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怎么理解
被杨康捅死的。
原因是当时欧阳克为了让郭靖走火入魔而轻薄穆念慈和程瑶珈，结果杨康进来了，逮到个机会暗算了欧阳克，太让我生气了……决定赞成 “姐姐劫机”的看法，欧阳克绝对爱的是黄蓉
<<世说新语>>中如何体现清谈的
《世说新语》中的清谈 （转自国学论坛，原作者：静玄子）《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年间名士文人的言行风貌，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和士大夫阶层的生活。
其中关于清谈的记载很多，可以说清谈正是名士风度的标志之一。
本文拟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清谈的梳理，从一个侧面展现所谓的魏晋风度。
1，清谈之含义 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什幺是清谈。
清谈，在《世说新语》中称为清言、谈玄、共论、共谈、讲论等，内容主要是玄学，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研讨辩论的风气。
清谈起源于东汉的太学清议。
它是在东汉的桓、灵之世产生的。
当时皇室腐朽，宦竖擅权，致使朝政日非，生灵涂炭。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可见当时清议是以品评人物，议论时局为主。
但到了晋以后，情况却不同了。
像鲁迅先生指出的： 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
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
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治，而一变为专谈名理。
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
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六朝志怪与志人》）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可见清谈既可以全身避祸，又是名士风度的象征，可以借此提高身价。
而《世说新语》就是这样一部“清谈士全集”（陈寅恪语）。
2，清谈之内容 清谈的内容和范围颇广，共同特点是远于人事，作抽象的思辩，这和儒家的务实精神大异其趣。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⑴有关三玄 所谓三玄，指〈易〉、〈老〉、〈庄〉。
颜之推〈颜氏家训 勉学〉：“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 提到〈周易〉的地方有：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
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
」（文学29） 桓温讲周易，每天说一卦。
简文帝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
他认为卦有难易之分，不应该作机械的规定。
从这一则记述，可见当时讲论〈周易〉风气之盛。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
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
」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
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
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
一坐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
（文学56） 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郑玄〈易赞〉）。
孙盛在这里即持“变易”之理，却不是著名辩论家刘真长的对手。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
」答曰：「易以感为体。
」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
」远公笑而不答。
（文学61） 这里以阴阳感应来解释所谓易体，带有玄学色彩。
远公的“笑而不答”甚至有些像后世禅宗的风度。
关于老庄的讨论则更多，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清谈正是以老庄为本，儒学、佛学在当时都打下了老庄思想的烙印。
从文学创作上也可见其影响，所以有如下的批评：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传。
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钟嵘诗品 总论）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
（〈宋书 卷67〉）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物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 明诗） 〈世说新语〉里很有一些为老庄作注的记述：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
」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文学7） 何宴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文学10）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
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
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
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文学17） 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流传至今，其它淹没无闻的注本当复不少。
也有关于当时人读老庄的记载：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文学63） 诸葛宏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
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
」宏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文学13）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
」（文学15） 第一则说明道德经是殷仲堪的日常读物，第二则讲诸葛宏读老庄以后谈锋大进，可见老庄是当时人清谈之本；第三则讲庾子嵩不读庄子，正反衬出读庄子的人之多，因为他的异类行为，被记述下来。
不读老庄的也因为言似老庄获得赏誉：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
是谁辈
」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赏誉21） 如果是能言老庄的，就会因此得到极高评价：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 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赏誉26） 对于〈老子〉的讨论，集中在“有无之辩”： 汤用彤先生说：玄学者，辨有无之学也。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可见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
有无之辨涉及到宇宙本原问题，是玄学之本。
关心宇宙本原是哲学思考深入的表现。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
」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 所不足。
」（文学8） 从这一则可看出当时一般人信奉老子以无为本的宇宙观，所谓“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40章〉）。
这里何晏未必真的认为孔子比老子高明，可能只是在言辞上标新立异。
也有标举“有”的，如裴頠：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
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文学12） 裴頠之后，又有郭象的“无无论”。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 《庄子》是当时最热门的读物，《世说》涉及《庄》理最多： 《庄子 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
支道林在白马寺，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
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
后遂用支理。
（文学32） 支道林作为和尚，能另立新解，可见其对《庄子》造诣颇深。
这里能看到佛道的融合，可以说，在当时即使是佛教徒，如果不懂老庄，也难在上层社会立足。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
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
」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
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
须臾支退。
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
」因论庄子逍遥游。
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
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文学36） 王逸少本来是反对清谈的，也不禁被支道林的才藻吸引。
而支讲论的正是〈庄子〉。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
」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
」正得鱼父一篇。
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
于是四坐各言怀毕。
谢问曰：「卿等尽不
」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
」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
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文学55） 名士雅集而讲论庄子，也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
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
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
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
」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
」乃至四番后一通。
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
」叹为新拔者久之。
（文学62） 这则是讨论〈齐物论〉。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
」客曰：「至。
」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
」于是客乃悟服。
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文学16） 这则是论〈庄子 天下〉篇“旨不至论”。
老庄在当时既然有这么大的市场，那么佛学、儒学受到其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时候名士们喜欢的一个论题就是“老庄与圣教异同”： 阮宣子有令闻。
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
」对曰：「将无同
」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
世谓「三语掾」。
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
」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于一
」遂相与为友。
（文学18） 阮宣子居然凭借三个字得到了官位，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掾”。
他认为儒道是相通的，正符合当时的思潮，难怪因此有官做。
阮宣子也算是高明的投机者了。
〈世说〉所载的喜言佛理的玄学家有谢安、殷浩、孙绰、孙盛等；所记僧人，据汪藻〈世说叙录〉卷目所列，有支道林、竺法深、僧意、佛图澄、尸黎密（高坐道人）、康法畅、康僧渊、提婆、道安、慧远等十九人，佛理涉及到“三乘”、〈小品〉、〈维摩诘〉、〈阿毗昙〉等。
可见兼通佛道的名士不少。
⑵，有关三理及才性四本 所谓三理，是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文学21） 稽康〈声无哀乐论〉认为“声音”和“哀乐”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名实有别，“声音”为客观事物，“哀乐”为主观情感，“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发，则无关于声音” 〈养生论〉提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观点。
还说：“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必有矣。
似特受异气，秉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
认为神仙实有，但一般人达不到。
认为“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提出养生的重要。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提出“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
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不得相与为二矣。
苟其无二，言无不尽矣” ，发展了《周易》的“言不尽意”论。
关于才性四本，据《魏志》记载： 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
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
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
文多不载。
（《世说 文学》刘注引《魏志》） 可惜各派具体的言论没有流传下来。
种会综论了这四种理论，撰成《四本论》。
《世说》也有记载：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文学5） 专精才性四本的《世说》中提到殷浩：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
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文学34）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
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
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辄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
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文学51） 殷仲堪则以不解四本为憾：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
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文学60） 3，清谈之评价 清谈在当时自然是评价颇高，看看《世说》政事门的简略和言语、文学、赏誉门对清谈记述之翔实，就可以知道。
魏晋时崇尚老庄思想，讲究无为而治，不以能吏为尚。
王导的话就很有代表性： 丞相末年，略复不省事，正封箓诺之。
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政事15） 王夷甫更是以清谈为天下所宗。
手挥麈尾，侃侃而谈，丰姿秀美，论辩精彩，这是当时大多数人向往的境界。
不过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政事门中也记述了不喜清谈的实干家，如何充。
王羲之对清谈也有所批评：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
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
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言语70） 后世则一般持批评态度，说“清谈误国”，这就有些矫枉过正了。
平心而论，清谈虽然导致浮文妨要，不理实务，但不能把晋亡的责任全推在清谈上。
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清谈受到更激烈的攻击。
如宋南渡之后，诗人陆游、词人辛弃疾都写下了指责清谈的作品: 夷甫诸人骨作尘，至今黄屋尚东巡。
度兵大岘非无策，收泣新亭要有人。
薄酿不浇胸垒块，壮图空负胆轮囷。
危楼插斗山衔月，徙倚长歌一怆神
(陆游《夜登千峰榭》)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夷甫诸人，神州沈陆，几曾回首。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
对桐阴、满庭清昼。
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辛弃疾 《水龙吟》） 但这里更多的是借古讽今，隐晦地表示对当权派和时局的不满。
在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眼里，清谈也是被抨击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
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日知录》卷13“世风 正始”） 余嘉锡先生赞同顾炎武的观点，他作《世说新语笺疏》正是处于抗战时期，当时更需要激扬民族大义的议论。
但是任何事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因为清谈的害处将其一笔抹杀。
清谈之风的盛行在当时有利于政治稳定，调和矛盾。
东晋在北方征战杀伐不断的时候保持了相对的安定，清谈应该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清谈本身也有其审美的价值。
魏晋人轻裘缓带、挥麈闲谈的风度，论辩叙致、辞令声调的优美，千载以下，仍让人想望不已。
清谈对我们最大的贡献乃是在哲学史上，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 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 玄学是清谈的主要内容，清谈正是推动玄学发展的手段。
五石散是什么
左宝贵（1837－1894），费县地方村（今属平邑）回著名爱国将领，民雄。
左氏一族，世居齐河，清乾隆年间迁入费县地方镇，靠租种土地和做小买卖维持生计。
左宝贵兄弟3人，父母早亡，他带领两个弟弟流浪江南，靠摆地摊补鞋度日。
1856年，左宝贵携带两个弟弟应募从军，编入江南军营，开始了戎马生涯。
他随清兵转战大江南北，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受到重用，累升千总，都司、游击、参将、总兵、记名提督，成为清廷高级军官，乡人称他“左军门”。
左宝贵为人“贵不忘本，富而好施”。
他当总兵后曾回家省亲，在村外下马徒步行走。
当村中老人按制喊他“左大人”时，他连忙制止，说：“在家是乡邻，老人面前我是小辈，还是叫我小名左盒吧
” 左宝贵当官后在费县城东北买地建宅一处，即“左家王庄”。
又在城里建城宅一处（死后更建为宫保第）。
左宝贵是回族人，他屡次捐资修复地方村清真寺，前后计有700两银子。
东北、江南等地清真寺也得到他热情捐助，受到父老乡亲赞扬。
左宝贵出身贫困，使他深切体会到老百姓苦处。
他驻军一处，即能为百姓兴利一方。
光绪元年以后驻兵沈阳，在当地设栖流所，建育婴堂，办牛痘局、字纸局，捐助受灾民众。
他还关心民间教育事业，曾在营口海神庙、沈阳练公所南北寺等地设立义学，劝诫孩子入学认字。
他在练军讲武之暇，常“轻裘缓带，亲临学校对学生进行考课，温文尔雅有儒士之风”，至今当地传为佳话。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集左宝贵等五路大军增援朝鲜，反击日本侵略军。
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不听左宝贵等人劝告，致使清兵坐失良机，平壤城陷入日军重重包围。
9月12日，叶志超召集众将， 提出弃城逃跑的主张，左宝贵拍案而起，愤怒地说：“谁怕死自己走，我誓与平壤城共存亡
”并当众把企图逃跑的士兵斩首示众。
叶志超不得不放弃逃跑打算，内心却对左宝贵怀恨不已，派他防守平壤城东北及北面的牡丹台、玄武门一线。
这里位置重要，是敌人重点进攻地。
14日，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北门，左宝贵镇静自若，站在城门楼上指挥火炮还击。
自晨至午，打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敌尸体狼藉，不能越雷池一步。
下午，日军兵力大增，猛攻制高点牡丹台。
守军弹药不足，向统帅叶志超求援，竟遭到拒绝。
危急之际，左宝贵亲自去找叶志超，要求给以援助，叶志超连连冷笑，诡称无兵支援，竟然见死不救。
左宝贵见叶志超不顾大局，慷慨激昂地说：“大敌当前，应同仇敌忾，宝贵食君禄，尽君事，誓与日军决一死战
”愤恨回到阵地，同敌浴血奋战。
由于弹药不足，人员伤亡，牡丹台终于失守，玄武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
左宝贵见情势危急，下定了与平壤城共存亡的决心。
他两眼闪着怒火，穿上清廷赏赐的黄马褂，头戴双眼花翎，站立玄武门城头，激励官兵奋勇杀敌。
日军军官在望远镜中察知他是高级指挥官，令炮兵瞄准射击，连串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部将见主帅处境危险，劝他下楼暂避，被他斥责。
众亲兵强挽他下城，他又奋力挣脱，复立城头。
这时垛口炮手牺牲，左宝贵赶上前，亲燃大炮，连向敌人射榴弹30发。
亲兵见主帅临危不惧，均奋力抗敌，舍生忘死。
忽然一块弹片穿入左宝贵右肋，立时鲜血染红战袍。
他依然屹立城头督战，继又胸中一弹，喉中一弹，终于伤重倒地，壮烈殉国。
身居内城挟妓作乐的叶志超闻听左宝贵战死，平壤北门陷落，急忙下令撤出城外，连夜逃跑回国。
左宝贵是甲午战争中清军高级将领血战沙场，壮烈殉国的第一人。
左宝贵牺牲后，9月23日，清廷明降谕旨，准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议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赠太子少保衔，予谥忠壮。
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县人，从军之后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
由于他治军严谨，作战勇敢，被誉为西北军的“五虎将之一”。
1933年初，侵略成性的日寇又出兵侵占我山海关，随即在空军配合下长驱直入我长城一线，宋哲元得令后立刻率领军队，奋勇投入到抗击日寇的长城战役。
从3月9日到4月13日，二十九军将士在喜峰口歼敌3000有余，于是一场时称“喜峰口血战大捷”的战绩轰动了全国。
然而日本军阀们并没有就此罢休，其侵略行为反而变本加厉。
1935年夏秋之交，宋哲元派副军长秦德纯去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华北局势，并请示机宜，蒋介石却说：“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
大概是鉴于宋哲元率军在喜峰口杀敌的的声威，便硬派他担任该委员会委员长。
使宋哲元及二十九军陷入了极为难堪的境地。
1937年7月6日，日寇便迫不及待地向芦沟桥和宛平城发动了进攻。
这时二十九军司令打破蒋介石“不准抵抗”的禁令，打响了全国反击日寇的可贵的一枪
芦沟桥抗战枪声打响之后，宋哲元将军便命令师长以上的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战斗之激烈，士气之高涨，实属空前。
正当日寇步步向我腹地进攻之时，1938年3月，宋哲元却被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失去了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对时局深为忧虑，终日郁郁不乐，于是年9月突患肝病，病情日渐恶化，于1940年3月回到其夫人常淑青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
将军在弥留之际，勉励他的老部属“努力奋斗，收复失地”
4月5日，宋将军终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4岁。
噩耗传出，举国悲恸。
正如朱、彭两老帅在挽联中所说：热爱祖国“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于九泉”。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
陆军上将第一三二师师长。
幼从师习武，精通拳术、兵器。
1914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旅长等职。
在湖南常德驻防时，曾单身打死一只下山伤人的猛虎，被人称为“打虎将军”。
1936年1月，被授予陆军中将。
1938年7月28日于北京南苑壮烈殉国。
1938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市唐元村人。
陆军上将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
1911年考入天津法政学校，次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
1914年，他投笔从戎，入冯玉祥西北军。
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并先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市长。
日本人说，他是中国第一位男子汉，他们冠以张自忠“现代关公”和“活关公”的称号。
中国老百姓也美称他为“活关公”。
1937年11月，张自忠任第五十九军军长。
第五十九军原冯玉祥西北军旧部。
他对部众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 1938年，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
1938年3月号称日寇“铁军”的板垣师团一路突进，兵临鲁南军事要地临沂城下，以优势兵力围攻守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的5个团。
庞部与敌血战数日，渐感不支。
张自忠亲自率部出征，一昼夜强行军180公里以解临沂之围。
张自忠以攻为守，主动出击。
14日凌晨，张自忠指挥全军暗渡沂水，向日寇“铁军”的精锐第5师团右侧背发起攻击。
他抱定拚死的决心，曾致电鹿钟麟：“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
”日本第五师团被迫放弃正面攻城，转对五十九作战。
双方展开混战，五十九军与日军短兵相接，往来几个回合，几度与形成白刃战。
战至16日战区认为五十九军伤亡过重，建议撤退。
但张自忠坚持再打一天一夜。
他说：“我军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大。
敌我双方都在苦撑，战争的胜利，决定于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
既然同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用精神和血肉拼命干一场，不打败敌人誓不罢休
”16日夜10时，五十九军向敌发起空前猛烈的攻击，雷霆万钧，大地震颤。
拼杀至17日凌晨4时，五十九军胜利攻克日军全部主阵地。
同日庞炳勋抓住有利战机，率部猛袭日军侧背，有力地配合了五十九军的正面攻击。
18日张、庞两军从东南西三面夹击日军，经过三昼夜战血战。
日寇“铁军”精锐第5师团终被击溃，残敌大部窜逃。
在山东临沂战役中，张、庞两军共歼敌4000余人，张部消灭了3000多人，其中包括第十一联队长野裕一郎大佐、年田中佐和一名大队长。
蒋亲自致电，嘉勉。
有资料说：“日军以载重汽车运回莒县尸体约一百余车。
敌在汤头、葛沟屡次焚化尸体，来不及运回者、就地掩埋者达七八百具。
” 从3月14日至19日，五十九军伤亡4482人，其中军官伤亡199人，全军可战之兵仅有1．3万人。
成建制战死者有独立26旅678团第2营，113旅226团第6、第10连，114旅227团第12连。
张自忠心情沉重的说：“多年患难的弟兄们为国家牺牲了，这心里的难过，真比油煎还狠
但我相信，我领导他们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虽死犹荣
军人报国，此其时也
说不定哪天我张自忠也会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这是一个军人在国家危难时应尽的责任。
” 王耀武，字佐民，1904年生于山东泰安，陆军中将，是抗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也是山东籍国军里最著名的，有“三李不如一王”之说，三李，乃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也，皆为黄埔一期，国军高级将领。
王耀武在抗战中参加了正面战场很多次大规模会战，功勋卓著，由师长步步擢升，40岁就成为陆军四个方面军之一的指挥官，多次受到政府，军队和媒体的嘉奖和赞扬。
王为人谦虚谨慎，与士兵同甘共苦，制军严谨，所指挥过的各级部队都训练有素，均堪称国军精锐。
著名的74军（战后改编为整编74师）就是在王手中成长为国军最精锐的部队，王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指挥该军，将顽强的意志和忠勇精神灌输给该军。
王耀武所部无论在防御还是进攻作战中都能表现出不屈的斗志和卓越的战术能力，获得了“抗日铁军”的光荣称号。
到战争结束时，王耀武已经完全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将领，担任了长衡地区的受降长官，此为军人之无尚荣誉。
王耀武出身贫寒，幼时与母亲相依为命，读过10年私塾，19岁开始做工，先后在天津，上海当工人和店员。
在年轻时意识到当时中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军队才有希望，乃决心考入黄埔，私下苦读数学物理等近代自然科学，1924年底顺利考入黄埔3期。
1926年毕业任排长，因东征战功，不久升任上尉连长。
王所部纪律严明，深得上司何应钦，刘峙等赏识，晋升很快。
1928年北伐军经济南时遭到倭国挑衅，发生济南惨案，王耀武时任营长，坚请留在城内与李延年团死守，被上级拒绝，含泪而去。
1932年参加第四次围剿江西红军的作战，任32旅一团团长，实际上辅佐旅长指挥。
该旅奉命坚守江西军事重镇宜黄镇，遭到红军围攻24天，蒋介石曾命令该旅撤退，但是王说服旅长坚守，战后其向蒋介石指出，若撤退必遭红军伏击，切此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可能全线动摇，再夺取必伤亡惨重，为此开始受到蒋介石赏识，升补充第一旅少将旅长。
1933年，王耀武所部击溃了方志敏的红十军主力，包括寻淮周在内的红军多名高级将领阵亡。
1936年王升任51师师长。
1937年凇沪会战爆发，已经在内战中显示了指挥才华的王耀武自然被委以重任。
奉命防御吴淞口附近的阵地，阻止倭国从海上登陆。
51师不但守住阵地，还巧妙运用夜战，多次组织夜袭，击毙两名日军联队长，王耀武因功擢升中将，当时的媒体多次报道了王耀武所部的事迹，并刊登其照片。
战后74军成立，其51师成为该军主力。
1938年先后在兰封战役和万家岭大捷中重创日军，升副军长。
1939年，蒋在重庆召见了王耀武，给予表扬，并任命其为74军军长。
是年9月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占领赣北重镇高安城后，司令部立即投入了74军，王耀武指挥了反包围战，三天就收复该城，获得上级机关的赞誉。
1941年上高会战，国军以三道阵地迎击日军，74军配置在第三线正面，担任反击任务，在会战中首先承受了巨大压力，不顾重大牺牲守住阵地，为会战胜利做出关键作用，最后发起反功，毙伤敌少将指挥管以下15000人。
因此74军获得了军队最高荣誉“飞虎旗”和“抗日铁军”称号，王耀武本人也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此后他还参加了两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表现出色，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王耀武率部对日军进行了巧妙的侧背攻击，大胜，升任29集团军副司令兼74军军长。
1943年11月的常德会战，日军以7个师团猛功常德，74军57师坚持16天，弹尽粮绝，被迫撤退，王亲率51师发起反击，激战6天收复该城，为会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因此战后升任第24集团军司令。
1945年陆军进行了改组，总司令部下辖4个方面军，王耀武年仅40岁就超越很多资深将领担任了第四方面军总司令。
5月他以方面军司令身份指挥30万大军进行了湘西会战，当时日军以6个师团进犯芷江（中美空军在中国最大的基地，大批轰炸机，运输机和战斗机），王在雪峰山地区重创日军，歼灭28000人，取得大捷。
1945年9月倭国投降后，王担任长沙衡阳地区受降长官，接受了倭国第20军司令的指挥刀 李玉堂(1899～1951)字瑶阶，广饶县大王镇大王桥村人。
1924年，李玉堂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陆军一师二团任见习官，因作战英勇，后连续升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玉堂被任命为国民党陆军第八军军长，驻守江西。
1939年，率部在武宁附近的棺材山阻击日军，死守阵地，全军立战功，国民党抗战总部授予李玉堂部“泰山军”称号。
不久，该部改为第十军， 李仍任军长，奉命驻守长沙。
1939年10月～1942年1月，日军集结兵力，三次进犯长沙，李玉堂率部给予沉重打击，取得抗战史上闻名中外的三次长沙大捷。
此后，李玉堂先后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海南防卫副总司令、第一路军司令官兼三十二军军长等职。
驻海南期间，中共通过关系策反李玉堂，李接受共产党的条件举行起义。
因交通中断，李玉堂未及时接到中共关于起义的指示，解放军已占领海南岛，李玉堂即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
后因叛徒出卖，1951年2月5日，李玉堂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台北碧潭。
1983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
汪雅臣是东北抗日联军高级指挥员。
1911年生，山东蓬莱县人。
家境贫寒，幼年丧父，随母亲闯关东。
“九一八”事变后，他树旗抗日，组织“双龙队”，在五常县南山密林里与日军守备队和森林警察周旋，坚持开展游击战。
1933年春，双龙队被改编为山林队的第4支队，任支队长，率部连续攻打了金马川、向阳山等敌人重要据点20余处。
到1933年底，第4支队发展壮大到200多人。
开辟了五常抗日游击区。
1934年，被推举为各抗日队伍联合成立的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首领，在五常南山群峰之首的九十五顶子山建立根据地，频频出击，有力推动了五常一带抗日斗争的发展。
在斗争实践中，他逐渐地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坚持抗日斗争，打败日本侵略者。
1935年春，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初春，所部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任军长。
同年9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仍任军长。
此后，他率部转战五常、舒兰、榆树等地，沉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
他还积极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曾受到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赞扬。
1939年以后，由于日伪军实行“并屯”政策和不断“讨伐”，第10军的密营被日军破坏，部队失去了根据地，抗战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
部队断粮，他和战士一样以野菜、树皮充饥，坚持抗日战争。
1941年1月29日，在蛤蜊河子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壮烈殉国，年仅30岁。
1955年4月5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暨各界群众以沉痛的心情公祭汪雅臣，对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他的遗骨被安葬在哈尔滨烈士陵园。
马立训是八路军著名的爆破英雄。
抗日战争中，他共参加40余次战斗，完成爆破突击任务20余次。
他苦练杀敌本领，不断革新爆破技术，采用偷爆、飞爆、空爆、连环爆等爆破 方式，炸死日伪军500余人，被誉为“爆破大王”。
马立训，1920年生，山东淄川人，家境贫寒，12岁就到煤窑当小苦工，不久被招募入国民党军当兵。
1940年4月被解放，参加了八路军。
在革命队伍里，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4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战士、班长、排长。
他作战勇敢，机智顽强，屡立战功。
1941年春，他协助战友炸毁莱芜吴家洼据点，炸死汉奸30余人。
1942年7月，在攻打岳家村日伪军据点战斗中，他和战友总结爆破经验，利用军毯扎成炸药包，用手榴弹引爆，炸掉据点，全歼守军。
同年8月，在山东泗水县孙徐战斗中，连续炸毁日伪军4座碉堡，炸死日伪军60余人。
1943年11月，在攻打鲁南柱子村战斗中，执行偷袭爆破任务，当接近日伪军炮楼时被敌发现，他隐蔽在壕沟内，用军帽示形，吸引敌机枪火力，迂回近敌，炸塌守军圩墙和炮楼，为部队开辟了进攻通路。
1944年5月，在攻打山东平邑县庞庄日军据点战斗中，他炸开第一道障碍后，利用有利地形，又主动炸开据点门楼，部队得以迅速通过突破口向纵深发展。
在鲁南天井汪围歼日伪军的战斗中，部队被一座10米高的四层碉堡的密集火力压制，他奋勇冲上去，炸毁碉堡，为部队进攻扫除了障碍。
当年7月，他出席山东军区英雄模范大会，被评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特等战斗英雄”。
1945年3月，在沙沟崖战斗中，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构筑的炮楼在斜坡上，难以实施爆破，他用木棍绑扎三角架，逼近炮楼，将炸药包送至炮楼半腰，冒着守军机枪的扫射，紧紧撑住木架，直至即将爆炸的瞬间才转身隐蔽，一举炸毁炮楼。
同年8月3日，在山东滕县阎村战斗中，他带领突击班执行爆破任务时牺牲。
9月，八路军鲁南军区命名他所在排为“马立训排”，滕县阎村为“立训村”，并在部队开展了“马立训式的爆破运动”。
洪振海，又名洪衍行，1910年生，山东滕县人。
自幼随父亲在枣庄路矿谋生，因生活所迫经常与火车打交道，练就了飞登火车的本领，人称“飞毛腿”。
抗日战争时期，洪振海在党的领导下，发动枣庄路矿工人组建了一支活跃在山东鲁南的枣庄、临城和微山湖一带，威名远扬的人民抗日武装——鲁南铁道大队即铁道游击队，他是第一任大队长。
1938年3月18日，枣庄被日军占领。
洪振海和王志胜、刘景松一齐奔向峄县人民抗日武装驻地墓山，正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同年11月，按照上级“迅速建立抗日武装”的指示，他发动路矿工人建立了一支数十人的秘密抗日武装——枣庄铁道队。
这支精悍的队伍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烽火岁月里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上半年，枣庄铁道队已发展为上百人的抗日游击队，经上级批准，改名为八路军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任大队长，同时上级派来政委加强领导。
在洪振海等领导下，鲁南铁道大队活跃在千里铁道线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他们扒铁轨、炸桥梁，撞火车、截物资，杀鬼子、惩汉奸，护群众、保家乡。
鲁南铁道大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成为一支威名远扬、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部队。
他们的英雄事迹多次在抗日根据地的《大众日报》和《鲁南时报》上刊登。
著名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就是以鲁南铁道大队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中的刘洪大队长，就是以洪振海和他的继任者刘金山为原型塑造的。
1941年12月的一个风雪之夜，数百名日伪军对鲁南铁道大队进行偷袭、“扫荡”，洪振海率部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此时，中共鲁南铁道大队党支部已通过了洪振海的入党申请。
洪振海牺牲后，鲁南军区政治部追认洪振海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马耀南，1902年7月出生在山东省长山县（现淄博市周村区）北旺庄，他7岁上私塾读书，后来进入新式学堂周村高等小学学习。
192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24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
这时，他信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加了国民党。
193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1930年，马耀南以天津学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忿然退席，返回天津，参加了倒蒋（介石）运动。
同年，国民党以亲共反蒋的罪名开除了他的党籍，并下令通辑。
他决定摒弃国民党，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933年，长山县的乡绅们，联名邀请他回本县当了长山中学的校长。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党员林一山到长山中学与马耀南探讨了组织武装抗日的问题，马耀南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先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
此后，由马耀南以教学改革的名义对学校的课程作了调整，革新了教学内容，培养了100余名军事骨干，成立了“长山县抗敌后援会”，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1937年12月24日，马耀南领导和参加了黑铁山武装起义，打响了鲁中地区抗击日寇的“第一枪”，黑铁山起义部队称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为了争夺对第五军的领导权，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派人给马耀南送来委任状，委任他为“鲁北行署抗日纵队司令”。
马耀南把“委任状”摔在一边，愤愤地说：“国民党要我，我可不要它了。
”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和高尚的气节。
仅几个月的时间，第五军很快发展到5000余人。
1938年6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将第五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
同年10月，马耀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盼望已久的愿望。
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指挥部队与日军作战多次，围攻周村镇，破袭胶济路，坚守邹平城，激战李家套、多贤村，逐步积累了作战经验，提高了指挥才能。
在1939年6月的刘家井一战中，马耀南、杨国夫指挥部队，抗击6000余名日伪军的四面围攻，激战竟日，黄昏时分散突出重围。
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800余人，第三支队也伤亡200余人。
1939年7月22日，第三支队行至桓台县牛王庄宿营，次日遭日军突然袭击。
激战半日，马耀南率一部突围转移，在大寨村又受到敌人伏击，马耀南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7岁。
马耀南牺牲后，他的两个弟弟马晓云、马天民也相继在战争中阵亡，解放后人民将三兄弟的遗体安放在周村烈士陵园中，当地人尊称他们为“一马三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