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自由思想
摘要：马克思主义作为追求共产主义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理论航标，一直是我们不断研究不断深入使之不断具体化中国化的追求之一，其中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
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自由思想和观念，尤其在《评普鲁士最近书报检查令》和《关于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的马克思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激进的、不妥协的抗争精神，以及马克思如何看待人类自由实现的途径问题，让我们明确了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对人的自由权利的保护。
人民幸福不仅是物质上的极大满足，更是精神上的自由解放，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始终是我们为达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自由解放的理论大纛。
关键词：自由；权利；思想理论；人民作者简介：毕杨意，男，汉，安徽省寿县人，硕士，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2一、马克思的自由观在谈到马克思的自由思想，首先，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自由观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自由进一步获
普鲁士政府查封莱茵报，原因是马克思做了什么
莱茵报》的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方针，马克思的一篇篇犀利而深刻的政论文章，使政府当局越来越感到这家报纸对普鲁士国家是一个威胁。
政府当局不断对《莱茵报》采取种种限制措施。
针对政府的迫害，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他利用官方的伪自由主义的许诺来捍卫《莱茵报》的目标和存在的合法性。
在《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一文中，他现实地估量各种社会力量，力图在现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联系具体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
这种策略遭到了以布·鲍威尔为核心的柏林“自由人”的指责。
这些“自由人”企图用抽象地否定一切的绝对的批判来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他们沉湎于激进的空谈，脱离现实的社会政治条件，完全无视政治斗争的现实可能性，因而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马克思根据海尔维格的一封信改写的短文《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中指出：“在我们的时代，胡闹、莽撞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坚决的谴责；我们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目标。
”（见本卷第946页）这篇短文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同“自由人”的决裂。
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同《莱茵报》的方针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他对《莱茵报》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作了非常现实的估计。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利用一切机会对政府的迫害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在《评部颁指令的指控》一文中，马克思逐条驳斥了政府当局为查封《莱茵报》而提出的种种论据，巧妙地利用现行的法律条文来维护《莱茵报》的正确立场。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要同那些为虎作伥、甘心为政府的倒行逆施辩护的保守乃至反动的报刊进行周旋。
在《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等文章中，马克思既严正批驳了这些报纸对进步报刊的诽谤和攻击，也揭露了它们的错误立场和观点。
这就初步显示出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同封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实现的特点。
马克思反对普鲁士政府当局迫害《莱茵报》的坚韧不拔的斗争虽然使该报的存在延长了好几个月，但是，普鲁士反动当局最终还是在1843年4月1日查封了这家进步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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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刊有机运动的新闻案例
马“有机的报刊运动”是马克思对报刊报道新闻的特点的一种概括。
1843年提出后，他对这一问题有过多次论述，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关于报刊报道新闻的过程理论。
1842年底，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发表了两篇驻摩塞尔的记者彼·科布伦茨写的通讯，谈到该地区的柴荒问题和出版不自由问题。
省总督冯·沙培尔指责这两篇文章不真实，其理由是它们没有详尽地包括一切细节和全部原因。
马克思以该记者的名义，准备了5篇文章回答总督的指责（后3篇被查禁），前两篇发表在1843年1月的《莱茵报》上。
马克思告诉沙培尔：“一个新闻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随时准备详尽无余地叙述事情的一切细节和论证全部原因与根源。
何况这样做需要许多时间和资料。
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中的一小部分，他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定的职能。
譬如，一个人多描写些他和人民来往时人民的贫困状况所给他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譬如历史学家，就研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感情丰富的人就描写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就研究消灭贫困所必须采取的办法，而且，这个总的问题还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解决：从地方范围，从整个国家范围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
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
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全部工作，而是由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担负一件不大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1页，以下引书同）在这里，马克思根据报刊的工作特点，论证了报道某一具体事件的全过程。
这个过程表现为整个报刊的有机的运动，每篇报道由于侧重面的不同，单独看起来可能是片面的和有偏差的，但只要报刊的有机运动在正常地运行，事件的真相就会逐步清晰地表现出来。
1848年7月，《新莱茵报》编辑部收到寄自巴黎的两个通讯，一个是哈瓦斯通讯社的，一个是本报驻巴黎通讯员艾韦贝克写的，两篇文章都肯定地说，有证据说明当时颇有些名气的俄国革命家米·巴枯宁是俄国间谍。
在这之前，社会上已经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尽管马克思与巴枯宁是朋友，但他还是在第二天发表了艾韦贝克的文章。
几天后，巴枯宁在他住地的报纸上发表了他澄清事实的两个文件，指出这是俄国大使馆故意散布的谣言。
《新莱茵报》立即又转载了巴枯宁的这两个文件。
8月，巴枯宁委托波兰人科斯策尔斯基到科伦向马克思转达他要为此事与之决斗的口信。
马克思把有关巴枯宁的报道原稿请科氏过目，并说明了情况。
科氏认为，马克思的做法符合新闻业的惯例，并没有蓄意造谣。
于是，他给巴枯宁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事情的发展过程，表示不再充当他的代理人。
《新莱茵报》当天还发表了一段编辑部的话，指出：“我们所以报道了这件事，是因为两位完全没有联系的通讯员同时给我们送来了这个消息。
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公众报刊的义务，一个公众报刊对社会活动家是应该表现出高度警觉的。
在这同时，我们也给了巴枯宁先生机会，让他来消除某些巴黎人士对他提出的怀疑。
”（第9卷第322页）5年后，有几个俄国政治流亡者旧事重提，说马克思“不会为他的名字与诬告联系在一起而感到遗憾。
”马克思用讽刺回答了这种挑衅，指出：“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知道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因而把这当作一种发现而表示大惊小怪。
”（同上，第328页）围绕这件事，马克思实际上再次论述了报刊报道事实的过程特点。
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如果有明确的消息来源，报刊作为新闻发布机构，有义务迅速发表，也有责任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证据，纠正以前所发布的消息中的差误，直到整个事件真实、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报刊报道的真实，应当表现为从相互矛盾的报道中得出的历史的真实。
要求报刊一开始就把整个事件都十分真实地报道出来，不符合事物本身发生的规律；要求报刊等到全部事实都十分明了时再进行报道，违反报刊作为新闻发布机构的职能要求。
事实上，像《莱茵报》、《新莱茵报》那样以公正的态度进行“有机的报刊运动”的是不多的，原因在于报刊还要受到办报人的政治倾向、工作作风、组织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
因而，有机的报刊运动通常表现为一种不时偏离轨道的运动，但这种偏离是有限度的，摆幅的中心是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事实。
马克思谈到这种情况的实例有几十处之多。
例如《泰晤士报》对英国贸易的报道。
它经常以自己的观点把贸易形势描绘成一片玫瑰色，但是当危机来临，并且一旦事实已经显露出来时，它便向事实低头了。
马克思评论说：“伦敦《泰晤士报》曾大奏其以英国贸易的‘健康’为主题的庄严华丽的变奏曲。
但是现在《泰晤士报》换上另一种比较低沉忧郁的调子了。
…这家报纸宣称：‘英国的商业阶级已经病入膏肓’”（第12卷第361页）热衷于传播耸人听闻消息的爱尔兰《每日快报》的情况也是这样。
马克思写道：“这家报纸每天都要编造各种关于谋杀、武装抢劫和夜间集会的谣言以飨读者。
但使这家报纸感到莫大遗憾的是，被杀死的人竟常常从坟墓中爬出来，并且就在这家报纸上抗议编辑部这样摆布他们。
”（第12卷第713—714页）最典型的事例是英国报刊关于新奥尔良陷落的报道。
1862年4月，美国北军围攻南部同盟的军事重镇新奥尔良。
英国伦敦的大部分报刊都站在南部同盟一边，它们竭力证明新奥尔良是攻不破的。
当该城被攻陷的确切消息传来时，马克思这样写道：“大多数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仍然坚持怀疑论。
例如《旗帜晚报》的怀疑态度就是这样坚不可摧，以致使它在同一号报纸上先在一篇社论中白纸黑字地证明这个半月城牢不可破，而在‘最后消息’栏内又用大号字体报道了这个牢不可破的城市的陷落。
”（第15卷第528页）这些报刊在纠正自己的报道偏差时是不情愿的，但它们终究改变了腔调，作出了更正，甚至不顾出现矛盾，同一号报刊上刊出相反的消息。
事实箝制了报刊的主观意愿。
马克思认为：“最高的力量，即诉诸既成事实的力量。
”（第13卷第592页）在事实的无形箝制下，一般地说，报刊对事件发展的最终报道真实程度较高，而对具体的发展过程中的报道，会出现差误及对差误的一次至多次的纠偏。
有机的报刊运动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当报刊对事件的最初报道出现差误时，它能够自由地发表纠偏的连续报道，其他报刊也能够不受阻碍地从各个角度对它的报道进行补正和批评。
在当时的俄国、波拿巴第三统治下的法国和俾斯麦政策下的德国，由于事实成为政治的奴婢，谈不上报刊的有机运动，马克思多次对这种情况进行过揭露。
但是，工业革命和交往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已经使欧洲和北美连成了一片，有机的报刊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顽强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
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社会发展的趋势对报刊的影响，他曾就英国报刊的问题写道：“英国报刊很快会觉察到，它那一贯撒谎、隐瞒事实而又太平无事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