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正义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一自1971世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该书出版之后，受到热烈讨论，被列为不少大学课程的必读书籍之一。
由它引发的各类争鸣或研讨文章，更是汗牛充栋，目不暇接。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表示：罗尔斯的著作在英语国家立即被承认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正义论》一书之所以能起到如石击水的效应，关键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政治哲学万马齐喑的冷清局面。
西方政治哲学的衰落已是众所周知，专攻政治理论的学者爱·麦·伯恩斯说：在政治学说的阳光下没有多少新东西。
这充分表明了西方传统思辨方法构筑的理论体系的困境。
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则以其独特性和思辨性令人耳目一新。
约翰·罗尔斯1921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194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50年又在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相继在普林斯顿大学（1950—1952年）、康奈尔大学（1953－1959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1960－1962年）和哈佛大学（1962－）任教。
作为一名从大学氛围中产生的学者，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充满了学究气。
有的评论家把罗尔斯与柏拉图、阿奎那和黑格尔这些思想泰斗相提并论，但罗尔斯与他们有所不同。
那些思想大师均著作甚丰，涉猎颇广，而罗尔斯的主要著作只有《正义论》一本。
《正义论》一书，洋洋洒洒40余万字，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
罗尔斯在前言中表示：“在提出关于正义的理论时，我试图把过去十几年中我所撰写的论文中的思想集中起来，使它们成为一种条理分明的观点。
”罗尔斯最早于1951年发表了初鸣之作《适用于伦理学的一种决定程序纲要》。
基本观念的确立是《正义即公平》（1958年）。
其后陆续写出《宪法自由权与正义概念》（1963年）、《正义感》（1963年）、《非暴力抵抗》（1966年）、《分配的正义》（1967年）等。
1969年至1978年。
罗尔斯在斯坦福的高级研究中心完成了对全书的整理和加工。
在这20年中，罗尔斯不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挑战，这促使他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论文来完善自己的立论，反驳对方的观点。
这样一个过程也使得《正义论》一书显得非常晦涩难懂，概念成群。
为了说明一个问题，罗尔斯往往不得不一而再、而三地发掘论据。
但他的前言展示了他的思想脉络。
《正义论》，顾名思义，是研讨正义的。
正义观念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第1节）。
罗尔斯把正义观的规定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石。
《正义论》一书共分3编9章，第一编“理论”讨论对正义的界定，正义的历史发展，正义的作用，正义的内涵以及原始状态等观点；第二编“体制”分析如何用第一编确定的正义原则来剖析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生活，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层面，这里较为详尽地反映出罗尔斯高度思辨的正义观的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他作为一名学者提出的解决西方社会矛盾、冲突、民瘼的方策；第三编“目的”探讨伦理和道德领域中的课题，涉及善、自尊、美德、正义感、道德感情、自律等一系列课题。
这一编与前两编不同，论述和分析似都与他的正义原则稍微疏远一些。
其实罗尔斯认为这一部分相当重要，如果不考虑最后那一部分的论据，关于正义的理论也会被人误解（前言）。
的确，如果一种正义原则要想在一个社会中通行，关键就是人们能否接受并相信它，这就牵涉到道德心理学和正义感形成的问题。
如果众人没有一种正义的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一种正义原则就不可能被接受，这就是罗尔斯所讲的“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
尽管这一编的内容不如前两编那样新奇，但在整个理论中是不可或缺的。
正义，历来就是一个众说纷坛、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
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正义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当和正当，正义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模式，后来正义逐渐与平等、慈善区分开来。
但正义概念依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思想家作出不同的界定，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就是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
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但正义又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前者指平均的正义，即在平等的个人之间各人的所得在数目和容量上都相等，后者指分配的正义，即在不平等的个人之间根据各人的价值不等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
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
穆勒断定正义是关于人类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规则，如此等等。
在当代世界，正义依然是人们争论的中心，尤其是在社会发展迅速、矛盾突出和社会大幅度变革的时代。
罗尔斯热衷于介入正义问题的争论，绝非出于纯学术的偏好，而是响应社会的感召。
正义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引起关注，也非源自人们的主观情感，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正义现象，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不正义现象并没有因经济的繁荣迎刃而解，反而愈加突出，成为社会冲突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源。
罗尔斯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致力于正义研究的，其意图显而易见。
如果《正义论》只是纯学术的产物，那它就绝对不会引起这样大的轰动。
罗尔斯对此是明确的，他开宗明义地讲，正义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第2节）。
罗尔斯把既存的主导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分为两大类：（一）功利主义的正义观。
罗尔斯将其概述为：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总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因而也是正义的社会（第5节）。
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功利主义思考问题的思路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的幸福由个人的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的原则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的欲望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第7节）。
直觉主义不从个人或群体的得失思考问题，而是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
可以用来衡量各种互相冲突的正义原则。
直觉主义不包括其他的衡量方法，人们依靠直觉，依靠那种在人们看来最接近正确的东西来衡量。
直觉主义强调道德事实的复杂性使人们往往无法 解释人们的判断，直觉主义认为，“确定不同正义原则的恰当重点的任何更高一级的推定标准，都是不存在的。
”这两种正义观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依据功利，一种依据直觉。
罗尔斯对这两者均不赞同。
但他尤其反对功利主义。
他认为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始终占据上风。
道德哲学是社会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础之一，不改变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使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各种体制。
从这点出发，罗尔斯便把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当作了批判对象。
从事实上看，由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所传播的功利主义观念在西方社会历来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些观念原则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
然而这些体制并没有克服社会上存在的深刻的矛盾。
罗尔斯是一位改良论者，他相信要改良西方社会体制，关键在于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
这是罗尔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
罗尔斯确信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存在着几个弊端：（一）它没有揭示自由和权利的要求与社会福利的增长欲望之间的原则区别，它没有肯定正义的优先原则，正义否认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政治交易和社会利益不能成为妨碍基本权利的理由；（二）它假定一个人类社团的调节原则只是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是不足取的，这里没有把人们将一致赞同的原则视为正义的基础，其原则内容无法成为调节全体人的宏观标准；（三）它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论，用最大量地增加善来解释正当的理论，而真正的正义原则是事先设定的，不能从结果来看正义与否；（四）它认为任何欲望的满足本身都具有价值，而没有区别这些欲望的性质，不问这些满足的来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幸福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怎样看待人们在相互歧视或者损害别人的自由以提高自己的尊严中得到快乐的行为（第6节）。
这里直接表现为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也间接地批评了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正现象，如分配不平等，欲望至上，种族歧视，贫困问题等。
既然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不敷所用，纰缪甚多，那么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正义观呢
罗尔斯的观点十分明确：“我所要做的就是把以洛克、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加以归纳，并将它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
”（前言）因此，罗尔斯所依据的是传统的契约论的方法。
契约论在西方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近代的一些思想大家均为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
他们的契约思想曾在西方历史上起过震撼人心的作用，但后来时过境迁，契约论让位于功利主义。
可以说，契约论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则意味着一种经济上的实惠思想。
在资本主义体制确立后，功利主义取契约论而代之是不奇怪的。
罗尔斯重新举起契约论的旗子，这本身就属别出机杼。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一言以蔽之，可称作正义即公平的理论。
得出这个理论的各项原则，首先需要说明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契约是如何产生的。
这里就必须做一个理性上或逻辑上的假设。
罗尔斯把这个假设环境称作“原始状态”（Original Po- sition），相当于自然状态在卢梭、洛克等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原始状态纯粹是理性上的设想，在实践历史中无法论证。
罗尔斯知道这一点，他说过原始状态是一种纯粹假设的状态（第20节）。
在确定正义观的过程中，罗尔斯常常部分地倚重于直觉主义，他表示，正义即公平这种直觉观点将把正义的原则著作是在一种适当规定的原始状态中达成的原始契约的目标（第20节）。
原始状态的设计意图是排除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给出一个纯粹逻辑思维的状态，使人们产生正义原则。
在原始状态中，所有各方都是道德的主体，都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选择的结果不决定于随意性的偶然事故，也不决定于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
但是光有原始状态还不足以达成正义的首要原则，还必须设定其他一些条件。
为了设定原始状态，罗尔斯进一步提出几个核心概念：（一）正义的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人类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必需的，客观条件包括一个确定的地理区域，体质状态和精神状态相似，存在着中等程度的匮乏，主观条件包括各方都有大致相似的需求和利益，各方又有各自的生活计划，而且还存在哲学、宗教信仰、政治和社会理论上的分歧，这样人们就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因而需要有一些原则来指导人们决定利益划分（第22节）；（二）正当观念的形式限制。
原始状态中的人们还得接受某些限制，这样他们才能有效地确定和选择原则，这些限制是，原则应当是一般性质的而不应是特指的，首要的原则必须能够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共同蓝图；原则在应用中应对每个有道德人格的人起作用，限制的条件应当是公开的，让每个人知晓，还要赋予各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以一种次序，最后从原始状态推出的原则应当是决定性的，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标准（第23节）。
这里规定了正义原则的性质；（三）无知之幕。
这个概念是更为大胆的假设，以便能运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
原始状态是一种假设，它要求人们摆脱现时现刻的各种感觉和知识，在现实社会面前拉上一道大幕，使人们纯粹从零点开始思考正义的原则。
无知之幕假定各方不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能力、理智和力量等情形，也没人知道他的关于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和心理特征，各方也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
因为每个人所据有的社会地位、条件或个人气质均会影响一个人对正义原则的判断，必须用无知之幕将它们全部隔开，这样原始状态才能成立（第24节）（四）推理的合理性。
原始状态的方法要取得成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必须假定处在原始状态中的人是有理性的。
所谓理性，就是人们在选择原则时都力图尽量推进自身的利益，他们的选择有前后相连的倾向，他们也具有建立正义感的能力，他们努力寻求一种尽可能高的绝对得分，而不计对方的得失如何（第25节）。
当然，这样的人也是理论上假定的人，而非现实生活中的人。
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七情六欲，受社会及各种背景因素制约，不可能像罗尔斯在理论上假设的那样行动。
以上四方面的条件确定了原始状态的基本属性，由此可以演绎出正义原则。
在得出正义原则之前。
还得解决人们如何达到正义原则的问题。
罗尔斯首先确定一个前提：处在原始状态中的各方都是平等的，在选择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作为有道德主体；有自己关于善的观念和正义感的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
人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确定正义的原则（第4节）。
根据原始状态及各项条件，罗尔斯推论出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 所有社会价值—一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策11节）。
这个一般的正义观又可分解为两个层次，这就是罗尔斯最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
第二，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11节）。
这两个正义原则与罗尔斯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相配套，第一个原则用于确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第二个原则用于规定和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
第一个原则包括公民的基本自由权等原则，与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并无二致。
争议最大的是第二个原则，这第二个原则大致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因为在社会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往往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分配应对每一个人有利，于是人们使权力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来实行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绝对不平等的，那么平等原则如何才能实现呢
实质上罗尔斯的重点在这里，其改良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也在这里。
确定了正义的两个原则之后，罗尔斯便将它们贯彻于社会基本结构。
罗尔斯将社会解释为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其基本结构是一种公共的规则体系，它规定了一种活动设计，这种设计使人们共同行动，以产生更大数量的利益。
并按照收益中应得的份额把某些公认的权利分配给每一个人（第14节）。
如何使正义原则演化为具体的制度，罗尔斯提出了“四个阶段的顺序”（第31节），第一阶段人们接受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第二阶段召开制宪会议，确定政治结构的正义并选择一部宪法，设定制度，这个阶段主要是确定平等的公民权和各种自由权；第三阶段为立法阶段，在这个阶段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发挥主要作用；第四阶段是具体运用规范的阶段，法官和行政官员把制定的规范用于具体的事务，公民则普遍遵循规范。
在这个部分，罗尔斯还深入讨论了自由权概念、良心平等自由、宽容与共同利益、政治正义和宪法、参与原则、法治、自由权优先性的规定等课题，较为明晰地展现了他设想的理想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
经过这番论述，他重新表述了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享有与人人享有的一种类似的自由权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全面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的平等权利。
优先规则：正义的原则应按词汇式序列来安排，因此自由权只有为了自由权本身才能受到限制。
这里有两种情况：（1）不太广泛的自由权应能使人人享有的自由权总体系得到加强，和（2）不太平等的自由权必须是享有较少自由权的那些公民能够接受的（第39节）。
罗尔斯用这一抽象化的标准来评判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他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
他表示，立宪政体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不能确保政治自由权的公平价值，对此现象从未采取过纠正措施，财产和财富分配上的悬殊远远超出了可以与政治自由权并存的程度，但却为法律所容忍，这种缺陷在于民主的政治过程充其量只是一种有控制的竞争，政治制度中不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缺陷严重得多，政治权力积聚，变得不平等，得到好处的人利用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和国家法律来确保自己的有利地位。
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很快就破坏了任何政治平等，普选制不足以抵消这种不平等，只要政党和选举经费来自私人捐助，政治讲坛就会受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控制（第36节）。
罗尔斯点明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缺点，但他没有作更深入的分析，值的这种改良主义倾向在论述第二个原则时表述得更为清楚。
第一个原则被确定为是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的，按罗尔斯的话讲，这两个正义原则是按照“词汇式序列”排列的，即只有第一个原则被满足后才能满足第二个原则（第8节）。
事实上，因为第一个原则已有公论，罗尔斯并没有作什么创造性的论述，他花了大量的气力来论证第二个原则。
在论述第二个原则时，他提出了几项论证：（一）反效率原则。
在分配上，效率原则是不包含正义原则的，因而一个人得到全部产品的分配或其他不平等分配的方式也可能是有效率的，因而仅仅效率原则本身不可能是正义的，应当寻找既有功利也是正义的分配方式，超越单纯的功利观念（第12节）；（二）差别原则。
差别原则通过挑出某种特殊的地位来判断社会基本结构中的不平等问题，这将克服功利原则的不确定性。
如企业家比不熟练工人有着更美好的前景，假设他们处在最初状态，那么怎样证明差别的存在是合理的呢
那就必须是这些差别有利于境况较差的人。
任何差别的存在，都要能够有利于境况差的人，有利于最少受惠者；这个原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如果要实施这一原则，那就意味着对西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有人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改造；（三）连锁关系。
这里假定如果一种利益提高了最底层人们的期望，它也就提高了其他所有各层次人们的期望，当地位最不利者获益时，处于中间状况的人也会获利。
如果正义原则得到实现，这种连锁关系就会实现。
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论证，罗尔斯又将第二个原则具体表述为： 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既（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2）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13节）。
差别原则包含着某种平均主义，同时它也反映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某些倾向，最基本的就是“平等的倾向”（第17节）。
差别原则意味着：（一）补偿原则。
即应当对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进行补偿，差别原则不等于补偿原则，但它力图达到补偿原则的目的；（二）互惠的观念。
差别原则是追求相互有利的原则；（三）博爱原则。
在西方社会中，与自由和平等相比，博爱处于较次要的地位。
差别原则表明了一种公民友谊和社会团结。
这些均为一些理想主义的原则，罗尔斯认为西方社会没有实现这些原则，或者说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为了指明西方社会改良的方向，罗尔斯集中在第五章讨论了社会经济制度。
他先确定了“分配正义的背景制度”，这包括：（一）分配部门。
负责保持价格体系具有切实的竞争能力；（二）稳定部门。
负责实现合理的充分就业；（三）调拨部门。
负责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四）分配部门。
负责通过税收和对财产权的必要调整，以维持分配份额的一种大致的正义性（第43节）。
社会通过调节这四个部门的活动实现正义原则。
经过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综合考察，罗尔斯又对两个正义原则作了完整的表述（第46节）： 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类似的自由权体系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总体系。
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以及（2）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
第一条优先规则（自由权优先）：正义原则应按词汇序列来安排，因此自由权只有为了自由权本身才能受到限制。
这里有两种情况。
（1）不太广泛的自由权应能使人人享有的自由权总体系得到加强；（2）不太平等的自由权必须是具有较少自由权的那些人能够接受的。
第二条优先规则（正义优先于效率和福利）：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在词汇序列上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提高利益总量的原则；而公平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
这里有两种情况：（1）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大具有较少机会的那些人的机会；（2）过高的储蓄率在总体上能减轻为此而受苦的人的负担。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作者哈贝马斯区分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工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
认为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并在最终在形态上转化为前者所表现出来的形态。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思考和研究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对公共，公众，公共领域的解读上他采用了社会历史方法，从历史的演进来考察。
史料顺手拈来，颇见风度。
资产阶级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
因此首先介绍的是欧洲封建制度下产生的贵族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贵族是权威，表现在他那特有的个性当中，他是一个公共领域中的人物。
”于之相适应的是权利象征，修辞称谓等。
绅士无疑是一个代表型公共领域中人。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代表型公共领域开始消亡，此时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形成了市民社会，他们聚集在咖啡馆，剧院沙龙等公共场所，谈论时事。
哈贝马斯写到：狭义的市民社会就是商品生产和交换领域。
第三章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为什么英国可以通过光荣革命，法国却只能走流血的大革命的道路
对此，哈的答案是“法国资产阶级没有像英国那样与贵族上层官僚，穿袍贵族联合成一个同质的社会上层，也就不能借助贵族的强大威望在政治上维护正在进行资本积累的阶级利益，并且与国王对抗。
”相反，资产阶级和穿袍贵族之间出现裂痕。
曼德维尔名言：个人恶习，公众利益。
哈说：“一群理性的人一方面共同要求建立其捍卫自我的法则，另一方面各自想让自己例外，因此必须对他们加以归整，并建立宪法。
从而他们尽管有些私心杂念，但它们在共同行为中的结果，是一致的，看起来就好象他们没有私心杂念一样。
”因此，市民社会是法律秩序的自然基础。
第四章讨论了观念和意识形态。
哈分析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穆勒，托克维尔政治关于政治功能哲学观点。
康德认为批判的公共性是真理的试金石。
热情赞扬了公共性。
以公共性作为政治和道德的调节原则。
在康德看来，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则又是启蒙方法，法律源自实践理性。
人民主权原则只有在公开运用理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在资产阶级宪法和永久和平所组成的“绝对公正秩序”的常规状态下，自然法则的统治可被法律法则的统治所取代---政治可以转化成道德。
然而托克维尔就反对宪法保障劳动权。
警告说否则国家将变成独一无二的实业家，独一无二的垄断者，把公民的资本集中到自己手里。
而这就是共产主义。
针对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也警告说：必须砸碎官僚国家机器，避免国家权利集中化，读后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
总之，我觉得公共性过多，忽视个人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不公开也不透明。
第五章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市民阶级典型的私人生活范围是职业和家庭。
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针对家庭和职业的转型。
自由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得足够的权力用以控制他人，如今，竞争不完全，价格也不独立。
1775-1875年，自由主义昙花一现。
“商品流通的私人领域，权力集中起来；而作为国家机构的公共领域承诺对每个公众开放，这两方面促使弱者通过政治手段与占有市场的经济强者相抗衡。
”普选保障了结构的转型。
L.G.STRACHEY得出貌似悖论的结论：恰恰是民主力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下来。
职业作为劳动世界独立出来，家庭也开始萎缩，失去了经济和教育功能。
在这个过程，公众也由文化批判的公众蜕化为文化消费的公众。
我想到的是受众的媒介素养。
文学公共领域成为社会力量通过大众传媒的文化消费入侵家庭的切入点。
大众文化试图迎合教育水平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休闲需求，以增加销售为目的。
哈提到了1880年代的黄色办报作风，那时侯连环漫画以黄色印刷，最为著名的是那个在赫斯特和普立策的报纸中的黄孩子。
公众分裂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少数和消费大众。
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变为文化消费的公众，以往区别与政治公共领域的文学公共领域失去了独立的特征，政治掺和其中。
“广大无产者对政治公共领域的占领，导致了国家和这会的交叠，剥夺了公共领域原有的基础，却未曾赋予它以新的基础。
”令人沮丧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销蚀了私人领域。
这破坏了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独立存在的基础。
第六章 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欧洲学术期刊，英国的道德周刊和政治周刊----->个人新闻写作------->1830年代传播信念的报刊向商业报刊业的转变。
哈认为广告宣传的兴起并非市场自由化的结果，而是卖方市场程度加大，垄断竞争加强：技术密集到大批量生产时，均衡的最优产量不能随便改变，就需要一个长期销售战略。
结论是广告竞争取代了价格竞争，市场垄断加强，透明度降低。
在这个过程中，议员独立的政治批判功能丧失----沦为政党代言人，因此议会作用削弱。
官僚机构加强：国家向社会转变；特殊利益集团和政党出现：社会向国家转变。
结论是国家和社会重叠。
第七章论公共舆论的概念首先提出作为公共舆论的两者（1.批判力量 2.展示和操纵的力量）的紧张关系。
然后分析了两种分析公众舆论的途径：1.自由主义立场（人们应该挽救公共领域的理性因素而摈弃其大众因素）；2.以机制代替公众，认为机制（如议会或政府执政党）的结论就是公众舆论。
LAZARSFELD提出公众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抹杀了一切关键的社会学因素和政治学因素。
将政治交往领域分为非正式的个人的非公共发意见系统（包括没有经过讨论的文化自明性，讨论较少的基本生活经验，经常讨论的文化工业的自明性）和正式的制度化的权威的意见系统。
并提出只有两个交往领域通过批判的公共性联系起来，才会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公众舆论。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维新运动几乎同时发端,为什么结果不同
19世纪中期，在经受了被强迫打开国门后，接受西方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
这两个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
日本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手段，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日本在19世纪中期以前，也一直是闭关锁国，幕府政治给日本带来了经济落后，民生凋敝，于是在佩里叩关时，日本人表示了欢迎，他们充分意识到这个日本社会需要改造。
日本人是明智的，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他们开始了由明治天皇率领的倒幕运动，推翻了日本的封建专制，但他的革命终究是不彻底的，留下了些许封建残余，为以后的军国主义道路买下了伏笔。
明治天皇的改革是多方面的，推崇了神道教，神话了天皇的定义，神道教对日本的统一与团结作用是巨大的，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
还有文化，科教兴国，开办新式学堂。
军事方面，废除了封建征兵制，创造了现代化军队。
经济上，少数人富起来后，形成了财阀政治，遏制了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
政治上，更加明朗化，制定了新宪法，使其更加民主化，但封建的影子依然存在，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以上，日本充分学会了欧洲人的变法自由改革，使其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
而中国依然实行重本抑末，发展小农经济为本的经济体制，闭关锁国，文化上依旧是八股取士与文字狱。
虽然在后来进行了百日维新与洋务运动，都宣告破产，一个是革命方法不对，时机尚未成熟，封建专制过于强大，另一个是治标不治本。
关于这两国在各方面的异同，上面已经列出，差别是明显的，中国封建制悲哀啊所以这就是两场运动虽然性质基本相同，但其结果却大相近庭的原因总体来说，中国是治标不治本。
谢谢，望采纳(本人原创）
美国总统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叫华盛顿的小孩，他的父亲是大庄园主。
华盛顿经常到森林里去看人们伐树。
华盛顿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游戏。
一天爸爸送给小华盛顿一把闪闪发亮的新斧子，华盛顿高兴极了。
急忙拿着斧子到果园里学砍树。
过了许久，他终于将园里的一棵小果树砍倒了。
砍完后，华盛顿便跑出去玩了。
不一会儿，父亲回来了，当他看到心爱的小果树放砍倒了时，就厉声责问起来。
小华盛顿听见父亲的叫喊声，立即跑到父亲面前红着脸向父亲道歉，父亲听了，不但没有骂他，反而夸他是诚实的孩子。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读后感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马歇尔的《经 济学原理》是西方经济学史上三部划时代的著作。
《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 义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原理》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为经济自由主义作了 总结，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经典之作，标志着凯恩斯主 义这一独立的理论体系的形成。
进入 20 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先后发生了多 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 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企业纷纷倒闭， 大批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市场供求力量失衡，这一严重的现实使得新、旧古 典经济学理论陷入“经济学危机”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由于力 。
图挽救这次“经济学危机”而被称为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的。
它的核心问题 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
本书共分 6 篇 24 章。
第一篇引论中，批评了李嘉图及其以后的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如约翰、穆勒、马歇尔、庇古等人的两个“前提” ：一、工资等于劳动力 的边际产物; 当就业量不变时， 二、 工资的效用正好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这仅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能适用于普遍情况。
进而他分析了“有效需求原则” ： 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相交时的数值，就业量就是这个交点值。
第二篇中，他 则主要阐明了预期、所得、储蓄、投资的定义，以及使用者成本等问题。
第三篇 研究了消费者倾向，分析消费倾向的主客观因素、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的关系。
第四篇关于投资引诱，分析了资本边际效率、长期预期状态、偏好与利率、资本 性质以及利息与货币的特征。
第五篇货币工资与物价，阐述了货币工资的改变、 就业函数与物价的问题。
第六篇引用了几篇短论，分析了商业循环，论述了重商 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最后是结束语， 《通论》所引起的社会哲学。
而起中则是“有效需求理论” 是本书最核心精彩的部分，凯恩斯运用总量分析的方法，对总收入、总需求、总 供给、 投资、 消费、 就业水平、 物价水平等一系列总量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同时， 独辟蹊径地创造了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定理， 精辟的分析出导致现实失业与萧条的 原因，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
《通论》中我们比较认知的理论是它的有效需求理论，以及产出变动而非价
法官手记读后感
杨忠民：法官缘何如此恐怖?———读《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 1947年，在二战后纽伦堡的废墟上，由美国独家主持的审判纳粹时期德国司法官员的法庭开庭。
当诸多第三帝国的司法官员站立在被告席上时，一个问题定然困扰着人们：法官缘何如此恐怖
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槌，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相庄严的前法官们，大约谁也不曾高举火炬行进在“帝国水晶之夜”，亲手残杀犹太人，砸碎犹太商店的玻璃橱窗，焚烧犹太教堂和“邪恶思想”的书籍；也未必亲自启动“洗浴室”的毒气装置毒杀妇孺，或者扣动扳机，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未必身着军装，脚登马靴，手执佩剑，践踏被侵略的国土——即使成了被告，那一脸的神圣和不屑，只会让人生出对司法的敬畏，却实在难以联想到“恐怖”这个可怕的词语。
然而，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中〔1〕，却分明记载下如许事实：正是他们，在经过严谨、缜密且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反犹排犹的条顿剑得以从司法的剑鞘中抽出；也正是他们，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槌，将成千上万“玷污种族”的犹太人和“社会蠹虫”、“社会渣滓”驱赶进集中营，接受死亡的“洗礼”；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德国种族的完美性”，作出惨无人道的判决，对智能低下者强制性绝育，令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在“快乐”中死亡；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到绞刑架下，以鲜血润滑着第三帝国的战争机器……是的，从这些司法官员白皙的手上，的确看不到一丝血迹，但谁又能说，在被毁灭的五百多万犹太人的尸骸旁，在被虐杀的二十万“不值得活的生命”的坟冢前，乃至在被整个战争屠戮的五千五百万生灵的周围，除了游荡着希特勒死神般的身影外，就没有抖动着这些司法官员们恐怖的黑袍
本应由希特勒占据的被告位置，如今由他们来填补，的确是合乎逻辑的，可人们依然要追问：法官缘何如此恐怖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三个学派是什么
由谁提出
各个学派的理论分别是什么
对应于早期的，俗称：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对应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俗称：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流派即：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以及20世纪末开始的第四次“整合” 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 (Classical Economics)。
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GE MING”、“凯恩斯GE MING”和“预期GE MING”等所谓三次大的GE MING，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GE MING”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 “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
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GE MING。
“凯恩斯GE MING”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
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
“预期GE MING”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
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新古典经济学是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GE MING”开始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
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后，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
新古典学派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
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根本基础，利用这一规律可以解释买主面对一批不同价格时所采取的购买行为、市场参与者对价格的反应、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最佳配置等各种经济问题。
第二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新古典派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对以往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进行细化，而于1970年代形成的学派。
其理论框架由理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组成。
该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没有任何效果。
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两难问题不仅在长期，短期也不存在这一点上，与货币主义不同。
该学派有时也因为其对理性预期的注重为特征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学派称呼。
新兴古典经济学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
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
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
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第四次“整合”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
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 正当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即将来临之际，有人猛然醒悟：以前的经济理论只强调了生产和成本，却忽视了效用和需求。
因此，经济学的大树分出了枝干：一个枝干是以马克思为杰出代表，继续沿着劳动价值论这条线索，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洞察力，赤裸裸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质，并成为号召广大无产阶级投身GE MING，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GE MING纲领，对于这些理论，大家要比较熟悉一些，这里就不多费篇幅。
另一个枝干就是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基础上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因为新古典主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所以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现在有很多教科书仍把这部分理论叫做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1．萨伊（1767—1832年），法国人，他与英国的李嘉图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对斯密学说的态度截然不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二是商品的价值又是这个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购得和支配的劳动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斯密进一步说，这种购买到的能支配劳动的生产物，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除工人应得的工资外，还要给资本家以利润，给地主以地租，因此得出价值由三种收入构成。
李嘉图继承了前者，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石。
而萨伊则继承了后者，重点从交换价值即价格的角度来分析，提出了“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
“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并提出商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的。
以生产三要素理论为基础，萨伊进一步创立了“三个统一体”的分配理论（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和“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市场理论（即在西方经济学中影响巨大的“萨伊定律”）。
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十分巨大，长达一百多年时间，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理论基础，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GE MING”才被取代，其大致意思是：商品供给恒等于生产者的货币收入；生产者的货币收入恒等于他们的货币支出，货币支出必然引出商品需求。
因此，商品供给等于商品需求，国民经济会自动实现均衡。
2．马尔萨斯（1766——1834年），英国人，牧师，后因结婚而失去神职，成为教授。
人们都知道马尔萨斯是著名的人口理论学家，但其实他后来主要由人口理论转到研究经济学。
这里分别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学理论。
关于人口理论。
可以用龟兔赛跑的寓言来理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他说，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食物的增长只有按算术级数，而且因为收益递减规律，土地上的食物产量增长会起来越慢，就象一只慢慢爬行的乌龟；而人口的增长是成几何级数（1， 2，4，8，……），就象一只狂奔不止的兔子，因此，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失业和贫困，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残忍的。
他说：“一个出生在已被占有了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不能从他父母那里获得衣食，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求最小量的食物，在大自然这个盛大的筵席上，是没有他的座位的，大自然要叫他离开”。
这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的体现。
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问世就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和抨击。
中国在正需要控制人口的时候把马尔萨斯划入了“敌人”的阵营，自然不能接受他的理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关于经济学理论。
对于马尔萨斯在经济学界的成名，流传有一段故事。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同时代的英国人，当时，李嘉图是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到晚年，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理论中间存在着矛盾（即我前面已提到过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的矛盾”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矛盾”），又不便于推翻自己的理论，成天忧心忡忡，后来他想到马尔萨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谁知马尔萨斯很快就用化名把这个矛盾揭穿，李嘉图一气之下死了。
这时候，马尔萨斯又站出来承认那篇文章是他写的，一夜之间，马尔萨斯成名了，可后来李嘉图的学生在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了李嘉图的日记正好记了他找到马尔萨斯的事情，又引来一些人对马尔萨斯人品的攻击。
马克思批评马尔萨斯是个“小人”。
马尔萨斯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李嘉图理论上的矛盾，从而否定了劳动价值规律，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后来凯恩斯理论基础）。
3．约翰．穆勒（1806—1873年），英国人，他是西方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说是综合性的折衷主义体系，其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自资产阶级经济学出现以来的第一本流行的教科书，其流行时间为1848年—1890年，大致相当于马克思定居伦敦的时期。
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位既没有杰出经济学观点而又不得不令人关注的人物。
1870年前后，新古典学派正式与古典经济学决裂，响亮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和“均衡价格理论”，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下面两位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4．庞巴维克（1851—1914年），奥地利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故又被称为边际效用学派。
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 “边际”这个词，人们一般都理解为“增加的”或“额外的”的意思，比如你吃第二块面包时会得到一个与吃第一块不同的效用，这个增加的效用就称作“边际效用”。
庞巴维克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边际效用论和时差利息论。
关于边际效用论。
这一理论有三个要点：第一，一种物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
第二，人们对物品的价值的主观评价是以物品的稀少性为条件的。
第三，物品的最终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他认为人们最不重要的需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
根据上述三个条件，他得到结论是“物品的数量和物品的价值成反比，市场上同类商品数量越多，则价值越小，反之亦然。
” 关于时差利息论。
他这里的利息包括了资本的利息，土地地租以及利润等，他把物品区分为“现在物品”和“将来物品”，并提出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由于所处时间不同，它们的价值便有差别，并且“现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种和同一数量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
这一理论就是现在理财学中“货币的时间价值”的理论基础。
5．马歇尔（1842—1924年），英国人。
马歇尔可以称得上新古典学派的标志性代表人物，他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第二本教科书。
他在这本书中，将古典经济学、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学说、约翰.穆勒的学说以及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杰文斯为代表的数理学派、瓦尔拉为代表的洛桑学派等的理论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而建立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至今仍占据主要地位，后面介绍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都源于此。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理论。
关于均衡价格论。
他运用边际效用理论说明了需求价格和需求规律，即“需求数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随着价格上涨而减少”，又运用边际生产费用理论说明了供给价格和供给规律，即“供给与需求相反，价格高则供给多，价格低供给少”，最后，他把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结合起来形成均衡价格规律，即“当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一致时，需求量和供给量也相一致，就会形成均衡价格”，他还分别用曲线图予以说明。
关于分配理论。
马歇尔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确立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取决于各自的均衡价格，这些生产要素归劳动、土地、资本、企业组织的所有者。
经济学的名言警句
1、“当我们做对了，没有人会记得；当我们做错了，没有人会忘记
”——美国华盛顿国立气象研究所2、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亚当·斯密，（1776年）3、生命在自己的哭声中开始，在别人的泪水中结束，这中间的过程就是幸福。
——西方哲人如是说。
4、1520年以来，全世界只有85个机构存活至今，其中50家是大学。
大学依靠梦想、希望生存下去——这就是大学的历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C·柏林格5、政治就像骑自行车：弯腰但要眼看前方，沉默但要拼命骑踏。
——比利时首相伏思达6、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去做那些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无论结果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26年）7、大海的表面很难保持平静，社会价值的均衡更是如此。
它由供求决定：人为的或法律的东西，往往因为生产过剩和企业破产而反过来惩罚它们自己。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60年）8、骑士时代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智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的时代。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9、什么是不辨是非的人
他通晓世间万物的价码，但对其价值却一无所知。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0、美国人的事业就是办企业。
——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1、成本记录的是竞争的吸引力。
——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921年）12、生产成本若不影响供给，则不会影响竞争价格。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3、垄断者，通过经常保持市场存货的不足……以远远高于正常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从而无论在工资还是在利润方面都提高他们的报酬。
——亚当·斯密：14、风险与知识呈反向变化。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930年）15、市场经济是惟一自然、合理和能够带来繁荣的经济，因为它是惟一能反映生活本质的经济。
生活的精髓就在于它无穷无尽和神秘多样，因而，就生活的完美性和变幻性而言，任何中心人物的智慧都无法加以涵盖和设计。
——维克拉夫·哈韦尔，（1993年）16、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
那些明白怎样读懂这个历史所蕴涵的信息的人们，在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清醒地预感到震撼世界的惊雷。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年）17、理论的和实证的研究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政府管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既定的目标，而正是为了这些目标才颁布管制措施的。
——斯蒂芬·布雷那、保尔·麦克韦（Stephen Dreyer and Paul Macavoy），（1987年）18、为增长而增长，乃癌细胞生存之道。
——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19、平等和效率（的冲突）是最需要加以慎重权衡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在很多的社会政策领域一直困扰着我们。
我们无法按市场效率生产出馅饼之后又完全平等地进行分亨。
——阿瑟·奥肯（1975年）20、国际贸易的利益——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更有效率。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表扬一个人最好用公文，批评一个人尽量用电话。
——美国实业巨子雅科尔21、致国民议会：我们正在同国外对手进行一场令人难以忍受的竞争。
这个对手生产光线的条件十分优越，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占领我们的市场。
这个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太阳。
为此我们请求通过一项法律，关闭和堵塞所有的可以透光的窗户、通道和缝隙，使它无法损害我们这个为国家谋福利的产业。
——签名：蜡烛制造商 F·巴斯夏22、砌一堵墙之前，我该问问清楚，圈在墙里边的和留在墙外边的都是些什么……——罗伯特·弗洛斯特23、当你能衡量你所谈论的东西并能用数字加以表达时，你才真的对它有了几分了解；而当你还不能衡量、不能用数字来表达它时，你的了解就是肤浅和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种了解也许是认知的开始，但在思想上则很难说已经步入了科学的阶段。
——凯尔文 勋爵（Lord Kelvin）24、亲爱的布鲁特斯，错误并不在于命运，而在于我们自己。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Julius Caesar）25、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和武断而又不公平地分配财富和收入。
——J·M·凯恩斯，（1936年）27、历史上，货币一直这样困扰着人们：要么很多却不可靠，要么可靠但又稀缺，二者必居其一。
——J·K·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The Age of Uncertainty，1977年）28、产业革命是既无开头也无结尾的乐章，它仍在奏响。
——E·J·霍布斯鲍恩（Hobsbawm），（1962年）29、我相信物质主义。
我相信健康的物质主义所带来的一切：可口的食物、干净的房屋、干燥的鞋袜、缝纫器械、排水管道、热水供应、沐浴卫生间、电灯、汽车、良好的道路、明亮的街区、远离本城的休假、新颖的思想、快马良驹、投机的交谈、影院、歌剧、交响乐、流行乐队，等等。
我相信这一切每一个人都应当享有。
那些还未享用过这些东西便离开了尘世的人们，也许很可能如圣人一般地高雅、如诗人一般地富有，然而那却是由于他们本来就高雅、就丰富，而绝对不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这些物质享受。
——弗朗西斯·哈克特（Francis Hackett）30、进城的途中务必与人为善，因为回家的路上你可能会遇着他们。
——威尔逊·米茨纳（Wilson Mizner）31、据说列宁曾断言，捣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有效办法是破坏它的货币。
不断地借助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密而不宣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部分财富。
——J·M·凯恩斯（1883-1946年）32、贸易是所有强暴欲的天敌。
它促使人们独立并充分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引导人们管理自己的事务并教会他们如何走向成功。
因此，贸易鼓励人们追随的东西是自由而不是革命。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840年）33、稳定经济的任务，要求我们能够控制住经济、使之不至于偏离持续高就业之路太远。
就业率过高将导致通货膨胀，而过低又意味着衰退。
灵活审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两条路中间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2年）34、生产率不等于一切，但长期看它几乎意味着一切。
——保罗·克鲁格曼（1990年）35、资本主义的原罪是，有福时并不一定为大家共享；社会主义的先天美德是，有难时大家一定同当。
——W·邱吉尔36、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观念，无论对错，都远较一般人所了解的为有力。
这个世界甚少受其他人的统治。
负实际责任的人尽管认为不太受知识分子的影响，但通常都是某些死去经济学家的奴隶。
——J·M·凯恩斯37、生活中很少有哪一样是有永恒的价值的，诺贝尔奖居然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P·萨缪尔逊38、1984年4月27日美国里根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演说中说：“在最短期内完成最大进步的，不是组织最严密的社会，也不是天然资源最富的社会，而是人民获许自由创造、竞争和建设；人民获许自由思考、自由作经济决定，及从负担风险中取得利润报酬的社会。
美国深信奖励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自由人建立自由市场，可促成人人获益之发展。
”——R·里根总统的讲话39、说到经济发展问题，我只不过是要说明和解释不同国家及其不同阶段从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所表现出的模式问题。
这个定义或许太狭隘，但是考虑到收入模式（income patterns）时，我们会考虑社会的许多其它方面。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将经济发展限定在这个定义上，直到它将我们引向一个更明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含义。
——R·卢卡斯（R.Lucas，1998年）40、我们决不应迷失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那就是以人为本，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扩大他们的选择余地……如果在经济增长（通过人均收入来衡量）与人类发展（以人的寿命、文化或者成功比如自尊来反映，但不易度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统一是有益的。
但这两种表达方式并不十分相关。
——P·斯特里顿（P. Streeten, 1994年）41、增进我们的财富与宝藏通常的方法是借助于国际贸易，在那里，我们必须总是会观察到这样一个规律：从贸易金额来看，我们年年卖给陌生人的商品数额都大于我们向他们购买的数额。
——托马斯·孟（Thomas Man），1664年42、两个人都会制造鞋子和帽子，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在每一行业都处于优势，但是，在生产帽子方面，他仅能以1\\\/5或者说20%的势超过他的竞争者，而在生产鞋子方面，他胜出对手1\\\/3即33%；为了双方的利益，何不让这个具有优势的人专门生产鞋子，而另一个处于劣势的人专门生产帽子呢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7年43、国际贸易研究的近期发展使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数字例子的方法来处理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应用下面的无差异曲线的图形可以相对简单和方便地说明与分析有关的问题。
——瓦西里W.里昂惕夫（Wassily W.Leontief），1933年44、澳大利亚有富余的农业土地供给，但人烟稀少。
与其他大部分国家相比，其地价低廉，但工资昂贵；因此，那些需要大量土地投入而较少劳动力投入即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其价格就低廉。
——伯蒂尔·奥林（Bertil Ohllin），1933年45、为了便于分析推理，古典理论把许多条件都假定为给定的，但据我看来，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国际贸易的作用及原因的话，这些条件反倒正是需要我们研究弄清的主要问题，因此，在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中我们不应忽略这些条件的重要性。
——John H.Williams,1929年46、大部分学习国际贸易的学生很久以来一直都至少在私底下有过这样的怀疑，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型并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世界贸易的行为……我们很难将在制成品贸易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况与标准的贸易理论所假设的情况一致起来。
——Paul Krugman,1983年47、在政治号召力上仅次于关税能增加就业这种论调的流行观点是，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准必须得到保护，以避免受到外国廉价劳动力的毁灭性竞争。
在美国之外也同样流行着这种论点的翻版，即欧洲的行业不能与技术先进的美国生产体系展开竞争。
——Wolfgang F.Stolper and Paul A.Samuelson，1941年48、自由的企业造就了这个国家，但自由贸易将使其毁灭。
五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对所有进口品均征收20%的关税。
我们要立即采取这样的行动，否则我们的工业基础将被侵蚀弱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使发生了战争，我们也不能够生产出东西来保护自己。
我们的人民将无家可归，因为我们正在出口工作机会并进口外国人的福利。
——June M.Collier，President，National Industries，Inc.,1985年49、自由贸易已被证实对全球经济是有利的，但从来没有人证明过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最好的经济政策。
——Tibor de Scitovszky，1942年50、在国际贸易的问题上，人们似乎都习惯于不理睬经济学家们的忠告、建议。
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了反对贸易保护的立场上……而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势力的抬头……更凸显出了经济学家们不具备对贸易政策的政治影响力。
——Robert E.Baldwin，1989年但是,在多数文明国家的交易中还保留着如此多的原始风尚,以致几乎所有独立的国家都选择一种它们自己特有的货币来昭示它们的民族性,这给它们自己和它们的邻国都带来了不便。
——John Stuart Mill，1848年因此，供求弹性的研究可以说是汇率理论的核心。
——Fritz Machlup，1939年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本质上不是为了汇率稳定和经常项目余额。
尽管如此，合理稳定的汇率水平和可长久维持的外部余额是正常经济运行的重要表现，特别，当这些变量偏离它们的合理水平时，它们就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关心的对象。
——经济顾问委员会，1990年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以国际经济的眼光来探讨政策问题的话，我们告诉学生的就会是一些“错误”的答案。
——Joseph E.Stiglitz，1993年可变汇率制是一类把各国通过贸易而产生的相互依赖性与一国内部货币政策的最大独立性结合起来的汇率制度；这类汇率体制可允许各国根据自己的标准尽力追求货币稳定，其政策错误不会影响到邻国，邻国的错误也不会涉及到本国。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年在浮动汇率制下，美国经济经历了近20年前所未有的金融动荡。
——刘易斯E.莱尔曼（Lewis E.Lehrman），1990年有人认为外汇市场并没有在有效地运作。
从最近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这种观点正在抬头；但另一方面，从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后，却……在我们考察了各种基本的改革方案之后，我们无法确定是否这些改革方案的缺陷就会少于现行的（管理）浮动制本身所具有的不足。
——Jeffrey A. Frankel，1996年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挑战。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当我们把这同一行星上的人类进行划分的时候，一个行星成了两个世界：富有的世界与贫困的世界。
——雷那恩·维茨，1986年四分之三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然而，他们只享有16%的世界收入，与此同时，20%的最富裕人口，却享有85%的全球收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然，发展中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然而，坚持它们之间没有共同之点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任何超越单个国家的范围讨论发展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
——帕德玛·德赛，哥伦比亚大学第三世界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的普遍贫困。
——朱利安·韦斯特，牛津大学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发展的内在含义，即使拥有再多有关发展的资料也无济于事。
——丹尼斯·古雷特：《严酷的选择》发展必须被重新定义为是对当今世界上的主要祸害：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发起的进攻。
利用总增长率作为衡量的标准，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如果从就业、正义和根除贫困等方面来考察，则发展并没有取得成功，或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 P·P·斯特里顿单就发展理论本身而言，其实并无多大价值，除非将它们应用于实际，除非它收到了成果，除非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前世界银行行长 刘易斯·T·普雷斯顿欠发达国家当今的增长状态，同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前夕相比，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别。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西蒙·库兹涅茨如果增长没有被转化到人民生活中，它的意义何在
——联合国：《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一个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成员都是贫困潦倒的社会不会是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
——亚当·斯密，1776年一个没有社会正义，而且也无意于争取社会正义的社会是把它自己的前途置于危险之中。
——巴西，教皇约翰·保罗教皇二世，1980年21世纪的未了之事是消除贫困。
——圣索玛维亚，1995年联合国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最后很可能是世界如何对待不断扩大的人口数量。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总干事 杰姆斯·格拉斯现今各国政府和它们的人们所做的影响人口前途的事将会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战略设定条件。
——世界银行前行长 A·W·克劳森与人口有关的目标与政策是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1994年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国际大会行动纲领世界许多地方都能目睹一种新现象——无就业的增长。
即使当产出增长时，就业的增长也大大落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3年人类发展报告》当前的就业形势表现为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人民经受的苦难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
它已经导致劳工越来越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越来越不平等……和一系列的社会弊端。
——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世界就业报告》城市日益拥挤，城市失业稳步上升……“边缘人”，即城乡结合部为生存而挣扎的不幸者，其人数已超过5亿，到1990年达到20亿。
我们怎能想像人类秩序能在如此一大堆的不幸状况下维持下去呢
——世界银行前行长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我们确信，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是努力纠正目前的发展战略偏向城市的倾向。
——埃德加·O·爱德华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90年代初，世界上有近半数国家，其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的人口分布格局、感到不满意，主要问题是城市区域的迅速扩大。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经济发展长期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农业部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贡纳尔·缪尔达尔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担，必将由农业活动占主导地位的那部分经济——即农业部门来承担。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弗郎西斯·布兰查德当今人们所亲眼目睹的环境恶化，绝大部分主要是由于两类人，即10亿最富有的人和10亿最贫困的人造成的。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 纳菲斯·萨德克，1991年必须把可持续性强调为发展的指导原则。
——联合国前秘书长 布特罗斯·加利环境恶化构成了对人类安全的威胁。
——联合国：《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学校在许多不发达国家既是不发达的反映，又是不发达的结果。
不发达造成了学校质量低劣和数量不足，但是，真正严重的危险是，不发达国家的学校有可能逐渐成为不发达恶性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布基纳法索前教育部长 约瑟夫·凯泽伯事实上，任何认真的评论家都认为第三世界的教育早就应该有重大的改革了。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 理查德·乔利对人民投资，如果这样做是正确的话，……将为持续发展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在过去，资源开发欠佳的国家，开展对外贸易……有时能起到工业革命的作用。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6年因为他已经具有，故还要给予，使之富裕；但对于没有的人，连他原有的都应剥夺。
——《马太福音书》25：29西方国家必须认识和理解现行经济条件阻碍发展并使我们经济滞后的程度，我们不能接受让南方国家为北方国家施加的不平等付出代价的做法。
——阿根廷前总统 劳尔·阿方辛，1987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欠发达国家国内逐步开放的同时，世界市场仍旧是受限制的。
如果世界市场不取消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卖到哪儿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人 威廉·德雷伯三世，1992年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村……但占世界人口20%最穷的人口几乎没有从已经增长的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他们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只有1%。
——联合国：《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发展中国家里许多重债国的问题是引起经济上与政治上关注的根源，亦能威胁到世界的稳定。
——“七国集团”工业国宣言，1988年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痛苦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国际状况罪恶影响的见证者，这种情况并非我们所创却被加在我们头上，使我们成了资本的净输出方。
在拉丁美洲，我们被要求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是发达国家绝对不愿在它们的经济中实施的。
——巴西前总统 何塞·萨拉尼，1987年如果我要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统的话……，我对于衣冠楚楚，带来国际货币基金和花旗银行贷款的绅士们的畏惧，远超过那些留着大胡子、嘴里唠叨革命的游击队员。
——刘易斯·拉普汉：《帝国化妆生舞会》，1990年第三世界对国际秩序必须要求的是……实际资源的真正流动，而不是目前的“援助”文字游戏。
——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圣地亚哥决议，1973年外国援助必须和普遍公认的政策目标相联系——尤其与消除贫困的战略计划相联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北方国家把我们说成是不幸的牺牲品，在给予贷款和援助运用上武断支配，是为了把南方的困难永久化。
——纳尔逊·曼德拉，联合国社会理事会，1995年如果我们能预先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和走向，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
——亚伯拉罕·林肯需要重新推崇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是由于强硬的意识形态干预，而是由于灵活可行的实用主义的考虑。
——南方委员会总干事 曼莫罕·辛格，1989年这不是国家或市场的问题：因为每一个都具有重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