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祯农书
百度百科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元王朝统治中国97年，时间虽不算很长，但却在我国农学史上留下了三部比较出色的农学著作。
一是元建国初年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此后有《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
三书中尤以《王祯农书》影响最大。
《王祯农书》突出特点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广义的农业 《王祯农书》中的“农桑通诀”部分，可以说是农业总论。
它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广义农业的内容和范围。
开头以“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为题，叙述了农事和蚕桑的起源，将王祯所处时代的农业同历史的农业联系了起来，把元代的农业作为历史农业的一部分，使它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纽带。
接下来以“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狭义农业的各个方面。
首先，它以“授时”和“地利”两篇探讨了农业生产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和规律性，强调了农业生产中“时宜”和“地宜”的重要性。
在尊重天时、地利等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事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等专篇，概述了农业种植中的各项问题。
“农桑通诀”还分列了“种植”、“畜养”、“蚕缫”等专篇，阐述林、牧、副、渔等广义农业各个方面的内容。
它还以“孝弟力田”、“劝助”、“蓄积”等篇，宣扬了封建官府的重农思想和劝农措施。
读完“农桑通诀”之后，使人们对广义农业的内容和范围，以及农业生产中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各个方面，都能有个清晰明了的认识。
这是《王祯农书》的一大特色。
二、对南北农业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王祯农书》之前的几部重要农书，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都是总结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陈旉农书》又是专论南方农业的，只有《王祯农书》才是兼论南方和北方农业的。
它对南北农业技术以及农具的异同、功能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比较，这是它的又一重要特色。
王祯成长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黄河下游齐鲁之地，后又长期在南方作地方官，这种条件使他对我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生产都比较熟悉，所以他能从全国范围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
三、有比较完备的“农器图谱” 在《王祯农书》以前，论述农具的书有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其中所介绍的农具以江东犁为主，兼及钱、鑮、耰、耧、耙、麴等几种水田耕作农具，没有图。
南宋曾之谨的《农器谱》（该书已经失传）所收的农具，不仅数量不及王祯的“农器图谱”多，而且也没有图。
在《王祯农书》以后的重要农书，如《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虽然也有“农器图谱”，但是它们多抄自《王祯农书》，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
由此可见，《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是王祯在古农书中的一大创造。
它约占全书篇幅的4\\\/5，插图 200多幅，涉及的农具达 105种，可说是丰富多彩，洋洋大观，别开生面。
四、在“百谷谱”中对植物性状的描述 《王祯农书》中的“百谷谱”，是分论各种作物栽培的。
其中包括谷属、■属、蔬属、果属、竹木、杂类等内容。
这一部分同其他古农书比较，多了植物性状的描述，这也是《王祯农书》的一项创举。
如谷属中的梁秫，就有“其禾，茎叶似粟，其粒比粟差大，其穗带毛芒”的描述；谷属中的蜀黍，有“茎高丈余，穗大如帚，其粒黑如漆、如蛤眼”的描述；■属中的冬瓜，有“其实生苗蔓下，大者如斗而更长，皮厚而有毛，初生正青绿，经霜则白如涂粉，其中肉及子亦白”的描述；■属中的芋，有“叶如荷，长而不圆，茎微紫，乾之亦中空，根白，亦有紫者，其大如升，食之味甘，旁生子甚多，拔之则连茹而起”的描述；■属中的芡，有“叶如荷，皱而有刺，花开向日，花下结实”的描述；蔬属中的薤，有“叶似韭而阔，本丰而白深”的描述；蔬属中的韭，有“丛生、丰本、叶青、细而长、近根处白”的描述。
王祯农书及作者简介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它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
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
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
既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又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和石刻给印刷术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性的启示，用纸在石碑上墨拓的方法，直接为雕版印刷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印刷术经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的发展，给人类的发展献上了一份厚礼。
【印刷术的起源】 印章在先秦时就有，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
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
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在结扎处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称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这是当时保密的一种手段。
纸张出现之后，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
据记载在北齐时（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于公文纸盖印的印章作得很大，很像一块小小的雕刻版了。
1、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期的铜印。
2、晋代著名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3年）在他著的《抱朴子》中提到道家那时已用了四寸见方（13.5×13.5）有120个字的大木印了。
这已经是一块小型的雕版了。
3、佛教徒为了使佛经更加生动，常把佛像印在佛经的卷首，这种手工木印比手绘省事得多。
4、碑石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很有启发作用。
刻石的发明，历史很早。
初唐在今陕西凤翔发现了十个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秦国的石刻。
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
东汉以后，石碑盛行。
汉灵帝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的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
历时8年，全部刻成。
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
很多人争相抄写。
后来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自用或出售。
结果使其广为流传。
5、拓片是印刷技术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古人发现在石碑上盖一张微微湿润的纸，用软槌轻打，使纸陷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纸上轻轻拍打，纸面上就会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样的字迹。
这样的方法比手抄简便、可靠。
于是拓印就出现了。
6、印染技术对雕版印刷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纹图案，用染料印在布上。
中国的印花板有凸纹板和镂空板两种。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公元前165年左右）出土的两件印花纱就是用凸纹板印的。
这种技术可能早于秦汉，而上溯至战国。
纸发明后，这种技术就可能用于印刷方面，只要把布改成纸，把染料改成墨，印出来的东西，就成为雕版印刷品了。
在敦煌石室中就有唐代凸板和镂空板纸印的佛像。
印章、拓印、印染技术三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再加上我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雕版印刷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印刷术的种类】 印刷的种类大致可分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凹板印刷和孔版印刷（丝网印刷）。
凸版印刷： 凸版印刷的历史最悠久最普及，版面图像和文字凸出部分接受油墨，凹进去的部分不接受油墨，当版与纸压紧时，油墨就会印在纸上。
印刷版材主要有：活字版、铅版、锌版、铜板，感光树脂版等。
有些书刊、票据，信封、名片等还在使用凸版印刷；需特殊加工的例如：烫金、银，压凹凸等，一般也使用凸版印刷。
平版印刷： 这是目前最常见，最广泛应用的印刷方式。
图像与非图像在同一平面上，利用水与油墨现相互排斥原理，图文部分接受油墨不接受水份，非图文部分相反。
印刷过程采用间接法，先将图像印在橡皮滚筒上，图文由正变反，再将橡皮滚筒上的图文转印到纸上。
画册、画刊广告样本，年历等等均可采用此印刷方式。
凹板印刷： 凹板印刷与凸版印刷原理相反。
文字与图像凹与版面之下，凹下去的部分携带油墨。
印刷的浓淡与凹进去的深浅有关，深则弄，浅则淡。
因凹板印刷的油墨不同，因而印刷的线条有凸出感。
钱币、邮票、有价证券等均采用凹板印刷。
凹板印刷也适于塑料膜、丝绸的印刷。
由于凹板印刷的制版时间长，工艺复杂等原因所以成本很高。
孔版印刷： 又称丝网印，如果在小学时见过老师刻蜡版印卷子，那么就更好理解此种印刷方式了。
利用绢布、金属及合成材料的丝网、蜡纸等为印版，将图文部分镂空成细孔，非图文部位以印刷材料保护，印版紧贴承印物，用刮板或者墨辊使油墨渗透到承印物上。
丝网印刷不仅可以印于平面承印物而且可印于弧面承印物，颜色鲜艳，经久不变。
适用于标签，提包，T恤衫，塑料制品，玻璃，金属器皿等物体的印刷。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将书稿的写样写好后，使有字的一面贴在板上，即可刻字，刻工用不同形式的刻刀将木版上的反体字墨迹刻成凸起的阳文，同时将木版上其余空白部分剔除，使之凹陷。
板面所刻出的字约凸出版面1~2毫米。
用热水冲洗雕好的板，洗去木屑等，刻板过程就完成了。
印刷时，用圆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匀刷于板面上，再小心把纸覆盖在板面上，用刷子轻轻刷纸，纸上便印出文字或图画的正像。
将纸从印板上揭起，阴干，印制过程就完成了。
一个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张，一块印板可连印万次。
刻板的过程有点象刻印章的过程，只不过刻的字多了。
印的过程与印章相反。
印章是印在上，纸在下。
雕版印刷印刷的过程，有点象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阳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阴文正字。
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纸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
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既继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术，又有创新技术。
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专家认为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在公元590~640年之间，也就是隋朝至唐初。
唐初已有印刷品出土。
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刚经”末尾题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印刷品。
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开始只在民间流行，并有一个与手抄本并存的的时期。
唐穆宗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中有“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
“模勒”就是模刻，“烨卖”就是叫卖。
这说明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白居易的诗的传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
1944年，发现于成都唐墓，是唐末期的雕版印刷品。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雕版印刷唐代尚未盛行。
五代时期开始印制大部儒家书籍冯道始印“五经”。
以后，经典皆为版刻本。
宋代，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各种印本甚多。
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枣木。
因此，对刻印无价值的书，有以“灾及梨枣”的成语来讽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枣树木。
可见当时刻书风行一时。
雕版印刷开始只有单色印刷，五代时有人在插图墨印轮廓线内用笔添上不同的颜色，以增加视觉效果。
天津杨柳青版画现在仍然采用这种方法生产。
将几种不同的色料，同时上在一块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于纸上，印出彩色印张，这种方法称为“单版复色印刷法”。
用这种方法，宋代曾印过“会子”（当时发行的纸币）。
单版复色印刷色料容易混杂渗透，而且色块界限分明，显得呆板。
人们在实际探索中，发现了分板着色，分次印刷的方法，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几块印刷板分别载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于同一张纸上，这种方法称为“多版复色印刷”又称“套版印刷”。
“多版复色印刷”的发明时间不会晚于元代，当时，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县）所刻的《金刚经注》就是用朱墨两色套印的，这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
多版复色印刷在明代获得较大的发展。
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
明代设立经厂，永乐的北藏，正统的道藏都是由经厂刻板。
清代英武殿本及雍正的龙藏，都是在北京刻板。
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
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活字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
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
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
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
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
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
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
古代的印章对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启示作用。
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
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
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
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
便可进行印刷。
用这种方法，印二、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
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
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
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字，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
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
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
毕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实验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与粘药固结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胶泥。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
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
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
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
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
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这对一个公爵来说就算不了什么。
元代的姚枢（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
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
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
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升用过的方法。
19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
他费事30年，制泥活字10万多个。
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
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
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
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
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1962年发现于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与杨古同时代的王祯（1271~1368年）创制了木活字。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
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
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 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
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
用轻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
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
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
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
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
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
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传统技术。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世庙识余录》、嘉靖间（约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
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
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00个。
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
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
在王祯以前，已有人用锡做活字。
但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难于推广。
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
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100~200万个。
【印刷术的发展】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即公无1041－1048年间，一位名叫毕升的普通劳动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沈括比毕升小十几岁，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毕升制造的陶活字后来归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翔实可信的。
然而，一些欧洲人曾经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谷腾堡。
谷腾堡是西德人。
他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公元1440－1448年间的事，比毕升发明陶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象任何发明创造一样，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有它的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的。
中国社会进步到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传播信息。
活字印刷术正是为解决这个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问题而产生的。
印刷术必须用纸和墨。
中国早在汉代就发明了纸和油烟、松烟两种墨。
纸和墨的发明为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战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印章和拓碑等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又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顾名思义，印刷术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这道工序的名称。
从印刷术的命名中已经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缘关系。
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术的两个渊源。
早在公元前4世纪，即战国时期，私人印章就已经很流行了。
那时称为“玺”。
秦始皇灭六国，得楚和氏璧，凿国玺，“玺”字从此被封建帝王所垄断。
皇帝的印章才得称玺，一般人的玺只好称印称章。
汉代印章盛行。
起初的印章多是凹入的阴文，用于封泥之上，后来纸张流行，封泥逐渐失去效用，水印起而代之，凸起的阳文多起来。
印章创造了从反刻的文字取得正字的方法，阳文印章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写的文字取得阳文正写的文字的复制技术。
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
东晋时期，道教兴起。
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
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
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
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
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
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
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
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
拓碑的方法很简便。
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
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
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
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
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这和雕板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
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板印刷术。
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杨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
“模勒”就是刊刻。
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板印刷术的最早记载。
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
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
”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板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
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
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
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
这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 6尺，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
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只树给孤独园说法的情景。
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
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随着印刷品种和数量的急剧增长，每印一种书就要雕刻一回板，耗费的人力物力相当可观。
于是，就向人们提出寻求一种更简便、更经济的印刷技术。
至迟到唐代后期，已经有了用单个佛象印连续重复印制的千佛象手卷。
过去英、法、德、日等国家的考古队在中国新疆各地曾发现过大量的这种千佛像手卷。
英国博物馆藏有一幅这样的手卷，全长17英尺，约合5．18米，上面印着468个佛像。
另外，在雕板过程中，刻错字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刻错一个字就废掉一块板太可惜、太浪费了。
聪明的工匠们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用凿子将错字挖掉，再用一块同样大的木块刻好字补上。
这些都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经验、借鉴。
由此可见，虽然活字印刷术是毕升个人的发明创造，但这里面确实凝聚着前朝历代很多劳动者的智慧。
印刷术的发明自从有了纸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晋朝初年，官府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隋朝嘉则殿中藏书有三十七万卷，这是我国古代国家图书馆最高的藏书记录。
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也越来越多。
比如晋朝郭太，有书五千卷；张华搬家的时候，单是搬运书籍，就用了三十辆车子。
印刷术发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张华那样的富人才能有这么多的藏书，一般人要得到一两本书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的书都是手抄本。
要抄这么多的手抄本，得花费多少人力呀
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怎么能够满足社会上的需要呢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科学发明，只要社会上迫切需要它，同时又有产生它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会很诀出现的。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这样。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已经广泛应用印章和拓碑。
印章有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刻的字是凸出来的，阴文刻的字是凹进去的。
“如果使用阳文印章，印到纸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
但是印章一般比较小，印出来的字数毕竟有限。
刻碑一般用阴文，拓出来的是黑底白字，不够醒目。
而且拓碑的过程比较复杂，用来印制书籍也不方便。
但是，拓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石碑面积比较大，一次可以拓印许多字。
如果截长补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点结合起来呢
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我国劳动人民在拓碑和印章这两种方法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画，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画突出在板上。
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
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自纸复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成功了。
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我国的雕版印刷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
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是在唐朝时候发明的。
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醍醐灌顶
醍醐灌顶，出于：“令问维摩，闻名之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
”佛教指灌输智慧，使人彻底觉悟。
比喻听了高明的意见使人受到很大启发。
【读 音】tí hú guàn dǐng成语:醍醐灌顶成语:醍醐灌顶【英 文】To feel refreshed suddenly；To be filled with wisdom；To be enlightened【释 义】醍醐：酥酪上凝聚的油。
用纯酥油浇到头上。
佛教指灌输智慧，使人彻底觉悟。
比喻听了高明的意见使人受到很大启发。
也形容清凉舒适。
【用 法】作谓语、宾语；含褒义。
【结 构】主谓式【近义词】一语中的、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茅塞顿开、大彻大悟、如饮醍醐、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如梦初醒、振聋发聩[1]【反义词】如堕烟海【押韵词】半梦半醒、天光云影、多快好省、扪参历井、爬山越岭、高人一等、孤身只影、杳无踪影、缩头缩颈、大煞风景、俛首系颈、翻山越岭、一碧万顷、如梦初醒、吾日三省、伸头缩颈、昏迷不醒、平平整整、崇山峻岭、齐齐整整、授人以柄、振裘持领、沤浮泡影、温凊定省、清浄白省、汲汲顾影、晨参暮省、晏开之警、一日三省、重山复岭成语出处编辑：“令问维摩，闻名之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
”唐·顾况：“岂知灌顶有醍醐，能使清凉头不热。
”：“相公闻语，由于（犹如）甘露入心，夫人闻之，也似醍醐灌顶。
”元·王祯卷八：宋其宿酲未解，病暍未苏，得此而食，世俗所谓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正谓此也。
第四二回：江觉道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
[2]3来源探究编辑由佛教的醍醐喻发展而来。
卷十四云：“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苏，从生苏出熟苏，从熟苏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众病皆除，所有诸药，皆入其中。
”以之比喻佛出于，从“十二部经”出，从“修多罗”出《方醍醐灌顶醍醐灌顶等经》，从“方等经”出，从“般若波罗蜜”出，犹如醍醐。
[3]早在南北朝佛教初兴的早期，作为梵文manda的译名，就在部分经书里偶尔出现“醍醐”一词了；但开始得以在汉语社会广为流传，则自大唐高僧三藏法师为代表的译经成熟期之后。
“醍醐”在汉译佛经中的基本词义为“本质”、“精髓”；可以作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有多种用法。
但是“醍醐”的另外一个意思，作为一种药物[3]，则更早地出现在南北朝时的许多古籍里。
例如北齐中书令魏收[4]编的《魏书》列传第九十《西域》里面说到“悦般国”的人：“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
”“悦般国”人特别在意毛发的清洁，用醍醐美发。
《北史》卷五十五列传四十一《慕容绍宗传》记绍宗的儿子慕容三藏：“又畜产繁滋，获醍醐奉献，赉物百段。
”中国第一本以制药为主要内容的书籍《雷公炮炙论》载有：“醍醐，是酪之浆，凡用以重绵滤过，于铜器煮三、两沸。
”估计此书虽由后人编于唐末或宋初[6]，但记录的内容显然也属“三国两晋”之时。
意为发酵乳脂“醍醐”的出现，不应迟于“两晋南北朝”；作为口头语言可能更早些，并且非常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音译外来语；较“醍齐”意为清酒的出现，至少晚了数百年。
“醍醐”本是“胡人”的食物。
由于唐朝时胡风尤为盛行，包括胡舞、胡帐、胡女、胡食等，有点像今天的意大利“比萨饼”进入了我国。
因此“醍醐”意指发酵乳脂，不仅是一个译名而且可能是一个译音名词，始在崇尚时髦的唐代上流社会得以流行。
唐以后可以佐证的资料还有：《旧唐书》说玄宗朝“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由此可见，在唐朝僧人们集中大量翻译经文时，意指发酵乳脂含义的“醍醐”一词被翻译经文者确定为manda意译词的必要条件，均已具备了，几乎无须斟酌。
4成语辨析编辑“醍醐”一词不仅用来说明所谓佛教信徒成佛的渐进修炼过程；还可以比喻佛教各派教义，在相互辩驳、诘难中，不断提升的经历。
在佛教内部，不仅珍品可以喻作为“醍醐”，毒药也同样可比喻为“醍醐”。
“灌顶”，是古印度新王登基时举行的仪式。
作为成语“醍醐灌顶”里的“醍醐”，严格地说不能理解为“发酵乳脂”而是“本质”和“精髓”。
5成语示例编辑◎王生闻得，满心欢喜，却似醍醐灌顶，甘露洒心，病体已减去六七分了。
（明·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一）◎生活中总是有些不顺的事情，渴求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能够醍醐灌顶，参悟出正确的方法论和行为观。
◎父亲的一席话让我感觉醍醐灌顶，一下子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6历史典故编辑1、自唐以后“醍醐”一词不仅用来形象地说明所谓佛教信徒成佛的渐进修炼过程；还可以比喻佛教各派教义，在相互辩驳、诘难中，不断提升的经历，例如《大涅槃》卷一四《圣行品》第七之四：佛出于《十二部经，从“修多罗”出《方等经》。
甚至佛教的不同派别，也喜称自己信奉的经典书籍和宗派教名为醍醐，以显示自己的地位。
见《法华玄文》卷一十下；连佛教寺院也以“醍醐”命名。
2、然后随佛教与道教和儒教等的相互磨合，“醍醐”一词迅速扩大了流行范围，影响到社会的其它方面。
例如在文人诗作之中也多有体现：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
醍醐长发性，饮食过扶衰”；《全唐文》卷五百九十六欧阳詹《送蔡沼孝廉及第后归闽觐省序》：“烹乳为醍醐，锻金为干将，予期烹锻以变化”；皇甫湜之《出世篇》：“四肢为琅玕，五脏为璠玙。
乳如芙蓉，顶为醍醐”等。
3、“从乳到醍醐”不断升华的过程，也被历代儒家反复使用。
例如《唐书》穆宁传注醍醐、四库提要解释明朝杨慎《谭苑醍醐》书名的醍醐两个字，都含有这层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内部，不仅珍品可以喻作为“醍醐”，毒药也同样可比喻为“醍醐”。
例如《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第四之五：“如是大乘典，亦名杂毒药；如酥醍醐等”等。
这与梵文manda的本意一致，属中性词，本无褒贬之意；它强调的是“本质”或“精髓”。
4、只是后来在佛教外部漫长曲折的流行过程里，“醍醐”一词后来被赋予了更多的褒义意思。
如唐顾况诗《行路难之三》：“岂知灌顶有醍醐，能使清凉头不热。
”白居易诗《嗟落发》：“有如醍醐灌，坐受清凉乐。
”唐宪宗《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俾披阅之者甘露洒于心田，晓悟之者醍醐流于性境。
”清董浩《全唐文·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大法师碑铭》：“知与不知，仰醍醐于句偈；识与不识，询法乳于波澜。
”而最早完整出现成语“醍醐灌顶”的书面资料，可能是《维摩诘经讲经文》里的记载：“令问维摩，闻名之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
5、“灌顶”，原是古印度新王登基时举行的仪式。
取四海之水装在宝瓶中，流注新王之顶，象征新王已享有统治“四海”的权力。
后被佛教接受引用，作为后辈弟子在修行过程里，不断逐步晋级的仪式。
流注的可以是具体的物质，如清水，“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
”流注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东西，如口诀、咒语以及秘笈、经文等，也就是作为中文音译词“醍醐”的梵语单词manda的本义。
而且弟子在接受灌顶仪式后，一般都紧接着“闭关”一段长短不等的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
然后也可冠以“某某灌顶”的头衔，享有某种待遇。
因此作为成语“醍醐灌顶”里的“醍醐”，严格地说不能理解为“发酵乳脂”而是“本质”和“精髓”。
7文化演变编辑实际上佛教界直到今天，“醍醐灌顶”里的“醍醐”依然没有被理解为单一仅仅意指乳脂，2006年甘肃公开举行的灌顶法会的名称是“时轮灌顶大法会”；只是在唐中期，由于佛教各派在向普通民众宣教时，出现了以“变文”即“通俗的说唱”形式的法会后，“醍醐灌顶”才被社会理解为用“发酵乳脂浇头”的仪式。
虽然后来在宋真宗时（998－1022），政府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但是在社会中、下层里已经形成的观念不可能随即消失，继续以种种方式在世世代代流传，尤其在非佛教徒的认知里，“醍醐”回复成了单一含义“发酵乳脂”的代名词了。
公元1899年，在敦煌石室发现了约两万个卷子，其中多半是手写本，中外史学界公认这些手写本是四世纪末到十世纪末形成的资料。
《维摩诘经讲经文》就是在其中被发现的，这为我们框定成语“醍醐灌顶”产生的时间段提供了依据；由于《行路难之三》一诗的作者顾况，生于公元725年死于公元814年，《嗟落发》一诗的作者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死于公元846年；据此估计，《维摩诘经讲经文》成文的时间当在公元800年前后；换言之，成语“醍醐灌顶”的出现，应在唐三藏意译梵语单词manda为“醍醐”之后约150年。
不难理解李时珍之所以在诗文中崇仰提倡“醍醐”，其实是为了借用影响力甚大的佛教典故“醍醐灌顶”，再次肯定以前医书的结论；他并非在提倡饮乳。
因为事实上，我们黄种人几乎无人能够一次摄入一升牛奶，但一次饮用来自一升乳汁制得的发酵乳脂——“醍醐”，不仅确实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相对科学合理的。
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他的前辈。
但是作为一代名医，虽然经他校勘而得正本清源的医学文献无数，然而对乳与乳制品的整体认知最终也没能突破前人的局限。
制约他的，除了在他之前的医书经典外，还有是成书在2000年前的《汉书高帝纪上》里面的观念：“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
”乳臭者，奶腥味也；意即乳汁为婴儿专用品，成人根本不屑一顾。
作为李时珍个人，还是难以摆脱当时社会流行意识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中国，乳汁及其制品，并不是人们普遍所接受和享用的食物资源。
统观李时珍全诗的表达和理解，实际效果是顺应了世人对佛的敬畏，将乳汁的认识转化成了“灵丹妙药”式的神话。
客观上使我们的先民，长久地偏离了正确方向：乳汁及其制品，本应作为汉民族一种可资利用的普惠性食物资源。
8用于佛教编辑佛教用醍醐灌顶比喻灌输智慧，让人彻底觉悟。
另外一个说法，叫“顿悟”，相对于“渐悟”。
这是六祖惠能创立的禅宗一法门。
惠能“我于忍和尚处（指在五祖那里），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
在出现“顿悟”的时候，人突然摆脱了过去纠缠不去的想法，突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即“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
这个说法，学名叫serendipity，这指的是智者突然间的开悟。
这个词来自于波斯文，Serendip是波斯文中“斯里兰卡”的意思。
一个波斯故事中说，有人丢失骆驼，斯里兰卡三个人说他们知道，这骆驼跛了一只脚，瞎了一只眼，丢了一棵牙，还背了个孕妇。
说得一模一样，以至于这三人差点被当成了偷骆驼的小偷，其实这三个人不过是脑子好使，一直在寻找答案便是，比如骆驼吃草留下的印迹。
他们突然产生的“洞见”，是长时间注意力灌注在一件事情上造成的。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的思维长期关注着某一件事，突然找到了答案，找到了关联，找到了突破，那是何等的喜悦。
所以阿基米德在澡盆里洗澡，突然一下子悟出了浮力的计算方法，于是光着身子激动地大喊：“尤里卡
尤里卡
（我找到了
）”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明博览会就叫尤里卡。
同样的经历，王守仁也有过，他在《阳明年谱》里记载：“因念：‘圣人处此，更有道何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
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和阿基米德一样，半夜想到了一个问题的答案，阳明先生也疯了，乃至于 又是叫又是跳的，“从者皆惊”，心里恐怕都在骂他“神经病”。
当时这些顿悟，就好像爱迪生说的，是那99%的汗水之后的那个1%。
你长期关注某事，最后到了一个万事俱备的时风，东风来了。
阿基米德要不是要帮皇帝鉴别皇冠的真假，他就是天天去洗桑拿，也不会“尤里卡”。
我在想，王阳明的顿悟，一定也是这个结果。
和过去的所有士大夫一样，总是希望通过外力（如好的皇上）改变社会，谁知他后来得罪了一太监，被太监脱了衣服打屁股，受此奇耻大辱，他念念不忘，念想着外部世界带给他的是耻辱和自己内心的美好，于是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可是你或许会问，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不经过后天教育，这“吾性自足”何从说起
这就不得不提到宗教。
据说王阳明有次到一寺庙，以前从未去过，却发现一切似曾相识，就像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里说的那样， 感觉似成相识。
后来推开门窗，发现供的那菩萨和他自己一模一样。
换言之，假如人有前生，那么我们大脑的硬盘就不是空白的，就一定有一些已经存在的思维模式（mental model）在那里，就如同石头中间的美玉一样，等着我们去剔除杂质将其拿出来。
若是这样，出现一个“顿悟”的时分，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我自己也有过十分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时候，反复出现，就好像卡带的唱片。
9基督解释编辑醍醐灌顶醍醐灌顶而在基督教里，这就更好解释了。
人是上帝创造的，这个“智能创造论”已经认定人是按照神形象造的，那么人除了皮囊之外，也带有神性般的智能。
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就好比神州行手机卡，都充值过了，只是有一些过了有效期，已经无法再用就是了。
基督教里其实也有“顿悟”这个概念，不过一开始的用法，不是个人的冥想，而是人接触到上帝的那个时刻。
比如耶稣诞生的时候，东方三博士来朝，那就是耶稣与“外邦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这个事件称作epiphany. 天主教里有个主显节，就叫ephiphany, 就是1月6日。
这个主显，是三个过程的组合，贤士来朝、耶稣受洗、变水为酒。
拉丁文的说法为Illuminatio, Manifestatio, Declaratio ，亦即光照、显示、宣告。
那个三博士来朝的时候被称为光照的时分。
所以后来人们开始将epiphany用作别的用途，亦即那个灵光一现，有如超凡脱俗，仿佛看到了神灵的美妙时刻，那个AHA moment, 那个moment of truth. 有时候这样的顿悟也不是美好的，可是是突然开了我们的“天眼”，让我们见到一个以前未曾见到的真实，这或许也是恐怖的，绝望的，就好恐怖片的鬼屋里突然出现一道闪电，将屋子照亮，让我们看到里面的骷髅一样。
“巭孬嫑莪”这四个字的拼音怎么读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基础知识、研究方法也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甚至整个古代科技的特征也明显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科技是儒学化的科技。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
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
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
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
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 ]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 ]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
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
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
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
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注”[ ];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 ],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义，释《论语》、《孝经》”[ ];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
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
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
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
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
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
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
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
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
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
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
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
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
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
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
尧命四子，敬授民时。
舜命后稷，食为政首。
禹制土地，万国作乂。
殷周之盛。
《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 ]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
《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
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
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
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
”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
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
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 ].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
”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
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
”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
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
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
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
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
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
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
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
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
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
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
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
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
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
探赜之暇，遂悟其意。
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 ]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
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
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
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 ]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
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
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
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
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
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
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
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
(历史论文 )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
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
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
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
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
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
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
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 ] 三。
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
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
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
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
”[ ]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
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
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
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
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
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
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
……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
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 ]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 ]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
”[ ]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
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
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
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
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