没无闻，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至少，东京高级法院对此都不再否定，这与日本政府过去一直拒绝公开资料并且拒不承认细菌战罪行的态度已经截然不同。
这样的胜利，虽然还不足以使我们欣慰，却已是来之不易。
这一点，王选心里最清楚。
从最初介入日军细菌战调查，到随后长达8年的诉讼征程，她遍尝酸甜苦辣，但还原历史、伸张正义之心却矢志未移，并且感动了无数人。
人们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王选的行动更富有某种神圣的象征意义。
她的努力将我们带入了历史，也将历史带到了现实。
日本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先生摄制的反映中国细菌战受难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等电视片，被誉为“日本的良心”。
他近日来鲁调查细菌战并在山大举行报告会。
他希望济南将侵华日军“1875部队”济南支队用过的实验室能尽量保持原样，尽量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
“济南这座楼房的构造和日本731部队所用的实验室一模一样，就连房间内涂到墙腰的油漆颜色也是一样的。
我甚至有种感觉：房间里随时会走出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军医。
”3月25日下午，日本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先生在山大举行的报告会上，这样讲述自己在拍摄济南侵华日军细菌实验室遗址时的心情。
这一次，细菌战诉讼团团长王选是作为朋友兼翻译，陪同近藤昭二专门来山东的。
“近藤可是第一位来山东调查细菌战的专家学者呀
”据王选介绍，近藤先生既是日本电视界资深记者，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原告方日籍证人。
不敢正视 张自忠的塑像 “之所以特意来山东，是因为当年日军细菌部队在山东的破坏很大，特别是对‘1875部队’进行研究时，得知济南有一个支队，早就想来回访一下部队的旧址。
”近藤先生说。
在山东短短3天的行程，近藤先生安排得相当紧凑。
3月24日上午，近藤昭二来到位于济南经六纬九路的山东省物资局院里的一栋日式灰色老楼，这里曾经是日军“1875部队”济南支队进行细菌战实验的地方。
而之前一天，近藤一行还专程去聊城参观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同行的电视台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近藤先生出馆前又特意返了回去，在张将军的塑像前站立良久。
记者向他求证，这位日本“同行”很坦白地说：刚进门看到张将军的塑像时，他被吓了一跳，根本不敢正视，感觉从脊梁到脚都是冰凉的，就从塑像旁边绕了过去。
但在参观完纪念馆后，近藤先生决定，还是应该好好瞻仰一下这位抗日将军的遗容，于是他又回到了塑像前，认真地把塑像拍了下来。
调查战犯要先 和他们“交朋友” 近藤先生坦言，起初有个朋友给他看细菌战的资料，他并不相信。
但作为一个媒体记者，他的“好奇心”促使他开始调查。
近藤发现，要让日本老兵说出过去的事情，是很难的。
于是近藤把当年被审战犯的名字和老的电话号码本找出来，把与战犯同名的人的电话记下来，挨个儿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提及731部队，根据他们的反应判断他们中谁是战犯。
这其中，近藤先生“施展”了一些颇为“狡猾”的手段。
“因为日本的老人希望在死前能还清良心债。
”于是，近藤先生每找到一个老兵，就千方百计让他说出过去的事情。
近藤先生说自己甚至要先从老人的家属做公关或者约老兵一起喝酒，通过这些攻心战，才能把过去的事情“挖”出来，包括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被誉为 “日本的良心” “从1972年开始着手搜集日本细菌战的资料，30多年来采访了几百名日军老兵，拍摄过10部细菌战纪录片。
”作为一名资深记者，近藤昭二的作品——《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成为全世界了解和研究731部队细菌战犯罪问题的最基本的资料；其摄制的反映中国细菌战受难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等电视片，在日本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被人们誉为“日本的良心”。
在离开济南前，近藤先生说，他很希望“1875部队”济南支队用过的实验室能尽量保持原样，尽量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
如果在此建立纪念馆，他也愿意把自己多年来积攒的资料贡献出来，以向人们展示这段历史。
日本细菌战致死中国多少人，是720万吗
细菌战亦称“生物战”。
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灭绝人性的罪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首先使用了细菌武器。
战后的一九二五年六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
然而，一些国家却一直在研究和使用它。
一九三五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先后在我国东北、广州及南京等地建立制造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并于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二年在我国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布过鼠疫和霍乱等病菌，以致造成这些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资料，却被专家们认为是一本揭示日本细菌战的罕见物证。
1944年4月，日本战败前夕也是其最疯狂的时期，日本细菌学界的精英们在日本京都开了一个会，展示了大量有关细菌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还被印刷成册。
几十年后，这本日本细菌学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国民间收藏家得到。
81页的日本细菌学研究摘要记者在收藏家吴建勋家中见到了这本印有《第18届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演示摘要》的资料，它和32开书本大小一致，纸张略微泛黄。
总共81页的资料收录了与会者的演讲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据资料封底内容，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满洲第731部队”外，还有60多个分别设在日本、朝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日本细菌研究机构。
活人解剖和人体实验那么，这本资料里究竟有些什么呢
吴建勋找人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翻译，整理出部分内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发现距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内，从事森林砍伐及运输的作业人员中流行伴有剧烈热性麻痹的脑炎……根据昭和18年3月后的作战要求，我们开始着手该疾病的调查研究。
5月中旬，从秘密联络的当地工作者那里得知该地又发现2名疑似患者，我们火速赶往现场抓捕带回。
深夜，石川医生将两名脑炎患者解剖后获得一种病毒……证明为森林扁虱脑炎。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长崎再度暴发小规模流行登革热。
我们对患者采血后注入老鼠脑内……从而成功地进行了登革热病毒的繁衍，随后又注入到健康人体内，果然引起了登革热。
”活人解剖、人体实验、病毒实验……书中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
罕见资料将是有利物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研究后说，自己从没见过这样一本较为完整、系统记录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历史资料，这对民间索赔是一个有利物证。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
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七三一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
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
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若干支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而七三一部队是他们的研究和指挥中心。
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不仅在七三一部队进行，其他各细菌部队包括部分日军陆军医院都干着同样的人体实验的勾当。
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有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此次公布的人体冻伤实验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完成的，该部又称北京1855部队。
据这个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翻译官、已去世的韩国人崔享振证实：“这支部队每年至少要用500人进行人体实验。
”另据原广州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广州8604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数百人死亡。
中国政府为保护731安达野外实验场遗址而设立的石碑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
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曾深受残害的中国众多幸存者以及侵华日军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证据证明，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罪行累累，不容否认。
中国官方消息29日说，就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的罪行，多年来，中国众多受害幸存者先后提供了大量证据，一批受害者及亲属曾向日本有关法院提出诉讼。
而当年侵华日军有关人员也以多种方式，提供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的证据。
这些当年细菌战的参与者人性复归，有的通过日中友好组织，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认罪；有的冲破层层阻力，提供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证据；有的多年隐没，临终前把日军细菌战的证据交与后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于众；有的垂暮之年，病体缠身，自感当年从事细菌战罪孽深重，以拒药、绝食等方式，表达痛悔之情。
据了解，提供证据的前侵华日军人员有：第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田村良雄、第731部队工务班土木建筑员兼司机铃木进、第731部队抄写员铃木春房、驻华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队第三课鼠疫、跳蚤生产技术员伊藤影明、驻广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员丸山茂、第731部队成员田中信一和前侵华日军航空员松本正等。
据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证明：1940年10月下旬，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地区上空低飞，撒下麦子、面粉、栗子、棉花等物，里面夹有大量跳蚤。
几天后，这一地区先后有上百人患鼠疫，除个别人幸免外，其余全部死亡，有多户全家死绝。
当时，经有关卫生检疫部门检验证明，日军飞机抛撒物夹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华军细菌实验战调查团”先后四次来华。
1991年8月，他们在浙江义乌市江湾乡，会见了当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幸免于难的五位村民。
其中，64岁的王来勇回忆，1942年10月上旬，日军飞机在空中撒下白色烟雾，落在村里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里许多人发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
这个市的卫生工作者曾作过调查，侵华日军当年在义乌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达380人。
前侵华日军驻广州波字第8640部队细菌检验员、班长丸山茂证实，1942年，他所在的日军细菌战部队曾向广州南石头粤港难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中国人上千名。
1995年，丸山茂来中国，按日本人谢罪方式，剃成光头，泪流满面地跪在“粤港难民之墓”前认罪谢罪。
事后，他向有关人员一一指证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