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青年 读后感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
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於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於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予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
陈腐朽败之充塞细胞则人身死，陈腐朽败之分子之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
抑将亡耶
非予之所忍言者。
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
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於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
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
奋斗者何
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
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於此乎
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
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
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然寖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寖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瞻，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
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於人身则必死，於社会则必亡。
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於自觉勇於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於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於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青年乎
其有以此自任者乎
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利，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於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
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堪忍受。
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
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
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也。
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德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独立而勇敢者，曰贵族之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之道德（morality of slave）。
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
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
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
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Borgson.）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
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
存亡之数，可以逆睹。
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
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
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
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於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己，复何说哉
於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於今世。
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
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
皮之不存，毛将焉传
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己耳。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土，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
然欲以化民成俗，请於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
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
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
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象。
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
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
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
自好之士，希声隐沦。
食粟衣帛，无益於世。
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
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於焉以斩。
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呜呼
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
将高卧白云何处也
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泰戈尔（R.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於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
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
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於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
立国於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於国外者恒亦半焉。
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
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
此非其彰彰者耶
投一国於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
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
万邦并立，动辄相关。
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
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於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於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
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於世界之中
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
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巳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J.S.Mill）之实利主义唱道於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於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
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
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於厚生利用之一途。
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於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
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
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
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
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
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
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
物之不切於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於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
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垂教，政府之所提唱，社会之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
吾人对於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想像者何
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
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
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
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
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
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
工不知科学，故货弃於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於异国。
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
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弭，其术殆与矢人同科。
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
其说且通於力士羽流之术。
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膄待辟者，正自广阔。
青年勉乎哉
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蒙古族人性格豪慷慨大方，热情、的性格不是偶，是受其历史、地理、文化及饮食习惯等个种因素共同形成的原因。
一 、自然环境 蒙古族大部分处于温带半干旱，干旱地区，地形上是个高而平旷的高原，地域辽阔,没有高山阻挡视野，几乎可以一览无遗。
二 、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不同.意味着社会对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社会强化和惩罚,并为其社会成员塑造着不同的社会榜样和模式.使社会成员形成特殊的价值、道德、生活等社会观念。
三、交通不发达，所以他们的信息来源就非常的有限，为了获得更多的外界信息，他们会对每一外来的客人都非常友好热情。
四 饮食蒙古族的肉类主要是牛、绵羊肉，其次为山羊肉、骆驼肉和少量的马肉，在狩猎季节也捕猎黄羊肉，蒙古族牧民视绵羊为生活的保证、财富的源泉。
从他们的饮食来看，便知，他们喜欢大口大口吃肉，大口大口的喝酒、喝奶，这就形成了他们豪爽的性格，他们不拘小节，看似大大咧咧的。
意大利瑞吉欧幼儿教育体系中的儿童观有哪些
1、全社会的幼儿教育：社会支持和家长参与瑞吉欧一艾米里亚的幼儿教育是全社会的事。
2、民主与合作：学校管理风格3、项目活动：弹性课程与研究式的教学4、百种语言：儿童学习与表达的手段5、合作学习和反思实践：教师的成长6、开放的环境：学校的第三位教师
在英国 不同阶级的人有什么不同 主要从价值观，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上说（详细点，有加分）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英国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探析摘要：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英国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在内容上既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自由、平等、博爱、理性、民主、法制、人权和个人主义的共同精神内核，以及传统的绅士文化要素，又吸收了当代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在实施方式上，既保留了本科生导师制、宗教教育等传统方法，又注重追求价值观教育实施方式的多样化，力求通过二元超越的融合模式，塑造既适应时代要求，又有英国特色的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
关键词：英国，高等教育，价值观教育，传统文化，全球化[基金项目]200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寓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项目批准号：08SZ1011)。
一、英国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及其文化意蕴(一)变迁中的遗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内核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文化。
古希腊文化铸就了西方文明的传统，它给欧洲带来了科学精神、自由、平等、理性和民主的人本思想，其丰富的内容中孕育了西方哲学、史学和文学等诸多学科的始基，其民主制度成了欧洲后世民主的典范和楷模，许多重要的政治概念如公民、政治生活、政府、政治家和政治学等便创始于此。
“希腊人教欧人爱好真理与自由，罗马人教欧人如何组织，爱好国家”。
[1]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占领了希腊，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
罗马人在吸收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并且为了满足帝国统治的需要，制定了完备的“罗马法”，这不但是罗马文化精神的代表，而且也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观念的渊源。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
帝国的政权虽然不复存在，但帝国时期形成的基督教在人们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却没有动摇，并深刻影响着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
基督教伦理让人们相信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自上帝的恩惠，因此人们应该以感恩的心辛勤劳动并回报社会，具有社会责任感。
此外，基督教所宣扬的对世界和人类普遍的爱，也直接导致了资产阶级所推崇的“博爱”思想。
[2]14世纪至16世纪，西方世界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个人的价值被重新发掘，个人主义思想兴起。
宗教改革后，罗马教廷的权威被打破，个人主义又披上了民族的外衣，促成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
随后，西方世界在共同经历了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等重大运动后，文化变迁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又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最终铸造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自由、平等、博爱、理性、民主、法制、人权和个人主义的共同精神内核。
(二)保守中的自由：具有英国特色的绅士文化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既具有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共同特质，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内容——绅士文化。
绅士文化的形成与英国人的具有保守性和妥协性的民族性是分不开的。
英国人在处理社会和个人关系时崇尚一种社会化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与法国式的理性建构主义的个人主义不同，它并没有将人的理性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而是以有限理性为理论基础，承认社会传统对人的制约和指导作用，因此，英国社会往往较为保守和传统，崇尚渐进式的社会改良，[3]而不是法国式的激烈社会革命。
受这种社会化的个人主义的影响，英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绅士文化，并成为其在文化价值观上的高度概括。
绅士文化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妥协的产物，结合了中世纪的贵族精神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两方面的特点。
这种文化起先只局限在统治阶级的圈子，后来则通过其辐射作用逐渐渗透到其他社会阶层，[4]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
绅士文化强调人们要具有高雅的生活情趣，重视用文学、艺术、哲学等陶冶人们的情操，要求人们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彬彬有礼的举止，并且注重追求理性。
[5]这种价值观一方面注重人们的自由独立和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求人们尊重文化传统和政府权威，强调履行社会责任和行事的沉稳，所体现的价值观追求的是一种保守中的自由。
(三)全球化中的抉择：当代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全球化的洪流滚滚而来，世界各国纷纷投入其中。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价值观已不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种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人民共享的话题。
面对当代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不断增多的现实，英国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在体现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英国民族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也积极发掘和融入如公平正义、创新精神、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随着各民族交往的加剧、英国民族成分的日益复杂和社会多元文化主义的蓬勃发展，大学也纷纷意识到在价值观教育中高扬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是避免文化歧视之嫌的理想选择，因此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元素日益扩大在主流价值观教育中的影响力，俨然成为“主流”之中的“一流”。
二、英国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实施(一)专业课程中的主流价值观教育英国大学专业课程的门类众多，不同的专业课程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渗透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学生发挥主流价值观教育的作用。
以牛津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专业的科学硕士学位课程(MSc in Global Health Science)为例，该课程要求学生从事一年的全日制学习，旨在培养国际健康组织和政府健康部门的领导者。
[6]该课程由四个必修课程模块和两个高级选修模块组成，其中必修课课程模块包括：全球健康的挑战、健康政策和公共健康、流行病学原理、全球健康的统计学概念。
[7]在这四个课程模块中，“健康政策和公共健康”课程在价值观教育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它不但要求学生掌握公共健康的主要原理，还要求学生了解不同的价值观、伦理学和文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掌握在医疗保健领域人们所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关注和处理全球正义的问题。
[8]在选修课程方面，该专业为学生开设的高级选修模块有：热带药物、免疫学、健康经济学、国际发展与健康、母婴健康、国际研究伦理学。
其中，“健康经济学”课程和“国际发展与健康”课程在课程内容上主要渗透了社会公平的问题，[9]而“国际研究伦理”课程则向学生传授人们所认同的研究伦理观，让学生了解什么样的研究是合乎伦理的。
可见，该专业的课程由于专业性质的原因主要向学生宣扬的是社会公平、全球正义等当代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但也不可避免地在相应的课程中推广主要为英国人所认同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等。
(二)导师指导活动中的主流价值观教育本科生导师制最早起源于14世纪英国的牛津大学，并逐渐扩展到英国其他大学，是英国高等教育中的一项特色。
这种制度是一种以导师的个别教学和指导为特征的教育制度，不但有效地保证了大学本科生教育质量的卓越，还充分体现了英国以绅士文化为基础的人文主义教学传统。
导师对学生指导的范围不但包括学生的学业和生活，还包括对学生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和引导。
这种引导在内容上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和独立人格，在方法上注重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在教育环境上注重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10]可以说，本科生导师制充分体现了绅士文化的精髓，它让师生在一种如乡间绅士聚会般宁静、闲适的环境中，通过导师与学生个性化的交流与对话，陶冶学生的思想和人格，启迪学生的智慧。
这种教育方式不但在教育内容上更容易促使学生认同英国的主流价值观，而且这种指导活动的形式和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让学生在全方位的文化浸泡中加强自己的内在涵养，形成绅士风度，内化人们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
(三)学生社团活动中的主流价值观教育英国的各个大学都存在着许多学生社团，这些社团类型多样，涉及艺术、文化、专业学科、政治、体育等各个方面，它们经常围绕本社团的宗旨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学生参加。
这些活动一方面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体验，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其中的一些活动，深化学生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理解，加强对主流文化的认同。
以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为例，该大学共有各类学生社团194个，涵盖了政治、文化、学习、休闲等各个领域，[11]它们所组织的活动五花八门、类型多样，许多活动也同时是对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良好途径。
例如，欧洲协会(European Society)就是一个旨在提高学生对欧洲文化认识的文化社团。
该社团经常通过组织学生到欧洲各地去旅游、开展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举办联欢会和晚会等形式深化学生对文化价值观的认识；[12]全球发展行动协会(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是一个主要关注全球发展问题的学生团体，该团体经常与其他相关团体合作组织一些论坛或讲习班，让学生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探讨当代的和平、人道主义、可持续发展等国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话题，使学生对当代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有更好的了解。
[13](四)宗教教育中的主流价值观教育英国有着浓厚的宗教传统，大学长期处于基督教的影响之下。
在当代，宗教课程和活动虽然已不再是大学中的必修内容，但大学依然注重利用宗教教育来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引导，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融入宗教当中，增强对学生进行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效果。
英国大学的校园里除了有各种宗教性的学生社团可以对学生发挥价值观教育的作用，大学还利用《2006年平等法》中有关非歧视的规定，为学生提供宗教设施、教育和培训，以满足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的需求，并借助这种教育和服务活动向更广泛的学生群体宣传社会主流价值观。
许多大学在学校里安排了牧师等宗教人员，为学生提供宗教建议和宗教教育，并为学校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询服务。
例如，英国的谢菲尔德·哈莱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为学生安排了一个全职的宗教事务协调人，和许多代表了基督教各教派的志愿宗教顾问。
这些志愿宗教顾问有大约一半是由学校的教授或教学人员担任的，其余的则是由城市中的宗教团体派遣的。
此外，许多大学还设置了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的祈祷室等宗教设施，并特别注重学生的祈祷等宗教活动对学生的思想和心灵的促进作用。
例如，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在校园里和图书馆建立了各教派公用或专用的教堂和宗教活动室，并在这些宗教场所为学生提供牧师服务，由他们为学生提供宗教建议和指导。
[14]可见，英国大学对宗教教育还是相当重视的，甚至在国家法律和政策文件中也会要求高校安排特定的宗教教育，并将其作为大学有义务为学生提供的一种服务。
英国大学中的宗教教育不仅是要服务于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也是要借助这种形式给现世的主流价值和道德标准披上神圣的外衣，增强学生对其合理性的认识，从而达到使学生加强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内化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目的。
(五)管理活动中的主流价值观教育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与之配套的宪政制度——以议会为核心的议会制，通过议会来制定法律，逐渐形成了健全的司法审判程序和机制。
可以说，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政治传统在英国是根深蒂固的，现今，这种传统已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管理活动中，这不但有利于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和公正，而且对宣扬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加强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也有重要作用。
在英国大学学校层面或各院系层面的管理活动中，各种政策的制定往往都会吸收学生的民主参与，以使政策能够有效地反映学生的观点和意愿。
例如，英国为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落实社会平等的理念，在2006年12月推出了一部《残疾人平等责任法》(Disability Equality Scheme)，要求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在内的共公部门制定“残疾人平等计划”，规划本机构保障残疾人利益的措施。
该法规定，高等教育机构在制定“残疾人平等计划”时必须吸收残疾学生的参与，并要说明该校在制定该计划时吸收残疾学生参与的机制和方式。
此外，在其他管理活动中，如建立常规评价程序、开发和评审课程、改进学校教育设施和环境时，都要保证残疾学生的参与，以体现教育决策的民主。
[15]除了注重学生对学校管理的民主参与，英国大学还注重借鉴法律程序来处理学校内有关学生的诉讼案件，以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
许多学校都制定了审理学生诉讼案件的正式程序，以及学校受理学生诉讼案件的时间和程式。
在审理诉讼的案件时，学校需要召集一个陪审团，由其提供或收集相关专业知识。
诉讼过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材料或证据，并允许学生为自己请学生顾问以便寻求建议。
陪审团成员在作出判决时必须公正无私，并要遵循案例法的原则，即与学校以往的相似案件相一致。
此外有些学校还引入了第三方协调监督机制，如调解制度或检察官制度，[16]以促进诉讼案件的解决，并维护其公正性。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教育管理制度和活动虽然并非正式的教育教学活动，其直接目的是保证教育领导和管理的民主与公正，但它确实起到了对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教育作用，使学生通过参与这些程序和工作，形成民主法制观念，从而充分体现了教育领域管理育人的理念。
三、英国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特征(一)绅士文化之魂的坚守绅士文化是英国最具特色的文化传统，绅士文化融合了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和封建时代的贵族精神，直接体现着这种文化的绅士教育曾一度在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绅士教育强调培养自由独立、彬彬有礼的人，注重人与人心灵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以及营造高雅宁静的文化氛围陶冶人的思想与情操。
英国大学的许多教育传统都是绅士教育的产物，如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本科生导师制就是直接从绅士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它不但可以有效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而且还有利于在潜移默化熏陶中形成学生有绅士风度的文化气质。
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社会上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大学中的绅士教育传统遭到了强烈的冲击，[17]表现在知识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降低，[18]本科生导师制的地位下降，导师为应付科研任务对每个学生的指导时间缩短。
但是，绅士文化作为英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其影响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却坚守着自己的灵魂，大学依然注重营造宁静典雅的教育氛围和聘请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教师来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并且通过导师制以及其他各种途径教育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掌握履行社会责任所需要的知识、能力、修养和风度。
(二)宗教教育的守望英国是一个宗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基督教教义在社会的价值领域一直占据着一统天下的地位，大学长期处于宗教的控制之下。
在19世纪之前，英国大学是进行宗教教育的重要堡垒，教师是官方宗教的传声筒，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是学生必须修习的内容，而且学生毕业时必须签署效忠王室及其宗教信仰的保证书才能获得学位。
[19]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宗教思想虽然逐渐退出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舞台，但大学依然注重将宗教教育作为对学生进行主流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
英国大学并不仅仅是出于保护学生信仰自由的考虑，允许学生组织宗教社团和开展宗教活动，而是由国家出面制定相关法律，打着“非歧视”的旗号，主动在学校设置宗教人员和宗教设施，为学生提供宗教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资源，并将提供这种服务看成大学必须履行的义务，将宗教教育视为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心理和精神健康，乃至提高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可见，在英国大学主流价值教育过程中，大学对宗教教育的利用更加重视，并且在宗教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方面扮演着更加积极的角色。
(三)多元文化主义的勃兴英国是一个漂移海外的孤岛，岛上居民最初虽然也来自欧洲的不要同地区，但他们在长期的具有较大封闭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具有英国特色的文化。
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大量移民涌入英国，移民潮的出现打破了英国文化的同质性，为英国社会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主流文化”的界限日渐模糊，多元文化主义勃然兴起。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无论是何种文化，其地位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因此大学在进行主流价值观教育时只把一种文化界定为主流，把其他文化归为非主流似乎不会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在校园中大行其道，无论是各种课程中，还是学生的各种课外活动中，抑或是学校的教育设施和管理制度中都注重引导学生对多元文化的思考和认同，并注重使学校教育满足来自多元文化背景学生的需要，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文化在多元背景下的转变和发展。
(四)当代普适性价值观的高扬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当代具有国际性的普适价值观在英国大学主流价值观教育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
放眼英国的大学教育，无论是各种专业课程，还是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创新精神、和平、可持续发展等世界议题所占的比重都越来越大了，这导致英国大学的主流价值观教育在内容和实施方面似有与其他国家趋同化的趋势。
然而，大学对普适性价值观的推崇并不意味着大学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价值观的贬抑，而是将它们以更隐性的方式广泛融入学校的各种课程、活动和管理制度中，使之对学生发挥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
此外，在教育过程中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思考和处理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全球话题必然可能具有普适性，但以何种方式去理解它则必然会打上资本主义英国的烙印。
可见，如果说宗教教教育是给英国资产阶级所推崇的价值观披上宗教的神圣外衣，则普适性价值观的教育则是给他们的价值观戴上普适性的光环，以提高其合法性，促进学生对它们的认同。
四、结论与启示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既铸就了英国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特色，又为英国社会、文化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遗产。
在当代社会，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融合中不断产形成趋同化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作为西方重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传统与现代的相遇为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演绎了新的故事，它正化身于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场域中，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英国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和国家民族的未来。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英国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遵循了其传统上妥协性的发展模式，将其文化传统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随着全球化浪潮而来的普适性价值观结合起来，既赋予传统以新的文化要素，又在现代价值观面前保留了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精神，在二元超越中寻求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在主流价值观价值观教育的实施方面，英国大学既保留了本科生导师制、宗教教育等传统方法，又注重追求价值观教育实施方式的多样化，将其渗透在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中以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学生的思想。
中国对待明治维心的态度
戊戌前中看明治维新李鸿章有礼的辩论 1876年1月24日(即光绪元年月二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官邸，拜会了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要就朝鲜局势问题进行会谈。
席间在谈到明治维新时，两人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
这场舌战反映了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向西方学习的-些看法。
下面就是其中两段谈话的记录。
两人见面，寒暄几句以后，李鸿章就问森有礼对中西学问的春法。
森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系旧样，已无用了。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答：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郑永宁(日本使馆书记官)：这是外貌，其实实质尚未尽学会。
森：敝国上下俱好，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出法儿的一个人。
两人又谈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一系列改革。
李：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
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
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
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
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
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
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
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
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
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
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
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
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
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
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人关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
森：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当时贵国强迫作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
这一场唇**舌剑的论争，看起来似乎只是围绕着服装问题，实际上却暴露了李鸿章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中国未来的改革的基本态度。
他认为学习西方军器、铁路、电信之类是可取的，而对改变历法、服装等祖宗成法，特别是变革政治制度，则坚决反对。
（【梦史氏按】读者仔细看看李鸿章的话，他哪里说到日本的'变革政治制度'了
服饰难道是政治制度吗
）他不但以此批评日本明治维新，而且断然表示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
早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12月10日，李鸿章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就曾经谈到他对明治维新的看法。
奏折写道：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哄，久亦相安。
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
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
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
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
从这份奏折可以看出，李鸿章从洋务派的立场出发，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学习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以及借洋债、派遣留学生等项，还是表示赞赏的，并从中受到启发，鼓舞了他'进行洋务活动的决心。
但是，李鸿章对于日本进行政治制度及历法服装等方面的变革，却不以为然，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并对日本欲由此称雄东土，不无隐忧。
黄遵宪等人对明治维新深入考察 黄遵宪是首任驻日参赞官，1877年(光绪三年)随首任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
他在日本的五年期间，广泛结交日本各方面人土，深入调查日本历史和现状，大量收集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日本政治各机关各地方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表等第一手材料。
他从1879年(光绪五年)开始，花了八年多功夫，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部巨著。
全书共四十卷，五十万字。
分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类。
黄遵宪与顾厚馄不同，他研究日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国变法维新、独立富强的道路和方法。
因此，他写《日本国志》的重点，是在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上。
他在凡例中声明，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率涉西法，尤加详略，期适用也。
实际上也就是为中国维新变法提供借鉴。
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过程。
据他自己说，当他1877年刚到日本时，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论者或谓日本外强中干……纷纭无定论.他所交往的又大多是些不满变法的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叹息,充溢于吾耳.因此,黄遵宪对明治维新尚抱怀疑态度。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他逐渐改变了看法。
他说：及阅历日深，闻见之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
…… 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评价很高，他的日本杂事诗中专门有-首描写明治维新的诗，下面注曰：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始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
他在《日本国志》里对明治维新的原因、动力、意义以及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措施都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在霸政久窃，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黄遵宪指出：日本原来也和中国一样闭关自守，直至坚船巨炮环伺于门，乃始如梦之方觉，醉之甫醒。
但是，日本能够举国上下，发奋图强，通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不但保持了独立地位，而且要与世界强国竞争，这难道不值得中国的爱国志士们深思吗?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呢?他特别强调那些维新志士的作用，认为二三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率能定国是而固国本。
并歌颂他们一往不顾，视死如归，真是何其烈也!黄遵宪还具体介绍了明治维新后各项制度的改革，如官制、税制、币制、法制、兵制、学制的变化。
他非常赞赏日本明治政府大力提倡殖物产，兴商务的政策，由国家资助民间商人开办工厂、轮船公司以及开矿、修铁路、办邮政，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
他还倾向于兴民权、立宪法、开国会，并预言日本十年之间必又开国会。
总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起到了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来指点中国革新变法道路的作用，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新鲜的启迪。
甲午战争前中国人众说纷纭的明治维新观 ……中国主张维新变法的人士几乎人人谈日本，个个推崇明治维新。
除了前面介绍的黄遵宪外，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如郑观应、王韬、康有为等也竭力鼓吹仿效日本明治维新。
郑观应在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指出：考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
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
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竭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
如有亏耗，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咱主，固能百废俱举。
王韬在《搜园文录外篇》中也说：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
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唯恐其人之不深。
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
并其冠棠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
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早在70年代末就已经读到日本书，开始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成效，并产生仰慕之心，主张翻译日本书籍，研究明治维新。
据他自己回忆：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
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
1888年(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第一次上书中说：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伺。
此后，他几乎每次上书都要鼓吹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实行变法的主张。
然而，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中间，轻视或反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也仍然大有人在．一些顽固守旧的儒生们，尚在那里百般讥笑日本的维新改革。
如1885年(光绪十一年)，一位四明浮槎客访问日本时，写了若干首竹枝词。
词中挖苦日本学习西方：国法纷纷日逐更，究依何国没权衡。
昨天美法刚刚换，今又匆匆奉大英。
他指责日本改革是暮令朝更，如同儿戏，还嘲笑日本变法移风易俗太荒唐，正朔衣冠祖制亡。
文明开化说常夸，直是吴牛井底蛙。
另一个儒生易顺鼎，在《讨日本檄文》中谩骂日本学习西方维新改革，是效冠服于他人，驴非驴，马非马。
纪年僭称明治，实愈纵其**昏；改正妄号维新，且弥滋其污秽。
1893年(光绪十九年)访问日本的黄庆澄曾对这种顽固守旧的认识加以批判。
他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仿行新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乃是急急于新耳目振国气者，虽贻千万邦之讪议而不之顾。
他赞赏日本维新领导人洞烛外情，知己知彼，甘以其国为孤注，而拼付一掷。
黄庆澄认为这才是豪杰谋国，其深思远虑，非株守免园册子者所可与语。
黄庆澄访日时，曾在中国驻神户领事馆，与领事郑孝胥畅论日本明治维新。
郑孝胥经过实地深入考察，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利弊得失，作了一番具体分析。
他认为日本维新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发展了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他说：其自通商以来，特以劝工为重。
人材拔于乡校，则各有专长；农商讲于学堂，则别立一部。
集会社以厚贾人之力，则利权悉归；设赏牌以课杂艺之长，则游民益鲜。
铁道周于国内，则呼应皆 通；巡捕遍于民间，则盗窃尽敛。
其务营外饰，而府藏足支，实自取法欧人，而体段粗具。
但是他又指出：利固验矣，害亦随之。
对于明治维新关于政治、法律方面的改革，郑孝胥仍有批评。
他说：租税太重，则民弗克堪也；刑法太轻，则下无所畏也。
党会愈盛，则奸人得以煽其徒也；议院既开，则政府莫能安其位也。
有练兵之名，而非常养之额，则士卒无固志也；为共主之说，而失可持之柄，则君上如具文也。
以上这些著作、文章、奏折、诗词、议论，从各种角度，反映了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明治维新观。
甲午后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观 中国维新派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变法维新；而要维新，就要学习西方。
既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效，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向日本学习呢?为了救亡图存，变法自强，就只有卧薪尝胆，认真向昨天的敌人日本学习。
因此，康有为终于明确地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
维新派还认为以日本为师是学习西方变法维新的一条捷径。
康有为说：籍其同文，因其变迹，规模易举，条理易详．比之采译欧文之万难，前无乡导之盲瞽，岂不相距万里哉?他还做了形象生动的比喻：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
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也。
梁启超也主张充分利用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
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人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
因此他们乐观地相信只要学习日本，便可以事半功倍，后来居上。
康有为曾对光绪皇帝当面宣传：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 …… 此外，以日本为师还有许多有利条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地理相近，交通方便，风俗相似，文字易懂。
两国原来所处的社会性质、受西方冲击压迫的形势也差不多，''其守旧之政俗与我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
而且日本明治维新为时不久，易于模仿。
相比之下，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宪法，地远俗殊，变久迹绝，也难于效法。
中国维新派不仅主张学习日本，而且还主张与日本、英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的扩张。
（【梦史氏按】到了戊戌时，某些康有为周围人士，竟然提出与日本合邦，也许他们动机良好，但是糊涂到引狼入室，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
读《向瑞吉欧学什么》
读《向瑞吉欧学什么》有感——方案和方案教学 最近读了《向瑞吉欧学什么》一书颇有感受。
在此我就对本书的第二章《方案和方案教学》谈一下瑞吉欧方案教学的一些教育精髓和感受： 瑞吉欧教育经验本身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结合了意大利的文化传统，并将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的理论运用于幼教实践的一种典型。
其教育经验的一大特色就是方案教学。
一、 对儿童作为学习者本质的认识。
在瑞吉欧人的眼里，儿童是社会的一份子，是社会与文化的参与者，是他们自己文化的创造者。
与成人一样，是拥有独特权利的个体。
儿童是主动的学习者，他们在入学之前就已拥有了一定的知识、经验。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
儿童具有巨大的潜能，他们并非只有单纯的需求，他们富有好奇心、创造性，具有可塑性。
他们有着强烈的学习、探索和了解周围世界的愿望，他们是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主动地寻求对这个复杂世界的理解的。
教育工作者的角色就是要组织儿童的各种活动，给予儿童支持与肯定，以使他们自身的潜能得以发挥。
二、 注重关系的建立。
在瑞吉欧人的眼里，关系是幼儿教育得以完善的渠道，与他人建立关系是教育的基本目标及学校的基本工具。
关系涉及到三个方面：(1.)幼儿与教师平等、对话的关系。
在瑞吉欧的学前学校中，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他们互相提问、倾听与回答。
教师与幼儿完全是平等的。
瑞吉欧人喜欢的一种隐喻是：“接住孩子抛过来的球”，其含义即是指教师对幼儿的倾听、关注，并且教师要以真诚的态度与幼儿对话。
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就如教师与幼儿一起参加乒乓球游戏一样，一方把球抛出去，另一方把球接住，然后再把球抛给对方……双方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双方都是主体，彼此没有地位的高低、显卑的差别。
虽然教师与幼儿双方的社会角色不同，地位有别，但在教育过程中双方的人格是平等的。
(2.)学校与家长沟通、合作，共同管理学校的关系。
在瑞吉欧学前学校中，家长一直是重要的角色。
家长对学校有知和参与的权利，并真正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
每一所学校的家长们几乎都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每月定期开会2到3 次，一起讨论课程计划，策划活动的实施，找寻必备的材料，协助教师准备环境，安排场地。
同时家长也与教师一起组织孩子们的远足活动……家长与教育工作者共同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家长和教师都是主动的，经常就教育及孩子的问题交换意见，进行沟通。
家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学校合作，共同负责学校的决策及推行，共同管理学校。
(3.)教师与教师集体协作的关系。
在瑞吉欧学前教育学校中，教师是在集体协作的方式下工作的。
每一间教室都有两位教师协同教学，学校所有的教职员一星期开会一次，教师每周有6 个小时在一起，呈现幼儿的作品及记录，一起讨论、交流。
除此之外，教师们还有不正式的午餐会进行讨论。
因为瑞吉欧教师已经体会到了，专业的成长一部分来自于个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同事以及专家之间的讨论，在讨论中通过认知冲突的发生与解决，最终获得进步。
在传统上，人们往往把教师、幼儿、材料等看作教育系统中的主要因素，而在瑞吉欧，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把空间、环境、家长、社区中的因素作为构成教育场的重要因素，考虑到了这些边缘要素对教育所起的作用。
对比瑞吉欧，反思我们的幼儿教育，我们会发现在我国的幼教实践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如教师与幼儿的关系问题，课程的预成与生成问题，如何看待幼儿的问题，社区参与管理的问题，环境设计的理念问题，儿童各种 “语言”发展对促进儿童认知和人格发展的重要性问题……等等。
我们如何借鉴、吸收瑞吉欧呢?这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
另外，我们还必须清楚的是，不管瑞吉欧的教育经验本身多么理想，它毕竟属于意大利瑞吉欧这一特定的文化环境。
我们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我国来，我们不能不进行分析与抉择。
事实上，我们只能通过跨文化的交流，通过学习、吸收其教育的理念而不仅仅是形式的模仿。
只有这样，瑞吉欧才能对我国的幼教实践真正产生启示与影响。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德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法国人，从长相任何区分
戊戌前中看明治维新李鸿章有礼的辩论 1876年1月24日(即光绪元年月二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官邸，拜会了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要就朝鲜局势问题进行会谈。
席间在谈到明治维新时，两人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
这场舌战反映了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向西方学习的-些看法。
下面就是其中两段谈话的记录。
两人见面，寒暄几句以后，李鸿章就问森有礼对中西学问的春法。
森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系旧样，已无用了。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答：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郑永宁(日本使馆书记官)：这是外貌，其实实质尚未尽学会。
森：敝国上下俱好，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出法儿的一个人。
两人又谈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一系列改革。
李：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
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
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
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
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
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
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
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
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
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
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
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
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
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
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人关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
森：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当时贵国强迫作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
这一场唇**舌剑的论争，看起来似乎只是围绕着服装问题，实际上却暴露了李鸿章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中国未来的改革的基本态度。
他认为学习西方军器、铁路、电信之类是可取的，而对改变历法、服装等祖宗成法，特别是变革政治制度，则坚决反对。
（【梦史氏按】读者仔细看看李鸿章的话，他哪里说到日本的'变革政治制度'了
服饰难道是政治制度吗
）他不但以此批评日本明治维新，而且断然表示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
早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12月10日，李鸿章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就曾经谈到他对明治维新的看法。
奏折写道：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哄，久亦相安。
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
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
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
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
从这份奏折可以看出，李鸿章从洋务派的立场出发，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学习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以及借洋债、派遣留学生等项，还是表示赞赏的，并从中受到启发，鼓舞了他'进行洋务活动的决心。
但是，李鸿章对于日本进行政治制度及历法服装等方面的变革，却不以为然，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并对日本欲由此称雄东土，不无隐忧。
黄遵宪等人对明治维新深入考察 黄遵宪是首任驻日参赞官，1877年(光绪三年)随首任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
他在日本的五年期间，广泛结交日本各方面人土，深入调查日本历史和现状，大量收集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日本政治各机关各地方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表等第一手材料。
他从1879年(光绪五年)开始，花了八年多功夫，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部巨著。
全书共四十卷，五十万字。
分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类。
黄遵宪与顾厚馄不同，他研究日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国变法维新、独立富强的道路和方法。
因此，他写《日本国志》的重点，是在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上。
他在凡例中声明，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率涉西法，尤加详略，期适用也。
实际上也就是为中国维新变法提供借鉴。
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过程。
据他自己说，当他1877年刚到日本时，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论者或谓日本外强中干……纷纭无定论.他所交往的又大多是些不满变法的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叹息,充溢于吾耳.因此,黄遵宪对明治维新尚抱怀疑态度。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他逐渐改变了看法。
他说：及阅历日深，闻见之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
…… 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评价很高，他的日本杂事诗中专门有-首描写明治维新的诗，下面注曰：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始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
他在《日本国志》里对明治维新的原因、动力、意义以及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措施都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在霸政久窃，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黄遵宪指出：日本原来也和中国一样闭关自守，直至坚船巨炮环伺于门，乃始如梦之方觉，醉之甫醒。
但是，日本能够举国上下，发奋图强，通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不但保持了独立地位，而且要与世界强国竞争，这难道不值得中国的爱国志士们深思吗?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呢?他特别强调那些维新志士的作用，认为二三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率能定国是而固国本。
并歌颂他们一往不顾，视死如归，真是何其烈也!黄遵宪还具体介绍了明治维新后各项制度的改革，如官制、税制、币制、法制、兵制、学制的变化。
他非常赞赏日本明治政府大力提倡殖物产，兴商务的政策，由国家资助民间商人开办工厂、轮船公司以及开矿、修铁路、办邮政，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
他还倾向于兴民权、立宪法、开国会，并预言日本十年之间必又开国会。
总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起到了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来指点中国革新变法道路的作用，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新鲜的启迪。
甲午战争前中国人众说纷纭的明治维新观 ……中国主张维新变法的人士几乎人人谈日本，个个推崇明治维新。
除了前面介绍的黄遵宪外，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如郑观应、王韬、康有为等也竭力鼓吹仿效日本明治维新。
郑观应在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指出：考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
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
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竭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
如有亏耗，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咱主，固能百废俱举。
王韬在《搜园文录外篇》中也说：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
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唯恐其人之不深。
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
并其冠棠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
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早在70年代末就已经读到日本书，开始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成效，并产生仰慕之心，主张翻译日本书籍，研究明治维新。
据他自己回忆：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
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
1888年(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第一次上书中说：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伺。
此后，他几乎每次上书都要鼓吹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实行变法的主张。
然而，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中间，轻视或反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也仍然大有人在．一些顽固守旧的儒生们，尚在那里百般讥笑日本的维新改革。
如1885年(光绪十一年)，一位四明浮槎客访问日本时，写了若干首竹枝词。
词中挖苦日本学习西方：国法纷纷日逐更，究依何国没权衡。
昨天美法刚刚换，今又匆匆奉大英。
他指责日本改革是暮令朝更，如同儿戏，还嘲笑日本变法移风易俗太荒唐，正朔衣冠祖制亡。
文明开化说常夸，直是吴牛井底蛙。
另一个儒生易顺鼎，在《讨日本檄文》中谩骂日本学习西方维新改革，是效冠服于他人，驴非驴，马非马。
纪年僭称明治，实愈纵其**昏；改正妄号维新，且弥滋其污秽。
1893年(光绪十九年)访问日本的黄庆澄曾对这种顽固守旧的认识加以批判。
他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仿行新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乃是急急于新耳目振国气者，虽贻千万邦之讪议而不之顾。
他赞赏日本维新领导人洞烛外情，知己知彼，甘以其国为孤注，而拼付一掷。
黄庆澄认为这才是豪杰谋国，其深思远虑，非株守免园册子者所可与语。
黄庆澄访日时，曾在中国驻神户领事馆，与领事郑孝胥畅论日本明治维新。
郑孝胥经过实地深入考察，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利弊得失，作了一番具体分析。
他认为日本维新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发展了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他说：其自通商以来，特以劝工为重。
人材拔于乡校，则各有专长；农商讲于学堂，则别立一部。
集会社以厚贾人之力，则利权悉归；设赏牌以课杂艺之长，则游民益鲜。
铁道周于国内，则呼应皆 通；巡捕遍于民间，则盗窃尽敛。
其务营外饰，而府藏足支，实自取法欧人，而体段粗具。
但是他又指出：利固验矣，害亦随之。
对于明治维新关于政治、法律方面的改革，郑孝胥仍有批评。
他说：租税太重，则民弗克堪也；刑法太轻，则下无所畏也。
党会愈盛，则奸人得以煽其徒也；议院既开，则政府莫能安其位也。
有练兵之名，而非常养之额，则士卒无固志也；为共主之说，而失可持之柄，则君上如具文也。
以上这些著作、文章、奏折、诗词、议论，从各种角度，反映了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明治维新观。
甲午后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观 中国维新派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变法维新；而要维新，就要学习西方。
既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效，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向日本学习呢?为了救亡图存，变法自强，就只有卧薪尝胆，认真向昨天的敌人日本学习。
因此，康有为终于明确地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
维新派还认为以日本为师是学习西方变法维新的一条捷径。
康有为说：籍其同文，因其变迹，规模易举，条理易详．比之采译欧文之万难，前无乡导之盲瞽，岂不相距万里哉?他还做了形象生动的比喻：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
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也。
梁启超也主张充分利用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
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人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
因此他们乐观地相信只要学习日本，便可以事半功倍，后来居上。
康有为曾对光绪皇帝当面宣传：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 …… 此外，以日本为师还有许多有利条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地理相近，交通方便，风俗相似，文字易懂。
两国原来所处的社会性质、受西方冲击压迫的形势也差不多，''其守旧之政俗与我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
而且日本明治维新为时不久，易于模仿。
相比之下，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宪法，地远俗殊，变久迹绝，也难于效法。
中国维新派不仅主张学习日本，而且还主张与日本、英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的扩张。
（【梦史氏按】到了戊戌时，某些康有为周围人士，竟然提出与日本合邦，也许他们动机良好，但是糊涂到引狼入室，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
青岛天后宫有什么故事
天后宫 天后宫，俗称中国太庙，青岛市原有三处，一处在沙子口，一处在沧口，一处在现在的太平路上。
前二个现已不存在了。
天后宫内供奉的女神是“妈祖女神”。
天后宫是青岛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代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是一处集天后文化、海洋文化和民俗文化于一体的著名人文景观，也是青岛前海风景线上的一处极具民族风格的古建筑群，历500多年风雨淘洗而幸存至今，弥足珍贵，堪称青岛口历史变迁的一个生动缩影。
现为青岛市民俗博物馆。
天后亦称妈祖，据传原姓林、名默，生于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农历3月23日，祖籍福建莆田湄洲屿。
据说林默自幼聪慧贤良，乐于助人，有预知气象变化、驱邪治病和泅水渡海的本领，常在惊涛骇浪中救助遇难船舶，极受远近人们的敬重和爱戴，被尊为“龙女”、“神姑”。
她为专一行善，矢志不嫁，28岁重阳节那天登湄洲峰顶再未返回，人们传说她“羽化”成仙，就在此地立祠祭祀，称“通灵神女”。
北宋时期湄洲湾一带海上贸易十分兴旺，航海者终年浮家泛海，随时可遇海难。
传说当时有一名叫三宝的出国贸易商人，在启航前曾到神女祠拜祷许愿，三年海上往来，化险为夷，且获巨利而归，于是捐重金重修庙宇。
据记载，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给事中路允迪奉命出使高丽（今朝鲜），途遇飓风，船只将覆，舟人急忙祈天求庇，空中忽现祥光，一朱衣女神飞舞桅端，瞬间风平浪静，转危为安。
路允迪惊讶万分，询问部下是何神灵相救
船上一位福建莆田藉保义郎李振告知是湄洲神女搭救。
路允迪深信不疑，还朝奏报朝廷，宋徽宗即下诏赐湄洲神女祠以“顺济”庙号。
后经莆田藉丞相陈俊卿及地方土绅大力提倡，航海者广加传扬，又经历代朝廷褒嘉，自宋至清几百年间，先后36次叠奖褒封，封号由2字累加至64字，爵位由“夫人”而“妃”，而“天妃”，而“天后”，而“天上圣母”，直至无以复加。
朝廷的累累封赐，民众的代代敬仰，最终树立了天后作为海神至高无上的地位，使这一信仰逐渐超越福建传播全国，并随华人漂洋过海而走向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成为颇具世界影响的“海上女神”。
青岛的天后信仰，是由于青岛口与闽粤苏鲁海上贸易日益发展，从福建传播而来的。
天后宫初建时称“天妃宫”，由胡家庄“胡善士”捐施土地，建成正殿三间和东西配殿——龙王殿、督财府。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宫内主持宿义明募集捐款进行初次维修，并扩建后院两厢，使天后宫后进院落初具规模。
至今保留着的天后殿外廊和牌楼门所用的四根八棱石柱，尤能代表明代建筑风格。
院内两棵银杏树亦为明代所植。
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后地方长官春秋致祭天后，对青岛天后宫再次进行维修，并在前院中部增建戏楼。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山东建立东海关，同治四年青岛建立分关，六月开始又一次重修天后宫，并重建戏楼。
现存同治四年《募建戏楼碑记》记述了当时重建戏楼的情景：“窃闻青岛开创以来，百有余年矣，迄今旅客商人云集而至……天后殿前旧有戏楼遗址，而栋宇全无，不堪适观……”。
天后宫楼重建后，成了青岛口群众的一处文娱场所。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再次重修，现保存有修庙碑记：“盖闻天后以孝成神，以慈爱民，仁护海国，泽洽波臣，而旅客商人云集于此者，尤赖其鸿波不扬，惊涛顿息，故无不念以酬圣德焉。
墨邑青岛口旧有天后行宫以妥神灵，不过粗具规模，未足以壮观耳……宏舸连舳，巨舰接舻，乃增其旧制，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阶级，节税耀新，金碧腾辉，可谓威镇四海……。
今将众商捐资，诸船施助并督理之人勒于石，以垂永远。
”从碑记来看，捐款者皆为富商和船主，可以看出这时青岛口已是“旅客商人云集于此”，较为繁荣的海港了。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天后宫又曾重修，又购置香火地二十亩，规模越来越大，今太平路小学一带均属庙产范围。
1897年，德帝国主义侵占青岛后，将天后宫一带划为欧人区。
周围村庄尽被拆除。
当要拆毁天后宫时，激起青岛商民无比义愤，群起反抗。
德国提督慑于中国人民的威力，于是决定将天后宫从欧人区迁往中国人居住的鲍岛区，并在馆陶路一带拨给地皮准备搬迁。
可是未及迁徙，德日易帜，日本占领青岛后，再未提及天后宫迁徙一事。
1939年，青岛商民集资对天后宫再次进行扩建，将戏楼钟鼓楼由前院中部向前延伸迁至现址，并在西院增建了殡仪馆。
至此，天后宫经过七次重修已形成相当规模，共有殿宇十六栋，建筑面积一千二百多平方米，成为青岛市区唯一一处保持了明清风格的有代表性的古建筑群。
新中国建立后，青岛天后宫交文博单位管理使用，多次在其中筹办文物展览。
1982年，青岛市政府公布，将天后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青岛市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一号议案，决定《尽快修复并合理利用天后宫》。
修复工作自1997年2月26日动工，主体工程当年年底竣工。
天后宫共有庙宇 16栋，建筑面积 1100多平方米，仍保持清代雍正时的建筑面貌。
现在天后宫的宫门，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
进入宫内，左右两边为厢房，由通道向前，迎面便是正殿。
院内有同治十三年立的修高碑一块，还有银杏两株，枝叶扶疏，春夏之际，绿荫满院，清静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