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释义的读后感
学习民法的心得体会一、对民法的一些认识。
法律是社会的调节器。
任何部门法皆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之调整为使命，民法也不例外。
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原因，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人身关系就是人格和身份发生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
财产关系就是大陆法系的“物权”就是以财产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
民法的调整方法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
民法调整在于恢复正常的民事关系。
民法的性质。
首先民法为权利法，其次，民法为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是私人社会的宪法。
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的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民事活动是日常的社会生活，民事社会活动在民法的范围内活动。
而民事活动超出了它的范围才与行政法和刑法发生关系。
民事活动是最基本的市民社会的活动，可以说民法具有领先性。
民法是私人社会的法，是民间社会的法非权力社会的法，是完全平等的法，是调整民事社会的法。
它保护的是私权。
因此我认为民法是民众之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源于民众的社会实践，与民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在诸法之中，与民众利益关系最紧密者，莫过于民法。
二、学习民法的心得。
学习民法不能只看法条，即使是把《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都背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民法重要的是在对法条记忆的基础上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即要联系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才能真正的理解。
学民法，要多做练习，对实际上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这种途径去理解法条，也就是说在对法条有充足的理解基础上，再去记忆。
三、民法的展望展望民法有两个角度，一是从法本身来看法，二是从法外来看法。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民法会怎样发展?能否如前面所讲，把市民社会放到核心的地位，把权利本位、私法自治突出来，深入人心，这关系到中国法治化的整个进程，也关系到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从法本身的角度来展望中国民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以至伦理确实有巨大的贡献，而且更多的是开启了一种民智，提出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即不要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要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过上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
虽然这种自由状态现在还受到许多约束，但与改革以前相比已是极大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从民法的制度到理念，我们更多地是从大陆法，包括从欧洲、日本的民法典以及中华民国的民法中借鉴对我们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改革有益的东西，结合国情，形成如今中国民法的基本状况。
并有了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公司法、票据法等诸多民商事立法，再加上05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当今中国的民法的立法体系不断的趋于健全。
但是可能我们中国还是需要一般民法典。
法典化对于民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人治的基本原则是“临事制刑”，即事情出现了才制定法律。
而法治必须把规则预先公开。
规则一旦制定，就不光约束老百姓，同样也约束立法者和执法者，一个国家没有什么东西比“法”更大。
法典就有这样的功能：把所有的规则事先制定出来，公之于众，以此引导人们的行为，保护人们的权益。
法典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有文字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人们知道有什么制度，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
而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和自由，即依法办事，依法治国。
民法典不是单行法，也不是一般的法，是改革三十多年来法文化的结晶，需要充分的酝酿和准备。
一方面是要加快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要对民法典的制定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因为这毕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完全有理由相信，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中国也能搞出一部比较好的民法典。
民法总则心得体会识300字
民法的属性是保护人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民法总则作为我国民法典开篇之作，其立法过程就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回应人民关切的过程。
通观民法总则全文，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人的权利、提升人的尊严、服务人的发展的立法精神与立法宗旨，让民法总则饱含浓厚民生情怀。
“在民法慈母般的眼光中，每个人都是整个世界”。
民法本质上是人法，民法终极价值是对人的关爱。
我国民法总则的民生情怀首先体现在立法实现了对人“从摇篮到坟墓”各个阶段的全面保护。
胎儿是否拥有民事权利，这个问题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民法总则从加强胎儿权利保护角度出发，规定了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予等胎儿利益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从尊重未成年人的独立意识，鼓励他们适度参与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从十岁下降到了八岁，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规定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满十八岁之日起计算。
同时，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也是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
为此，民法总则突破性地规定了成年人监护制度，即成年人可以在意思能力健全时预先选定监护人。
民法总则的民生情怀还体现在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立法中。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和关心的重大民生话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理念尤其深入人心，也特别需要立法机关及时将党的这一重要主张上升为法律，体现法工作之中。
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这是民法总则的一大创新性规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同时，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中也规定了“恢复原状”一项，这一条是对破坏环境者的民事责任要求，破坏环境者必须承担恢复环境原状的责任，这也是民法绿色原则的具体体现。
法无外乎人情。
从监护制度到非营利性法人制度，从个人信息保护到网络数据虚拟财产保护，在即将正式实施的民法总则中，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法律条款比比皆是，这让民法总则对民事权利保护的高度、深度与广度都进入到了一个新境界，从而使法律能够更好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需要。
关于民法2000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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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
】《民法通则》第66条无权代理及其法律后果 第六十六条【无权代理及其法律后果】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
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相关法规] 《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 第四十八条【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
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条【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英国嘉能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2001年4月19日〔2001〕民四他字第2号)、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0年12月12日〔2000〕渝高法执示字第26号《关于对英国嘉能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仲裁裁决一案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
经研究认为：根据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对合同当事人行为能力的认定，应依照属人主义原则适用我国法律。
重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职员孙健与英国嘉能可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孙健在“代表”公司签订本案合同时未经授权且公司也未在该合同上加盖印章，缺乏代理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事后重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对孙健的上述行为明确表示否认。
同时孙健的签约行为也不符合两公司之间以往的习惯做法，不能认定为表见代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和我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间题的解答》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孙健不具代理权，其“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其民事责任不应由重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承担。
同理，孙健“代表”公司签订的仲裁条款亦属无效，其法律后果亦不能及于重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
本案所涉仲裁裁决，依法应当拒绝承认及执行。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职工利用本单位公章为自己实施的民事行为担保企业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问题的函》(1992年9月8日法函〔1992〕113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浙高法经〔1992〕31号《关于企业职工利用本单位公章，为自己实施的民事行为担保，企业是否应负担保责任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
经研究，答复如下： 从你院报告中看，本案黄龙饭店商品部系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无独立的财产，不具备保证人民事主体资格，不能以自己名义对外提供保证。
黄龙饭店商品部业务主任李志明背着饭店领导，从文秘处要去黄龙饭店商品部的公章，加盖在自己与他人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中的担保栏内，属于李志明个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是自己为自己提供担保，其行为应当确认无效。
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李志明擅自以黄龙饭店商品部的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应当由李志明自行承担民事责任。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灵山县公安局对其工作人员扭自以所在单位名义对外提供财产保证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答复》(1991年1月30日法(经)函〔1991〕8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0〕法经字第34号请示收悉。
经研究，答复如下：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公安局属国家行政机关，没有经营权，也不具备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无代偿能力。
该局干部黄考才违法动用其负责掌管的单位公章，在他人签订的购销汽车合同担保栏内盖章的行为，并非在执行职务。
且，黄考才实施这一民事行为，所在单位并不知情，知情后即向债权人申明这是黄个人所为。
因此，黄考才利用职务之便，擅自以所在单位名义对外提供财产保证，其行为后果，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应由黄考才个人自负，并依法追究其责任，灵山县公安局对此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此复
民法总则关于不动产的规定
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认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关键词] 公法;私法;法律规范体系 [摘要]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国法学界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过多 强调民事关系的国家意志性,忽视对公民和法人意志的尊重。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我 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观点,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本文主要从民法的平等、自愿、公平等基本原则的角 度来讨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格局开始分解,民事方面和商事方面的立法 逐渐增多,我国法学理论中的否认公法与私法划分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
我国的 法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正原有的观点,接受公法与私法相对独立的事实以及私法优先的观点。
一般认为,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公权。
公法通常包括宪法、 行政法、诉讼法、刑法、税收法和军事法等。
私法主要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 私权。
私法通常特指民法。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中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
最早提出公法与 私法的划分是古罗马的法学家马尔比安。
他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罗马人的法为私法[1]。
而最初的划分意义只在于使研习法律的人们便于认识法律、了解法律规范体系,后来法学家们认识到, 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有利于研究法律的价值导向。
由于《罗马法》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 ——《拿破仑法典》的基础,因而,它的很多原理又为后世的许多民法系国家所普遍效法。
为什么从罗马法学家开始,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家们都十分推崇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笔 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体现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固有本质或它的相对独立性“异化”;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体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公权关系的法律对体现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权关系的法 律侵扰,以便建立起泾渭分明的部门法体系。
那么,为什么公有制国家建立后,要极力摒弃公法与私法的 划分呢?究其原因,正像列宁所说是为了扩大国家干预私权关系的范围,包括国家拥有废除私人合同的 权力,以便形成苏维埃国家赖以存在的公有制基础。
从客观上看,列宁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布尔 什维克党消灭私有制,实行土地、银行、矿产、运输等企业逐渐国有化的纲领和实践是一致的。
因为不这 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难以在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空地上建立起来。
而我国法学理论在相当 长时期内也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与两个原因不可分:其一,马列主义经典之理论对我国约束太深; 其二,列宁的这一理论恰恰符合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 干预的法律要求。
其实,恩格斯早就有公法与私法的观点,在论述法律产生时就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 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 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
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
随着法 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
”[2]这一体现历史和逻辑统一 的论述,不仅充分说明了在法律的进程中私法先于公法,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观点,即公法、公共权力是 为私法而设立的。
而我们过去却恰恰忽略了这一论述对法律分类的意义。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 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的一方,而且因其所属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效果。
如何确立公法和私 法的划分标准,大致有三种学说,其一为利益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者为公法,以规定私人利益者为私 法;其二为意思说,即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服从关系的意思为公法,规定有关公民相互间平等关 系的意思为私法(这也是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为区分标准的法律关系说);其三为主体说,即公法主 体至少有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体法律地位平等。
其中第三种学说为法学家们普遍认 同。
要正确认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笔者认为还得从民法的有关基本原则上加以考证。
一、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
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概念。
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私法主体所 涉及的法律地位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平 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够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志。
作为民事主体当事人,是财产 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而不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上级下级。
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 主体,也必须受民事规范的约束,与其他民事主体保持平等地位。
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在受到侵 害时,平等地位受到法律保护。
自然人生而平等;法人不论行业、性质、财产状况,人格也一律平等(法人 的人格平等是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据)。
从平等原则中就能让我们领悟到,私法的法律关系是法律地位平 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与公法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凭藉公共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是截然不 同的。
不过,民事主体在人格上的平等,不等于在实际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每个当事人所享有的具体民事 权利和民事义务都是一样的。
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各个当事人根据法律和自身的意志享有不同有 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尤其是对法人而言,在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上,还要受法人本身性质、法律 和行政命令以及法人的目的范围等限制。
二、自愿原则。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它是指民事主体在从民事活动 时,应当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某种民事关系。
该原则的确立就是 要赋予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享有广泛的行为自由,实际上也是私法所奉行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 现。
通过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学习和认识,可以概括出意思自治在三个层面上的内涵:第一,从法哲学和 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3],意思自治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直接产物,这大致可定义为,每个社 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地选择,自主地参与。
黑格尔曾在《权利哲学》里指出, 国家应当赋予其公民以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的同时给予个人以自由缔结契约的权利[4]。
第二,从公法与 私法划分角度来看,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其基本含义是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 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 法主体自愿达到的协议优先于私法的适用,即私人间协议中变通私法。
意思自治是罗马法时期公法与私 法划分理论的直接产物,它以承认民法是私法为理论前提,成为民法的精髓。
随着现代民法的发展,私法 自治分演为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民法基本原则。
第三,从冲突法角度来看[5],意思自治 是指为当事人协商选择处理纠纷所适用的准据法的权利。
意思自治原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经 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由于该原则恰恰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个人本位和自由主义 的思想,所以被《拿破仑法典》以来的近现代民法始终奉为一项神圣的法律准则。
但随着现代国家干预主 义的兴起,哲学上个人主义和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衰落,也必然导致意思自治原则的削弱。
从本世纪开始, 民法上的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冲击,民事主体之间的交易自由不得与公共利益、道德规范和占支配地位的 公共政策相矛盾、相抵触,许多国家的法律对以损害或侵扰社会其他成员的方式使用私人财产的行为作 出较为严厉的处罚规定,按照被其他商人或整个社会认为是完全不公正的惯例而进行的商业活动则受 到法律的限制。
这样,就使得意思自治原则因注入新的内容而所改变。
三、公平、等价有偿原则。
法律的一个理念是追求正义的实现。
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平等等价 值内涵,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
私法自然也将公平和正义作为其最终的理想。
《民法通则》第4条还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
该原则要求民 事主体应以公平的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应根据公平原则,使案件的处理既符合法律又公平合理。
公平正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就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来说,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体现在:第 一,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为其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公平平等的机会,为其每个成员利益的获取 和合理分配提供手段及程序规则,并且在利益分配和公平的实现出现不均衡时能够予以有效补正及救 济;第二,社会关系主体即社会成员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普遍公认的行为准则,主体实现经济目的的手 段应当是正当的、合理的,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并且自觉接受社会义务的约束。
根据《民法通则》第4条的规定,民事活动还应当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
该原则在要求民事主体在从 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实行等价交换。
任何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方的财产和侵害他方的权 益,如果构成对他方的损害,应负损害赔偿的责任。
笔者认为,该原则已涉及到交换对等之平等领域的有 关问题。
例如在交换的交易中,人的正义感在某些情形下要求在允诺与对应允诺之间、在履行与对应履 行之间达到某种程度的平等。
一般说来,合同当事人是通过行使其私人自治权来确定他们各自履行行为 的价值的,这与公法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确定公民行为价值是显然不同的。
虽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以其不同的性质、内容来进行的,但从以上所讨论到的民法有关原则上考 证,法律确实有公与私之分。
不能把公法领域的强制性原则适用于平等、自愿、互利的私法领域,换言之, 要收缩行政权力在私人或民间领域不适当的延伸和干预。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分 离,有利于明确私人的独立地位,私人权利义务的协商性以及民事权利不可侵犯性,尊重公民和法人在 民事交往中的意志;也有利于树立私法是公法及整个法治的法律基础的观念。
[参考文献 ] [1] 潘念之.法学总论——国外法学知识译外[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C].第538-539页. [3] 姚辉.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 [4] 〔德〕黑格尔.权利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 江平,张礼洪.市场与意思自治[J].载法学研究,19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