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留日学生在什么地方出海和回国
广州,香港,可以去看看孙中山先生相关的一些文献资料。
谁知道清朝光绪年间留日的学生详细名单
太多了
1894年,清政府惨败,被强迫签订丧权辱国的。
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甲午战争促使晚清留学教育结束了20多年的徘徊局面,以异常迅猛的态势展开。
留学日本成为甲午战争后留学教育的开端,留日学生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加到1904年的2 400余人、1906年的12 000多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
留日热潮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
归结起来,一方面与清政府“以敌为师”、“师日制日”的留学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吸引”政策有关。
洋务派的在1898年中专设一章,论述游学日本的必要性。
他指出,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在于有一批出洋留学的人才,他还列出了留学日本的五大优点。
是年,清政府将该书颁行全国。
领袖向光绪皇帝进言,力陈留学日本之必要。
光绪昭谕,确定了派遣留学生并且优先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国策。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倍敦友谊”、“代培人才”为幌子,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以达到逐步控制中国的目的。
留日学生以读速成科和普通科为主,多学政法专业,习军事者也不少,学习理工科者较少。
由于不少留日学生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些以“排满反清”为目标的革命组织,清政府开始调整留日政策,对留日人数和资格水平作出限制,1906年后,留日热潮逐渐消退。
清末被派送留日学生为什么大多都成为了革命党
这批留日学生有一个特点,和早期留欧美学生不同的就是留日学生多选择学习军事和法政。
这和之前的甲午战败丧权辱国等密不可分之外,有民族之成分,留日学生至日本后,寻找失野之礼,汉心归矣;除外,被当时满清通缉的孙中山也在日本,同盟会的千余留日学生成员不是白白来的,孙中山在1913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留日学生一度十之七八都赞同革命,“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人”。
1907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
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端的是一语中的,更是承认满清政府为自己制造一革命党大工场。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一手创办,历期一年九个月。
期间曾有过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与革命党进行了持续15个月的论战,当然,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此外,不得不说当时日本有欲分裂中国之阴谋。
部分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满怀热情的与中国的留学生们谈论革新,谈论举义,谈论“扬州十日”,在革命党遇到挫折与失败时,他们尽其所能为这些流亡者提供各种便利包括住所、金钱甚至武器等。
日本黑龙会乃至日本军部中那些同样支持革命的军方或半军方人士则是一种赤裸裸的利我主义。
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转而支持满蒙独立,其中动机无外乎令中国陷于分裂以火中取栗。
从此,就扩大了留日学生在清末民国时期军政界的影响力。
对之后时任民国委员长的蒋介石不也说自己是日本陆军学校毕业的吗,虽真假待辩,可见是当时留日学生革命一大趋势。
比如留日学生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初也是由留日学生介绍到中国的。
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较深、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贡献也比较大的是“三李一陈”,即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
其中李大钊1913-1916年是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李达1913-1920年间三次留日,李汉俊1918年底留日归国,陈望道1915-1919年间留日。
而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彭湃、周佛海等人也均是1921年前留日。
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翻译,早期也是从日文转译。
这一现象,被看作是“取径东洋,转道入内”。
总归起底,满清之覆灭无可避免,实难阻挡历史之浪潮。
清末留日得弊端是什么
沈翔云(1888-1913)字虬斋,浙江乌程人。
早年入自强学堂。
后自费留学日本,期间参与发动励志社。
1902年到广东拜谒总督陶树模,建议实行新政未果后回乡寓居。
1911年上海都督府成立,任陈其美的参谋。
南北和议告成后回乡。
“二次革命”失败后迁居上海。
1913年被捕处决。
留日热潮对中国近代史有什么影响
清末, 清廷实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 带来社会对大批新式人才的急需, 尤其是法律人才的需求。
与此同时, 1905 年清廷又诏废科举, 改兴学校, 断绝了以功名为进身之阶的途径。
由此, 朝野之间鼓吹赴日留学蔚然成风, 清政府也被迫把派遣留学生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予以积极推行。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 这一时期东渡留学的年轻学子所学科目主要以社会科学为主, 其中学习法政者居多。
他们对于西方及日本的宪政、法律原理的传播和移植, 使清末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和教育打上了很深的日本印记。
一 在清末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 留日热潮的出现实际是中西文化在近代激烈碰撞的产物。
由于“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 广求智识于寰宇, 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 不下数千种, 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 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 等, 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①。
因此, 欧美各国的学术名著, 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等, 皆有日文译本。
负笈东瀛的中国留学生置于迈向现代化的日本社会环境中, 同西方文明直接接触。
在新知的启发和内忧国势的危迫下, 他们莫不奋然企图改革, 进而以日文为工具和中介, 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 由此西学源泉大开。
虽然中国向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晚至1896 年, 但“他们在学习和引进西方法律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 却远非前面任何一代留学生可比的”②。
日本较为自由的环境和较多的法律院校, 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法律和政治提供了便利。
据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统计, 学习法律、政治、军警一类的学生, 占一半以上。
为向国人介绍新政, 他们组织了不少有影响的翻译团体, 主要有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翻译社、普遍百科全书、闽学会等。
其中, 最为著名的是译书汇编社。
该社出版杂志《译书汇编》, 广译东西各国名著, 重点是政治和法律。
译文常常分期刊载, 然后, 再出版单行本。
该刊在东京出版后, 极受国内欢迎, “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③。
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称赞说: “《译书汇编》至今尚存, 能输入文明思想, 为吾国放一大光明, 良好珍诵。
”④冯自由在《辛亥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中也评价说: “《译书汇编》⋯⋯留学界出版之月刊, 以此为最早⋯⋯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 厥功甚伟。
”⑤另一有重要影响的翻译团体湖南编译社于1903 年发行了月刊《游学译编》, 其除译书外, 还译各种杂著、论文、小品和新闻消息。
与纯学术性的译书汇编社相比, 湖南译编社略带政治倾向。
与此同时, 以各省份为单位的杂志也相继出现。
其中, 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后易名《汉声》, 1903 年)、《浙江潮》(1903 年)、《江苏》(1903 年)、《河南》(1907 年)、《江西》(1908 年) 等等。
对于这些由留日学生主办的刊物, 顾燮光在《译书经眼录》(1904 年) 的《述略》中说: “留东学界, 颇有译书, 然多附载于杂志中, 如《译书汇编》、《游学汇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各类, 考其性质, 皆藉译书别具用心, 故所译以政治学为多。
”⑥这些刊物或专门开辟了“法政”专栏, 或经常刊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和法学的译著文章, 并由此波及到国内知识界。
以上海为例, 冯自由说, 1901 年至1902 年两年“为上海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 盖其时留东学界翻译之风大盛, 上海作新社、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新民丛报支店、镜今书局、国学社、东大陆图书局等各竞出新籍, 如雨后之春笋”⑦, 留日学生出了大力。
于是, “欧西巨子之学说”, 借此“滔滔焉渡重洋, 竟灌输吾国同胞之意识界”⑧。
虽然这些译著的内容十分庞杂, 所宣扬的理论有的在西方已陈旧过时, 有的内容且不乏反动之处, 但这些思想理论对于一个被卷进世界政治漩涡的封建帝国来说, 还是相对新鲜的东西, 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法律学说和民主思想, 还不失为先进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留日学生在大量翻译西方法文化书籍的同时, 也开始审视中国传统法文化和接受西方法文化, 并根据自己的理解, 撰写了许多介绍西方法文化的文章和书籍, 借以推动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以《新民丛报》为例, 1902 年, 该刊发表各种文章、资料340 多个篇目, 其中评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字, 就达180 多个篇目, 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以编译欧美法政为主的《译书汇编》, 在1903 年也从以译为主变为以著为主, 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法治思想。
此时, 留日学生不断吸收来自西方的日本法政文化, 并加以消化和改造, 使之适合中国国情, 进而向国内大肆宣传, 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中国留学生所办的《留美学生年报》中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似醒未醒, 又似初醒之时, 人其从新欤? 从旧欤?未定也。
因日本留学生之书报, 日本留学生之骂詈, 日本留学生之电争, 而通国之人大醒。
开明者, 因明而醒; 顽固者, 因骂而醒; 不进者, 因驱而进; 退后者, 因鞭策而前。
在此醒悟时代, 日本留学界, 大大影响中国。
”⑨正是鉴于留日学生新思想的宣传, 给守旧的中国政治和法律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带来了上升期资产阶级的活力和朝气, 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政治的进步。
因而, 梁启超等人对留日学生在思想启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推崇, 进而指出: “要问中国诸种社会中, 其前途最有望, 而能负担将来之中国者, 则必日留学生。
”10 历史的发展也充分印证了梁启超的预言。
以1903 年发生的“苏报案”和拒俄运动的兴起为界线, 留日学生的刊物逐步摆脱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影响和控制, 转而公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提倡建立民主共和国。
据邹鲁在《中国同盟会》中说, 当时(1903 年) 各省的留日学生都组织了学生会, “会中多办一机关报, 报以不言革命为耻”11。
除此之外, 留日学生还撰写了许多小册子, 借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在这些充满民主主义战斗气息的小册子里, 影响最大的是邹容的《革命军》。
邹容的《革命军》理论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重要著作, 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弥勒约翰的《自由原理》以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文献。
在邹容看来, 这些著作是“起死回生之灵药, 返魄还魂之宝方”。
在《革命军》一书中, 邹容用整整一章篇幅向人们宣告革命后要仍照“美国革命独立主义”,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革命军》自1903 年5 月出版后, 以各种名目在清末销售100 万册以上, “不翼不胫, 而飞走海内”, 其“出世兮, 张我大武; 奋三寸管以哀告同胞兮, 庶挽回我国步”12。
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革命排满的热情, 吹响了时代前进的号角。
二 清末进行的立宪和修律是产生新式法学教育发展的前提。
由于清末需要大批法政人才, 法学教育便盛极一时。
甲午战争前, 清廷主要学习英、美的法学教育模式; 甲午战争后, 学习日本成了时尚, 学习日本法律成了中国法学界的主流。
清末留日热潮的出现就是适应时代需要。
在以尊君爱国为国策的清末统治者看来, 派留学生到日本留学, 更符合清王朝的阶级利益。
对此, 清驻日公使杨枢就明言: “盖法美等国, 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 中国断不能仿效。
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 因见列强逼处, 非变法无以自存, 于是锐意立宪以尊君权而固民志。
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 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 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 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 与圣训正相符合, 即中国舆论, 亦以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最可仿效。
”13亦即清末立宪和修律应在不触及封建王朝国体和政体的前提下, 通过改良的方式, 使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现代化。
这种特定历史环境孕育的法学教育自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由此, 中国对外派遣留学生也开始由欧美转向日本。
在清末国人看来, 日本是一个由师法西方而致富强的成功榜样, 很多东西经过日本的消化、改造与中介, 更便于中国吸纳使用。
张之洞就明确指出: “西书甚繁, 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中东情势风俗相近, 易仿行, 事半功倍, 无过于此。
”14凡此种种, 认为获得有利无害的西学, 可以走捷径, 直接取自东洋。
早在1896 年, 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了13 名留学生,其中出现了学习法政正规课程的学生——唐宝锷。
1898 年, 清政府在正式确立留学日本的政策后, 又陆续派出留学生赴日学习法政。
此后, 各省督抚也相继派遣学生赴日, 官费和私费生纷纷涌入日本。
时人青柳笃恒描述中国留学生蜂拥去日的情况说:“学堂虽得开设, 代替昔日时科举,惟门户狭隘, 路径险险, 攀登甚难, 学子往往不得其门而入, 伫立风雨之中; 惟舍此途而外, 何能跃登龙门, 一身荣誉何处而求, 又如何能讲挽回国运之策? 于是, 学习互相约集, 一声‘向右转’, 齐步辞别国内学堂, 买舟东去, 不远千里, 北自天津, 南自上海, 如潮涌来。
”15日本方面为中国留学生所开设的学堂亦如雨后春笋, 应运而生, “陆军方面有私立之成城、振武, 法政方面有私立法政大学, 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为最⋯⋯此外东亚同文会所设立之东亚同文书院与私立早稻田大学亦均有特殊设施, 专收中国学生。
”16其中, 1904 年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设的法政速成科, 到1908 年, 在速成科毕业的学生就达1070 人之多17。
据统计, 从1905年至1908 年, 有案可稽的赴日公费法学留学生约有1145 人18。
可见, 清末留学日本学习法政者,毕业者大多以速成科程度居多。
清末法学留学的这种实用性价值取向, 虽然使得中国近代法学留学教育起点较低, 但留日学生在清末新式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清末, 在政府的明令推动下, 全国法政教育迅猛发展, 公立与私立法政学堂遍地开花, 遍布各省。
这一时期法律教育骤然勃兴, 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 但法科学校发展过多, 也造成了师资和教材的严重匮乏, 并且呈现出泛滥成灾的趋向。
综观清末法学教育的发展, 清末虽如火如荼地大办法政学堂, 但办学条件十分有限。
由于法学人才短缺, 最早办的几所大学的法学教育不得不依靠洋人教员, 尤其是依赖日本教员。
稍后, 大批速成的留日法政学生回国, 正好满足了法学教育大发展的需要。
作为国内第一批了解近代法律的群体, 理所当然, 他们被补充到法学教员队伍中, 在地方各省兴办的法政学堂, 更主要依靠留日学生支撑, 赴日法政学生对中国法律教育的影响, 也自此滥觞。
清末法学教育的盲目发展有悖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
由于缺乏法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和指导,造成法学教材的严重匮乏。
为此, 留日法政速成学生将日本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梅谦次郎等人的著作译为中文, 成为清末兴起的法政学堂的教科书, 甚至他们留日期间的笔记也权充作教材之用。
其虽为清末法政学生解了燃眉之急, 促进了新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但其教学质量显然无法保证。
杨兆龙先生在总结清末以来法学教育的经验教训时说: “现在有许多法律学校, 对于理论法学不甚重视⋯⋯像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方法论、立法原理等科目, 只在少数学校里被列入课程, 而与其他法律科学并重⋯⋯对于各种法律制度,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视条文、判例及解释例为法律学的全体而置法律的理论于不顾。
”19 追根溯源, 民初法学教育的重实用轻理论的风气与清末法学教育的盲目性和实用性带来的失误不无关联。
清末法学教育的实用性和盲目性, 带来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起点较低, 制约了中国后续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个中缘由, 与学成归国的留日法政学生的影响大有关联。
他们作为近代中国新式法学教育的第一批师资, 在带来日本法律文化的同时, 由于他们大多是学自速成,学术基础不扎实, 其教授法律的结果自然也有功利的因素, 把速成之风带至国内。
因此, 清末新式法政学堂一哄而起, 也难免不是受这种法学教育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
而清末过速地扩大法政人才的培养规模, 则导致了法学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畸形发展, 造成即便是以“端正趋向, 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几所早期大学的法学教育, 实际上也未能达到培养目标, 当时学生所获得的充其量是法学的基本知识20。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在《法律教育》(1948年) 一文中, 总结先前50 年法学教育状况时评价说, 清末“国内的法政学校, 应时而起, 入学程度既低, 师资亦或缺乏, 因陋就简, 当然谈不上法学, 所以学法律的人数虽属不少, 而有用之才却又不多⋯⋯综观50 年来, 我国法律教育开始虽早, 而进展则较迟缓。
” 清末法学教育在变革中诞生, 在动荡中运作。
在留日热潮推动下, 日本法学教育模式成了清末乃至国民政府法学教育的主流模式, 法学教育界也几乎为留日学生所独占, 而日本的法学成就本来就落后于欧美, 特别是法律哲学。
加之, 清末法学教育的急功近利和过热发展,使得清末法学教育从起始之初便踏上了一条不属于自己的路。
三 清末留日学生踏上维新有成、国势蒸蒸日上的日本国土后, 置身于全新的政治环境中, 很自然将其与国内的腐朽政治统治相对照, 并深受日本先进法律文化的影响, 进而萌生出变革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强烈欲望。
在清末法制现代化舞台上, 留日学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中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法政人才21。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的作为左右了清末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势。
在清末内忧外患的局面下, 许多留日学生是抱着爱国救亡的愿望赴日留学的。
他们疾呼:“留学外国者, 今日之急务也, 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 所宜共勉者也。
”22为了救亡出国留学, 出国之后一心救亡, 这股留学救亡思潮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和社会的转型, 为清末法制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对于留日学生的政治法律活动及其影响, 黄福庆有一评说, 认为“清末革命运动的成功, 主要由于革命、立宪两派人士的推动与努力, 他们曾唤起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 共同参与活动, 推翻君权, 建立民主共和。
在这个过程中,留日学生的贡献尤大。
因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政治思想、发展组织以及传播主张, 使海外的涓滴汇成国内的洪流。
而留日学生的革命与立宪论调, 主要外感于列强的侵略与愤懑专制统治, 加上他们受到近代教育的洗礼而形成。
”23此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时人刘厚生也说: “宣统元年, 各省咨议局成立, 当选之议员, 以主张立宪留日归国之学生为大多数。
于是国内之知识分子, 若教育界, 若工商界, 翕然和之, 其势大张。
”24正是由于留日学生的主体参与, 使国内立宪运动和立宪思潮不断向纵深发展。
清末中国开始走向世界, 民主法制的洪流已无法阻挡, 时势也逼迫清统治者考虑如何移植西方的民主法制。
在留日学生中, 由于法政留学生所学专业涉及国家政治和社会统治的基本方面, 因此, 留日法政学生自然成为他们必须依赖的一支队伍。
而与此同时, 在时代潮流的洗礼下, 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个人抱负, 自称“对外为全体国民之代表”, “对内为全体国民之师资”25。
不论维新派或革命派, 都对他们寄予厚望, 尊为“中国将来之主人翁”26。
他们也欲藉清廷政治和权利改造现实, 具有强烈的参政欲望, 这样二者之间的结合就有了某种现实的可能。
清政府“仿行宪政”的上谕发布后, 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政治热情。
在留日学生的积极参与下, 国内外立宪团体应运而兴。
1906 年12 月9 日, 上海首先组成了立宪派的团体宪政研究会, 该会编辑出版了《宪政杂志》月刊, 宣传立宪理论, 介绍外国立宪的情况。
同月16 日, 上海又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 该会编辑出版了《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 开办法政讲习所, 编订了《公司法》和《商法总则》, 并推动实行地方自治。
虽然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时, 会员不到50 人, 但到1908 年发展到345 人, 已发展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立宪团体, 其中最活跃的成员则是一批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年轻人27, 日本东京是国外组织立宪团体最多的地区。
1907 年6 月, 由提倡革命转向主张立宪的杨度等人成立了宪政讲习会。
1908 年1 月, 杨度将宪政讲习会更名为宪政公会。
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中国新报》、《大同报》作为舆论阵地, 大力宣传宪政, 反映自己的社会活动和政治要求, 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会政治影响。
清政府颁布的预备立宪上谕, 直接引发了立宪团体的比肩而起, 而立宪团体的纷纷成立, 又反过来力促清廷速行立宪。
1907 年7 月8 日, 清政府发布了号召上下同心共图立宪的上谕, 谕令“凡有实知所以预备之方推行之序者, 准备条举以闻”28。
从1907 年冬起, 一个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迅速兴起。
最早揭开了这一序幕的是宪政讲习会和宪政公会, 而国会请愿理论的创立者则是杨度。
1907 年1 月, 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中, 认为“立宪之事, 不可依赖政府, 而惟恃吾民自任之”, 要实行立宪, 关键在于人民自己起来争取早开国会29。
与此同时, 他又致书梁启超, 请求他在《时报》等报刊上大力宣传开国会一事。
梁启超对此深感赞同, 复函说“至专提倡开国会, 以简单直捷之主义, 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 以收一针见血之效, 诚为良策。
”30在此前后, 宣传立宪的主要报刊《中国新报》、《大同报》、《政论》、《时报》、《大公报》以及《预备立宪公会报》等, 都连篇累牍地发表呼请和评论开国会的文章。
他们明确指出: “中国去年虎头蛇尾之改革, 三权分立之制度未见之实行, 若循此不变自甘灭亡, 斯亦已矣。
若将来犹有整顿内治以图自强之一日也, 则未见不采三权分立之制度而能整顿内治者也。
”31要求建立一个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即实行国会制度, 建立内阁, 以及司法独立。
面对这一局面, 清政府不得不于1908 年8 月27 日发布上谕, 一面宣布预备立宪以9 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 一面又发出警告: “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 藉端构煽, 或躁妄生事, 紊乱秩序, 朝廷惟有执法惩儆, 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
”32对此, 立宪派人士自然是不满的, 但鉴于不久前清廷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议院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等文件, 规定1909 年各省一律设立咨议局, 1920 年召开资政院, 立宪毕竟不是遥遥无期了, 有了具体的规划方案。
可以说, 至此有留日学生积极参与的立宪运动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但接受了西学熏陶的留日学生, 他们中作为改良主义者的一些人, 在推进清末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 忽略了西方法律文化最本质和深层次的批判和选择,“只热衷于实用性制度的宣传, 忽略了对人权、平等与立宪主义直接相关的观念的培养。
”33 日本法律文化给清末中国法制现代化带来的影响, 是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况和背景造成的。
一方面, 清廷迫于内忧外患的局势, 愿借效法日本以速振国势, 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另一方面, 日本方面为示好中国, 希望能够通过培养留学生来输出法律文化, 怀有更大的野心。
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朝野上下涌起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浪, 纷纷设立研究会或其他团体, 以研究和调查中国实情。
他们在表面上, 美其名为亲善提携, 保全东洋, 实则包藏祸心……日本官绅纷纷来华, 游说地方当局派遣学生赴日留学, 藉以培植新人材”34, 对日本法文化输入中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 清末留日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它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 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主流是为了寻求新知, 探究振兴国运之道。
清政府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法政, 虽是权宜应变之计所需, 但赴日法学留学生学成归国后, 在清末新政的特殊政治环境下, 迅速成为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的主要力量, 并在中国法制现代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日本烙印。
朝花夕拾每篇文章的读后感200字左右
朝花夕拾 狗、猫、鼠》读后感 这篇散文出自鲁讯的散文集,我曾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多次阅读,才基本明白了它之中的含意,希望我的理解能够正确。
这篇文章主要通过对猫和鼠的一些秉性,行为的描写来比喻某些人。
鲁讯先生在文中阐述了他仇猫--即不喜欢猫的原因。
其时这些原因与一类人的行为,性格很相像,例如写猫捕食到比自己弱小的动物就尽情玩弄,直到玩厌了,才吃掉,就像某些人,抓住了别人的弱点或不足之处,就想尽办法慢慢地折磨别人,好像如果不折磨够,就不甘心一样,如果别人犯了什么错,受到批评,说不定那种人就会在某个角落里偷偷地歼笑。
鲁讯先生说他讨厌猫的第2个原因就是猫虽然和狮虎同族,都食比自己弱小的动物,但猫却具有一副媚态,正同我们现在的某些人,常常刻意掩饰自己的某种本性,其是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他更加虚伪。
猫平时总是吃饭不管事,就像一些好吃懒做的人,有东西吃就比谁都积极,一要他做事,就一溜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像广东话中的一句俗语:吃野吾做野,做野打烂野。
鲁讯先生还告诉我们,老鼠中并非全部都那么讨厌,其实有写隐鼠很讨人喜爱,很有灵性,但却遭到别人的摧残,其实,人人都可以对这些弱小的生灵赋予一些爱心和同情,为什么有人就做不到
这可需要反思一下。
看了这篇带有深刻寓薏的问张文章,虽说我不是受益匪浅,但是我却在其中悟出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读后感 早闻,但没有机会去欣赏一下。
所以,趁这个暑假,我饱读了。
初读《朝花夕拾》,似乎有些不知所云。
但顺顺溜溜地将全书读完后,便知其大概了。
《朝花夕拾》是作者追怀青少年时代的往事而作的,既描写了他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师友的诚挚的怀念,又真实的书写了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所经历的生活种种——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中国到日本,每一篇都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一角。
我最喜欢读的是。
里的长妈妈,在幼年鲁迅的心中爽直而多嘴,有很多繁琐的礼节。
但她又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买到。
对于长妈妈鲁迅只挑了几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如长妈妈睡觉时伸开手脚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占领全床;切切察察说话时,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方或自己的鼻尖等,简略几笔,就活画了长妈妈的个性特征。
比如,描写的是鲁迅家的保姆阿长。
文章生动地塑造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旧时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
有人比喻这篇文章是鲁迅从记忆土壤中培育出的一朵异常鲜美的“朝花”。
的确,对于这个妇女,鲁迅不但没有避讳写出她的美与丑,反而是怀着真挚的感情怀念她的一切。
不论鲁迅对她是佩服、厌烦、喜欢或是讨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的感情。
而且我还发现,这个“长妈妈”跟 “孔已己”很相似,同是旧中国的人民,遭遇也差不多,比如他们的名字,都是已经被人遗忘了的,而外号也是随便起的。
可悲的人啊
二十四孝图》读后感 《朝花夕拾》中有一篇叫的文章,给我印象十分深刻,颇有感受。
文章讲的是作者忆述儿时阅读的感受,揭示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
作品着重分析了“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孝道故事,指斥这类封建孝道不顾儿童的性命,将“肉麻当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作品对当时反对白话文、提倡复古的倾向予以了尖锐的抨击。
所谓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
但其中的“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尝粪忧心”令人发指。
先说说那个郭巨埋儿吧。
说是晋代有个叫郭巨的,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为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养母亲,对母极孝。
后来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就和妻子商量:“儿子可以再生,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粮食好供养母亲。
”夫妻遂把儿子抱出,挖坑要埋。
兴好挖出一坛金子来,才免了儿子一死。
郭巨虽有孝心,但杀儿之举,却有违人性,不合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本观念。
看似大孝,其实是残忍。
古有为求神为父母治病舍身的,也有割股肉以解父母想吃肉之念的,今有为父母治病献五脏的,极少有为父母去杀人的。
为了节约粮食,就想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杀了,一则有违老母爱孙之心,二则陷老母于不仁。
所以后来有人把这种孝举,称为“愚孝。
“ 随便一翻《二十四孝图》,这样的字眼映入眼帘:“卖身葬父”、“埋儿奉母”、“哭竹生笋”。
“刻木事亲”、“埋儿奉母”让人感到冷酷无情;“孝感动天”、“卧冰求鲤”、“哭竹生笋”迷信思想严重;“尝粪忧心”则让人恶心。
孝是应该的,迂腐是愚蠢的,盲从是可悲的,卫道是可恨的五猖会读后感 是鲁迅儿时回忆去东关看五猖会的一件罕逢的盛事。
因为东关离县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
前夜预定好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陆续搬下去了。
儿时的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搬得快些。
忽然,工人脸色变得很谨肃了,小鲁迅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他身后。
父亲叫他把书拿来,他忐忑着,拿着书来到父亲面前。
父亲教他读,“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
”背出来就让他去看会,否则不准去。
这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了鲁迅的头上,他读着,强记着。
太阳升得很高了,鲁迅才有把握走进了父亲的书房,梦似的就背完了。
父亲这才答应让他去。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
工人们把他抱起来,仿佛在祝贺他的成功一般,但鲁迅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这一切对他都失去了意义。
这篇文章描述了儿时父子之间一场微妙的冲突,“我”对五猖会的热切盼望和父亲的阻难,表现了父亲对儿童心理的无知和隔膜,含蓄地批判了封建思想习俗的不合理。
鲁迅说出了孩子在父母毫不顾及孩子心理时的无奈和厌烦。
在封建统治的社会中,鲁迅生在一个县城里的家境小康的读书人家,遭逢社会变革和家庭的日渐败落。
鲁迅被包围在这种黑暗封建的家庭风习和社会现状。
鲁迅的童年,许多来自儿童的玩性,天真的稚气都被抹杀了。
我们的大人,真该反省反省了 读后感 我读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后,十分羡慕鲁迅先生在百草园度过的美好时光。
文中充分描写了百草园给鲁迅先生的童年带来的无限乐趣。
“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光这些景色,就让鲁迅先生百玩不厌。
百草园这个乐园仿佛会让读者恨不得马上去那儿饱饱眼福呢
文中的长妈妈还给鲁迅先生讲过一个关于美女蛇的故事。
故事告诉我们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然而这个故事给鲁迅先生有了些“后遗症”。
鲁迅先生从此在夏夜乘凉时,总有些担心,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
这合理的写出了鲁迅先生年幼时害怕的心情。
当鲁迅先生要到上学的时候,家里人将他送到三味书屋,也就意味着鲁迅先生要和他的蟋蟀、覆盆子、木莲等……要说拜拜了。
进了三味书屋,鲁迅先生开始了乏味的学生生涯,“每天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这便是鲁迅先生的生活。
尽管如此,鲁迅先生还是经常和同窗们出三味书屋后的一个小园玩。
虽然能折梅花、寻蝉蜕、喂蚂蚁,但人去多了,时间久了,就会被老师叫回来,继续读书,这远远不及在百草园的自由、快活。
这篇文章不仅用百草园的自由快乐同三味书屋的无味作对比,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向往自由的心情,而且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回忆,表达了鲁迅先生儿童时代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天真、幼稚、欢乐的心情。
鲁迅读后感 这篇文章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当时就社会庸医的无能,他们明明知道病已经没法治了还故意蒙骗,看似开的是神丹妙药,其实就是故弄玄虚,使用障眼法,对病是没有一点疗效,搞得家人东奔西走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并且对治病只是忙于应付而草草了事,给人看病都只为的是那些身外之物——金钱。
那时的社会就像鲁迅的父亲一样病重了。
落墨的部分是很令人惊诧的。
“名医”居然对临之将死的人说“不要紧的”果不其然治死了人,却仍然提笔写下百元的药方为死人服下。
荒唐
而那主人仍旧很客气地送他出门。
鲁迅前辈真的是很伟大,所以,我便要推翻第二段对网站上的事发表的观点了。
从这篇文章——根据看得懂的文章分析,鲁迅前辈不是那种使劲骂的人,我觉得,他只是通过大量的讽刺而让人们认识自己的错误,例如这个事件,骂了么
找不到骂人的词语。
所以,鲁迅前辈是那种很厉害的人——批判家(好像是这个词),用俗话说,就是骂人不带脏字,不过,鲁迅先生比这还高一些,他是为了民族的崛起而批判,全是出于公心。
我只能深深地在他身后的风尘里鞠躬了。
“名医”的贪财便如山峰般“屹立”。
接下来,就是“名医”用大量杂乱的药治了鲁迅前辈的父亲两年,没有医好,就介绍别人来医治。
“名医”的形象如雕刻般越刻越深,为了保全名声不顾病人的死活。
唉,我只能叹气。
不过,这种人值得为他叹气么
算了。
也许,这位才是名医。
可惜,这位又是“名医”。
依我看来,他满脑子装的不是学问,而是借口。
尤其是最后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医能疫病,不能医命,对不对”,好小子,有一个推卸责任的泥鳅,居然还有颜面问“对不对
”再看看他们用的药:河边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一对蟋蟀、旧鼓皮制成的败鼓皮丸。
看到这里,我已经快说不出话了,也只能向老牛喘月一样扑哧扑哧地大口地喘气。
鲁迅似乎就是在呐喊着,对当时封建、腐败的社会作批判
而现实社会中这种现象也不少见。
对于社会上游荡、坑蒙拐骗、我们要与他们斗争到底
并从小懂得追求真理、学会揭穿丑恶事物的本质、辨明是非,并呼吁大家、广泛宣传、共同促进精神文明的时代进步
鲁迅前辈,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人。
对于他的文学功底,不是我最钦佩的;而他那大无畏的精神和满怀为国的火红的心,是令我崇敬的。
鲁迅前辈也是人,然而他不甘做一个平常的人,他不愿在沉默中死去,而愿意在沉默中爆发。
他像一道雷鸣闪电,炸醒了沉睡的人们,震惊了后人的我们。
读后感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散文,是《朝花夕拾》一书中第八篇文章。
介绍了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为追求新知识,离家求学至出国留学的一段生活经历。
文章从作者切身感受出发,写出了进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的影响。
第九段中说城中唯一的一所中西学堂也成了“众矢之的”。
这也的确说明了封建旧思想的根深蒂固,人们对新思想的不了解、不认同。
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在雷电学堂求学时,校长出了个《华盛顿论》的文题,国文老师竟不知华盛顿是什么。
这也足见当时人们头脑之古旧、思想之老化,人们对新思想的不接受与排斥。
这样的老师,岂不是要耽误学生的学业吗
我也很痛恨那些所谓的“中国通”、“支那通”,对中国悠久文化的曲解。
他们简直是对华夏文化的污辱。
当然,那些奇谈怪论是肯定永远不会被我们所接受,也永远应该去抵制的。
文中最有趣之处当数要去日本留学之前的那两条所谓的“经验”,简直是一堆废话,没有一点可用之处,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当时对一些外国事物的误解。
后面的几段中,也写出了当时一些新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和老一辈对学习新知识的不支持。
《琐记》可以说是哪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很好地写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是一篇不错的回忆性散文。
《藤野先生》读后感《藤野先生》回忆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期的生活,记叙了鲁迅与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离别的过程和对他的怀念。
鲁迅初到东京时,看到的是清国留学生在饱含中国人的耻辱的上野公园的樱花树下的身影,听到的是留学生们傍晚学跳舞的喧闹。
这让鲁迅甚为厌恶,也正是这样,他去了仙台,在那与藤野先生相识。
藤野先生的衣着模糊,他为鲁迅添改讲义,他就正解剖图,他关心解剖实习,他了解中国女人裹脚。
在这一个个片断中,我看到了那个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藤野先生,那个对鲁迅关爱有加,毫无民族偏见的藤野先生,那个对科学严谨求实的藤野先生。
这样一位有着高贵人格的老师,也难怪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它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藤野先生》也同样记录了鲁迅的心路历程,学医救国到弃医从文的转变,表达了鲁迅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
在鲁迅留学日本之时,是“风雨如磐暗故园”之时,也是鲁迅个人处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时期。
他曾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但从匿名信事件、看电影事件,中国人的麻木不仁中,鲁迅才深刻地认识到,学医可以拯救人的身体,却不能拯救人的灵魂。
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强健,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
”范爱农读后感《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用平凡又朴素的语言,记叙了他曾经在茶馆认识范爱农的事。
先抒发自己对他的憎恶,为后文写对他的亲切友善作铺垫。
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十分到位,朴素却又不失精练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鲁迅先生对死难者的同学们的一种同情,一种责任感。
文中谈到,开始时,两人并非朋友,甚至几次争论过。
但作者回国后,两人再次相遇,就由“敌”转友了。
从此以后,他们几乎成了挚友。
接着,又是一次偶 然的机会,使他们成了同事。
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作者与范爱农因工作的原因分别了。
最后,范爱农生活越来越拮据。
一天晚上,在醉酒之后,范爱农失足溺 死于河中。
文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对光复后的绍兴换汤不换药的描述。
这其实已埋下了范爱农悲剧的伏笔。
鲁迅对范爱农没有一句正面的赞扬,只是从他的神情“那 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从他的行动“实在勤快得可以”表现了革命后的范爱农心情愉快的一面。
但范爱农心里产生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鲁迅其后又用了 很多笔墨写光复后绍兴的现实,其实就是在探讨造成他的朋友悲剧命运的原因。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他的内心是痛苦、悲凉的。
朝花夕拾的读后感 不少于500字~ 只要不是从别的地方复制过来的就行~ 会加分。
拜托叻, 3Q~
鲁迅的文章有很多,《朝花夕拾》其实是原来在《莽文》发表的文章合在一起的散文集中。
开篇10个故事,各个故事短小精悍,写出了他的立意,从字里行间透露出鲁迅想要表达更深层次的东西。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用平凡又朴素的语言,记叙了他曾经在茶馆认识范爱农的事,先抒发自己对他的憎恶,为后文写对他的亲切友善作铺垫。
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十分到位,朴素却又不失精练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鲁迅先生对死国难者的同学们的一种同情,一种责任感。
范爱农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他其实也有是有一份爱国的心的,但就是在长期的压抑中,让他们没有办法说出口,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鲁迅在文中回忆和悼念了青年时代的挚友范爱农,从初期的争锋相对,到两人有共同的话题。
写了闰土,阿长,父亲和藤野先生,还写了那个自私自利,多嘴多舌,喜欢使坏的衍太太。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很多篇幅里写了儿时的种种,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
但在写童年生活时,还是用了许多鲜亮的文字记叙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描写。
在《朝花夕拾》中,从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反映出了他们不同态度,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人的解放”的愿望。
以前看这类书比较少,难免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存在,想象为一些形散而神不散的批判性小说,实际上也不全是,我还是喜欢《朝花夕拾》这种风格的小说。
除了鲁迅批判当时的旧社会现象外,有很多都是鲁迅小时候的生活,真实的描写了鲁迅小时的情景。
小说非常吸引人,也深受感动着,如今的社会,社会不平需要批判,但生活很多时候是要靠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坚强的学习生活,在顺境、逆境中找到自己道路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