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3读后感王羲之
公元十一世纪，王安石一手发起的熙宁变法，其规模，其力度，前所未有。
他是缩短还是延长了大宋王朝?历史学家们各说纷纭。
王安石富国的理想不能说没有实现，徽宗朝的枢密院大臣安焘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中央和地方）府库无不充衍。
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贯）。
”然而上有国库之丰，“下有钱粮之荒”。
国富导致民穷。
元祜五年，苏轼在杭州给朝廷写调查报告说：江浙一带“家家有市井之欠，人人有盐酒之债。
田宅在官，房廊倾斜，商贾不行，市井萧然。
”次年，苏轼又说：“浙中洲县市井人烟，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成）。
”富甲天下的江浙犹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民欠官债，都是在熙宁年间欠下的。
苏轼做扬州太守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丰年不如凶年。
乡村父老说：凶年节衣缩食，犹可糊口；丰年要交积欠，胥吏在门，枷棒加身，老百姓反而括不下去。
苏轼算了一下，全国有二十万从事催欠的吏卒，等于二十万只虎狼奔走咆哮于民间。
王安石可曾料到如此严重的后果?他一心追随的上下和谐的尧舜时代，是这般景象么?王安石无意害民。
比如初行青苗法，原是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地主豪强，结果适得其反，为什么?后人评价：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
王安石长达十几年的基层经验，也包括他对官吏素质的考察。
他治理州县井井有条，手下官吏，都向他看齐。
可是他忘了，全国三百二十州，官吏素质参差不齐。
大多数官员的智力紧紧围绕着一顶乌纱帽，他们行事只重两点，邀功与享乐。
朝廷、地方各部门，打着“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旗号，绞尽脑汁搜刮民财，“利孔百出”。
这里讲的两个天下，内涵不同，后者只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功利主宰一切的逻辑之下，官风败坏，带坏士风民风。
而北宋皇室高度尊崇的亚圣孟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上下交征（争）利，其国危矣。
”王安石的理财高招，其客观效果，原来是打通刮民脂民膏的各种渠道。
渠道一经通畅，天下人所生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官府。
宋神宗打了几次大仗，国库未打空，各级官员“享国”如常。
事实上仗也没打赢。
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
变革不触动官员利益，是王安石的另一大失误。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熙宁变法干政治这一大块，反不如“庆历新政”，不拿冗官贪官开刀。
财呼呼聚于上，也哗哗散于上。
百姓遭殃。
官僚阶层或明或暗的利益渠道固若金汤。
到徽宗朝，更是奢侈糜烂成时尚。
终于一蹶不振。
宋江，方腊，女真族……在生产力提高的空间非常有限的古代，无限放大财利理念，必然导致这样的结局。
另外，我个人觉得，王安石轻视日常生活，对他的治国理念有不易察觉的重大影响。
他是感性不足而理性有余的，这妨害他看到生滔的细微之处。
他不懂“生活世界”为何物。
道德，风俗，民心，这些维系着国家长治久安的极其重要的柔性实力，在他的视野之外。
苏东坡小他十几岁，却比他看得辽阔而细腻。
动与静，速与缓的辩证关系，他显然欠思考。
钢铁意志，视物如射，形成许多盲点，而“求意志的意志”，又使盲点自动隐匿。
这就麻烦大了。
悲剧不免，无论对王安石个人，还是对天下苍生。
举他写文章为例，欧阳修曾批评说：长干议论而短于感情。
这位击倒过无数对手的雄辩家，情商可能不够发达。
王安石不贪女色不图富贵，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如果他在追慕远古的同时又能按常态生活，宏伟的变革辅之以常识、常情，那么，他成功的面积会增大，失败的可能会减小。
熙宁变法，留给后人无穷思索。
各式议论汗牛充栋。
笔者不揣冒昧归纳两点追问：一、富国还是裕民?二、重财富还是重生活?后者略加辨析：财富的不顾一切的急剧增长，可能付出毁风俗灭道德伤人心的沉重代价，那样的话，财富将与完整的生活世界形成对立。
中国古代的大文人，王安石是唯一影响了国家命运的人。
而北宋也是文人学者成批涌人权力核心的绝无仅有的时代。
读书人的知识储备，决定他朝着为文为官的两个并行的方向。
犹如一台车，换道不难。
北宋文人，已有文人的自觉意识，诗文训练并非走仕途的敲门砖。
史学，文学，哲学，宗教，有独立于皇权的走势。
不过士子们首先考虑的还是人之大欲：先养家糊口，再光大门楣。
杰出的士子以天下为己任，削弱了个人荣华富贵的冲动。
这政治传统，直接是儒家文化的产物。
北宋百年，最为常态。
政治，文化，是二而一的东西。
文化冲动很大程上是政治冲动，反之亦然。
王安石嗜古书，念念不忘尧舜，与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一脉相承。
北宋呼唤尧舜的声音比唐朝更大。
如果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的三种声音能形成合奏，那该是一部什么样的交响曲?性格决定命运，个体的命运又影响国家民族。
介甫与君实，分别是两头插着新旧标签的犟牛。
我个人是相信历史进程中不乏偶然性的。
无处不在的历史必然性，令人怀疑是一种宿命论。
北宋中后期，变革声音大。
王安石生逢其时。
可惜性格因素制约太多，政治团队付之厥如……好像该结束了。
王安石有《临川先生文集》传世，诗一千六百首，词二十余首，文数百篇。
另有学术专著《洪范传》、《字说》、《老子注》残篇等。
诗词多咏古，别呈气象。
作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文风“刚劲峭拔”，和他书法风格、人的风格一致。
他的议论文独树一帜，因精辟而见平和，比之苏东坡欧阳修，有过之而无不及。
读《答司马谏议书》，能留下这印象。
我们来看他偶然写下的小词《千秋岁引》：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
梦阑处，酒醒时，思量著。
安石亦作风流语，可惜风流总闲却。
安石一生付与国事，是否也留下某些个人情愫的遗憾?悖论的是：如果他于个人情愫多一些体验，或许能够由己及人，由人而及于家国，将个体、群体一并纳入他的帝国蓝图。
赵宋王朝早已灰飞烟灭，而历史，永远记住了王安石。
王羲之代表作品有哪些
关于太宗遣萧翼赚兰亭序之谜 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习书者。
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宋代姜夔酷爱，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
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
”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
因此，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据说，永和九年（353）农历3月3日，王羲之与文友、亲族谢安、孙绰等41人， 修禊（一种临水消灾的礼俗）于山阴之兰亭。
饮酒赋诗，王羲之“用蚕茧纸、鼠须笔”乘醉作序，计28行、324字。
酒醒后再写数十百通，均不如原作，乃称“最得意书”， 王羲之将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
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
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 ，唐太宗骗取《兰亭序》，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
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
唐人记载兰亭故事有两种版本。
刘悚《隋唐嘉话》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
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
……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
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
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 德四年入秦府。
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
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
’遂秘于昭陵。
” 《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
何文称，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
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
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
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
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
汝意如何
”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
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
刘、何二说，情节悬异。
一般以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骗取与耳语没有了。
两者情节虽异，但《兰亭序》真迹埋入昭陵，说法却一致。
此事又有余波。
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
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说，《兰亭序》偕葬时，为李世民的姐妹用伪本掉换，真迹留存人间。
然此后《兰亭》真迹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谜中之谜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后，曾命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钩摹数本副本，分赐亲贵近臣。
太宗死，以真迹殉葬。
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
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
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
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
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
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
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复入御府。
（二）关于兰亭序的真伪 传世至今的《兰亭序》摹本，为中国楷书书法之珍品，千余年来，人无问言，独至清末，广东书家李文田对此疑问丛生，断言“文尚难信，何有文于字”，晋人书法不应脱离汉魏隶书，所以《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书。
清人李文田对此有些疑问，却并未引起注意，一九六五年郭沫若同志在《文物》第六期上发麦《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指出，《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
郭沫若撰文斥《兰亭》为伪作，一时热闹非凡。
1965年7月8日，致函郭沫若，就《兰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此后，启功、李长路、章士钊、高二适等名家都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公开论辩，双方各执其理，这就是著名的“兰亭论辨”。
传言高二适先生颇用意气，有“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属姓王”句回击郭沫若。
然迄于今日，由《兰亭序》引发的疑案，仍聚讼纷纭，难有定论。
一、《兰亭序》一文的真伪 《兰亭序》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由王羲之挥毫作序。
首先读一下《兰亭序》一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悲夫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关于《 兰亭序》一文真伪，基于下列事实： 一、王羲之的《兰亭序》，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但为什么此前晋文最完备之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见此文。
两位六朝文专家许梿的《六朝文絜》、王文濡的《 南北朝文评注读本》也不选此文。
东晋至初唐200余年间，《兰亭序》未见著录，与此文地位殊不相称。
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不收此文。
在文章家的 眼里，它似乎还没有获得认可。
这篇文章只是到了近代，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纂》和吴氏昆仲的《古文观止》给它以肯定。
二、《临河序》之名见《世说新语》的南朝梁人刘（峻）孝标的注文。
郭沫若认为《临河序》文可信，《兰亭序》文不可信。
《兰亭序》与《临河序》文字上有异， 主要有两点不同： 1．文中，增“夫人之相与”以下述王羲之情怀襟抱之167字； 2．文末，无“右将军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
此外，文中有两处改易，语序亦略有不同。
《兰亭序》，唐人方见著录。
是《世说》注删改增补《兰亭序》而为《临河序》，还是后人扩充移易《临河序》而成《兰亭序》
上述疑案，扑朔迷离，延续千年， 真伪难辨。
二、《兰亭序》作者疑案 要肯定《兰亭序》，首先耍肯定《兰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章 。
传统看法是，《晋书》本传明载《兰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
不同看法是，《兰亭序》出于后人伪托，是在《临河序》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
清代顺德人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中率先提出这一见解。
汪中藏本后归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应端方之请而写的。
理由如下： 1．《世说》注引王羲之文，题作《临河序》，无传世《兰亭序》述怀大段文字，“则唐以后《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
2．兰亭之会乃仿金谷之会，序文亦拟石祟《金谷序》。
《临河序》、《金谷序》内容篇幅“相应”，而《兰亭序》、《金谷序》文次结构“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
3．《临河序》文末40字，为《兰亭序》所无，“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
据此，李文田断然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说李文田“议论精辟”，并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
郭沫若针对“夫人之相与”一段文字补论据：1．《兰亭序》兴怀太悲，与兰亭会情境不合。
王羲之等42人“寄畅在所因”，“俯瞰绿水滨”，而“《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
2．《兰亭序》悲悯情感，与王羲之性格不合。
兰亭修禊，王羲之47岁，“以忧国忧民的志土自居”，本传亦记其人“以骨鲠称”，王羲之“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兰亭序》依托何时
梁代是不会有，郭认为文章必依托于唐代以前，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
郭沫若进一步考证，《兰亭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
郭氏认为：“智永很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无’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至于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盘”，则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一语。
郭沫若的观点遭到高二适、章士钊等人的猛力反驳。
高二适认为： 1．关于文题。
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
《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 2．关于增文。
《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
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
3．关于思想。
本传称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则‘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
章土钊引兰亭与会者谢安诗“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以印证《兰亭序》“齐彭殇为妄作”，证明《兰亭序》正反映出与会者之心态。
三、《兰亭序》书帖真伪 唐太宗亲撰的只载《兰亭序》文字，没有提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其次梁武帝所收王羲之书帖二百七十余轴，也没有《兰亭序》在内。
《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 南宋姜夔率先质疑：“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
（《兰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则从书体上否定定武《兰亭》为王羲之笔迹：“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
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
”认为晋人书法，应不脱汉魏隶书面貌，故世无《兰亭序》书。
结论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定武（兰亭跋）》 1965年，郭沫若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1972年，又据新疆出土写本《三国志》残卷，认为墓石上的字体，与神龙《兰亭》、定武《兰亭》笔迹迥殊，斩钉截铁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
其主要论据是： 1．书体论。
“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
2．字迹论。
王羲之书，“笔势雄强”，《兰亭》法帖，字迹“相当妩媚”，与王谢墓石字迹迥殊。
3．笔意论。
晋人草书，须有“隶书笔意”，《兰亭》法帖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已脱隶书笔意，“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 郭沫若深入考证说，陈代知名大书法家智永，“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
“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
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 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
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 ， 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
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
向他求书的人太多，连门坎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铁皮来保护着。
象他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
不仅文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因此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
郭最后说，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并不是否定的书法价值，认为《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
郭沫若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是书法界巨擘，当时地位显赫，此论一出，破石惊天，引起轩然大波。
赞同郭说有启功、宗白华等人，反对者有章士钊、高二适等人。
章士钊惊呼：“夫如是，吾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
”高二适认为，此论“惊心动魂”，“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
高二适等人著文驳议，认为郭氏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
隶书用于碑板，行书用于笔札，不可苛求王羲之书《兰亭》亦用隶体。
王羲之以“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正以变而作圣焉”。
“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在当时字体演变时期，《兰亭》法帖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笔意，说明《兰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中认为，从东汉起，隶书一方面向草书发展，另一方面也走向楷化，到东晋则己成熟。
商又说郭沫若所谓《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托，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是缺乏事实根据“想当然”的说法。
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有几本传世，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兰亭序帖》比对探索，同一作者的个性就会使人失望，即神龙本与《千字文》在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骨多于肉，后者肉胜于骨，特别是两者的风格笔势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
《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发表了王元军的《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一文，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作出质疑。
他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士人视尺牍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不屑一顾。
由于对于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导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兰亭序为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
郭沫若从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兰亭序》的疑案，涉及对王羲之思想，《兰亭序》内容的评价，涉及文学史、书法史。
考古学诸多方面，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序》本身。
随着岁月流逝，更多人肯定王之羲之《兰亭序》。
今日书坛,有颇不以《兰亭序》为意者,谓《兰亭序》已被神化,此浅人妄言，也无损于王羲之“书圣”地位。
王羲之是东晋伟大书法家，他一变汉魏朴质书风，开晋后妍美劲健之体，创楷、行、草之典范，后世莫不宗法。
他行书字帖《兰亭序》是他的的代表作，被书法界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习书者。
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唐太宗李世民倡导王羲之的书风。
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欣赏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摹制多本，赐给群臣。
在中国书法史上，帝王以九五万乘之尊而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
宋代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
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
”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
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东晋时期人。
祖居琅琊（今山东临沂），西晋末年南迁后，定居在会稽山阴（今浙 江绍兴），遂为绍兴人。
王羲之故居位于绍兴城内蕺山脚下的戒珠寺。
在绍曾任会稽内史，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世称王右军。
在他任职期间，薄功名利禄，为人耿直，关心百姓疾苦，是一个务实为民的清官。
同时时常以作书养鹅为乐。
晚年辞官隐退后，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卒年59岁，葬于嵊州市金庭镇瀑布山。
羲之生七子，均有书名。
幼子献之得羲之真传，书法不下乃翁，世称“小王”。
王羲之7岁拜师于女书法家卫夫人和叔父五广，勤学苦练，后又遍学李斯、钟繇、蔡邕、张昶等书法家，并博采众长，自辟蹊径，自成一体。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据说在梁武帝曾收集他书一万五千纸，唐太宗遍访王书，得三千六百纸，到宋徽宗尚保存二百四十三纸。
现传世墨迹，寥若晨星，真迹无一留存。
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等。
他的行书名品唐钩填本，现为台湾故宫慱物院收藏。
《快雪时晴帖》与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并为稀世之宝，合称“三希（稀）”，乾隆时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三希堂”。
王羲之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浮云，矫如惊龙”。
王羲之的书法精致、美仑美奂，是极富有美的观赏的。
总之，他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
王羲之书法中影响最大是《兰亭序》，也是书法史上一段千古传奇的故事：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
在他去世前8年，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王羲之邀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文人雅士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褉，曲水流觞，饮酒作诗。
曲水流觞，也称之为曲水宴，42位名士列坐溪边，由书僮将盛满酒的羽觞放入溪水中，随风而动，羽觞停在谁的位置，此人就得赋诗一首，倘若是作不出来，可就要罚酒三觥。
明·文征明《兰亭雅集图》正在众人沉醉在酒香诗美的回味之时，有人提议不如将当日所做的三十七首诗，汇编成集，这便是《兰亭集》。
这时众家又推王羲之写一篇《兰亭集序》。
王羲之酒意正浓，提笔在蚕纸上畅意挥毫，一气呵成。
这就是名噪天下的《兰亭序》。
序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
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慨。
翌日，王羲之酒醒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将序文重书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
他有些不相信，一连重书几遍，仍然不得原文的精华。
这时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
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开创了妍美流畅的行、草书法先河。
特别是行书《兰亭序》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格清秀，点画遒美，疏密相间，布白巧妙，在尺幅之内蕴含着极丰裕的艺术美。
无论横、竖、点、撇、钩、折、捺，真可说极尽用笔使锋之妙。
《兰亭序》凡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姿态殊异，圆转自如。
王羲之出神入化，不仅表现在异字异构， 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重字的别构上。
如出现的20个“之”字，名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无一雷同，宋代米芾在题《兰亭》诗中便说：“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无一拟。
”。
重字尚有“事”、“为”、“以”、“所”、“欣”、“仰”、“其”、“畅”、“不”、“今”、“揽”、“怀”、“兴”、“后”等，都别出心裁，自成妙构。
在唐太宗之前，王羲之书法就为人称道梁萧衍《古今书人评优劣评》：“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说：“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
”王羲之得享天下盛名与唐太宗的推崇备至不无关系，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
唐太宗亲为王羲之作传云：“详察古今，研精求篆，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心摹手追，此人而已。
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 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
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
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
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
唐人记载兰亭故事有两种版本。
刘悚《隋唐嘉话》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
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
……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
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
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
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
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
’遂秘于昭陵。
” 《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
何文称，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
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
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
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
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
汝意如何
”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
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
刘、何二说，情节悬异。
一般以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骗取与耳语没有了。
两者情节虽异，但《兰亭序》真迹埋入昭陵，说法却一致。
此事又有余波。
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
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说，《兰亭序》偕葬时，为李世民的姐妹用伪本掉换，真迹留存人间。
然此后《兰亭》真迹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谜中之谜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后，曾命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钩摹数本副本，分赐亲贵近臣。
太宗死，以真迹殉葬。
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
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
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
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
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
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
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复入御府。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简直根植在了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摇。
从“学而优则士”然后“宦海浮沉”乃至最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人生信条，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渗透的痕迹。
“仁义礼智信”的五字箴言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屡见不鲜，从《四书》、《五经》到《千字文》、《弟子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政策几千年来果然被贯彻得很好。
而从历史渊源上看儒家思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可回溯的起点，从儒家弟子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学意蕴。
儒学伦理本体化的内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伦”的思想。
“仁”在《论语》中出现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囊括了他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的美德。
“仁”成了一种广泛伦理的崇高品性。
“中”在古文中指“权”，即称重量的一种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块重物构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杆原理进行操作。
“中”于是就隐喻和象征地指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随机应变、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当然即或使用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庸等等也无不可。
然而，伦理本体化的涵项中加入“五伦”之后色彩可就变了。
“五伦”首先是将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即让“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递、祖宗崇拜、生物遗传、自然法则的时间地理学原则作为伦理的首要条件，再把它泛化为共时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历时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系列以至成为文人甚至所有普通老百姓精神和伦理生活的核心内容。
而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的精神却被异化了。
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难者，但已很难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将自己附加于一种抽象理念，自愿成为其牺牲品。
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对忠臣烈女反复的表彰和倡扬，使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取一个完美的姿态定格于屏幕。
这种情形到明代，可谓登峰造极。
方孝儒对朱棣慷慨陈辞灭十族也不怕何况九族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众多无辜的亲属和学生的生命并不是从属于他
大礼议之争，文官们被当众拖下去扒了衣服打屁股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自己以尊严性命相拚的“正统”的价值何在
如此愚昧的英勇，何其可悲，这种可悲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却又造就了“愤怒出诗人”下的不朽篇章。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如此情感，能让我们不为之忧，为之愁吗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然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
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
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文人“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
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
而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
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
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豁达派的道家思想。
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
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
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豁达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而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然而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两家同源而异流，两家既双峰对峙、势如水火，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而构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阐扬治国安邦之道，为历代官方集团大力倡导和推行，在社会政治和道德领域，成为指导性的正宗思想，又由国家教育体制提供保证，作系统传授和普及工作，奖励儒家经学的研究，读经成为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必修课业，因而儒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声势显赫，居诸家之首。
道家则不同，它重自然无为而轻礼乐教化，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常常对礼乐文化提出尖锐的批评，偏离人伦日用之常，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能成为官方哲学，未能列入国家教育的正式课程，处于在野的状态。
道家人物本不求用世行道，亦无心于扬名不朽，不靠政治的权威，却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潜流，流向社会各个角落，润物而无声。
从表面上看儒显道隐、儒强道弱、儒热道冷，实际上儒道对峙，难分轩轾。
人们常说传统的政治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思想是外儒内道、阳儒阴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
设若中国只有儒家而无道家，中国的文化就会失去一半光彩。
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比较讲求实际，注重现实人生，尊重常识，积极进取，做事情求得通情达理，这是一个方面；但中国人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胸襟开阔，不断地在常识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向往超迈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生命富有弹性、耐受性和持续性，这些特质不能说不得力于道家。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品德，是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的。
就是在政治方面，道家所阐明的驾驭臣民的法术，即“君人南面之术”，也能够与儒家所推重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配合，加强帝王的权力，维护封建统治。
因此，长期以来，道家总是作为一条暗流存在。
儒道两家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始终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正如林语堂所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
在这个执着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孕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寂寞的隐士。
正因为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守取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
而由于两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国，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心理框架。
什么是王羲之最得意的作品
王羲之 序 兰亭序 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河序》、《禊序》、《禊贴》。
行书。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蓝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
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
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
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
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
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
可惜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
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
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
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
《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作者的气度、凤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