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自欧化东渐，海内承学之士，嚣嚣然侈谈自一由平等之说，致道德日就沦胥，……是什么意思
自从西方化的风气渐渐影响东方以来，国内的学者，沸沸扬扬地大谈特谈自由平等的学说，导致传统孔孟道德一天天沦丧。
西学东渐的三个阶段及史实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
在鸦片战争前的闭关锁国时代，异国是那样离奇而遥远。
中国人把西方文明当成海外奇谈。
然封闭不能自固，锁国难保国门。
在鸦片战争时期，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其时，朝士多耻言西学，只有极少数目光远大的改革者开始瞩目西学。
此时此刻，真正的爱国者不是满口忠君保国，以“天朝上国”作为精神安慰的封建官僚，而是从这个腐败的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离析出的有识之士。
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痛砭时弊的改革倾向，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是把炽烈的爱国热情倾注在冷静而现实的政治思考之中。
他们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者。
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
包括林则徐组织人力翻译慕瑞的《地理大全》部分章节而编成的《四洲志》（1841年）、林则徐将资料交付魏源编成的五十卷巨著《海国图志》（1842年），以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年）、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杨炳的《海录》（1842年）、肖会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梁廷枬的《合众国说》（1844年），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绍夷情的著作。
这些作品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诸情况都有所介绍。
以魏源为代表，承认了西方的军事优势和武器精良。
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他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兵工厂，并延聘法、美工程师。
据有人统计，“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
不过在实践上，除了林则徐购买洋炮以加固海防外，上述师夷长技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书面意向，其“制夷”的爱国目的就很难实现了。
如果说，在中外战争中已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那么在紧接着的国内阶级战争—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特别在战争旷日持久进入决战阶段时，仍然不可避免地提出西学问题。
于是中国人加大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兴起了“制器练兵”、“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军事上、技术上寻求西化的运动。
当时，战争的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先后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洪秀全在早期就从西方传教士的布道书中借来了“上帝”，来和人间的邪恶作斗争。
并怀着“天下一家”的善意在抵制外国侵略的同时，结好“洋兄弟”。
一个外国人亲身体验了天王洪秀全所缔造的这种情谊：“我们被称为‘洋弟’，真是感到高兴，要知道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称外国为‘洋鬼子’。
”<《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4页。
>在后期则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提出发展近代交通、通讯，兴办银行，保护工商业，奖励科学发明，保护专利权，鼓励私人开矿，准许雇佣劳动等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主张。
不过，这些和当时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因此，太平军除购置了少量洋枪洋器和聘用少许洋人外，很难在学习西方上有所作为。
从中外反动势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联合会剿太平军开始，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就揭幕。
然而洋务派“富国强兵”的主张、制器练兵的行动，又使他们在类似《镜花缘》中那个两面国中的人一般，在狰狞的反面还有另一张“和洋”的脸孔。
在外国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和中国首批外交使节出国带回的信息中，洋务派了解了更多的西情西学，成为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导。
洋务派在整个中国士林还沉浸在封建旧学的王国中，能以一定的主动性引进西学是有其进步性的。
这从洋务运动时期一批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医学、农学著作，如《几何原本》、《代数学》、《声学》、《光学》、《电学全书》、《格致启蒙》、《化学鉴原》、《化学考质》、《金石识别》、《西医大成》等科技书籍的编译出版可以得到证明。
据约略计，“自清末曾国藩创办制造局，以译西书为第一义。
数年之间，成者百种。
而京师国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于中国者，后先译录。
迄光绪二十二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15页。
>，仅江南制造局在开局二十多年间就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其中专门介绍西情的《西国近事汇编》就出了108期，西学引进的积极作用，从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日心说等在中国启蒙，从李善兰（数学家）、华蘅芳（数学家）、徐寿（化学家）、章鸿钊（地学家）、张相文（地理教育学家）、詹天佑（工程师）等一批近代科学晨星在华夏大地上的出现。
从一批拥有近代科技的冶炼、机械制造、化工、轻工、农产品加工、民用工业的官办、民办工厂之创建，从一批近代学堂、医院报馆等的创设，都可以得到印证。
洋务派和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从对立的立场出发，都有限地引入西学，毕竟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们受小生产者识见所限，而洋务派则视野开阔一些，故当容闳赴金陵谒见干王洪仁玕，建言组织良好军队、颁定教育制度等七事时，干王除了给他一个“义”字爵的封赠外，容闳一无所获，只得遄归。
稍后，他投奔曾国藩，参加创办江南制造局。
出洋购置机器，带留学生出国，又翻译哥尔顿之《地文学》、派森之《契约论》。
容闳在太平国和洋务派两者比较中作出的选择，耐人寻味。
它主要表明了洋务派在学习西方的倾向上要比农民高出一筹。
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
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
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壬叔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7页。
>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
它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热衷西学，师法西方，以期中国富强。
当时，清廷当局也被迫有限地开放禁区，改变政务，调整工商、教育等方面的改革。
从西学的输入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已冲破了洋务派的单纯技术引进的界限。
其一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关注；其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
这两者又是相互连结、相互促进的。
首先是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和个别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提出不仅在技艺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上学习西方的主张。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力倡师法西方，鼓吹政治改革，“法苟不善，吾斥之；法荀善，虽蛮貊，吾师之。
”<《校邠庐抗议》卷二第10页。
>洋务派中的思想家、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认为西方富强之道在政治修明，中国应学习西方制度文物。
他如王韬之《弢园文录》，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均有类似主张。
王韬在1873年办《循环日报》，开近代报刊之始。
及至甲午战败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演化出了维新图变的浪潮。
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党中多饱学之士，对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拓殖性的工作。
康有为从1879年开始接触西学，1895年8月，他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
次年1月，在上海创强学会，办《强学报》，同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维新运动的喉舌《时务报》。
1896、1897年两年中，全国创办二十多个维新政治、学术团体，主办报刊二十七家。
为介绍西学西政，徐维则编成《东西学书录》，分为史志、政治等三十一类。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为武器，提出改革官制和教育等主张。
为倡导西学，他还编汇《西政丛书》，又编箸《西学书目表》，将中国译出之西书三百多种分学、政、教三大类列著目录，在“序例”中，梁氏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
”不过梁氏诟病数典忘祖，蔑视中学，主张中西学并重，以“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西学书目表后序》，见《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5页。
>。
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严复比康梁又进了一步，康梁是通过他人介绍，间接了解西学。
严复通外文，直接译介西方学理。
在1877—1879年间赴英留学时，亲身体察英国社会制度，研习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把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作为最高理想。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震动一时的政论《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并译述了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的赫胥黎之《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将西方最锐利的思想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投入中国学界。
中国要自强，必须变法维新；要变法维新，就要学习西方，这是维新派所共具的主张。
但康有为学习西方时采取了中国传统的今文经学形式，以孔子改制之说来论证维新。
严复则从西方自然科学入手，摒弃儒家今文经学形式，批判宋学义理、汉学考据等旧学，否定洋务派之“中体西用”论，举起向西方学习的旗帜。
他认为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西学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原强》。
>并遣责了“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以致”者为“狂易丧心之人”<《论世变之亟》。
>。
严复是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是近代介绍西学的巨匠。
历史下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外沐浴欧风美雨，批判康梁改良主义，播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
在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西方革命思想成为西学东渐中的主流。
孙中山本人远在1878年到檀香山时就接受西学，“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孙中山《答翟尔斯教授书》，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194页。
>后来，他远涉重洋，数度游历欧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各种流派以社会主义思潮有广泛接触。
经过长期的思辩和论证，形成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文学说。
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赴欧、赴日留学生大额增加，他们在海外办报、译书、写书。
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
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日、英、美、德、法、俄等国史志、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101页。
>。
其中如1903年范迪吉等译的《普通百科全书》达一百册之多。
同时，“随着留学生出版物的增加，产生了由中国人印刷中国书的要求。
中国人办的印刷所终于在东京诞生了”<（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77页。
>。
在晚清之世，随着救亡图存爱国运动之开展，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新的转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史界革命”，以及国民教育活动接踵而起。
在国内外举办了不少报刊，革命者出版的宣传小册子总计四十种以上。
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在编印新式教科书，出版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创办各种杂志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的。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外创办了《国民报》、《苏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许多报刊，宣传西方民族主义、民权思想和西方革命史实，据台湾学者张玉法查考，现存《浙江潮》十期，共载重要论著288篇，其中鼓吹西方民族、民权思想的占75篇，介绍社会主义的11篇。
《江苏》十二期中，共载文385篇，其中宣传西方民权、民族思想的达125篇<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清季革命团体》第17-20页。
>。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
当时，一方面是民国建立，民主气氛高涨，学术趋向自由；另一方面是袁世凯等进行封建复辟活动，以孔教为旗帜的封建文化猖獗一时，向资本主义新学发动反攻。
国民党、社会党以及其他许多小党派被解散；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全国约五百种报纸，大部被封禁。
祭孔尊孔、整理国故、国粹至上的复古浪潮迷漫社会和学术领域。
袁世凯署名颁行的《颁定教育要旨》中提出“法孔孟”，《特定教育纲要》中规定“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61页。
> 面临封建旧学的反扑，新学乃奋然迎战，陈独秀说：“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反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陈独秀《宪法与礼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从而爆发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新旧学的大激战。
到“五四”前后，如大地解冻，万卉抽萌，全国各地学会林立，社团峰起，西方的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广泛流入中国。
在自然科学方面，1913年成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以詹天佑为会长，出版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
1914年由几个留美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会址在美国，后迁回国内），次年创办《科学》杂志。
科学社包括农林、生物、化学、化工、土木、机械、电工、矿冶、医药、物理、数学等各方面人士，不少人是中国近代科学中各学科的创建者。
在社会科学方面，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一批思想界、学术界的明星，为传播西学，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和现代文学艺术，做了开拓性工作。
譬如陈独秀、胡适等在提倡白话文方面的贡献，又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虽然问题很多，但它抛弃了从中国经学体系言哲学的旧路子，开了以近代方法探索中国哲学史之先河。
这一时期，国内外学术交流相当活跃，中国留学欧、美、日的学生大幅度增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赴法勤工俭学者数以千百计。
他们从海外输回了各种学术知识和学术信息。
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的罗素还分别在“五四”后不久赴中国各省市讲学，其讲义又刊行成册，流布各地。
这一阶段，西学输入的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清末就有人谈论马克思，讨论社会主义，但毕竟未真正理解，而且影响亦有限。
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才有人从科学的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
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立了历史性的功勋。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就是在他们的拓殖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
在近代以来，一直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所奉为圭臬的民主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历史观念，到此，开始让位给社会主义和阶级论了。
在“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以风糜之势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西学东渐的最大成果。
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材料一 17——18世纪，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传教士的介绍、研究，在欧
【概念】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两大阶段】 1、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
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
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大量科学技术。
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
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
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2、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
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人。
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
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
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
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
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媒介】 （一）来华西人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1、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
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天主教士也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
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
2、其他来华西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
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二）出洋中国人 1、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
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
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
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等人。
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2、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 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
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
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
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
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使能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
【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1、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
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出版了一个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
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
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著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
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借。
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
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
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2、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
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
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
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纪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
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
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
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
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3、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
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
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
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
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
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玛里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
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
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
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
但随著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
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
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
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
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1、明末清初时期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
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
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
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2、晚清时期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
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
《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
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
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
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
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
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
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
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
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
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
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
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
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
枪父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
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
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
《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
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
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
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
”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
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
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
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
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西学东渐的论战影响
学习西方、传播西学,真正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还是一部分中下层的开明官吏和广大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深入地介绍传播西学,经一个逐步探索、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一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睁眼看世界,不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通过对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一般特征：一是文化创造,占取先机,有优先之势；二是文化继承,渊源不断,有承传之势；三是文化引进,兼容并包,有积蓄之势；四是文化吸收,优化组合,有综合之势；五是文撞,相得益彰,有重构之势；六是文化交流,选择时机,有效率之势.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中也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也可称之为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