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家天下”观念的政治影响
“家天下”的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书卷上书写了浓厚的一笔，成为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中坚实的一环，被认为是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最集中、最具体的概括，其包括了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肇始于尧舜禹时代的治政理念和治国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天下为家的为官治政理念和官吏管理制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礼记。
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德目，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处处洋溢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治政智慧、道德理念及对为人为官的人生感悟，其中不少是超越时代限制的真理性认识，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但是，在“取其精华”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弃其糟粕”，清醒地看到“家天下”思想中一系列专制独裁的消极要素在法制建设，执政之道和施政行为三方面对当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认真地考虑 “家天下”思想对整个民族的深刻影响，做好适应现代价值的转化工作，促进具有中国特色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早日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面临的第一要务就是加强法治建设，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法治建设必须要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决定中国法治的走向。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人民对于法治的概念一向很淡薄，在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法文化资源可供继承，传统法律基础十分缺失或匮乏，即便法家提出过“法治”的主张，但与真正的“法治”含义相差较远。
法律不过是以维护帝王家天下江山永固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因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如果定位在这种基调上，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而从传统法文化的现代创造性转化视角来看，传统法文化中有着现代法治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与现代法治无法相容的矛盾，如法治的本质要求是控权，而中国“家天下”的文化传统和制度设置却对控权重视不够，“国法”与“家规”在观念上的等同性始终是中国法文化中的缺项。
如此等等对立与矛盾，就注定了抱定“以家治天下”的思想是无法向现代法治跨越或转换的，“一家之法”的传统是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统统抛弃的思想。
但另一方面，中国法治却又必须要走本土化的道路，因为中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底蕴。
“以家治天下”的传统法文化作为一个活的历史连续过程主宰我们数千年之久，现代并未因其是过去的东西而丧失其自身的价值，相反，它还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新的形式获得延续，进而在现代法律文化中发挥新的作用，影响着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面貌。
中国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不在表层的硬件上，而是依赖于国民的自然习性和法观念。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法治现代化决不仅仅意味着引进现代国家的法制，改进立法，制几个法典，设几个机构就能完事，如果对所引进的那个法律的自然演化过程、文化底蕴视而不见，却致力于将其结果“移植”到异质社会中，法律必将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并且也是毫无实际效用的。
因此抛弃“一家之法”的观念却不等同于抛弃整个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大背景。
在中国建构现代新的法律文明秩序应该不止是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法律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对它的重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梳理阐扬传统法文化，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吸纳消化现代西方法文明。
二、“天下为家”与“天下为公” 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传统文化中“家天下”的思想带来了以“天下为家”为准则构建的政治制度，带来了家国一体、父权与君权结合的政治结构。
这一持续千年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以“亲亲”为基础，以“君王”、“国”、“家”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持久凝聚力的精神保障，也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而未中绝的文化动力。
在华夏大地几次处于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之下，在统一的国家基本上不存在的时候，中国文化仍能保存传承，就得益中国有一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它是中华民族重新走向聚合的社会基础，支撑了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
如今，“天下”再也不是“一家之天下”，而是属于所有人民的“天下”。
“天下为公”的思想一由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便取得了广泛支持与响应。
然而，在这近一个世纪里，“为公”的思想虽响彻云霄，却始终举步为艰。
究其原因，便是“天下为家”的执政之道。
正是这种宗法制度原则与君主制度的结合，给现代的政治制度文明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造就了专制的习惯性思维。
“家天下”的家族统治在中国传衍了二千年之久，王朝的更迭往往是新旧家族的代兴与衰亡。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齐家与治国并称，人们能够将齐家术转换为治国策，说明家国一体的互通性质。
从秦始皇创立大一统帝国到晚清帝制结束，一部中国政治变迁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的兴亡史。
有人将中国的廿四史说成是中国的二十四姓的家谱，此话虽然稍嫌过激，但形象地说出专制王朝家天下的实质。
“亲亲”是“天下为家”制度的基础，高高在上的专制皇帝他要控制政权，就不得不依赖政府百官的辅佐，但极度集权制下的帝王大都对臣下有一种天然的猜忌，为了防范异姓势力对皇权的觊觎，古代帝王往往倚重皇亲国戚或身边的近侍奴仆，以制约政府官员，提倡上慈下孝，在权力与财产的分配自然也应用着“亲亲”的原则，对皇亲国戚给予特殊的恩遇。
这种政治体制持续千年，其恶果便是造成任人唯亲的官僚习气，成为当代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巨大障碍。
几千来，中国几乎成为了一个熟人社会，在“亲亲”的原则下，同族、同乡、同门、乃至科考的同年都能唤起天然的亲近感，许多人利用这种种关系资源编制自己的政治关系网络，对上钻营、依附，寻找靠山，对下按亲疏远近分配权力资源，培植私人势力。
人不能尽其所用，物不能尽其所需，积极向上的风气被压抑，社会进步的车轮转动缓慢。
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改变在用人配物原则上形成的不良习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改掉千年的传统习气绝非朝夕之事，需要在思想转变与制度完善两方面一齐发力，将“天下为公”的思想深入人心，把“天下为公”的制度落实到实处，在“内”形成思维习惯，在“外”构成行为准则，彻底根治“天下为家”的关系社会运行方式，使政治环境“公平、公正、公开”，造就整体和谐向上的社会风气，作用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三、“父母”与“公仆” 历史上对“为官之道”的研究是很深刻的，在“家天下”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把官称作了 “父母官”，表示当官的要像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爱护老百姓，表明了“仁治”的施政之道，形成了“以人为本”思想的雏形。
但在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家，掌管国家机器的人是这个家中的父母，是家长，而老百姓则是“子民”——是皇帝大臣的儿子和孙子。
因此百姓要忠于皇帝和大臣，像孝敬父母一样地孝敬他们，而这个父母对子民却享有生杀予夺大权。
由此产生了专制，产生了对民权、民主的剥夺，有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糟粕，造成了在中国“官父母”高高在上地统治“子民”的施政行为并延续至今。
在现代民主的国家概念中，国家则是公器，官员是公民选出来替自己管理国家事务的，因此叫“公仆”。
而这个公仆是否称职，还要由主人——也就是全体公民来考察、任用和监督的，因为有了权利的监督才能有民主，才能免疫腐败与专制。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却养成了“父母官管理子民”，而非由“公仆官服务人民”的施政习惯，而民众也将这种毫无道理的施政方式视为了天经地义的情理之事，由此形成官民之间巨大的等级差便成为了产生施政行为不文明的最终根源。
高高在上的官员们低头俯视那一群对自己惟命是从的民众时，很难再扑下身子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解决施政行为的不文明就必须消除这种由来已久的等级差，就必需要提高民众的主人意识，彻底改变广大人民对官员不文明施政逆来顺受、“不敢说、不想说、不愿说”的思想，让更多的人民加入到“主人”的行列中来。
因此，必须要对权利形成制度性监督与管控。
“主人”如果没有了对“仆人”的管理权，“主人”自身的权益便没有了保障。
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机构，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的议会，被中国宪法规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其至高的地位和最广泛的民主性决定了其在控权上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权力属于全体人民的最好体现。
强化人大作为“公仆管理中心”的职能，将控权与监督制度化，便可将人民的权利凌驾于官员之上。
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对我们的“公仆”放心，才能让“公仆”更好地为“主人”服务。
结束语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是关系到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拥有的宝贵财富和不懈动力，却也有可能是这一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阻碍。
在与时俱进的社会里，我们不得不大步迈过这一道“坎”，这道我们几千年都没有迈过去的坎。
实现政治文明，制度上只要肯学、善变，迈过去很容易，而人民几千年在心里修筑的“坎”却不知何时才能被跃过。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家天下”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到了该重新总结、诠释、扬弃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的政治文明才是“形神兼备”的“文明”，才能做到真的“文明”。
摘自高顿网校,谢谢.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以盛行不衰和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点：（1）社会政治结构的宗法型发展特征，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范式的形成。
其积极的影响是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提倡：、克己待人、，后天下之乐而乐。
注重的培养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消极影响是盲目排外心理等观念的形成，障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2）专制制度的充分发展，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
积极的影响是成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产生的源泉。
其消极影响是培养和强化了国人严重迷信权利、服从权威的心态。
（3）与专制制度的结合，思想上表现为儒法合流，文化上表现为“内圣外王”心态的形成。
其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情感为纽带的文化，它让整个社会有了一种温情，沟通了政治关系和家族关系，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
其消极影响是：血缘亲疏与生俱来，因而等级天注定，造成了民族的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以及强化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
中国古代十大著名诗人
1） 屈原：我国最早的大诗人，名平，字原，战国楚人。
主要诗作《离骚》、《九歌》、《九章》。
（2） 曹植：三国魏诗人，字子建，曹操第三子，封陈王，谥思，现存诗约80首，其中“七步诗”广有影响。
（3） 陶渊明：东晋在诗人，名潜，字元亮。
所作诗文多描写农村景色，以《归田园居》、《桃花源诗》为代表作。
（4） 王维：唐朝山水田园诗人，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5） 李白：唐朝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功居士，存诗990余首，有《李太白文集》。
（6） 杜甫：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后人称杜工部，其诗歌被称为“诗史”，有《杜少陵集》。
（7） 白居易：唐朝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有《白氏长庆集》。
（8） 李商隐：唐末诗人，字义山，以七言律诗见长，有《李义山诗集》。
（9） 苏轼：北宋文学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其诗清新雄放，诗文有《东坡七集》。
（10） 陆游：南宋爱国诗人，字务观，号放翁，存诗9000多首，诗风激昂豪放，有《剑南诗稿》等。
中国古代的“天下”政治伦理观及其现代意义。
求大神解答
1、“天下”就是世界（各国），有所谓“平天下”。
现代意义：天下大事要由世界各国协商解决。
2、“天下”就是（一国）江山，有所谓“家天下”。
现代意义：决不能再搞封建专制，决不再能搞个人崇拜。
3、“平天下”就是实现世界大同、让人们安居乐业。
现代意义：只有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4、“得人心者得天下”。
现代意义：在国内要让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国际上别说“中国的XX崛起”，要说“中国的和平发展”，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国发展得成果。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历程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程中的发展趋势 社会制度（远古---夏朝立）------奴度（春秋末期）---------封建社会制度（战国的正式确立----清亡） 简述； 民族是从原始部落民族上万年的发展直至夏朝建国前是原始社会制度。
而随着夏启建立中国第一个朝代时，奴隶制度也随之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并表示确立直到春秋木末期封建奴隶制度的逐步瓦解。
而封建社会制度在春秋末期的缓慢建立以及在战国制度确立直到清朝的覆灭，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封建社会制度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几乎都是在封建经济最高峰时所创造出来的。
封建社会制度所一直伴随的君主集权制度在封建社会达到了最高峰，同时也对中国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1.发展历程： 战国时期初步形成：法家代表韩非子提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主张；商鞅变法建立县制，初步确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
秦朝正式建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正式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总揽全国军政大权；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地方实行郡县制。
西汉巩固：汉武帝解决了王国问题，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
隋唐完善：创立科举制，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扩大了统治基础，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北宋加强：北宋初年，“杯酒释兵权”解决兵权的问题；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和军权收归中央。
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
元朝新发展：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和对辽阔疆域的管辖，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实行行省制度。
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
明清达到顶峰（衰落）：明朝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
清朝沿用明制，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 顶峰。
评价： （一）双重作用。
积极作用：①有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如：秦朝、清朝前期维护国家统一。
②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如秦朝修筑长城、隋朝开凿大运河。
③在统一的环境下，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又利于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如元朝的民族融合。
消极作用：①专制容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
如秦朝暴政。
②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钳制了思想，束缚了文化。
如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朝“文字狱”。
③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
如明清时期。
2.特点： 1、夏商周时期我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宗法制，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在王位和爵位的继承上实行世袭制；在地方管理上实行分封制；在王族内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宗法制。
2、秦国统一了六国后建立了秦朝。
秦朝创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初期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以皇帝为中心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官位不世袭，实行俸禄制度，由皇帝任免；官职有明确分工，既互相配合，又相互牵制。
3、“汉承秦制”，由汉至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受到制约而削弱；中央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权力不断削弱。
4、明清时期，转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废丞相、设内阁和六部、增设军机处；中央机构的设立和职权完全服从专制王权的需要；废行省，设三司，直接隶属中央，中央对地方控制进一步加强；大兴文字狱，八股取士，思想文化专制不断加强。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发展和加强一直在推动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尤其是皇权的加强，都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次重要发展，最终以清朝军机处的设立作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也发展到了自身的最高点。
详解； 一、原始社会政治制度 原始社会是指17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的上百万年时期。
由于人类在这个时期处于进化阶段，主要活动是找食物求生存，很少政治活动。
原始社会时期分为原始群时期和氏族公社时期两个阶段。
原始群时期，人类社会组织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比较松散，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共同劳动，共同抵御猛兽和自然灾害，共同消费，生活很简单，无政治制度可言。
氏族公社时期，由于人类的进步，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逐渐开始产生具有政治性的制度。
在氏族公社之母系氏族时期，政治制度特点是：妇女在公社中处于支配地位，世系从母系计算，实行共族共财制，财产由母系继承。
历史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政治制度有了长足的进步：男人在公社中处于支配地位，世系从父系计算，实行财产公有制，财产由父系继承。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军事民主制度和禅让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在进步，原始社会财产共有制开始被破坏，产生了私有制，从而中华民族进入了更高的一个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
二、奴隶社会时期的政治制度 中华民族在奴隶社会时期发展了大约1000年（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经过了夏朝和商朝两个朝代，创造了璀璨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特点有如下几方面： 1、王位世袭制度——中国从夏朝大禹传位于子开始，就奠定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的基调——王（皇）位世袭。
王位世袭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件，他标志着氏族公社制度的瓦解，保护私有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已经产生。
2、各具特色的政府组织形式——自从夏朝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后，国家产生了，阶级也产生了，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国家机器必然产生。
夏朝和商朝的国家组织既有相同点又各有特色。
王称天子，王下有百官。
又有法律和刑罚，用于镇压奴隶的反抗行为。
它们的不同在于百官的称呼和刑法的种类。
3、建立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他们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土地私有制，奴隶主统治和剥削奴隶。
当奴隶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周王朝灭亡了奴隶制的商朝，使中国历史进入到封建社会时代。
三、封建社会时代的政治制度 从周朝开始的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了3000多年，既创造过辉煌的成就，也由于其强大的保守势力，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发展的进程，最终落后于世界，导致了百年的屈辱。
在这几千年里，政治制度大同小异，一脉相承。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秦始皇式的法家政治统治——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周公、孔孟仁义之道的思想统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
其总的特点及变化情况论述如下： 1、至高无上的皇帝制度。
虽然周朝的天子自称为王，但实际就是皇帝，皇权是至高无上的。
周王是最高的统治者，他既是中央机构的首领，也是诸侯的共主。
他采取“分土封侯”的宗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相结合的方式来统治天下。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年来，天子称皇帝，仍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最大的权力，既是国家的首领，也是宗族的首领。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2、诸侯分封制。
自从周武王灭了商朝后，把全国疆域分封给兄弟儿孙和功臣开始到清朝鸦片战争为止，历朝历代的帝王为了使自己家族一统万世，都会分封自己的伯叔、兄弟、姊妹、儿孙。
因为分封诸侯导致过很多的内部战争，最终使得从拥有一方统治权的诸侯被削弱为只享有衣食税收权的空爵
3、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制度。
几千来，中国中央机构总的来说是遵行了秦始皇的三公九卿制的模式。
即使是从隋唐开始及其以后的三省六部制也是遵行其道的。
只是结合各自时期统治需要略有变化而已。
秦始皇时的三公：百官之首的丞相；总管军事的太尉；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
九卿：掌管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管宫殿警卫的郎中令；掌管宫门屯卫的卫尉；掌管御用车马的太仆；掌管刑法的廷尉；掌管外交和民族事务的典客；掌管皇族、宗室谱系名籍的宗正；掌管财政的治粟内史；掌管山海池泽税收的少府。
“汉承秦制”，汉朝没有多大改动秦制。
后来汉武帝改革，成立了中朝（内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东汉光武帝对三公九卿制做了大的改动，成立了尚书台，使得三公名不副实，出现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情况。
此后经过魏晋时期和南北朝时期，三公九卿制逐渐向三省六部制过渡，最终在隋朝形成三省六部制，并一直延续到清朝。
其间虽小有改动，但是本质相同，万变不离其宗。
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各省长官为丞相。
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副官为侍郎。
三省六部之官员就如三公九卿一样掌管着全国的一切权力。
4、郡县制。
郡县制开始于秦朝，是商鞅变法的成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开始，两千年来，各个朝代都遵行不悖。
虽然几经变换，从郡县制——州县制、——省府县制，但是这是一脉相承的。
郡县制开始于秦始皇，结束于南北朝之北周。
州县制开始于隋朝，直用到清末。
省、府（州）、县制开始于元朝，延续到清末。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延续着上面的制度。
，表现并不突出，所以不涉及。
三、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儒家学术思想长期影响古代政治制度。
这部分的相关知识，在《历史3（必修）》中有专门的讨论，本课也不予展开。
四、贵族特权和官僚主义采纳哦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简直根植在了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摇。
从“学而优则士”然后“宦海浮沉”乃至最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人生信条，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渗透的痕迹。
“仁义礼智信”的五字箴言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屡见不鲜，从《四书》、《五经》到《千字文》、《弟子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政策几千年来果然被贯彻得很好。
而从历史渊源上看儒家思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可回溯的起点，从儒家弟子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学意蕴。
儒学伦理本体化的内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伦”的思想。
“仁”在《论语》中出现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囊括了他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的美德。
“仁”成了一种广泛伦理的崇高品性。
“中”在古文中指“权”，即称重量的一种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块重物构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杆原理进行操作。
“中”于是就隐喻和象征地指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随机应变、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当然即或使用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庸等等也无不可。
然而，伦理本体化的涵项中加入“五伦”之后色彩可就变了。
“五伦”首先是将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即让“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递、祖宗崇拜、生物遗传、自然法则的时间地理学原则作为伦理的首要条件，再把它泛化为共时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历时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系列以至成为文人甚至所有普通老百姓精神和伦理生活的核心内容。
而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的精神却被异化了。
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难者，但已很难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将自己附加于一种抽象理念，自愿成为其牺牲品。
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对忠臣烈女反复的表彰和倡扬，使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取一个完美的姿态定格于屏幕。
这种情形到明代，可谓登峰造极。
方孝儒对朱棣慷慨陈辞灭十族也不怕何况九族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众多无辜的亲属和学生的生命并不是从属于他
大礼议之争，文官们被当众拖下去扒了衣服打屁股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自己以尊严性命相拚的“正统”的价值何在
如此愚昧的英勇，何其可悲，这种可悲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却又造就了“愤怒出诗人”下的不朽篇章。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如此情感，能让我们不为之忧，为之愁吗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然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
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
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文人“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
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
而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
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
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豁达派的道家思想。
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
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
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豁达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而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然而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两家同源而异流，两家既双峰对峙、势如水火，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而构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阐扬治国安邦之道，为历代官方集团大力倡导和推行，在社会政治和道德领域，成为指导性的正宗思想，又由国家教育体制提供保证，作系统传授和普及工作，奖励儒家经学的研究，读经成为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必修课业，因而儒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声势显赫，居诸家之首。
道家则不同，它重自然无为而轻礼乐教化，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常常对礼乐文化提出尖锐的批评，偏离人伦日用之常，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能成为官方哲学，未能列入国家教育的正式课程，处于在野的状态。
道家人物本不求用世行道，亦无心于扬名不朽，不靠政治的权威，却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潜流，流向社会各个角落，润物而无声。
从表面上看儒显道隐、儒强道弱、儒热道冷，实际上儒道对峙，难分轩轾。
人们常说传统的政治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思想是外儒内道、阳儒阴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
设若中国只有儒家而无道家，中国的文化就会失去一半光彩。
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比较讲求实际，注重现实人生，尊重常识，积极进取，做事情求得通情达理，这是一个方面；但中国人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胸襟开阔，不断地在常识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向往超迈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生命富有弹性、耐受性和持续性，这些特质不能说不得力于道家。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品德，是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的。
就是在政治方面，道家所阐明的驾驭臣民的法术，即“君人南面之术”，也能够与儒家所推重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配合，加强帝王的权力，维护封建统治。
因此，长期以来，道家总是作为一条暗流存在。
儒道两家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始终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正如林语堂所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
在这个执着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孕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寂寞的隐士。
正因为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守取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
而由于两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国，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心理框架。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主要指自商代、西周到甲午战争以前的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产生于夏代。
但由于缺乏信史资料，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般从殷商、西周时期开始。
经济政治背景 夏、商、西周都是奴隶制社会。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奴隶本身，政治上实行奴隶主专政，而创造财富的奴隶却处于牛马不如的地位，生活毫无保障，人身没有自由。
国王是最大的奴隶主，国家机器以国王为中心，形成了君主制。
君主独断专行，对奴隶实行暴虐统治。
奴隶常常被任意杀害，甚至成为奴隶主的殉葬品。
为了摆脱悲惨的命运，奴隶们采取各种形式同奴隶主进行斗争。
这一时期，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奴隶主往往采用宗教和神权的说教对人民进行统治。
春秋末期至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帝制社会。
在帝制社会，为数不多的地主阶级，拥有大部分土地，广大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
在政治上，实行地主阶级君主专制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起以地主绅士为中坚的庞大官僚机构，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
广大农民没有任何参政议政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
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帝制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举行了大小几百次的武装起义。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政治思想的分期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从内容上可划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等 3个时期。
殷周时期 商代、西周时期，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当时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世界观统治一切。
在商、西周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与这种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的神权思想。
统治者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
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宣扬君权神授，宣称国王是受所谓至尊无比和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命来人间进行统治的。
周取代商，给君权神授观念以很大的冲击。
周统治者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
这样，神的一元论逐渐过渡到天命人事并重的以德辅天的二元论。
在周取代商的斗争中，周的统治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保民”、“慎罚”等政治主张，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开始。
（见彩图[河南安阳小屯南地甲骨片，记有主宰人间的“帝”]） 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郡县制社会过渡和帝制社会形成的时期。
封建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逐渐变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日趋瓦解，出现了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
这是一个社会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奉”，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十分痛苦。
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恢复社会秩序，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认识出发，提出救世方案。
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的政治控制不十分严格，社会上没有绝对的权威，言论相对自由。
特别是由于战争年代，各国很需要人才，知识分子的地位较高，因而他们言政议事也较为积极而较少顾虑，形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
当时著名的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说等。
儒家学派 的创始人孔丘幻想回到相对统一、相对安静的西周社会，以周礼为标准统一人们的言论和行动，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
他向各国统治者呼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用“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人民和处理一切人际关系。
他向统治者建议以德治国，以刑辅之，但同时又提出以宽济猛，以猛济宽的治国思想。
他要求人们加强道德修养，遵守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
强调人治，主张“举贤才”。
生于战国时期的孟轲则认为解决时局的关键是实现中国的统一，而只有“不嗜杀人”的仁人才能统一中国。
他发挥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了仁政说，认为“政在得民”，并进一步发挥了西周后期的民本思想。
他的学说被统治者视为迂阔，孟轲之后的荀况肯定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纠正了其不周世用的迂阔之处。
他既主张尊君，亦提倡爱民；既提倡“隆礼”，亦主张重法，并对礼作了系统的发挥；他一方面宣传仁义道德，同时也宣传刑罚法治。
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
法家代表 商鞅、韩非主张富国强兵，提倡耕战；尊崇暴力，强调法治，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任法不任智，提出了“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的观点，否认一切伦理道德，主张用武力进行统一；要求强化社会组织，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
他们还主张绝对君权，宣传独裁政治。
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提倡无为而治，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反对一切法律制度和物质文明。
道家要求人们谦虚退让，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
它赞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尚同，强调把天下的思想统一于天子，统一于天；主张尚贤，即用人唯贤；提倡兼爱，非攻，揭露不义之战的罪恶。
农家学派的党徒们主张君民共耕而食，无上下等级的区别。
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 这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并吸收其他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三纲五常”说发展变化的时期。
这一时期可分以下3个阶段： ① 儒学独尊和儒学神学化，即“三纲五常”说神学化阶段。
秦王朝实行法家政治统一了六国，但把法家学说绝对化，迷信暴力，导致速亡。
汉代君臣和思想家们认为，秦的速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针对当时民生凋敝的情况，他们主张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借以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于是博采道、儒、法诸家之长的黄老之学便应运而生。
黄老之学主张清静，倡导无为而治，对人民的事务实行不干涉或少干涉的政策。
但道家思想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只能在大的政治动乱后起暂时缓解作用，不能作为长期的政治指导方针。
由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统治者虽然不肯完全放弃法家的政治学说，却不愿公开采用法家的主张，因而以温和、稳健、文雅为特征，强调入世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推崇的学说。
经过陆贾、贾谊等人提倡，到汉武帝时，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
董仲舒的儒学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是经过改造的，以儒家学说为骨干，吸取了阴阳家、道家、法家某些思想的新儒家学说。
它在哲学上宣传“天人相与”，政治上宣传“君权神授”，伦理上提出系统的“三纲五常”说，并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到了东汉，新儒学发展成为谶纬神学，蜕化成预卜吉凶的迷信。
② 儒学玄学化阶段。
晋初，国家暂时统一，不久又出现“八王之乱”，随后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南北对峙，征战无已，社会非常黑暗。
由于社会动乱，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知识分子常因言语不慎而遭大祸，社会上形成恐怖气氛，人们不敢鲜明地表达政见，因而出现了提倡道家学说，宣传虚无，主张无为而治的玄学。
何晏、王弼等玄学家通过注释《老子》、《庄子》、《论语》、《周易》等诸子经典，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利用道家思想中的道和“自然”等范畴来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宣传“名教本于自然”，实行儒道结合，儒学被玄学化。
此外，以曹操为代表的法家思想，鲍敬言的无君思想，傅玄的务实思想，《列子》书为代表的纵欲思想等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影响。
③ 儒学哲理化阶段。
隋、唐和两宋仍奉儒学为官方政治哲学。
为了强化儒学的吸引力和控制力，唐朝的韩愈著《原道》，把儒学提到“道”的高度来认识和宣传，给儒学蒙上了一层哲理的色彩。
宋朝的统治者和一些知识分子总结了历史经验，又吸收当时流行的佛教、道教的某些内容，把儒学和佛道结合起来，使儒学哲理化，形成理学。
以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派别，而以南宋陆九渊，以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是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
尽管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哲学观点不同，相互攻讦，但它们的思想核心都是为了维护“三纲五常”，论证皇帝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君权和君主统治秩序天理化。
他们认为凡是同“三纲五常”教条相违背的便是“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此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限制人民的合理要求。
他们还夸大人的精神作用，大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认为只要人的意诚、心正，天下便太平了。
程朱理学在南宋中后期，取得了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地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配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达六七百年之久。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有哪些主要特征
一 要求音乐受礼制约，成为礼乐 孔子在政治上崇尚“先王这道”，主张“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音乐的社会功能）。
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
孔子承认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善”和“美”来评价音乐家，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
推崇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善未尽美的艺术。
孔子认为音乐家可以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
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了“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
二 以“中和”一“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 以“中和”一“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的思想源远流长，遍及各家，儒道以“中和”一“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要求情受德，礼制约，温柔敦厚，要求声“中正和平”，无过无不及。
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批评准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
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家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把音乐家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穷极人生的途径。
三 追求“天人合一”，追求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和谐统一 早在春秋时期，认为乐通天，人，要求以平和之乐使人际关系调和，天下人关系统一的思想已经产生。
《乐记》中的最著名论点：“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等(在《吕氏春秋》中已具雏形)，对后来中国的整个艺术和美学(包括文、诗论)都有巨大影响。
《乐记》阐述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以及美与善的关系问题。
对孔子“尽善尽美”论予以进一步发展。
其中第一次提到了音乐与言语的关系，认为音乐是言语的继续、加工和延伸；歌唱起源于人们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
四 多从哲学，伦理，政治出发论述音乐 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而较少深入音乐的内部，对音乐自身的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作用与娱乐作用重视不够，儒道俩家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