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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讲义读后感

时间:2017-03-04 00:46

南宋四大书院

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抗日战争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在此筑庐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书院。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为壮观。

石鼓书院修建于衡阳北石鼓山上,山并不高,但地势险要,为湘水、蒸水交会口,遥对耒河口。

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今故址内还有明、清碑刻多处。

解放后对书院进行了修复,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现已成为重要的游览胜地。

1944年6月,石鼓书院毁于日军炮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石鼓书院。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关于清朝历史书籍

考据学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

学者尝以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缘於清初的文字狱政策。

例如孟森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

」(《明清史讲义》)。

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

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

」(《清史》)

历史学专著

历史学考研就业(1)就业方向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与专业对口的职业相对需求较少。

就业方向相当广泛,毕业生可适应策划、咨询、管理和教学、研究等方面工作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2)就业方向职业的岗位职责大部分毕业生在各类学校、文博科研单位、党政机关、新闻出版部门、著名企业就业,有将近一半的本科生通过考研继续深造(3)就业方向职业的能力素质要求·科研单位:包括各高校及相关研究单位,从事教师、研究员职位。

要求毕业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全面的人文素质。

要有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精神和对历史学浓厚的兴趣以及刻苦钻研的精神。

·党政机关:主要是公务员系统。

要求毕业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以及行政能力,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校期间就能入党的同学无疑具备优势。

·新闻出版部门:主要从事记者、编辑等职位。

具有较强的新闻意识和出色的写作能力,良好的悟性和执行能力;思路开拓,文笔流畅,富创新精神,中文功底扎实,知识面广;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气质形象;工作责任心强,具备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企业:由于历史是基础性学科,可以尝试对专业要求较低的一些职位。

需要较强的工作能力、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前景分析就业形势很严峻的今天,作为一直冷门甚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还将继续冷门的历史学类专业就业形势甚为严峻。

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者说过“把历史当职业是一种悲哀!”这话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如果你仅仅把它作为你谋求功名的一种职业,那对你来说是一种悲哀,因为在历史行业出人头地的人凤毛麟角;对历史学本身也是一种悲哀,因为怀有这样的心态来研究历史的人,不会对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历史学是所有学科中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斗争最激烈的一门学科。

所以想选择历史专业的考研学子,一定要审慎思考,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也许会减少很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煎熬的痛苦。

历史学类专业重在思维的训练,如果希望有所造诣,必须深造。

其他信息就业方向:科研单位,党政机关,新闻出版部门,学校,文化型企业等行业相近专业:历史学 世界历史 考古学 博物馆学 民族学文物保护技术择校指南编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现有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地理学、专门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及考古学8个二级学科。

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中国古代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个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本系还设有欧洲研究中心、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希腊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所、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现代史料研究中心、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明清史研究中心、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中外历史文化交流中心、人才研究所等研究机构。

中国古代史:实力绝对强大,从先秦到明清,每一个断代都很强,但最突出的要数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两个方向了,不仅有周一良、田余庆、吴宗国这样的老前辈,还有阎步克、荣新江等一批后起之秀。

当然先秦方向在有了朱凤翰加盟以后,实力也不容小视。

世界史:同样是学术上的圣殿,其中最具实力的要数世界中世纪史、欧美近现代史。

马克尧、高毅等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良师。

当然,愿意接收挑战的同学可以选择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这个方向,这绝对是一个困难与机遇并存的好课题。

中国近现代史:这是北大一个相对的弱项,但也不乏茅海建这样的名角。

而且该专业良好的分配前景加上北大这块牌子,相信对每个考生来讲都是不小的诱惑。

南京大学该校的历史学专业中世界地区、国别史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该专业科研教学团队被评为江苏省学科优秀梯队。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设有历史学、考古学两个本科生专业,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国际关系史、边疆学、考古学 7 个博士点;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国际关系、民族学 7 个硕士点。

该系与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

有多名海外著名教授以及访问学者先后在此讲学交流或攻读博士、硕士学位。

举办了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史、当代台湾研究、英国史等国际学术讨论会。

现有教授 31 人(博士生导师 27 人),副教授23 人,讲师 5 人,其中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 1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 人,江苏省 333工程 4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4 人,南京大学资深教授 2 人。

尚有博士毕业待评职称 5 人,其中 1 人为美国杜客大学博士、1 人为日本京都大学博士、1 人为日本九州大学博士。

中青年教师有 90%以上曾到美国或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奥地利、意大利进行长期或短期访问,仅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一年以上者即达 8 人。

就业情况良好,在国家外交部、安全部、新闻机构、高校研究所、部队等单位,都可看到历史学系学生的身影,他们工作勤恳、认真踏实,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

现任国家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和国家档案局局长杨东权就是该系的杰出系友。

北京师范大学该校历史学研究生教育学科齐全,师资力量雄厚。

是高校设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

博士点 6 个,硕士点 8 个,博士生导师21 名,硕士生导师 21 名。

中国古代史学科拥有何兹全、黎虎、晁福林等著名学者,在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元史、明清史、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民族史等领域具有较大影响。

本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中国近代史学科拥有龚书铎、王桧林等著名学者,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等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

本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世界史学科拥有刘家和等著名学者,在古希腊罗马史、西方史学史、中外古史比较、欧洲中世纪史、西方近现代思想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美国史、英国史、俄国史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

本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专门史学科现有文化史、社会史和中外关系史三个研究领域,在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理论与方法、华北区域社会史、环境史、中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等方面,有学术影响。

本学科招收博士与硕士研究生。

历史文献学学科在历史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等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本学科招收博士与硕士研究生。

考古与博物馆学学科在我院发展较快。

本学科招收博士与硕士研究生。

历史教育学科招收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方向硕士研究生,同时招收教育硕士(历史专业)研究生,面向具有 3 年级以上教龄的在职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

四川大学四川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的学科传统,可以追溯至清末的尊经书院和四川高等学堂。

1902年四川高等学堂开设外国历史公共科。

1910年,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存古学堂即设有经学、史学、辞章等科,其中史学科发展成为历史系,迄今已逾百年。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研究员)30余名、副教授(副研究员)24余名,其中博士生导师24人、硕士生导师46人。

在长达百年的办学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平实、稳健、谨严、求新的学术传统,人才众多,硕果累累,在国内学术界备受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学院为国家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000余人,本科生1682多人。

近五年获得国家和部省级科研项目100余项,经费总计1176.68万元,发表学术论文1555篇,出版专著227部、其中教材18部。

获得各种奖项100余项,省部级以上重要科研奖项30余项、教学奖5项。

其中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篇、提名1篇,获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1名,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2名,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2名。

拥有研究所、中心:中国藏学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城市研究所,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所,三国文化研究中心,旅游规划设计研究所,旅游经济管理培训中心。

本科专业:历史学专业基地班(只招收基地班学生),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基地班,旅游管理本科专业。

四川大学于1960年设立考古学专业,著名考古学家徐中舒、冯汉骥、童恩正等曾长期执教于此,是我国大陆地区最早设置考古学学科的大学之一,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具有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本科、硕士(包括学术硕士与专业硕士)、博士、博士后等全系列专门人才培养体制的综合性重点大学。

四川大学是全国最早开展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一,迄今已愈百年。

四川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始外国史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一。

陈衡哲、何炳松、杨人鞭、卢建波、谭英华等外国史名家曾在四川大学执教。

坊间一般认为四川大学历史学执西南地区历史学专业牛耳。

复旦大学该校历史学系始建于1925年,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在教育部考核中获得优秀。

该系师资力量雄厚,研究专业方向齐全,科研成果卓著,在国内历史学科中名列前茅。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谭其骧、周予同、蔡尚思、杨宽、耿淡如、田汝康、金冲及等长期在该系任教。

现有博士生导师15名,教授20名,副教授26名。

设有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个博士点,7个硕士点。

该系为国内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

该系教师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180余部,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史学理论与中外史学史研究、中外文化史研究、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等领域颇有学术建树。

该系始终以教学与科研并重,强调通才教育、素质教育的同时,注重因材施教,加强专业基本训练,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和创造潜能。

通过四年学习,学生素质普遍有较大提高,适应能力强,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受到用人单位好评。

秦汉史、隋唐史、明清史、中华民国史等断代史;美国史、日本史等国别史;拉美史、南亚史等地区史;古典文明研究、欧洲社会经济史、世界文化史、第二次大战史、20世纪世界史、中国经济史、历史文献学等专门史;还开设史学论文写作、旅游文化、专业外语、方志学等。

毕业去向都比较理想,各级科学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出版社和报刊等媒体,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一部分毕业生可直接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南开大学1919年南开大学创建伊始,即设置有历史学门。

20世纪20年代初期,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梁启超来南开大学讲学,在历史班授课,著名的《历史研究法》一书,就是在其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1923年,南开大学正式建立历史系。

1994年,历史系被国家教委确定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

1996年,历史学科更被国家教委确定为“211”工程首批立项建设的单位。

历史学院拥有8个二级学科,它们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与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下辖20个专业,9个博士点,20个硕士点,基本上涵盖了史学领域的各个方面。

历史学院拥有8个二级学科。

全院下辖,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历史研究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日本史研究中心,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系、所、中心之下又有若干个教研室、研究室。

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涉及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尤其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含:拜占庭学)、美国史、日本史、拉丁美洲史四个研究方向在国内享有盛誉,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史近两届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人中,有四人的博士论文在美国用英文出版,在美国史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总的来说,在国内的世界史研究机构中,这是仅有的,可以说,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几乎涵盖了从断代史到地区国别史的各个方向。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涉及古希腊罗马史、拜占庭史、基督教史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史等研究方向。

古希腊罗马史学科在国内的地位举足轻重,学术带头人王敦书先生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的理事长,史届泰斗雷海宗(解放前在清华大学与陈寅恪等大师齐名)的关门弟子,国内罗马史的权威。

遗憾地是王先生已经退休,但仍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西方史学名著选读课程,所以我们还能听到老先生略带伦敦口音的英语授课。

拜占庭学在国内首屈一指,学术带头人陈志强先生(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博士),是国际拜占庭学会中国首席代表,成为中国冲击这一世界显学的支柱。

另外改方向组建了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汇集了国内相当丰富的有关拜占庭的英文、希腊文等外文研究资料和检索系统,为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哈全安教授主要指导阿拉伯史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中东地区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伊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现代化的研究,如果对中东变幻莫测的历史进程颇感兴趣的你,可以选择哈老师。

美国史:中国美国史学科开拓者之一的杨生茂先生(80年代初参与创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担任副理事长)在南开大学执掌教席凡40余年。

美国史专业设在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现任主任李剑鸣教授,担任美国史研究会的理事长,是国内公认的美国史权威,主要从事美国早期史、美国种族关系史、美国史学史等的研究。

韩铁教授2002年由国外来到南开大学,曾在国内另一美国史研究重镇武汉大学任教,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定居在加拿大,主要从事美国经济史和美国法律史的研究。

美国史其他的研究方向: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美国宪政史、加拿大史等。

另外,2005年,美国中心将招生“美国学”的硕士研究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美国学博士、硕士点,开展对当代美国的综合性研究,成为美国中心学科建设的新的增长点。

日本史:日本史学科设立于1964年,经历从日本史研究室到日本研究中心,再到日本研究院的巨大变化。

日本研究院成为融日本史、日本经济、日本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日本学”研究机构。

该研究方向的几位博士生导师,均是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综合实力在国内是第一流的。

每年均有相当比例的研究生获得去日本大学完成学位的机会。

有一点需要注意:日本史学科有要求相当高的日语要求,以为公共外语只考日语,2005虽然也招收英语考生,但相对日语考生无论在录取,还是未来的学习中都处劣势。

拉丁美洲史:拉美史也诞生于1964年,1994年成立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成为在教育部指导下协调全国拉美史研究的唯一研究机构。

洪国起教授担任拉美史研究会的理事长,中心主任王晓德缴获搜担任副理事长。

不用说,拉美史的研究实力在全国也是无人能及的(当然,如果说到当代拉美研究,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的实力也很强大,它主要招收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科下的考生)。

南开的拉美史招收英语考生,不会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考生不用担心,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录取的拉美史考生均是英语考生,而西班牙语的学习则在研究生阶段短期密集的强化训练(大约一年)。

拉美史主要的研究领域:拉美政治经济一体化、美国与拉美关系等方向。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主要的教学与科研单位。

学院位于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地处终南山麓,潏水之滨,具有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与优良的学术环境。

学院现辖历史系和文博系,以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等八个院属研究机构,此外还设有历史艺术博物馆和资料室。

学院现有历史学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历史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博物馆学三个本科专业,历史学为陕西省名牌专业,已具备相当完善的历史学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

学院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在不同的领域中先后出现过史念海教授等一批成就斐然享誉学林的专家学者。

在职教职员工67人,其中专业教师56人,该院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体专业教师的51.8%,具有研究生(博、硕士合计)学历者占91.1%。

高级职称教师占82.1%。

教师曾在外校取得学历或学位者占75%,师资队伍学缘结构多样。

专业教师中,中青年教师占78.6%,各个年龄段分布合理。

学院具有雄厚的历史学科教学和科研力量。

秉承“自由、自信、自尊、自强”的办学理念,奉行“厚基础、强学科、重人文、寓现代于传统”的育人方针,为学术研究和基础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

有40多部高水平专著出版,一大批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研究课题,先后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吴玉章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奖等多项各类学术奖励。

有2门课程被列为陕西省精品课程。

历史学在全国高校各类学科评估中名列前茅。

(八)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始于1938建立的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

现设有历史学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学院拥有国家历史学文科基地、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湖湘文化研究、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具有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后流动站;设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湖湘文化研究所等研究机构。

学院现有中国史一级博士授予权,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后流动站;设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湖湘文化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熊希龄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拥有湖南省文科最早的博士授予专业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以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文献学、课程与教学论等6个硕士点。

本科教育包括历史学、文化产业管理。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职教师40多人,其中博士生导11人,芙蓉学者1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26人。

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30余项,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等重点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获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奖20余项。

(以上师资数据仅供参考)人才培养方面,学院每年都有大批学生被免试保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高校攻读研究生,多人获全国“史学新秀”奖。

学院有研究生200多人,全日制本科生500多人。

学院科研、教学实力雄厚,设施齐全,建有多媒体网络机房,多媒体教室,多功能学术报告厅;设有重点学科资料室、历史资料室、文化产业管理资料室、古籍资料室、过刊资料室、现刊资料室以及基地学生阅览室。

具体讲述清朝历史的书

清史古籍文献很多:如《清实录》《清史稿》《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清鉴易知录》等。

研究性著作更是数量浩繁:如孟森《明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王锺翰《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清史补考》等,郑天挺《探微集》《清史简述》,萧一山《清代全史》《清史大纲》,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细说清朝》黎东方 《正说清朝十二帝》阎崇年 《正说清朝三百年》林涛 ,可以自己选些感兴趣的书来读

春秋战国最好看《春史》,但这个不大好懂,可以看左丘明的《左传》以及《国语》 《晏子春秋》《战国策》.还有童书业的《春秋史》 杨宽的《战国史》 ,《剑桥中国秦汉史》也不错

历史初学者如何入门历史

人生是一种渐悟,读《伤寒论》也是渐悟。

在中国医学史上,学习医学的人多是师徒相授,先学习《内经》、《难经》、《本草经》或钦定的本草读物,再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继而学习一些有关方书;南宋以后歌诀体本草、汤头类读物日渐增多,至明代则更为多见,所以,明清及其以后,也有先学习《药性赋》、《汤头歌》等通俗读物启蒙后,再回过头来学习《内经》、《难经》、《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

上述两种学习途径是并行的,共同之处是都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一边读书,一边跟老师随诊学习,观摩老师诊病,之后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诊病。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担当的是指导初学者诊病、用药、处方的任务。

用现在的话说,《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属于那个时代的临床学科。

在当今中医临床学科已经逐渐分化的情况下,《伤寒论》已经不再是临床学科了。

近20年来,把《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放在一起称之为“临床基础学科”,这只是某些人一廂情愿地仿照西医三段式的学科课程模式,是闭门造车的产物。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二本书,《温病学》是上世纪50年代在若干温病经典、原著的基础上构建的一门学科,二本书加上一个学科就成为另一个学科,这是许多业内人士感得困惑和荒谬的一件事情。

学科,是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将知识划分成不同的类别;经典是历史文化宝藏。

把经典指称为学科,既混淆了学科的含义,又贬低了经典的永恒。

《伤寒论》具有典范性、权威性,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最能表现中医学术精髓的一部典藉,它是历史文化宝藏。

古今中外,每一个领域,不论是哲学、科学还是文化、艺术、宗教,都以拥有自己的经典而骄傲。

后人要当张仲景的徒弟,已经不可能耳提面命了,只能从仲景书中求索。

由于中医临床学科日渐分化和传统文化知识的断层,所以今人学习《伤寒论》已经不再局限在具体的一病一证一方了,而是更突显在医学思想的、思维方法的培育、诊疗思路的训练,形象地说就是跨越时空做张仲景的徒弟。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云:“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者,不异耳提面命。

”李渔虽然讲的是“填词制曲”理论,但他所说的“载之于书”的具有“耳提面命”功能的“法脉准绳”,却与《伤寒论》对中医学术的影响,颇有些相通之处。

《伤寒论》是“载之于书”的医学理论与诊疗实践相结合的“法脉准绳”,它执行着仲景“耳提面命”使命,肩负着仲景跨越时空的无形指导。

《伤寒论》本身也代表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与以西医为代表的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思维方法之间,有着有巨大的差异。

思维方法是对思维方式的运用或体现。

如果说思维方式是比较一般、抽象的东西,那么思维方法则是比较特殊、具体的东西。

所以,后世人欲做张仲景先生的徒弟,企望得到先生耳提面命,从而在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上得到教益,那么,惟有学习仲景书,从中了解和学习张仲景是怎样看病、怎样思考、怎样辨证和用药。

今人做张仲景的徒弟,尤重中医思维方法的训练,从较浅层面上可以摹仿仲景的方法和用药,在摹仿中学习、提高;从较深层面上,就是学习仲景是怎样实践《内经》理论的,是怎样凝练、升华自己提出的“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的医学思想和在整体观指导下的辨证思路。

经典是示范的,经典是永恒的。

但是,经典难读。

尽管业内的人士都在说着《伤寒论》,但是未必都认真地读过和读懂《伤寒论》。

《伤寒论》是经典,《伤寒论》难读。

因为《伤寒论》难读,所以即使学习过《伤寒论》的人,未必能成为高明的中医生,而不学习《伤寒论》的人,则肯定高明不了。

读《伤寒论》是为了学习张仲景的学问,这就要首先掌握读懂《伤寒论》的方法。

只有真正读懂了《伤寒论》,才能知道《伤寒论》里面都讲了些什么道理。

如果不掌握读懂《伤寒论》的正确方法,那么,只能是误读《伤寒论》、曲解《伤寒论》。

《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曾被一个问题困扰很久,即《伤寒论》研究领域中,怎么会有那么多根本不是《伤寒论》固有的内容,却能堂而皇之地强加给张仲景

从而搅合得使《伤寒论》更加难读

曾文正公尚云:“读书以通训诂为本”,就是说,读书必须正确读懂它的原义,理解它的含义;既要区分古今,又要求实求真;语必溯源,事必数典。

如果没有把书读懂,没有求真溯源,出现不合文理、事理、医理的解释,则是常常可见到的。

“让张仲景为自己作注释”,“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还《伤寒论》的本来面目”,这是我4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琢磨的问题,也是一直在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说的《伤寒论》疑难问题,其实多数问题却并不是来自《伤寒论》本身,而是由于后世一代一代注家,其中也包括今人在内,往往不加证明地、“大胆地”把自己的臆测作为“独到的见解”或“研究的新成果”而强加给张仲景。

于是形成了一代一代人不是在研究《伤寒论》,而是在研究后世注家们“见解”的现象。

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着对成无己、方有执、张志聪、柯韵伯等《伤寒论》研究的研究。

如,“张机基本上采取了六经传变的总原则,但每一病人是否都是按此顺序传变,以及什么时候传,则都认为没有一定,必须根据病人的具体表现来判定。

所以有的传,有的不传,有的为循经传,有的为越经传,还有的为直中某经;有的一经病,有的还可二经或三经并病或合病”(引自贾得道《中医学史略》)等等。

不难看出,这一段作为张仲景的思想而引证的话,却并不是张仲景《伤寒论》本意,而是成无己杜撰的“传经”,《伤寒论》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循经传”、“越经传”、“直中”之类东西。

这种拿着原本不是《伤寒论》的内容,却强加给张仲景,而又再把它当作张仲景的东西去研究的现象,在《伤寒论》研究史上比比皆是,现今的《伤寒论》教材、讲义之类也是在这样乐此不疲地实践着。

那些在“仲景认为”之后的内容,多是作者把自己的见解假冒成《伤寒论》的意蕴,硬硬地塞给初学者,鱼目混珠,误导后学。

这是研究对象的错位。

学习《伤寒论》没有快捷方式,所谓的快捷方式有可能暗藏着引向歧路的木马病毒。

学习《伤寒论》有的只是笨方法,这就是原原本本地“用心读”。

所谓“原原本本”,是强调学习的对象是《伤寒论》而不是所谓的“《伤寒论》研究”,不是后世人的注解;所谓“用心读”不只是勤奋、刻苦、认真,更重要的是“用心”二字,要用心琢磨,这就必须打破误读传统”,走出误读怪圈”,一边思考一边读,一边琢磨一边读。

这种深入扎实的校读方法,是带研究性质的读书方法,这是学习《伤寒论》的真正方法,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方能悟出其中的道理。

可以说,对《伤寒论》的学习、研究,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文献学方法,这是研究经典的最基本方法。

《伤寒论疑难解读》所遵循的就是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把《伤寒论》看作是仲景先生的讲稿,把不同的传本看成是仲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不同的“讲稿”,要了解先生的思想,必须从不同“讲稿”字里行间的对照中,求索本证本训,从而领略仲景思想的真谛。

这种读书方法就是校读,通过校读才能真正读懂《伤寒论》,才能判断前人的解释是否符合文理、事理、情理、常理、医理。

学习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任何理解都应当有根有据,有本证有本训,不能违背《伤寒论》原文原意而妄加臆测,要“让张仲景为自己作注释”,“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

我们通过跨越时空,做张仲景的徒弟,受教于仲景先生的无形指导,在学术上、临床上才会更上一层楼。

学习“古音”的经验(复制也要好的才行)

刚开始的话,可以试试用郭锡良的《汉子古音手册》,那个查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有拟音标注。

音韵学知识的话,可以考虑万献初的《音韵学概要》,这本不错,讲得比较舒服。

基本的知识大概全书前面的三分之一就差不多了,也附有韵书、韵图的复印,可以配合着讲解看。

另外,关于音标的话……LZ,这个是国际音标啊上古音中古音注音是怎么可能是用这个注的,而且这个是拟音,就是后世推断出的读音。

国际音标的话,网上都有,把汉语基本会用到的几个音标学会就可以了。

上面说的那本《音韵学》概要里面的三十六字母和二百零六韵都配有国际音标。

这些都是最好要背下来的。

郭锡良的书发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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