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历史背景是什么样子的
“农村是一阔的天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多人耳熟能详，必知道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
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 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
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
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贡献。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没有分配。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
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
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66、67两届，加上68届毕业生，共计达200万人。
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农村落户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开始陆续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区的崇明、奉贤等县的国营农场。
毕业生在临行前，各校都举办了上山下乡思想学习班。
1968年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
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
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
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1969年12月，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一年时，上海已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全体常委全部奔赴边疆农村。
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万人，并涌现出金训华、黄山茶林场11位小将、郑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
金训华是为在激流中抢救两根电线杆牺牲的。
下乡几年后，红卫兵步入了青年。
七十年代的知青有了政治危机感，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他们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农村冷静地对自己、对社会作了反思。
红卫兵运动已走向了低谷，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了幻灭。
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在主席1968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国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
到当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万。
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972年林彪事件和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后，在上山下乡背后的知青的苦难历程也不时通过一些会议渠道，小道消息在扩散。
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
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 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
”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
在李庆霖时间后，中央才根据的“统筹解决”的指示，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
1976年2月，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
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这是对这场运动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