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是个什么样
在写以下文字之前，我需要先来解释一下何谓“诸子百家”，虽然这样做显然有点多余，不过为了能更好的表达我的文意，我只好给它下个个论了。
诸子百家应该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
所谓“士”，他们的身份尽管各有不同，但活动的基本目的大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可是“士”阶层中，大多是统治阶层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有的本身也出身贫贱，因此和人民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的。
他们对历史的动向、社会的矛盾有比较敏锐的观察力，多多少少看到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和人民的力量的强大，因此在他们的言论和著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要求。
他们代表着不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提出许多中心问题，例如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把社会引向何方的问题等等，开展了热烈的争辩。
他们游说诸侯，提出各种政治主张；著书立说，总结社会斗争经验，相互辩论，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相互攻击中，由于不同学术思想的相辅相成、相生相长，共同促成了各种学说的发展。
殷周古文再也不能完成记录这样复杂的学术思想的任务了。
为了更好的表达这种复杂的学术思想，使她更具有说服力，文学语言在水到渠成下迅速发展…… 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条件下，学术思想勃兴，诸子的散文有了突飞猛进的蜕变。
由于时代久远，现今流传下来的著作似乎不多，远远没有百家之说。
就我所知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其中又以《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具有代表性。
（老子的学说《老子》以及以吕不韦为首的《吕氏春秋》我不是很熟悉，不敢妄论。
就算以上六部著作，我也仅仅敢对前三部频频乱点，至于后三部只是窥猎而已。
） 《论语》的作者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尊崇至今的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第一个创立儒家学派。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仁”。
（对此，好象现今的知识份子是褒贬不一的）他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他说：“仁者，人也。
”樊迟问仁，他答以“爱人”。
又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他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
但他又把这“仁”具体化到体现君臣、人伦关系的“礼”上去，因而又有了极大的局限性。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后学者记录孔子的言行片段。
内容几乎无所不涉，包括哲学、政治、教育、时事等各个方面。
《论语》当作理论文看，是一种萌芽；作为语录看，又是一种典范。
《论语》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语言上。
它的风格雍容和顺，简练含蓄，没有战国时代文章的锋芒。
这是由于孔子的时候，还没有战国时代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著书辩论的风气。
所以说，文化与时代背景是紧密相连的。
《论语》的语言特点是多方面的，成功的原因也较复杂。
首先，由于孔子丰富的社会实践，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他在《论语》中留下了不少形象而具体的格言。
这些格言，含义丰富，概括了很多宝贵的生活经验。
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当仁不让于师。
”“共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欲速则不达。
”等等。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确实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才使人觉得亲切具体，对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论语》语言口语化，有幽默风趣，富于启发性。
表现了孔子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
对于同一个问题，因为问的人不同，时间场合不同，孔子往往从各个角度，作出不同的回答，因人施教，实在是做的很出色的。
（这点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否定的） 孔子非常注重语言的修养，最善于运用语气词。
《论语》中不少语句，富有诗意。
常常能用一两句话概括极为复杂丰富的内容，意味深长，能引起人对现实的联想。
象“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罕》），短短一句，正是对坚强性格的颂扬，给人以进取力量和美的感受。
后来中国的诗画常取松柏作题材，寄托诗人不向现实妥协的感情，这是多少受了《论语》的影响的。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罕》）更具有诗的意境。
读来不免扩大了眼界，开阔了胸襟，引起我们很多对古往今来人生世界的联想，也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生活的热爱。
另外，《论语》里还有一些极为简单的小故事，以生动的对话和行动，展示了人物的性格，鲜明精确，费笔不多，却耐人寻味。
如《子路、会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不过二百多字，描写了五个人物，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和修养。
（很难想象现在要我用不到两百的篇幅来如此生动的描写这样五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至于孔子在文化上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与文章立意不符，我也不赘言。
接着谈谈《孟子》。
孟子名柯，字子舆，战国时邹人。
是孔子后的一个儒家大师。
由于时代的不同，他的思想主张都比孔子积极鲜明，富于战斗性。
《孟子》文章的风格，锋芒毕露，感情强烈，有战国时纵横家的气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仍处于理论文的发展阶段，基本上还是对话语录体。
孟子的时代，正是“秦用商君，富国疆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这么一个列国间混战最激烈的时代。
当时贫富极为悬殊，所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就是当时两种生活的对比。
统治阶级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为达到他们的所谓：“大欲”，进行着连年不断的战争。
孟子此时就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了，自比周孔。
他说：“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
锋芒盛极一时。
他从政的热情很高，不苟同世俗，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
但在政治上，他和孔子一样是失败的，其原因亦同司马迁所说的“迂阔而远于事情”，所谓“持方柄而欲内圆凿，岂能入乎
”（我个人对孟子其人不是很赞赏，他有很多思想的局限性和落后的成分很明显，如：“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都是。
他强调性善，企图从爱出发来建立唯心哲学体系，模糊了阶级对立的实质，后来被统治阶级用来欺骗人民，起了反动作用。
） 《孟子》七篇是他政治理想不得实现时，和学生一起写成的，所以文章充满感情，愤世疾俗，嬉笑怒骂，大有山摧河决不可阻挡的气势。
《孟子》文章的特点约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感情激烈，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巨大的讽刺力量。
对于所厌恶的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挖苦，毫不留情，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焉。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梁惠王》）寥寥几句，梁襄王的愚蠢可憎、孟子的厌恶心理都表达的非常真切。
构成《孟子》散文气势的又一特征，是他灵活多样的辩论方法。
他往往能根据行文中思想感情及逻辑的发展，揣摩对方情况，控制主动，把握辩论方向。
或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或虚设实击，先擒后纵；或先来个小小的迂回，造成蓄势，然后展开攻击，紧迫不已，表现了孟子的机敏和智慧。
（也可以理解为孟子其人心胸狭隘，得理不饶人）如“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被他生逼出来的。
常说行文如用兵，孟子的文章，确实体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道理。
其次，善于运用比喻，巧妙、确切而有趣，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增强读者的印象，加深读者的理解。
例如：“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都已经是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语句了。
《孟子》中，也有些寓言故事，善于刻画人物，可以看作是后来小说的萌芽。
如齐人有一妻一妾、陈仲子哇鹅肉、宋人拨苗助长等，不论是说明一个道理，揭发批判一种现象，都很深刻，有认识价值，也有美学意义。
其中，对人物行为，心理的描写很细致传神。
孟子文章对话体较多，但于对话当中，往往顺别写一下人物行动，使文章变的灵活起来，从而加深了读者对文章的理解。
而《孟子》的语言，不但有气势磅礴的一面，也有诙谐风趣的一面。
最后一点，是孟子语言的鼓动性，很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
可以说，孟子是个文人，更是个政治家，纵横家，哲人，但他是用“理”而非“利”去说明问题的。
孟子的社会地位不及孔子，但散文影响却比《论语》大的多，尤其是在气势和战斗性这一点上。
唐以后的古文家就我看来，几乎无不喜爱学习《孟子》散文。
庄子名周，宋国人。
（我个人最偏爱的古人之一） 《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内篇七篇大体上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系庄子的门人或或学所作。
整部《庄子》的思想和文章的风格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庄子出生在一个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时代，他自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受了暴君宋康王的统治。
庄子愤世疾俗，对现实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他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备，奚可得邪
”（《山木》）“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人间世》）他还尖锐的指出：“窃钩者诛，而窃国者为诸侯。
”（《人间世》）真是一语道破了社会的实质。
而他对于世俗之徒，追逐富贵权势之辈，也加以无情的嘲骂。
对于趋势应世的学问，庄子也加以讽刺，特别是对于“俗儒”、“贱儒”的揭露，更比比皆是。
这些都是我认为都该给予肯定。
但他的思想也有消极的一面。
他一方面对现实极为不满，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寻求内心的调和和自我麻醉。
他以为以道观之，无所谓生死、存亡、荣辱、是非、善恶之分，幻想一种超原始的“混沌”，和最朴鄙的“同与禽兽居的生活。
这些思想虽然为很多人以及世俗所批判，但我个人并不觉得有什么过激，毕竟他这些思想源出己身，回归己身，不会对他人造成什么伤害和影响。
说白了，你可以就当他有点书呆子气，或是精神幻想症，但他绝对不值得人民大众对他批判。
（呵呵，好象离题了） 《庄子》的论说文学真有“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之威，其论辩罕以逻辑力量取胜，而是以高妙奇特、汪洋恣肆、变化多端的议论取胜。
他的论说文字有巨大的力量，使人读了赞叹不已，就连对手也不得不自惭形秽，屈服在其天才之下。
《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就是最好的例子。
庄子是有意用寓言故事来作文章的。
他善于把各种事物人格化，使一切东西都成了代他立言的乌有先生。
《庄子》寓言的特色是想象的奇幻和无比的丰满。
而庄子的寓言故事，幽默、辛辣、有巨大的讽刺力量。
《庄子》中脍炙人口的寓言很多，如西施病心、庖丁解牛、井蛙海龟等等。
这些都表现出庄子对事物观察的细致和想象力的丰富。
庄子之驾驭语言，逸笔妙致，姿态横生，可谓无往而不胜。
《庄子》比喻总是十分大胆而富于创造性，如：“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逍遥游》）《庄子》文章流畅、有节奏感、骈句很多，又用的很极好。
后世隐逸诗人，山水田园诗人都颇受他的影响。
在我看来，《庄子》实在不亚于当时任何一部散文著作。
以下三人及其作品，因涉猎未深，只好匆匆带过。
墨子，鲁国人，生当孔子之后和孟子之前。
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反对礼乐而信鬼神，是但是和儒家思想对立的一大学派。
墨家重质，而否定了形式的作用，但他们的文章在理论文的发展中，却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开辩论文之先河。
《墨子》一书是墨子及其弟子、后学所作。
其文章逻辑性及说服力都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说理，如《公输》、《兼爱》、《非攻》等篇。
他的文章是从实用的争论进而到概括性的辩难，代表了说理文的一个进展，不过墨家学说，汉以后好象就逐渐消失，其影响也不算大。
荀子名况，战国赵人，活了好象有百岁上下，一生从事政治教育活动和著书工作。
荀子是战国末年最大的儒者。
他也主张尊王道，举贤能，这和孟子相同；但他又兼称霸力，法后王，提倡性恶论，又和孟子相反。
他的文章表现了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能力，比喻及辞藻丰富多彩，语言简练明确，如《劝学》便是很好的代表。
不过从说理文来讲，不论语言、结构都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展。
韩非，荀子的学生（为荀子另一个学生秦国的李斯所杀），天生口吃，但善于著书。
有爱国思想。
曾屡劝韩王行法、术，不听，愤而著书十余万言，结果大受秦王赏识。
他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统一的要求，摆脱了一切旧思想的束缚，把刑名、法、术、势四种思想结合起来，构成统一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的文章风格，严崤峻刻，干脆犀利，体现了法家的特点。
他是先秦诸子说理文的集大成者，理论文到韩非，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成熟了。
像《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几篇，其辩论的方法，别家倒也有用过的，但是，绝对没有人能像韩非这样有气魄的，你能想象整篇都用这一种形式“或曰”“或曰”地讲下去是什么效果吗
他不但不让人觉得单调，而且说理性很强，这也是说理文的一种发展。
总之，春秋战国的诸子散文不仅本身有着巨大的成就，而且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历史家、古文家、诗人等，其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渊海。
高一新生读《寂寞荀子》有感
荀子是战国末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与孔子、孟子一起，被称为是先秦儒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
荀子本名况，又号荀卿(汉代人避汉宣帝讳，改称孙卿)，赵国人，生卒年代已经无考，大约在公元前298-公元前238年间。
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他五十岁来到齐国，曾在齐襄王的稷下学宫讲学，三为祭酒，后因被谗，到了楚国，被春申君用为兰陵令。
春申君死后被废，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
此为《荀子》开篇之作，主旨在劝勉人努力学习。
文章使用了大量比喻，说明后天努力和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学习贵在锲而不舍、长期积累，用心专一，无所旁顾。
需要注意的是，苟子之学，以礼为归，他所论的学，并非我们今天所指的一般性学习的概念，而是指为士、为君子、为圣人之学。
他特别强调学习之根本目的是为了积善成德，培养道德操守，涵育君子人格，所以他所说的学习方法就是诵读《诗》、《书》、《礼》、《乐》、《春秋》等儒家经典，并接近贤师益友。
这也是贯穿在他全书中的一个观点。
文章词藻丰富、比喻繁多，是《苟子》书中最美丽的篇章，也是最脍炙人口的篇章。
君子说：学习是不能停止的。
靛青从蓝草中提趣却比蓝草的颜色更青。
冰由水凝结而成，却比水更寒冷。
笔直的木材，合乎墨线的要求，如果把它煨烤，就可以弯成车轮·弯曲的程度能够合乎圆的标准了，这样即使再暴晒，木材也不会再变直，原因就在于被加工过了。
所以，木材经过墨线量过才能取直，刀剑经过磨砺才能变得锋利。
君子广泛地学习，每天多多反省自己，就会聪明智慧，行为没有过错了。
所以，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高;不亲临深涧，就不知道地有多厚;不懂得先代帝王的遗教，就不知道学问有多么博大。
吴国、越国、东夷、北貉之人，刚生下来啼哭的声音都是一样的，长大后风俗习惯却各不相同，就是教育使他们如此的。
《诗经》上说：“唉，君子啊，不要老是想着安逸。
恭谨地对待你的本职，爱好正直之道。
神明听到这一切，就会赐给你巨大的幸福。
”精神修养没有比受道的教化更大的，福分没有比无灾无祸更长远的。
汉代文学与先秦文学相比有什么新特点
汉朝在文学史上一般分为东汉西汉。
东西之分是国都所在地来命名的。
两汉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汉赋，散文，诗歌。
从文化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
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学史家批评汉代文学的双向模式，即儒家正统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学观是复古保守的，道家异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学观是创新进取的。
两汉散文以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最为突出。
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成就。
东汉班固的《汉书》与之齐名。
政论文中名篇佳作叠现，其中包括：贾谊的《过秦论》、《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
从文化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
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学史家批评汉代文学的双向模式，即儒家正统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学观是复古保守的，道家异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学观是创新进取的。
两汉诗歌以乐府诗和五言诗成就最为显著。
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种新诗体。
著名的《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中的叙事长篇，后人把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
《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汉赋乃两汉一代之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体。
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它兼收并蓄《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诸种文体。
形成了一种容量宏大且颇具表现力的综合型文学样式。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骚体赋，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司马相如的大赋是汉赋的顶峰。
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都为汉大赋力作。
张衡的《归田赋》还开启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一些名人对孟子的评价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评价孟子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又说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所谓“所如者不合”与“迂远而阔于事情”，是说孟子的学说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差太远，孟子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
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
孟子与荀子同为先秦儒家大师，但其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的观点却截然相反。
那么究竟谁的观点代表儒家原则
是孟子对而荀子错，还是荀子对而孟子错，抑或是二人都错
结论只能是二人都错，也就是说二人在逻辑思辨上都是独断的，而都是出于独断这一点又恰恰便是包括二人在内的儒家的共同原则。
儒家学说是一道德体系，其中的许多原则属自明性质，非由逻辑论辩可以证明，也无须通过逻辑论辩的形式证明。
荀子和孟子二人，荀子主性恶，孟子主性善，荀孟的不同不在于儒家“仁”的思想的差异，也不在于儒家逻辑论证方法的差异。
孔孟荀三人所以能并列为早期儒家大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孟荀三人在思想和方法论上的一致。
荀孟所以不同，是因为二人在儒学的理想与实践上有着不同的侧重。
表面上看性善、性恶正相反对，实际上却更加反映了荀孟二人极为一致的儒家本色。
孟子和荀子都认为性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不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所谓性善性恶，先天后天，原也就无所谓善恶，性善性恶只是二人逻辑论证的不同前提而已。
孟子的“义”出乎心性，但是“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仁义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先天虽有的，后天也有可能会失去。
荀子的仁义虽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伪”，“强学而求有之”。
先天没有的，后天也可以具备。
所以先天有没有并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后天能不能拥有。
所以说，性善论与性恶论是同样归结为儒家“仁政”理想和“求”与“学”的实践原则，在此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孟子和荀子既然一致，为什么会有一人主张性善、一人主张性恶
其原因即在于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
对此，早有指出。
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
? 评价孟子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又说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所谓“所如者不合”与“迂远而阔于事情”，是说孟子的学说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差太远，孟子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
司马迁评价荀子说：“荀卿，赵人。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
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
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
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所谓“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说明到荀子时社会现实更趋恶化，更不容提出过高的理想。
孔孟荀三人的身世环境属于同一类型，都有所谓是非淆乱、老而发愤的经历。
但孔子生当春秋末年，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毕竟要好一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
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作为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学术大师，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都在孔子孟子之上。
所以荀子专意著作了一篇，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 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
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是俗语所说的“唱红脸”。
表面上讲性善，实际上重在后天行事。
荀子讲仁义，但荀子生当战国末年，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宜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有佛家世纪之末救世出苦海之意，是俗语所说的“唱白脸”。
孟荀二人性善论与性恶论态度虽然相反，但“仁”的主张一致，强调后天实践一致，并且性善论或性恶论的独断的逻辑论证方法也是一致的。
社会政治格局是有变化的，学术的发展也是有变化的。
在这方面以法家的论述最为充分，如说：“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李斯秦始皇三十四年奏议：“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
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 儒家的发展，有一个由“仁”向“义”、“礼”，直至向法家的“法”过渡的流变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性善论与“义”相联系，性恶论与“礼”相联系，核心是“仁”。
“义”与“礼”仍然是仁，之所以有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不同，则是原于历史环境的变化。
“义”与“礼”变了，性善论与性恶论变了，但是“仁”没有变，儒家体系的独断性质也没有变。
对于此一性质，学术界也早有指出。
朱熹在解释张载中“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一句时说：“横渠谓‘天体物而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此数句是从赤心片片说出来，荀、扬岂能到
”（卷九十八）所谓“赤心片片”，即表明此问题是由内心自明的，而非推理的。
梁启超说：“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
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
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见梁启超第八章《道家思想（其一）》。
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东方出版社1996年编校再版。
）简洁而准确地指出了儒家学说的人文实践倾向。
梁启超先生又说：“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大师，其政治论之归宿点全同，而出发点则小异。
孟子信性善，故注重精神上之扩充。
荀子信性恶，故注重物质上之调剂。
……孟子言‘辞让之心人皆有之’，荀子正相反，谓争夺之心人皆有之。
”（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七章《儒家思想（其五）（荀子）》。
）所说出发点的小异当即指孟荀二人的论证手法不同，归宿点的全同当即指其儒家本质的一致。
参考资料：《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
