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朋党论》在当代有哪些借鉴意义
《朋党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汉语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最好的文章之一。
庆历三年（1043），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出任谏官，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
吕夷简虽然被免职罢相，但他在朝廷内部还有很大势力，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
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就在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以坚决的回击。
《朋党论》这篇著名的政论文，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同样是很有战斗意义的。
《朋党论》是一篇驳论文，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起笔不凡，开篇提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的观点。
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大家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白，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一段里，作者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明他们的性质，是君子，还是小人。
针对封建社会中，大臣结为朋党，一般为统治者所忌的情景，欧阳修以朋党自古有之，出人意料地肯定朋党存在的客观合理性，从而顺利地提出了本文的观点。
第二段，作者把朋党分为两种：一、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二、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成朋党。
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这里用“然”字作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
”然后，作者对朋党的性质进行对比，维系小人的朋党的关键是俸禄和财物，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达到暂时的结盟，那是假的。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
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这几句是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情也就结束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
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而君子的他们以志同道合为关系，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诚、守信，所珍惜的是名节，无论是修身、事国都同心共济，始终如一。
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这一段对朋党的性质进行对比，以同道和同利对比引出真朋、伪朋两个朋党的本质差异，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的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从而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对朋党的历史作用进行了说明。
“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时传说中的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
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
舜辅助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以大治。
接着说道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为一朋，一起在朝中做官，他们相互称颂人家美德，彼此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了大治。
《尚书.泰誓》中说：“商纣王有臣民亿万人，是亿万条心，周武王则有臣民三千，然而一条心。
”作者推论，亿万人各不同心，可以说是结不成朋党了，但因为没有价值观的支持，彼此离心离德，没有战斗力，纣王还是亡国了；周武王的臣民，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由于有凝聚力，周朝由此而兴盛起来。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后汉献帝时”是作者的笔误，应作“后汉桓、灵帝时”。
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宦官弄权，遭到李膺、郭泰等人的反对，有人诬告他们结党营私，“诽讪朝廷”。
李膺二百多人被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
灵帝（168-189年在位）即位后，于建宁二年（169年），李膺等一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全国州郡有六七百人受株连，史称“党锢之祸”。
《后汉书.党锢列传》有记载。
本文把桓、灵二帝的史实误记为汉献帝时事。
这句话是说汉末桓、灵帝时把天下名士全部抓起来，囚禁起来，造成“党锢之祸”，动摇了天下的根基，等到黄巾起义军起来的时候，汉朝的统治大乱，后汉的统治者才悔悟过来，对党人全部加以解脱并释放了他们，然而，汉朝也已气数已尽，没有救了。
唐朝晚年，渐渐又兴起了朋党的议论，唐昭宗年中，篡唐建立梁朝的朱全忠，把不肯追随他的朝官诬蔑为朋党，遭到杀戮，唐朝也因此灭亡了。
在这一段中，作者运用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
正面的例子，尧舜用君子之朋，退小人之朋，达到天下大治。
反面例子汉末、唐末残害君子之朋而亡国。
正反对举的例子，纣王不为朋而亡国，周朝为一大朋而国兴，用进君子之朋和退小人之朋的史实，进一步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四段，作者总结性地论述。
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为朋党，没有人像东汉后期的昏君那样；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人像唐昭宗时候那样。
这些国君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
互相称美推让而不滋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
舜不怀疑他们而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从来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个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明辨君子与小人。
周武王他领导全国所有的三千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朋党之大莫如周”，这句是说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广，没有哪个朝代像周那样。
好人虽多而不满足，对于君子的朋党来说，好人越多越好。
这一段对国君对朋党的态度进行对比，那些各怀一心不能结为朋党，禁止君子结为朋党，杀戮朋党的国君最终都自食恶果，亡国了；那些任用君子之朋的国君都兴国，并且得到后人称颂。
在“治”与“乱”，“兴”与“亡”的强烈对照中，再次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五段，得出结论，照应开头。
再次强调“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使国家兴盛起来。
本文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
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作者以“自古有之”的论断对朋党进行表态，重要的是严格区分君子与小人。
君子以道，小人以利，从结朋的基础上点破，小人无朋，唯君子有之。
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一无一有，一伪一真，将论据双双摆开，前后对照，揭露其真面目，理直气壮，毫不含糊。
从历史事实提供的论据来论证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是非，体现乱与治，兴与亡中朋党在其中的作用，言之有据，触目惊心，不容君王不信。
历史是一面镜子，用兴亡对比进谏，证据凿凿，君王岂可忽视。
文章立论鲜明，论据充分，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的确是论说文中的经典精品。
不过也应指出，在现代政治中，政党的规模越来越大，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每个党内既有君子，也有小人。
现代政治讲究的是民众的参与，政策的透明，权力的分权和监督制衡，权力运作的透明，不能简单地划分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以陷入唯我独尊和听不进不同声音的片面性。
附录《朋党论》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
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2.2 作品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
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
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
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
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
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
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
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
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
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
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
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
《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
”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
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
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
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
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
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
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
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
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欧阳修的《朋党论》主旨大意是什么
就文章而言，欧阳修的《朋党论》自是一篇出色的议论文，在当时和后代都受到很高的评价，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这篇好文章却没有起到有利于“新政”的作用。
明人茅坤说它“破千古人君之疑” ，实际上，不说“千古人君”，连当时的宋仁宗读这篇文章时所生之“疑”就没有破除。
过珙说《朋党论》让仁宗之“终为感悟”， ，吴楚材、吴调侯也说《朋党论》写得有水平，“宜乎仁宗为之感悟”， ，但仁宗并没有真被“感悟”，倒是由开始的有些“拿不准”到后来的“拿得准”，即认定欧阳修此文观点不对。
后来欧阳修被贬出京师，与《朋党论》就很有关系。
到了清代，雍正更是对欧阳修的《朋党论》极为不满，他自己也作了篇《朋党论》，指斥欧阳修《朋党论》中的“君子以同道为朋”说，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
并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
《朋党论》为什么不能说服人君，反倒让人君生疑乃至恼火呢
首先是，“朋党”这一话题过于敏感；在人君心中，这并不简单的是一个可以平心静气谈论的话题，它触动着人君的神经。
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欧阳修的文章虽然讲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所讲之“理”实际上并不符合皇家的需要。
《朋党论》文章结构有一个特点：从开头到“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意已完足，但文章接着又说：“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这不仅仅是“提供证据”，同时也是描绘先秦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图景。
也就是所谓“尧舜之道”。
欧阳修的朋党论和司马光的朋党论的区别
欧阳修与司马光《朋党论》比较 陈友冰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朋党”之说似乎是自古有之，从成语“党同伐异”到今日的政党政治，朋党之争在国家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痕迹。
中国历代的政治家和哲人，不管他们实际上如何行事，但在言论上和著作中对朝廷中的朋党大都极为厌恶。
我国第一部史书《尚书》就把“无偏无党”、“无党无偏”作为王道政治的标准；自孔子以后，“君子群而不党”不仅是朝政清明的标志，也成了衡量人际关系的尺度。
只是到了北宋仁宗年间，一前一后出现了两篇《朋党论》，皆一反成说，提出不同流俗的见解和主张。
一篇是当时庆历新政的积极襄助者欧阳修，他认为应该对朋党加以区别对待，作为人君，应当用同道的君子之真朋，退同利的小人之伪朋，这样朋党不但无害，而且可以天下大治。
另一篇的作者是著名的史家司马光。
他认为追究朋党的危害不在朋党的本身，而在于君主的昏庸。
因为“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
他虽持传统之见否定朋党，但看的更远、更透彻。
如果把这两篇新论再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作为一种新见，两文有一些类似的思考；但由于论点不同，两文在史料的选择和改造，论述的方式和结构，都有所不同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而造成这种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又与他们不同的创作目的和所处的时代有极大的关系。
一 作为反传统的新论，两文有着类似的思考和论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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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还有很多，超出字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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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朋党论》
朋党论 开放分类： 文学作者简介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
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
”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
”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
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正文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喂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
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
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
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
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译文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识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
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
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
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
等到他们见利而各自争先，或者到了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对其兄弟亲戚也顾不得。
所以臣认为小人无朋党，他们暂时为朋党，是虚伪的。
君子就不是这样。
他们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和节操。
用它们来修养品德，则彼此目标相同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用它们来效力国家，则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
所以做君王的，只应该废退小人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党，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党，君子则有八元和八恺共十六人为一朋党。
舜辅佐尧，废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得以大治。
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之上，彼此递相称美，互相推举谦让，共二十二人为一朋党，舜一一任用他们，天下也得以大治。
《尚书》上说：“纣有臣亿万，便有亿万条心；周有臣三千，却只是一条心。
”纣的时候，亿万人心各不相同，可说是不成其为朋党了，然而纣却因此而亡国。
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却因此而振兴。
东汉献帝时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党人而予以囚禁，直到黄巾军起来，汉室大乱，这才悔悟，把党人都予释放，可是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了。
唐朝晚年，又逐渐兴起朋党的说法，到昭宗时，把在朝名士都杀了，有的还被投到黄河里，说是些人自称清流，可以投他们到浊流里去（让他们变成浊流）”。
然而唐朝也即随之灭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让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的，莫过于纣；能禁止、断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莫过于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莫过于唐昭宗时代。
然而都因此致乱而使他们亡国。
而彼此称道赞美、推举谦让而自信不疑的，莫过于舜的二十二臣，舜也并不怀疑他们且都予以任用。
然而后代的人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结成的朋党所欺骗，反倒称赞舜是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辨识君子和小人呵。
周武王时代，推举他的国里臣子三千人合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从人数之多与规模之大都莫过于周，可是周却因此而振兴，那是好人即使很多他们也总觉得不够的缘故呵。
唉，这些治乱兴亡的史迹，做君王的很可以引为鉴戒呢
欧阳修写的《朋党论》翻译
文言文翻译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识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
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
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
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
等到他们见利而各自争先，或者到了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对其兄弟亲戚也顾不得。
所以臣认为小人无朋党，他们暂时为朋党，是虚伪的。
君子就不是这样。
他们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和节操。
用它们来修养品德，则彼此目标相同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用它们来效力国家，则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
所以做君王的，只应该废退小人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党，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党，君子则有八元和八恺共十六人为一朋党。
舜辅佐尧，废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得以大治。
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之上，彼此递相称美，互相推举谦让，共二十二人为一朋党，舜一一任用他们，天下也得以大治。
《尚书》上说：纣有臣亿万，便有亿万条心；周有臣三千，却只是一条心。
纣的时候，亿万人心各不相同，可说是不成其为朋党了，然而纣却因此而亡国。
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却因此而振兴。
东汉献帝时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党人而予以囚禁，直到黄巾军起来，汉室大乱，这才悔悟，把党人都予释放，可是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了。
唐朝晚年，又逐渐兴起朋党的说法，到昭宗时，把在朝名土都杀了，有的还被投到黄河里，说是这些人自称清流，可以投他们到浊流里去（让他们变成浊流）.然而唐朝也即随之灭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让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的，莫过于纣；能禁止、断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莫过于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莫过于唐昭宗时代。
然而都因此致乱而使他们亡国。
而彼此称道赞美、推举谦让而自信不疑的，莫过于舜的二十二臣，舜也并不怀疑他们且都予以任用。
然而后代的人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结成的朋党所欺骗，反倒称赞舜是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辨识君子和小人呵。
周武王时代，推举他的国里臣子三千人合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从人数之多与规模之大都莫过于周，可是周却因此而振兴，那是好人即使很多他们也总觉得不够的缘故呵。
唉，这些治乱兴亡的史迹，做君王的很可以引为鉴戒呢
读朋党论写一篇2000字论文
读《朋党论》总论： 欧阳修被尊称为宋代的儒宗，他留下的著述覆盖了几乎全部人文领域[1]。
《朋党论》是欧阳修在公元1044年写给宋仁宗的一篇奏章，被认为是“文起八代之衰”的代表作。
由《朋党论》而观，欧阳修秉承了韩愈“文以明道”的行文宗旨，通过文章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
古文因韩愈的倡导而一度波澜壮阔过，但形式华美内容空虚的西昆体和讲求句式平仄相对的骈文却让它逐渐失去了光芒，直到欧阳修时代，散文才真正意义上大放光彩，占据主导地位，若说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那么欧阳修当之无愧应是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者。
本文结合欧阳修的成长经历分析《朋党论》的行文特色以及该文所反映出的欧阳修的政治立场。
正文：一． 青少年时期影响至深的事说到欧阳修，不得不提及一位伟大的母亲，作为启蒙老师的欧母对儿子一生的品格产生了巨大地影响。
“欧不幸，生四岁而孤。
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2]”。
父亲欧阳观虽过早离世，但通过母亲的教诲，欧阳修仍深受其父的影响[3]。
十岁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则影响了他一生的写作方向，也造就了一个文学时代：“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
吾家又贫，无藏书。
州南有大姓李者……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4]。
”二． 虽借骈文登第却致力于古文创作少年时期那本偶获的《韩愈文集》对欧阳修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5]”。
但由韩愈所提倡的古文在当时并不吃香，举子们都是凭骈体文章来登第进举，“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
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6]”，1028年几经失败的欧阳修最终也是凭借骈文敲开了仕途的大门[7]。
1031年欧阳修去洛阳就职，在那里结识了不少意气相投的朋友[8]，在梅尧臣、谢绛的领导下，洛阳成了诗人、文人的中心，从此欧阳修有意识地抛开诗文，专心致志从事古文的创作[9]。
三． 用古文施展自己的政治见解欧阳修在洛阳时期和尹洙、谢绛等人切磋古文的写作技巧，这段时期对欧以后所具备的古文造诣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10]，同时尹洙等人的政治思想也深深启迪着欧阳修。
韩琦作为欧阳修志同道合的好友，对欧阳修文采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向上，而公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鹜，众莫能及。
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
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
气焰相薄，莫较高下。
”逐渐地欧阳修开始用古文来洞察时弊议论朝政，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值得一提的便是1033年欧阳修写给范仲淹的《上范司谏书》，在这封书信中欧阳修表达了对范仲淹提出的“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高度认可，也展示出了欧阳修的政治抱负。
欧阳修仰慕范仲淹的人品和文章，要求范仲淹向朝廷进言，兴利除弊，重整朝纲。
范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景佑三年（1036）五月，呈仁宗《百官图》并写了4篇论文，指陈时弊。
但范仲淹、尹洙等人的锐意革新引起了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的极度不满，吕指责范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尹、范等人接二连三地遭到贬谪。
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只有谏官，而司谏高若讷，不但不说公道话，还竭力诋斥范仲淹。
欧阳修实在看不过眼，连夜写了《与高司谏书》，揭露了高若讷的虚伪，由此欧阳修被保守党挑唆后遭到贬谪，以夏竦为代表的保守党更对范、尹、韩等人进行诋毁，这便为日后的“朋党之说”埋下了伏笔。
四． 关于“朋党”之说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
历朝历代帝王都以党祸为戒：公元973年宋太祖在科举中增设了殿试，使举子最终都成为“天子门生”，其目的便是杜绝防范朋党的出现和形成；宋真宗登基不久就下诏申警党比，责令御史台纠察并以唐朝“牛李党之争”为鉴，“唐室朋党渐不可制，遂至卑弱”；仁宗明道二年8月，宋绶上言，也认为朋党乃是朝廷的大患“惟奸邪共济，若为内患，深可恐惧”，提醒仁宗不可掉以轻心。
五． 《朋党论》的写作背景 庆历初年经尹洙、欧阳修、孙沔等人的多次上书，仁宗免去了吕夷简的相职，至庆历三年调整了中枢班子，增设了谏官编制[11]，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缓解内忧外患，挽救宋王朝政治危机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
以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为代表的革新派推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书》，史称“庆历新政[12]”。
仁宗对欧阳修的强项直谏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汝欧阳修，何处得来
”《欧阳文公神道碑》，这一切让保守派怀恨在心，朝廷上下刮起了一股危言耸听的党论歪风[13]，直指杜衍、欧阳修、范仲淹为“党人”[14]。
对于这种说法，仁宗也难免产生了“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的疑惑。
面对仁宗这般质疑，欧阳修于庆历四年以谏官的身份写了《朋党论》这篇奏文。
六 . 写作特色1． 以破为立、以奇说理 历朝历代臣子对于皇帝“结党”的指责，最好的申辩莫过于否认，而欧阳修却在文章一开始直截了当地承认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但君子间的结党和小人的结党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便是本文立意的一大特点。
金圣叹评“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15]”。
“朋党”一词意为贬，专指那些不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为个人得失所结成的政治派别，并在政治斗争中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展开的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唐代的“牛李党之争”便是实例。
而此文开篇之处，欧阳修明畅的笔法首先对君子结党进行了肯定，让人大开眼界。
君子间以道结党谓之志同道合，相互坚守名节、道义和忠信；小人间则以利禄而群，彼此尔虞我诈狼狈为奸，故欧阳修更进一步提出了“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的观点。
《泰誓》数纣之罪曰：“朋家作仇。
”夫子曰：“君子群而不党。
”朋党二字岂可施之君子哉
永叔独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是翻案文字，亦其开导人主不得已而出于此也。
前半正意已尽，后只博引以足之，是一作法[16]。
“反反复复，说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末归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
见人君能辨，但问其君子小人，不问其党不党也。
因谏院所进文，故格近于方严。
”[17]面对仁宗的质疑，欧阳修非但不否定，反而直接肯定了君子结党的事实，这便是本文写作奇特之处，君子有朋，小人无朋，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只有靠仁君的慧眼来进行分辨。
2. 以史为鉴，不提当朝为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作者极其重视逻辑上的安排，从古到今，层层递进，用大量的事实来说理。
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于“朋党”的论述只是大量引证史实，只字不提当朝，也没有直接为范仲淹等人申辩含冤，始终坚持“自古有之”而进行论述，符合谏官的职责，而且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也颇能引起仁宗的感悟。
“公此论为杜、范、韩、富诸人发也。
时王拱辰、章得象辈欲倾之。
公既疏救，附上此论。
盖破蓝元震朋党之说，意在释君之疑。
援古事以证辨，反复曲畅，婉切近人，宜乎仁宗为之感悟也。
”[18]3. 层层递进、正反分辨文章由尧舜起笔从正面引证了“君子同道为朋”的道理，这种引典说理的论证颇有史记的气势，归有光曰“凡《史记》好处，诸大家无不知之，欧文尤多得”。
尧凭借“八元八凯的君子之真朋”攻退“四凶小人之伪朋”而天下大治；舜借助“二十二之君子结朋”相互辅佐也达到天下大治；周臣“三千为朋”以兴国。
这大量的史实极有条理地论证了坚守道义、忠信、名节的君子之朋可以兴国的道理；层层递进地铺排方法让读者不禁大受鼓舞，不断肯定了君子有朋的利处。
接着又从反面例举了“人人异心不为朋”而亡国的商纣、“禁绝以善为朋”悔之已晚的桓、灵二帝以及“诛戮清流之朋”导致唐亡的唐昭宗，再次证明了“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深刻道理。
这种以古鉴今，正反对比，层层逼进的论证方法确如王慎中所言“学司马迁莫如欧”，方苞也对这种风格大加赞赏“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取得其风神。
”七． 此文的写作动机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仁宗一直是有言直抒，为此也得到了仁宗的信赖，《朋党论》有力地揭示了君子之朋对于国家治乱兴亡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是为了规劝仁宗要以历史为镜，切莫重蹈商纣、桓灵二帝和唐昭宗的覆辙，正确对待充分信任推行“庆历新政”的君子之朋，而疏远斥退攻击良臣的小人之伪朋，只有这样才能兴利除弊，富国强兵。
八．总结1043年3月，欧阳修就任谏官，在他看来谏官应以舆论为背景，站在国家整体的立场上进行谏诤，在这一点上，谏官的地位虽低，却与宰相的职能相同。
《朋党论》是作为谏官的欧阳修向仁宗反映时弊揭示社会问题的奏章。
朋党论全文针砭时弊但字字不提当下，借古讽今地驳斥了任宗对“朋党”的错误理解。
虽然《朋党论》并没有挽回“庆历新政”最终失败的结局。
但文章严密的逻辑说理、清晰的行文思路、层层递进的分析和整体布局的完整，皆体现了欧阳修高超的写作手法，“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19]”，更能看到文字体现出的“文以载道”的宗旨，让人不禁钦佩欧阳修做人写文的正直风貌“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20]。
宋朝，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面对夷狄的侵扰和朝廷内部保守势力的坚挺，任宗在位的四十余年出现了暂时的平稳政局，这些特殊的条件造就了特殊的人才，欧阳修以其自身的修养“公之于文，天才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短章大论，施无不可[21]和所秉承的文道观“要之永叔学昌黎，而才力不逮，然能变化，自成一家，故可继韩公之后，而雄视一代也[22]”， 使得已步入险境的古文走出低迷重新成为文坛的主力，开创了儒学的新气象。
欧阳修《朋党论》中将党锢之祸写为是汉献帝时事只是无心之错吗
作者本意就是这样啊，哪里有什么无心之错
这篇政论就是阐述道理，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
汉代党锢之祸，只是作者的一个例证而已。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
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
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
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
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
庆历三年(1043)，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也出任谏官。
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
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
此后党议不断发生，宋仁宗在宝元元年(1038)还特意下过“戒朋党”的诏书。
到了庆历三年，吕夷简虽然被免职，但他在朝廷内还有很大的势力。
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
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就在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
《朋党论》这篇著名的政沦文，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同样是很有战斗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